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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以为我只会离开西贡一个星期,但事实上,将近三个星期后,我才回来。首先,离开发艳这个地方,竟然比进入时还要困难。南定与河内之间的道路已被切断,又不可能只为一个记者安排一次航运,更何况这记者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那里。后来,等我到达河内时,记者们也都飞了过来,听取最近这次胜利的简报,而送他们回去的飞机也没给我留位置。派尔在到达的那个早上便离开了发艳: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跟我谈谈关于凤的事情,他没有理由留在这里了。五点半时,迫击炮停止轰炸,他还在睡觉,我去餐厅里喝了一杯咖啡,吃了几块饼干,等我回来时,发现他已经走了。我以为他是出去散步了——既然能从南定一路撑船划过来,那么也就不必替他担心那几个狙击手了;他对自己会给别人带来的痛苦和危险完全没有预想,而他对自己可能遭受的痛苦与危险也是一样毫无准备。有一次——但那是几个月后的事情——我失控了,将他双脚猛推进去,我的意思是将他推入痛苦之中,我至今还记得他是怎样转过身来,困惑地看着那只弄脏的皮鞋,说道:“见公使之前,我得把鞋子清理干净。”那时我就知道,他已经学会了约克·哈丁的那套措辞。不过就他的为人而言,还是颇为真诚的:这不过是巧合,一切牺牲均由他人付出代价,直到最后的那个晚上,他倒在通往达科的桥下。

我回到西贡之后,才知道派尔是怎样离开的,当我下楼喝咖啡时,他说服了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将他带上一艘登陆艇里;登陆艇完成巡视工作之后,让他悄悄在南定上了岸。他运气不错,跟着沙眼治疗团队回到了河内,二十四小时后,那条道路便被正式切断。当我抵达河内的时候,他已经去了南方,临走之前,他在记者营的酒吧间侍者那里给我留了一封信。

“亲爱的托马斯,”他写道,“我没办法告诉你,那天晚上你是多么出色。可以告诉你的是,当我走进那间屋子去找你时,我的心情非常紧张。(当他撑着船,长时间沿河航行的时候,心情又如何呢?)没人能冷静地处理这样的事情。你真的很了不起,我向你袒露心声之后,也不觉得像之前那样惭愧了。(难道只有他自己的感受才最重要吗?我生气地想着,但我知道他并不是故意这样的。对他而言,他只要不觉得惭愧,那么整件事情立刻也就愉快了一些——我会愉快,凤会愉快,整个世界也会愉快一些,还包括那位经济专员和美国公使。派尔不惭愧了,春天也就在印度支那降临了。)我在这里等了你二十四个小时,但如果我今天不走,就不能在一星期之内赶回西贡来。而我真正的工作却是在南方。我已经告诉沙眼治疗团队的成员了,让他们去拜访你——你会喜欢他们的。这些小伙子都很棒,他们在做的工作与成年人无异。我会赶在你之前回到西贡,不必担心。我向你保证,在你回来之前,我不会去见凤。在日后的任何方面,我都不想让你感到不公平。你诚挚的,奥尔登。”

又是那种想当然的假设,认为“日后”我会失去凤。他是在美元汇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信吗?过去我们也经常说起英镑的价值。现在,我们要谈一场美元的恋爱了吗?一场美元的恋爱,当然包括结婚、生子和母亲节,尽管后来可能也包括里诺或者维尔京群岛[25]或者其他什么他们现在去离婚的地方。一场美元的恋爱有着美好的愿景,一颗清白的良心,那么其他人就都见鬼去吧。但我的爱情没有愿景:未来摆在那里。所有能做的,不过是让未来不那么难堪,当它来临时,让它温和地幻灭,在这方面,鸦片也有一定作用。但我从未预见到,我不得不告诉凤的第一个幻灭的未来,竟然是派尔的死讯。

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便去参加了记者招待会。毫无疑问,格兰杰也在那里。一个年轻、英俊的法军上校主持会场。他用法语发言,旁边的初级军官替他翻译出来。法国记者们像足球队员一样坐成一排。我发现我很难集中精力聆听上校的发言:我精神恍惚,一直在想着凤,以及那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如果派尔是对的,我真的失去了凤:那我该何去何从?

翻译说:“上校告诉大家,敌军吃了一场大败仗——损失了几乎一个营的兵力。残余的部队正乘着简易木筏渡过红河逃窜。我们的空军一直在追击他们。”上校用他的手抚过他那优雅的金发,挥动着他的指示棒,在墙上的长地图下来回踱步。一位美国记者问:“法军的损失如何?”

