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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教堂的钟塔上望去,这场战争只不过是画中风景,就像一本旧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刊登的一幅波尔战争的全景图一样固定不动。一架飞机正向石灰岩山中的孤立哨岗空投物资,长年的风雨侵蚀使得安南省边界的山脉看上去就像一堆堆浮石。由于飞机每次回到相同的地点滑翔,所以看起来就像从来没有移动过一般,降落伞也总悬在同一地点——离地的半空中。平原上的迫击炮不断开火,轰炸出来的烟雾如同石头一样牢固不散,集市上的火焰被阳光映成一片苍白色。跳下来的伞兵们身材矮小,排成一列沿着运河移动着,但从这个高度望过去,他们仿佛是静止不动的。就连坐在钟塔角落里诵读祈祷书的那名天主教神父,也是静止的。从这么远看过去,这场战争干净整洁,颇有条理。

黎明前,我就搭乘一艘登陆艇从南定到了这里。我们没法儿在海军站登陆,因为敌人已经将整个城市包围,六百码之外便是敌军,他们已经切断海军站,所以我们的登陆艇沿着烈焰冲天的市集驶进城。映着火焰的光芒,我们成了活靶子,但不知为何,竟然没人朝我们开火。一切都寂静无声,除了燃烧的店铺噼里啪啦声和倒塌声。连河边一个塞内加尔哨兵移动的声音,我都能听得见。

在这次进攻之前,我对发艳很熟悉——一条狭长的街道,两边都是木制店铺,每隔一百码就有一条运河、一座教堂和一座大桥。在夜里,只能点蜡烛或小油灯(发艳没有电厂,只在法国军官营房才有电力供应),无论白天还是夜里,街道上都挤满了吵闹的人群。依照古怪的中世纪方式,在枢机主教的庇护之下,这里一向是全国最有生气的城市,然而这次,当我上岸走向军官营房时,却发现这里是死寂一片。断壁残垣、碎玻璃,以及烧焦的油漆和石灰的味道,长长的街道一眼望去,空空如也,这使我想起清晨空袭警报解除后的伦敦大道:随处可以见到警告标示,上面写着“未爆炸弹”。

军官营房门前的围墙已被炸毁,街对面那些房屋也沦为废墟。我从南定乘着登陆艇沿河而下时,听佩劳德中尉说起事情的经过。他是个严肃的年轻人,共济会成员,于他而言,这次事件就像是对他会友们迷信的一次审判。发艳主教曾去过一次欧洲,并且学会了崇拜圣母法蒂玛——罗马天主教徒都相信,她曾在一群葡萄牙孩子面前显灵。他回来后,便在大教堂内修建一座神龛,以供奉圣母,每年都列队游行,庆祝圣母节。自从当局解散了主教的私人军队后,主教与那位管辖法越两军的上校之间的关系,便十分紧张。今年,上校——他对主教产生几分同情,因为他们俩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天主教更重要——摆出一个友好的姿态,跟他的高级军官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聚集在发艳纪念圣母法蒂玛。甚至许多佛教徒——他们占据半数人口,也不甘心错过这场趣事,那些既不信佛也不信上帝的人也认为所有这些经幡、香炉和金光四溢的圣体匣将会保佑他们全家人远离战争困扰。主教的军队如今只剩下军乐队了,这次就是他们带领着游行队伍;法国军官们奉上校指令,他们像唱诗班的男孩儿,随着队伍进入大教堂区域,经过教堂门前的小水池,池中央的小岛上立着一座白色的圣心雕像,然后从两边有东方式长廊的钟塔下面穿过,走进木雕的大教堂,大堂里有许多整根的原木柱子,深红色的漆制神坛,看起来更像是佛教寺庙,而非天主教堂。人们从各地涌来,从那些运河之间的村落里,从那些具有低地国家[21]风光的水乡里赶过来。水乡里的嫩绿秧苗和金色作物取代了郁金香和带风车的教堂。

没人注意到越盟特工也加入了这次游行,那天晚上共军的主力部队冲过石灰岩山上的通道,进入东京平原。法军在山上的哨兵眼睁睁地看着,毫无办法,同时,潜伏在发艳的特工也开始行动,里应外合。

