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再谈一下凯切尔,这次要详细得多。

从流放回来,我发现他还是住在莫斯科。看来他已与莫斯科结了不解之缘,无法分开了,我简直不能想象没有他的莫斯科,或者在另一城市中的他。有一次他想迁居彼得堡,但住了不满六个月便走了,重又出现在涅格利纳河畔巴扎诺夫的咖啡馆中,向打台球的军官们宣传自由思想,教演员们演戏,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管头管脚地爱护从前的老朋友们了。不错,他现在也有了新朋友,那就是别林斯基和巴枯宁这些人;但是,虽然他也不分白天黑夜教训他们,在心灵深处他还是只有我们。

他那时已将近四十岁,但仍完全像一个老大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的。

从各方面看,凯切尔属于那种古怪人物,这些人是在彼得的俄国的边缘地带繁殖起来的,1812年后尤其多,他们像这个俄国的后遗症,牺牲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它的副产物。他们脱离了那条艰难困苦、光怪陆离的共同轨道,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途径,他们在探索,而且停留在探索中。在这被牺牲的行列中,情况千差万别:他们不全是奥涅金或佩乔林,不全是多余的人,游手好闲的人,也有的勤勤恳恳,但一事无成——他们是失败者。我曾不知多少次想刻画那些与众不同的形象,那些来自生活的独特面貌,但是众多的材料使我感到棘手,我不得不放下了笔。他们决非相似的动物,统一的商品,他们来自不同的模式,具有不同的气质,如果说他们有互相贯通的东西,那么这只是他们的共同灾难。端详一下那灰暗的背景,便可从那里看到在棍棒下的士兵,在皮鞭下的农奴,那流露在脸上的没有发出的呻吟,那驶向西伯利亚的马车,那在这条路上跋涉的囚徒,那剃掉头发的额角,那刺了字的面孔,那头盔、肩章和帽缨……总之,一个彼得堡的俄国。他们的灾难来自它,可是没有力量改变它,也没有力量摆脱它,或者促进它。他们想逃离这个背景,可是办不到,他们的脚下没有土地,他们想呼号,可是找不到语言……也没有肯倾听的耳朵。

毫不奇怪,在这种丧失平衡的状态中,不易产生实际的有用的人,不知疲倦的、勤奋工作的人,却能产生许多奇人怪物,这些人身上有好的、纯粹人的东西,也有同样多的不和谐的、反常的东西。

凯切尔的父亲是器械制作师。他制造的外科用具是有名的,为人也正直无私,但很早去世,留给他妻子一大群孩子和一份败落的家业。他大概是瑞典人出身,因此谈不到什么与人民的真正的、直接的联系,那种从吃奶时起就养成的、随着最初的玩具而俱来的、哪怕在地主府上也存在的东西。外国的技师、手艺人、工匠和他们的老板们,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天地,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趣味使他们与俄国的上层和下层都互相隔绝。这些人的私生活往往高尚得多,纯洁得多,不像我们的商人那么粗野专横、荒淫无耻,也不像我们的小市民那么不顾死活地酗酒,更不像我们的官吏那么狭隘、卑鄙,专干贪赃枉法的勾当。然而这些外国人与周围的世界不通声气,他们一开始就带来了另一种作风,另一些原则。

凯切尔的母亲是俄国人,大概正因为这一点凯切尔才没有成为外国人。我并不认为她关心孩子的教育,但非常重要的是,孩子们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也就是说,没有树立任何真正的信仰。如果他们是路德派教徒或天主教徒,他们就会完全德国化,走进这个或那个德国教堂,不自觉地加入某个与社会隔绝的、独树一帜的侨民组织,追随它的教派,拥护它的宗教利益。俄国教会则不同,谁也不会强迫凯切尔进教堂,何况即使他小时常上教堂,它也不像它的姊妹教堂,尤其是那些身处异乡客地的姊妹教堂那样,具有蛛网般的粘结能力。

要知道,我谈的这个时期,根本说不上什么东正教的狂热信仰。那时的教会与国家一样,从不千方百计保卫自己,也不关心自己的权利,这可能是因为谁也不会侵犯它们。大家知道,这是怎样的两头野兽,不会把手伸进它们的嘴巴。然而它们也不会把过路人抓进大门,责备他们背弃正教精神,或者怀疑他们的正统信仰。当莫斯科大学开设神学课程时,老教授海姆1,那位给我们留下了几部宝贵辞典的人,在学校的大礼堂上惶惶不安地说:“俄国这所著名大学的末日到了。”哪怕以马格尼茨基和鲁尼奇为代表的宗教狂瘟疫,那种丧失理智的、煊赫一时的、特务式的、警察式的(与我们的一切一样)宗教狂,也只是像一股凶险的旋风卷倒了落在它手中的人们,便化作形形色色的福季和伯爵夫人而销声匿迹了2。在中学和小学中,教义问答课只是一种形式,是应付考试的,因为考试总是从“神学”开始。

到一定的时候,凯切尔进了医科大学。这也是纯粹外国式的学府,没有太多的东正教精神。在那儿教课的有“正直的基督徒”洛德尔,他是歌德的朋友,洪堡的老师,一位坚定的自由思想家,当时的杰出人才之一,正是这些人使德国上升到了它不敢想望的高度。对于他们,科学还是一种宗教、宣传和战斗,他们本人也刚摆脱神学的羁绊获得自由,对斗争记忆犹新,但他们相信这胜利,并以此自豪。洛德尔始终反对按照菲拉列特的教义问答讲授解剖学。他旁边还有瓦尔德海姆·费谢尔和外科医师希尔德勃兰特,这些人我已在另一个地方3讲过了。此外还有各种德籍助理、实验员、解剖员和药剂师。“听不到一句俄国话,看不到一张俄国脸”4。俄国的一切都退到了次要地位。我们想得起的唯一例外,只有佳季科夫斯基5。凯切尔尊敬地怀念着他,看来他对学生们有着良好的影响。然而直到最近,医科大学仍与其他大学不相往来,那里的学生包括德国人和教会中学毕业生两类,他们不问外事,只知道埋头读书。

但埋头读书对凯切尔是不够的。这充分证明他不是德国人,他寻找的首先不是职业。

他的家庭对他没有特殊的吸引力,从年轻时起他就喜欢独自过活。周围的其他人只能使他感到屈辱和厌恶。于是他拿起席勒的作品一读再读。

凯切尔后来翻译过莎士比亚全集6,但不能清除席勒对他的影响。

席勒非常符合我们大学生的口味。波查和麦克司,卡尔·穆尔和斐迪南7,大学生,当强盗的大学生——这一切是黎明前的抗议,最早的愤怒。凯切尔热血沸腾,感情胜过理智,席勒诗中反映的一切,对话中包含的革命哲理,他是容易领悟和接受的。他废寝忘餐,反复阅读,对他说来批判和怀疑是完全不存在的。

在席勒之后过了几年,他找到了另一种读物,他的精神生活终于确定了。其余的一切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再吸引他。90年代8,这天翻地覆的席勒式大悲剧,以它诗的光芒和流血,以它森严的美德和光辉的理想,以它所表现的黎明和抗议的性质,吞没了他。但在这里凯切尔也没形成明确的观念。他把法国大革命当作圣经故事;他相信它,喜爱它的代表人物,对他们倾注了个人的好恶和爱憎,幕后的一切他还无暇过问。

1831年我与他在帕谢克家初次会面时,他是这样;1847年我与他在黑土站分别时,他仍是这样。

作为一个理想家(不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家,不妨说是政治伦理的理想家),他在当时的医科大学中恐怕很难找到他所要寻找的生活环境。他内心的苦闷不是医学所能解决的。他脱离了周围的人,愈来愈沉浸在幻想的人物中,企图从他们中寻找精神寄托。他到处遇到的都是截然不同的趣味,微不足道的小人,他变得桀骜不驯了,习惯于皱眉头,毫无必要地讲一些令人不快的真理,那种大家知道的真理。他竭力想过拉方登9的“畸零人”式生活,成为“索科利尼基10的鲁滨孙”。他家的小花园中有一个亭子,他搬进里面,于是像当时尼·阿·波列沃伊调侃他的,“凯切尔医师在那儿翻译席勒医师的作品了”11。亭子的门没有锁……屋内连转身也困难。但这正是他所需要的。早上他在园子里翻土,种花,移栽树木,免费给附近的穷人治病,校对《强盗》和《斐艾斯柯》12的校样,读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演说辞,代替对梦想的未来的祈祷。总之,如果他少读一点书,多拿一点铁锹,他就可以成为卢梭的理想人物了。

