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十二卷。宋吕祖谦撰。此书是续《左氏传说》而作，以补《传说》之未及，故名为《续说》。此书为吕氏晚年所作，其体例一仍《传说》，亦随文解义，但其议论则稍不及《传说》之阔大。卷首《纲领》称“《左传》字字缜密”，“一部《左传》都不曾载一件闲事，盖此书是有用底书”。又说：“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此数句便是看《左传》纲领，盖此书正接虞夏商周之末，战国秦汉之初，上既见先王遗制之尚在，下又见后世变迁之所用，此所以最好看。看《左传》须是看得出人情物理。”又说：“《左传》一部三十卷，其大纲领只有三节，自第一卷至第三卷庄公九年齐桓初出时是一节。此一节霸业未兴，当时之权亦未尝专在一国。自庄公九年以后直至召陵之盟又是一节，凡二十四卷，正是五霸迭兴之际。……自召陵以后直至卷末又是一节……晋便失霸，诸侯遂无霸。自是以来，吴与越却以蛮夷主盟诸侯……此时都不成世界了，是末一节。”此说与陈傅良《春秋后传》之说大同而小异。吕氏批评《左传》有“三般病”，一是“左氏生于春秋，为习俗所移，不明君臣大义，视周室如列国，如记周郑交质”。二是“又好以人事附会灾祥，夫礼义动作，古人固是于此见人吉凶，亦岂专系于此?”三是“记管晏之事则尽精神，才说圣人事，便无气象”。以今观之，吕氏所云《左传》之三般病，除第二种外，皆非其病。吕氏之论则是基于封建社会之伦理道德标准而发，故《四库提要》评此“三病”之说，认为“虽亦沿宋儒好轧先儒之习，然实颇中其失。”此书久无传本，今本是《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除缺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二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外，余皆完帙。现存清《金华丛书》本。

二十卷。宋吕祖谦撰。吕氏一生研究《左传》，共着三书，一是《左氏类篇》(已佚)，二是《左氏博议》，三即此书。吕氏为宋代着名散文家，其治《左传》亦重其文史，此书卷首《看左氏规模》云：“看《左传》，须看一代之所以开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能如此看，则所谓先立乎其大者，然后看一书之所以得失。”虽仍立足于《春秋》大义，但其偏重史实，较诸儒之拘于书例、变例，则稍胜一筹。吕氏之说《左传》，既称扬其能通过对史实之描述而明辨其是非曲直，“以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但又批评“左氏虽才高识远，然不曾明理，溺于习俗之中，而不能于习俗之外别着一只眼，看此左氏纪述之失也。”吕氏对《左传》的批评，是基于《左传》解经的旧说。吕氏重文，故朱熹批评此书“遣辞命意，颇伤于巧”。《四库提要》为之辨云：“朱子所谓巧者，乃指其笔锋颖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余地耳。非谓巧于驰辨，或至颠倒是非也。”吕氏论《左传》，要在明其如何申经之大义，与诸儒之治经传者无异。然吕氏之“巧”，则在其重视《左传》文字表达之技巧，此又与诸儒截然相别。吕氏不但重文，也重史。如卷二论毕万卜筮事云：“看《左氏》所载敬仲、毕万之言，盖左氏之世，适当战国之初，田魏始兴，故夸诬其祖，以神下民。当时民无有知者，故皆信之。左氏亦惑于流俗之见、不能于流俗之外着一只眼，故于敬仲、毕万之事亦从而书之。”又云：“以此知战国时已自有符命惑人了。虽左氏好说符怪，然战国之时，已自相传，如此便到得陈涉以符命惑乱一世，遂盛于王莽。”即是从历史之角度论《左氏》之失，远胜于诸儒之空谈。此书文体类似宋代散文家之史论，随事立论，随文解义。或一事一议，或总若干事而一论，均有感而发。现存清《通志堂经解》本、《金华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二十五卷。宋吕祖谦撰。此书又名《东莱左氏博议》或《东莱博议》。据吕氏《自序》，此书是其居东阳之武川时，与从学者议论《左传》之语及课试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笔端，乃取《左氏》书理乱得失之迹，疏其说于下，旬储月积，浸就编帙。”可见此书乃属范文性质。书成于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其门人张成招为之作注。全书收录论议一百六十八篇因为范文，故后世常以此书为教授生徒习作史论之课本。然其中亦不乏借古喻今、针砭时事之论。此书在宋时已有刻本，明代有十五卷之精选本，有二十卷之刊本，亦有十二卷之坊本。现存宋刘氏递修本、元麻沙本、元刻明修本、明弘治七年蔡绅刻本、明正德刘氏安正堂刻本、瞿氏清吟阁刻本、清《金华丛书》本。

