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 儿

1825年夏,“化学家”动手整顿父亲混乱不堪的家务,把弟弟妹妹们从彼得堡送到了沙茨克县的领地,给了他们一幢主人的住宅和一笔生活费,还答应今后帮助他们读书和立足社会。公爵夫人去看望他们。一个八岁的小女孩1的忧郁沉思的脸色打动了她,她把孩子抱上马车,带回家中,留在身边了。

母亲很高兴,带着其他孩子去了坦波夫省。

化学家也同意——他反正都一样。

到家后,女伴对小女孩说:“你一辈子都不能忘记,公爵夫人是你的恩人;要向上帝祈祷,祝她长命百岁。没有她,你不知会落得怎样呢!”

在这死气沉沉的家庭中,两个吹毛求疵的老妇人幽灵似的主宰着一切,一个充满奇想与怪癖,另一个充当着她不倦的侦察员,举止粗鲁庸俗,冷酷无情。就在这里,一个孩子被迫与一切亲人隔绝,在全然陌生的环境中,作为解闷的玩物受到抚养,正如人们养狗,或者费奥多尔·谢尔盖耶维奇公爵养金丝雀一样。

过了几天,父亲带我去看望公爵夫人时,小姑娘穿着长长的羊毛丧服,脸色苍白得有些发青,坐在窗口,一言不发。她显得又惊讶,又害怕,望着窗外,不敢看任何别的东西。

公爵夫人把她叫到前面,介绍给我父亲。他对人一向冷冰冰的,没有笑容,只是漫不经心地拍拍她的肩膀,说故世的哥哥自己不知道在干什么,又骂了化学家几句,便开始谈别的了。

小姑娘眼里噙着泪水,重又坐到窗边,眺望着窗外。

对于她,沉重的生活开始了。她听不到温情的语言,看不到慈祥的目光,得不到一点抚爱;周围尽是不熟悉的人,皱纹,发黄的脸,衰老的、正在死亡的事物。公爵夫人总是那么严厉,苛刻,急躁,与孤儿若即若离,使她不可能想到要亲近她,从亲近中得到温暖和安慰,或者偎在她身边啼哭。客人们对她不理不睬。女伴容忍她,只因为公爵夫人心血来潮,要收养这么一个废物,何况这对她并无大害;在外人面前,她甚至表示对孩子十分体贴,还为她向公爵夫人讲情。

孩子过不惯这儿的生活,一年之后还像第一天那样陌生,而且更加忧郁。她的“严肃”连公爵夫人也觉得惊异,有一次看见她愁眉不展,整整几个钟头坐在小刺绣架后面,便对她说:“为什么你不活泼一点,出去玩玩呀?”孩子笑笑,涨红了脸,道了谢,但仍坐在那儿没动。

公爵夫人对她不问不闻,其实从未把她的忧郁放在心上,也没想过怎么才能让她快乐一些。到了节日,别的孩子会拿到玩具,谈论游戏和新衣服。孤儿从未得到过礼物。公爵夫人认为给了她栖身之所,待她已满不错了;有了鞋穿,还要什么洋娃娃!真的,这是不必要的——她不会玩,也没人跟她一起玩。

只有一个人理解孤儿的处境,这就是侍候她的老保姆,也只有她真实而纯朴地爱着这个孩子。晚上给她脱衣服时,她常常问她:“我的小姐,您为什么这么忧愁啊?”小姐扑在她颈上,伤心地啼泣,老婆子噙着眼泪,摇摇头,拿着烛台走了。

这样过了几年。她没有埋怨,没有诉苦,十二岁的她只是想死。她写道:“我总觉得,我生到这世上是个错误,我很快就要回家——但哪里是我的家呢?……离开彼得堡时,我在我父亲的坟上看到的只是一堆白雪;我的母亲把我留在莫斯科,从漫无尽头的大路上消失了……我伤心啼哭,祈求上帝快些让我回到他的身边。”