四天以后,在伞兵的帮助之下,敌军才被迫退到离城半英里之外的区域。这是一场大败仗:新闻记者不许进入,电报也不许发出去,因为报纸只能刊载胜利消息。如果当局知道我是来采访的,那么早在河内就会将我拦下,然而你离司令部越远,对你的限制就越松,当你到了敌军的火力范围内,你就成了一位很受欢迎的客人——河内的参谋部认为这是一大威胁,南定的上校认为值得担忧,外界或许很感兴趣,而在前线的中尉看来,不过是一个笑话,一场消遣,因此有几个这样的幸福时刻,他大可以表演一番,甚至可以借着虚妄的英雄光辉来对待部下的受伤或死亡。

神父合上他的祈祷书并说道:“好,结束了。”他是欧洲人,但可不是法国人,因为主教不会容忍他的教区出现一位法国神父。他怀着歉意说:“我来到这里,你明白的,不过是想清静一点儿,避开那些可怜的人。”迫击炮的声音似乎在逼近,也许敌军终于开始还击了。寻找这些敌人异常困难:这里有十多条狭窄的战线,在纵横交错的运河间、在农家房屋与稻田之间,他们有无数可以伏击的好机会。

在我们这座钟塔下面,发艳的全部人口都在这里,或站或坐,或躺着。天主教徒,佛教徒,以及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带着他们最值钱的东西——烧饭的炉子、一盏灯、一面镜子、一个衣柜、几床垫子、一幅天主圣像——来到了大教堂区域。这里是北方,夜晚到来时,气温骤降,大教堂里已经水泄不通:早已没有可栖身之地。甚至通向钟塔的每一级楼梯上都被占据,不时还有更多的人挤进大门来,带着他们的孩子和家庭用品。他们相信,不管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在这里总是安全的。我们在这儿看着时,一个身穿越南军装、拿着步枪的年轻人也挤进来,一个牧师将他拦住,并夺下他手里的步枪。我身边的这位神父解释说:“我们在这里是中立的。这是天主的领地。”我心里想:“这真是天国里一些奇怪可怜的居民,惊慌,寒冷,饥饿”——“我真不知道拿什么去养活这些人。”神父对我说——“你会认为一个伟大的国王会做得比这更好。”不过接着我又想到,“无论哪里都是一样——并不是最有能力的统治者就一定拥有最幸福的人民。”

下面已经架起来一些货摊。我说:“很像一个大集市,不是吗,但看不见一张笑脸。”

神父说:“昨晚他们很冷。我们不得不关上修道院的大门,不然他们会涌进来挤死我们。”

“你们在里面暖和吗?”我问。

“并不暖和。即使他们进去十分之一,我们那边也容不下。”他继续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必须要保持健康。发艳只有我们一家医院,我们的这些修女承担护士工作。”

“外科医生呢?”

“我只能尽力而为。”这时我才看见他的法衣上面沾了不少血迹。

他说:“你上来是找我吗?”

“不。我是想辨认一下我所处的位置。”

“我这样问你,是因为昨天晚上也有人上到这里来。他想作忏悔。你看,他对于在运河那边看见的死人感到有些害怕。这也难怪。”

“运河那边的情况很糟糕吗?”

“他们被伞兵两面夹击。可怜的人哪。我想也许你也有同样的感受。”

“我不是罗马天主教徒。我想你甚至不能认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恐惧会使一个人吓成那副样子,真奇怪。”

“它才吓不倒我呢。就算我信仰上帝,我还是讨厌忏悔。跪在你们的一个小房间里。将自己的一切暴露给另一个人。请原谅我,神父,但对我而言,这种做法是病态的——甚至是懦夫的行为。”

“噢,”他小声地说,“我想你是一个好人,大概没多少事需要忏悔。”

我沿着教堂的房子望去,两边都是运河,向着远处的大海延伸。有火光闪过第二座钟塔。我说:“你们的教堂里并不是完全保持中立的。”

“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他说,“法国人只同意不干涉教堂区域,我们无法再要求更多了。你刚才看见冒出火光的,是一个外籍军团的哨岗。”

“我要下去了。再见,神父。”

“再见,祝你好运。小心那些狙击手。”