十二卷。附录八卷。马骕(1621－1673)撰。马骕字御，又字宛斯，邹平(今属山东)人，清代着名史学家、经学家。顺治进士，任淮南府推官，改灵璧知县。蠲荒除弊，流亡复集。马骕自幼好学，毕生殚研经史，更嗜爱《左传》，时称“马三代”。除此书外，还撰有《十三代瑰书》、《绎史》，尤以《绎史》最为精审。此书改编年体之《左传》为纪事本末体，共一百零八篇，篇末附以马氏论议。据其《侧略》称：“末敢言文，旁集诸家，杂采传记，无庸附会僻说，折衷一归于正大，期于发明经传而止。”又认为《左传》之例有新意，前后互明，最称条悉。因而“兹为推而论之，凡三十有一篇”。际录又称前集，首载晋杜预、唐孔颖达序论，及自作左丘明小传一卷。其下有辨例、左传图说、览左随笔、名氏谱、左传字释。丘明小传指出孔子所称赞的颜渊、闵子骞皆是孔子学生，因此不能证明丘明为孔子前辈，又认为左氏不一定是楚人。其图说有帝派图、世系图、天官图、地舆图、列国年表、晋楚职官表，尤以天官图富赡精当。而地舆图有说无图，可能是未完之书。名氏谱对《春秋》经传姓氏世次的归纳也详尽而有条不紊。王士祯《池北偶谈》称马骕“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学”。四库提要亦称此书“于《左氏》实能融会贯通，故所论具有条理。其图表亦能考证精详，可以知专门之学与涉猎者相去远矣”。此书写成于顺治六年(1649)，马骕死后，由其子刻印。现存许氏刻本、函海内别本、嘉庆六桐书屋刻本、清澄怀堂刻本。

五卷。陆粲撰。陆氏平生着述，除此书外，还有《春秋胡氏传辨疑》、《左氏春秋镌》。此书前三卷驳正杜预《集解》，第四卷驳正孔颖达《正义》，第五卷驳正陆德明《辞义》。其训诂注意证据，多旁采诸家之论，亦间断以己意。其纠正杜注，有得有失，如成公二年《传》“翦灭此而后朝食”，杜注训翦为尽，陆氏以为翦应训为翦商之翦，义为齐断。并据徐锴《说文系传》引此文作“揃”，乃引《庄子》、《三苍》、《玉篇》、《急就篇》以证二字通假。陆说是。又庄公三十二年《传》“荦有力焉，能投盖于稷门”，杜释盖为覆，云“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门上”。陆氏引刘炫说“投车盖过于稷门”以驳正之，陆说较长。又僖公四年《传》“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杜注云：“马牛风逸，盖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陆引马永卿曰：“注意未明，此乃丑诋之辞尔。言齐楚相远，虽马牛之风者犹不相及，今汝人也，而乃入吾地何也?此风与《书》‘马牛其风’同意，牡牝相诱谓之风。”陆说较长。又宣公十四年《传》“鄙我也。鄙我，亡也”。杜注：“以我比其边鄙，是与亡国同。”陆氏则云：“《吕氏春秋》说此事云：‘往不假道，来不假道，是以宋为野鄙也。’高诱注：‘谓以宋为鄙邑。’今按，鄙当为鄙薄之意”，并引昭公十六年《传》“夫犹鄙我”为证，又引《尚书》伪孔传为证。杜注简易明白，陆之反驳反而横生枝节。总而言之，此书得多失少。清初大学者顾炎武甚推重此书，其《日知录》于驳正《左传注》后附书称，“凡邵陆傅三先生所已辨者不录”。邵指邵宝《左传梼》、傅指傅逊《左传属事》，陆即此书。陆粲又有《左传镌》二卷，认为《左传》为战国时人作，而刘歆又以己意附盖，故往往卑贱不中道，或为奇言怪说，鹜于未流。现存明嘉靖十九年刻本。