上校非常清楚这句话的意义——记者招待会这种场合里,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他停下来,举起指示棒,像一位很受欢迎的教师那样和蔼地笑着,直到翻译把这句话说完,他才作出模棱两可的回应。

“上校说,我们损失并不严重。确切的数字现在还不知道。”

这样的回答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麻烦。你会认为,或早或晚,上校会想出一套说辞来应对这些执拗的“学生”,否则“校长”便会指定一位更有能力的职工来维持秩序了。

“上校说的是真的?”格兰杰说道,“他有时间去清点敌人的死亡人数,而不去算算他自己的?”

上校颇具耐心地又编出一套回避的说辞,他心里很清楚,若是有人继续追问的话,那么这套说辞就又不成立了。那些法国记者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神情忧郁。如果美国记者逼得上校坦白了些什么,他们就会一把抓住,但他们不会主动引诱自己的同胞。

“上校说敌军被我们赶跑了。在火线后方是可以清点死亡人数的,但目前战斗还在进行,你不能指望让正在前进的法军部队统计具体的伤亡数字。”

“并不是我们指望,”格兰杰说,“而是参谋部到底知不知道。你是在认真地告诉我们说,各排不会及时通过对讲机报告伤亡情况,是吗?”

上校开始按捺不住自己的脾气了。我想,如果他一开始便摊牌,坚定地告诉我们,他知道伤亡人数但不想说,那么情况或许会好一些。毕竟这是他们的战争,不是我们的。上帝没有赋予我们必须了解到真实信息的权利。我们不用跟巴黎的左派议员们争斗,也不必在红河与黑水河之间同胡志明的军队战斗。我们并没有人为此死亡。

上校忽然间脱口而出地说道,法军的伤亡人数比例是一比三,说完便背过身去,怒气冲冲地瞪着地图。这些死去的人是他的战士,他的同僚,是他在圣西尔军校的同窗——跟格兰杰预测的数字并不相符。格兰杰说着:“现在咱们总算搞清楚大致情况了。”一面朝着他的同行望去,露出痴呆一般的胜利表情。那些法国记者低着头,沮丧地记下这个数字。

“这个比例可要高于朝鲜战场。”我假装不了解地说道,不过我却给了格兰杰一条新的线索。

“问问上校,”他说,“法军接下来准备怎么办?他说敌军正渡过黑水河逃窜……”

“红河。”翻译纠正他说。

“我们不在乎这条河是什么颜色的。只是想知道,法军现在准备怎么办。”

“敌军正在逃窜。”

“他们到达河对岸时,会发生什么情况?那时你们准备怎么办?你们是不是打算在河边一坐,然后就宣布战争结束了?”法国军官怀着阴郁的耐心聆听着格兰杰的咄咄逼人的声音。现在的战士们,还得学会忍气吞声。“你们准备给他们投些圣诞贺卡吗?”

上尉一字一句地翻译这段话,甚至连“圣诞贺卡”这种词也翻译出来了。上校对我们冷笑,“不投圣诞贺卡。”他说。

我想是上校的年轻与英俊惹恼了格兰杰。这个上校不是一个——至少不是格兰杰以为的那样——有男子汉气概的男人。他说:“你们总不会投些别的什么东西吧。”

上校忽然说起英语来,并且还很流利。他说:“如果美国人承诺的供给物资到位的话,我们就有更多可投的东西了。”尽管他的举止文雅,但头脑还是太简单了。他居然相信一个新闻记者会去关心祖国荣誉,而枉顾新闻采访。格兰杰尖锐地指出(他的记性相当好,能记住每一个日期):“你的意思是,应该在九月初就抵达的供给物资,现在还都没运到吗?”

“没有。”

这下格兰杰可得到他想要的新闻了,他立即动笔记下来。

“很抱歉,”上校说,“这一点不能在报上发表,只能作为背景来参考。”

“但是上校,”格兰杰抗议道,“这可是新闻。在这方面,我们能间接地帮上忙。”

“不,还是让外交官们去交涉吧。”

“发在报上的话,又有什么弊端呢?”

