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生活细节——俄国的18世纪人物——我家的一天——客人与常来的人1——佐年贝格——听差及其他人

我的家死气沉沉,一年年越来越无法忍受了。如果不是快进大学,不是新的友谊,不是醉心于政治,不是性格活跃,我不闷死,也得离家出走。

我的父亲心情舒畅的时候极少,他总是对一切不满。他天生绝顶聪明,观察力敏锐,又博闻强记,见多识广;作为一位“完美的”绅士,他本来可以成为非常可爱和有趣的人,但他偏不愿这样,以致日益陷入了孤僻、任性、与世隔绝的状态。

很难说,究竟是什么把忧郁和愤怒带进了他的血液。他一生不曾有过热情奔放的时期,不曾有过重大的不幸、错误和挫折。他那种恶意的嘲笑,那种充满在灵魂深处的恚恨,那种对人的猜疑和疏远,那种折磨着他的烦恼,根源在哪里,我始终想不明白。莫非他藏着从未向人透露过的某种回忆,进入了坟墓,或者这不过是18世纪和俄罗斯生活这两种截然对立的事物互相渗透的结果,而作为媒介的第三者又是好逸恶劳的地主习性,它也大大助长了那种违反常情的发展。

上世纪在西方,特别在法国,产生过一批杰出的人才,他们既带有摄政时期2的一切弱点,又具备斯巴达和罗马的全部力量。这些集福布拉斯3和雷古卢斯4于一身的人物,打开了革命的大门,首先冲了进去,争先恐后、你推我挤地奔向断头台的“窗洞”。在我们这个世纪,这种完整、刚强的性格已如凤毛麟角,相反,在上个世纪这种人却到处都是,甚至在不需要他们的地方也出现了他们,以致除了变成畸形怪物,他们没有其他出路。在俄国,受到这股强大的西方风气侵袭的人,没有成为叱咤风云的俊杰,却成了别开生面的怪人。在国内,他们是外国人,在国外,他们还是外国人。这些游手好闲的旁观者,对俄国说来已被西方的偏见所败坏,对西方说来又已被俄国习俗所腐蚀。他们成了一种无用的智力,终于在反常的生活、感官的享乐和极端的利己主义中葬送了一生。

在莫斯科,属于这类人的,首先是以智慧和财富著称的俄国大贵人和欧洲大阔佬,鞑靼公爵尼·包·尤苏波夫5。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群白发的老风流和“自由思想家”,那一切马萨利斯基、桑季6和其他人。他们全都相当聪明而有学问,然而却无所事事,只能纵情声色,优游岁月,自我陶醉,认为一切罪孽不过是逢场作戏,并把口腹之欲夸张为精神需要,又把男女之情归结为官能之乐。

老怀疑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尤苏波夫是伏尔泰和博马舍、狄德罗和卡斯蒂7的朋友,他确实是富有艺术鉴赏力的。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到阿尔罕格尔庄园走一趟,看看他收藏的美术品就行了——如果他的继承人还没有把它们胡乱变卖的话。他是在大理石雕像、画中的和活的美人中间,度过他八十年的豪华生涯的。在他市郊的府邸中,普希金与他谈过话,写过一首美妙的书翰诗献给他8;贡扎加9在那里作过画——尤苏波夫把自己的剧场献给了他。

根据我父亲所受的教育,他在近卫军服役的经历,他的生活和社会关系,他也属于这类人。但是无论他的性情还是他的健康,都不允许他把轻浮生活过到七十高龄,于是他只得转向相反的极端。他想为自己建立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这里等待他的是死一般的沉寂,因为他这种安排主要考虑的只是他自己。于是坚强的意志一变而为顽固的怪癖,无所事事的精力损害了性格,使它成了别人的负担。

他受教育的时候,欧洲文明在俄国还是个时髦的玩意儿,以致所谓受教育便是尽量摆脱俄国的一切。他终生写法文比写俄文熟练而准确。他名副其实没有读过一本俄文书,包括《圣经》在内。当然,其他文字的《圣经》,他也从不想读,关于福音书的内容,他只是零零星星听到一点梗概,从来不想作进一步的涉猎。不错,他敬重杰尔查文和克雷洛夫10,因为前者写过一首颂诗,纪念他的舅父梅谢尔斯基公爵的逝世;后者曾与他一起为尼·尼·巴赫梅捷夫11的决斗作过公证人。有一次我的父亲打算拜读卡拉姆津的《俄国通史》,因为他听说亚历山大皇上正在阅读此书,但结果仍半途而废,轻蔑地说:“老是谈那些伊谢斯拉维奇和奥尔戈维奇12,谁有兴趣管这类闲事呢?”

