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以后,清廷的统治愈益日暮途穷。光绪二十六年,即一九〇〇年春天,义和团在山东直隶各处先后爆发蔓延。

由我这个亲身经历者所了解的说来,义和团起事的原因中,最不可忽略的要算民众与教堂间恶感的深化。

外国教士初来中国传教,我国人民对之极端仇视。其原因,一是由于人民幼稚的民族感情,他们对外国人本怀有歧视的观念;另一方面教会本身也有许多不检点之处,因而招致了人民严重的反感。那时教士们由于他们本国政治上经济上地位的优越,在中国社会上形成一种特权阶级。我国人们一旦受洗之后,借着外人的势力,便也趾高气扬,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任意生事。地方官因为外人的牵掣,无法予以干涉,人民也敢怒而不敢言。于是外国教士益发乐于在背后支持,希望由此多吸引教徒,扩张教会的势力。这样一来,教徙的气焰越高涨,人民对于教会的恶感越深,仇视的观念一天天加强,遂一发不可收拾。当时在华教士,可分耶稣教和天主教两种,耶稣教教士态度较天主教为好。所以这两种教堂,本质上虽同样是人民眼中的公敌,但仔细分辨,尚有程度上的差异。

义和团原是白莲教的残余,最初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帜,在民间私相传授。后来随着教会与民众对立之深刻化,于是便逐渐染有排外的色彩,由对内转移而为对外,形成一种中国初期反抗帝国主义的民众武力。义和团初起时是在山东的曹州东昌一带,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四个字。在这样的号召之下,各地民众风起云涌地附和参加,到处焚烧教堂,仇杀外国人,毁电线,拆铁路。这种极端排外主义的表现,可以充分地说明民众对于帝国主义的恶感,是怎样的深刻和严重。

在义和团势力最盛的时候,有所谓铲除二毛子的一种附带运动。二毛子,就是指中国教徒而言。平常因为教徒们借着洋大人的势力对同胞作种种的侮辱,这时便不期而然地有一般人联合起来,挨家搜查这种狐假虎威的二毛子。搜查时并没有一定的标准,任便人随意乱指,你家里如有一个十字,就说你是个二毛子;他家里有洋灯洋油洋火,也说是二毛子。一经指认出来,就百般地勒索。穷苦人家多少出几个钱便可了事;富者则千方百计地予以刁难,非至倾家荡产不肯罢休。这为义和团本身,造成最严重最可惋惜的罪恶。

练军接到镇压义和团的命令,是在这一年的正月初八日。我们的队伍最初开到保定府东北白沟河;在这里稍事弹压,百姓们便销声匿迹,完全平息。带队的张协统—山东济宁州人—当天晚上和队伍讲话,出人意外地讲出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不要得罪百姓,义和团是好事。他们打洋鬼子,我们不要干涉。我们到这里来,是上头的命令,没法子,不得不来罢了。—这是秘密的话,大家可不要告诉别人说。”

张协统这样一讲,军队知道了,百姓也就立刻知道。于是他们重新又把义和团练起来,声势反而较前更大了。因为以前还是秘密的组织,现在则官宪方面已经默许了。依照当时的情况看来,如果带兵的官长能够认真地镇压,切实劝导,义和团的平复,倒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情。不过当时官长都存有阳奉阴违的心,不情愿真正消灭他们,但也无力指导他们走上正道,所以结果军队在东边镇压,百姓跑到西边去练;军队在西边镇压,百姓跑到东边去练,形成一种故意放纵,掩人耳目的情势。

义和团初起时的蓬蓬勃勃的盛势,清廷委实吃惊不小。他们的运动显然含着排外与反清的两种成分,随着时间的进展,客观形势的演变,排外的念头也很可能地重复转移而为对内的斗争。因此清廷便有一度的犹疑:剿灭它呢?抑或应当因势利导,使它成为纯粹的排外运动?最后的决定是采取了后者的策略,立时由政府创练义和团。从此这一幼稚的民众运动,便被清廷所利用。

三月中旬,保定府接到创练义和团的谕旨,各地遂公开成立团练,彰明较著地从事练习。保定府城南五十里,东流大寨口内有个天主堂,这时候遂成了众矢之的。义和团为要做些实际的工作给民众看,便率大队兵丁去打这座东流天主堂。为此问题,练军的官长分裂成为两派:一部分官长主张打,一部分官长主张不打。主张打的一方面认为既然奉令练习义和团,自当先杀些外国人,以正观听而平民气;主张不打的人,则顾虑到怕因此酿成祸变。后来主张打的人占了决定的势力,当晚即调动队伍随同义和团一同出发。

