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索科洛沃之行——理论上的决裂——紧张的处境——到那里去!到那里去!1

1840年我与别林斯基和解之后,我们这不多几个朋友之间没有再发生重大的分歧。差别是有的,个人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来自共同原则的东西还是主要的。它是否能永远保持不变,我没有想过。但我们必然会到达那个界限,遇到那些障碍,于是有的人跨了过去,有的人却被拦住了。

过了三四年,我十分痛心地发现,从同一些原则出发,我们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不是由于我们对这些原则理解不同,而是由于大家并不全都喜欢它们。

起先这些争论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例如,列德金竭力从逻辑上论证精神的个体的存在,我们便取笑他,说这是小俄罗斯人的固执。谈到这里,我想起和蔼可亲的克留科夫最后讲过的一句笑话。那时他已病重,我与列德金坐在他的床边。这天天气阴沉,突然电光一闪,接着雷声大作。列德金走到窗前,放下了窗帘。

“为什么要放下窗帘?”我问他。

“放下的好,”克留科夫代他回答,“列德金是相信绝对精神的个体的存在的,所以他要把窗遮没,万一这个个体要用雷电打他的时候,便看不到他在我这儿了。”

可以想见,观点上的这种实质性分歧不可能老是停留在说笑阶段。

在我当时的日记中,有一页上写着下面这几句话,它们显然不是无所指的:“私人关系往往使人不能直抒己见。由于尊重人们的某些优秀品质,我们往往放弃对他们的激烈批评。必须有很大的毅力,才能含着眼泪,在卡米尔·德穆兰的判决书上签字。”2

这种对罗伯斯庇尔的毅力的赞美,已经孕育着1846年剧烈争论的种子。

我们接触到的问题不是偶然的;它们注定要发生,骑了马也无法逃避。这是认识道路上的花岗石障碍,一切时代都存在着,它们使人望而生畏,也使人跃跃欲试。彻底的自由主义必然使人走到面对社会问题的一步,科学也是这样,只要一个人信赖它,不停滞不前,它必然会把他带到这古老的礁石上;从古希腊的七位哲人3到康德和黑格尔,一切敢于思索的人都有过这经历。但大家不是简单地说明问题,而是几乎都想回避它们,结果徒然给它们蒙上了一层新的符号和寓意,以致直到今天,它们仍可怕地屹立着,舟子们不敢驶近它们,便自我安慰,说这根本不是岩石,只是幻觉中的雾影。

这一步是不容易的,但我相信我的友人们的力量和意志,况且他们不像别林斯基和我,不用重新探索航道。我与他在辩证法的迷宫中打转,最后只得跳出圈子,另找出路。他们眼前却有我们的先例,手中还有费尔巴哈的著作。但我一直不愿相信的事,最后也只得相信了:我们的友人们尽管不同意列德金的论证方式,实际上与他还是比与我们更为接近,他们的思想虽然独立不羁,有些真理却是他们所害怕的。除了别林斯基,我与所有的人,与格拉诺夫斯基和叶·科尔什,距离都逐渐远了。

我为这发现悲痛万分;使他们绊倒的门槛,一度曾形诸谈笑,现在却再也不能提了。论争是出于重新获致统一的内在需要,因为只有互相喊叫才能弄清谁站在哪里。

在我们自己明确我们理论上的分歧之前,新的一代已经察觉了,他们是非常接近我的观点的。莫斯科大学和皇村学校的青年,都竞相阅读我的《科学中的一知半解态度》和《论研究自然的信》,连神学校的学生也不例外。后面这一点,我是从谢·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处听到的,因为菲拉列特向他大发牢骚,威胁要采取精神防卫措施抵制这类有毒的食物。

大约在这同一时候,我从其他方面也听到了它们在教会学校学生中获得的成功。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我不能不在这里谈几句。

我认识莫斯科近郊的一个神父,他的儿子大约才十七岁,几次来找我要《祖国纪事》。这个腼腆的小伙子几乎什么也不讲,红了脸,显得手足无措,拿了书便匆匆走了。但他的脸聪明而开朗,很得我的好感,最后我打破了他那种缺乏自信的稚气,与他谈起了《祖国纪事》。他非常仔细和孜孜不倦地阅读的,正是它上面的那些哲学论文。他告诉我,高年级学生怎样如饥似渴地读我对各种体系的历史叙述,他们在受到布尔梅斯特和沃尔弗4的哲学的熏陶之后,读到我这些文章感到多么惊讶。

青年人从此不时来找我,我有充分时间考察他的才能和工作能力。

“毕业后您打算做什么?”一天我问他。

“出家做教士。”他红着脸回答。

“要是您想当教士,那等待着您的命运,您认真考虑过吗?”

