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日左右,上海盛传有第一批“国军”从温州到了浦东,其中有美国顾问与美国教官,即将到沪。那一天早晨就有许多人聚在黄浦滩等候,准备好了爆仗、军乐队,还有插满国旗扎着彩的大卡车,爱多亚路上断绝交通达半日之久,结果是毫无影踪,到下午二时许,大家无精打采地走了。原来预定来上海的所谓国军是忠义救国军张阿六部队(浦东的土匪地痞),一切都接洽好了,但“维持治安”的日本军部却不答应,发出了命令禁止张部登陆。“交涉”无效,于是张阿六的联络参谋坐了汽艇迎上去叫他们退回浦东。

过了几天,“忠救”淞沪区指挥官阮清源(即袁亚承)率领了一群黑衣破旧、挟着席子的非兵非民的人,分乘卡车数十辆进入上海,阮清源之下又分设四个区指挥,其下又有支队、大队、中队、小队。其中有一个区副指挥是着名赌台老板朱顺林,他的作法是最直爽痛快的,有人去投效,先缴伪币十万元至五十万元,就发一张身份证给他,可以出去“办公事”,每一桩“公事”,至少讲伪币五百万元,最大的一桩,据说在十万万元以上。经手办“公事”的人可以提一成到二成的奖金,再根据所办公事的肥瘠分派职位。所以只要经手办一桩起码公事就可以一本数利。因此他门庭若市,手下有数十个大队长。朱顺林刮了不少钱,就购办军装被服、汽车、汽油等等报效给阮清源。

戴笠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对外用“中美合作所”的名义,总部即设在杜美路七十号杜月笙的新宅里。“中美合作所”本身有武装部队,臂章叫“定平”,所以逮捕汉奸等事,都由“军统局”的特务指挥“定平”部队执行,所以实权最大。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稽察处,完全由“军统局”负责,总司令副总司令不仅不能过问稽察处做些什幺,甚至连稽察处有些什幺人,都不得而知。

大概因为阮清源对戴笠的孝敬太少,十月初旬戴笠把阮清源扣押起来,到了十月下旬,甚至带了手铐移送法院。这一件事引起“忠救”人员的愤慨。因为阮清源是“忠救”元勋之一,他曾几次率领部队进入沦陷区,既曾“抗”过“日”,更大大地“反”过“共”,对戴老板是有过功绩的。就说是他到了上海后,敲竹杠,发胜利财,也并非他一人如此,不应独办他一个。而且退一百步说,他的罪恶无论如何比汉奸要低些,汉奸带军队的尚且一个也不捉,文职的汉奸虽捉了一些,但到十一月底止,只有三十余个不关重要的解送法院,而对阮清源独严厉如此!大家认为戴老板的手段未免太辣——特别是对自己的部下。

如果说是为了做榜样,所以对自己部属要严吧!则陈恭澍(着“蓝衣社黑幕”,曾任南京“特工上海区长”)、万里浪(南京“特工浙江区长”、“政治保卫局第一局局长”)等叛徒都照常任用,阮清源的罪终不至于超过陈恭澍、万里浪等吧!

关于戴笠部下在上海的“廉洁”程度,有一件事可以看出其全貌:九月下旬戴笠在杜美路七十号召集全体干部训话,门内门外停下了黑牌汽车四百余辆之多。“军统局”工作人员的每月薪津,没有人超过法币十万元的,而普通都在二万元以下。这几个钱连黄包车都坐不起,怎能坐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