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和麻雀山  

“那么你就写吧,写我们的一生,也就是我的一生和你的一生,是怎样从这地点(麻雀山)发展起来的。”

——摘自1833年的信1

  

开始之前,我得先谈一下三年前的一件事。我们在卢日尼基沿着莫斯科河散步,对岸就是麻雀山。在河畔,我们碰到了我们认识的一个法国家庭教师,他光穿一件内衣,慌慌张张地在嚷嚷:“有人落水啦!有人落水啦!”但是我们的朋友还没来得及脱下内衣或者系好衬裤,一个乌拉尔哥萨克已从麻雀山上直奔而下,跳进水中不见了,一鿃眼,他挽了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又浮出了水面,那人的脑袋和胳臂像晾在风中的衣服一样,晃晃荡荡的。哥萨克把他放在岸上,一边说:“还能醒过来,只要摇他几下就成了。”

周围的人凑了五十来个卢布,送给哥萨克。哥萨克没有做作,非常爽直地说:“为这种事拿钱是造孽,再说,这毫不费力,你们瞧,他不过像一只猫。”接着又道:“不过,话说回来,咱们是穷人,要我向人伸手我不干,若是给我,为什么不拿呢,我多谢各位啦。”说罢,用手帕裹好钱,又上山放马去了。我父亲问了他的姓名,第二天把这事写信告诉了埃森2。埃森提升他当了军士。几个月后,哥萨克带了个德国人到我家来玩。德国人麻脸,秃顶,身上洒了香水,头上戴着拳曲的淡黄假发。他就是那个落水的人,现在是为哥萨克来向我们道谢的。从那时起,这人常来我家。

卡尔·伊万诺维奇·佐年贝格本来在给两个纨袴子弟教德语,这时已快结束,不久转到了一个辛比尔斯克地主家执教,后来又受雇于我父亲的一位远亲3。佐年贝格负责管一个孩子的身体健康和德语发音,他称这个孩子为尼克。我喜欢尼克,他有一种亲切的、温柔的、耽于幻想的气质。他与我见过的其他孩子截然不同,然而我们还是成了难分难舍的朋友。他沉默寡言,喜欢思考;我生性好动,只是并不敢打搅他。

特维尔省的表姐回柯尔切瓦后不久,尼克的祖母死了。他从小没有母亲,现在家中乱作一团,佐年贝格由于无事可做,只得帮忙照应,装出不得空闲的样子,一早就把尼克送到我家,要他整天待在这儿。尼克又伤心又害怕;看来,他爱他的祖母。后来他在诗中曾这样回忆她:

  

此刻时已黄昏,

晚霞长映大地,

我想起我家的古老风俗:

每逢主日前夕,

神父总要带着助手光临,

他的举动彬彬有礼,

低垂着满头白发,

面对圣像诚心祈祷。

 

我的祖母年已苍老,

她手扶圈椅站立,

小声喃喃祝告,

手指不停地拨动念珠。

仆役们齐集门前,

静静聆听教士诵经,

他们稽首伏地祝祷,

请求上帝赐予长寿。

 

夕阳照在窗上,

室中灯火齐明,

…………

香炉中升起袅袅青烟,

在屋内弥漫缭绕。

 

周围万籁俱寂,

但闻经声朗朗;

我的心中思潮起伏,

汇集成一个秘密的憧憬,

尽管这童年的梦想,

已在不知不觉中,

蒙上一层模糊的忧思,

我依然没有丧失希望。

《感怀》4

  

……坐了不多一会儿,我便提议读席勒的作品。我们的趣味之相近令我惊奇;他能背诵的比我多得多,而且都是我心爱的片段。于是我们合拢书本,促膝谈心,彼此寻求同情了。

从袖中暗藏短剑,“要从暴君手下解放城市”的墨罗斯5,从在吉斯纳特隘道上伏击总督的威廉·退尔6,联系到12月14日和尼古拉,这是容易的。这些思想和比较对尼克并不陌生,他也熟知普希金和雷列耶夫那些尚未发表的诗篇。我不时遇到的一些头脑空虚的孩子,他们与尼克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那以前不久,我在普列斯尼池塘散步时,心头充满布肖的恐怖主义情绪,我向与我同年的一个孩子解释,处死路易十六是正义的。

“一切确实这样,”那位少年公爵说,“然而他是受命于天的君主啊!”

