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就是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过新年的时候,营中的同伴们因为心绪苦闷,生活无聊,又嚷着要赌博,有几位又劝又拉,非要我加入不可。这时我已积有六七吊制钱,老朋友赵万顺也储有四五吊,都存在我的铺后头。经大家一番劝诱,一瞬间的转念,由于我那时年纪轻,竟又把持不住。赌博场设在本地大绅士赵东海家里。头一局大家公推我做庄,因为没有宝盒,临时用竹子牌代替。头一宝拖出来,赵东海就问我:

“你向来不说瞎话,我问你,这一宝是几?”

我回答说:“是三!”一句话刚说完,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把注子下在三上。等到把宝开出来,果不其然是三。这一宝,整整把我的庄底都挖空了。后来大家过意不去,商量不要我赔钱。我说:“那不行,既然输了,我自然应当要赔。你们不要不成!”

大家散了之后,我找了一把刀,对准左手,愤恨地说道:

“以后你再不改,还要继续赌博,非把你砍掉不可!”

到了正月初六,练军始正式接到改编淮军的命令,归李鸿章节制。至是,我们的队伍才算有了着落。改编的结果,计共编成骑兵五营,步兵五营。我编入元字前营,统由吕本元带领。当时所以改编为淮军,说起来也颇有兴味。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第一步即着手整理境内散往各处的溃兵。唯因大乱以后,财政异常困难,饷项无从筹措,不得不商请淮盐商代垫。淮商应允了,但坚持须以改称淮军为交换条件,所以队伍一接到命令,即点名改编,换成淮军的新名号。

队伍经过改编,老弱全部淘汰,被裁的官兵每人发四个月饷。饷银系一种“松江银锭子”,黑而且杂,成色极劣。这次我领下来的饷,差不多全数都付了在赵先生家输的账,因为一些老朋友都被裁回家,没法子不还账。朋友们都走了,我们这一棚人,孤零零地只剩下我一个人,一时不免十分感伤。同时我重复拿起刀,对着左手,仍如前次一样恨恨地骂了自己一遍。

改编以后,队伍仍旧驻蠡县操练。我们的营长是李洙熙,帮带是傅应金,哨官是何树堂。名义虽然改编了,军中的一切情况,仍然如从前一样,散漫泄沓,种种恶习,一点也没有革除。官长们,学识能力很好的固然也有,但大多数都是靠着眷戚乡亲援引,才升任上来的,他们既无学识,亦无经验,根本不知练兵为何物,所知道的,只是“做官三辈爷”(自己是老爷,上辈是老太爷,下辈是少爷)的大道理。结果弄得死气沉沉,糟成一团。因为改编的缘故,饷章也更改了。每三十三天,方才发饷一次,每人三两三钱松江银锭子。这时大家有一句流行的谚语是:“三十三天三两三,既扣吃来又扣穿。”甚至连兄弟们结辫用的绳子,也被克扣了去,弄到月底,往往一钱不剩。好像那时当官长的唯一工作就是克扣士兵的血汗钱。

正月下旬,蠡县边境来了大股土匪。匪首车轮标,是保定府南著名的痞棍,因为犯案发作,急而生变,遂啸聚流氓,结成极强悍的股匪,四出劫掠。队伍从正月底奉令追剿,一直剿到六月间,始终没有把他剿伏。军队平素训练的成绩,由此也可略知梗概了。其中柏管带所统的右营,不仅队伍被匪击溃,连饷军及“洋抬杆”(当时一种兵器,每营二十杆),也被土匪劫去。这真是国家练兵以来空前的奇闻!原来柏管带向来喜住民房,这次也是住的民房,出发的头一晚上,护兵传差,丝毫不知机密,高声喊嚷道:“明天几点钟出发,某哨在前头,某哨在后头,饷车在中间。”这么一嚷,土匪的侦探先都知道了,于是预先伏在高粱地内,等候饷车一到,一阵黑枪把军队击散,饷车等即被抢去,士兵也伤亡很多。