凯切尔是在1831年通过瓦季姆的关系与我们熟识的13。那时我们的小组除了他和我,还有萨佐诺夫、萨京、帕谢克和他两个哥哥,以及两三个大学生;凯切尔认为我们是实现他的神圣理想的种子,是1826年被刈割一空的庄稼地14上新长出的幼苗,因此满腔热情地靠拢我们。他比我们年长,很快就掌握了“精神检察官”的大权,我们每走一步,他总要提出意见,有时甚至是训斥。我们相信他是实事求是的人,经验比我们丰富,何况我们爱他,非常爱他。谁病了,凯切尔便来当护士,直到病人痊愈才离开。科尔列伊夫、安东诺维奇等人被捕后,凯切尔首先到监狱探望他们,安慰他们,替他们奔走,以致宪兵将军利索夫斯基把他叫去,要他当心一些,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军医官!)。纳杰日金15“在理论上”爱上了一位小姐,想与她秘密结婚,因为她的父母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于是凯切尔自告奋勇,替他安排了浪漫主义的私奔,亲自裹了那件著名的红里子黑斗篷,与新郎一起坐在圣诞林荫大道的长凳上,等待那神圣的信号。信号老是没有出现。纳杰日金感到伤心和沮丧。凯切尔用斯多葛派的坚毅精神安慰他,可是绝望和安慰对纳杰日金发生了奇特的作用:他睡着了。凯切尔皱紧眉头,在林荫道上闷闷不乐地徘徊。纳杰日金半睡不醒地说:“她不来了,我们回家睡觉吧。”凯切尔把眉头皱得更紧了,没精打采地摇摇头,扶着昏昏欲睡的纳杰日金回家了。他们刚走,小姐从家中出来了,约定的信号重复了不是一次,而是十来次,她等了一两个钟头;一切静悄悄的,她也静悄悄地走回了自己的闺房,大概哭了一场,然而也彻底治好了对纳杰日金的相思病16。凯切尔一直不能宽恕纳杰日金的瞌睡症,总是摇摇头,张开颤抖的下嘴唇说:“他不爱她!”

我们坐牢的时候,凯切尔的关心,我结婚的时候,他对我的帮助,我都在其他地方谈过了。1834至1840年的六年间,他几乎是我们小组中唯一留在莫斯科的人,成了它的英勇而自豪的代表,维护了它的传统,使它没有受到丝毫损害。他就这么等到我们回来,我们有的是在1840年回来的,有的在1842年……流放,与陌生世界的接触,读书和劳动,使我们变化很大;凯切尔这位静止不动的我们的代表者,却依然故我。只是他不在翻译席勒的作品,而在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了。

老朋友们在莫斯科再度相会后,凯切尔异常兴奋,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他的“精神审判权”,只是他很久没有发觉,它已不像以前那么通行无阻了。他的责骂有时会使人生气,这是从前没有的,有时也使人厌恶。过去,生活热火朝天,彼此毫无芥蒂,因此谁也不会注意路上那些小小的石子。但正如我说的,时间使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个性也愈益鲜明和不同,善良而唠叨的“大叔”的角色,除了逗人发笑,没有任何意义。大家尽量想一笑置之,用友谊、纯洁的愿望来解释他那不必要的坦率,那种指摘性的爱,然而效果很坏。何况需要解释、掩饰和提防,这本身已不是吉兆。如果一开始就能制止他,也许不致发展成那些不幸的冲突,使我们的莫斯科生活终于在1847年初结束。

然而新朋友们就不像我们那么宽宏大量了;别林斯基非常爱他,有时也克制不住,像凯切尔本人一样不能容忍不公平的待遇,为了狠狠教训他,便几个月不再与他辩论。凯切尔从来不是冷静或淡漠的人。他不是无情打击,就是爱得发狂,往往从热情洋溢的朋友一变而为铁面无情的法官,不难想见,冷淡和沉默对他是最大的惩罚。

在争吵和一系列严厉的谴责之后,凯切尔马上平静了,愤怒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他心里对自己很不满,但从来不承认这一点,相反,竭力使一切带上开玩笑的性质,然后再度越过那条界线,使玩笑变得不再可笑。这是在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的和解中,著名的“公鹅故事”的永恒反复17。谁没见过那些淘气的孩子,像野马一样玩得静不下来,明知要受到责罚,还是欲罢不能。他把一个人挑逗够了,引起了冷峻而尖刻的回答,这才觉得满足了,重又恢复阴郁的心情,扬起眉毛,跨着大步在屋里踱来踱去,像席勒剧本中的悲剧人物,或者来自富基埃-坦维尔18的法庭的陪审员,用猛烈的声调向我们大家发出一连串的指责,尽管这些指责毫无事实根据,最后他自己却深信不疑,于是怀着他的朋友都是混蛋的痛苦思想,闷闷不乐地回家,丢下我们在那儿愣得目瞪口呆,火冒三丈,直到愤怒重又消失在友情中,才像疯子一样大笑不止。

第二天一早,凯切尔就安静地、伤心地在屋里踱方步,一边拼命吸烟斗,等待我们中间谁跑去把他大骂一顿,然后和好如初。当然,和解时他还是不会放下架子,始终保持着吹毛求疵的“大叔”的威风。万一没有人来,凯切尔就会带着一颗惶恐不安的心,垂头丧气地走进涅格利纳河边的咖啡馆,或者那个安静明朗的避风港——米·谢·谢普金的家,他在那里总能看到和善的笑容,受到友好的接待;于是他待在那里,等到他所掀起的风暴平息为止。他自然要向米·谢诉苦,埋怨我们;好心的老人便骂他,说他乱弹琴,我们根本不是他讲的那号坏人,还马上会带他来见我们。我们知道,凯切尔闯了祸自己也很痛苦,对他不肯直截了当找我们道歉的心情,表示了谅解,或者不如说宽恕,三言两语把争吵一笔勾销了。我们的让步首先得归功于夫人们,她们几乎总是他的庇护者。她们赞许他心直口快(他对她们也不留情),虽然有些粗暴,也有些古怪。看到她们的姑息态度,凯切尔相信,做人就应该这样,这是可爱的,也是他责无旁贷的。

我们在波克罗夫村的辩论和争吵,有时是非常可笑的,然而它们也留下了漫长的黑影,往往几天不能消失。

“为什么咖啡的味道这么坏?”我问马特维。

“它的煮法不对。”凯切尔说,介绍了他的煮法。咖啡还是那样。

“把酒精和咖啡壶给我,我自己来煮。”凯切尔说着便动手干。咖啡毫无起色,我向凯切尔指出这一点。他尝了尝,马上从眼镜下注视着我,用激动的嗓音问道:

“那么照你看,这咖啡没有好一些?”

“没有。”

“真奇怪,你在吃东西这种小事上也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

“问题不在我,在咖啡。”

“简直太糟了,这就是不幸的自尊心在作怪!”

“对不起,这不是我煮的咖啡,也不是我制造的咖啡壶……”

“我了解你……你就是喜欢固执己见。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咖啡,真无聊,简直是极端自高自大!”