校补《庄子》一书的著作。刘文典 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原有商务印书馆 1947年版,10卷。此次重版不再分卷,按原篇目次 序排印。补正之文五万余言,大抵驳正旧文。原文有 字义不明者,经补正而贯通。原文有文字脱佚者,经 拾补后可正句读之误。有的传写浸讹,误以注解入正 文,经补正剔除注文,使经义复显。有的原文本可通, 旧解亦平实无误,而疏者或生异说,经补出脱字后, 益见旧解之长。有的原文本无异解,经补正后,别出 新意,可备一说。其考订精审,质而能该;其所制断, 殊多至理。原商务印书馆版有陈寅恪序,此次重版增作者自序、张德光的《庄子补正跋》。

宋王应麟撰,六卷。 其书全录郑玄《诗谱》,又旁采《尔雅》、《说文》、《地理志》、《水经注》及先儒之语中涉及《诗经》地名著作,荟萃成编,然采录遗失,皆案而不断,故得失往 往并存。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等。 诗品(钟嵘撰) 我国第一部诗论专著,原名《诗评》。南朝梁代钟嵘著,共分为3卷。全书专论五言诗,论列了汉至梁各代部分诗人,计122位。为别其等第,分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位。每品中,所评作家一般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每品1卷,卷前各有序文,今人三序合一,称为“总论”或“诗品序”,序中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兴起、作用及表现手法,并对当时盛行的追求声律和堆砌典故的不良诗风进行了批评。正文对各作家品定等级,进行具体分析,说明他们在创作上与前代的承传关系、作品的风格与得失。因于品第外,略加评论诗的优劣,故原称《诗评》论诗主张表现生活中的真情实感,强调艺术感染力,提倡“风力”和自然,要求文质兼备,反对片面用典、声病之风,否定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所品评的诗歌,比较重视作家自身的经历和政 治环境对其作品的影响。所论颇有特见,对后代诗歌评论影响很大。因历史条件和当时风气的影响,在说明历史的继承性时有牵强之说,对一些作家作品的品评亦有不当。 日本对此作很为重视,今有日文等外文注释本名世。 诗品(司空图撰) 又称《二十四诗品》。诗论。唐司空图撰。1卷。主要论述诗歌的风格,分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等24品,每品各用四言韵语12句,描摹其特征。司空图在前人评诗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对诗歌风格区分更为细密,强调诗的风格意境,并用象征性的手法形容抽象的风格。所论强调韵味,崇尚冲淡、追慕玄远,表现出超脱现实的唯心主义文艺观点。其论诗方法对后世严羽、王士祯影响很大。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历代诗话》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年郭绍虞集解本,与《续诗品注》合刊。

　(宋)朱鉴撰 朱鉴,宋塾子,字子明,以荫补迪功郎。累迁湖广总领。宝庆间迁居建安之紫霞洲,建熹祠于所居之右。著有《朱文公易说》、《诗传遗说》等。《诗传遗说六卷》,《宋史·艺文志补》有著录。该书系宋理宗端平乙未年(1235),鉴以承议郎权知兴国军事时所作。因重刻朱子《集传》,而取文集语录所载论诗之语足与《集传》相发明者,汇而编之,故曰遗说。其书首纲领,次序辨、次六义,继之以风雅颂之论断,终之以逸诗诗谱叶韵之义。以朱子之说,明朱子未竟之义。今见《通志堂经解·诗》康熙本、同治本;《四库全书·经部诗类》; 《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经部》。

二十卷。元刘瑾(生卒年不详)撰。刘瑾字公瑾,安福(今属江西吉安)人。博通经史,隐居不仕,除 《诗传通释》外,有 《律吕成书》行世。《诗传通释》以朱熹《诗集传》为蓝本,搜集前人之说对其进行再阐释,若有所感,则用“愚按”标出,以示区别。该书跟辅广《诗童子问》一样,都是《诗集传》的普及本,但侧重点不同。《诗童子问》循文演义,重在词义和名物的训释,而该书在词义训释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历史与典故的考订,视野更为广阔。刘瑾继承朱熹说诗传统,着重对文本的吟咏与研究,对诗旨的把握往往超越前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誉之:“研究义理,究有渊源。议论亦颇笃实于诗人。美刺之旨,尚有所发明,未可轻废。”是符合该书的实际的。不足之处是囿于《诗集传》,以致于将错就错,委曲回护。在史实和礼制的考订方面也出现许多纰漏,受到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的批评。该书有一定的影响,明胡广《诗集传大全》多所承袭。版本有《诗经通释》二十卷纲领一卷外纲领一卷,《刘氏日新书堂》刊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文渊阁 《四库全书》影印本。