“我不可能选择,我的父亲坚决反对我从事世俗职业。我会得到充分的时间来读书。”

“请您不要生我的气,”我说,“但我不能不把我的意见坦白告诉您。您的谈吐,您毫不加以掩饰的思想方法,您对我的著作的赞许,加上我对您的命运的真心关怀,以及我的年龄,使我似乎有权对您说这些话。穿上教士的长袍之前,您要郑重考虑。脱下比穿上难得多,可是穿着它很可能使您感到窒息。我向您提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您说,您学的神学中是否有一条教理是您绝对信仰的?”

青年人垂下视线,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我不能在您面前撒谎——没有!”

“我知道这样。现在您想想您的未来吧。您这一辈子不得不每天当着众人的面大声撒谎,背弃真理,而这是违反宗教精神的罪恶,一种明知故犯的、有意识的罪行。您当得成这种两面派吗?您的全部社会存在都将成为弄虚作假。您有何颜面面对诚心祈祷的人,如何用天堂和灵魂不灭来安慰垂死者,如何为人赎免罪过?何况还要您开导分裂派教徒,审问他们!”

“这多可怕!多可怕哟!”青年人说,垂头丧气地、不安地走了。

第二天晚上,他又来了。

“我来找您是为了告诉您,”他说,“您的话,我再三考虑过了。您完全正确,我不能担当神职。您放心,我宁可当兵也不做教士。”

我与他热烈握手,答应有机会时尽我的力量劝他的父亲。

这样,我也为挽救一个生灵尽了我的责任,至少我为他的得救出了力。

大学生的哲学倾向,我看得更清楚。1845年,我听了整整一学年比较解剖学。在课堂和解剖室中,我认识了新一代的青年。

他们的倾向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即是彻底科学的。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皇村学校学生都是这种倾向。尼古拉那疑神疑鬼的、死气沉沉的专制统治把皇村学校撵出了美丽的花园5,但它仍是培养人才的伟大温床,普希金的遗言,诗人的祝福,比政府野蛮粗暴的打击更强大。6

我要为来到莫斯科大学的皇村学校学生欢呼,这是新的坚强的一代。

就是这些大学青年,怀着年轻人的热情和迫不及待的心理,投入了刚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现实主义新天地,以他们朝气蓬勃的清醒意识看出了我是怎么讲的,我们与格拉诺夫斯基的分歧又在哪里。他们热爱他,但是开始反对他的“浪漫主义”了7。他们无疑希望我说服他站在我们一边,认为别林斯基和我才是他们的哲学观点的代表者。

这样到了1846年。格拉诺夫斯基开始了新的公开讲学。整个莫斯科重又聚集在他的讲台周围,他那娓娓动人的、含意深刻的讲演再度震动了人们的心弦;但是第一次讲学的饱满热情和兴奋情绪已大为逊色,仿佛他疲倦了,或者某种他还不能掌握的思想占有了他,妨碍了他。我们很久以后看到,事情确实这样。

在3月份的一次讲演中,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急匆匆跑来报告:奥加辽夫和萨京从国外回来了。

我们已几年不见,也很少通信,不知他们……怎么啦?我与格拉诺夫斯基怀着激烈跳动的心赶往他们所在的雅尔饭店。啊,这是他们,终于回来了,变得多了,胡髭那么长,几年不见……我们问长道短,开始闲聊,虽然心里想讲的是另一些话。

我们小组的人终于又几乎全部会面——现在又可以像从前那么生活了。

1845年夏,我们住在索科洛沃的别墅中。索科洛沃,这是莫斯科县美丽的一角,离城二十来俄里,在通往特维尔的大道旁边。我们租了那儿一幢不太大的主人住宅,周围像一片花园,一直铺展到山麓的小河旁。它的一边是我们大俄罗斯种满庄稼的辽阔田野,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优美风光,难怪主人把那儿的一所亭子题名为“美景亭”。