他忍不住了;我在口味上的专制主义和自高自大使他大为恼火,马上把帽子一戴,提起篮子,跑进了树林。到傍晚他回来了,走了二十多俄里;他喜欢采集食用菌,白菇、白桦蕈和牛肝菌的丰收,驱散了他的阴郁心情;我当然也忘了咖啡的事,竭力赞美各种蘑菇。

第二天早上,他又想重提咖啡问题,但我避开了。

我们争吵的主要根源之一,便是我儿子的教育问题。

教育与医学和哲学的命运是相同的,除了长期认真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以外,世上任何人都对它们抱有固定的、明确的观点。你问怎么建造桥梁,怎么排除沼地的水分,人家会坦率地说,他不是工程师,不是农艺师。但你谈到水肿病或肺痨,他就会凭记忆推荐一些药,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是他伯父的经验;谈到教育,他更会滔滔不绝:“我有这样一条原则,我始终坚持这个观点。对于教育,我不爱开玩笑……这是一件太应该关心的事。”

凯切尔对教育持有怎样的见解,这可以从我们描绘的他的性格中毫发不爽地看到。在这方面他也是非常彻底的,一般谈论教育的人却不具备这种精神。凯切尔与《爱弥儿》19的观点一致,坚信推翻现在加在孩子身上的一切,这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他要把孩子从人为的生活中拯救出来,有意识地让他重返野蛮状态,那种原始的独立状态,在那里一切都趋于平等,连人与猿猴之间的差别也再次消失。

我们自己离这种观点也不太远,但在他那里,它正如一切东西一旦落进他手中一样,变成了一种狂热病,不容许丝毫的怀疑和反对。古老的、神学的、烦琐的贵族教育,它那种教条主义,那种空洞理论,那种迂阔而墨守成规的古典主义精神,那种专重外表、不重实质的道德观念,是应该反对的,也是必须反对的。不幸的是在教育问题上,正如在一切问题上一样,急风暴雨似的革命只能摧毁旧事物,不能给予任何接替它的新事物。让·雅克20的门徒们向往的正常人物,却怀着野蛮的偏见,要使孩子脱离历史环境,变得对它一无所知,仿佛教育不是要让个人参与人类的发展历程。

关于教育的争论往往不会停留在理论范围……它与实际太接近了。我的儿子那时七八岁,体质虚弱,常患感冒和痢疾。这一直继续到我们去那不勒斯,或者在索伦托遇到一位名医为止,这位医师改变了整个医疗和卫生方法。但当时凯切尔想一下子把他锤炼成钢铁,我不同意,他便大发脾气。

“你是保守派!”他大叫大嚷,“你会葬送这个不幸的孩子!你在使他变成弱不禁风的少爷,同时也是一个奴隶。”

孩子在母亲生病时淘气,吵闹,我制止他;除了单纯的必要性,我认为,要他为别人,为无限爱他的母亲,约束一下自己,这是完全合理的。但凯切尔深深吸了一口“茹科夫”烟,板起面孔,冲着我说道: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他叫喊?他需要叫喊,这是他的生活。打倒父权思想!”

这种争执,不论我怎样不以为意,还是使我们的关系变得紧张了,严重地威胁着我们与凯切尔的亲密友谊。一旦友谊破裂,他会比大家更痛苦,因为他还是与大家不能分割的,而且他也很难过孤独的生活。他的性格根本不是内向的,主要是外向的。他不能没有朋友。他干的工作是经常与另一个人谈话,这另一个人就是莎士比亚。工作了一个上午,他会感到厌倦;夏天他还可以到田野中散步,在花园中种花,但冬天,他只得穿上著名的斗篷,或者骆驼色粗毛大衣,走出索科利尼基,上阿尔巴特街或尼基塔街找我们了。

他的急躁任性,一部分也是由于他缺乏内心活动,缺乏论证和分析能力,不能对事物形成明确的概念和提出问题。对于他,问题是不存在的,它早已解决,他只要向前走,不必左顾右盼。如果他是干实际工作,那也许还好,可是并无实际工作供他做。直接参与社会活动是不可能的:我们这儿只有三个上层阶级有权过问这些。于是他把渴望活动的心情倾注到了朋友间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靠理论工作摆脱那种折磨他的空虚感的,可是他对待一切问题都是一锅煮,不分青红皂白,这样或那样——在他看来反正一样,一旦决定,他便一直朝前走,决不回头,始终固执地忠于自己的决定。

尽管这样,1846年前我们的关系没有真正破裂。纳塔利娅非常爱凯切尔,对1838年5月9日21的回忆是无法与他分开的。她知道,他表面上虽然像刺猬,心中却怀着温柔的友情;但她不愿看到这些刺生长,变得愈来愈多。与凯切尔的争吵,她觉得是不祥之兆;她想,把我们整个青年时代紧紧拴在一起的链子,哪怕用一把小小的锉刀锉它,日子长了,也能把它锉断,一旦各个环节一个接一个断了,整条链子也就散开了。在彼此攻击、各不相让的当口,我往往看到她脸色苍白,示意要我停止;她抛开暂时的烦恼,向他伸出手去。有时凯切尔很感动,但他仍强作镇静,竭力表示实际上他并不在乎,他准备和解,不过,很抱歉,他还是会继续争论……

这种谴责和退让的友谊,它们那反常的、摇摆不定的关系,本可继续多年,但是新的情况使凯切尔的生活复杂化了,这种关系也急转直下地变了。

他也有他的恋爱故事,它正如他一生的一切那么奇怪,把他迅速地拖进了无法自拔的家庭的泥沼。

凯切尔的生活本来非常简单,他像无牵无挂的大学生在人间漂流,只有一些起码的需要,现在这一切突然变了。他的家中出现了一个女人,或者不如说,他有了个家,因为那儿有了个女人。这以前谁也不能想象凯切尔会结婚,会有自己的家庭,他放浪不羁,随随便便,走路时吃东西,吃饭时一边喝汤、吃牛肉,一边吸烟,晚上不睡在家中,以致康·阿克萨科夫取笑他,说“凯切尔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别人是用膳,他是吃东西”。可是现在他忽然有了一个窝,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小天地!

事情是这样的。

几年前,凯切尔每天要经过索科利尼基和巴斯曼街之间的一些偏僻胡同,他遇到了一个穷苦的、几乎衣衫褴褛的姑娘;她疲倦,忧郁,是从一家作坊打这条路回家去。她并不漂亮,显得胆怯、羞涩而且可怜;她的存在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谁也不会同情她。她是孤儿,没有一个亲人,多亏基督的照顾,给收容在分裂派教徒的隐修所中,长大之后,便去做苦工,一个人无依无靠地在世上过活。凯切尔开始与她攀谈,叫她不要怕他,向她询问她悲苦的童年,那痛苦的经历。他是第一个给予她同情和温暖的人,她也用全部的真诚对待他。他的生活是孤单乏味的,尽管他经常与朋友们饮酒作乐,高谈阔论,还不时出入莫斯科的大剧院和巴扎诺夫的咖啡馆,他的内心是空虚的;当然,他不承认这一点,甚至对自己也不承认,但那是无法掩盖的。这朵无人注目的可怜的花,自己落到了他的怀中,他把它接住了,没有考虑后果,可能也没有把这件事看得怎么重要。

在妇女眼中,文化程度高的上等人总是具备一定的当选资格的,比这低一等的阶级也自然被认为是活该牺牲的。对这一切我们谁也不以为奇……因此大概也没有人会提出指责。

孤儿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凯切尔。这也难怪,她是在分裂派的隐修所中长大的,她从那儿带来了狂热的献身精神,偶像崇拜,坚定不渝的信念和无边的忠诚。她所爱和所尊敬的一切,所畏惧和服从的一切:基督和圣母,圣徒和灵验的神像——这一切现在都集中到了凯切尔身上,他是第一个怜悯她和爱护她的人。这件事是半公开的,秘密的……他们不敢把它公之于众。

……她生了一个孩子,当时她病得很重,孩子死了……可以巩固他们关系的纽带断了。凯切尔对谢拉菲玛变得冷淡了,不大与她见面,最后抛弃了她。这个腼腆的女孩子“不会轻易了却相思债”22,这是可以断言的。除了这爱情,她在世上还有什么可以指望的呢?除非跳进莫斯科河。可怜的姑娘白天干完了活,披着单薄的衣衫,不顾天气阴霾,冒着寒冷,走到通往巴斯曼街的路上,等待几个小时,只为了见他一面,目送他经过,然后回家,整夜啼哭;她大多躲在墙角边,但有时也向他问候,与他搭讪几句。只要听到一两句亲切的答话,她就惊喜若狂,快活地跑回家中。关于自己的“不幸”,自己的爱,她羞于启齿,也不敢讲。这样过了两年多。她默默地、毫无怨言地忍受着自己的命运。1845年,凯切尔迁移到了彼得堡。这太痛苦了。甚至在街上也看不到他,在远处也望不见他,不能目送他经过,只知道他在七百俄里以外,在异乡客地,却不知道他身体可好,有没有遇到什么灾祸——这是她无法忍受的。她告贷无门,只得一戈比一戈比地积钱,把全部意志集中在一个目标上,这样过了几个月,她终于动身到了彼得堡。疲倦不堪、又瘦又饿的她,找到了凯切尔,哀求他不要抛弃她,要宽恕她,此外她一无所求,她会给自己找到一个栖身之所,她会去做苦工,过贫困的生活,只要能与他待在一个城市里,有时可以见他一面。直到这时,凯切尔才完全明白,在她的胸膛里跳跃着怎样一颗心。他感到震惊,喘不出气。怜悯和悔恨,以及意识到自己在这么被她爱着的心情,改变了他所扮演的角色。现在她可以留在他这儿了,这就是她的家,他就是她的丈夫、朋友和保护人。她的理想实现了;那些阴冷的秋夜过去了,可怕的旅途忘记了,那嫉妒的眼泪,悲痛的饮泣,再也不会有了:她已与他在一起,从此不再分开。在凯切尔回莫斯科以前,没人知道这故事,除了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如今不能掩盖,也不必掩盖了,我们两人和我们的全体朋友,都张开了双臂,迎接这个完成了英雄业绩的腼腆孩子。

