第一个在上海出现的“中央大员”是“军委会宣导委员”何民魂(比蒋伯诚还早一天),那位何老先生是****的老前辈,到沦陷区已有相当年月,据说他担任的是“策反”工作,日本投降后,在南京上海各成立办公署,并设立各地区的地方工作委员会。所搜罗的人物,真是五光十色:南京的工作人员是王逆敏中(伪内次、教次、伪江苏省财政厅长),戴逆英夫(伪教次、伪组织部副部长、伪上海市教育局长)等,江苏省的负责人是金逆家凤(伪中委兼华中运输公司——日本的国策会社,为华中振兴会社的子公司——总裁),上海地方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是王克修,伪市金库复兴银行的秘书。据说王克修是蒋经国的人,参加蒋经国所领导的小组织的。因为蒋介石认为戴笠所负责的蓝衣社,太偏于情报与行动,且声名太坏,人家对它既怕且恨,不能担当组织斗争与政治斗争的任务,所以叫蒋经国另起炉灶,组织“新太子派”,名叫“建国社”,作为嫡系中的嫡系。王克修奉派到上海来,把罗逆君强吸收进“新太子派”,而王克修就在罗逆任董事长的“复兴银行”里担任“秘书”。

所以在日本投降前后,罗逆君强非常卖力,八月十日晚上发表“劝告上海市民”“镇静”的文章,十四日就“市警察局长”兼职,十六日以后,统率伪保安司令部及伪警察局在主要马路上白天宣布戒严,以便利日本军队、日本机关搬运物资及藏匿、毁损物资。

日本一投降,上海市区马上重行宵禁,晚上十时以后即禁止行人及车马通行。要走路就必须向伪保安司令部领取通行证。因此,所有重庆派来或自称是“地下工作”的中央人员,都取得了伪保安司令部的“通行证”。这和“投降”后的日本军队依然雄赳赳地高视阔步的站在交通要道“维持治安”,有“异曲同工”之妙。

周逆就任“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后,罗逆及熊逆剑东等任副指挥,但总指挥部的实权则操于“秘书长”兼“军法处长”程克祥之手,“总指挥部”设有“秘书长办公厅”,其下分设各处,南京伪府的“部长”及伪上海市府的“局长”大都成了“秘书长办公厅”的“参事”“参议”或“专员”,“少将”级的几近百名。为什幺有此不伦不类的机构呢?因为程克祥是戴笠的人,周逆佛海要靠他保镖。

日本投降后半个月内,上海盛传蒋经国要到上海任警备司令或警察局长,所以罗逆君强非常安心。后来消息传来,淞沪警备总司令是钱大钧,副司令为李友兰,而市警察局长则为宣铁吾,蒋经国派到了东北去。于是王克修所接收的《新中国报》及《小报》(改名为《革新日报》及《上海晚报》)又被《前线日报》所接收。而罗逆君强也随周逆佛海、丁逆默村飞去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