练军已经久未经过战事,一切行动和计划都幼稚得可笑。出发的时候是在晚上,每人给一个纸糊的灯笼照路,几百的灯笼联在一起,排成二三里长的行列,从远处望来,火光烛天,好像正月里赛龙灯似的。那时我就怀疑:晚上行军,怎么可以打灯笼呢?自己疑云满腹,莫测玄奥。在路上走着,倒觉得好玩,一点也不感到寂寞。离东流约有二里左右,正在进行的当儿,天主堂那里砰砰地响了两枪,冲着行列打过来。义和团在前头,听见枪响,回头就跑,队伍也随着溃了下来。鬼也没有看见一个,就一退二十里。那时也不懂什么叫做兵站,吃的东西都是临时由百姓供给。听说队伍退了下来,百姓送来的烙饼,就命为“得胜饼”;送来的绿豆汤,命名为“得胜汤”;送来的茶,也叫“得胜茶”;什么都是得胜,那心理,真是可笑。待了三四天,又决定继续进攻。这次进攻,由两个人抬一副门板,走在前面,借以掩护后头的队伍。不料刚刚要冲上去,天主堂那里噼里啪啦又是一排枪声,把这边打伤了好几十,死了的也有好几位。队伍败下来了,你抱怨我,我抱怨你,大家对于义和团的信仰,不由得起了动摇。正在这时候,队伍即接到上谕:严拿义和团匪兵,于是轰动一时气势蓬勃的义和团,遂急转直下走向败亡的结局中。

原来这时八国联军已经攻陷天津,聂士成力战阵亡。败报传到京师,西太后等仓皇出走,在北京留守的,只剩了庆亲王弈劻等数人。拿办义和团的上谕,似乎就是这时传下来的。我们的队伍接到这道谕令,就到处攻打义和团。始而下令提倡,继而又复下令捕拿,朝令夕改,军民不免怨言四出。关于满汉的界限,这时也有许多目兵已有一点模糊笼统的概念,也有些目兵连这一点概念也没有。官长都是拿钱吃饭主义者,叫打就打,不打也行,自己反正是没有主张的。

不久,北京亦为联军所陷,京津一带的溃兵大批地直向保定府退下来。这些军队,平素没有主义,没有训练,到了这时,有限的一点纪律,亦全部废弛。沿途任意抢掠,百姓所遭的劫难,真是不堪设想。其中有一幕骇人听闻的惨剧,很值得一写。那是武卫右军的兵在溃退的途中遇见一位坐轿车的华贵少妇,手上戴有两副金镯子,因此触动了一部分士兵的非分之念。他们尾随着她,到了晚上约六点左右,有十几个士兵蜂拥而上,喝令轿车站住,强迫那女子把镯子交出。那女子坚执不肯,士兵大怒,抽出刀来,照着女子的肩膊砍下去,连同手臂一齐砍了下来,镯子遂被士兵抢走。

所谓赤金镯子,那时队伍里弟兄们听过的人多,见过的人可少。两副镯子为少数人得去,其余的人不免眼红,这时看见得镯子的人走在前头,后面的人便开一排枪,把前面得镯子的人尽数打死,镯子不消说就归后面的人所有。消息一传到最前头的一连人的耳朵里,他们也眼红起来,立地将队伍散伏在两旁的高粱地里,等候得到镯子的人来到,又是一排枪,将那班人全数打死,镯子遂又由他们夺走,分途四散。合计起来,为了两副赤金手镯,害死一个女子,又害死整整一连官兵。

溃兵从京津一带退走的时候,练军即在保定附近设放几十道卡子,专门收缴溃兵的枪械。镯子的惨案发生了,又临时奉令盘查带赤金手镯子的溃兵,查出来,就立地枪决。当时查出的嫌疑犯约有四十多个,统统都就地枪决。这一事件,连同各地枪杀的嫌疑犯,至少怕也在千余人以上。军队平素没有训练,没有纪律,是多么危险的事!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保定府焚烧教堂的情形,说起来也非常可笑。每次动手,百姓们聚集教堂附近,先大声呼啸一场,呼啸完了,然后再纵火焚烧。队伍接到百姓纵火的报告,即出动镇压,可是走近教堂一里左右,即停止不前,等到教堂烧完了,再疾趋而进,敷衍塞责。保定府东关和南关的教堂,统统是如此烧掉的。因为这个缘故,联军于攻陷京津后,即派兵进占保定府。联军未到以前,官府下令,二十里以内不准住百姓,以便外国兵驻扎。命令一下,百姓扶老携幼,纷纷出逃,有资财的人也有地方可逃,倒还没有什么大关系。穷人呢,就哭天号地,走投无路了。