法国记者一脸困惑:他们几乎不懂英语。上校又没有按照规定的那样讲法语,他们只好气愤地相互低声抱怨。

“或利或弊,我不作判断,”上校说,“也许美国的报纸们会说,‘噢,法国人一直在抱怨,一直在乞讨。’那些在巴黎的共产党人又会发出谴责,‘法国人正在替美国人流血,而美国却连一架二手直升机也不给派过来。’无论怎样,都不妥当。到头来,我们还是得不到直升机,而敌人还在那里,距离河内不过五十英里。”

“至少我们可以在报纸上登,你们急需直升机,可以吗?”

“可以这么写,”上校说,“六个月前,我们有三架直升机,现在我们只有一架。一架而已。”他又重复一遍,语气惊诧又痛苦。“你可以说,如果有人在战斗时负伤,不是重伤,只是受了伤而已,那么他大概会觉得自己是必死无疑了。躺在担架上十二小时,或许二十四小时之后,才会被抬上救护车,然后在前方等着他的,是糟糕的路况,就地抛锚,或者遭遇一次伏击,最后死于坏疽。倒不如当时就直接被打死,那样还好过一些。”法国记者们都向前探着身体,竭力想弄明白上校的话的意思。“你们可以把这些都写上。”他说,在他那漂亮的身形映衬之下,其怨恨情绪显得更为强烈。“翻译给他们听。”他命令道,说完便走了出去,撇下那位上尉来完成那项极为生疏的任务:将英语翻译成法语。

“戳到他的痛处了。”格兰杰得意地说,然后他便跑去酒吧的角落里去写电报了。我的电报也没花很久就写好了——反正我在发艳的那些经历,也没有必要去写,那些新闻审查官肯定通不过的。如果故事足够好的话,我可以飞到香港去,在那里写好并发出去,但是真有什么新闻值得去冒被驱逐的风险吗?我很怀疑。被驱逐可是一辈子的事情,那意味着派尔会取得胜利,但是等我回到我住的旅馆,在信箱里等着我的,恰是他的胜利,也是我的结局——一封恭喜我升迁的贺电。但丁从没想过以这种方式惩罚他诗篇里受谴责的情人们。保罗也从未这样被提拔进入“炼狱”[26]。

我上楼回到我空荡荡的房间里,冷水龙头正在滴着水(河内是没有热水供应的),我坐在床边,头上的那顶蚊帐像是一大团乌云。我要去担任国际新闻部的新编辑,每天下午三点半上班,在伦敦黑衣修士站附近那座阴沉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里,电梯口还挂着一幅索尔兹伯里爵爷[27]的画像。他们从西贡送来了这个好消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传到凤的耳朵里了。我当不成记者了,以后我得发表意见,作为拥有这个空洞特权的回报就是:我跟派尔竞争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被剥夺了。对付这个幼稚的家伙,我有足够的经验,在两性的游戏之间,年纪也是一张好牌,跟青春一样,但现在,我连有限的十二个月的未来都无法提供,而前途才是真正的王牌。我很羡慕那些心怀家乡又随时准备赴死的军官。我想大哭一场,但我的泪腺早已干涸,就像这里的热水管。噢,让别人回家去吧——我只要我在卡提拿街上的那间小屋。

入夜后的河内气温骤降,灯光也不及西贡那样明亮,倒是跟这里女性所穿的深色衣服和战争的气氛很搭。我沿着甘贝塔街走去和平酒吧——我不太愿意去大都会酒店跟那些法国高级军官,以及他们的老婆和女人们一起喝酒。在我快走到酒吧时,我听见遥远的炮声从和平府那个方向传过来。白天时,那里淹没在交通噪声里,但现在一切都很安静,只能听见车铃的叮当声,那是三轮车夫在招揽生意。佩特里坐在老地方。他长了一个古怪的长脑袋,那只脑袋搁在肩膀上的样子,活像一只鸭梨摆在碟子里。他是名警察,娶了一个美貌的东京女子为妻,这间酒吧就是他妻子开的。他这个人也不怎么恋家。作为科西嘉人,他对马赛情有独钟,但比起马赛的话,他更愿意天天在甘贝塔街的人行道旁闲坐。我在想,他是不是已经知道我那封电报的内容了。

“玩一把“四二一”?”他问道。

“干吗不呢?”

我们开始扔骰子,我觉得对我而言,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远离甘贝塔街与卡提拿街,喝不到味美嘉喜鸡尾酒,听不到这熟悉的骰子声,瞧不见在地平线上像时针一般转动着的炮火——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说:“我要回去了。”

“回西贡吗?”佩特里一边问着,一边扔出个四二一点来。

“不。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