清毛奇龄(1623—1716)撰。五卷。奇龄有《西河全集》已著录。针对当时盛传托名干子贡、申培之《诗传》、《诗说》而作。明嘉靖年间,鄞人丰坊作《鲁诗世学》一书,不为《毛诗》所束缚,自出新义,往往发旧注所不曾发。但因世人盲目崇拜圣人、名人,恐其说不为文人、学士所接受,乃托言己家世传鲁诗秘本两种,一为子贡《诗传》,一为申培《诗说》,均载于所撰《世学》中。其后郭子章将二书析出单刻、诡称得黄佐所藏秘阁石本。明代学者见书中所言颇近情理,误信为真,其书遂大行于世。奇龄察其托古人之名以传己说,乃博引古籍以证明其作伪。其意在辨明依托,并非以其说为谬。有《西河合集》本。

十五卷,元梁益著。书前有至正四年(1344),太平路总管府推官滨州翟思忠作的序,故朱睦㮮《授经图》误认为此书为翟思忠著。朱彝尊《经义考》已辨其误。因其书体例仿杜文瑛《语孟旁通》,故以《旁通》名题。朱熹《诗集传》详作《诗》之意,而略于名物训诂,此书则于朱熹所引故实,一一引据出处,并辨析源委;朱熹书所未言者,又补充说明。如论五緎、五总,引陆佃之说;论三单,引郑玄笺“羡卒”,孔颖达疏“副丁”一类。并对朱熹的一些说法提出不同意见,如论《大雅》“民文攸塈”与“顷筐塈之”的塈字之音,就指出朱熹注音与《礼部韵》不合等。今存《四库全书》。

十二卷。清陈大章撰。陈大章,“章”一作“璋”,字仲夔,号雨山,黄冈(今湖北黄冈)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以母老乞归,遂杜门读书。工诗文,精名物训诂。《诗传名物集览》凡三易其稿乃成。初一百卷,后摘其要为十二卷,刊入《湖北丛书》中。凡鸟二卷、兽二卷、虫豸一卷、鳞介一卷、草四卷、木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毛诗》自陆玑以下,诠释名物者毋虑数十家,此书成之最后,故于诸家之说采辑尤夥……其征引既众,可资博览,虽精核不足,而繁富有余,固未始非读《诗》者多识之一助也。”是书以朱传为宗,次及经传训故、诸史百家,即裨官小说,亦所不遗,间附以己意。征引故实,颇近类书,然核其大致,可取者多矣,固宜略其芜杂,采其精英焉。书前有查初白(慎行)、其甥丘(良骥)二序。有《湖北丛书》本。

五十卷。明王道焜、赵如源合编。王道焜、赵如源皆明末人，生平不详。此书是合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与宋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二书而成。杜预《集解》己见前。林尧叟字唐翁，宋人，生平不详。杜氏《集解》号为精密，而林氏《春秋左传句解》四十卷则专以笺释文句为主，使简洁深奥之旧注浅显易明，颇便一般初学者之读《左传》，故明末杭州书坊己取其书合杜注行之。此书首卷有杜预《春秋左传序》与《春秋提要》。《提要》与诸书之《纲领》相同，乃是辑诸家论《春秋》经传精要之语而录之。现存崇祯杭州刻本、明毛氏汲古阁刻本、天启问奇阁刻本、大文堂刻本、芥子园刻本。