我不得不在人群中挤过去,经过小水池和那座伸出两只像白糖做的胳膊的白色圣心雕像,一直走到那条长街上。我朝左右两边望去,都能看见大概四分之三英里远,两边的长街上,除我之外,只有两个活物——两个戴着伪装头盔的士兵,沿着街道边缘慢慢移动,手里端着司登冲锋枪。我说活物,是因为有一家门口还躺着一具尸体,脑袋伸到路面上。没有别的声音,只能听见苍蝇飞舞的嗡嗡声,以及越来越弱的士兵皮靴嘎吱嘎吱的声响。我迅速走过那具尸体,将头转向另一边。几分钟后,我回头一看,只剩下我和我自己的影子,四处无声无息,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我觉得自己像是射击场上的一个标靶。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在这条街上发生了什么事,可能要在几个小时之后,才会被发现:而在那几个小时里,苍蝇早就爬满了我的全身。

走过两道运河,我转了个弯,走向一座教堂。那里有十几个人坐在地上,都是带着伪装的伞兵,两个军官正在查看一张地图。当我走过去时,谁也没有注意到我。其中一个背着长天线对讲机的人说:“我们现在可以前进了。”于是每个人都站起来。

我用糟糕的法语问他们,是否能跟他们一起走。这场战争有一个优点,一张欧洲人的脸在战场上便是通行证:一个欧洲人不会被怀疑是敌方的间谍。“你是谁?”那个中尉问道。

“我在写这场战争。”我说道。

“美国人?”

“不,英国人。”

他说:“这是一次很小的行动,但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的话……”他开始动手摘下他的头盔。“不,不用,”我说,“那是给战斗者戴的。”

“随你的意思。”

我们在教堂后面排成一列纵队出发,由中尉带领,走到一道运河岸边,我们停了一会儿,让那个背着对讲机的士兵跟两侧的巡逻部队取得联络。迫击炮弹从我们头上飞过,并在我们的视线之外炸开了。我们在另一座教堂后面与一些人会合,现在我们大约有三十人了。中尉的手指敲在地图上,低声对我解释说:“报告说有三百人在这个村落里。也许是为了今晚的行动在这里集合。但我们还不清楚,目前还没人发现他们。”

“离这里有多远?”

“三百码。”

无线电又传来指令,我们无声无息地继续前进,右侧是一道笔直的运河,左侧则是低矮的灌木丛和庄稼,再过去又是灌木丛。“警报解除。”中尉低声说道,并挥手示意我们继续前进。四十码外,又是一道运河,河上是一座残破的桥,只剩下一块木板,没有栏杆,横跨在我们面前。中尉对我们打手势进行部署,我们蹲了下来,面对着离我们三十英尺、桥那边情况不明的未知地带。士兵们望向河水,然后仿佛得到命令似的,又都同时把视线移开。那一刻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了什么,但当我看到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起堤岸的乡村酒家、那些男扮女装的演员和吹着口哨的年轻军人,还想起派尔说的那句话:“这一点儿也不合适。”

运河里遍布着尸体,这使我想起了肉放得太多的爱尔兰炖肉。尸体重叠堆放:一个人头,暗灰色,像是被剃了光头的无名囚犯,冒出水面,如同浮标。这里没有血,我想血早已流走了。我不知道河里究竟有多少具尸体,他们一定是陷入了交叉火力,又试着逃回来,我想这时在岸边的每个人都在想:“这样的局面两个人就可以做到。”我也将视线移开。我们都不想再被提醒自己的生命是多么不值钱,而死亡来得又是多么迅速,多么简单,多么悄无声息。尽管我始终秉承向死而生的理念,但实际上,我还是像个处女一般害怕它的到来。即便是死亡,我也希望有个事先的警告,让我自己好有所准备。准备什么呢?我不知道,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准备,除了向着这个我要离开的地方多看上几眼。

