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 别  

啊,人们,可恶的人们,你们拆散了他们……

  

我给纳塔利娅的第一封信是这么结束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不敢提到“心”这个字,我的信中没有它,在信尾我写的只是“你的哥哥”。

那时,“我的小妹”对我已多么宝贵,她如何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从一件事即可看到:我在尼日尼,在喀山,在到达彼尔姆的次日,都写了信给她。“小妹”这称呼表达了我们之间一种完全自觉的感情,过去我无限喜欢它,现在也喜欢它,我用它不是表示一种界限,相反,它包含着各种意义:友谊,爱情,血缘关系,共同的志趣,亲族地位,难分难舍的习惯。以前我没有用这名称称呼过任何人,它对我是宝贵的,直到后来我还常常这么称呼纳塔利娅。

起先,我并不完全理解我们的关系,也许,正因为不完全理解,另一个诱惑在等待着我。它不像我与卡爱坦的相逢,没有成为我生活中一段光明的历程。它只是使我无可奈何,引起了我许多的苦恼和内心的歉疚。

我坐了九个月监牢之后,便被抛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时我还很少生活经验。最初我漫不经心,轻举妄动,新的地方,新的环境弄得我眼花缭乱。我的社会地位变了。在彼尔姆,在维亚特卡,人们对我的态度与在莫斯科全然不同。在莫斯科,我是住在父母家中的年轻人,在这些地方,在这片沼泽中,我却得独立生活,我被看作一个官,虽然根本不像一个宫。我不难发现,不必多花力气,我就可以在伏尔加河边和卡马河边上层社会的客厅中占有一席位置,成为维亚特卡社交界的知名人士。

对彼尔姆,我印象不深,我只为租房子接触过一位主妇,她问我要不要菜园,自己养不养乳牛!从这个问题,我就可怕地觉察到,我的地位已一落千丈,与高等学府学生的崇高身份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在维亚特卡,我结识了整个上层社会,特别是青年商人,他们比内地其他各省的商人修养高得多,虽然同样喜欢吃喝玩乐。公文事务使我不能从事心爱的工作,我不安地度着游荡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敏感,或者不如说,容易激动的天性和缺乏经验,导致形形色色的冲突,是不足为奇的。

由于奉承巴结的心理作怪,我竭力左右讨好,不分是谁,一律争取好感,三言两语便成了朋友,甚至过分亲热,过了一两个月我才意识到自己错了,但碍于情面,只得默不作声,戴着虚情假意的锁链与人应酬,直到有一天荒谬的争吵使这种关系破裂为止,而在争吵中,我被指责为任性偏激,忘恩负义,反复无常。

开头我在维亚特卡不是一个人,一位奇怪可笑的先生跟随着我,他在我生命的每一个十字路口,每一个重大关节,总要登场:他的落水使我认识了奥加辽夫,在我通过塔乌罗根1边境时,他站在俄罗斯土地上向我挥手帕,总之,卡·伊·佐年贝格与我一起住在维亚特卡。我讲我的流放生活时,忘了提到他。

事情是这样的:我给送往彼尔姆的时候,佐年贝格正预备去伊尔比特做生意。我的父亲总喜欢把简单的事弄得很复杂,提出要佐年贝格到彼尔姆走一趟,替我在那里“装置寓所”,路费由他付。

到了彼尔姆,佐年贝格热心执行任务,那就是替我购置不切实用的物品,各种家什,锅子,碗,玻璃器皿,食品等等,还亲自前往奥布瓦河边,直接从“产地”选购维亚特卡种马。可惜一切齐备之后,我却给调到了维亚特卡。我们只得把刚买的东西半价变卖,离开彼尔姆。佐年贝格忠实贯彻我父亲的意志,认为必须随往维亚特卡,也在那儿替我“装置”住房。他的忠实可靠和忘我精神,得到了我父亲的嘉许,因此在他与我一起时,我父亲给他一月一百卢布酬金。这比去伊尔比特更有利,更保险,因此他并不急于离开我。

到了维亚特卡,他已经不是买一匹马,却买了三匹,一匹是属于他自己的,虽然钱也是我父亲的。这些马大大提高了我们在维亚特卡人眼中的身份。我已经说过,卡尔·伊万诺维奇虽已年过半百,而且脸上缺陷不少,还是专爱在脂粉堆里讨生活,沾沾自喜地相信,每个女人或姑娘一接近他,就像灯蛾在火边飞行一样危险。马所引起的效果,他当然不肯白白放过,要在情场艳事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何况环境也对他有利。我家的阳台面对院子,它后面便是花园。每天早上十点起,佐年贝格就脚穿喀山软底便靴,头戴绣金小帽,身披高加索紧身外衣,衔着大琥珀烟嘴,在阳台上“值班”,装得仿佛专心读书似的。小帽和琥珀——这一切都是有目标的,那就是住在隔壁房子里的三位小姐。小姐方面也很关心外地来客,总是好奇地观看在阳台上吸烟的东方玩偶。卡尔·伊万诺维奇知道,她们什么时候和怎样偷偷掀起窗帘,认为他的事情大有希望,于是朝着神圣的方向优雅地喷出一缕缕轻烟。