我怀着怜悯瞪了他一眼,失去了对他的兴趣,从此再也不想找他了。

我与尼克之间就不存在这样的隔阂。他的心是像我的一样跳动的,他也已离开保守主义的阴森海岸,我们只想齐心协力,把船撑得更远。几乎从头一天起,我们就下定决心,要全力拥戴皇储康斯坦丁了。

起先,我们很少长谈。卡尔·伊万诺维奇像秋天的苍蝇,老是钉住我们,妨碍了我们的谈话。他什么也不懂,却一切都要过问,妄加评议,然后给尼克整整衣领,催他回家,总之,非常讨厌。过了一个月,我们已经不能两天不见面,或者不通信了。我的狂热天性使我愈来愈倾倒在尼克面前,而他也悄悄地、深情地爱上了我。

应该说,我们的友谊一开始就带有严肃的性质。我不记得嬉戏曾在我们中间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当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我们不会老坐在一个地方,年龄总要起作用,我们也嘻嘻哈哈,逗笑取乐,挖苦佐年贝格,在院子里射弹弓;但这一切的基础与空虚的友谊距离非常之远。除了年龄相仿,除了我们的“化学亲和性”,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我们的共同信仰。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崇高的全人类利益那样,激发一个少年的良知和正义,保护他不受邪恶的侵蚀。我们珍重蕴藏在我们身上的未来,彼此把对方看成为完成某种使命来到世上的“选民”。

我和尼克常去城外,我们心爱的地点是麻雀山和德拉戈米罗夫门外的田野。早晨六七点钟,他与佐年贝格一起来叫我,如果我还睡着,他便朝我的窗上扔沙土或石子。我醒来了,笑了笑,赶紧出去。

这些清晨的散步是不知疲倦的卡尔·伊万诺维奇规定的。

在奥加辽夫所受的宗法制地主教育中,佐年贝格起了比龙7的作用。随着他的到来,老家人8的影响消除了。那位前室的寡头虽然不满,也只得忍气吞声,保持沉默;他明白,该死的德国佬在老爷的餐桌上占有一席位置,他不是他的对手。佐年贝格大刀阔斧改革了从前的规矩;老家人得知德国佬把小少爷带往店铺买现成皮鞋后,伤心得甚至流了眼泪。佐年贝格的改革大有彼得大帝的气派,它的特点是使一切最和平的事物带上军事色彩。这当然并不是说,卡尔·伊万诺维奇那消瘦的肩膀上佩带过肩章或穗带,只是说,大自然天生赋予了德国人这种气质,哪怕他没有发展到肆无忌惮地糟蹋文学和神学的程度,也不管他如何文质彬彬,他依然是一名军人。正由于此,卡尔·伊万诺维奇爱穿多纽扣的、窄腰的紧身衣服,也由于此,他严格遵守他自己规定的作息制度。他规定早上六点起身,便在五点五十九分叫醒尼克,从不拖到六点零一分,然后便带领尼克出外呼吸新鲜空气。

麻雀山麓本是卡尔·伊万诺维奇溺水的地点,不久它便成了我们的“圣山”。

一天饭后,我父亲打算出城。奥加辽夫正在我家,他便邀他与佐年贝格同行。这次旅行真是活受罪。我家的四座轿式马车虽然是“约希姆制造”9的,但服务了十五年,尽管是平静的十五年,早已老态龙钟,何况车身照旧比攻城臼炮更重,驶到城门要花一个多小时。四匹马大小不同,毛色也参差不齐,但都在闲适的生活中变懒、发胖了,走不上一刻钟便会汗流浃背,而这是不准许的,因此车夫阿夫杰伊只得让它们慢慢行走。车窗照例是拉上的,不管天气如何闷热。除了这一切,还有我父亲那种从容不迫、威严可怕的监视,以及卡尔·伊万诺维奇那种大惊小怪、不胜其烦的监视;然而我们还是乐于忍受这一切,只要能待在一起。