中尉坐在背着对讲机的那个士兵身旁,低头盯着两脚之间的土地。对讲机里噼噼啪啪地传出一些指示,于是他叹了口气,就像被人从睡梦中叫醒那样,又站起身来。这些军人的所有动作里,透露出一种古怪的友情,好像他们对各自的任务已经一起执行过许多次。没有人等待分配任务。两名士兵向木板走去,试着通过,但由于身上的武器太重,使他们失去了平衡,导致二人不得不骑在木板上,每次只能向前移动几英寸。另一名士兵在运河下游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一艘平底船,他设法将它划至中尉所站的岸边。我们六个人上了船,他就开始向对岸划去,但是碰上一大堆尸体,船走不动了。他用竹竿向外撑,竹竿陷入那一大堆人肉烂泥里,然后一具尸体浮上水面,直挺挺地靠在船边,像一位躺着晒太阳的游泳者。然后,我们的船从中挣扎出来,一到达对岸,我们便赶紧爬了出来,没有勇气再回头看。没有人向我们开火:我们仍活着;死神已经撤离了,也许撤至下一条运河去了。我听见有人在我背后十分严肃地说道:“感谢上帝。[22]”除了中尉之外,这支队伍里大多数都是德国人。

远处坐落着数间农家房屋;中尉贴着墙先走了进去,我们列纵队跟进,每个人之间相隔六英尺。然后,这些士兵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便在农场里分散开来。这地方没有一丝生气——连一只母鸡也没有留下,虽然在那个曾经是起居室的房间里的墙壁上,还挂着两幅丑陋的油画式石版画,一幅是《圣心》,另一幅是《圣母与圣婴》,这两幅画给摇摇欲坠的房屋带来了一些欧洲气息。即使你不赞同他们的信仰,至少也知道他们在相信着什么: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灰色的干尸。

战场上的很多时候,人们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等着别人的行动。你的生命还剩下多久,谁也说不准,所以也没有什么胡思乱想的必要。像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哨兵们走了出去。这时,前方要是出现任何动静,那势必就是敌人无疑了。中尉在他的地图上做好标记,并通过无线电报告了我们的位置。午夜的寂静降临:迫击炮不再开火,天上也没有飞机了。一个士兵用树枝在院落的尘土上心不在焉地乱写乱画。过了一会儿,我们好像被战争遗忘了。我希望凤已经把我的西服送到洗衣店里去了。一阵冷风吹乱了院子里的稻草,一个士兵谨慎地走到谷仓后面撒尿。我竭力回忆,在河内时英国领事让我拿走的那瓶威士忌,我有没有付过钱。

在我们的正前方,有人开了两枪,然后我想:“就是它了。现在它来了。”这是我想要的预兆。我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那件永恒的事情。

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又一次地,我为“那件事情准备得过了头”。漫长的几分钟过去之后,一个哨兵才回来,向中尉汇报了一些情况。我只听见了这句:“两个平民。”

中尉对我说“我们看看去”,于是我们跟在这个哨兵后面,沿着两片田地之间泥泞、杂草丛生的小路走过去。在农家房屋二十码外,一条狭窄的水沟里,我们看到了我们寻找的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小男孩儿。他们显然已经死去:女人的前额上有一块匀整的、已经凝结起来的血痂,孩子就像睡着了似的。他大概六岁的样子,躺在那里,精瘦的小膝盖弯曲着,如同子宫里的胚胎一般。“倒霉,打错了。”中尉说。他弯下身来,将孩子翻过去。男孩儿的脖子上挂着一块圣牌,我对自己说:“护身符也不管用。”在他的身体下面,还有一块被咬过的面包。我想着:“我憎恨战争。”

中尉说:“你看够没有?”语气很凶,好像这两个人的死亡责任主要在我似的。也许对军人来说,是平民出钱雇他们杀人的;平民将谋杀这项罪名放在工资袋里,从而逃避掉责任。我们走回农场,静静地坐在稻草上,风吹过来,它像一个动物那样,似乎知道黑夜即将来临。那个用树枝乱写乱画的士兵正在撒尿,而刚才撒尿的那个此时正在乱写乱画。我想,在哨兵埋伏好之后的那段寂静时间里,那对母子一定认为从沟渠里走出来是绝对安全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沟渠里待了很长时间——面包已经干了。这个农场可能是他们的家。

无线电又响了起来。中尉不耐烦地说:“他们要轰炸村庄。巡逻队今晚都要撤回去。”我们站起身来,准备返程,划船绕过那一大堆尸体过河,列队经过那座教堂。我们并没有走多远,但感觉却是一次相当漫长的旅程,而这次巡逻的结果就是:杀死了那对无辜的母子。飞机已经逐一起飞,轰炸在我们身后拉开了帷幕。