索科洛沃本来属于鲁缅采夫伯爵家。他们在18世纪是豪富的贵族地主,尽管有各式各样的短处,在欣赏能力上他们却高人一等,为他们的后辈所望尘莫及。莫斯科河边这些古老的贵族庄园和乡村无比美好,尤其是那些还未经最近两代子孙改建和翻修过的地方。

我们在那儿过得很愉快。没有出现过遮没夏日天空的任何浓厚乌云;在这花园中,我们尽情工作,尽情玩乐。凯切尔的唠叨少了,虽然有时他还要把眉毛扬得老高,带着强烈的表情说一些叫人难堪的话。格拉诺夫斯基和叶·科尔什几乎每逢周末必然来耽搁一夜,有时甚至挨到星期一才走。米·谢8也租了一所别墅,离我们的不远。他常常徒步走来,像拿破仑在朗伍德那样9戴一顶阔边帽子,穿着白上衣,手提一篮采集的蘑菇,说说笑笑,唱些小俄罗斯曲子,讲几则故事,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我想,终生为世界的罪孽以泪洗面的约翰10,听了这些故事也会破涕为笑的……

我们常常坐在花园边上的一棵大椴树下促膝谈心,那时唯一遗憾的只是奥加辽夫不在。现在他回国了;1846年我们重游索科洛沃时,他也去了,格拉诺夫斯基整个夏季租了一套小厢房,奥加辽夫被安置在阁楼上,他下面是管房子的,一个失去了一只耳朵的海军少校。

尽管这样,过了两三星期,一种不明确的感觉在我心头诞生了,似乎我们的别墅生活并不美满,而且无法改善。凡是筹备过酒宴的人,都会为朋友们未来的欢乐预先感到高兴;后来客人到了,一切顺利,没有出乱子,可是预期的欢乐并未实现。只有当你不感到血液怎样在血管中流转,不想到心脏在怎样跳动的时候,生活才是轻快而美好的。如果每一个跳动都会在头脑中引起反应,那么眼看就要生病,和谐就要保不住了。

朋友们回国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大家沉醉在节日的欢乐和兴奋中;但这段时间还没过去,我的父亲病了。他的逝世,繁忙的事务,使我暂时忘记了理论问题。但在宁静的索科洛沃生活中,我们的分歧势必要表现在谈话中。

奥加辽夫与我四年未见,但在思想上我们仍是一致的。我们从不同的道路,经历了同样的阶段,最后又来到了一起。纳塔利娅也站在我们一边。我们那些严肃的、初看有些可怕的结论,并未使她胆怯,她赋予了它们一种特殊的诗的色彩。

争论越来越多,通过千百种方式反复出现。一天,我们在花园中用膳。格拉诺夫斯基读了《祖国纪事》上我论研究自然的一封信(记得是谈百科全书派的),感到非常满意。

“你赞许它的什么呢?”我问他。“除非是它的辞藻吧?它的内在意义你是不可能赞同的。”

“在思维科学上,”格拉诺夫斯基回答,“你的意见正如百科全书派的著作一样,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我喜欢你的文章,正因为我喜欢伏尔泰或狄德罗的作品;它们生动而尖锐地提出了问题,唤醒人们,推动他们前进。至于你观点中的一切片面性,我未敢苟同。难道现在还有人大谈伏尔泰的理论吗?”

“然而真理就没有一个标准吗?我们唤醒人们只是为了对他们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吗?”

我们的谈话继续了好久。最后我指出,科学的发展,它当前的状况,使我们不能不接受某些真理,不论我们愿意或不愿意;我们一旦认识了它们,它们就不再是历史的谜,而是不容置辩的确知的事实了,如欧几里得的原理,开普勒的定律,以及原因和作用、精神和物质的不可分割等等。

“这一切远不是必然的,”格拉诺夫斯基反对道,“所以,我永远不会接受你们那种枯燥冷漠的思想,把肉体和精神看作统一体,从而使灵魂不灭观念化为乌有。也许,你们不需要它,但是放弃这个信仰,对我来说牺牲太大了。我不能没有个体不灭的观念。”

“如果我们要什么马上就有什么,”我说,“像童话中间一样,可以使无变成有,那么实在太幸福了。”