到了卢日尼基,就在从前哥萨克从水中救过卡尔·伊万诺维奇的地方,我们乘船渡过了莫斯科河。我父亲像平常一样,走路时愁眉苦脸,弯腰曲背的,卡尔·伊万诺维奇则蹀躞着跟随在后,给他讲些小道消息和无稽之谈。我们离开他们,走到了前面,等离他们相当远之后,便一溜烟跑上麻雀山,到了维特贝格10的神庙奠基的地点。

我们气喘吁吁,满脸通红,站在那里擦汗。太阳快落山了,圆屋顶闪闪发光,城市铺展在山脚下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拂。我们站了一会儿,又站了一会儿,身子靠着身子,突然,我们互相拥抱在一起,面对着整个莫斯科,发出了誓言:我们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

这个场面可能显得太不自然,太富于戏剧性,然而即使相隔二十六年之久,我一想起它,依然感动得热泪盈眶。它是神圣的,也是真诚的,我们的整个一生都可证实这一点。但是看来,从这地点发出的一切誓言,都敌不过同一命运。当亚历山大11为神庙放下第一块石头的时候,他也是真诚的,正如新俄罗斯12一个城市奠基的时候,约瑟夫二世13说的话一样,然而他说错了,那块石头成了最后一块。

我们还不理解,我们要与之战斗的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我们决心战斗。这怪物使我们历尽艰辛,但是不能摧毁我们,我们也不会向它屈膝投降,不论它的打击多么沉重。它使我们蒙受的创伤是光荣的,正如雅各的瘸腿是他与上帝夜战的证据14。

从这天起,麻雀山成了我们朝圣的地点,我们一年要去一两次,而且始终是单独去的。五年后,奥加辽夫曾在那里胆怯而羞涩地问我,我是否相信他有写诗的天才。到了1833年,他从乡下写信给我:“我离开了,我感到忧郁,从来没有过的忧郁。总是想起麻雀山。好久以来,我一直把欣喜隐藏在心底。羞涩或者别的什么我自己还不明白的原因,妨碍我把它说出口。但是在麻雀山上,这种欣喜不致被孤独所窒息,因为你和我在一起。这些时刻是不能忘怀的,它们像幸福的往事一样深印在脑海中,一路上追随着我,虽然在周围我看到的只是森林;一切那么碧绿、碧绿的,我的心中却这么阴暗,这么阴暗。”15

最后他写道:“那么你就写吧,写我们的一生,也就是我的一生和你的一生,是怎样从这地点(麻雀山)发展起来的。”

又过了五年,我已经远离了麻雀山16,但我的身旁忧郁而苦闷地站着它的普罗米修斯17——亚·拉·维特贝格。1842年,我终于回到莫斯科,我重游了麻雀山,我们又站在奠基处,眺望那同一景色,而且也是两个人——不过不是与尼克在一起18。

从1827年起,我们没有分开。那时期的每一回忆,不论是单独的或共同的,他和他那少年的面容,那对我的挚爱,始终占着首要地位。在他身上早已显露出那种很少人具备的献身精神,这是幸是不幸,我不知道,但可以断言,他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在他父亲家中,这以后很久一直挂着奥加辽夫当年(1827至1828年)的一幅油画大肖像。后来我常常站在它前面久久凝望。在画中,他穿着翻领衬衫;画家栩栩如生地勾画出了那浓密的栗色头发,那由脸上不规则的线条构成的少年时期尚未定型的美,以及那略带黝黑的肤色。从画布上可以看到那种显示强大思维力的默默沉思的神色。无名的忧郁和极端的温和从灰色的大眼睛中流露出来,预示了一颗伟大的心灵在未来的发展;他长大后也正是这样的。这幅画像赠给了我,后来又被一个陌生女人19拿走了,但愿她看到这几行字会把它送还我。

我不明白,为什么青年的友谊不能像初恋那样,独占回忆的天地。初恋之所以馨香可爱,正在于它忘却了性的差别,在于它是一种热烈的友谊。青年间的友谊,就其本身而言,便具有爱情的全部炽烈性和它的一切特点:那种不敢用言语吐露感情的羞涩感,那种对自己的不信任,那种无条件的忠诚,那种离别时的凄恻惆怅,那种充满嫉妒的独占欲。