饷车被劫,全军为之震动,上峰严令追击,务要迅速剿平。

土匪掠得饷车后,即窜往山中暂避。队伍听说,接着也向山里追去。我们右后两哨在一路,前左两哨在另一路。前左两哨走的是小路,两岸皆山,形势奇险。刚过望都西北的山中,就和土匪碰头,仓促间被土匪一排枪,前头的骑兵回马便跑,因为来势凶猛,后头的步兵躲闪不及,被踏死的很不在少数。这一来,士兵几乎吓破了胆子,有几个溃散下来,跑到民间,慌忙把军衣脱下,将头发散开,就向面缸里头乱钻。等到我们随后赶到,找了半天,才把他们从面缸里头一一拖出来。那时官长贪钱不做事,当兵的没有训练,只知贪生怕死,胆小如鼠,说来真是异常好笑的。

队伍稍加整顿,继续进剿。那时正值下雨,一路上走的都是山。原来预定的路线是由易州、涞水等处前进。出发后走了几天,有一天上午迎面来了一个状似农夫的汉子,向帮带报告:

“车轮标正在前头一家庄院前,特来报告。”

帮带听见这话,立时令队伍迅速前进,准备攻击。走了没好远,前面果然就有一座大庄院,树木密茂,隐约地可以看出鳞次栉比的瓦房。这时队伍就不问青红皂白,散开了,对着那庄院开枪射击。打了半天,里头一点动静也没有。许久,才走出来一个老头儿,大声喊问:

“你们是干什么的?”

队伍说:“我们来打土匪的。”

“我们这里哪有土匪呀?”

士兵不由分说,蜂拥着向庄子里跑去。搜得了细软,就随手往腰里掖,看见成缸的蜂蜜和腊肉,好像八百年没吃饱的一样,一碗一碗盛了往外端,一边走着,一边用舌头舐吃。后来索性连橱柜也给撬开来,贵重的衣服携取一空。弄的全院子里乱七八糟,凌乱不堪。

土匪没打着,倒把人家的庄子抢了。事后人家怎么也不肯干休。原来这是肃亲王的一所庄院(听说现在肃亲王已住到日本去了),那时一共有十几顷地。庄主着人追究此事。帮带说,路上遇到一个状似农民的人来报告,说车轮标正在庄子里,所以才来打。并说那人穿的什么衣服,什么样子。这才知道那人是几天前庄子里被革去的一个长工,特意挟嫌捏报的。但庄主终不肯就此罢休,说无论如何,军队也不应该借端劫掠。帮带无可奈何,允许赔偿损失,途中并将那谎报的长工抓获,枪决了事。以后听说慈禧太后回銮,肃亲王又把此事告到太后那里,太后也答应赔偿,此案始行了结。带兵的人听着什么就信什么,率尔从事,漫无纪律,闹出这样的乱子,真是太荒唐了。

从这里队伍即未再前行,重复回到望都。这时我听到一个最痛心的消息,那就是这次订立的《辛丑条约》中有拆除大沽口炮台的一项规定。这个消息在旁人听了或者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触,然而在我,却如同火山爆裂一样的肝胆欲碎。当初修建这大沽口炮台,我是亲身参加的。那时我还抬不动土,白天帮着大家扫土,晚上随父亲出去巡营。同营的弟兄们辛辛苦苦一天到晚在那里工作,经过长久时期,好容易修建成功,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海防工程!如今忽然宣布拆毁,而且叫中国人自己拆毁,这在我如何能不感到刺心的悲楚呢?

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血泪缔结成《辛丑条约》,虽然眼前瓜分之祸暂时幸免,然而巨额的赔款,却种下了中国人民日后永难逃脱的经济厄运。关税盐税都作为赔款的抵押品,致使清廷不得不加倍地在人民身上榨取,以支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条约缔结以前,李鸿章即已病故。他从广东回北京时,路上曾晕了几次船。到了北京,在强敌压境的情势之下,缔结这样的城下之盟,经过长期的折冲,交涉处处掣肘,因此外感内伤,一位晚清最负盛名的外交家,就轻轻殂谢了。李鸿章一死,算是感动了洋大人的心肠,才允许签订他生前所拟的最低限度不能再让步的和约草稿。这就是后来的《辛丑条约》。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便是袁世凯。