他直言不讳,公开鄙视人——所有的人。在任何场合,他都不想依靠别人;我不记得,他曾低声下气向别人恳求过什么,他自己也从不为别人做任何事。在与外人的交往中,他只要求一点:遵守礼节;外表,礼貌13便是他的道德标准。不少事他可以原谅,或者不如说,不加理会,唯独违反规矩和礼节的事,往往使他怒不可遏,当即失去一切耐心,决不宽恕和谅解。对这种不合理现象,我一直感到不平,最后才弄明白,原来他抱有一个成见,认为凡是人一切坏事都干得出,其所以不干,不是由于没有必要,便是由于尚无适当机会;他把违背礼节看作人身侮辱,看作对他的不敬,或者“小市民习气”,照他的意见,这种习气是与人类的正常交际格格不入的。

他常说:“人心难测,谁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我自己的事已经够多了,哪有闲工夫管别人,反复推敲他们的心思;但是没有修养、不懂礼貌的人,我羞于与他待在一间屋子里,他对我是个侮辱,是一种冒犯。他可能是世上最善良的人,死后可以超升天国,然而我不需要他。生活中最要紧的莫过于礼数,这比超人的智慧和一切学问更重要。立身处世必须合乎身份,不可锋芒毕露,待人接物也得谦恭有礼,切勿不拘形迹。”

一切放任不羁的行为,开诚布公的作风,我父亲都不以为然,称之为不拘形迹,正如他把一切感情称为感伤一样。他一向把自己表现为一个超脱这一切琐事的人;但这是为什么,目的何在?他的最高利益是什么,为什么甘愿为它牺牲内心的感受?——我不知道。这位通晓人情世故的老人,打心眼里鄙视人们,把自己打扮成冷酷无情的法官,又是为了谁呢?为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尽管有时也对他反唇相讥,却是被他所征服的;为了一个病夫,这个病夫常年在外科手术刀下讨生活;为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本来天真活泼,在他的压力下却滋长了反抗精神;14此外,就是为了十来个他不当人看待的奴仆!

这需要多大的毅力与耐心,多么顽强的意志才能办到啊!然而他不顾年老多病,还是一丝不苟地演完了这个角色。确实,人心深不可测。

后来我被捕的时候,以及接着被押送流放的时候,我看到老人的心与爱,甚至与慈祥,也并非像我设想的那样毫无因缘。但我从未为此感谢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怎样接受我的感谢。

理所当然,他不是幸福的:时刻提防别人、对一切都不满的他,怀着一颗不自在的心,目睹的是他在全体家人身上引起的不快和敌意。他看到,他一来,笑容怎样从人们脸上消失,谈话怎样突然中止。他为此烦恼,曾带着冷笑提到这事,但没有作任何让步,仍以最大的坚韧我行我素。冷嘲热讽,那种刻毒而充满蔑视的讥刺,是他运用自如的武器,他用它对付仆人,也用它对付我们。但是一个少年什么都能忍受,唯独受不了挖苦。事实上,早在入狱之前,我已与父亲貌合神离,站在男女仆人一边,对他展开小小的战斗了。

此外,他使自己相信,他身罹重病,需要长期服药治疗。除了家庭医生,还有两三位大夫为他治病,一年至少有三次会诊。客人看见他老是愁眉苦脸,抱怨体弱多病,啰啰唆唆总那么几句话,实际上他的健康又根本不那么坏,便逐渐不再登门了。父亲为此怄气,但从未责怪一个人,也不邀请任何人。可怕的寂寥统治了整个屋子,特别是在漫长的冬夜,一排穿廊房间空空荡荡,只有两盏灯孤零零地点在那儿。老头子弯着腰,反剪双手,穿了像毡鞋的羔皮或呢子靴子,戴着丝绒小帽,裹紧白羔羊皮袄,踱来踱去,一言不发,陪伴他的只有两三只棕毛狗。

随着忧郁症的发展,他对微不足道的物品也越来越吝啬了。他的领地经营得杂乱无章,害了他,也害了农民。村长和派往各地的代理人,掠夺种田的,也掠夺老爷;然而眼前看到的一切,却受到了加倍严格的管理,蜡烛被当成了宝贝,和醇的法国葡萄酒换成了发酸的克里米亚酒。可是与此同时,在一个村庄里,整片的树林被人砍伐一空;在另一个村庄里,人家又把他自己的燕麦卖给他。他手下豢养了一批享受特权的窃贼;有一个农民,他提拔当了莫斯科的收租人,每年夏季给派去监督村长,检查菜圃、森林和各种农活,过了十来年,这个农民便在莫斯科购置了房产。我从小讨厌这位不拿皮包的大臣,有一次他竟然当我的面,在院子里鞭打一个老农,我一怒之下,揪住他的胡须,气得几乎昏倒。这以后,我一看见他就冒火,直至1845年他死了为止。我曾不止一次对父亲说:

“希库恩从哪里来的钱买房子?”

“这就是不喝酒的好处啊,”老头子回答我,“他是从来滴酒不入的。”

每年快到谢肉节时,奔萨省的农民从克伦斯克县运来实物地租。一辆辆破旧的大车跋涉了两个来星期,满载着猪胴、小猪、鹅、鸡、谷子、黑麦、蛋、黄油,以至手织粗麻布等等。克伦斯克农民的到达对全体仆人说来,无异是一个节日,他们掠夺农民,任意勒索,尽管他们毫无这种权利。车夫要向农民收井水费,不出钱就不准汲水喂马;婆娘们要收屋内的取暖费。他们必须向前室的显贵进贡,这人一只小猪、一块毛巾,那人一只鹅、一罐黄油。他们待在老爷家中的时期,仆役们一直在大吃大喝,煮鱼汤,烤猪肉,前室中不断送来洋葱、炸肉和刚喝下的烧酒的香味。到了最后两天,巴凯干脆不再在前厅露面,他衣冠不整,只披一件旧仆役大衣,不穿坎肩和上装,坐在厨房的过道里。尼基塔·安德烈耶维奇15显然变瘦了,老了,脸也黑了些。我父亲对这一切都处之泰然,不以为意,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无法改变的。