明末清初顾炎武抉摘杜预《左传集解》缺误并加补正之书。3卷。以杜《解》时有缺失,贾逵、服虔之《註》,乐逊之《春秋序义》,又佚而不传,于是博稽载籍,作为此书。至于邵宝《左镌》等书,如有合者,亦皆采辑。“若室如悬磬,取诸《国语》; 肉谓之羹,取诸《尔雅》;车之有辅,取诸《吕览》; 田禄其子,取诸《楚辞》; 千亩原之在晋州,取诸郑康成; 祏为庙主,取诸《说文》; 石四为鼓,取诸王肃《家语注》; 祝其之为莱芜,取诸《水经注》” (《四库全书总目》) 。凡此之类,皆有根据。其他惟文求义,研究训诂,亦多得《左氏》之意。然炎武甚重杜《解》,又能弥缝其缺失,可谓扫除门户,是非持平。后惠栋著《左传补注》,“拾炎武之遗者尚多,其纠炎武之错者仅五六条耳”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有《四库全书》本。

一卷。汉郑玄撰。东汉时期，今古文经斗争激烈，着名今文经学家何休有感于贾逵张大属古文经的《左传》学，于是着《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既捍卫《公羊》学，亦攻击《左传》与《穀梁》学。郑玄曾师事古文经学家马融，然其学虽以古文经学为根本，却兼容今文经学。因此，他既不容忍何休对《左传》的攻击，亦不赞同何休对《穀梁》的批评，遂针对何氏之书而作《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史称何休见郑玄之书后曾感叹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吾乎!”郑玄遍注群经而未及《春秋》经传，据《世说新语》云，郑玄曾注《春秋传》，但未完成。因知服虔所注多与己同，乃以己注赠与服虔。此说可靠性难以断定，然郑氏之《春秋》学亦赖此三书而流传。此三书原与何休所着别行，盖唐时合而为一，逐条先列何休曰，再列郑玄之反驳。此三书宋时散佚。王应麟从诸书中辑出《箴膏肓》二十余条，《起废疾》四十余条，《发墨守》四条，合编为一书，即今《四库全书》所据之本，然已不及原书十之一二。《箴膏肓》专驳何氏攻驳《左氏》之论。如“曹太子来朝，宾之以上卿，礼也。何休曰：‘《左氏》以人子安处父位，非哀世救世之宜，于义《左氏》为短。’箴曰：‘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罢病，孰当理其政、预正事也?”由于何氏并未把《左传》看成是记载史实之书，而是当作《公》、《穀》一类的解经之作，故有此诘难。然从郑氏之“箴”，我们知道在这一点上，郑氏与何氏并没有区别，此书其它诸条，亦可证明这点。清儒刘逢禄学主《公羊》，不满郑玄之攻驳何氏，撰《箴膏肓评》以申何难郑，或评郑氏之伪，或评郑氏之诬、或评郑氏之非典礼，藉此以申《公羊》家言。郑氏此书，清儒王复、袁钧、孔广森、黄爽等都曾重新辑佚。现存《汉魏丛书》本、《艺海珠尘》本、孙氏问经堂本。

十一卷。纲领一卷。张洽撰。张洽字元德，清江(今属江西)人，宋代着名经学家。张洽曾在朱熹门下研习六经传注，皆能究其指归。嘉定进士，历任袁州司理参军、知永新县、池州通判，皆有善政，官至着作佐郎。除此书外，张洽还着有《春秋集传》、《春秋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皆佚。宋理宗知张洽家居着书，于是命临江军守臣以礼延访，张洽因此而升任知宝章阁。张洽《进书状》称：“于汉唐以来诸儒之议论莫不考核研究，取其足以发明圣人之意者，附会于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传》，又因此书之粗备，复仿先师文公《语》、《孟》之书，会其精意，诠次其说，以为《集注》。”可见此书是仿朱熹《四书集注》体例，旨在汇集诸家之说而斟酌发明。然通观其书，集解者多而发明者少。张洽为朱熹高足，其说亦多从朱子。如胡安国创“夏时冠周月”说，认为《春秋》经中如“春二月”、“夏五月”之记时，“春”“夏”为夏正，“二月”、“五月”为周正，朱熹曾反对此说，张氏捍卫朱子之说，以“春”为建子之月，与《左传》“王周正月”义合。朱熹曾反对《春秋》一字褒贬说，认为“《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吴楚、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又说：“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又说：“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得知他肚子里事?”(《朱子五经语类》)张洽继承朱子之说，认为：“《春秋》一书，质实判断不得，除非起孔子出来说当时之事，与所以褒贬去取之意方得。”明初科举，经义宗法程朱，乃以胡安国《春秋传》与此书同列于学官，作为解释程朱之说的权威。至永乐年间钦定《五经大全》，胡广等抄袭汪克宽《春秋纂疏》而为《春秋大全》，其说专主《胡传》，成为科场程式，此书遂被废弃。现存宋宝璠三年临江郡庠刻本、元延璠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务滋堂刻本。