这位姑娘充满着爱,怀着毫无保留的忠诚和驯顺,然而正是她给凯切尔造成了无穷的危害。她身上存在着无产者——尤其是俄国的无产者的一切美德和一切祸患。

从我们来说,我们带给她的危害也几乎与她带给凯切尔的一样多。

然而双方都是无意识的,在主观意图上是绝对纯洁的!

她终于毁坏了凯切尔的生活,正如孩子在好好的画面上乱涂,自以为是在美化它。在凯切尔和谢拉菲玛之间,在谢拉菲玛和我们小组之间,存在着可怕的深渊,而且两岸峭壁嶙峋,既无桥梁,也无渡口。我们与她属于人类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两种结构形态,世界史上不同的两章。我们是新俄罗斯的子弟,来自大学和研究院,那时正向往西方的政治光辉,在宗教上不信神,公开反对教会;她却是在旧礼仪派的隐修所,在彼得前的俄国长大的,充满了分裂派教徒的狂热信念,怀着秘密教派的一切偏见,向往着俄国古代光怪陆离的生活方式。她吃尽辛苦,才把断裂的绳子重新结在一起,因此牢牢握住这个结不放。

凯切尔已经无法逃脱,他也不想逃脱。他为过去责备自己,真心想悔过自新。谢拉菲玛的行动令他神往,使他折服,他知道,现在轮到他做出牺牲了;他的天性本来非常正直高尚,他把这种牺牲看作赎罪,毫无怨言。然而他只知道它物质的一面:忍受生活中实际的限制;至于另一方面:一个老大学生怀着席勒的理想,与一个女人同居,可是对于这个女人,不仅席勒的世界,而且一切文化世界,世俗教育的世界,都是不存在的——这种矛盾,他却从未想到过。

不管怎么说,“门当户对”的格言是完全正确的,不相配的婚姻在结婚时已播下了不幸的种子。这句话包含着许多愚昧的、傲慢的、资产者的东西,但它的实质是不错的。一切不相称中最坏的莫过于修养的不相称,唯一的挽救办法就是互相教育;但这需要两种罕见的才能:需要一方善于教育,另一方善于接受教育,这样才能一人在前引路,另一人在后跟随。然而胜利的往往是没有修养的人,沉浸在家庭琐事中,此外别无其他爱好和兴趣的人;对方给弄得昏昏沉沉,在疲劳中屈服了;不知不觉,他变得庸俗了,狭隘了,他觉得不自在,但无形的网已把他捆住,他只得安于现状。时常还有那种情况,即双方势均力敌,于是同居变成了长期的斗争,永恒的角力,两人的关系便固定在这种状态,一方要向上拉,另一方要向下拉,即维护原来的立足点,双方就这么无休无止地进行着无益的努力。这种势均力敌的斗争可以吞没生命,最坚强的性格也会给弄得筋疲力尽,终于在路上倒毙。但首先倒下的总是修养高的一方;他的审美感情在这种二重结构面前受到了深刻的侮辱,那些光辉灿烂的美好时刻给破坏了……狂热的人总是要求大家不仅接近他们,也与他们保持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宗教观念。这可以说是一种偏执心理。对于他们,在家中吸收新教徒是他们的传道和宣传工作的继续;如果别人不理解他们,尤其是不愿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幸福感便破灭了。

对成熟的妇女进行补课,是非常困难的,在同居不是爱情关系的开始,而是它的终结的场合,尤其困难。那种由一时的轻薄、草率开端的关系,很少能超越卧室和厨房的范围。共同的家庭建立太迟了,这里已谈不到学习,除非有什么可怕的灾祸惊起了沉睡的、但还能苏醒的心灵。大多数小妇人23永远不会变“大”,永远不会同时既是妻子又是姐妹。她或者是情妇兼卖淫妇,或者是厨娘兼情妇。

同居在一所屋子中,这件事本身就是危险的,婚姻的一半即在这上面毁灭。两人厮守在一起,彼此这么接近,什么都一览无余,毫无遮盖,于是花冠上的花在不知不觉中一朵朵凋谢了,那诗情画意也消失了。但教育程度相等,还能在许多方面弥补这种缺陷。如若不然,空闲的时间又太多,没有那么多废话好讲,也不能天天商量家务或谈情说爱,这时,如果这个女人是介乎姬妾和女仆之间的一类人物,是肉体上接近而思想上疏远的那种人,那么能把她怎么办呢?白天不需要她,她却非在这儿不可;丈夫关心的事,她无从关心,丈夫不关心的流言蜚语,她却对他喋喋不休。

没有受过教育的妇人与受过教育的丈夫一起生活,使我想起大利拉和参孙24:她可以使他丧失力量,他却永远无法在她面前自卫。哪怕用饭很迟,哪怕十点就上床,在用饭和上床之间还是隔着一大段时间,这时你既不想再做什么,又不想睡觉,而衣服已经清点过了,账目也审查过了,于是就在这几个钟头,妻子把丈夫拉进了烦琐的事务中,拉进了自寻烦恼、说长道短和搬弄是非的世界。这不能不留下痕迹。

有的夫妇教育程度不见得相等,但是同居关系维持得不坏,这是考虑到舒适,考虑到家庭需要,我几乎得说,考虑到卫生的需要。有时这是劳动协作,一种双方都满意的互助;在大多数场合,妻子是作为护士,作为勤劳的主妇存在的,正如蒲鲁东对我说的,这是“为了能吃到精美的菜肴”。古代的法学公式一点不假:“由于共同寝食”25——要不是同吃同住,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分手了。

这种实用的婚姻,几乎可算得最佳婚姻。丈夫每天干自己的事:教书,做买卖,上衙门,上事务所,坐店堂;妻子每天料理衣着食物。丈夫回家累了,一切都已为他准备就绪,天天有条不紊,按部就班,他们便这么沿着父母的脚印,走向墓园的大门。这现象是纯粹都市式的,26在英国比在别处尤为常见。这是那种小市民的幸福生活,是法国舞台上的道学先生们所鼓吹的,也是德国人所梦寐以求的。在这里,大学毕业后过了一年,就可与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相安无事;在这里,双方分工合作,相敬如宾。丈夫,尤其是有产者,成了人民心目中所谓的“主人”,自己的太太的“当家人”。由于这样,也由于相沿成习,他可以高枕无忧:每个女人始终是靠人养活的女人,不是靠外人养活,就是靠丈夫养活。她知道这个道理:

  

吃谁的面包,

就唱谁的歌。

  

但是哪怕这种婚姻也有它一致的精神,共同的观点,统一的目标。凯切尔没有自己的目标,他当不成“主人”,同样也当不成教育者。他甚至不能与谢拉菲玛斗争——她反正总是让步。他的叫喊和暴躁的脾气使她害怕。尽管她的感情很发达,她的理解能力还是愚钝而迟缓的,头脑也不灵敏,正如我们在完全不习惯于抽象思维的人们身上常见到的那样,这也是彼得以前的时代的特色之一。与自己的“亲人和心肝”住在一起,她就什么也不指望,什么也不怕了。况且有什么好怕的?怕贫穷?难道她的一生还不够穷?难道她没有忍受过饥寒,不是从穷苦和屈辱的生活中熬过来的?怕劳动?难道她没有在工场里,为了几个铜板从早到晚地劳动?怕争吵,遗弃?是的,后者是可怕的,非常可怕;但她已经什么都听他支配,哪怕真的要与她争吵也办不到了;他的怪脾气,她也能忍受,甚至打骂,她也决不反抗,只要她相信他至少还爱她,还不想与她分手。他也确实不想,这除了其他,还有一个新的原因。谢拉菲玛凭自己的爱心清楚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她隐隐约约意识到,她不可能完全满足凯切尔的要求,因此便用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心弥补她所缺少的一切。