我很早就爱尼克,而且热烈地爱着他,但从未下决心称他“朋友”。一年夏天,他住在库恩采沃,我给他写信时在结尾写道:“我算不算您的朋友,我还不知道。”是他首先用“你”称呼我,并把我称作卡拉姆津的阿格东20,而我根据席勒的作品,称他拉法依尔21。

你们要笑就笑吧,只是要亲切地、善意地笑,正如人们回想到十五岁的自己时那样。或者不如思考一下:“难道盛年的我竟是这样?”22如果你也有过青春(单单年轻还是不够的),那么应该感谢命运;如果你那时有过一个朋友,那就应该加倍感谢它了。

在我们看来,那个时期的语言是不自然的,带有书卷气;我们不习惯它那种跳跃不定的狂热情绪,那种有时温情脉脉、有时出现孩提笑声的不调和的感情色彩。这对于三十岁的人是可笑的,正如著名的“贝蒂娜要睡觉了”23一样;然而在适当的时候,这种少年人的口气,这种成年人的不规范语言24,这种流露心理变化的声音,是十分真诚的;即使书卷气,对于只有理论知识、缺乏实际经验的年龄,也是自然的。

席勒仍是我们心爱的作家25,他的剧中人对我们是现实的人,我们分析他们,爱他们,恨他们,不把他们当作诗中的人物,而是看作活的人。不仅如此,我们还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我写信给尼克,有些担心他太爱斐艾斯柯,对他说,每个斐艾斯柯背后都站着他的凡里纳。26我的理想人物是卡尔·穆尔,但不久我又背弃了他,皈依了波查侯爵27。我设想过千百遍,我怎样与尼古拉28谈话,后来他怎样把我放逐到矿山上处死。奇怪的是,我们所有的幻想几乎都以西伯利亚或死刑告终,从没有过胜利的结局;莫非这是想象力的俄国气质,或者是彼得堡的魔影,那五座绞刑架29和苦役流放,在年轻一代人身上的反映?

奥加辽夫,我与你正是这样手挽着手跨进生活的!我们毫不畏缩地、高傲地前进,慷慨地回答一切召唤,真诚地献身于我们所向往的事业。我们选择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但从未抛弃过它。我们受伤,失败,可是始终站在一切人的前头。现在我走到了……不是到了目的地,是到了下坡路开始的地点,我不禁想寻找你的手,与你一起走完这条路,我要握住它,带着苦笑说:“我们毕竟走完啦!”

目前,在形势的逼迫下我过着寂寞闲暇的生活,我没有力量也没有精神从事新的活动,于是我开始记录我们的回忆。这些纸上留下了许多曾把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我把它们赠送给你。对于你,它们还有另一重意义——墓碑的意义,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30。

……我有时不免奇怪,心想,如果佐年贝格能够游水,如果他当时淹死在莫斯科河里,如果搭救他的不是乌拉尔哥萨克,而是什么亚普歇伦31的步兵,那么我就不会遇见尼克,或者得以后在别的场合遇见他,我们也不会一起坐在我家旧居的小房间里偷吸雪茄,彼此如此深远地影响对方的命运并从对方汲取力量。

他没有忘记它——我们的“老房子”32。

  

故居,老友!在满目荒凉中

我终于又把你造访;

往事历历又从心底浮起,

我在怅惘中向你凝望。

 

庭院寂寂无人打扫,

枯井坍毁腐草丛生;

园中不闻绿叶的瑟瑟声,

但见它们在泥泞中发黄、霉烂。

 

房屋年久失修,一片凄凉,

墙上的泥灰剥落殆尽;

乌云在上空徘徊,

俯视故园也该悲从中来。

 

我走进屋子。照旧是那些房间,

一位老人曾在这里喋喋不休,

我们不爱听他的牢骚不满,

更怕他那冰冷的语言。

 

我到了那个房间,我的朋友

曾在这里与我促膝谈心;

许多金光闪闪的思想,

就是在这小屋中诞生。

 

