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所长充当听差——警察总监科科什金——“有秩序中的无秩序”——再一次会见杜贝尔特——护照

……我父亲逝世前几个月,奥尔洛夫伯爵接替了本肯多夫的职务。那时我写信给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问她能不能替我弄一张出国护照,或者想个办法,让我自己上彼得堡办理这事。奥·亚回信说,第二点较易办到;过了几天奥尔洛夫寄来了“皇上的许可”,允许我暂时上彼得堡料理家事。我父亲的病,他的去世,使我真的必须料理一下家务,但我在别墅住了几个月,这样拖到了冬天。11月底我才动身,事先并向总督提出了护照申请书。我知道他不会批准,因为我还处在警察的严密管制下,我只是希望他把我的申请书转送彼得堡。

动身那天早上,我派人上警察局领通行证,但通行证没拿到,却来了个警官,说这事有些困难,所长会亲自找我。所长来了,要与我单独谈话;他向我秘密宣布了一个消息,说五年前我已被禁止进入彼得堡,没有皇上的特准,他不能签发通行证。

“这问题可以不劳费心。”我笑笑说,从口袋中掏出了信。

警察所长大为惊讶,看了一遍信,要求让他转呈警察总监。两小时后,他送来了通行证和我的信。

必须说,所长与我谈话时,一半用的是非常纯粹的法语。警察所长以及一般俄国警察,因懂得法语而吃到的苦头,这位先生是有深刻体会的。

几年前有个旅行家从高加索到达莫斯科,这人是法国正统的保王派,名叫普禄骑士。他到过波斯,到过格鲁吉亚,见过世面,因此不加检点,在高加索猛烈攻击当时的军事行动,特别是行政当局。高加索总督怕他到了彼得堡也这么胡说八道,为了慎重起见,向陆军大臣打了报告,说普禄是法国政府派来的最危险的军事间谍。普禄在莫斯科过得逍遥自在,被德·弗·戈利岑公爵奉为上宾。一天,公爵突然接到命令,要他派警官把普禄从莫斯科押送出国。对一个熟人这么无理、这么粗暴,总是比较困难的,戈利岑踌躇了两天,才把普禄请到公馆,经过一番委婉曲折的开场白之后,才告诉他,一定有人从高加索诬告他,因此皇上下令要他离开俄国,而且还得派人护送……

普禄很冒火,向公爵指出,由于政府有权命令他出境,他可以走,但不需要护送,他不是犯人,用不着押解。

第二天,警察局长去找普禄时,那人拿了手枪斩钉截铁地说,他不允许警察踏进他的房间,或者他的马车,如果谁强行进入,他就打穿他的脑袋。

戈利岑一般说是非常文雅的,因此很为难,只得把法国领事韦耶尔请来商量对策。韦耶尔想了个主意:戈利岑找一个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的警官,由他当作旅客介绍给普禄,要求在后者的马车中占一席位置,并付一半驿马费。

韦耶尔一讲,普禄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我的马车不是做生意的。”他对领事说。

“这人会很失望。”

“好吧,”普禄说,“我可以让他免费搭车,只是他得听我差遣,干一些小事。这人不会不听使唤吧?否则我得把他丢在路上。”

“这是世界上最听话的人,您尽管吩咐他做事好了。我代他向您道谢啦。”于是韦耶尔赶去报告戈利岑,已经大功告成。

晚上,普禄和那位假旅客出发了。一路上普禄一言不发,到了第一个驿站,他走进房间,躺在沙发上。

“喂,”他对那个伙伴说,“到这儿来,替我把靴子脱下。”

“算了吧,您何必这样呢?”

“我对您说:脱下靴子,否则我便把您丢在路上,要知道我是不会留您的。”

警官替他脱下了靴子……

“把灰尘掸掉,刷干净。”

“真不像话!”