父亲点收了冰冻的家禽之后,便出现了一幕滑稽剧,奇怪的是它每年照例要重演一遍。父亲把厨师斯皮里东叫来,打发他上禽畜市场和斯摩棱斯克市场打听价钱。厨师带回的是神话般的价格,比实际少一半以上。父亲骂他是饭桶,又派人去叫希库恩或斯列普什金。斯列普什金是在伊林斯基门附近开水果店的。两人都说厨子的价格太低,重新去做调查,带回了较高的价钱。最后,斯列普什金提议由他收购全部物品:鸡蛋、小猪、黄油、黑麦,等等,“免得老爷操心,影响健康”。他出的价钱当然比厨子的高一些。父亲同意了,斯列普什金便给他送来一些橙子和姜饼,表示感谢,而厨子却从他那儿拿到了二百卢布钞票。

这个斯列普什金是我父亲十分信任的,他常来向他借钱,在这方面很有独到之处,因为他摸透了老头儿的脾气。

有一次,他要求借给他五百卢布,期限为两个月,到期前一天,他托了个盘子,里边盛一个复活节大圆面包,面包上放着五百卢布,来到前厅。父亲收了钱,斯列普什金作了个九十度的鞠躬,要吻老爷那只从不伸给他的手。但是过了三天,斯列普什金又来借钱了,这次是一千五百卢布。父亲又给了他,他又如期归还了;父亲便拿他作榜样,教训别人。可过了一个星期,他又扩大了借款数目,这样,他一年就有五千卢布周转,利息微不足道,只是两三个圆面包,几磅无花果和核桃,百把个橙子和克里米亚苹果。

最后我得谈一下,诺沃谢耶村几百俄亩建筑木材丢失的情形。这是在40年代,我记得,那时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伯爵夫人送了一笔钱给米·费·奥尔洛夫16,让他给他的孩子们购置一份产业。奥尔洛夫看中了特维尔省的一块田地,它是参政官传给我父亲的17。双方谈妥了价钱,事情似乎结束了。奥尔洛夫去查看田地,查看后写信给我父亲说,在地图上他指给他看过一片树林,可是这片树林根本没有。

“瞧,这个聪明人,”我的父亲说,“干过阴谋勾当,写过论财政金融的书,可一接触到实际,就什么也不懂……这些个内克18!我要请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19去一趟,他不是秘密活动家,但为人正直,办事能干。”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到了诺沃谢耶,带回的消息是:没有树林,只有一幅画着森林的布景,这样,无论从主人的住宅或大路上,都看不到盗伐树林的情景。分家之后,参政官至少到诺沃谢耶去过五回,但从未发现这个秘密。

为了使读者对我家的日常生活有个全面的了解,我得描述一下我家从早到晚的生活。单调是最叫人受不了的事物之一,我家的一天正如调慢了速度的英国时钟——平静地、准确地、响亮地报道着每一秒钟的过去。

早上九点多钟,坐在卧室隔壁屋中的听差,通知当过我的保姆的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老爷起身了。她便去准备咖啡,他是照例单独在书房中喝咖啡的。这时屋里一切都变了样,仆人开始打扫各个房间,至少装得在做什么。本来空空荡荡的前厅,现在也挤满了人,甚至那只大纽芬兰狗麦克佩斯也蹲在壁炉前,一眼不眨地注视着炉火。

老人一边喝咖啡,一边看《莫斯科新闻》和《圣彼得堡日报》20。不妨提一下, 《莫斯科新闻》是奉命用火烤过的,免得报纸的潮气冻坏了老爷的手指;关于政治新闻,我父亲是要读法文报的,他嫌俄文不明确。有个时期,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份汉堡报纸,对德国人用德文字母印报大为不满,指给我看法文印刷字体与德文印刷字体的不同,说这些带尾巴的哥特式怪字伤害视力。后来他订了一份《法兰克福日报》21,不过最后他只看本国报纸了。

看完报,他发现卡尔·伊万诺维奇·佐年贝格已站在他屋里。尼克十五岁时,卡尔·伊万诺维奇打算开店做买卖,但既无货物,又无顾客,他把勉强积攒的几个钱在这有利可图的买卖上花光之后,只得带着“莱伐尔22批发商人”的尊号停业。那时他已将近五十岁,本应安度晚年了,却仍得过无拘无束的飞鸟或十四岁的儿童的生活,这就是不知明天睡在哪里,吃什么。多亏我父亲对他有些好感,他便投奔了他;现在让我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1830年,父亲又买了一幢住宅,它就在我家隔壁,比原来的大一些,好一些,还有花园。这房子本来属于罗斯托普钦娜伯爵夫人,即著名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23的遗孀。我们迁居了。接着他又买了第三幢房子,虽然完全没有必要,但它们是毗连的。这两幢房屋都空关着,没有出租,因为怕失火(尽管房子是保了火险的),也怕房客吵闹;而且它们年久失修,将来总有一天非倒坍不可。无家可归的卡尔·伊万诺维奇得到我父亲同意,住进了其中一幢房子,但有一个条件:晚上十时以后不准开启大门——这是很容易遵守的,因为大门从来不关。木柴是买的,不是从我家的储藏室拿的(不过确实是向我家的马车夫买的)。他在我父亲手下担任一种特殊的差事,就是说早晨来一次,问一声有没有事要办,中午来吃饭,晚上没有宾客的时候再来一下,讲些故事和新闻供我父亲解闷。