凯切尔已经四十出头。他从未享受过舒适的家庭生活,一生几乎就像吉尔吉斯人一样过着游牧生活;他没有家私,也不想有,家中没有任何设备,也不要求有。现在一切慢慢改变了,他的周围出现了一张关切和殷勤的网,当他高兴的时候,他可以看到孩子似的笑容,当他扬起眉毛的时候,他会看到惊慌和眼泪;而且从早到晚,天天如此。凯切尔待在家中的时间多了——老是丢下她一人有些于心不忍。况且,她的绝对驯服和我们越来越多的对抗,这二者的差别,他不能不一目了然。他发脾气时,即使毫无道理,谢拉菲玛也能逆来顺受,像女儿一样温柔,用笑容掩盖着眼泪,没有一句怨言,等待着暴风雨的过去。

谢拉菲玛像奴隶一样唯命是从,战战兢兢,随时准备淌着眼泪吻凯切尔的手,这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退让助长了褊狭情绪。

泰莱丝27,可怜而愚蠢的泰莱丝·卢梭,难道没有使人类平等的预言家变成鼠目寸光的小市民,以致无时无刻不在斤斤计较自己的尊严?

谢拉菲玛对凯切尔的影响,论性质与狄德罗指责泰莱丝的完全一样。卢梭生性多疑,但在泰莱丝的影响下愈演愈烈,变得气量狭小,吹毛求疵,与一些朋友争争吵吵,虽然她是无意识的,没有什么意图。泰莱丝从来不肯认真读书,从来连几点钟也弄不清楚,可是对卢梭的多心病,她却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使它变成了精神失常的忧郁症。

早晨,卢梭去看霍尔巴赫;仆人正在准备早餐,摆了三份餐具,这是给霍尔巴赫夫妇和格林的;谈话中谁也没留意这事,除了让·雅克。他拿起了帽子。“别走呀,在这儿用早餐吧。”霍尔巴赫太太说,吩咐再添一份餐具,可是已经太迟,无法改变了:卢梭气得脸色蜡黄,跑出了屋子,一路上闷闷不乐,对人类大加诅咒,见了泰莱丝,便向她诉说:摆了三个碟子,明明是赶他走。这些话正中她的下怀,使她可以向他表示热烈的同情,于是她与他站在一起,变本加厉地讲别人的坏话,一会儿攻击荷狄特太太28,一会儿咒骂大卫·休谟和狄德罗。卢梭粗鲁地与人断绝来往,写无礼的、侮辱性的信,有时引起了可怕的答复(例如从休谟那里),最后被大家所抛弃,躲在蒙莫朗西29,由于没有人,只得一边喂麻雀和燕子,一边骂它们。

我再说一遍:没有均衡就没有真正的婚姻。妻子对丈夫从事的一切一窍不通,毫无兴趣,也无从关心,这样的妻子只是情妇,女管家,保姆,不是在完整而美好的意义上的妻子。海涅谈到自己的“泰莱丝”30时说:“她不懂,也永远不会懂得我在写什么。”人们认为这很有趣,也很可笑,可是谁也不想问一下:“为什么她是他的妻子?”莫里哀把自己的喜剧念给厨娘听,这合乎情理得多。然而海涅夫人也对丈夫作了报复,虽然完全是无意识的。在他饱经忧患的晚年,她把她的许多朋友请进了家中,这就是那些年老色衰的过时的“茶花女”,那些由于脸上起了皱纹而变得德高望重的夫人,以及她们的朋友,那些干瘪的、两腿麻木的白发老人。

我完全不是主张,丈夫爱什么,做什么,妻子也非得爱什么,做什么不可。妻子可以喜欢音乐,丈夫喜欢绘画,这不会破坏平衡。我看到官方活动中,丈夫和妻子形影不离,同来同往,总不免毛骨悚然,觉得既可笑又荒谬,他们的地位越高也越可笑。为什么操练骑兵,必须欧仁妮皇后31出席呢?为什么维多利亚32必须带着她的丈夫,那位女王的配偶33,出席与他毫无关系的国会开幕式呢?歌德做得很好,从来不带他那位又高又胖的夫人参加魏玛的宫廷舞会。他们婚后生活的单调乏味,原因不在这里,在于缺乏共同的活动领域,共同的趣味,那种可以在性的差别之外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

现在再谈我们给可怜的谢拉菲玛造成的危害。

我们犯的错误,不外是一切乌托邦思想和理想主义历来所犯的错误。它们往往正确地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却根本不考虑,这个方面与什么生长在一起,是否可以把它切除,根本不考虑浮肉与整个机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深刻联系。我们还是像基督徒似的,相信只要对瘫子说一声:“拿了你的褥子回家吧。”他就会走路了。34

我们把修女谢拉菲玛,这个从未见过生人的、半野蛮的谢拉菲玛,一下子从她的山洞拉进了我们的圈子。她的纯朴令人喜爱,我们希望她保持这种状态,这就扼杀了她获得发展的最后可能性,消灭了她对文化教育的兴趣,使她相信,这样也不坏。但完全维持原状,她自己也不甘心。结果怎样呢?我们这些革命家,社会主义者,妇女解放的保卫者,把这位天真纯洁、忠诚坦率的女性变成了莫斯科的小市民!

难道国民议会35,雅各宾党人,以至公社36本身,不正是这样把法兰西变成了小市民世界,把巴黎变成了店铺老板的天地吗?

第一所在爱和温暖中向她敞开大门的房子,是我们的家。纳塔利娅亲自找她,硬把她拖来了。一年中,谢拉菲玛始终沉默寡言,回避陌生人,像以前一样胆怯,羞涩,那时的她充满了一种民间的诗意。她丝毫不希望她的奇怪举止引起别人的注意,相反,她但愿谁也不注意她。像孩子和小动物一样,她躲在纳塔利娅的翅膀下,她的忠诚那时是没有限度的。整整几个小时,她与萨沙玩得津津有味,给他和我们讲她童年的经历,在分裂派教徒那儿的生活,在作坊中当学徒时吃的苦。

她成了我们中间的玩偶——她最终也乐于这样;她明白,她的地位和她本人都不能与别人相提并论;从这时起,她消沉了,谁也没有拉她一把。只有纳塔利娅认真考虑过,怎样提高她。谢拉菲玛与一般女人不同,她没有沾染各种各样的坏习气——她不爱打扮,对奢侈品不感兴趣,对珠宝金银也无动于衷,只要凯切尔不觉得穷困,不叫苦,其余她都无所谓。起先,她喜欢跟纳塔利娅谈天,谈个没完,她信任她,仔细听她的劝导,竭力照她的话做……但是与我们搞熟以后,习惯以后,也可能由于别人拿她的古怪举止取乐,惹恼了她,她开始流露出痛苦和反感,对任何评论也不再回答得那么天真了:“我生来这么倒霉……我哪里还能改变,脱胎换骨?很清楚,我已经注定这么愚蠢,什么也不懂地走进坟墓。”这些话有意无意地表现了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情绪。她在我们中间不再觉得自由,渐渐不大上门。她说:“上帝保佑她吧,保佑纳·亚,她不爱我这个可怜人了。”过度的亲昵,女同学中交头接耳的作风,与纳塔利娅是格格不入的,在她身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平静和深沉,以及高度的审美感。谢拉菲玛不理解,纳塔利娅对她的态度和别人对她的态度之间的差异的意义,忘记了是谁首先伸出手去把她搂在胸前的。随着她,凯切尔也与我们疏远了,他变得愈来愈阴沉,容易生气。