联军开到前三日,保定练军已陆续退出,后方留守的是副哨官张绍绪和我。他同我到藩台衙门去,请示留守处刀枪铁矛以及给养等如何处置。到了那里,张副哨官向中军官述说来意,那人微笑了一下,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这时候护院大人自己还顾不了自己,哪里能管这些闲事!请您赶紧回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若是再机警一点的人,一听这话,自然应该立刻回来,赶紧自己设法处置了,预备出走。哪晓得这位张副哨官却坚执地不走,非要请示护院大人不可。中军官不耐烦,就一直支吾他。他们说话,我在外头听得很清楚,心里实在闷不住了,就一步进到屋里说:“中军大人、张老爷,我们可不可把东西都捆起来放到井里,上面再用东西掩蔽?咱们该怎么走就怎么走。”

中军官一听我的话,连声说:

“好,好,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

这样我们才退出来,一路上张副哨官却大大地抱怨我,说我多嘴,不知高低,好管闲事。我也不便和他争较。刚走到营门口,正要进去的时候,有个人飞奔地从东边跑来,说外国兵来了。大家一听这话,也就顾不得入营,急忙向西逃窜,留守处的东西不消说全都丢了。这次我算深深领教了那些官长,他们都不过是些酒囊饭袋。事先如果稍肯负责,稍有打算,留守处的东西我想怎么也不会丢掉的。

使我最惊讶最痛心的,是我在西城所看见的情形。这时城里的许多大人先生们,居然已经预先制好了八国的国旗。看见小个儿的鬼子进来,就把太阳旗高高地悬挂起来,表示是大日本的顺民。看见高个儿的鬼子进来,于是又换上德国旗,表示是大德国的顺民。悬挂外国旗的,一百家中起码总有六十家以上,而且每家都置备八面,相机轮流悬挂。然而穿短衣服的穷苦同胞,却不做这种勾当。这也许他们有硬骨头,不肯这么做;也许是因为他们穷,根本没钱买置八块布的缘故。这种奴颜婢膝的劣根性,真正叫人气死!如此民族,被人家生吞活剥,随便凌辱,原是不足为怪的。我觉得这都是我国数千年来封建文化和奴隶教育的结果。

联军进了城,第一件事就是把藩台廷雍、骑兵营营长王占魁和城守尉某杀掉了。因为保定府义和团初起时,藩台廷雍在背后主张得最力。那时保定府城守尉—清廷的亲贵—曾暗中积极怂恿廷雍鼓动拳民,扩大排外运动。廷雍受此激励,益发疯狂地奖励义和团的暴动,北关南关两处教堂之被焚,事先都是得到廷雍的同意的。教堂正烧的时候,王占魁又乘机将南关教堂传教的一位莫姑娘抓出来枪杀了。因此联军动了公愤,一进城首先就把他们三人抓住,在莫姑娘被杀的地方,一一杀掉,同时还用地雷把城角轰坍了一大块,留下了一个永难磨灭的民族耻辱的纪念。联军统帅瓦德西,这时也驻节保定府城里。

我跑出城来,就到城东中阳村赵万顺先生家里暂避。赵万顺是我幼年时的一个朋友。他家里有他的老太太、女人、小孩,同他的一个兄弟。在这里住着,我得到几个极深的印象,至今犹不磨灭。赵家吃饭,每餐只喝两碗小米稀粥,一天两餐,都是如此。粥里只是少许的米粒,简直不能充饥。我家里虽然穷,可是一天只喝两餐稀粥的生活却还没有见过。后来我问赵太太:

“你们光喝稀粥吗?”

“天气快冷了,”赵老太太说,“每天没有什么事做,用不着吃得太饱,喝两碗稀粥就算很好,比咱们家强的,也是这样。”

经我这次叩问以后,赵老太太怕慢待了客人,每餐特意留几块红薯给我吃。老百姓原来每天只喝两碗稀粥呀!在这儿,我不由得想起了镇压义和团时所见的一幕情景:我们的队伍开到容城,住在北关一座文庙里。时在初春,天气极冷,白沟河县官为要博得军队的欢心,特为我们预备了一堆同三间房屋不相上下的木炭,放在庙里给我们作烤火之用。火焰熊熊地燃烧着,我蹲在大殿里,心里不住地在想:“这笔钱从哪里来的?不是从百姓身上抽来的血汗吗?”地方官在百姓身上搜刮的时候,锱铢必较,搜刮到手,却这样挥霍如粪土,这样的糜费无度!这一幕奢侈浪费的背景,与眼前自己所亲见身受的艰苦情形比较,叫人作何感想。

联军开到保定,并没有携带粮秣,于是每天一早到四乡各处去劫粮,并且抓人抬东西。百姓一看这情形觉得不妙,每天不到天亮就吃早饭,吃完早饭就逃向村外,找个低凹的地方躲着,一直要到晚上才敢回家。那时我们往往躺在洼地里,脸向着太阳,心里说不出的悲愤,说不出的痛楚。肚子里一时在辘辘作响,奏成一曲饥饿与愤激的交响乐。

一天,我们从地里回来得很早,正吃晚饭的时候,忽然听见一阵打门声,吓得大家立刻丢下碗筷,急急惶惶地向菜窖里躲,后来仔细地倾听,才听见外面不住地喊:

“赵大哥!赵大哥!”