“你想,格拉诺夫斯基,”奥加辽夫接口道,“这实际上是不敢面对灾难呢。”

“你们听我说,”格拉诺夫斯基回答道,脸色苍白,但仍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我求求你们,别再跟我谈这些事情吧,有意思的话题多得很,何不谈谈它们,那有益得多,也有趣得多。”

“好吧,一切听便!”我说,感到脸色是冷淡的。奥加辽夫没有作声。我们大家彼此望了望,这目光已足够了;我们太亲密了,只要看到一点脸色,就足以充分了解对方的心思。沉默降临了,争论不再继续。纳塔利娅竭力掩饰,想挽回僵局。我们帮助了她。这种场合,孩子总是最好的救星,他们成了话题,大家在和睦的气氛中吃完了饭,如果这时有一个第三者走来,他什么也不会发觉……

饭后,奥加辽夫骑上了自己的“短剑”,我也跳上了老得跑不动的驽马“宪兵”。我们到了田野上,心情这么沉闷,仿佛有个亲人死了。这以前,奥加辽夫和我总以为我们还可调和,我们的友谊会把分歧像灰尘似的掸掉;但是最后那些话的声调和意义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不愿看到的东西,那存在于我们之间的距离。这就是界线,就是极限,也就是书报审查制度所允许的范围!一路上,奥加辽夫和我都没有讲话。回到家中,我们伤心地摇摇头,异口同声地说:“看来我们又只剩下两人了!”

奥加辽夫坐上马车回莫斯科了。在路上,他写了一首小诗,我曾用它的句子作过题词。11

  

……忧伤和寂寞不能使我沮丧,

世上本无不散的筵席;

我把严峻的真理在友人间宣讲,

友人们却带着孩子似的惊慌走了。

那位被我当作骨肉同胞的人,

我所挚爱的人,他也离我而去!

……………………………………

……………………………………

我们仍将踏上孤独而忧伤的征途,

不倦地呼号真理,

哪怕希望扬长而去,人们毫不眷顾!

  

第二天我与格拉诺夫斯基见了面,对昨天的事大家只字不提,这又是不祥之兆。痛苦尚未消失,却避而不谈;无声的痛苦无处宣泄,会像深夜的耗子把纽带一丝一丝咬断……

过了两天,我到了莫斯科。我和奥加辽夫一起去探望叶·科尔什。他对我们特别殷勤,亲切中带一点忧虑,仿佛有些可怜我们似的。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犯了什么过错?我直截了当问叶·科尔什,他听到我们的争吵没有?他听到了,说我们为一些抽象事物争得面红耳赤,大可不必;劝我们不要自寻烦恼,人的观点完全相同只是一种理想,根本不可能,人们的同情像化学亲和性,有一定的饱和点,超过这点必然遇到一些东西,使人们重又分开。他取笑我们活了三十多岁仍那么天真;他这么讲是出于友谊和好意——似乎他也在为这事苦恼。

我们和睦地分手了。我想到我的“天真”不免脸红;后来,当我独自躺在床上的时候,我觉得仿佛我的心给人撕走了一块——在不知不觉中给人撕走了!

以后没再发生什么……只是一切蒙上了一层黑影,变得暗淡了;朋友间无拘无束、开诚布公的气氛消失了。大家变得拘谨,回避某些问题,也即从“化学亲和性的边缘”实行退却——正因为我们彼此真诚地、热烈地爱过,这一切带来的悲伤和痛苦也更多。

也许我太急躁,辩论时盛气凌人,回答时尖酸刻薄……这可能……但实质上我至今仍坚信,在真正亲密的关系中,信仰的一致,主要理论观点上的一致是必要的。当然,对于朋友间的亲密关系,单单理论上的一致是不够的;例如,我与伊·瓦·基列耶夫斯基的感情便比与我们中的许多人好。另外,在某一问题上一致的人,可以成为忠实可靠的同盟者,但不必有相同的理论观点;例如,我与马志尼和沃尔采尔12的关系就是这样,这些人是我无限敬重的,但他们与我有很大的分歧。我不想说服他们,他们也不想说服我;我们的共同点已足够使我们走同一条道路,不致发生争执。但是在我们一家人中间,在共同生活的骨肉兄弟之间,却不允许出现深刻的分歧。