他的猜疑也变本加厉,每一句不谨慎的话,他都认为是有意识的,包含着恶意,企图侮辱他,而且不仅侮辱他一人,还要侮辱谢拉菲玛。她呢,哭哭啼啼,抱怨命运,为凯切尔难过,这样,由于精神的反射作用,他自己的猜疑又以十倍的威力回到了他那里。他那种谴责性的友谊变成了要在我们身上找过错的情绪,变成了监视,警察的毫不松懈的侦查,结果,朋友们的小缺点在他眼中越积越多,终于掩盖了他们的其他一切方面。

在我们纯洁、明朗、成熟的友谊圈内,出现了女仆房的说长道短,外省小官吏的讥刺挖苦。凯切尔的火气变成了传染病;经常的指责、解释、调停,损害了我们的夜谈和聚会。

这种腐蚀性尘埃侵入了一切裂隙,日复一日地破坏了我们与朋友间的巩固联系。我们大家都会受流言蜚语的影响。连格拉诺夫斯基也变得阴沉了,肝火旺了,不公正地替凯切尔辩护,发脾气。凯切尔对我和奥加辽夫有了意见,便找格拉诺夫斯基诉说。格拉诺夫斯基并不相信,但同情“体弱多病、心情苦闷、仍然充满爱心”的凯切尔,因此袒护他,对我大加指责,说我缺少忍耐心:

“你要知道,他的性格就是这样;这是一种病,是谢拉菲玛的影响,她善良,但没有知识,思想闭塞,她把他一步步推上了这条不幸的道路,你却与他争吵,仿佛他是处在正常状态。”

为了结束这不愉快的故事,我不妨举两个例子……它们清楚地说明,我们离波克罗夫村煮咖啡的理论已多么遥远。

1846年春的一天晚上,我们五个熟人聚集在一起,其中一人是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

“你今年在索科洛沃租了房子没有?”

“还没有,我没钱,那儿是要预付租金的。”

“难道你一个夏季都待在莫斯科不成?”

“等一下再说,以后看吧。”

这就完了。谁也没把这谈话当一回事,过一会儿便转入了别的话题。

第二天饭后,我们打算上科恩采沃,这是我们从小喜爱的地方。凯切尔、科尔什和格拉诺夫斯基想与我们一起去。大家动身了,一切都很好,唯独凯切尔闷闷不乐,扬起了眉毛;但最后大家都弄得不欢而散。

春天的晚上没有灼人的炎热,但暖洋洋的;树叶刚开始发青;我们坐在花园中说说笑笑。凯切尔沉默了半个来小时,蓦地站起身子,走到我面前,露出费麦法庭37检察官的脸色,哆嗦着嘴唇,对我说道:

“你真不赖:昨天那么巧妙地提醒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他借了你九百卢布,还没还你。”

我真的一点不明白,特别因为我总有一年没想到谢普金的这笔欠款了。

“手段高明,没有说的。老头儿现在没钱,带着一大家子人,正打算去克里米亚,你却当着五个人的面对他说:‘我没钱租别墅!’嘿,真不要脸!”

奥加辽夫替我辩护,凯切尔便攻击他;荒谬的指责没完没了。格拉诺夫斯基想劝解,但劝不住,与科尔什先走了。我很生气,觉得受了侮辱,也态度强硬,不肯让步。凯切尔皱紧眉头,看了看我,一言不发,独自步行走回莫斯科。我们剩下两人,只得在沮丧和气愤中坐车回家。

这次我打算重重教训一下凯切尔,即使不绝交,也得暂时与他断绝来往。他感到懊悔,痛哭流涕。格拉诺夫斯基从中调停,找纳塔利娅谈,显得很伤心。我和解了,但并不愉快,对格拉诺夫斯基说:“这至多三天。”

这是一次郊游,还有另一次。

两个月后,我们住在索科洛沃。凯切尔和谢拉菲玛晚上要回莫斯科。奥加辽夫骑了自己的切尔克斯马“短剑”送他们;他们之间没有争吵,也没有口角。

……过了两三个小时,奥加辽夫回来了;我们觉得一天这么和睦地过去,很高兴,便各自去睡了。

第二天格拉诺夫斯基来了,他昨天在莫斯科。他在花园中遇到我,显得心事重重,比平时忧愁,最后对我说,他很难过,想跟我谈谈。我们走过长长的林荫路,坐在长凳上;那儿的风景,凡是到过索科洛沃的人都是知道的。

“赫尔岑,”格拉诺夫斯基对我说,“如果你知道我多么烦闷,多么痛心……不论怎么说,我爱大家,你知道……我看到一切正在崩溃,心里有多难过。好像故意要捉弄我们,那些小错误,可恨的隔膜,不注意礼貌……”

“出了什么事,你讲吧,啊?”我问,真的有些惊慌。

“这样,凯切尔对奥加辽夫非常生气,说真的,也难怪他生气;我尽力斡旋,能做的都做了,可是我没有办法,特别是当事人什么也不愿做。”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这样的,昨天奥加辽夫骑了马送凯切尔和谢拉菲玛。”

“我当时在场,奥加辽夫晚上回来,我还见过他,他什么也没讲。”

“在桥上‘短剑’耍性子,直立起来;奥加辽夫一边驯马,一边气火了,当着谢拉菲玛的面骂骂咧咧的,她听到了……凯切尔也听到了。就算他不是故意吧,可是凯切尔问:为什么他在你的或我的太太面前不会这么不知检点?这话怎么回答?……何况谢拉菲玛虽然那么单纯,还是很会多心的,处在她的地位这也不足为奇。”

我没作声。这太过分了。

“这怎么办呢?”

“很简单,”我回答,“对故意在妇女面前这么放肆的坏家伙,与他绝交就完了。与这种人交朋友是耻辱……”

“可他并未说,奥加辽夫是故意这么做的。”

“那还谈什么?格拉诺夫斯基,你也是奥加辽夫的朋友,他的温和有礼,你不是不知道,你却重复一个疯子的痴语,这个人是应该进精神病院的。你不觉得惭愧吗?”

格拉诺夫斯基不好意思了。

“我的天哟!”他说,“我们这几个人都是我所爱的,只有在这些朋友这里,我才能获得休息和希望,摆脱令人窒息的沉闷环境,可是难道这些人也得在仇恨和愤怒中分手吗?”

他用一只手掩住了眼睛。

我握住他的另一只手,心里非常难受。

“格拉诺夫斯基,”我对他说,“科尔什讲得不错:我们彼此太接近了,挤在一起,彼此会把别人的脚踹痛……安静一些!我的朋友,安静一些!我们应该透透空气,让头脑清醒清醒。奥加辽夫秋天要去乡下,我也快出国了。我们不致在仇恨和愤怒中分开。我们的友谊中一切正确的东西会保存下去,离别会洗清它的污垢。”

格拉诺夫斯基哭了。没有再为这件事向凯切尔作过任何解释。

奥加辽夫在秋天真的走了,接着我们也走了。

1857年写于普特尼,月桂大厦。

1865年9月修订于布瓦西埃及旅途中。38

……莫斯科友人的消息一天天少了。1848年后的恐怖使他们胆战心惊,只得等待可靠的机会。但机会很少,护照几乎已经停发。凯切尔几年没给我写过一封信;不过,他是从来不爱写信的。

在我迁居伦敦后,首先给我带来消息的是皮库林大夫39,那是1855年……凯切尔万事如意,在欢迎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40的盛大酒宴上大出风头,与波戈金和科科列夫41拥抱,与黑海舰队的水兵拥抱,发议论,骂人,说教。奥加辽夫告别了格拉诺夫斯基的新坟,立即出国了,他讲得很少,讲的都是伤心的消息……

又过了一年半。这时期我写完了这一章,首先读给了哪一个不相干的人听呢?真的,书有书的命运42!