待我抵达军官的营房时,天已经黑了,我要在营房里过夜。气温只有一摄氏度,唯一暖和的地方是那片燃烧的集市。营房里有一面墙早被火箭炮轰塌了,几道门扭曲变形,帆布帘子也挡不住那一阵阵寒风。发电机没开,我们只好用盒子和书作为遮挡物,保证蜡烛能继续燃烧。我跟索雷尔上尉玩起了“四二一”,赌共产党发行的货币:我没办法赌喝酒,因为我是吃他们伙食的客人。我的运气时好时坏,令人厌倦。我打开我的那瓶威士忌,想让我们暖和一些,其余的人都聚集在我周围。上校说:“这是从我离开巴黎以来,喝到的第一杯威士忌。”

一名中尉查哨回来,“也许我们会有一个宁静的夜晚。”他说。

“在四点钟之前,他们是不会进攻的。”上校说。“你有枪吗?”他问我。

“没有。”

“我会给你找一把。最好把它放在枕头边上。”他客气地补充道,“我怕你会觉得你的被褥太硬。到三点半时,迫击炮就要开火了。我们想轰散敌军聚集的兵力。”

“你觉得这场战斗会持续多久?”

“谁知道呢?我们无法再从南定调来更多的部队。这只是牵制攻击。两天前,我们得到了一些支援,若是能以现在这种情况支撑过去的话,那就可以说是赢了。”

大风又吹起来,直往屋子里灌。帆布帘子被吹了起来(这使我想起了波尔纽斯[23]在帷幕后被杀死那件事),烛光摇曳,暗影乱舞,我们像是一个巡回演出的剧团。

“你们的哨岗都没问题吧?”

“目前为止,据我们所知,”他十分疲惫地说道,“暂时没问题,你知道,跟一百公里外和平府的战事比起来,这里的情况不值一提,那边才是硬仗。”

“再来一杯吧,上校?”

“谢谢你,不用了。味道不赖,你们英国的威士忌,不过最好留一些,夜里有需要时可以喝。我想,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去睡一会儿了。迫击炮开始轰炸后,谁也睡不成了。索雷尔上尉,给福勒先生准备好他需要的东西——蜡烛、火柴、左轮手枪。”说完,他便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就寝的信号。他们在一间小贮藏室的地板上给我放上一床褥垫,我被木箱四面包围着。没多一会儿,我就睡着了——地板虽然很硬,却很适合休息。凤是否在家里呢,我这样想着,奇怪的是毫无嫉妒之意。在今天晚上,占有一个肉体似乎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也许因为这一天我看过的肉体太多了,那些肉体不属于任何人,甚至也不属于他们自己。我们都会像这样消耗殆尽的。当我睡着后,我梦见了派尔。他独自在舞台上跳着舞,动作僵硬,双臂伸向一个并不存在的舞伴,我坐在一把像是弹钢琴用的椅子上看着他,手里握着一支枪,以防有人干扰他跳舞。舞台旁边贴着一张节目单,就像在英国音乐厅里贴的那种,上面写着:“爱之舞,一级。”有人在剧院后面走动,我把枪握得更紧。然后,我就醒过来了。

我的手放在他们借给我的枪上,一个人拿着蜡烛站在门口。他戴着一顶钢盔,在他的眼睛投上一道阴影,直到他开口说话时,我才知道他是派尔。他不好意思地说:“很抱歉把你吵醒。他们告诉我,今晚我可以睡在这里。”

我还是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你从哪儿弄到的头盔?”我问。

“噢,别人借给我的。”他含糊地说道。他拖着身后的军用背包,从包里面拽出来一个羊毛内衬的睡袋。

“你的装备很齐全嘛。”我一边说着,一边竭力回忆为什么我和他竟然都跑到这里来了。

“这是标准的旅行包,”他说,“是我们医疗援助队的。他们在河内借给我一个。”他拿出一个热水瓶、一个小酒精炉、一把梳子、一套剃须工具和一罐口粮。我看了看我的手表。差不多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2

派尔继续翻弄他的行李。他将几个箱子摞成一个长台,并在上面放下他的剃须镜和其他用具。我说:“我怀疑你在这里弄不到水。”

“噢,”他说,“保温瓶里的水就够我早上用的了。”他坐在睡袋上,开始动手脱靴子。

“你到底怎么到这儿来的?”我问。

“他们让我一直跑到南定,去看看我们的沙眼治疗团队,然后我租了一条船。”

“一条船?”

