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以前,曾经过几次破坏,特别是奚培文的叛变,把所有的团员都出卖了。奚培文是三青团上海支团部的书记,他拿上海全部团员的名册向汪精卫的“特工总部”卖了二十万块钱,另外当然还得到一个汉奸官职。汉奸特工就根据了名册,一一逮捕或勒索,一个普通团员,大概纳五六百元以至千元的“手续费”“交际费”,特工们就说:你的姓名已勾去了。所以沪西“特工总部”捉到很多人(这些人当然变成“和平通动”的干部)之外,还发了不少财,其收入数十倍于收买奚培文的价格。太平洋战争之后,三青团的总务部长运一箱文件单据到屯溪去,路上被敌宪兵抄到了,于是又破获了一次。从此以后,三青团在上海的组织,究竟有无,已成问题(没有什幺活动,那是毫无疑义)。

日本一投降,三青团却是最活跃的一个单位,除满街贴“蒋团长万岁”“拥护吴支团长”之类的标语,及印贴几种传单之外,所谓最热心的就是封房子、搬货物、抢亻家具。查封房屋最多的,在重庆来的机关单位之中,三青团考第一名。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三天,三青团在古拔路北端去封一家南京伪军官的房子,那位伪军官是汪精卫的亲戚,头寸也不大,照理是毫无反抗余地的,不料此人却早有路道,已变了“地下工作者”,一个电话出去,伪保安司令部派了保安队赶来保护,三青团有枪,伪保安队的枪更多,于是僵持半天,三青团只好掩旗息鼓而去。上海最大的汉奸报,存纸最多的《中华日报》,也由三青团接收,改出《青年日报》。

三青团的分子,一部份是林逆柏生所领导的“青少年队”等(其中一部份干部本来是三青团去的,现在算是“复员”),还有一部份则是汉奸特工及日本宪兵队密探等。他们都摇身一变而为“地下工作者”。曾有人问过三青团的负责人:为什幺收容这批人物?据答:通过他们才能知道汉奸的踪迹与财产,此之谓“以毒攻毒”!

所谓“中央的正式部队”,最早到上海的是“中央宪兵司令部特派上海宪兵队”。这个名称既极特殊,组织更为特殊,因为到上海的只是一个队长叫做姜公美,其余均在上海就地招募,流氓、地痞、汉奸、密探、贩红丸的、卖鸦片的、开赌台的、拐卖妇女的,一应俱全,而且全是这一些份子。当然,所做的工作,无非是:查封、接收、逮捕、扣押、讲斤头……直到宪兵二十三团开到上海以后,姜公美的上海宪兵队才结束。先是集中整训,其次是解散,而姜公美本人则在各方攻击之下,解送到南京去,但他的部下,则最起码的人也发了伪币几万万元的胜利财了。

据姜公美自称,他的如此下场,实在冤枉。因为他没有说过别人的坏话,而别人则专说他的坏话,把自己做的事也加在他的身上。言下大有“好人难做”之慨。

的确,姜公美是“好人”,他曾忠实执行当局的政策:第一、他曾命令他的部下,捉到汉奸,有钱即放;捉到共产党,则可先杀后报,而且不要正式办公文;第二、他曾收编了一些日本兵在他的宪兵队工作。如是忠心耿耿,“功在党国”,而为了一些贪污勒索的小事(何况那是大家有份的),而要惩办他,怪不得他要不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