“那么,再见!……”

警官刷干净了靴子。

到了下一站又用衣服如法炮制,就这样,普禄把他捉弄到离开国境为止。为了奖赏这位间谍活动的“受难者”,皇上对他特别开恩,后来提升他当了警察所长。

我抵达彼得堡的第三天,警察要管院子的来问我,“我到彼得堡持有什么证件?”我的唯一证件就是退职证,已在申请护照时交给总督了。我把通行证给管院子的看,他退还了我,说这只适用于离开莫斯科,不适用于进入彼得堡。这时来了个警察,请我上警察总局。我到了科科什金的办公厅(那儿白天也点着灯!);过了一小时,他来了。科科什金是这类人中的佼佼者:对皇帝忠心耿耿,盲目服从,作为显赫一时的奴才,他既无良心,也无头脑,因此他之升官发财正如鸟会唱歌一样自然。

佩罗夫斯基1曾对尼古拉说,科科什金贪赃枉法,十分严重。

“是的,”尼古拉答道,“但是想起他在彼得堡当警察总监,我便觉得可以高枕无忧。”

他跟别人讲话时,我端详着他……那张脸多么苍老,显得酒色过度;头上戴着卷曲的假发,与松垂的皮肤和皱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他操着德语,正与一些德国女人谈话,那么不拘形迹,那些女人也嘻嘻哈哈,交头接耳的,显得他们是老相识了。她们走后,科科什金找我讲话了,他瞧着地面,用相当生硬的声音问道:

“皇上不是禁止您进入彼得堡吗?”

“是的,但我得到了批准。”

“证明呢?”

“在我身边。”

“拿给我看——一份证明怎么可以用两次?”

“什么两次?”

“我记得,您已来过彼得堡了。”

“我没有来过。”

“您在这儿有何贵干?”

“我有事找奥尔洛夫伯爵。”

“那么,您见过伯爵吗?”

“还没有,但到过第三厅。”

“见到了杜贝尔特?”

“见到了。”

“但我昨天见过奥尔洛夫本人,他说,他没有给过您任何许可证。”

“可是它在您手上呢。”

“上帝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它已经过期了。”

“然而,如果我没有得到批准,我不会一到就去拜访杜贝尔特将军。”

“如果您不想自找麻烦,还是回莫斯科吧,而且得在二十四小时内动身。”

“我根本不打算在这儿多住,但我必须等候奥尔洛夫伯爵的答复。”

“这不成,我不允许,况且奥尔洛夫伯爵对您私自来这儿也很不满。”

“请您把我的信还我,我马上去找伯爵。”

“它必须留在我这儿。”

“但这是写给我的信,有我的名字,它是我在这儿的唯一证件。”

“信得留下,作为您到过彼得堡的证明。我正式通知您明天走,免得更糟。”

他点点头走了。跟这种人是谈不通的。

老图奇科夫将军2与政府机关打过一场官司:他的村吏承包一项工程,营私舞弊,得清理欠款。法院判决向地主追回赃款,因为是他把委托书给村吏的。但这项工程根本没有发过委托书,图奇科夫就这么回复了。案件送到了参政院,参政院又判决:“由于退职中将图奇科夫给予委托书……据此……”图奇科夫又复文道:“由于图奇科夫中将并未发给该项工程之委托书,据此……”过了一年,警察当局仍坚定不移地宣称:“由于中将……据此……”老人又写了复文。我不知道,这件趣闻最后怎么了结。我离开了俄国,没等到它的解决。

这样的事根本不是个别的,它完全正常。科科什金拿着信,它的可靠性不容怀疑,上面有编号和日期,很容易查对,信上写着,我被批准前往彼得堡,他却说:“由于您没有得到批准,请您回去。”信却放进了他的口袋。

恰达耶夫谈到这些先生时,他的话确实不错:“他们都是会寻开心的孩子!”

我赶往第三厅,把经过告诉了杜贝尔特。他哈哈大笑。

“他们怎么老是纠缠不清!科科什金向伯爵报告,您没获得批准便到了彼得堡,伯爵吩咐把您送回去,但后来我向他说明了一切。现在您可以要住多久就住多久,我马上发个公文给警察局。不过关于您的事,伯爵认为,替您申请出国,恐怕不会成功。皇上已经拒绝过两次,第二次是根据斯特罗戈诺夫伯爵的请求。如果第三次再遭到拒绝,那么在这个朝代,您就再也别指望上矿泉疗养了。”

“那我怎么办呢?”我担忧地问,因为出国获得自由的思想已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您还是先回莫斯科;让伯爵给莫斯科总督私人写封信,说您要求出国为您的夫人治病,问他是否可以从您这几年表现不坏这一点出发,考虑取消对您的监督?问题这么提出,他总会同意的。我们就把您已撤销监督的事报告皇上,于是您就可以像其他人一样领取出国护照,爱上哪儿便上哪儿了。”