“……我的童年是那么悲伤、痛苦,我流过多少无人知晓的眼泪,在我还不懂得什么叫祈祷的时候,我已有多少个夜晚偷偷起床(我不敢在规定的时间以外祈祷),祈求上帝让人爱我和怜惜我了。我没有娱乐或玩具,可以供我散心和得到安慰;因为哪怕给我什么,也得责备几句,总是要说:‘这是你不配得到的。’从她们手上拿到的每一块破布,对于我都是一场哭泣;后来我站得比这高了,心头燃起了对科学的兴趣,除了学问,其他孩子的任何东西都不再使我羡慕。许多人夸奖我,认为我有才能,同情地说:‘如果对这孩子下一番工夫的话!’我知道它的下半句是:‘她会使世界惊异。’于是我的脸发热了,我赶紧走开。我想象着我的图画,我的学生——可是我拿不到一张纸,一支铅笔……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越来越强烈,同时对我的监狱和残忍的狱卒也更加蔑视了,我不断反复吟哦《黑衣修士》的诗句:

  

这是个谜啊:在我生命的春天,

我已经尝尽了人世的一切苦难。2

  

“你可记得,有一次我到你们家去,那是很久了,还是在那所房子里,你问我,读过科兹洛夫的诗没有,你念的也正好就是这两句。我感到一阵颤栗,勉强忍住眼泪,笑了笑。”3

忧郁的音符经常从她的内心深处发出声响,它从未完全消失过,只是生活中欢乐的时刻使它暂时保持沉默罢了。

去世前两个月,她又一次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写道:

“周围的一切是古老、丑陋、冷漠、阴森和虚伪的,我受的教育是从责备和侮辱开始的,它的后果是疏远一切人,不相信他们的怜爱,厌恶他们的同情,沉浸在自我之中……”

但是这种沉浸在自我之中,不仅需要心灵非常深邃,足以随时自由潜隐,而且得具备独立自主、巍然不动的惊人力量。在卑鄙龌龊、沉闷窒息、没有出路的环境中,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人是不多的。有时精神负担不了,有时身体遭到了摧残。

孤独无依的处境,在最弱小的年纪经历的粗暴待遇,这一切在她心头留下了一条黑色的伤痕,它永远也不会完全愈合。

1837年她写道:“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我曾自由地从内心喊过一声‘妈妈’,我曾扑在谁的胸口,无忧无虑地忘掉一切。从八岁起,我周围的一切变得陌生了,我爱我的母亲……然而我们彼此并不了解。”

看了这十二岁小姑娘的苍白脸色,看了那双周围带黑影的大眼睛,看了那慵懒的倦意,那漫无止境的忧郁,许多人会以为,这是命中注定要作肺病牺牲品的那种少女,她们从童年起已盖上了死亡的烙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美和早熟的沉思。她说:“也许我也受不住这斗争的压力,如果不是由于我们的会见而得救。”

可我这么迟才了解她,解开她的谜!

1834年前,我还不能对这个在我身旁展开的丰富的生命,作出正确的评价,尽管自从公爵夫人把穿长羊毛丧服的她介绍给我父亲已有九年之久。这是不难说明的。她孤僻,而我心不在焉。我同情这个老是伤心地孤独地坐在窗边的孩子,但是我们很少见面。我难得上公爵夫人家,而且每次都不是自愿去的;公爵夫人带她到我们家的次数更少。何况公爵夫人的拜访几乎总弄得不欢而散,她往往为一些小事与我父亲争论不休,在一两个月不见之后,两人重新互相挖苦,只是这种挖苦是在温文尔雅的词句掩盖下进行的,仿佛他们要给难以下咽的药物包上一层糖衣。公爵夫人说道:“我亲爱的兄弟”,我的父亲则答道:“我亲爱的姐姐”,然而争吵还是争吵。我们总是巴不得公爵夫人快走。此外,不该忘记,我那时完全沉浸在政治理想和科学中,生活在大学和同学中间。

然而在这黑暗漫长的九年中,她的周围只有一些愚昧无知的伪君子,自高自大的亲戚,枯燥无味的修士司祭,满身肥肉的神父太太,而女伴虚情假意,算是保护她,不让她越出长满青草的荒凉院子和屋后的小篱笆一步;处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悲伤,她还能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呢?

