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睡在床上的时候,他走进屋来关上窗户,我就看出他象是病了。他浑身哆嗦,脸色煞白,走起路来慢吞吞,似乎动一动都痛。

“怎么啦,沙茨?”

“我头痛。”

“你最好回到床上去。”

“不,没事儿。”

“你回床上去。等我穿好衣服就来看你。”

可是等我下楼来,他已经穿好衣服,坐在火炉边,一看就是个病得不轻,可怜巴巴的九岁男孩。我把手搁在他脑门上,就知道他在发烧。

“你上楼去睡觉吧,”我说。“你病了。”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来了,他给孩子量了量体温。

“几度?”我问他。

“一百零二度。”

在楼下,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药丸,还吩咐了服用方法。一种是退热的,另一种是泻药,第三种是控制酸的。他解释说,流感的病菌只能存在于酸性状态中。他似乎对流感无所不知,还说只要体温不高过一百零四度就不用担心。这是轻度流感,假如不并发肺炎就没有危险。

回屋后我把孩子的体温记下来,还记下吃各种药丸的时间。

“你要我念书给你听吗?”

“好吧,你要念就念吧,”孩子说。他脸色煞白,眼睛下面有黑圈。他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似乎超然物外。

我大声念着霍华德·派尔的《海盗集》;但我看得出他①不在听我念书。

“你感觉怎么样,沙茨?”我问他。

“到目前为止,还是老样子,”他说。

我坐在他床脚边看书,等着到时候给他吃另一种药。本来他睡觉是轻而易举的,但我抬眼一看,只见他正望着床脚,神情十分古怪。

“你干吗不想法睡一会儿?要吃药我会叫醒你的。”

“我情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要是你心烦就不用在这儿陪我,爸爸。”

“我没心烦。”

“不,我是说如果叫你心烦的话,就不用在这儿陪。”

我以为他也许有点头晕,到了十一点我给他吃了医生开的药丸后就到外面去了一会儿。

那天天气晴朗寒冷,地面上盖着一层雨夹雪都结成冰了,因此看上去所有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修剪过的灌木,全部草地和空地上面都涂上层冰。我带了一条爱尔兰长毛小猎狗顺那条路,沿着一条结冰的小溪散散步,但在光滑的路面上站也好,走也好,都不容易,那条红毛狗跳一下滑倒了,我也重重摔了两交,有一次我的枪都掉下来,在冰上滑掉了。

一群鹌鹑躲在悬垂着灌木的高高土堤下,被我们惊起了,它们从土堤顶上飞开时我打死了两只。有些鹌鹑栖息在树上,但大多数都分散在一丛丛灌木林间,必须在长着灌木丛那结冰的土墩上蹦几下,它们才会惊起呢。你还在覆盖着冰的、富有弹性的灌木丛中东倒西歪,想保持身体重心时,它们就飞出来了,这时要打可真不容易,我打中了两只,五只没打中,动身回来时,发现靠近屋子的地方也有一群鹌鹑,心里很高兴,开心的是第二天还可以找到好多呢。

到家后,家里人说孩子不让任何人上他屋里去。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你们千万不能拿走我的东西。”

我上楼去看他,发现他还是我离开他时那个姿势,脸色煞白,不过由于发烧脸蛋绯红,象先前那样怔怔望着床脚。

我给他量体温。

“几度?”

“好象是一百度,”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说的。”

“你的体温还好,”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不过我没法不想。”

“别想了,”我说,“别急。”

“我不急,”他说着一直朝前看。显然他心里藏着什么事情。

“把这药和水一起吞下去。”

“你看吃了有什么用吗?”

“当然有啦。”

我坐下,打开那本《海盗集》,开始念了,但我看得出他没在听,所以我就不念了。

“你看我几时会死?”他问。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才死?”

“你不会死的。你怎么啦?”

“哦,是的,我要死了。我听见他说一百零二度的。”

“发烧到一百零二度可死不了。你这么说可真傻。”

“我知道会死的。在法国学校时同学告诉过我,到了四十四度你就活不成了。可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从早上九点钟起,他就一直在等死,都等了一整天了。

“可怜的沙茨,”我说,“可怜的沙茨宝贝儿,这好比英里和公里。你不会死的。那是两种体温表啊。那种表上三十七度算正常。这种表要九十八度才算正常。”

“这话当真?”

“绝对错不了,”我说,“好比英里和公里。你知道我们开车时车速七十英里合多少公里吗?”

“哦,”他说。

可他盯住床脚的眼光慢慢轻松了,他内心的紧张也终于轻松了,第二天一点也不紧张了,为了一点小事,动不动就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