“噢,是那种平底船——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事实上,我是把它买了下来,倒没花多少钱。”

“然后你自己一个人沿着河划过来的?”

“也不是什么难事,你知道的。我是顺流而下。”

“真是疯了。”

“噢,没什么。真正需要担心的危险,只是怕船搁浅而已。”

“或者挨了海军巡逻队的枪子,被法国飞机的扫射击中,还可能被越盟的人抹了脖子。”

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不管怎样,我现在到这里了。”他说。

“为什么非要来这里?”

“噢,有两个理由。不过我可不想打扰你的睡眠。”

“我不困。枪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介意我挪挪蜡烛吗?这里有点儿太亮了。”他看起来十分紧张。

“第一个理由是……?”

“嗯,前几天你的话让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趣。你记得我们跟格兰杰……还有凤在一起的那天吗?”

“记得,然后呢?”

“然后我想,我似乎应该亲自来看看。老实说,那天格兰杰的表现让我觉得很惭愧。”

“我明白了。就这么简单吗?”

“是,这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难事,不是吗?”他开始摆弄他的鞋带,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我不太诚实。”他终于开口说道。

“不诚实?”

“我其实是来看你的。”

“你来这里,是为了看我?”

“是的。”

“为什么?”

他不再摆弄鞋带,陷入尴尬与痛苦之中。“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爱上凤了。”

我听后大笑起来。完全控制不住。他的话实在出人意料之外,但说的时候却又是一脸严肃。我说:“你不能等我回去再说吗?我下周就回西贡了。”

“你也许会被杀掉,”他说,“那样就显得我不够磊落了。而且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不去接近她,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控制得住。”

“你的意思是,你还没接近过她?”

“当然。你认为我会先告诉她——而不让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我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她的?”

“我想是乡村酒家的那个晚上吧,在跟她跳舞的时候。”

“我觉得当时你们并不亲近。”

他不解地看着我。如果他的行为对我来说有一点儿疯狂的话,那么我的反应对他来说,显然更加莫名其妙。他说:“你知道,我想是因为我瞧见了妓院里的那些女孩儿。她们全都那么漂亮。唉,想到她也是其中一个,我就想去保护她。”

“我不觉得她需要你的保护。徐小姐约你出去过吗?”

“约过,但我没有去。我一直躲着她们。”他沮丧地说,“这很不好。我觉得那样做很糟糕,但是请你相信我,可以吗,如果你们已经结婚——那我绝不会闯进去做第三者的。”

“你似乎很确定你能闯得进来。”我说。头一次,他的这番话让我很生气。

“福勒,”他说,“我不知道你的教名……”

“托马斯。怎么了?”

“我能叫你汤姆吗?我觉得冥冥之中,它拉近了我们的关系。我是说,爱上同一个女人这件事。”

“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

他背靠着包装箱,满腔热情地坐了起来。“现在你知道了,那么一切似乎不同了,”他说,“我想求她嫁给我,汤姆。”

“你还是叫我托马斯吧。”

“她只需要在我们两人中作出选择,托马斯。这很公平。”但这公平吗?想到日后的孤独与落寞,我第一次不寒而栗。这一切不过是异想天开,但……他也许是个可怜的情人,我却要更差劲。他比我要体面得多。

他开始脱衣服。我想:“他还拥有青春。”我忽然发现我很嫉妒派尔,这件事实在令人悲伤。

我说:“我不能娶她。我在家里还有个妻子。她永远不会跟我离婚的。她信奉高教会派——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吧。”

“很抱歉,托马斯。对了,我的名字叫奥尔登,如果你愿意……”

“我还是管你叫派尔吧,”我说,“我脑子里想到你时,就会出现派尔这个名字。”

他钻进睡袋,伸手去拿蜡烛。“嘘,”他说,“很高兴这件事过去了,托马斯。这几天来,我一直因为这件事而难受。”很明显,他现在是不会难受了。

蜡烛熄灭后,我只能看见他的平头在外面火光映衬下的轮廓。“晚安,托马斯。好好睡一觉。”这些话像一场低劣喜剧的提示语那样,刚一说完,迫击炮便开始轰炸了,炮弹飞行的声音、尖啸声、爆炸声一并传来。

“上帝啊,”派尔说,“是一次进攻吗?”