根据引用的那些句子已不难明白,公爵夫人收养了这个孩子,但并不想为孩子的教育特别破费什么。操行是她亲自监督的,这包括仪表训练和培养整套的虚伪作风。每天早晨孩子必须束腰,梳头,打扮得端端正正,这是可以的,只要它们对健康无害;但公爵夫人不仅束缚孩子的腰,也想束缚孩子的心,压制一切坦率纯洁的感情,在孩子忧郁的时候,要她装出笑容和愉快的表情,在她想哭的时候,要她讲亲切甜蜜的语言,迫使她对一切事物不分善恶一律表示好感,一句话,要她经常弄虚作假。

起先,公爵夫人借口过早读书无益,不让这个可怜的姑娘受教育;后来,就是在三四年之后,由于不耐烦听参政官,甚至外人的指责,才安排她读书,并注意花最少的费用。

为此,她利用一个年迈的家庭女教师教法文,这个女教师有时需要公爵夫人的接济,认为后者是她的恩人,因此学费降到了最低限度,然而教学效果也降到了最低限度。

俄语的情况也差不多;一个神父的遗孀,通过公爵夫人向总主教说情,使两个儿子在大教堂当上了教士,现在公爵夫人就把这两个教士的哥哥请来教俄语和其他一切课程,这当然不用花多少钱。这个教师是一个穷教区的教堂执事,家庭负担很重,衣食不周,因此不计报酬,而且他也不敢跟弟弟们的恩人讲条件。

难道还有比这更可怜、更不完善的教育吗?然而一切都不坏,产生了惊人的效果:一个人只要具备可能发展的条件,哪怕只有一点推动力也足够了。

教堂执事生得又高又瘦,秃顶,外表寒酸,属于热情洋溢的幻想家一类,这种人无论是年纪还是贫穷,都改变不了,相反,贫穷更助长了他们那种神秘主义的直觉意识。他的信念接近宗教狂热病,是真诚而带有诗意的。这个饥饿家庭的父亲和靠别人的面包过活的孤儿之间,很快形成了相互的了解。

在公爵夫人府上,教堂执事只是一个无依无靠而又温和恭顺的穷人,对他点一点头,说几句话,已经是抬举了他。甚至女伴也认为应该瞧不起他。可是他并不计较他们和她们的态度,仍热心教课,女学生的聪明伶俐感动了他,他也感动了女学生,使她伤心落泪。公爵夫人对此不能理解,责怪孩子哭哭啼啼,为了她的多愁善感对教堂执事很不满意:“这实在太那个啦,完全不像个小孩子!”

然而老人的教育在年轻人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宗教不是庸俗的教条,不是仅仅遵守斋期和夜间上教堂;恐惧造成的迷信观念也没有与欺诈同时并存,这不是那个一切受限制的、弄虚作假的、程式化的、狭隘得使心灵窒息的世界,而是完全不同的令人神往的世界。教堂执事给了女学生一本福音书,她如获至宝,一直爱不释手。这是她读的第一本书,她曾与她唯一的女友,保姆的侄女,公爵夫人的年轻使女萨莎一起,反复阅读它。

后来我对萨莎有了很深的了解。她生长在马车夫和厨子中间,从未离开过女仆房,她是在哪里和怎么受到教育的,我一直不能理解,但她的修养确实不同寻常。她是那种无辜的牺牲者之一,这种人被农奴地位扼杀在仆役室中,默默无声地死去,那一切往往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她们不仅没有过光明的日子,欢乐的回忆,得不到丝毫的补偿和同情便离开了人世,而且自己也不知道,她们的死带走了什么,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太太烦恼地说:“小丫头刚学会做事,突然躺下死了……”七十岁的女管家嘀咕道:“如今那些使女哟,比小姐还娇嫩”,然后去吃葬礼后的蜜粥和酒宴了。母亲哭啊哭啊,也开始喝起酒来——一切便这么结束了。

而我们从旁边经过,却匆匆忙忙,对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些可怕事实从不正视,傲慢地推说没有工夫,用几个卢布和几句好话应付过去。一旦惊异的我们蓦地听到骇人的呻吟声,那世世代代被摧残的灵魂的控诉,却像刚从梦中苏醒,连连追问,这心灵的呼声,这有力的控诉,来自哪里呀?

公爵夫人杀死了自己的使女,当然不是故意的,是无意识的;她用各种琐事折磨她,摧残和葬送了她的一生,她用侮辱、生硬粗暴的态度虐待她。她几年不让她出嫁,直到从她痛苦的面容上看出了肺痨的症状才同意。

可怜的萨莎,你是被农奴制玷污的,丑恶的、该死的俄罗斯生活的可怜的牺牲者,你用死获得了自由!但你还是比别人幸福得多,在公爵夫人家严酷的奴隶生活中,你遇到了一位好友,你无限爱她,在你死后,她的友谊一直伴送你到墓地。她为你流了许多眼泪,直到临终前不久,还在回忆你,怀念你,因为你是她童年生活中唯一光辉的形象!