何况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把整个身心投入某种事业,在这事业中,我们的全部活动只是在思想领域内,在宣传我们的信念方面……那么怎能在这方面让步呢?……

我们友好的大厦的一堵墙上出现了裂缝,而裂缝总是要扩大的,一点细小的事故,一点误会,在应该沉默的时候不必要的坦率,在必须讲话的时候不合时宜的沉默,都会导致裂缝的扩大;而且这些事仅由心理状态决定,并无规律可以寻找。

不久,裂痕也在夫人们中间出现了。13

这时一切已无可挽回。

走吧——走得远远的,愈久愈好,非走不可!但是,走也不是容易的。警察的监视仍像无形的锁链缚在我的脚上,没有尼古拉的批准,我不可能领到出国护照。

1 原文是德文。这是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迷娘唱的歌“你可知道那柠檬树开花的地方?”中的话。迷娘是意大利小姑娘,这是她在怀念意大利(“柠檬树开花的地方”)。在这里,这句话是指到国外去。

2 这是赫尔岑1844年日记中的一段话。德穆兰是右翼雅各宾党人,属于丹东一派,1794年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由罗伯斯庇尔批准,而罗伯斯庇尔和德穆兰是同窗好友。赫尔岑在这里赞扬罗伯斯庇尔,实际上也是赞扬别林斯基。

3 传说古希腊有七位哲人,他们的言论构成了生活中的各种格言。

4 布尔梅斯特(1709—1785)和沃尔弗(1679—1754)都是德国哲学家,他们的著作曾被用作俄国的教科书。

5 尼古拉一世于1844年把皇村学校从沙皇村迁到了彼得堡。

6 皇村学校一个学生怎样进入莫斯科大学的故事,充满了尼古拉时代的独特风味,我不能不在这里把它叙述一下。皇村学校每年都要庆祝它的校庆,这件事已因普希金的几首诗而闻名天下。这一天由于同学的分离,毕业生的返校,通常是允许青年人饮酒作乐的。一次校庆时,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闹着玩,把一个酒瓶扔到墙上,不幸正好扔在一块大理石板上,那上面刻着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皇帝陛下于某年临幸巡视……”大理石打碎了一角。训育员跑来,把学生大骂一顿,要赶走他。青年人当着同学的面,下不了台,又喝了酒,一时性起,把训育员的手杖夺过来,抽了他一下。训育员马上向学校报告,学生被逮捕,关进了禁闭室。他的罪名是可怕的,不仅是殴打训育员,而且是亵渎和污辱了刻有圣上名字的石板。他极可能被送进兵营当兵,但一件不幸的事挽救了他。正在这时他的哥哥死了。母亲悲痛万分,写信给他,说他现在是她唯一的依靠和希望,要他快些读完书,回到她的身边。皇村学校校长那时大概是布罗涅夫斯基,他看了这信很感动,决定搭救这个学生,不把这事报告尼古拉。他找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大公商量,大公命他把学生暗中开除,了结这事。青年人离校时拿到的证件规定他今后不得再进任何学校,这就是说,他的一切前途都给堵塞了,因为他不是很有钱的,而这一切只是因为损坏了一块刻有皇帝名字的石板!何况这还是多亏上帝的特殊照顾,让他的哥哥及时死了,才靠闻所未闻的将军的慈悲胸怀,靠大公空前绝后的善良心肠办到的!这位具有杰出才能的学生过了好久,才费尽周折争取到了进莫斯科大学听课的权利。——作者注布罗涅夫斯基(1797—1867),原为将军,1840至1853年任皇村学校校长。

7 “浪漫主义”在这里指唯心主义。赫尔岑一般用现实主义指唯物主义,用浪漫主义指唯心主义。

8 即米·谢·谢普金。

9 拿破仑于1816至1821年间流放在圣赫勒拿岛时,常戴着阔边帽、穿着衬衣在朗伍德海岬一带徘徊。

10 指《圣经》中的使徒约翰。

11 指第二十九章《在友人墓前》的题词。下面的诗句也引自《致伊斯坎德尔》(《我行走在空旷的平原上》)。

12 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民主共和派的领袖。沃尔采尔(1799—1857),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

13 指赫尔岑夫人与格拉诺夫斯基等的夫人之间发生的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