1857年秋,奇切林43到伦敦来。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他;他曾经是格拉诺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之一,科尔什和凯切尔的朋友,因此也算是我们的自己人。我们听说过,这人不好相处,思想保守,自高自大,好发空论,但他还年轻……时间会磨光他的棱角。

“我再三考虑,要不要来拜访您。现在拜访您的俄国人这么多,真的,不来比来需要有更大的勇气……我呢,您知道,我完全尊重您,但远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同您一致的。”

奇切林的谈话是这么开始的。

他来找我不是没有目的,没有企图的,他怀中揣着石子;他的目光冷酷,他的声音带着挑战和傲慢的调子,显得可怕而讨厌。他一开口,我已觉察到这不是对立面,而是敌人,但我克制了内心的警告,与他谈了起来。

谈话马上转入了回忆,我向他打听消息。他讲了格拉诺夫斯基生前最后几个月的情形;他走时,我对他比开头满意了一些。

第二天饭后,我们谈到了凯切尔。他是奇切林所喜爱的一个人,谈到他那些可笑的行径时,奇切林并无恶意。从他讲的这些细节中,我知道,那种对朋友的指责性的爱仍在继续,谢拉菲玛的影响已发展到引起许多人的反对,他们对她群起而攻之,不让她参加集会等等。我为这些故事和回忆所吸引,提议给奇切林念一下我写的凯切尔,那时这一章尚未发表,我把它全部念完了。我为这事多次感到后悔,不是因为他恶意利用了我念给他听的一切,而是因为我觉得痛心和烦恼:我这个四十五岁的人,居然把我们的过去讲给这种冷血动物听,使他以后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他称之为我的“气质”的东西。

我们在观点和气质上存在的距离,马上暴露了。从头几天起争论即已开始,显然,我们在各方面都不一致。他拥护法国的民主政体,不赞成英国没有秩序的自由。他认为皇权是民族成熟的标志,宣扬国家第一,个人在它面前微不足道。很清楚,这些思想应用在俄国问题上结果会怎样。他是政府至上主义者,认为政府比社会及其愿望重要得多,在他眼中,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几乎便是俄国所需要的理想君主。这种学说完全来自武断的理论,根据这套理论,他随时可以建立自己的官僚哲学。

“您为什么想当教授,上讲台?”我问他。“您应该当大臣,进衙门。”

我一边争论,一边送他上了火车,我们分手了,什么也没取得一致,只是彼此尊重而已。

过了两星期,他从法国写信给我,赞美那儿的工作人员和政府机构。我复信道:“您找到了您要找的东西,而且很快。这就是有现成理论的好处。”接着我提议与他公开通信,并开始撰写一封长信。

他不干,说他没有时间,说这种论争有害无益……

《警钟》上有一篇短评,是谈一般的空头理论家的,他以为是讲他;自尊心受了伤害,他向我送来了“控诉书”,这在当时曾轰动一时。

奇切林打败了——对于我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的信发表在《警钟》上,在青年一代和文学界引起了普遍的愤怒。我收到了几十篇文章和来信,发表了一篇。我们那时还处在蒸蒸日上的阶段,卡特科夫44式的滚木是绊不倒我们的。盛气凌人、自命不凡的语调可能比内容更使我,同样也使读者感到不满:他当时还是新手。然而给奇切林撑腰的人也不少:叶连娜·帕夫洛夫娜45——冬宫的伊菲格涅亚46,第三厅长官季马舍夫,以及尼·赫·凯切尔。

凯切尔落到了反动势力一边,开始以同样响亮的声音,同样不加掩饰的愤怒,可能还以同样的真诚,反对我们,正如当初反对尼古拉、杜贝尔特和布尔加林一样……这不是因为他“认为格兰迪逊比勒夫瑞斯好”47,而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方向盘,只是靠小组牵着走路,自以为忠于它,却没有发觉它已驶往对岸了。这个盲从的人,对于他是站在谁的旗帜下就讲谁的话,而不是相反。

他从来没有获得过一个明确的观念,一种坚定的信仰,只是凭良心行事,一直蒙着眼睛在打敌人,没有发现位置变了,以致在这些捉迷藏中,他打了我们,打了别人,直到现在他还在打人,却自以为这是在干工作。

我附一封信在这里,这是为了展开友谊性的论战,我打算写给奇切林的,可惜他那检察官的起诉书使我打消了主意。这封信如下:

博学的朋友:

与您辩论我无能为力。您见多识广,您的头脑中拥有的一切既鲜明又新颖,而主要是您信仰您所知道的一切,因此心安理得;您坚定地等待着事态的合理发展,使科学揭示的纲领得以证实。您跟现状不可能发生抵触,您知道,既然过去如此这般,现在必然如此这般,并向如此这般的未来发展;您依靠您的理解,您的解释,可以与现实和平相处。您获得了神父的令人羡慕的命运,能用您的科学的永恒真理,用对它们的信心,安慰悲苦的人们。这一切利益均来自理论,因为理论排除了怀疑。怀疑是提出问题,理论是了结问题,解决问题。因而凡属理论都是排他的,坚定不移的,而怀疑永远不能达到这种完美无缺的境界;它之所以为怀疑,正在于它准备同意别人的观点,或从别人的话中虚心寻找意义,以致丧失了为准备反驳所必需的宝贵时间。理论是从一定的角度看待问题,并把它看作唯一可靠的角度;怀疑却要求摆脱一切角度,全面观察,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它对真理的谦恭态度往往使它丧失一切活动能力。博学的朋友,您肯定知道向哪里走,如何引路,我却不知道。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观察和学习,而您却是要教导别人。真的,我们能说不应该怎么样,能唤醒人们,引起思想的不安,让它摆脱锁链,认清各种幻象——教会和拘留所,科学院和刑事法庭——但也仅此而已;您却能告诉人们,应该怎么样。

理论对事物的态度是宗教性的,即从永恒的观点看的;暂时的、转瞬即逝的东西,无论人和事,世世代代不能走进科学的圣墓,如果进入,必然已清除血肉之躯,成为植物标本似的逻辑影子。理论的普遍意义确实可以使它生存于一切时代;它生活于当代,也像生活于历史中,不会由于身历其境,便丧失理论上的客观性。它知道,苦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像柱塔修士西门48一样端坐在高处,为永恒牺牲暂时的一切,为普遍的观念牺牲生动的细节。

一句话,理论家是最大的历史家,我们和群众则是你们的基础;你们是“自为的”历史,我们是“自在的”历史。49你们向我们说明,我们害了什么病,但害病的是我们。你们埋葬我们,在我们死后褒奖我们或惩罚我们……你们是医师和神父。但生病和死的是我们。

这种对立并不新奇,它对社会的演变,人类的发展,大有益处。如果人类完全相信你们,大家可能会变得合乎理性,但也会因而在一潭死水似的世界上奄奄待毙。故世的菲利蒙诺夫50曾在自己的《小丑的尖顶帽子》中写过一句题词:“如果理性得以主宰世界,那么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

理论像几何一样枯燥,像代数一样没有个性,因而可以进行广泛的概括;它必然怕感性印象,正如奥古斯都那样,要命令克莉奥帕特拉放下面纱51。但对于积极的干预,热情比理论更为必要,而人在代数中是找不到热情的。他可以理解共性,但他所爱或恨的还是个体。斯宾诺莎以他直言不讳的天才的全部力量宣告道,必须确认实际存在的只是虫蛀不坏的、永恒的、不变的东西,即物质,不能把希望放在偶然的、局部的、个别的事物上。这在原理上谁不明白?但是人接触的只是局部的、个别的、眼前的事物;如何在这两大极端中取得平衡,让它们获得和谐的结合,这正是生活的最高智慧。

如果离开这种就我们的对立观点所作的一般论述,接触到具体事物,我们尽管意图一致,仍能发现同样大的对立,即使在开头一致的场合亦不可避免。这举例较易说明。

我们对宗教的态度完全一致;但这种一致只存在于否定天上的宗教时,一旦面对尘世的宗教,我们间的距离便不可以道里计了。您从神香弥漫的阴森的寺院走进了敞亮的衙门,从盖尔非党走进了奇伯林党52,天国的级别在您那里变成了国家的级别,人为神而存在变成了人为国家而存在,上帝由集权政治所代替,神父由警察所代替。

您认为这种变化是进步,是胜利,我们却认为是新的锁链。我们既不想当盖尔非党人,也不想当奇伯林党人。您那种世俗的、国民的、刑法的宗教更加可怕,因为它丧失了一切诗意,一切幻想,一切天真的因素,您用衙门的规章制度,用国家的偶像,代替了这一切,而这个国家上面是沙皇,下面是刽子手。您希望人类从教会解放出来后,在衙门的前室中等待一两百年,让当了官的祭司和当了学者的僧侣来决定,人类怎样获得自由,获得多少自由,像我们那些解放农民的委员会一样。可是我们反对这一切;我们可能得一再容忍,退让,为环境做出牺牲,然而在您看来,这不是牺牲。当然,在这方面,您也比我们幸运。您失去了宗教信仰,仍不致一无所有,您发现,对人的世俗信念可以代替基督教,您便把它接到手中(这做得不坏)当作精神解毒丸和镇静剂向大家推销。但是我们吞不下这种药,我们憎恨您的衙门,您的集权政治,正如我们憎恨宗教裁判所、宗教法庭和《主导法典》一样。