……两个年轻姑娘(萨莎大一些)每天起得很早,大家都还睡着,她们就走到户外,在晴朗的天空下一起读福音书,一起祈祷。她们为公爵夫人和女伴祷告,祈求上帝打开她们的心灵;为了让自己经受考验,她们整整几个礼拜不吃肉,幻想着修道院和死后的生活。

这种神秘主义适合少年的特点,适合那种年龄,在这种年龄,一切都还是秘密,一切都还是宗教奇迹剧,逐渐苏醒的思想还没有透过清晨的迷雾,射出明朗的光芒,而雾也还没有被经验和欲望所驱散。

后来在恬静、安谧的时刻,我常爱谛听这种童年的祈祷,它是一个人的广阔生活的起点,又是另一个人的不幸生命的终点。在荒凉的院子中,那个被粗暴的恩惠所玷辱的孤儿,那个被毫无出路的地位所玷辱的奴隶,为了自己的压迫者的灵魂向上帝祈求,这情景使我心头充满了怜悯,罕见的平静降临到了我的心灵中。

这个纯洁优雅的少女,在公爵夫人那荒谬的家庭中,没有引起任何亲族的重视,然而却在教堂执事和萨莎那里,也在全体仆役中间,赢得了热烈的同情和爱护。这些普通人不仅把她看作一个善良和蔼的小姐,而且在她身上看到了一种崇高的气质,这使大家敬重她,信赖她。在公爵夫人府上,女孩子们出嫁时,都要求她亲手替她们别上一条丝带等等。一个年轻使女,我记得名叫叶连娜,突然感到胸口刺痛,后来发现是严重的肋膜炎,已无法治愈,于是去请神父。女孩子怕极了,问母亲是不是毫无指望了;母亲一边啼泣,一边对她说:上帝马上要召她回去了。这时病人扑在母亲怀中痛哭,要求见见小姐,让她亲自用神像祝福她超升天国。她来后,病人攥住她的手,按在自己嘴唇上,反复说:“为我祈祷吧,祈祷吧!”年轻的姑娘自己也泪痕满面,开始小声祈祷——病人就在祈祷声中逝世了。大家围住病床,跪在地上画十字,她替她合上眼皮,吻了冰冷的额角,这才走出房间。4

除非枯燥无味、碌碌无能的人,才没有这种充满幻想的时期,这样的人与软弱无力、萎靡不振的病夫同样可怜,在这些病夫身上,神秘主义会越过青年时期而永远存在。但我们这个具有现实性格的时代,不会发生这种情形,只是19世纪的“世俗影响”怎么能渗入公爵夫人那密不通风的家呢?

裂缝终于出现了。

柯尔切瓦的表姐有时也到公爵夫人府上做客,她爱“小表妹”,正如人们特别爱不幸的孩子,但她并不了解她。后来发现了她不平凡的性格,才大为惊讶,几乎感到惶恐,她是容易激动的,马上决定改变不关心的态度。她向我要雨果、巴尔扎克或任何作家的新作品,对我说:“小表妹是个天才,我们应该帮助她的发展!”

“大表姐”(提起这称呼,我想起她瘦小的身材,不能不哑然失笑)一下子把什么都讲给了她的小朋友听:她自己头脑中想过的一切,席勒和卢梭的思想,那种来源于我的革命观点,以及来源于她本人的钟情的少女的理想。后来她又偷偷把许多法国小说和诗歌拿给她看。这些书大部分是1830年后出版的,它们尽管有各种缺点,对思想却是强大的冲击,足以使年轻的心灵领受火与勇气的洗礼。在那时的小说和故事,诗篇和歌曲中,不论作者是否意识到,处处强烈地跳动着社会的脉搏,处处暴露出社会的疮疤,处处能听到饥寒交迫的无辜者被奴役被压迫的呻吟;那时这种呻吟和抱怨还没有被当作罪行而加以防范。

不言而喻,“表姐”给的书未经选择,她也未作任何解释。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害处;有些机体永远不需要外力的援助、支持和指导;没有樊篱,它们更能自由成长。