和约既成,慈禧太后方从西安动身回北京。回驾的路程是由西安绕道河南,由河南起身到保定。十一月二十一日驾到保定。这显然是慈禧要避让联军的锋芒的缘故。因为当她起身时,条约刚刚缔结,京津一带的联军还没有完全撤退。可怜这位西太后,由北京逃到宣化,由宣化逃到大同,再由大同逃到西安,由西安又绕道河南回京,这沿途风尘之苦,也尽够她消受的了。可是听说她这次从河南至保定,沿途上县官因办差不力,被太监王公们打跑了的很不在少数。官府尚且如此倒霉,我们老百姓所遭的灾殃更可想见了。

慈禧还没有到,保定府已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保定练军奉派担任“卡轮”的工作。所谓“卡轮”,就是护卫的意思。挑选的都是大个子,我自然也在被挑之列。我们身上都穿着蓝布开叉袍,手里拿着红漆柳条小笸箩,净水泼街,黄土垫路。慈禧的行宫就设在总督衙门内。我在衙门口“卡轮”,向里面一张看,只见灯笼、火把、旗锣、宝扇、斧钺、红毡等等,辉煌夺目,摆成行列,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国家快要亡了,仍然这样穷奢极华,作威作福,百姓怎么不遭殃呢?我一面洒水泼街,一面心里这样地想着。

“两宫”到站的时候,我正在车站站岗,因此得瞻仰到这位西太后娘娘的尊容。太后下车时,身上穿着青花缎的大坎肩,头上梳着满装“两把头”,脚上穿着一双三寸高的木底鞋,走起路来安详缓慢,十分娇贵。看她样子已有六十多,满脸皱纹,脸上没有抹红,可是涂着一层很厚的宫粉。当她进站后袁世凯叩见的时候,我听见她说:

“我们娘儿们不要紧了,到了家了,什么事也没有了。”

“两宫”在保定没有久留,即转回北京。

我们的队伍由望都回来,共计一营四哨,住在保定府西大寺,后来又移住西边的丰备仓。这时我已正式升任本哨的小教习。小教习又名副教习,因为军队中会喊操的长官不多,每哨里都设有喊操的正副教习。教习还有一个名号,叫做“靠把”,恐怕是可靠或有把握的意思。那时喊操的教习,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天,管带李洙熙正在营部里坐着,何哨官去见他说道:“请管带给冯教习加三钱银子。”声音很是卑谦。李管带一听,回答说:“这办不到。”干脆地回绝了。这时我正在隔壁房间里,所以他们的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当时管带的薪俸,每月连同吃空名字在内,可以有四百两银子。当哨官的至多也不过四十两银子,如今这位哨官要求加给三钱银子,竟碰了这样一个钉子,可见此时的武官是怎样的视财如命了!

营里的伙食,是每天发给小米。我向来是不惯吃米的,而且那种小米沙子极多,怎么也吃不下去。勉强吃到肚子里,一天到晚咕噜作响,一点也不能消化。不得已只有自己买两个烧饼充饥,可是每天只能吃两个,多了便没钱,于是整天饿得肚子发慌。实在饿得没办法,便弄点水把小米向嘴里吞,虽然勉强咽了下去,但终是很难过的。

我这时心身俱感压迫,可是努力上进的心却益发来得强烈。这时我开始读武卫左军编的《操法》、《阵法》以及新建陆军七项等书,得暇即读。有时彻夜不睡,偷偷地就着灯前读。初时十句不过懂得三句,其余都茫然不解,于是各处找人求教。如此长时期地努力苦读,身体渐感亏疲,首先表现出来的是面色萎黄,食量低减。同棚子里一位尚得胜是好朋友,这时就规劝我说:

“看你一天瘦似一天,这样的下去,一定要生病的。你应该保重你的身体要紧。”

我说:“尚二哥,你的好意我谢谢。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我就是念书念死了也好,免得变成一个庸碌无知的废物,消耗世界上的食粮,一点事也不能做;第二,假使有一天我真念好了,有了真知识真学问,出人头地,那时能够从南方接我的父亲出来同住,那就好了。”