不久,花园便提供了我们与女邻居认识的机会。我们的房东有三幢房屋,花园是共同的。两幢有人,一幢是我们住的,房东也住这幢房子,他只有一位继母——一个肥胖臃肿的寡妇,但她像亲生母亲一样对他管头管脚,关心备至,以致他只能背着她,偷偷摸摸与花园中的女士们交谈;另一幢房子便住着那些小姐和她们的父母。第三幢房子是空的。过了一个礼拜,卡尔·伊万诺维奇已成了花园中名媛淑女们的自家人,常常一天几个小时帮小姐们荡秋千,为她们取斗篷和阳伞,总之,做到了体贴入微。小姐们跟他逗笑,比跟别人多,正因为如此,他是比恺撒夫人更少嫌疑的2;看到他的模样,任何最大胆的谣言也只得退避三舍。

出于集群的天性,人们往往做他们根本不想做、而别人都在做的事,就因为这样,我傍晚也常出入花园。上那儿的除了住在这里的人,还有他们的朋友。大家在那里做的事,讲的话,主要只是打情骂俏,互相窥探。卡尔·伊万诺维奇带着维多克3的警觉性,从事感情的侦察工作,知道谁与谁常在一起散步,谁对谁心中有意。对于我们花园中的这些秘密警察,我成了讨厌的绊脚石,我的不露声色使女士们和先生们大伤脑筋,他们再三试探仍不得要领,查不清我在追求谁,对谁特别感兴趣。这确实不容易,因为我根本没有追求任何人,对任何小姐都没有特殊好感。最后,他们厌烦了,觉得受了委屈,开始认为我骄傲,说我玩世不恭,小姐们的友情也顿时冷落了——虽然她们每人单独与我在一起时,仍试图向我投送最危险的秋波。

正是在这种状况中,一天早晨,卡尔·伊万诺维奇告诉我,房东家的厨房一早就打开了第三幢房子的百叶窗,正在擦洗窗户。一家外地人已租下了这屋子。

新来者的一切细节成了花园内的唯一话题。陌生的夫人由于旅途劳顿,或者还没有收拾好,仿佛故意避不见面,没有在我们的游乐活动中露脸。大家寻机会从穿堂窥探,向窗口眺望,一些人有所发现,另一些人却白白守候了几天,有所发现的人说她脸色苍白,神态慵懒,总之,外表不错,动人心弦。小姐们说,她忧愁多病。省政府有个年轻官员,生得聪明伶俐,喜欢跟人打趣,唯独他认得这些来客。他从前在另一省供职,与他们有一面之缘,于是大家纷纷找他打听消息。

聪明伶俐的官吏很得意,因为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便没完没了地大谈新来者的优秀品质,把她捧上了天,称她为首都的夫人。

“她聪明,温柔,有学问,”他反复说,“咱们这些人根本不在她眼里。啊,我的天,”他突然转向我道,“我有个绝妙的主意,请您支持一下维亚特卡上流社会的荣誉,向她献献殷勤……要知道,您是莫斯科来的,流放到这儿,当然会吟诗——这是上天赋予您的才能呢。”

“您瞎说什么哟。”我对他笑道,然而脸蓦地红了——我真的很想见见她。

过了几天,我在花园里遇到了她,这是个淡黄头发的女子,确实惹人喜爱;那位谈论过她的先生把我介绍给她,我掩盖不住内心的激动,正如我的介绍人无法掩饰他的笑容一样。

出于自尊心的腼腆消失后,我与她熟悉了。她的身世是十分不幸的,她用虚假的平静欺骗自己,在寂寞空虚、无所寄托的心情中痛苦地打发日子。

P4是那种把热情隐藏在心底的女性之一,也唯有淡黄头发的女子才会如此;她们用温和静谧的外表掩盖着火热的心,激动时脸色苍白,感情高涨时眼睛从不焕发光芒,反而有些暗淡。她的目光困倦,似乎已经精疲力竭,一直向往着什么却不能满足的心胸时时起伏不定,仿佛有一股不平静的电流正从她全身通过。在花园散步时,她往往会突然脸色苍白,内心彷徨无主或者惊慌不安似的,无心答话,立即匆匆回家了。我正是喜欢看她这种时刻的神情。

