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第二次乡村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非常别致的事,把它略而不提未免太可惜了,虽然我和纳塔利娅与它的关系都不大。这故事不妨称之为“阿尔曼斯与巴济尔1(温文尔雅的哲学家,彬彬有礼的基督徒,乔治·桑的雅克2,后来变成了定命论者雅克3)的爱情史”。

它是在法国式的假面舞会上开始的。

这是1843年冬,我到了舞会上。人很多,我记得有四五千人,但几乎没有一个认识的。巴济尔跟一个假面女郎正跳得起劲,他顾不到我。只见他摇头摆脑,眯缝着眼睛,像嗜酒的人尝到了美酒,打猎的人发现了一只漂亮的田鹬。

舞会在贵族俱乐部的大厅举行。我到那儿坐了一会儿,看那些俄国贵族穿了各种小丑衣服,拼命模仿巴黎的生意人,跳疯狂的康康舞……后来我上楼吃夜宵。巴济尔在那儿找到了我。他的神色很不正常,仿佛初恋的热情正在他心中燃烧,这显得很不相称,因为他那时已快四十岁,头发已开始从高耸的前额上脱落了。他颠三倒四地讲给我听,有一个法国“迷娘,像克蕾尔欣一样单纯4,又像轻佻活泼的巴黎姑娘一样妩媚动人……”

起先我想,这不过是那种只有一章长的爱情故事,它的第一页便是成功,但最后一页不是目录5,却是账单。但后来我终于相信,它并非如此。

巴济尔与自己的巴黎姑娘又见过两三次,他采取了迂回战术,没有立即发动进攻。我经他介绍,认识了她。阿尔曼斯确实是活泼可爱的巴黎孩子,完全像这个城市。从谈吐到举止,以及某种独立精神和勇气——她的一切都显出这个大都会中正直的平民的特色。而且她是工人,不是小市民。这种人我们中间还从未有过。她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快活,自由,调皮,但在这一切中没有丧失自我保卫的本能,对危险和荣誉的敏锐感觉。这些女孩子往往从十岁起就得与贫穷和诱惑搏斗,得不到保护,但在巴黎这个大陷阱和各种罗网的包围中,她们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保持独立的人格。她们可能会轻易献出自己,但不会轻易上当,落进别人的手掌。她们中间有的人也许会出卖灵魂,但这些人决不会走进女工的行列,因为她们已经不必出卖劳力,可以过放荡的生活,醉生梦死,然后消失在另一种生活的漩涡中——有时是永远消失,有时是为了在五六年后坐了自己的马车走进跑马场,或者戴上满身的珠宝坐在歌剧院的头等包厢中。

巴济尔陷入了情网。这个音乐中的理论家,美术中的哲学家,是莫斯科超黑格尔派最全面的代表之一。他一辈子翱翔于美的天空,哲学和评论的世界。他对待生活像勒瑟尔6对待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把一切都提高到哲学的意义上,使一切活的变成了死的,一切新鲜的变成了陈腐的,总之,不给纯粹的心灵活动留下一点余地。不过这样的观点那时在整个小组中几乎是普遍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的人靠天才,也有的人靠活跃的天性摆脱了它,但总的说来,它的影响还存在了很久——有的人表现为一些习惯用语,另一些人则保留着它的实质。40年代初,巴枯宁在柏林对屠格涅夫说:“走,让我们到真实生活的漩涡中去,投身在它的波浪中。”他们去找瓦恩哈根·冯·恩泽7,要这位情场老手作向导,带他们到花花世界走一遭,最好给他们介绍一位红女伶。可想而知,这样胸有成竹,不仅谈不到在“折磨心灵”的爱情中遨游,连任何行动也不可能。德国人也不懂得行动,然而他们并不想行动,他们宁可心如死水。我们的性格却相反,我们受不了这种斋戒生活——安享理论之乐,只得破戒,跳进红尘,结果不是发生危险,而是弄得啼笑皆非。

就这样,堕入情网的四十岁的哲学家,眯起眼睛,开始集中全力,对“爱的魔力”作哲理探讨了:为什么它会使赫拉克勒斯和软弱的少年同样拜倒在欧姆珐勒的脚下8?他开始向自己和别人阐明家庭的道德观念,婚姻的基础。在黑格尔看来(黑格尔的《法哲学》中论道德一章),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偶然性和“假象”的虚幻世界,尚未从传统观念中获得解放的精神世界,却不是这么容易说服。巴济尔的父亲彼得·科诺内奇是个老吝啬鬼,财主,他自己接连娶了三个女人,每人给他生了三个孩子,但听说他的儿子,而且是长子,想娶一个天主教徒,这女人既贫穷,又是法国人,还来自铁匠桥,他就坚决不予同意。没有父亲的祝福,以怀疑主义作标榜的巴济尔也许还能应付,问题是老头儿不仅把他的祝福与天上的幸福联结在一起,还把它与地上的幸福连在一起,就是说要剥夺儿子的继承权。