十五卷。傅恒等奉敕撰。乾隆二十三年(1758)，傅恒、来保、刘统勋、汪由敦等奉敕撰《春秋直解》，当年而成。以鲁十二公为十二卷，其中庄、僖、襄公篇帙较繁，各折一子卷，共十五卷。此书只列经文，不列传文，大旨在发明孔子本义，铲除种种迂曲之说，故名为“直解”。其卷首乾隆《御序》称此书“以《汇纂》为指南，意在息诸说之纷歧以翼传，融传之异同以尊经，庶几辞简而事明”。又有乾隆四十三年《御制书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旨在阐发《春秋》尊王、大一统之义，显然为其政治之需要。其书解释《春秋》经文，行文较为简明，无烦琐考证，亦无宏篇大论。如隐公元年《经》“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解云：“逐其弟也。凡杀子弟目君，以目郑伯，知其为弟也。称兵争国则不书弟与公子，以不称弟，知其争国也。胜而去之曰克，亲而兵之可伤矣。于鄢，远也。已奔鄢又克之，甚之也。”其解虽杂采三传及先儒之说而折衷之，然简明扼要，颇便御览。现存内府刻本、外省覆本。

二十卷。叶梦得撰。其平生着述颇多，除《春秋传》外，还着有《春秋考》、《春秋谳》、《春秋指要总例》、《石林春秋》、《石林居士建康集》、《石林词》、《避暑录话》、《石林燕语》、《石林诗话》。叶梦得认为，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尽废三传以从经，苏辙《春秋集解》力主《左氏》而轻《公羊》、《穀梁》，皆不免有失偏颇。故此书参考三传以求经，不得于事则考于义，不得于义则考于事，相互发明。他评三传得失说：“《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以不知经故也；《公羊》、《穀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以不知传故也。”因而他要斟酌三家，以求史实与大义之契合。如隐五年《经》：“春，公矢鱼于棠”。《公羊》、《穀梁》作“观鱼”。《公羊》以远观为讥，《穀梁》以亲卑者之事为非正，而《左传》则训矢为陈，以陈鱼而观之为非礼。杜预《集解》亦云“书陈鱼以示非礼”。而孔颖达《五义》则调和三传之说，认为陈鱼是“谓使捕鱼之人陈设取鱼之备，观其取鱼以为戏乐。”叶氏认为，“矢”字当从《左传》，且云“矢，射也。古者天子、诸侯将祭，必亲射牲，因而获禽亦以共祭。春，献鱼之节也。公将以盘游，盖托射以祭焉，以公为荒矣。于是公子驱谏曰‘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非其矢也。”’叶氏经文虽从《左传》，但解释则创新说，而其详于考证而少空谈。重视训诂和史实，正是叶氏治学之特点。此书于宋宁宗开禧中与《春秋考》、《春秋谳》一道，由梦得之孙叶筠刻于南剑州，此本今仍存，此外还有康熙《通志堂经解》本。

北宋孙觉据《左氏》、《公羊》、《榖梁》及历代诸儒所说之长,解《春秋》之义的著作。今本13卷,与《宋史·艺文志》所载15卷不符。清纪昀等认为:王应麟在《玉海》 中所载《春秋学纂》13卷,“注曰: 其说以《榖梁》为本,及采《左氏》、《公羊》历代诸儒所长,间以其师胡瑗之说断之,分庄公为上下云云,与今本一一相合,然则《春秋学纂》即《春秋经解》之别名” (《四库全书总目》) 。《春秋经解》力主抑霸尊王,认为: “幽王遇祸,平王东迁,平既不王,周道绝矣。观夫东迁之后,周室微弱,诸侯强大,朝觐之礼不修,共赋之职不问,号令之无所束,赏罚之无所加,坏法易纪者有之,变乱礼乐者有之,弑君戕父者有之,攘国窃号者有之,征伐四出,荡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诸侯分裂之” (《春秋经解·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周麟之云: “莘老 (孙觉字) 发明圣人之奥,举 《三传》以断得失,反复折中,著为通论” (《春秋经解·后跋》) 。邵辑说: “凡先儒之是者从之,非者折衷之,义例一定,凡目昭然,诚后学之指南也” (《春秋经解原序》) 。有《四库全书》本。