她的内心活动,我不久就明白了。她不爱丈夫,也不可能爱他;她才二十五岁,他已五十出头——对此她也许还能将就,但知识、趣味、性格的不同,那就太显著了。

丈夫几乎足不出户,是个枯燥无味、麻木不仁的老官僚,热衷于买田地当地主,像一切病夫和几乎所有失去家产的人一样,性情古怪暴戾。她出嫁时是十六岁,那时他还有些资产,后来赌博输光了,只是出外做官,靠俸禄生活。在迁居维亚特卡前一两年,他开始衰老了,腿上一个伤口发展成了骨疽,老人闷闷不乐,心事重重,担心自己的病,用不安而又无能为力的目光看着妻子。她伤心地、自我牺牲地照料他,但这只是履行义务。孩子不能满足她的一切,空虚的心灵总是渴望着什么。

一天晚上在东拉西扯闲聊时,我说我真想寄一幅画像给我的堂妹,可惜在维亚特卡找不到一个会画像的人。

“让我试试,”女邻居说,“我从前学过素描,画得还可以。”

“太好了。什么时候呢?”

“如果您愿意,就在明天午饭前吧。”

“一言为定。我一点钟来。”

这时她的丈夫也在场,他没有吭声。

翌日早晨,我收到女邻居一张便条,这是她第一次给我写信。她非常客气,谨慎地通知我,她要给我画像,她的丈夫有些不满,她要求我原谅病人的乖僻,说应该宽恕他,最后提出改日替我作画,不告诉她丈夫,免得打扰他的情绪。

我热烈地、也许过分热烈地感谢了她,没有要她秘密替我画像,但这两张便条使我们接近了许多。她与丈夫的关系是我从来不想触及的,现在由她讲出了口。我与她不自觉地建立了一种默契,联合一致对付他。

晚上我到他们家串门,只字未提画像的事。如果丈夫聪明一些,他应该猜到其中的奥妙,但他太蠢了。我用目光感谢她,她的回答只是微微一笑。

不久他们搬家了,住到了本城另一地区。我第一次去探望他们时,大厅还没布置好,女邻居正弹钢琴,眼睛哭肿了。我请她往下弹,但琴声不能协调,总是弹错,她的手发抖,脸色也变了。

“这里多么沉闷啊!”她说,蓦地从钢琴后面站了起来。

我默默握住她的手,那虚弱、发烫的手;她的头像沉重的花冠,痛苦地屈从着某种力量,弯向我的胸口;她把额角紧贴了一下,便倏地走了。

第二天,我收到她一张便条,看来她有些害怕,竭力想对昨天的事布下一层烟幕。她在信上说,我去时她正处在可怕的神经不安状态,又说,昨天的事她不大记得了,她很抱歉。但这一层薄薄的纱幕,掩盖不了字里行间鲜明透露的热情。

我又去探望他们。这一天丈夫轻松了些,虽然乔迁新居之后他已不能起床。我心情很紧张,便与他们逗笑,讲各种俏皮话,天南地北瞎扯,弄得病人笑个不停,当然这一切只是为了掩盖我和她的窘态。此外,我觉得,这笑可以令她沉醉,忘记一切。

……两三个星期过去了。丈夫的病越来越重,到晚上九点半他就要求客人离开,他虚弱,消瘦,痛得受不了。一天晚上九点左右,我向病人告别,P送我到外面。一轮明月照进客厅,把三条苍白的淡紫色月光铺在地上。我打开窗,空气新鲜洁净,向我迎面扑来。

“多美的夜晚啊!”我说,“真不想离开这儿。”

她走到了窗口。

“您在这儿待一会儿吧。”

“不成,这时候我得去替他换绷带了。”

“那就过一会儿来吧,我等您。”

她没作声,我拿起了她的手。

“您来吧,我求您……行吗?”

“真的不成,我先得换上短衫呢。”

“您就穿着短衫来好了,我好几次早晨看到您是穿短衫的。”

“万一有人看见您呢?”

