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战争不断进行着,但我们再也不去打仗了。米兰①的深秋冷飕飕的,天黑得很早。转眼间华灯初上,沿街看看橱窗很惬意。店门外挂着许多野味:雪花洒在狐狸的卷毛上,寒风吹起蓬松的尾巴;掏空内脏的僵硬的鹿沉甸甸地吊着;一串串小鸟在风中飘摇,羽毛翻舞着。这是一个很冷的秋天,风从山岗上吹来。

每天下午,我们都上医院去。薄暮时分穿过市区,有三条通往医院的路。两条沿着运河,可是太长,所以人们总是走过横跨运河的桥,到医院去。河上有三座桥,都可以走,随你挑选。其中一座上面有个卖炒栗子的女人。站在她的炭火前周身暖和,炒栗子放在口袋里,好一会都是热乎乎的。医院很古老,也很幽美。一进大门就是个庭院,穿过去,对面又有一扇门,出去就到医院了。葬礼的仪式时常从院子里开始。老医院对面有几幢新造的砖砌房屋。每天下午,我们在那里相聚,坐在将为我们治好病的手术椅里,大家彬彬有礼,互相关心地问是什么病。

医生走到我的手术椅旁说:“战前,你最喜欢什么?玩球吗?”

“不错,踢足球,”我说。

“好,”他说,“你会重新踢足球的,肯定比以前踢得更好。”

我的膝关节有病,从膝盖到踝节之间的小腿僵直,没有腿肚子似的。医疗器能使膝关节弯曲得象骑三轮自行车那样灵活。可是眼下还不能弯,医疗器转到膝关节时便倾斜,不灵了。医生说:“一切都会顺利的。小伙子,你是个幸运儿。你会重新踢足球的,象个锦标选手。”

旁边的手术椅中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小得象个娃娃的手。上下翻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拍打着僵硬的手指。轮到检查他时,少校对我眨眨眼,一面问医生:“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吗,主任大夫?”他的剑术非常高超,战前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剑术家。

医生回到后面的诊所里,拿来一张照片,上面拍着一只萎缩的手,几乎同少校的一样小,那是整形之前照的,经过治疗后就显得大一点了。少校用一只好手拿着照片,十分仔细地瞧着,问道:“是枪伤吗?”

“工伤,”医生回答。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少校说着便把照片递还给医生。

“你该有信心了吧?”

“不,”少校答道。

每天,还有三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到医院来。他们都是米兰人。一个想当律师,一个要做画家,另一个立志当兵。有时,一天的疗程完毕,我们一起步行回去,到斯卡拉②隔壁的柯华咖啡馆去。因为四人结伴同行,就敢于抄捷径,经过共产党人聚居区。那里的人恨我们这些军官。我们走过时。一家酒店里有人喊叫:“Abassogliuiciali!”③另外有个年轻人,有时跟我们同路,凑成五个伙伴。那时,他的鼻子毁了,有待于整形,脸上暂时蒙着一块黑丝绢。他从军校径直上前线,一小时后便负了伤。大夫们给他整了形,可是,因为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世家,医生怎么也没法使他的鼻子端正。他到过南美洲,在一家银行里工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谁都不知道战事将如何发展,只知道仗还在打,一直在打,不过,我们再也不用上前线了。

我们都佩着同样的勋章,除了脸上包着黑丝绢的小伙子;他在前线待得不长,所以没有得到勋章。那个想当律师、脸色苍白的高个子得了三枚勋章,而我们各自只有一枚,因为他是意大利突击队上尉,在前线待过好久,九死一生,故而有些超然物外。其实,我们都有些超脱。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里相遇外,没什么更深的交情了。然而,每当我们穿过城里的"禁区",到柯华咖啡馆去时,或在黑夜中并肩而行,酒店里灯光闪烁、歌声不绝之际,或者,当人行道上男男女女熙来攘往,我们不得不推开众人,挤到街上去的时候,便感到由于某种类似的遭遇而息息相通,这是那些讨厌我们的人无法理解的。

我们几个都很熟悉柯华咖啡馆,那儿富丽,温暖,灯光不太眩目,每天总有一段时间人声鼎沸,烟雾弥漫。姑娘们经常坐在桌边,壁架上摆着几份有插图的报纸。柯华的姑娘们很有爱国心。我发现,在意大利最爱国的是咖啡馆的姑娘——