不久又出现了一个人,继续发展柯尔切瓦表姐的“世俗影响”。公爵夫人终于决定请家庭教师,但为了省钱,她聘请了一位刚从女子中学毕业的俄国少女。

在我们那里,俄国家庭女教师是不受重视的,至少在30年代还是这样。然而,尽管有一切缺点,她们还是胜过大部分来自瑞士的法国女人,那种无限期处于休闲状态的卖笑妇和年老色衰的女戏子,这些人抢夺教书的饭碗,把它当作最后的谋生手段,因为这既不需要才能,也不需要姿色,只要说得几句法国话,具有女掌柜的风度就绰绰有余了——这种风度在我们外省各地常常被认为是“最佳风度”。学校或育婴堂出身的俄国家庭女教师,至少接受过某种正规教育,没有外国女人身上的市侩味道。

现在的法籍女教师,不能与1812年前来到俄国的那些人相提并论。那时法国也还很少市侩气息,到我国来的妇女完全属于另一阶层。她们一部分是流亡的和破产的贵族的女儿,军官的未亡人,也有不少是他们遗弃的妻子。拿破仑替自己的部下完婚,正如我们的地主替仆役完婚一样,不大考虑爱情和意愿。他希望通过联姻,让火药的贵族与世袭的贵族攀成亲家,也希望妻子们能陶冶他的斯卡洛祖布们5的性情。这些人习惯于盲目服从,奉命成了亲,随即又抛弃了妻子,发现她们过于拘谨,不适宜参加军营和部队的晚会。可怜的女人们流浪到了英国、奥地利和俄国。那个时常出入公爵夫人府上的法国女家庭教师,就属于从前这类人物。她讲话含笑,谈吐文雅,从不疾言厉色。她各方面都表现出良好的风度,没有一分钟的疏忽。我相信,她夜里睡在床上,也主要是在教育人们如何睡眠,不是自己在睡眠。

年轻的女子中学学生是聪明勇敢、精力充沛的姑娘,具有寄宿学校学生的豪爽性格和与生俱来的磊落胸怀。她活泼、热情,在她的学生和朋友的日常活动中,注入了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与日益憔悴的萨莎的友谊是伤心而悲惨的,它引起的反应也是忧郁而凄凉的。这种友谊加上教堂执事的教导,加上毫无乐趣的生活,使年轻的姑娘远离了世界,远离了人们。现在一个活跃、愉快、年轻的第三者,抱着对一切憧憬和幻想的同情态度,出现在她面前了,这是非常及时的,她把她拉回了人间,拉向了真实可靠的地面。

起先学生接受了埃米利娅6的某些表面形态,她的笑容增加了,谈话活跃了,但是过了一年时间,两个少女的性格在天平两端取得了平衡。随和而亲切的埃米利娅俯就了强有力的个性,完全屈服在女学生面前,用她的眼睛来看,用她的思想来想,以她的欢笑和友谊为生了。

大学毕业前,我上公爵夫人家的次数多了。我一到,年轻的姑娘似乎很兴奋,有时脸上红光闪闪,谈话也活跃了,但接着又立即恢复了平时若有所思的沉静状态,使人想起冰冷的美丽雕像,或者席勒笔下那位不让任何人亲近的“异邦少女”7。

这既不是落落寡合,也不是冷若冰霜,而是一种内心活动——别人不了解,她自己也不了解;与其说了解,不如说她只是预感到了自身的一切。她那美好的外貌总显得还没完工,还缺少什么,但是只要一点火花,只要再凿上一刀,就可以决定,她是注定要在沙漠中枯萎、凋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生活呢,还是会迸发出热情的光芒,沉浸在它中间,生活在它中间——也许不是生活,只是受苦,甚至无疑是受苦,但不论怎样,这是丰富的生活。

从她半童稚的脸上透露的生命的活力,直到阔别前夕,我才初次看清。

我忘不了那发亮的异样的目光,那突然改变了意义的整个面容,它仿佛已渗入了另一种思想,燃起了另一种火焰……仿佛谜已被解开,内心的雾已被驱散。这是在监狱中8。我们告别了十次,还是依依不舍;最后,与Natalie9一起到克鲁季茨兵营来的我的母亲,坚决站了起来。年轻的姑娘哆嗦了一下,脸色有些发白,使出所有的力量握紧我的手,一边扭转头不让我看见她的眼泪,一边反复说:“亚历山大,别忘了你的小妹啊。”

宪兵送走了她们,又在那儿踱来踱去了。我扑到床上,久久凝视着门外,那个光辉的形象便是从那儿消失的。我在心中默念着:“不,你的哥哥不会忘记你。”

第二天我即被送往彼尔姆,但是在我谈到离别之前,我得讲一讲,入狱前妨碍我更好地理解纳塔利娅并与她更加接近的是什么。原来我沉浸在爱情中!