“谁?您的仆人喝醉了,让他睡觉得啦;您的达里娅……看来她爱您超过爱您的丈夫,而且她对我也很友好。有什么可怕的呢?好了,现在已九点多啦——您就说想托我办件事,要我等一会儿……”

“没有蜡烛……”

“叫人拿来,何况有月光,跟白天一样。”

她仍迟疑不决。

“来吧,来吧!”我凑在她耳边说,第一次这么对待她。

她哆嗦了一下。

“我来,但只能待一会儿。”

……我等了她半个多小时……屋里静悄悄的,我可以听到老头儿的呻吟和咳嗽,他那慢条斯理的谈话,那桌子移动的声音……喝醉的仆人一边吹口哨,一边在前室的长凳上铺床睡觉,嘴里骂骂咧咧的,过不一会儿便鼾声大作了……使女离开卧室的沉重的脚步声是最后的音响……一切沉寂了,间或听到几声病人的哼哧,然后又万籁俱寂……突然传来了沙沙声,地板吱吱发响,轻轻的脚步声——白短衫在门口出现了……

她这么激动,起先简直说不出一句话,她的嘴唇是冷的,她的手像冰。我觉得她的心在剧烈跳动。

“我满足了你的要求,”最后她说,“现在放我走吧……再见……为了上帝,再见,你也回家吧。”她又用恳求的声音对我忧郁地说。

我抱住她,紧紧地、紧紧地搂在胸前。

“我的朋友……去吧!”

这是不可能的……太迟了……在她的心和我的心这么跳动的时候,哪怕放开她一会儿,也是超出人力范围的,非常愚蠢的……我没走,她也没走……月亮把几条光带转到了另一边。她坐在窗前伤心饮泣……我吻着她泪汪汪的眼睛,用一绺绺发辫拭干它们,发辫落到苍白幽暗的肩上,月光照在上面没一点反光,只是使那里泛出了一层白蒙蒙的柔和色泽。

我不忍心丢下她一人啼哭,絮絮叨叨地劝她……她抬头望着我,眼中透过泪花射出幸福的闪光,我释然笑了。她仿佛了解我的思想,双手掩面,站了起来……现在真的是时候了,我搬开她的手,吻了它们,也吻了她本人,然后便走了。

我经过使女身边,没敢看她的脸,她让我过去,没有出声。月亮显得沉甸甸的,像一个红红的大果核,正在沉落——朝霞开始升起了。空气非常清新,风吹在我脸上,我深深呼吸着,我需要新鲜空气。我走回家时,太阳出来了,善良的人们遇到我,为我这么早起身“享受良好的天气”感到奇怪。

我沉浸在爱情中大约一个月;后来心似乎疲倦和衰颓了,忧郁开始向我袭来;我尽量掩饰,不愿相信,对内心的这种变化感到惊异,可是爱情仍在一天天冷却。

在老人面前我变得很不自在,一种尴尬、厌恶的心情主宰着我。这不是由于我为自己感到内疚,那个经过世俗和教会批准归他私有的女人,不可能爱他,他要爱她也力不从心,但是我的双重角色使我觉得可耻:虚伪和心口不一是我最反对的两大罪恶。在感情炽烈,占据优势时,我无暇顾及其他,它一旦开始冷却,各种疑虑随即出现了。

一天早晨,马特维走进我的卧室报告道,P老爷“归天了”。这消息使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翻了个身,却不急于起床穿衣;我不想看见死者。维特贝格进来了,他已穿戴整齐,对我说:“怎么?您还在床上!难道您没听到出了什么事?我想,P夫人单独一人,怪可怜的,我们去看看,快穿衣服。”我穿上衣服,与他一起去了。

我们发现,P晕厥了,或者处在一种神经麻木状态。这不是装假;丈夫的去世使她想起自己无依无靠的处境,只剩下她一人,带着几个孩子,住在异乡客地,没有钱,没有亲戚。何况她以前一遇到强烈的震动,也会神志昏迷,几个小时不能苏醒。她的脸发冷,白得像死一样,双目紧闭,她便这样躺在那儿,有时喘一口气,有时连呼吸也几乎中断了。

没有一个妇女来帮助她,安慰她,照料孩子和家。维特贝格留下陪她,那位起过先知作用的官员与我一起料理后事。

老人又瘦又黑,穿了制服躺在桌上,皱紧眉头,仿佛还在生我的气。我们把他放进棺材,过了两天又葬进坟墓。殡殓后,我们回到死者家里,孩子们穿了缝丧章的黑衣服缩在墙角边,与其说忧愁,不如说是惊异和害怕;他们彼此嘁嘁喳喳说话,踮起脚走路。P坐着,一言不发,手支着头,似乎在想什么。

在这客厅中,我曾坐在沙发上等她,一边谛听病人的呻吟,仆人酒醉后的咒骂。现在一切都变得暗淡无光了……在丧葬的环境中,在神香的烟雾里,我又隐隐约约想起了那些话,那些时刻,我感到伤心,对它们我还是不能忘情的。