此后尚得胜再也不劝我了。正在这时候,意外地我精神上得到一次极大的兴奋和安慰。正月底,直隶定县王铁珊先生到了丰备仓。他是清末有名的翰林之一,秉性清廉,持正不阿,而节俭刻苦方面尤为当时士大夫中所仅见。他在我心目中真是闻名已久,渴欲一见的一位高人。恰好他同我们前哨哨官王德清相熟,我就由王哨官的介绍,得有同他见面谈话的荣幸。这次王先生给我写了一个片章,使我喜欢得说不出口来。我把这个片章找人刻好了以后十分珍重地保存着,隔几天拿出来把玩一次,唯恐把它遗失了。

淮军的暮气一天加深一天,精神纪律,都散漫废弛,不堪闻问,我们的前途希望,至可焦虑。因此我渐渐生出异志。正在我踌躇徘徊的时候,同棚的一位朋友却补上了武卫右军第三营左哨的新兵。于是我也决心离开淮军,要投入武卫右军去。

武卫右军是规定初一、十五验兵。一天,我换上便衣,前去应募受验。走到那边,正好验上。回来我就同何哨官告假。我说:

“我要到北京去,那儿有个朋友叫我。”这怕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谎话。

何哨官是老交情,他的父亲同我的父亲是很好的同事,他就和我说:

“你如果有好投向,不妨去。不过在这里,咱们住在一起,彼此有个照应,能不离开还是不离开的好。”

我坚执要去,他说:

“那也好,你明天再走,我请你吃顿饭,同你送送行。”

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回到棚子里就收拾行李。同棚弟兄们都七嘴八舌地问我到哪里去。我说:“上北京去。”大家听说,就托我捎东西,有的捎帽子,有的捎辫绳。我说:“你们把要捎的东西开下来,我回来再拿钱。”到了晚上,我自己扛着行李,顺着城根往西门走,由西门绕到炮台附近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安亮先生的茶馆里歇脚。坐谈一回,当晚就进入西箭道里去,营盘就在那边。从此我正式充当了袁世凯卫队第三营左队左哨六棚正兵。—这是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我们新兵每半月换一次班,上半月住在城东营盘里,下半月住在城里总督衙门里。伙食自理,每月每人关四两八钱银子的饷。这时吃的食粮是小米绿豆,没有沙子,可口得多了。有一次我们买了绿豆抬回营里去,因为斤两太重—足有一百八十斤—路途又远,一下子把我右肩压了个大疙瘩,比鸭蛋还大,多天没有好过来。我虽然时常练习大刀、拳术、翻杠子、耍石头等等运动,可是杠抬重东西,却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苦事,非经过一番练习决不能胜任的。以后我在车站上,或轮船码头上,看见杠抬东西的脚夫,就要想起我那次所受的苦楚。

武卫右军在“练”的方面实在比淮军好,但在“训”的方面,却不大讲究。军官中不识字的占多数,不会喊操的却很少见。合计三十个军官里面,挑不出一个不会喊操的,这一点就比淮军军官高明多了。军中很注意射击,打靶的教法虽不见佳,但能够注意实习,即已不错。我们直接的统领姓徐,领官姓张,哨官姓李。

八月中旬,袁世凯将总督衙门移到天津,队伍也随着同去。计共去右翼第二营,第三营的左右两队,陆炮山炮两队,骑兵一队。队伍开到距天津二三十里的地方,外人即出头干涉,不许开进,理由是《辛丑条约》内曾规定天津二十里以内不准中国驻兵。经此阻止,前头队部即行折回。我们到了杨柳青也是奉令向独流镇撤退。《辛丑条约》中有不准中国在天津驻兵条文,百姓不用说固然不知道,就是袁世凯怕也不见得清楚,不然,这次也不会冒冒失失地调令军队往这里开了。后来右翼第二营换上警察的服装,仍携带原来的枪械,才准开入。这是庚子之役后,我所亲身忍受的最大的一件侮辱与刺激。

我们的队伍驻扎独流镇。这里两面临河,前面是一条横贯南北的运河,后面紧临直达天津的小清河。两河相隔六七里,独流镇即在运河之边。队伍退到这里,我们一部分暂时住在一家关闭了的当铺里,其余则分驻镇内其他各处。我们开来的时候,行李都由后河乘船装运,等船靠了岸,大家急忙去搬运行李。那时正碰着下雨,越下越大,因为急于要抬完,行李都打得特别大,每件至少也在一百六七十斤左右。独流镇土质非常地黏,一下雨就满街烂泥。此时行李又重,地下又滑,走几步就滑倒,滑倒了爬起来再抬,抬几步又再跌倒。我一直抬到当铺里,足足摔了十几跤,弄得满身烂泥,压得我直咧嘴。