我觉得这一切相当复杂,甚至可能是一个计策,目的是摆脱我。他们无法拒绝我,怕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发脾气,因为我每天上她的家。但我一旦离开就不可能再回这个城市;跟这些先生写信也没用。我把我的疑虑透露了一些给杜贝尔特;他有些不高兴,也就是说,眯缝着眼睛,笑得连嘴巴也合不拢了。

“将军,”我最后说,“我不知道,甚至无法相信,斯特罗戈诺夫的呈文已转给皇上。”

杜贝尔特打了铃,吩咐把我的“案卷”拿来,同时对我殷勤地说:

“伯爵和我向您建议的那条获得护照的途径,我们认为是最可靠的。如果您有更好的办法,也不妨试试。您放心,我们决不会从中阻挠。”

“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说得一点不错。”一个阴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了起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萨赫迪斯基,五年前他也在这个第三厅接见过我,只是现在头发更白,人也更老了。“如果您想走,我劝您还是照他的意见办好。”

我向他道了谢。

“瞧,案卷来了。”杜贝尔特说,从官员手中接过了一大叠公文(要是让我全部看一遍那该多好啊!1850年我在巴黎卡利埃3的办公室中看过我的“档案”,把它们对比一下一定是很有趣的)。他翻了一阵,打开一页给我看,这是收到斯特罗戈诺夫的报告,要求批准我到德国矿泉疗养六个月之后,本肯多夫的签呈。页边写着大大的铅笔字:“尚早”,铅笔字上涂了光釉,下面是钢笔写的一行字:“皇上御批‘尚早’。亚·本肯多夫伯爵”。

“现在您相信了吧?”杜贝尔特问。

“相信了,”我回答,“我也相信您的话,所以明天就回莫斯科。”

“您可以玩几天,警察现在不会打扰您了,您走以前再来一下,我让您看给谢尔巴托夫4的信。再见,祝您一路顺风,如果我们不再碰头的话。”

“一路顺风。”萨赫迪斯基跟着说。

不用说,我们是在友好的气氛中分手的。

回到家中,正好警察所长要找我,大概是第二造船厂区的警察所。他问我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晚上。”

“哦,好像……我以为……将军说是今天呢。当然,总监大人会同意延长一天的,您让我请示一下,好吗?”

“可以,可以,那么您先把通行证给我吧。”

“等我在所里写好后,过两小时送给您。您打算坐谁的车走?”

“坐谢拉平的车,如果有座位的话。”

“很好,万一没有座位,劳驾通知我一声。”

“可以。”

晚上警察又来了,所长要他通知我,不能发给我通行证,要我明晨八时去见警察总监。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这么麻烦!我未能准时到达,但还是在早上赶到了警察总监的办公厅。所长在那儿,他对我说:

“您不能走,第三厅有公文来了。”

“什么事?”

“不知道,将军不让发通行证给您。”

“办公室主任应该知道吧?”

“他当然知道。”他向我指指另一间屋子中的一个上校,那人穿着制服,挂着军刀,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

“不错,”他说,“我们收到了公文,这就是。”他看了一遍,把它递给我。杜贝尔特写道,我完全有权前来彼得堡,要待多久就待多久。

“因此你们才不放我走?对不起,我实在觉得好笑,昨天总监大人不准我留下,要赶我走,今天又不准我离开,原因不过是因为公文上说,我要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

事情很明显,连这位上校秘书官也不禁哈哈大笑了。

“我已经在驿车上定了两个座位,为什么要白花钱?您还是吩咐给我开通行证吧。”

“不成,我得请示将军。”

科科什金命令给我发通行证。他走过办公室时还责备我道:

“您这是算什么,一会儿要留下,一会儿要走。要知道公文上说您可以留下呢。”

我一声也没回答他。

晚上,我坐上马车出了城。我重又看到了森林中一望无际的大道,一直通到十字路站。我望望天空,在心中真诚地宣誓,再也不踏进这个城市,这个由蓝色的、绿色的、杂色的警察横行霸道的城市,这个杂乱无章的警察天地,这个奴才扬眉吐气、宪兵志得意满的地方,这儿只有杜贝尔特还差强人意,但他也是第三厅的头子。

