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份子”从“地下”一钻出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抢报馆。国民党反动派对于人民的言论出版,限制不遗余力,但他们自己却深知言论出版的重要,在总的方面说,当然要控制一切,包办一切,而内部各系派则你争我夺,大家都想先下手为强。所以抢夺得最激烈的就是报馆。

在日本投降之前,上海所有的敌伪报纸,计有下列各家:(一)《日文大陆新报》,在黄浦滩十七号英商字林西报馆原址,为日本陆海军的机关报。(二)《新申报》,由大陆新报社经营,等于大陆新报的华文版,地址同上。(三)《中华日报》,南京伪府的正式机关报,直属伪宣传部,社长为林逆柏生,代理社长为许逆力求,地址在北河南路原市商会国货商品陈列所。赵逆尊岳继任伪宣传部长后,该报人事并无变动。(四)《新中国报》,在河南路与汉口路转角,董事长周逆佛海,实际上由日方直接支持,与日本大使馆关系较密切;另出一八开夜报,名《小报》。(五)《平报》,周逆佛海、罗逆君强系的机关报,地址在四马路中市,于日本投降前半个月停刊。(六)《国民新闻》,为“特工总部”的机关报,董事长也是周逆佛海,实际上为李逆士群的工具,地址在沪西静安寺路,于日本投降前一个多月停刊。(七)《申报》,由日本海军管理,社长陈逆彬和。(八)《新闻报》,也是日本海军管理,社长为李思浩,副社长陈逆日平,李思浩的出任“新闻报社长”,且担任“全国新闻协会会长”,据说曾征得蒋介石同意的。

关于这些报馆的“接收”,颇有一些曲折,甚至有接连三四次的。除《平报》早和吴绍澍事前有接洽,即由吴绍澍接收,出版《正言报》,并无其他纠葛外,其他各报都或多或少地有波折:

《中华日报》先由三青团接收,改出《青年日报》,后来重庆中宣部认为伪《中华日报》是伪中央机关报,应由中央机关报接收,命令拨给《民国日报》,但《青年日报》捱拖着不移交,而《民国日报》名义上的社长胡朴安老先生是一位不会与人争夺的长者,所以也就接收不到,只好借新闻报印刷。

《国民新闻》先送给CC团的朱应鹏(《国民新闻》的“副社长”黄逆敬斋本CC出身),出版《光华日报》,后来又代印《中美日报》《时事新报》《大晚报》。但伪《国民新闻》为“特工”机关报,所以十一月中又由戴笠的军统局接办。

《新中国报》本来是预备送给第三战区顾祝同的,日本投降的十五日晚上,CC特务“中央调查统计局驻沪专员”刘青白(化名)派人去接收,十六日又有吴绍澍系统的“地下总部”武装接收,出版《正义报》;十七日被何民魂赶跑,改出《革新日报》;八天之后,又有顾祝同的《前线日报》奉命接收,而同时《文汇报》也奉“中宣部东南专员”冯有真之命接收,把《革新日报》的财产共同封起来,明天,冯有真的《中央日报》又来接收。于是以《中央日报》为主,《前线日报》《文汇报》都挤在里面。好在每家都出几千份报,一架机器也来得及印刷。

《大陆新报》和《新申报》大家都去抢过,而《前线日报》又志在必得。但日本人在门口架着机关枪,没有人敢去。最后始由汤恩伯接收,改出《改造日报》(日文版)。

《新闻报》一度由戴笠部下的陈默接收,戴没有同意,令陈默退还,但李思浩不肯再收,直到詹文浒到沪后,勒令停刊,听候整理。《申报》自陈彬和跑后,内部无改变,报面上大捧程克祥(周佛海的秘书长),当然是倾向戴笠的,结果也勒令停整理。到十一月二十二日《新闻报》在程沧波指导、詹文浒经理之下复刊,《申报》在潘公展指导、陈训念经理之下复刊,都成了CC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