卡尔·伊万诺维奇的任务虽然看来十分简单,我的父亲却把他捉弄得叫苦连天,以致这个可怜的莱伐尔人,尽管已习惯了一个没有钱、没有头脑、生得瘦小的麻脸德国佬可能遭遇的一切灾难,还是不能始终处之泰然。每隔一两年,受尽侮辱的卡尔·伊万诺维奇便宣称,他“绝对不能再忍受下去”,于是卷起铺盖走了。他购买和换进了各种小杂货,前往高加索,那些货物的完好和质量都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失败总是残忍地跟踪着他。有时在离顿河哥萨克区域不远的地方,他那匹瘦马倒毙了——他是驾了自己的马去梯弗里斯和列杜特-卡列的;有时他的货物失窃了一半;有时他的双轮板车翻了,倒在厄尔布鲁士山麓,车轮也断了,翻车时法国香水打破了瓶子,变得分文不值;有时又丢失了什么,等到他没有东西可丢的时候,他丢了自己的护照。通常过了十来个月,卡尔·伊万诺维奇又回来了,他老了些,憔悴了些,也更穷了,牙齿少了几颗,头发也更稀了。他带着一些杀臭虫和跳蚤的波斯药粉,褪色的丝绸,生锈的契尔克斯短剑,低声下气向我父亲求情,然后重新住进了那栋空房子,条件也照旧:替我父亲打杂,用自己的木柴生炉子。

卡尔·伊万诺维奇一来,父亲便要在一些小事上向他发动攻击。卡尔·伊万诺维奇向他请安,他欠欠身子,道了谢,便眉头一皱,想出了如下的问话:

“您这发蜡在哪儿买的?”

必须说明一下,卡尔·伊万诺维奇虽然是上帝创造的最丑陋的俗物,却风流多情,自命为洛弗莱斯24,穿得花花绿绿,戴着拳曲的金黄色假发。这一切当然早已成为我父亲评议讽刺的题材。

“在铁匠桥旁边包依斯店中买的。”卡尔·伊万诺维奇支支吾吾回答,身子俯前一些,把一条腿搁到另一条上,像准备自卫的人一样。

“这香味叫什么?”

“夜紫罗兰香。”卡尔·伊万诺维奇回答。

“您受骗了,紫罗兰的香味是柔和的,是一种清香;这个却有些刺鼻,不好闻,像涂在尸体上的防腐剂味道;我的神经太脆弱,受不了这种气味。劳驾叫人给我把花露水拿来。”

卡尔·伊万诺维奇赶紧亲自去拿花露水。

“别动,您还是叫别人拿为好,免得走得更近;我有些恶心,头都快晕了。”

卡尔·伊万诺维奇本来指望发蜡在女仆房中发挥作用的,现在不禁大为伤心。

房间里洒过花露水以后,父亲想起要办的事了:买法国的鼻烟,英国的泻盐,去看登报出售的马车(其实他并不想买)。卡尔·伊万诺维奇欣然从命,哈一哈腰走了,庆幸自己终于脱离苦海,可以等到吃午饭时再来领教了。

他走后,厨子来了。不论他买了什么,订了什么,父亲照例觉得太贵。

“唷,这么贵!是运到的货太少吗?”

“不错,老爷,”厨子回答,“路太坏了。”

“那么你应该知道,路没修好以前,我们就少买一些。”

这以后,他就在写字台前坐下,给庄园发通知和指示,算账,顺便骂我几句,接待大夫,但主要是跟他的听差吵嘴。这是全家首当其冲的受难者。他生得矮小,容易激动,性子急躁,肝火很旺,似乎是特地生来惹我父亲生气,让他教训的。他们之间每天重演的那些场面,可以编进任何一本喜剧,然而那都是一本正经进行的。我父亲完全知道,这个人他少不了,因此对他的粗鲁回答,常常不加理会,但也不放松对他的教训,尽管三十五年的努力并没有收效。从听差方面说,他本受不了这种生活,多亏他有办法自寻乐趣:午饭前他大多已有了醉意。这我父亲是知道的,但只限于转弯抹角规劝几句,例如劝他用黑面包蘸盐下酒,免得嘴里带伏特加酒味。尼基塔·安德烈耶维奇有个习惯,喝了酒上菜时,总要怪模怪样地立正行礼。父亲一看到这姿势,马上设法把他打发走,例如派他去问“理发师安东是不是已经搬了家”,同时用法语对我说道:

“我知道他没有搬家,不过这个人喝过酒了,他会失手打碎汤碗,把汤泼在桌布上,吓我一大跳。还是让他出去透透风吧,新鲜空气对他有好处。”