是的,我在恋爱。想起这青年时期纯洁的爱,我感到亲切,正如花香鸟语的春天在海滨散步一样。这是无限美好的梦,然而也像梦那么转瞬即逝!

我前面已经说过,我们所有的朋友中很少妇女,尤其是与我接近的妇女;我对柯尔切瓦表姐的友谊,起先是热烈的,后来逐渐平静了,在她出嫁后,我们很少见面,不久她便走了。我需要比我们男性的友谊更温暖、更柔和的感情,这要求在我心中漫无目标地徘徊。一切都具备了,只是缺少“她”。我们认识的一个家庭中,有一位年轻姑娘10,我与她很快建立了友谊,一个奇怪的机会使我们接近了。她已订婚,突然发生争吵,未婚夫丢下她,跑到俄国另一个地方去了。她感到绝望,悲伤,屈辱。我怀着真诚而深厚的同情看到,忧愁怎样折磨着她;我不敢提到原因,但极力为她排遣愁绪,安慰她,带小说给她,亲自为她朗读,讲整个故事情节,有时为了多陪这个忧郁的姑娘一会儿,还忘记了温习功课。

她的眼泪逐渐少了,脸上也不时出现了笑容;她的绝望变成了苦闷忧郁,不久,往事开始使她感到害怕,她竭力挣扎,从良心和荣誉出发,保卫着它,与现实对抗,正如战士明知已经打败,仍在保卫旗帜。我看到天边残留的这最后几朵白云;觉得陶醉,怀着跳动的心,悄悄从她手中抽出了旗帜;她没有再举起它,于是我堕入了情网。我们相信我们的爱。她给我写诗,我给她用散文写长篇大论;后来我们一起幻想未来,幻想流放和地牢,她对一切都作了准备。生活的外表在我们的幻想中,从来不是绚丽多彩的,我们注定了要与骇人的力量战斗,对于我们,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在念圣第恩11的《残废者》时对她说:“做我的卡爱坦吧。”一边想象她怎样送我远赴西伯利亚矿坑。

“残废者”是著文抨击西克斯图斯五世12的诗人,当教皇许诺不处死冒犯者时,他自首了。西克斯图斯五世下令砍断了他的双手,割掉了他的舌头。不幸的受难者头脑中装满了无法吐露的思想,这个形象那时不可能不引起我们的共鸣。受难者忧郁而疲惫的目光,带着感激和残余的欢乐,停留在一个少女身上,只有这时他才是平静的。这个姑娘从前爱他,没有因他的不幸而变节,她便是卡爱坦。

这爱情的初次经历一闪而过,但它是完全真诚的。也许,这爱情甚至是必须消逝的,否则它就会丧失它那美好的、芳香馥郁的性质,那十九岁的青春年华,那白璧无瑕的新鲜气息了。哪有铃兰而能过冬的呢?

我的卡爱坦,难道你不是同样含着安详的微笑,在回顾我们的约会?难道在二十二年后的今天,你回忆起我,还会感到辛酸惆怅吗?这对我是非常痛苦的。那么你现在何方?生活又过得怎样呢?

我的一生快完了,现在已走到了下坡路,我受尽创伤,精神上“残废”了,我不再寻找任何卡爱坦,只是回首往事,追念及你,我感到愉快……你记得那转角上的窗,它对着一条小胡同,我必须拐进这条胡同,而你总是伫立在窗口,目送我远去,如果你不在窗口出现,或者在我还没拐弯消失之前,便离开了窗口,那么我会多么伤心啊!

至于真的与你会面,我从未想过。你在我的想象中,始终保持着那年轻的面貌,那一头浅灰色的鬈发,让你就这样吧,不是吗?如果你回忆到我,你想起的也是风度翩翩的青年,闪闪发光的眼睛,热情洋溢的谈吐,那你就这么回忆吧,不必知道这双眼睛已经暗淡,人也已经发胖,额上已有皱纹,脸上早已失去从前那神采奕奕、生气蓬勃的表情——奥加辽夫曾称之为“希望的表情”,但现在希望已经消失了。

我们彼此应该保持当年的印象……阿喀琉斯和狄安娜13是永远不会衰老的……我不愿与你见面,免得像拉林娜会见阿林娜公爵小姐那样:

  

表妹,还记得你的格兰狄逊?