有一天出操回来,走过街上,一家门口站着两个织靴子的女子,年岁都在二十三四上下。队伍来了,她们俩也不预先让开,等到队伍到了她们门前,站在门左边的一个女子恰恰地把靴子弄掉在地上,一时慌张,就急得光着两只小脚往门边跑,那狼狈的神情,真令人忍不住笑。当时我就笑着对那女子的后身指了一下。这一指刚刚凑巧,哨官正戴着一副墨色水晶眼镜走在我头里,我指的时候,手指恰好在他反光的眼镜上闪映了一下。回到营里,哨官就问二行排头阎宝发:

“你为什么指人家的女人?”

“我没有指。”

“一定是你指的。前行排头冯某人老实,决不这样地轻举妄动。”

阎宝发还是说没有指,哨官硬一定说是他指的。弄到后来,看看哨官发脾气了,我赶忙说:

“报告哨官,不是他,是我。”

哨官听我这样一说,哧的一声笑了,说:

“是我弄错了,散了吧。”

哨官这样地宽容我,真是使我惭愧极了。

我们在当铺住,有一个时候每天都要丢失东西。今天你失了小褂,明天他又失去包头布,一天到晚嚷着丢东西。六棚人,共计八十多个弟兄住在一间大房里,你猜疑我,我猜疑你,互相在背地里嘀咕。我们六棚中有两个平素好吃零嘴的弟兄,一个绰号叫做牛毛,一个叫王火烧,他俩有时看见人家掷下半截香烟也要拾起来吸。失窃的事情发生了,于是大家疑神疑鬼,都说就是他俩干的,常常对他们两个人指桑骂槐,冷嘲热讥。一天,一位王某失了一件小皮袄,他就向正目去要。王某原是由李鸿章的肃毅卫队来的,李鸿章死后,卫队解放,每哨里拨派几名,王某即被派到我们这一哨里。他自以为来头不同,气焰很大,说话向来不检点。正目就和他说:“你的皮袄没了,只怪自己不小心,为什么要赔偿?”王某见他说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大怒道:“你凭什么当老总?”结果两个人大吵起来,几乎动武。后来相持不下,哨官知道了,立即召集大家讲话。哨官对大家说:

“我看出是谁拿了东西了。我就说是你,快拿出来吧!”

这原是吓诈的法子,心想谁要是偷了东西,听见这话,心里惊慌,一定会自己出来招认的。但结果竟然没有效,一点点破绽也看不出来。于是哨官又召集各棚子里夫役小孩讲话,仍然使用那个诈法,这次却奏了效,正说到“我看就是你”这一句话时,一个小孩子就吓得浑身哆嗦,一经追问,他就一一招供了。他说皮袄是他偷的,放在他哥哥开的茶馆里的一座风箱下面,当即派人到那里去找,果然找了出来。从前多次丢失的东西,他也一一承认是他偷的。案子查出来了,过去疑神疑鬼的人,此时再也不做声了。可是被嫌疑的两个弟兄却大骂起来:“真不开眼,看看我们吃零嘴,就说是我们偷东西!冤枉好人,真他妈的不开眼!”骂了几天,没人出头计较,一场风波才算平静。没有半点证据,就凭空猜疑某人偷窃,实在太不对了。小说上有个故事,说一个樵夫上山砍柴,半途上把斧头丢了。这时他看见另一个人在那里砍柴,他就疑心是那人偷的。看见那人的眼睛,像个贼,看看那人的鼻子,也像个贼,只差没有实证,不好明指。后来他在河边把斧头找着了,回来看看那人,眼睛也不像贼,鼻子也不像贼,处处都像个好人了。这故事的意思是很深刻的。所以无故猜疑,最须切戒。这次幸亏偷东西的人终于查出来了,要不然,说不定就会逼出什么大乱子来的。

我们在独流镇住到月底,又奉令开往杨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