听差对这种把戏通常要回敬几句,即使当场不知如何回答,临走时也得从牙齿缝中嘀咕一下。于是老爷叫他回来,声音同样平静,问他想说什么。

“我没有向您禀告什么。”

“那么你在同谁讲话呢?除了我与你,这屋子和对面屋子都没有别人。”

“我是对自己说话。”

“这非常危险,疯癫就是这样开始的。”

听差满腹牢骚,回到老爷卧室旁边的房间,在那里读《莫斯科新闻》,给预备出售的假发编辫子。大概为了解闷,他拼命吸鼻烟,可能他的烟太冲,也可能他的嗅神经太脆弱,总之,他一闻鼻烟,便要接连打六七个喷嚏。

老爷打铃了。听差丢下一束头发,走进了屋子。

“这是你在打喷嚏?”

“是的,老爷。”

“我祝你健康。”25老爷做了个手势,叫听差走开。

谢肉节最后一天晚上,按照古老的风俗,全体仆人得向主人请求宽恕。在这庄严的时刻,我父亲便由听差陪同走进大厅。这时,他装得好像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似的。

“那儿墙旮旯站的可敬的老爷子是谁?”他问听差。

“马车夫达尼洛。”听差慢条斯理回答,心知这不过是演戏。

“真的,他变得都快不认识啦!我相信,人老得这么快,都是喝酒的缘故。他现在干什么?”

“给炉子搬木柴。”

老人做出不耐烦的痛苦神色。

“你怎么搞的,三十年还没学会讲话?……搬,怎么是搬柴?柴是抱进来的,不是搬进来的。哦,达尼洛,多谢上帝,今年我还能见到你。我宽恕你的一切罪过,这一年你浪费了不少燕麦,还常常忘记给马刷毛;也请你宽恕我。趁你还有一点力气的时候,继续搬你的木柴吧。嗯,现在大斋期到了26,酒要少喝一些,你这把年纪,喝酒是有害的,也是有罪的。”

就这样,他对全体仆役作了一次检阅。

我们在三四点钟用膳。用膳时间很长,也非常枯燥。斯皮里东是手艺不坏的厨师,但我父亲的节俭,以及厨师本人的节俭,使食物变得相当单调乏味,尽管菜有好几道。父亲旁边放一只红土瓦盆,他亲手把各种吃剩的东西放在盆里,预备喂狗;此外,他还用自己的餐叉直接喂狗,这使仆人非常生气,也使我非常生气。为什么?我说不清……

我家平常客人不多,来吃饭的更少。我记得,来客中有一个人,他在我家餐桌旁出现,有时能使父亲脸上的皱纹消失,这就是尼·尼·巴赫梅捷夫。他是瘸腿将军27的哥哥,自己也是将军,但早已退伍。他与我父亲早在伊斯梅洛夫团中即已相识;叶卡捷琳娜女皇时期,他们一起吃喝玩乐;保罗在位时期,两人一起受军法审判:巴赫梅捷夫是因为与人决斗,父亲是因为在决斗中当公证人。后来,一人到外国旅行,一人去乌法当了省长。他们没有相似之处。巴赫梅捷夫是个高大、健康、漂亮的老人,讲究吃,也爱喝一点酒,喜欢高谈阔论,还有许多其他嗜好。他夸口说,有个时期,他能接连吃一百个烤馅饼,到了六十岁,一顿吃十二个油炸荞麦薄饼,还满不在乎;这样的事,我确实见过不止一次。

巴赫梅捷夫对我父亲有些影响,至少有些约束力。他一旦发觉父亲心情不好,立刻戴上帽子,像军人那样碰一下脚后跟,说道:

“再见,你今天病了,有些糊涂;我本想留在这儿吃饭,但饭后看到发愁的脸,我受不了!祝你愉快!

父亲解释似的对我说道:

“精力多么旺盛!尼·尼居然还这么活跃!多谢上帝,他身强力壮,不可能了解我们这些多灾多难的约伯28;零下二十度的大冷天,他还坐了雪橇跑东跑西,满不在乎,从波克罗夫卡赶来……可我每天醒来,总要感谢上帝,我总算还活着,还能呼吸。哎哟……唉!有句俗话说得不错:饱汉不知饿汉饥!”

这在他是最大限度的宽容了。

我们有时也举行家族宴会,出席的有参政官、戈洛赫瓦斯托夫一家和其他亲戚。这些宴会不是为了寻欢作乐,也不是毫无目的,它是出于经济和策略上的周密考虑。例如,2月20日是列夫·卡坦斯克日,即参政官的命名日,我家举办一次宴会;6月24日是伊万日29,参政官家举办一次宴会。这除了表示手足之情,道德上足资标榜外,也是为了免得双方在自己府上大办筵席。

此外还有形形色色常来的人30,其中包括“职务在身”的卡尔·伊万诺维奇·佐年贝格,他总要先在家中喝一杯伏特加,吃一点莱伐尔鳁鱼,到了酒席上,连小小一杯特制的果汁酒也不喝;有时还有我的最后一位法文教师,这是个老吝啬鬼,满脸横肉,喜欢搬弄是非。用膳时,梯里耶先生总是弄错,往自己的玻璃杯中斟葡萄酒,不斟啤酒,然后一边喝酒一边道歉,后来我父亲只得提醒他:

“您右首放的是葡萄酒,别再弄错了。”梯里耶还总是抓了一大撮鼻烟,往他那个歪在一边的大鼻子里乱塞,把鼻烟洒了不少在菜盆上。

这些常客中,有一位高度喜剧性的人物。这是个矮小的秃顶老头儿,经常穿一件又短又窄的燕尾服,坎肩短到现时一般坎肩开始的地方,手里经常拿一根细手杖,他的整个外形都落伍了二十年,即在1830年是1810年的装束,在1840年是1820年的打扮。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皮缅诺夫是五等文官,舍列梅捷夫救济院31的一个主管人,也搞搞文学写作。由于生来缺少天赋,又是在卡拉姆津的感伤主义辞藻,以及马蒙泰尔和马里沃32的作品的熏陶下长大的,皮缅诺夫终于成了介乎沙利科夫和弗·帕纳耶夫33之间的一流人物。这个可敬的阵营,它的伏尔泰便是亚历山大皇朝的秘密警察头子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德桑格伦34,它的富有希望的年轻人则是皮缅·阿拉波夫35。这些人都追随一个共同的族长伊万·伊万诺维奇·德米特里耶夫36;除了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37,没有人能与他匹敌。皮缅诺夫每星期二到花园街德米特里耶夫府上,拜见“老前辈”,讨论文体之美及新语言之堕落。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在祖国语文的光滑道路上行走自如,先是发表了《拉罗什富科公爵论道德》38,继而又写了文章《论女性美及其魅力》。我十六岁以后,再没碰过这篇文章,只记得那些连篇累牍的比较——像普卢塔克39拿英雄作比较一样,他把淡黄头发的女子与黑发女郎互相比较:“虽然淡黄头发的女子那样那样那样,但是黑发女郎这样这样这样……”但皮缅诺夫的主要成就不在于他出版过几本从来没人阅读的书,而在于他一旦发笑,便欲罢不能,以致笑声变成了百日咳似的痉挛性发作,时而像爆炸声,时而像滚滚而来的闷雷声。他知道自己这个毛病,因此一旦预感到什么可笑的事,便得未雨绸缪,采取预防措施:掏出手帕,看钟,扣上燕尾服的纽扣,用双手捂住脸;危机一到,便霍然起立,面向墙壁,靠在那里,度过痛苦的半个多小时,然后涨红了脸,带着发作后的疲惫,一边擦秃头上的汗,一边坐下,但它的余波还会保持很久。

当然,我父亲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安静,善良,笨拙,是文学家,又是穷人,不具备值得重视的任何条件。但是他那痉挛性的笑却大得我父亲的欢心。他往往借一件事引得他大笑不止,终于其他人在他的影响下也莫名其妙地哄堂大笑。于是这场嘲弄的始作俑者露出微笑,望着我们,正如一个人在观看一群小狗狺狺狂吠一样。

有时,我父亲对这位女性美及其魅力的鉴赏者的捉弄是可怕的。

“工程师某某上校到。”仆人通报道。

“请。”我父亲说,又转身对皮缅诺夫道:“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在他面前您可得留神啊,他有不幸的抽搐症,讲话结结巴巴的,很古怪,好像成天在打嗝儿。”于是他模仿上校的样子,做得很像。“我知道,您是喜欢笑的,要当心克制一下才好。”

这就够了。工程师刚讲两句话,皮缅诺夫已掏出手帕,把双手合拢掩在嘴上,最后跑了出去。

工程师看了有些惊讶,父亲却若无其事地对我说: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怎么啦?他有病,现在突然发作了,赶快叫人给他拿一杯冷水,再带瓶花露水来。”

在这种场合,皮缅诺夫会拿了帽子,一直笑到阿尔巴特门,停在十字路口,把身子扑在路灯杆上。

整整几年中,他每隔一个礼拜日总要在我家吃一顿饭。他的准时到达和不准时到达(如果他忘了)同样使我父亲生气,他便捉弄他。可是老实的皮缅诺夫照旧从克拉斯诺门步行到老马厩街来,直到他死去,完全不再发笑的时候为止。这位孤独的单身老人病了很久,临死前眼睁睁看着他的女管家拿走他的一切物品、衣服,甚至床上的被单,丢下他无人照料。

然而餐桌上真正的嘲弄对象40是各种各样的老太婆,马·阿·霍万斯卡娅公爵夫人41(我父亲的姐姐)府上那些穷困潦倒、寄人篱下的食客。每逢节日,她们有时上我家来待一天,这是为了调剂生活,也是为了打听我家的内情:主人间有没有争吵,厨子有没有与他的老婆打架,老爷知道不知道帕拉莎或乌利亚沙赚了钱。应当指出,早在四五十年前这些未亡人还未出嫁的时候,已经常出入公爵夫人和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42的家,认识我的父亲了。从到处转游的青年时代到无家可归的老年时代,这中间的二十来年,她们无非是跟男人拌嘴,阻挡他们酗酒,在他们瘫痪之后侍候他们,然后把他们抬进坟墓。她们有的跟着驻防军的军官,带了一群孩子在比萨拉比亚跑来跑去,有的跟丈夫打了一辈子官司。这一切生活经历在她们身上留下了外省县城和衙门的影响,对世上有财有势者的畏惧,忍气吞声和愚昧残忍的习性。