“他们正试图阻止一次进攻。”

“好吧,我想,我们是睡不成了吧?”

“睡不成了。”

“托马斯,我希望你知道,我对你处理这一切的看法——我觉得你非常出色,极其出色,没有别的词语可以形容。”

“谢谢。”

“你见过的世面比我多。你知道,从某种角度来说,波士顿未免有些——狭隘。即使你不是洛厄尔或卡伯特家族[24]的一员。我也希望你能给我建议,托马斯。”

“哪方面的建议?”

“关于凤的。”

“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不会相信我的建议。我是有私心的。我想把她留在我身边。”

“噢,但我知道你为人直率,非常直率,我们俩对她都是真心的,都很在乎她的利益。”

忽然间,我再也受不了他的孩子气。我说道:“我不在乎她的利益。你可以在乎。我只想要她的身体。我要她跟我上床。比起照顾她的什么狗屁利益,我还……还不如去糟蹋她,跟她一起睡觉。”

在黑暗里,他说了一声“噢”,声音虚弱。

我继续说:“如果你只关心她的利益,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放过她吧。跟其他女人一样,她也想要个好的……”迫击炮的爆炸声使那双波士顿耳朵没能听见盎格鲁-撒克逊的粗话。

但是在派尔身上,有一种难以说服的固执。他认为我的表现良好,那我就不得不表现良好。他说:“我知道你的痛苦,托马斯。”

“我不痛苦。”

“噢,当然,你很痛苦。我知道,如果我不得不放弃凤的话,也是一样。”

“但我并没有放弃她。”

“我也很重视肉体,托马斯,但是如果凤能快乐的话,我愿意放弃一切。”

“她现在就很快乐。”

“不可能的——以她现在的处境来说。她想要孩子。”

“她姐姐那些胡说八道的话,难道你还真信……”

“当姐姐的有时会更了解妹妹……”

“她只是想把那些想法灌输给你,派尔,因为她觉得你比较有钱。而且,我的上帝,你居然会相信。”

“可我只是赚工资的。”

“嗯,不管怎么说,你们货币的汇率相当不赖。”

“别那么刻薄,托马斯。这样的事情很多。我真希望它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你。那是我们的迫击炮吗?”

“是的,是‘我们的’迫击炮。你说得就好像她要离开我了似的,派尔。”

“当然,”他的语气倒没什么信心,“她也可能会选择跟你在一起。”

“那到时你要怎么办呢?”

“我会申请调离。”

“你怎么不现在就走呢,派尔?别留在这儿惹麻烦。”

“那对她是不公平的,托马斯。”他十分严肃地说。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对自己造成的所有麻烦有比他更善意的动机。他补充道:“我不认为你很了解凤。”

几个月后的一个早上,我醒来时,凤就在我身边,我想:“你了解她吗?你能预料到这种情况吗?凤心满意足地睡在我身边,而你却先走一步?”时间自会报复,而报复总是如此凄苦。我们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人会完全了解另一个人,妻子无法完全了解丈夫,情夫无法完全了解情妇,父母也无法完全了解孩子。也许这就是人们发明上帝的缘由——它能了解一切。如果我希望被人了解或者了解他人时,也许我也会哄骗自己相信上帝,但我只是个记者而已。上帝是为新闻主笔而存在的。

“你确定有许多事情需要去了解吗?”我问派尔,“噢,看在上帝的份上,咱们还是来一杯威士忌吧。争来争去,吵死人了。”

“现在喝酒有点儿早。”派尔说。

“是他妈的晚了。”

我倒了两杯酒,派尔举起他的那杯,眼睛透过威士忌,睁大眼睛望向烛光。每当有炮弹爆炸时,他的手便会发出一阵颤抖,他如此害怕,却还是从南定跑过来,作这次毫无意义的旅行。

派尔说:“这事很奇怪,我们都不能跟对方说‘祝你好运’。”于是,我们什么都没说,把酒喝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