赵万顺就同我说:

“你的个儿大,你隔着墙望一望是谁?”

我隔着墙头向外一望,看见门口站着一个二十余岁的男子,后面跟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经了一番询问,我把门开了,原来那女子是赵万顺兄弟的未婚妻,因为荒乱,家里不敢负责,特意领交赵家来完婚,了却一桩心事。那个男子,不消说就是那女子的哥哥了。为了居住方便,家里立刻为他们结婚,当时就在地上扫了一堆土,插了三根草棍,参拜天地,完成婚礼。正是这时,又听见外面有人嚷:“外国兵进村来啦!”万顺兄弟一听这话,也顾不得害羞了,抓住他新婚妻子的手,急忙地跳墙跑了。万顺,万顺的老太太,万顺嫂子,都抿着嘴对他俩哧哧地笑。

外国兵抓人抬东西,年轻的小伙子是不要的,专门要抓五六十岁的老头儿。因为老头儿身体弱,抬东西时常常摔倒,这时外国兵就在一旁鼓掌大笑,引以为乐。这时要是老头儿的儿子看不过,要上前代替老头去抬,外国兵就拳足交加,没头没脑地一阵乱打。最残暴的要算是日本兵,许多惨无人道的事情,都由他们做出来。他们常常拿百姓当靶子,随意瞄射。比如他们在站岗的时候,若是望见百姓远远地步行而来,便举枪瞄准,打中了的时候,就拍手狂笑不已。那时村上的老百姓在一起谈话,都以此为中心,不是说东村里打伤了人,就是说西村里打死了人。奸淫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保定府附近各村五十岁以下的女人,被外兵奸淫至死的不下一二百起。

在赵家住了不久,打听到我们的队伍在固安县大宫村驻扎,我就到那里去。路上整整走了两天,每天足要走一百多里路。两天的长途跋涉,走得我精疲力尽,浑身酸软得如同麻木了一样。平素我的身体本很强健,只因这次住在赵家,每天只喝两餐稀粥,营养太不充分。又加我在路上走得太急,所以到了大宫村,身体感到极度的疲弱。幸亏队伍找着了,并没有什么意外的不幸遭遇,我得有安心的休息。这时在大宫村同住的队伍,尚有天津镇锦字六营,是由徐锦标带领的。

队伍在这里住着,李鸿章已由广东赶到北京议和。这时联军坚持要清廷交出四凶,然后才能停战撤兵。所谓四凶,就是载漪、载勋、董福祥和刚毅四个主动拳变的人。这条件确实给清廷一个大难题。因为四凶里头,亲贵占了三个,还有一个,也是朝廷的重臣。这如何能够轻言交出?后来联军以清廷不允所求,扬言要继续西进,骇得那位与唐朝武则天先后媲美的西太后,急忙由大同跑向陕西。同时即匆促谕令:载勋革职,刚毅交督察院吏部议处。不料正在这交涉停战的时候,忽然大宫村又出了枪杀德兵的乱子。刚刚有一点眉目的调停交涉,至是又生出枝节。

那乱子是这样发生的:大宫村锦字六营的一个士兵在村外放哨,瞥见从涿州那边来了两个德国兵,骑着马,耀武扬威,不可一世。那兵激于一时的义愤,举起枪来打落了一个,另外一个回马即逃。死了的落了马,放哨的那兵就将马牵走,以为出了一口气,心里万分痛快。这件事,除开那放哨的士兵外,村里的队伍不消说大家都不知道。不久,德兵大队到来,在二三里外即开枪攻击。队伍听见枪声,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有向后撤退。锦字六营退向沧州,保定练军退驻蠡县。因为时间匆促,应用东西都不及携带,沿路受尽辛苦,到了蠡县,我们的队伍住在城里侯家庄,其余分驻于城内各处。

大乱以后,一切政务都陷于停顿状态。军队这时同没了娘的孩子一样,伶仃漂泊,给养无着。吃的虽暂由地方上供给,可是饷用却成了问题,即使极少数的买菜的钱都付不出来。吃的小米又坏,每次吃饭,只好囫囵着向肚子里吞咽。义和团事件后来虽然结束了,然而他们所留下的苦难的日子,却得要大家慢慢地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