她们一来,便会出现一些叫人纳闷的场面。

“你怎么啦,安娜·亚基莫夫娜,身体不舒服吗?为什么不吃东西啊?”我父亲问。

这个弯腰曲背的老婆子,脸色憔悴,满面皱纹,是克列缅丘格地方一位官吏的寡妇,身上老是有一股刺鼻的膏药味。她垂下眼皮,装得毕恭毕敬,回答道:

“请原谅,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老爷,说真的,我实在不好意思,不过我是老派人,哎,哎,眼下是圣母升天节的斋期呢。”

“啊,多么没趣儿!你总是惦记着教规!老妈妈,祸从口出,不是祸从口入;吃什么,这都一样;只有从嘴里出来的东西才应该多加小心……免得说长道短,议论别人。这种日子你其实最好在自己家里吃饭,要不,如果来一个土耳其人,我还得为他煮羊肉饭不成。我这儿不是饭馆,不能点菜。”

老婆子本想要求另外给她点麦饼和粗粉,吓得不敢吱声,赶紧拿起克瓦斯和凉拌菜,装出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奇怪的是,一旦她或她们中间哪一位在斋期吃了荤食,我的父亲(他是从来不守斋的)马上一边伤心地摇头,一边说道:

“安娜·亚基莫夫娜,一生到了这最后几年,还违背祖宗的规矩,真不值得。我有罪,吃了荤食,这是因为我多病;唉,可你呢,这么多年,感谢上帝,你一生都遵守斋期,到了现在突然……这让他们看了多不好啊。”

他指指仆役们。可怜的老婆子只得重又喝克瓦斯,吃凉拌菜了。

这些场面使我很生气,有一次我竟插了嘴,指出他的意见互相矛盾。于是父亲欠起身子,抓住丝绒小帽的穗子,把它脱下,托在空中,感谢我提醒了他,请我原谅他的健忘,然后对老婆子说道:

“可怕的时代!既然儿子能教训老子,你在斋期吃荤食又有什么奇怪!我们今后会变得怎样?简直叫人不敢想象!幸好我和你都见不到了。”

饭后父亲要睡一两个小时。仆人马上走散了,有的去酒店,有的上饭馆。七点钟开始喝茶,有时也来一两个客人,主要是参政官;这是我们休息的时候。参政官往往带来各种消息,讲得兴高采烈。父亲一边听,一边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他哥哥认为他要捧腹大笑的时候,他却一本正经;明明是惊心动魄的新闻,他却仿佛没有听见,反问是怎么回事。

参政官与弟弟意见相反,或者不很一致的时候,他的遭遇更坏,不过这是很罕见的;有时我父亲情绪特别低落,他便懒得与他争吵了。在这种悲喜剧场面中,最有趣的是参政官那种自然流露的气愤情绪和我父亲那种强装的、人为的冷漠外表。

“得啦,你今天病了。”参政官不耐烦地说,拿起帽子便往外走。

有一次他气得竟不知开门,却拼命推它,用脚踢它,口中嘟哝:“该死的门,怎么这样!”

我父亲心平气和走过去,朝相反的方向开了门,故意用相当安详的口气说道:

“门并不该死,它是朝那边开的,您却要它向这边开,生它的气。”

这里应说明一下,参政官比我父亲大两岁,对我父亲称“你”,而我父亲因是弟弟,对参政宫总是称“您”。

参政官走后,父亲回卧室了。每天他都要查问一下,大门关上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还要表示一点怀疑,又从未亲自去检查过。在卧室中他还有一大串事要办:洗脸,热水罨敷,服药;床边的小桌上,听差已给他准备好各种各样的东西:药瓶,小夜灯,小盒子。老人通常要读一小时书,读的是布里埃内43的作品, 《圣赫勒拿岛回忆录》44,以及其他各种笔记。在阅读中,夜幕降落了。

1834年我离开家中时他是这样,1840年我回家时他也是这样,直到1846年他逝世为止,他的一生就是这样。

我三十岁从流放回来以后才明白,在许多事上父亲是正确的,不幸的是他把人看得太透彻了,以致鄙视所有的人。哪怕是真理,到了他口中也会遭到冷嘲热讽,使一颗年轻的心忍受不了,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他长期生活在堕落的人们中间,头脑已淡漠寡情,因而时刻提防大家,可是冷却的心并不要求和解,这使他与世上一切人处于敌对状态。

1839年,特别是1842年后,我发现他身体衰弱了,确实病了;这时参政官已经作古,他的周围变得更空虚了,连听差也换了,但他本人依然如故,只有体力大不如前,他的嘲讽依旧,记忆力依旧,也照旧用各种小事折磨人;不变的佐年贝格仍在旧宅流浪,供他使唤。