您明白这区别吗?您作为教师,希望教育、管理和领导群众。

我们作为正在觉醒的群众,却不愿接受领导,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地方机关,自己的代理人,给我们办事的自己的官吏。正因为这样,政府的权力到处都使我们感到屈辱,可是您却对它鼓掌欢迎,正如您的前辈(神父)也曾经欢迎世俗政权一样。您可能与它有分歧,这与教士们和它有分歧相同,或者像同乘一条船的人发生了争吵,不论彼此怎么想分开,也不能跳到船舷以外,在我们这些俗人眼中,你们反正都是站在它一边的。

世俗的宗教是把国家神化,这纯粹是罗马的观念,在新世界中主要是法国的观念。它可以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却不能有自由的人民,可以有光荣的军队……但不能有独立的公民。北美合众国完全相反,它已最大限度地消除了警察和行政机关的宗教性质……53

  尾 声

重读关于凯切尔的这一章,我不禁想,在俄国真是无奇不有,会出现这样的怪物!我国的文明史繁殖和孳生了多少畸形现象。除了莫斯科,在哪里,哪个地方,哪个经纬度,还能找到凯切尔这种桀骜不驯、性情乖张、喜怒无常、狂妄自大、既善良又不善良、既慷慨豪爽又气量狭小的人物?

这类形形色色的怪物,我见过多少啊——从我的父亲起直到屠格涅夫的“儿子”们54为止。

波戈金对我说:“用俄国炉灶煮东西就是这样!”一点不错,它煮出了多少奇迹,特别是用德国烹饪法烤面包时……有小巧玲珑的圆面包,长面包,还有东正教式的黑格尔面包,九三年55式的法国面包!让这一切别具风味的食物湮没无闻,未免太可惜了。我们通常只把目光停留在大人物身上。

……但在他们身上,俄国炉灶的作用不太明显,它的特色已得到矫正、修补;他们有的主要是俄国的气质和思想方式,不是俄国这只熔炉的影响。从他们的旁边,他们的后面,才能看到各种小人物在那儿徘徊,彷徨,找不到出路……正是在这些人中间可以见到不少怪物。

他们像历史发展中的毛细管,又像面团中微不足道的一点酵母,它能使面团发酵,但不是为了自己。这些人在黑夜中过早地苏醒了,摸索着寻找工作,一路上跌跌撞撞,碰在各种东西上,然而惊醒了别人去从事完全不同的活动。

……今后我还想把两三个这样的人,从完全被遗忘的角落带到台前来。目前他们已消失在灰蒙蒙的雾中,只有高山和峭壁仍呈现在我们眼前……

1 他编过几本俄德和俄法辞典。

2 马格尼茨基和鲁尼奇都是当时的反动官僚,曾任喀山和彼得堡的学区总监。福季是诺夫哥罗德的修士大司祭,伯爵夫人指奥尔洛娃。所有这些人都是充满宗教狂热精神的反动人物。

3 指本书第一卷第六章。

4 引自格里鲍耶陀夫的《聪明误》第三幕第二十二场。

5 佳季科夫斯基(1784—1841),俄国医学教授。

6 凯切尔曾用散文翻译过全部莎士比亚的剧本,这是当时俄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

7 波查侯爵是《唐·卡洛斯》的主人公,麦克司是《华伦斯坦》的主人公,卡尔·穆尔是《强盗》的主人公,斐迪南是《阴谋与爱情》的主人公,他们都是席勒式的英雄人物。

8 指18世纪90年代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

9 拉方登(1758—1831),德国感伤主义小说家,《畸零人》是他的长篇小说。

10 凯切尔的居住地。

11 席勒是在军事学校学医出身的,毕业后还当过军医。

12 指席勒的《斐艾斯柯在热那亚的谋叛》,这里都是指席勒作品的俄译本。

13 见《往事与随想》第一卷第190页。——作者注(按此处页码系1861年本书初版本的页码,在第六章)。

14 指1826年十二月党人之被处死、监禁及流放。

15 当时的一个理论家。

16 这位小姐本是纳杰日金的学生,后来成为女作家,笔名叶夫根尼·图尔(即第四章中提到过的那个沙里阿斯·德·图尔涅米尔),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均有交往。

17 在果戈理的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只因一个伊万骂了另一个伊万是“公鹅”,便打了十多年官司。

18 富基埃-坦维尔(1746—1795),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1793年任革命法庭检察官,以铁面无情著称。

19 卢梭的教育哲理小说,在小说里卢梭具体论述了他所谓顺乎天性的“自然教育”纲领。

20 即卢梭。

21 赫尔岑结婚的日子。

22 引自莱蒙托夫的诗《世俗的锁链》。

23 原文是法文。这里作同居者和妻子解。

24 参孙是《圣经》中的英雄,据说他力大无穷。非利士人之女大利拉嫁他后,逼他泄露了他力大无穷的秘密,因而被非利士人捉住下狱,最后与非利士人同归于尽。见《旧约·士师记》。

25 原文是拉丁文。这是古代法学中对何谓夫妇的解释,意思是不共寝食即不是夫妇。

26 不论无产者或农民,他们夫妇之间都不存在两种不同的教育水平。他们的情况是:在劳动方面,夫妇有极其平等的权利,在统治关系方面,他们却有极其不平等的权利。——作者注

27 卢梭的妻子泰莱丝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仆人,1745年与卢梭同居。

28 法国将军荷狄特伯爵的妻子,与卢梭过从甚密。

29 巴黎附近的著名森林,以风景优美著称。

30 指海涅的妻子马蒂尔达·海涅。

31 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妻子。

32 1837至1901年的英国女王。

33 原文是法文。

34 《圣经》故事:人们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找耶稣医治,耶稣对他说:“拿了你的褥子回家吧”,那人就能行走了,见《马太福音》等。

35 指1792至1795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国民议会。

36 法国的基层行政单位,这里指1792至1794年巴黎的革命自治政府,它也称“巴黎公社”。

37 中世纪德国的秘密法庭,以严厉和残忍著称。

38 普特尼在伦敦西南郊,月桂大厦是赫尔岑在伦敦的住处之一。布瓦西埃在瑞士日内瓦郊外,赫尔岑于1865年春天起住在那里。

39 皮库林(1822—1885),莫斯科大学教授,与赫尔岑等人有密切来往。

40 指1853至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军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战斗。

41 俄国大商人和金融家。

42 原文是拉丁文。

43 奇切林(1828—1904),莫斯科大学教授,作家。

44 原来倾向进步、后来倒向反动一边的政论家。

45 俄国皇族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大公的夫人。

46 古希腊神话中一个自我牺牲的典型,阿伽门农的女儿。叶连娜·帕夫洛夫娜自称为冬宫的伊菲格涅亚。

47 引自普希金的《叶夫根尼·奥涅金》第二章第三十节。格兰迪逊和勒夫瑞斯都是英国小说家理查逊小说中的人物。

48 柱塔修士西门(356—459),古罗马基督教禁欲主义修士。据说他常年坐在柱塔顶端,日夜不断,进行苦修。在俄国,直至19世纪仍有不少人模仿这种苦修方式,称为柱塔修士。

49 “自在”和“自为”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概念,指尚处在蒙昧状态的事物和已被认识的事物。

50 菲利蒙诺夫(1787—1858),俄国诗人和杂志编辑。

51 克莉奥帕特拉(公元前69—前30),埃及以美丽著称的女王,不断利用自己的姿色扩张权力,先后嫁给恺撒和安东尼,在奥古斯都取得罗马的统治权后,她又抛弃安东尼,向奥古斯都卖弄色相,为奥古斯都所拒绝,因而被迫自杀。

52 13至14世纪时意大利的两个党派。盖尔非党拥护教皇,主张在教皇的权力下统一全国;奇伯林党拥护王权,主张在日耳曼皇帝的名义下统一全国。

53 这封信赫尔岑没有写完,原稿至此中断。

54 指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的“子”。

55 指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的17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