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简其礼，或道路相逢也。”苏氏用杜义，释之曰：“礼盛曰会，简曰遇”，可谓简而赅。但其尊《左》而轻《公》、《穀》，亦有失偏颇。正如朱彝尊《经义考》引陈宠绪《跋》所指出，《左传》、《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尽据《左传》而诋《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废食，亦不可取。现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二卷。清吴鼐撰。此书为研究《春秋》历法所作。《春秋》一书所采用之历法，汉晋诸儒皆以为周正，至唐刘知几《史通》始提出用夏正之说。宋代大儒程颐因《论语》载有孔子“行夏之时”一语，遂提出“夏时”说，胡安国《春秋传》本其说而发挥之，提出“夏时冠周月”之说，由此引起一场纷争。元李廉着《夏周正辨疑》、明张以宁着《春王正月考》，驳斥胡安国说。吴鼐此书取李廉、张以宁之说，节其繁冗，并增加清代诸儒所论，补其未备，以驳斥胡安国、蔡德晋“改月不改时”及诸儒“时月俱不改”之说，以明《左传》“王周正月”之旨。其书辨证极有根据。其中“三正通于民俗”一条，引陈廷敬、吕祖谦、蔡德晋、顾炎武诸儒之说，于先秦诸书所纪年月差异之处，一一详加分析，以明《春秋》之用周正。其书卷首有《改时改月图》；卷一有《造历之初建子》、《唐虞建寅》、《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三代改时之证》、《三代改月之证》、《冬不可为春辨》、《商周分至不系时》、《三正通于民俗》、《秦正建亥》诸条；卷二则专驳赵汸、程颐、胡安国、蔡德晋、陈傅良、程端学、吴楠之说，重点驳胡氏之说。现存《经学丛书》本、励守谦家藏本。

四十四卷。张尚瑗(生卒不详)撰。张尚瑗字宏蘧，又字损持，吴江(今属江苏)人，清代经学家。康熙二十七年进士，官兴国知县。张尚瑗曾师从朱鹤龄，治《春秋》经传之学。朱氏曾作《读左日钞》，张氏仿其师作《三传随笔》，积累日久，卷帙逐伙，乃重新编纂而成此书。“折诸”之名是取扬雄“群言淆乱折诸圣”之语。此书计《左传》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可知其用力于《左传》尤勤。其《自序》谓：“读古人书当出己裁，而经学必以传疏为依据”，又云：扬雄“又曰：‘众言淆乱折诸圣’。欧阳氏谓：‘经简而直，传新而奇，学者乐闻而易惑’。愚以为乐闻新奇然后可以折诸简直，其新奇也，盖其所以为简直也。”此盖为其书之大旨。其书卷首两篇为通论性质，有先生评说、郊禘考、五岳考、涂山会诸侯考、左丘明时代考、五霸辨、四凶议、论左传书、成周地形、鲁地形、楚地形、宋卫地形、陈蔡曹地形、郑地形、吴越地形，总论列国地形、河、江、关、春秋列国论、春秋列国党仇分合、姬姓之国、鲁异诸国、王室之卑、晋楚更霸、秦晋姻雠、陈蔡亡于楚、齐争国始末、宋卫叛臣、季氏专鲁、三家纂晋、赤狄白狄、三传经文互异、三传立例互异、类事类语、地名同、地名与国名同、名谥同、名姓世表、人名同、同姓名录诸篇，大多为张氏所撰，间亦有采前人所论着者，此为其书之精华所在，其书之特点是取材宏富，但其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亦失之芜杂。此书成于康熙五十一年，现存乾隆刻本，另清敬足斋刻其中《穀梁折诸》六卷。

傅斯年著。载1919年1月《新潮》月刊第1卷第1号。中心是宣扬实用主义的人生观,认为“供给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有用,有用就是真;损害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无用(包括有害),无用就是假”。认为实用主义的观点是“拿人生解释人生,是现在思想潮流的趋势”。文章批判中国传统的人生观,认为传统人生观念的核心是“遗传的伦理主义”,“他以为人为道德而生,——为圣人制定的道德而生”,这是“硬拿着全没灵气的人生信条,当做裁制人生的一切标准”。反映了作者当时主张批判封建伦理,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想。