直到那时,我才看清了他生活中的一切不幸。我怀着悲痛的心情,望着这个被遗弃的生命孤单寂寞地度过凄恻的暮年,在荒凉贫瘠、毫无生气的沙漠中逐渐倒下;他自己一手制造了这个环境,现在要改变已无能为力。他了解这一点,看到末日正在临近,便克制了软弱和衰老,倔强而固执地支撑着自己。我有时非常同情老头儿,但又无可奈何——他是不可亲近的。

……有时我悄悄走过他的书房,只见他坐在坚硬笨重的大安乐椅中,周围是他养的几只小狗,孤零零一个人与我三岁的儿子逗乐玩儿。老人那攥紧的双手,那僵硬的神经,在孩子面前似乎变得灵活了,仿佛他暂时得到了休息,摆脱了他赖以为生的无尽的疑虑、争斗和烦恼,在把垂死的手伸向摇篮。

1 原文是法文。

2 指1715至1723年法国奥尔良王室的腓力摄政的时期(法王路易十五继位时才五岁)。这时期朝政腐败,风俗糜烂。

3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柯弗莱所著小说《福布拉斯骑士冒险记》的主人公,一个冒险家。

4 雷古卢斯(卒于公元前248年),古罗马的将领及政治家,以正直骁勇著称。

5 即第二章和第三章中两次提到过的尤苏波夫公爵,他是沙皇的大官僚,大庄园主,后来任克里姆林宫管理处总管。

6 都是当时的名流,马萨利斯基(死于1839年)曾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国务大臣斯佩兰斯基的亲密好友;桑季(1769—1838)是俄军中将,伯爵,曾任基辅省长。

7 卡斯蒂(1724—1803),意大利诗人和讽刺作家。

8 指普希金的诗《致某显贵》,该诗原题为《寄给尼·尤公爵》。

9 贡扎加(1751—1831),意大利画家及舞台美术家,曾在俄国工作多年。阿尔罕格尔剧场的设计和绘画很多出自他的手笔。

10 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著名的古典主义诗人。《梅谢尔斯基公爵之死》是他的一首重要的颂诗。克雷洛夫(1769—1844),俄国著名的寓言作家。

11 即第二章中提到的阿·尼·巴赫梅捷夫的哥哥,曾任奥伦堡省省长。

12 古俄罗斯一些大公的名字。

13 原文是法文。

14 这几句分别指赫尔岑的母亲,他在第一章中提到过的那个哥哥,以及他本人。

15 即第三章及后面谈到的那个听差。

16 奥尔洛夫(1788—1842),十二月党人,被捕前是俄军少将。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伯爵夫人是他的堂姐。

17 参政官已于1839年去世。

18 内克(1732—1804),瑞士银行家,写过《论法国财政》等书,由于在财政金融上的独到见解,被法王路易十六任命为财政大臣。但他所执行的方针因遭到贵族等的反对,终于宣告失败。

19 莫斯科的一位官员,姓克柳恰廖夫,长期为赫尔岑家代理经济事务。

20 原文是法文,这是一份在彼得堡出版的法文报纸。

21 原文是法文,这是一份在德国出版的法文报纸。

22 即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它在沙俄时代称为莱伐尔。

23 即第一章中提到过的罗斯托普钦伯爵(1763—1826),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莫斯科总督。

24 英国著名感伤主义小说家理查逊的小说《克拉丽莎》的男主人公,一个玩弄女性的公子哥儿。

25 在西方一些国家,打喷嚏被认为是不祥之兆,因此有人打喷嚏时,旁边的人便得说:“上帝保佑你。”

26 谢肉节后紧接着便是大斋期。

27 即第二章中提到的阿·尼·巴赫梅捷夫。

28 《圣经》中的人物,希伯来族长,上帝为了考验他,使他一生历尽艰难,见《旧约全书·约伯记》。

29 赫尔岑的父亲名伊万,这一天是他的命名日。

30 原文是法文。

31 舍列梅捷夫是俄国大官僚,1810年在莫斯科创办了一个慈善机关,包括医院、养老院等。

32 马蒙泰尔(1723—1799),法国作家,作品用感伤情调进行道德说教,曾风行一时。马里沃(1688—1763),法国剧作家,剧作富有感情,语言隽永,被认为浪漫主义先驱。

33 沙利科夫(1768—1852)和帕纳耶夫(1792—1859)都是俄国感伤主义诗人。

34 即第三章中提到过的德桑格伦。

35 阿拉波夫(1796—1861),俄国大官僚和剧作家。

36 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俄国感伤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与卡拉姆津齐名。

37 瓦西里·普希金(1767—1830),诗人普希金的伯父,也属于感伤主义作家,曾与卡拉姆津、德米特里耶夫等一起展开对俄国古典主义文学的进攻。

38 拉罗什富科公爵(1613—1680)是法国的伦理作家。这本书与下一本书实际上都是翻译的。

39 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40 原文是法文。

41 赫尔岑的姑母,他的妻子便是在她家中长大的。

42 即第一章中提到的赫尔岑的祖母的妹妹,与霍万斯卡娅公爵夫人住在一起。

43 布里埃内(1769—1834),法国政治活动家,担任过拿破仑的秘书,写有《回忆录》等。

44 法国军官拉斯卡斯所写回忆录,他曾随拿破仑流放至圣赫勒拿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