她的忧郁逐渐平息了,在自己的处境面前,她坚强了一些;后来她心神不定的凄恻脸色也逐渐开朗了,显露出了另一些思想。她的目光常常带着不安的探询神情,停留在我身上,似乎她在期待着什么——期待着问题和答复……

我沉默着,于是她害怕了,变得惊惶不安,疑虑重重。

这时我才明白,丈夫实际上充当了我自己原谅自己的理由——我的爱情之火熄灭了。我不是对她漠不关心,绝不是,但她需要的不是关心。现在另一种思想感情占有了我,那一阵热情的迸发,仿佛只是为了要向我阐明另一种感情。我只有一点可以为自己辩解,那就是我在热恋中是真诚的。

在我惊慌惶惑、不知所措的时候,在我忐忑不安等待机会,指望时间和环境来改变一切的时候,时间和环境却使我的处境更复杂了。

秋法耶夫眼见这个年轻貌美的寡妇身处绝境,无依无靠,给丢在遥远的陌生地方,作为真正的“一省之父”,自然不能不向她表示最温柔的体贴。起先我们都以为他是真心同情她,但不用多久,P害怕了,发现他的关怀绝不是单纯的。维亚特卡的夫人们得到过两三位荒淫无耻的省长的栽培,秋法耶夫对她们习惯了,因此没有浪费时间,直截了当向P提出了要求。P当然以冷漠的蔑视回答他,讥笑他人老心不老。秋法耶夫岂肯罢休,继续无耻地纠缠。然而看到事情极少进展,他就要她明白,她的孩子们的命运握在他的手中,没有他,他们休想享受官费补助;从他来说,如果她不改变对他的冷淡态度,他也不愿替她出力。被侮辱的妇女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跳了起来。

“请出去,您的脚不准再跨进我的门槛!”她指着门口对他说。

“嘿,好大的脾气!”秋法耶夫说,仿佛刚才只是几句戏言。

“彼得,彼得!”她朝着前室大喊。秋法耶夫慌了,怕她声张,气得哼哼哧哧的,狼狈不堪地跑回了自己的马车。

晚上,P把发生的事告诉了维特贝格和我。维特贝格马上明白,老色鬼虽已自讨没趣逃之夭夭,但绝不会放过这个可怜的女人——秋法耶夫的性子我们全都知道。维特贝格决心冒一切风险搭救她。

迫害很快开始了。为孩子申请补助的呈文遭到拒绝是必然的;房东和店铺掌柜讨账也特别坚决;天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把彼得罗夫斯基关进疯人院的人,是什么都干得出的。

维特贝格家庭负担很重,生活困难,但他没有片刻犹豫,建议等他的妻子到了维亚特卡,过一两天就让P搬到他家居住。P在他那里可以安然无事,这个流放者的道德力量就是这样,他那不屈不挠的意志,那崇高的精神面貌,那无所畏惧的语言,那蔑视一切的笑,连维亚特卡的舍米亚卡5本人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我住在同一幢房子的另一部分,与维特贝格同桌吃饭。就这样,我们住到了一个屋顶下,可这正是在应该远隔重洋的时候。

在这么接近的生活中,她明白,往事一去不复返了。

为什么她偏偏遇到我这个意志薄弱的人?她应该得到幸福,也可以得到幸福,凄惨的经历过去之后,新的和谐的爱情生活对于她是可能的!不幸的、可怜的P!爱情的云朵不可抗拒地奔向了我,它来得这么炽烈,这么迷人,这么可爱,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我的过错吗?

……我彷徨无主,预感到了不幸,埋怨自己,在惊慌不安中打发日子;我又开始喝酒,想从中排遣愁绪,寻求解脱,总觉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不知如何才好;我在污浊沉闷的炎热中等待清新的气流——纳塔利娅从莫斯科发出的信。在这种无所适从的情绪中,“孤儿”的亲切形象愈来愈明朗地升起了。我对P的爱只是一阵冲动,它让我看清了我真正的内心,揭开了它的秘密。

堂妹不在我身边,她对我的吸引力却越来越大,然而联系着我与她的感情是什么,我没有加以追究。我对它已经习惯,没有留意它已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的信变得愈来愈焦躁不安了;一方面,我深深感到,我不仅对P犯了罪,而且我的沉默使我犯了新的罪——撒谎。我觉得我堕落了,不配得到另一个人的爱……然而爱情还是在增长。