我想,她们现在还是爱国的。

起初,因为我佩着勋章,那些伙伴对我颇有礼貌,问我是怎样获得勋章的。我便拿出奖状给他们看,上面尽是些冠冕堂皇的词语,诸如“RATELLANZA”,“ABNEGAZIONE”,④等等。但是,透过这些辞令,可以看出真正的涵意:我的受奖仅仅由于我是个美国人。打那以后,伙伴们对我的态度有点变了。尽管跟外人相比,我还是他们的朋友。不错,我是他们的朋友。然而,自从看过奖状上的评语后,他们不再把我当成知心人了,因为经历不同,他们是历尽艰险才得到勋章的。诚然,我负了伤,可大伙儿明白,战时负伤只是偶然不幸而已。不过,我从未感到受奖有愧。有时,在黄昏时分,喝得醉醺醺以后,我会想象自己也经历过伙伴们为得到勋章而干的一切。可是,在秋风飒飒的夜晚,路边店门都关上了,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街上踽踽而行,尽量挨着街灯走,这时便感到自己决不可能冒过那种险,我是多么怕死啊!时常,夜间独自躺在床上,想到死就害怕,担心重返前线后的光景如何。

然而,佩勋章的三个却象三只勇猛的猎鹰。虽然从未打过猎的人可能把我也看作兀鹰,但我不是。这一点,他们三个很清楚,于是跟我分道扬镳了。不过,那个在前线第一天就挂彩的小伙子同我仍是好朋友,因为他现在根本不会明白他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了。我喜欢他,因为我想他也不会变成鹰的。这一来,别人也决不会把他看作知己的。

至于那位少校,杰出的剑术家,他可不相信人是勇敢的。每当我们坐在手术椅中,他总要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意大利语法。不过,他却夸奖我口语流畅。我们轻松自如地用意大利语闲聊。有一天,我对他说,意大利语一学就通,说起来挺容易,我不太有兴趣了。”喂,不错,”少校说,“那你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语法呢?”于是他就教我语法。不久,我感到意大利文完全变了样,以致当我脑子里语法概念模糊时,不敢同他交谈了。

我可以肯定,少校不相信机械治疗,可他总是按时上医院,从不错过一天。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谁都不信这玩艺儿。有一天,少校甚至说,这些东西全是胡闹。那时,那种医疗器刚问世,我们正好去做试验品。这真是白痴想出的花样,他说,“纸上谈兵,跟任何理论一样。”当我学不好意大利语法时,他骂我是个丢人的大笨蛋,并且说,他自己也是个傻瓜,煞费心思来教我。少校长得矮小,却笔挺地坐在手术椅中,将右手伸入机器,让牵引带夹着手指翻动,眼睛直盯着墙壁。

“要是战争结束了,要是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你打算干些什么?”少校问我,”注意,语法要正确!”

“回美国。”

“结婚了吗?”

“没有,但很想。”

“你太蠢了。”他看上去很恼火。“一个男人决不能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该,就是不该,”他怒气冲冲地说。“即便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至少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不会丧失的东西。”

他说着,眼睛直瞪着前面,显得非常恼怒、痛苦。

“可为什么一定会失掉呢?”

“肯定会失掉,”他望着墙壁说,然后,低下头看着整形器,吱吱咯咯地把小手从牵引带里抽出来,在大腿上狠狠拍几下。“肯定会失掉,”他几乎大吼了,“别跟我争辩!”接着他对看管机器的护理员叫道:“来,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

他回到另一间诊室去接受光疗和按摩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向医生请求借用电话,后来,门关上了。他重新回到这间房间时,我正坐在另一只手术椅中。他披着斗篷,戴着帽子,径直朝我坐的地方走来,把一条胳膊搁在我的肩上。”真对不起,”他说,一面用那只好手拍拍我的肩膀,”刚才我太失礼了。我妻子刚去世。请原谅。”

“噢……”我惋惜地说,“非常遗憾。”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忘掉痛苦,”他说,“难哪!”

他的目光越过我,望着窗外。接着他哭了。”我简直忘不掉悲痛,”他边说边哽咽着。然后他失声痛哭,又抬起头,茫然呆视着,咬紧嘴唇,泪流满面,接着,挺起腰,带着军人的姿态,迈过一排排手术椅,昂然而去。

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很年轻,死于肺炎;少校直到残废不能再打仗后,才同她结婚。她只病了几天。谁也没料到她会死的。她过世后三天内,少校没上医院。之后,当他照常来就诊时,军服的袖子上多了一块黑纱。那时,医院的墙上已经挂起镶着大镜框的照片,拍着各种病例在治疗前后的不同形状。在少校坐的手术椅的对面墙上,挂着三张照片,都是类似他的病例,但已整形,完全是正常的手了。我不知道医生打哪儿弄来这些照片的。我一向以为,我们这些人是第一批来试验医疗器的。不过,少校对那些照片却很淡漠,他只是向着窗外,凝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