星光悄悄射进窗户,

墙头的字迹还依稀可辨;

当年青春在心头沸腾,

是我们亲手把它们刻写。

 

这屋子曾充满往日的欢乐,

光辉的友谊也在这里成长;

现在成了寂寞凄恻的天地,

墙角边挂满了蛛网游丝。

 

我突然感到惊恐,打一寒颤,

仿佛我是站在墓地,

要召唤亡故的亲友,

却没有一人从泉下醒来。

  

1 指1833年6月7日奥加辽夫给赫尔岑的信。

2 即第二章中提到的彼·基·埃森,当时任彼得堡总督。

3 指奥加辽夫之父普拉东·波格丹诺维奇·奥加辽夫。

4 引自奥加辽夫的长诗《感怀》的第二卷。

5 希腊传说中反抗暴君的英雄。席勒曾根据这个传说写成叙事诗《人质》,“要从暴君手下解放城市”一句即引自该诗。

6 见席勒的剧本《威廉·退尔》第四幕第三场。

7 比龙(1690—1772),原为德国人,来到俄国后,成为安娜·伊万诺夫娜女皇(1730至1740年在位)的宠臣,以专横暴虐闻名。

8 指专门照料孩子的老仆人。

9 约希姆是当地著名的马车制造商。

10 维特贝格(1787—1855),俄国建筑师。

11 指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维特贝格的神庙是由他主持奠基的。

12 俄国南部靠近黑海和亚述海一带,在帝俄时称新俄罗斯。

13 约瑟夫二世(1741—17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曾两度访问俄国,与叶卡捷琳娜二世订立盟约,鼓励她向南发展,与土耳其争霸。

14 雅各是《圣经》中的人物。关于雅各与上帝的使者角力的事,见《创世记》第三十二章。

15 奥加辽夫于1833年离开了莫斯科大学,这段话与下面那段话一样,均录自他在该年6月写给赫尔岑的信。

16 指赫尔岑的流放。

17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从天上盗取神火赐给人类,因而触怒天神,被锁在高加索悬崖上。

18 这时赫尔岑是与他的夫人纳塔利娅一起登上麻雀山。

19 指女作家图尔涅米尔。

20 卡拉姆津(1766—1826),俄国著名诗人和历史学家。阿格东是他的诗《我的阿格东墓上之花》的主人公。

21 见《哲学书简》。——作者注拉法依尔是席勒的《哲学书简》中两个通信人之一。

22 引自普希金的《叶夫根尼·奥涅金》中《奥涅金的旅行》一章。

23 原文是德文。这句话出自德国女作家贝蒂娜的《歌德与一个孩子的通信集》。贝蒂娜于1806年认识歌德,并热恋歌德,但那时歌德已五十七岁,因此她常用孩子的口吻与他通信。

24 原文是法文。

25 席勒的诗歌对我没有丧失影响:几个月前我还给我的儿子读了《华伦斯坦》这部巨著!任何人,凡是对席勒失去趣味的,不是衰老了,便是成了迂夫子,不是感情僵化,便是麻木不仁。至于那些早熟的老成少年,他们在十七岁已熟知了他的“缺点”,对于这些人有什么好说的呢?……——作者注

26 斐艾斯柯和凡里纳都是席勒的剧本《斐艾斯柯在热那亚的谋叛》中的人物。斐艾斯柯是热情洋溢的青年,反抗暴君的勇士,但企图在夺取政权后实行独裁,自己成为暴君。凡里纳则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仇恨王权原则本身。最后,凡里纳杀死了斐艾斯柯。

27 卡尔·穆尔是席勒的剧本《强盗》的主人公。波查侯爵是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的主人公。二者都是反抗专制暴政的战士,波查为人民而活着,更是席勒的理想人物。

28 指沙皇尼古拉一世。

29 指绞死五个十二月党人的绞刑架。

30 写于1853年。——作者注(按:这是指作者遇到一系列不幸事故之后,见本书第五卷《家庭悲剧》。)

31 俄国高加索一带的地名。

32 指赫尔岑家1824至1830年间居住的房子,在莫斯科市内。下面是奥加辽夫后来重游旧地后写的诗,题为《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