堂妹的名字开始给我带来苦恼,现在友谊已不能令我满足,这种平稳的感情显得太冷静了。她信上的每一行都流露了她的爱,但对于我这已经太少,我需要的不仅是爱,而且是明确的表白,我这么写道:“我要向你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你是否相信,你对我的感情仅仅是友谊?是否相信我对你的感情也仅仅是友谊?我不相信。”

“你似乎在为什么事烦恼,”她回答道,“我知道,你比我更为你的信担忧。放心吧,我的朋友,它丝毫不能改变什么,我对你的爱已经不可能增加一分,也不可能减少一分了。”

但是话终于说出口了;她写道:“雾消失了,天空又晴朗和明亮了。”

她兴奋而无所顾虑地忠于她所说的感情,她的信成了一首少年的爱情之歌,孩提的喁喁低语已上升为强有力的抒情诗。

她写道:“也许你现在坐在书房里,没有写字,没有读书,只是出神地抽雪茄,目光注视着不确定的远方,对进屋的人的问候也没回答。你的思想在哪里呢?你的目光要奔向哪里呢?你不必回答——让它们飞向我这儿吧。”

“……让我们像孩子一样,约定一个时间,在这时间我们两人必须都在户外,这时我们可以相信,我们之间除了遥远的距离,没有任何间隔。在晚上八时你大概没事吧?我前几天走到了台阶上,但马上回屋里了,心想你这时一定在屋里。”

“……看了你的信,看了画像6,想到我那些信,想到那手镯7,我真想一步跨过一百年,看到那时它们的命运怎样。那些我们视为神圣的事物,那些医治过我们的身心,作过我们的话题,并在离别时多少能互相代替我们的东西,那一切我们曾用来防止人们的侵凌,防止命运的打击,防止我们自己的亵渎的工具,在我们死后,它们的命运将怎样呢?它们还会保存它们的力量,它们的灵魂吗?它们会唤醒、会振奋谁的心灵吗?会讲出我们的故事,我们的苦难,我们的爱吗?它们会获得哪怕一颗眼泪的酬谢吗?当我想到,你的画像最后会挂到不知谁的书房中,或者,一个孩子也许会玩弄它,打碎玻璃,磨损画面,我觉得多么伤心啊!”8

我的信不是这样9,在饱满的、热烈的爱情中间,流露出痛苦的声音,那种自怨自艾的忏悔的音调;P的无声的谴责啃噬着我的心,折磨着明朗的感情,我觉得我是个伪君子,可是我实在没有撒谎。

我怎么能在1月份向P供认,向她说,我在8月份向她表白爱情表白错了;她怎么会相信我的话是真话——不如说另有新欢更合理,说变心更令人信服。一个人不在本地,她那遥远的形象怎么能与眼前的相抗衡,那另一股爱的热流在跋涉万水千山之后,怎么反而更鲜明、更强大——这一切我不理解,我只知道这都是真的。

还有,P以蜥蝎的难以捉摸的机灵,躲避严肃的解释,她觉察到了危险,一面寻找谜底,一面又回避事实。似乎她已预见到,我的话将揭开可怕的真相,这么一来,一切都完了,因此她总在危险迫近的时候打断了话头。

起先她在周围观察窥探,有几天把一个活泼可爱的德国少女看作她的情敌。其实我只因那是个孩子才爱她,我与她在一起很轻松,她既不在我面前搔首弄姿,我也不必在她面前装模作样。过了一星期,P才看到,保利纳对她根本并无危险。但我必须先谈几句她的事,才能继续写下去。

在维亚特卡社会救济处的药局里,药剂师是德国人,这没什么奇怪,奇怪的是他的助手是俄国人,名叫包尔曼。我早已认识这个人,他娶了维亚特卡一位官员的女儿,她的辫子又长又粗,是我见到过的所有辫子中最美的一条。当时药剂师费迪南德·鲁尔科维乌斯本人不在,我常与包尔曼一起喝各种“汽水”,以及经过药剂员艺术加工的“健胃药酒”。药剂师到莱伐尔去了,在那里见到了一个年轻姑娘,向她求婚,姑娘刚认识他,便冒冒失失嫁给了他;凡是姑娘,尤其是德国姑娘,往往这样;她甚至从未想过,他要她去的是怎样一个荒凉所在。但是结婚后准备行装时,她害怕和绝望了。为了安慰新娘,药剂师邀请新娘的远亲,一个十七岁的少女,与他们一起前往维亚特卡,这个姑娘更加冒失,根本没弄清楚“维亚特卡”是个什么地方,便答应了。两个德国女子不会讲一句俄语,在维亚特卡也找不到第四个会讲德语的人。甚至中学的德语教师也不懂德语,这事曾使我大惑不解,我决定向他请教,他是怎样上课的。他回答道:“照文法教,照会话课本教。”同时向我说明,他本来是数学教员,但暂时没有空缺,他才教德语,何况他只领半薪。10德国女子寂寞得要死,看到一个人尽管德语讲得不好,至少可以交谈,便高兴极了,拼命请我喝咖啡,还有一种什么“加尔特沙尔”11,对我无话不谈,把她们的秘密、志愿、理想,统统告诉我,过了两天已把我当作好朋友,更加殷勤,请我吃肉桂甜糕饼了。两人都相当有知识,就是说能背诵席勒的诗,能弹钢琴,唱德国浪漫歌曲。然而她们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药剂师太太是头发淡黄、皮肤苍白的女子,身材高大,长得颇有几分姿色,但懒洋洋的,整天像没睡醒似的;她非常善良,事实上,有了这种体质也很难是凶恶的。一旦相信她的丈夫就是她的丈夫,她便死心塌地爱他,烧饭做菜,洗衣服,空闲的时候看看小说,并且及时给当家的生下了一位淡黄头发的小千金。