六十四卷。此书为康熙皇帝经筵旧稿。由着名宋学家，康熙经学老师李光地主持编定，雍正时由大臣张廷玉、方苞修订定稿，乾隆三年(1738)锓版。宋代由于重《春秋》之慎赏罚、当功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之用，特别重视《春秋》一书，治《春秋》者甚众，据《宋史·艺文志》所着录的《春秋》学专着即有二百四十部左右。其中亦有经筵讲义，如王葆《春秋讲义》、张九成《春秋讲义》、戴溪《春秋讲义》。这些讲义，“大抵皆演绎经文，指陈正理，与章句之学迥殊”。(《四库提要》)此书即是采宋人讲义之体裁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每条经文之下先例《左传》记事，次列《公》、《穀》之义例，反复演绎，大旨归于尊王。据康熙《御序》云：“惟宋康侯胡氏，潜心二十年，事本《左氏》，义取《公》、《穀》，萃诸家之长，勒成一家之书，虽持论过激，扶隐太严，未必当日圣心皆然。要其本三纲、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于《春秋》大旨常得六七，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因而此书“大约以胡氏为宗，而去其论之太甚者，无传经文则博采诸儒论注以补之，亦时有所折衷。”是此书初稿尚推崇胡传。但据乾隆二年《御序》，则云雍正时鉴于康熙皇帝己对“胡氏之说多所驳正”，但当时廷臣“所进讲义一遵胡氏之旧者，于圣心自多未洽”，所以久久不予“宣布”。至雍正七年才命张廷玉、方苞详细校订。乾隆御制序文时又“反复循览，于胡氏穿凿之说旷若发蒙，笔削之旨阐明者亦过半焉。”可知此书之攻驳胡传之说当在张、方“校订”之时。而其攻驳之重点，则在于胡传因激于时弊而托《春秋》大义生发的讽时讥世，尊王攘夷之论，代之以尊尊卑卑、君君臣臣之价值体系。其书之体例是，于经下先列《左传》、《公羊》、《穀梁》之文，再附以讲解。卷首为《总说》，有纲领、通论、经传源流、传注得失四篇，皆引诸儒之语要者。现存康熙六十年内府刻本。

三十八卷。王掞、张廷玉等奉敕撰。康熙三十八年(1699)，礼部尚书王掞、礼部右侍郎张廷玉等奉敕撰《春秋传说汇纂》，至康熙六十年始成。康熙《御序》云：“朕于《春秋》独服膺朱子之论。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谊，据实事书，使人观之以为鉴戒，书名书爵亦无意义。’此言真有得者。”又云：“朕恐世之学者牵于支离之说而莫能悟，特命词臣纂辑是书，以四传为主，其有舛于经者删之，以集说为辅，其有叛于传者勿录。”此盖全书之宗旨。其所谓“舛于经者”，主要针对胡安国《春秋传》。此书之驳胡传，不遗余力，揆其原因，除胡传本身多臆测之说外，更主要在于胡传强调“尊王攘夷”，尤其强调“攘夷”之说。而其“攘夷”之论则多有感于当时金人对南宋之压迫而发。清为金人之后，故于此特别敏感。此外，因《公羊》有“革命”思想，故删削最多。所谓“集说”，则是引汉唐至明诸儒之说，计所引一百三十五家。而其引录之原则，亦针对胡传，即凡为胡传所弃者多录之，凡攻驳胡传者多录之。其书体例，先以大字标举经文，次以小字胪列《左》、《公》、《穀》、《胡》四传之文，最后为《集说》。首卷上篇为《纲领》，集诸儒之论为三部分：一论《春秋》经传源流；二论《春秋》大旨，经传义例；三论传注之失及读《春秋》之法。下篇有《王朝世表》、《列国年表》、《王朝列国世次》、《王朝列国兴废说》、《列国爵姓》、《列国地图》、《王朝地名》、《列国地名》，计八篇。其中《列国年表》尤为重要。《年表》仿《史记》年表之体例，内容则大抵抄自《春秋大全·二十国年表》，只是排列次序不同，是按尊王宗鲁及“周之宗盟先同姓”之原则排列。现存内府刻本、外省覆本、浙江书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