谢尔巴托夫勉强给奥尔洛夫回了信。他的秘书不是上校,是一个虔诚派牧师5,他因我那些文章恨我,因为我是“无神论者和黑格尔主义者”。我亲自找他商量。这位教士秘书用甜蜜的嗓音,像做祷告似的向我说,总督对我一无所知,他毫不怀疑我崇高的品德,但理应向警察总监查询一下。他是想拖延时间,而且这位先生是不要贿赂的。俄国官场中最可怕的就是这些奉公守法的君子;在我们这儿也只有德国人才天真得无法收买,如果是俄国人却不要钱,那么他一定要你别的东西,而且肯定是个不好对付的大坏蛋。幸亏警察总监卢任对我的印象还不坏。

过了十来天,我回家时在门口遇到了一个宪兵。在俄国,警察的光顾就像瓦片落到了脑袋瓜上,因此我怀着紧张的心情等他开口。他递给我一封公文,奥尔洛夫伯爵通知我,皇上已批准撤销对我的监督。这样,我也获得了领取出国护照的权利。

  

为我高兴吧!我获得了自由!

获得了远走他乡的自由!

这会不会是梦中的幻景?

不会!明天付了护照费,

我就可以登上驿车,

从一站飞到另一站。

我要走了。在那儿将遇见什么?

我不知道!我有的只是信心!

然而未来仍是茫茫一片,

天知道,它将给我什么!

我惶恐地站在欧洲的大门前,

心头充满了热烈的期望,

还有那模糊的憧憬,

但朋友,我仍在怀疑中

频频摇动愁容满面的头。

…………………………

(《感怀》第二卷)

  

“……六七辆三驾马车直送我们到黑土站,我们在那儿最后一次碰了杯,然后含着眼泪告别了。

“天已黄昏,马车开始在雪地上吱吱滑行,你们依依惜别,目送着远去的我们,但决不会想到这是送葬,是永诀。大家全到了,只缺少一个人——那个好友中的好友,唯独他病了,不能送行,仿佛为了免得看到我的离开。

“这是1847年1月21日。”6

十天后,我们到达了国境线。

……军士把护照交还了我;一个瘦小的老兵戴着笨重的高筒军帽,军帽上遮着一块漆布,提着异常大、异常重的步枪,拉起了拦路木;一个小眼睛、大颧骨的乌拉尔哥萨克牵着矮小的马,马身上的毛乱糟糟的,挂满了冰锥儿,他走到我跟前,祝我“一路平安”;车夫是犹太人,又脏又瘦,脸色煞白的,脖子上围了四道破布,登上了驾车座。

“再见!再见!”我们的老朋友卡尔·伊万诺维奇7说,他是送我们到塔乌罗根的。接着塔塔8的乳母,一个美丽的农妇,也满面泪痕地与我们道了别。

犹太人拉了拉马,车动了,我回头探望,拦路木放下了,风从俄国挟带着雪吹向大路,把哥萨克的马吹得尾巴和鬣毛都斜向了一边。

乳母穿着长袍和坎肩,仍在后面望着我们啼哭;佐年贝格,这个老家的缩影,我童年时起就熟识的可笑人物,挥着绸手帕;周围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

“再见,塔季扬娜9!再见,卡尔·伊万诺维奇!”

看到界标了,界标上是飘满雪花的瘦瘦的单头鹰,它张开了翅膀……好得很——少了一个头10。

再见吧!

1 1841至1856年的俄国内务大臣。科科什金是当时的彼得堡警察总监。

2 图奇科夫(1775—1858),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俄国将领。

3 卡利埃(1799—1858),法国第二共和时期的巴黎警察局长。

4 1844至1848年的莫斯科总督。

5 虔诚派是17世纪后流行于德国的路德宗教派,信徒均为德国人,怀有狂热的宗教信念。

6 引自本书第五卷第三十五章《西方小品》之一《梦》。“好友中的好友”指奥加辽夫。黑土站是莫斯科通往彼得堡的大道上的第二个驿站,送行者一般到此告别。

7 即佐年贝格。

8 赫尔岑的大女儿,名纳塔利娅,出生于1844年。

9 即塔塔的乳母。

10 鹰徽是普鲁士的国徽,双头鹰是帝俄的国徽(鹰徽本来是欧洲各君主国普遍采用的国徽,据说俄国吞并波兰后,加上了一个头,表示两国的合并,也有说这是伊万三世于1472年开始使用的,因为他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以此表示俄国要继承拜占庭帝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