她的女友身材不高,皮肤黝黑,体质健康,眼睛又大又黑,具有独立自主的外表,显得粗壮结实,属于小家碧玉之类。她的举止谈吐都充满力量,有时,枯燥吝啬的药剂师对太太说话不太客气,太太听了嘴角含笑,眼泪却往肚子里咽,保利纳看见,马上涨红了脸,盯住不知检点的药剂师看,弄得他只好收起怒容,装作有事,溜进配药间,为恢复维亚特卡官员们的健康调制各种丸散了。

我喜欢这个天真的姑娘,她能够保卫自己。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确实把我的爱情首先告诉了她,并把信上的话译给她听。只有长年累月住在异乡客地、举目无亲的人,才懂得这种促膝谈心的价值。我很少讲到感情,但有的时候忍耐不住,便想一吐为快,甚至现在也这样。何况那时我才二十四岁,刚才理解我的爱情。我可以忍受离别,当然也能保持沉默,但一旦遇到一个纯洁的、天真无邪的少女,我便忍不住要把心头的秘密向她吐露了。她为此多么感激我,又给了我多少帮助啊!

维特贝格的谈话总是那么严肃,有时叫我受不了,我与P的别扭关系又使我痛苦,在她面前我觉得不自在。因此到了晚上,我常常找保利纳,给她读些无聊的小说,听她响亮的笑声,听她特地为我唱的《异邦少女》12(我与她都是用它称呼另一个“异邦少女”的),于是乌云散开了,我的心变得轻松愉快,无牵无挂,我可以带着一颗平静的心回家了;这时,药剂师已调完最后一瓶药水,涂好最后一块膏药,来向我提出各种荒谬的政治问题了,这使我厌烦,然而我还是得先喝了他的“药酒”,吃了药剂师太太用白白的手制作的鲱鱼色拉才走。

……P在痛苦,我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等待时间来解决一切,听任半撒谎状态继续下去。我千百次想走到她的面前,跪在她脚下,讲出一切,忍受她的怒斥和蔑视……但是,我不怕愤怒(我甚至乐于接受这种惩罚),我怕眼泪。必须阅尽沧桑,才能忍受女人的眼泪,才能在它们还未冷却,还挂在红肿的眼睑下的时候对它们无动于衷。何况她的眼泪应该是真诚的。

这样过了不少时候。人们开始传说,我的流放即将结束,看来,我坐上马车飞往莫斯科的日子已不远了,我仿佛看到了一张张熟悉的脸庞,而出现在最前面的便是我朝思暮想的那张容貌。但是正当我陶醉在这些幻想中的时候,马车的另一边却出现了P那苍白阴郁的身影,那哭肿的眼睛,那流露着痛苦和谴责的目光,我的欢乐变成了烦恼,我觉得可怜她,非常可怜她。

我不能在虚伪的状态中继续生活,决心不顾一切摆脱这种处境。我写信给她,作了彻底的忏悔。我热烈地、坦率地说明了一切实情。第二天她托病没有出来。一个怕受责备的罪人可能忍受的一切,这一天中我都忍受了。她那种神经质的麻木状态恢复了——但我不敢去探望她。

我需要毫无保留地忏悔;我与维特贝格关在书房中,向他公开了我的全部爱情史。起先他吃了一惊,但后来,不是作为一个法官,而是作为一个朋友,他听完了我的话,没有提出质问来折磨我,没有作事后的说教,只是与我一起寻找减轻打击的途径——这是他一人也能办到的。他爱的人,他就热烈地爱他们。我怕他铁面无情,但对P和对我的友情终究占了绝对优势。是的,我可以把不幸的女人留在他手中,她那没有欢乐的一生是我最后摧毁的。现在她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有力的精神支持,把一切交给他。她对他是像对父亲一样尊重的。