哪个格兰狄逊?……呀,格兰狄逊!

他在莫斯科,住在西米恩附近,

圣诞节前夕还来看过我,

他刚给儿子娶了亲。14

  

……正在熄灭的爱情的最后一点火光,曾把监狱的拱门照亮了一会儿,用昔日的幻想给心灵带来温暖,但随后便各走各的路了。她去了乌克兰,我流放到了外地。从此再没听到她的消息。

1 这个孤儿就是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后来成为赫尔岑的妻子。

2 引自俄国诗人和翻译家科兹洛夫的长诗《黑衣修士》,这首诗是他的主要作品,曾得到普希金的高度评价。

3 以上几段话均引自纳塔利娅在1837和1838年间写给赫尔岑的信。

4 在我保存的旧书信中,有几封是萨莎在1835至1836年间写的。那时萨莎留在莫斯科,她的女友则随公爵夫人到乡下去了。这些单纯而热烈的发自内心的声音,使我每次读后都深为感动。她写道:“难道您真的要回来了吗?啊,如果您真的回来了,我简直不知道,我会怎么样。您不会相信,我怎样时刻想念着您,几乎我的所有希望,所有思想,我的一切,一切,一切全在于您……啊,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您是多么美,多么和善,多么崇高,多么……我真不知道怎么说好。真的,这不是陈词滥调,这是直接出自内心的……”在另一信中,她感谢“小姐”常常写信给她。她说:“这太多了,然而这是您,您啊。”信上最后说:“老是有人打搅;我怀着所有的真诚和无限的爱拥抱您,我的天使。祝福我吧!”——作者注

5 斯卡洛祖布是喜剧《聪明误》中的人物,一个野蛮粗暴的军人。

6 即那个俄国家庭女教师,她的全名是埃米利娅·米哈伊洛夫娜·阿克斯贝格。

7 指席勒的诗《异邦少女》中的人物。

8 指1835年4月,赫尔岑流放前夕,纳塔利娅到监狱去探望他。

9 我很清楚,用法文翻译人名是多么不自然,但有什么法子,名字是习惯造成的,怎么改变呢?何况我们所有的非斯拉夫名字仿佛只有半截,不够响亮,于是我们这些部分地“不是按祖宗的规矩”教育大的人,在青年时期便把名字“罗马化”了,尽管当政诸公力图使它们“斯拉夫化”。随着他们的升官晋爵,在朝廷上权力的扩大,名字中的一些字母也改变了。例如,斯特罗戈诺夫伯爵终生只是谢尔盖·格里戈里耶维奇,但戈利岑公爵总是被称为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后面这个例子还可以在因12月14日事件而名重一时的罗斯托夫采夫将军那里看到: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他始终是雅各夫,正如雅各夫·多尔戈鲁基一样,但是亚历山大二世登基之后,他却变成雅各,像基督的使徒了!——作者注按:Natalie即“纳塔利娅”的法文译名,在本书中,赫尔岑谈到他的妻子时,大多用Natalie这字,不用俄文,这是他们习惯的称呼。俄国人的名字也像西欧人的名字一样,大多来自《圣经》,只是被“斯拉夫化”了,赫尔岑在这里谈的便是这些情形。雅各夫·罗斯托夫采夫是俄国反动官僚,因对十二月党人进行告密而出名。雅各夫·多尔戈鲁基(1659—1720)是彼得大帝的一个重要大臣。雅各是《圣经》中耶稣的门徒。“不是按祖宗的规矩”出自普希金的《努林伯爵》。

10 指瓦季姆·帕谢克(柯尔切瓦表姐的丈夫)的妹妹柳德米拉。

11 卜尼法斯(1798—1865)的笔名,他写过许多剧本和小说,但早已无人阅读。卡爱坦是“残废者”的情人。

12 1585至1590年间的罗马教皇,以严厉著称。

13 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英雄和女神。

14 引自普希金的《叶夫根尼·奥涅金》第七章第四十一节。拉林娜是塔季扬娜的母亲,这里写的是她去探望多年不见的老姑娘阿林娜公爵小姐时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