早上,马特维交给我一封信。我几乎一夜未睡,用颤抖的手不安地拆开信。她写得简简单单,光明正大,流露出深沉的忧郁。我那些娓娓动人的话不能掩盖蛇蝎的心肠,而从她和解的语言中,却可以听到一颗软弱的心在低声饮泣,用异常的毅力压制着痛苦的哀号。她向我祝福新的生活,希望我们幸福,称纳塔利娅为妹妹,还说,为了忘记过去,为了未来的友谊,她要向我们伸出手来,仿佛有罪的是她!

我一边哭,一边反复读她的信。她献出了怎样一颗心啊!

后来我还遇到过她,她向我伸出了友好的手,但我们总有些不自在,似乎二人都有什么话还没讲完,有什么事还要回避。

一年前我听到她逝世了。

离开维亚特卡后,对P的回忆一直使我感到痛苦。为了求得良心的平静,我动手写小说,它的女主人公便是P。我写了叶卡捷琳娜时期的一位少爷,抛下了爱他的女人,与另一个女人结婚。她憔悴了,剩了奄奄一息。她去世的消息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变得闷闷不乐,沉默寡言,最后发疯了。他的妻是温柔和自我牺牲的典范,忍受了一切,在他平静的一个时刻,送他到新处女修道院,与他一起跪在不幸的女人的墓前,祈求宽恕和保护。从修道院窗中传出祈祷声,女性的柔和嗓音在歌唱赦罪的诗,于是少爷逐渐康复了。小说并不成功13。我写它时,P还没打算上莫斯科;只有一个人猜到了我与P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那位“无所不在的德国人”卡·伊·佐年贝格。自从1851年我母亲死后,我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1860年,一个旅行家告诉我,他认识八十岁的卡尔·伊万诺维奇,掏出他的信给我看。在附言中,他讲到了P的去世,还说我的哥哥把她安葬在新处女修道院!

理所当然,他们两人都不知道我的小说。

1 俄国边境的小镇,1847年赫尔岑出国时经过这里,见第三十四章。

2 据说,恺撒因怀疑妻子庞培娅不贞,向法院要求离婚。在法庭上,恺撒提不出罪证,只得说:“恺撒的妻子甚至是不应该被怀疑的。”这便成了他要求离婚的理由。后来这话成了流行的“名言”。

3 维多克(1775—1857),法国冒险家和侦探,著名的保安警察,曾任法国警探署署长。

4 指普拉斯科维娅·梅德韦杰娃,即作者在第十六章中提到过的那个与“沉重的忏悔感”有关的女子。

5 舍米亚卡(1420—1453),古俄罗斯一个残酷野蛮的王公。

6 指1836年维特贝格为赫尔岑作的画像。

7 指纳塔利娅1837年寄给赫尔岑作纪念的手镯。

8 前面那些纳塔利娅的话,均引自她在1835至1837年间写给赫尔岑的信。

9 纳塔利娅的信和我的信,笔法之相异是非常大的,特别在通信开始之时,后来由于相互影响,才逐渐接近了。在我的信中,除了真诚的感情之外,还有佶屈聱牙的句子,矫揉造作的文字,这显然是雨果和法国新小说家一流人的影响。在她的信中,这类缺点完全不存在,她的语言朴实,真诚,富有诗意,这里只能看到一种影响:《福音书》的影响。那时我总是竭力想写得高雅,实际上却写得很坏,因为这不是我的语言。生活在脱离实际的环境中,只知埋头读书,往往使一个青年人不能自然地、单纯地讲和写;一个人必须等到他的风格形成,取得了最后的形态以后,他的智力才算开始成熟。——作者注

10 然而“文明的”当局在同一所中学里,还派了一个著名的东方学家韦尔尼科夫斯基担任法语教师,他是科瓦列夫斯基和密茨凯维奇的同学,是因“菲拉列特社”案件而被流放的。——作者注科瓦列夫斯基(1800—1878),俄国著名学者,后来曾任喀山大学教授和校长。“菲拉列特社”是波兰一个秘密组织,以维尔诺大学的学生为主。1822至1823年,这个团体的不少青年人被逮捕和流放到了俄国各地。

11 德国的一种清凉饮料。

12 原文是德文。这是席勒的一首诗。

13 指《叶连娜》,赫尔岑在1836年秋开始写这篇小说,没有完成,小说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