老人的阻挠总是对事情起推进作用,巴济尔开始考虑最快的解决办法:一声不吭,自管自结婚,然后迫使老人接受既成事实,或者把婚事瞒着他,一直瞒到他既不能赐福,也不能诅咒,又不能支配遗产的那一天,反正快了。

但是在这里,不可理喻的传统世界也布置了重重埋伏。在莫斯科偷偷结婚是不容易的,费用太大,而且马上会通过助祭、祭司、诵经员、烤圣饼女人、媒婆、掌柜、店员和各种下流女人,传进父亲耳中。最后只得找我们波克罗夫村的约翰神父,怂恿他承办这门亲事,各位读者已经知道这个人,我们谈过他在酒醉中偷了诵经士的“银表和首饰匣”。

约翰神父听说不孝顺的儿子快四十岁了,新娘不是俄国人,父母不在这里,又听说除了我,还有一位大学教授9签字证婚,马上感谢我的照顾,大概以为我要巴济尔结婚是为了让他赚两百卢布酬金。他起劲地对着隔壁房间大喊:“神父太太,神父太太,拿两个鸡蛋给我!”又从柜里取出半瓶酒,瓶口是用纸塞住的,要招待我喝几杯。

一切顺利。

结婚的日子等还没有确定。阿尔曼斯先得到我们波克罗夫村暂住,巴济尔想送她来,然后返回莫斯科,把一切料理停当,这才从父亲的诅咒下跑到醉醺醺的约翰神父那儿接受祝福。

……为了迎接约婚夫妇10,我们准备了夜宵,恭候他们。谁知左等右等,钟打了十二下,还是不见人影……一点了,还是毫无动静。夫人们都睡了,我和格拉诺夫斯基及凯切尔开始吃夜宵。

  

时钟每一刻钟打一下,

一, 二, 三……

  

但……他们还是没到。

……最后,听到了铃铛声……愈来愈近;马车从桥上辘辘驶过。我们奔向前室。三匹马拉了一辆车子,飞快地驶进院子停下了。巴济尔下了马车。我走上前去扶阿尔曼斯;谁知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臂,力气那么大,使我差点叫出声音,接着她突然扑到我的脖子上,哈哈大笑道:“赫尔岑先生……”原来这不是别人,而是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他老人家本人。

马车里没有别人了。我们惊得面面相觑,唯独别林斯基笑得咳嗽不止,巴济尔却哭丧着脸。我们所以觉得特别惊讶,是因为两天前在莫斯科根本没听说别林斯基要来。

“让我先吃点东西,”别林斯基最后说,“然后把这个奇迹告诉你们;必须救救倒霉的巴济尔,他怕你们超过怕阿尔曼斯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看到一切即将大功告成,巴济尔害怕了,开始反省起来,心里七上八下地不知如何是好。他根据《主导法典》和黑格尔的著作,对婚姻这不可抗拒的命运,它的不可破坏性,作了反复思考。他关起房门,对自己进行痛苦的分析,无情的解剖。他越想越怕,特别因为退路也困难重重,无论是结婚还是回头,几乎需要同样大的勇气。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别林斯基来敲门了,他从彼得堡一到就上了他的家。巴济尔把他在迎接幸福的道路上感知的一切恐怖,从恋爱跨向结婚时产生的一切厌恶,统统告诉了别林斯基,要求他指导和帮助。

别林斯基回答他,既然明知这会引起什么后果,仍把这条锁链套上脖子,难道他是疯子不成。

“你瞧,”他说,“赫尔岑也结婚,也把妻子带走,而且是从流放中偷跑回来的;你不妨问问他。他从未犹豫过,从未怀疑要不要这么做,或者会产生什么后果。我相信,他觉得非这么办不可。所以他成功了。你呢,也想那么做,可是在思考哲理,自我反省。”

这正是巴济尔所需要的。他当夜就给阿尔曼斯写了一篇论文,谈到婚姻,他的不幸的反省,以及普通的幸福与求知精神如何不相适应等,列举了他们结合的一切害处和危险,问阿尔曼斯有何看法,他们现在怎么办?

他带来了阿尔曼斯的复信。

从别林斯基的叙述和阿尔曼斯的回信看,她与巴济尔两人性格不同是一目了然的。确实,这样截然相反的人结合在一起,简直不可思议。阿尔曼斯的信是忧郁的;她感到既吃惊又委屈,不理解他的反省,认为这是借口,是感情冷了;她说,既然这样,已谈不到结婚,她同意解除婚约,最后并说,在这一切之后,他们不应该再见面了。她写道:“我将怀着感激的心情怀念您,决不责怪您:我知道您非常善良,但是更加懦弱!再会吧,祝您幸福!”

收到这样的信应该是不很愉快的。它的每句话都是有力的,坚定的,也有些高傲。这个光荣而刚毅的平民的孩子,没有辱没她的出身。如果换了英国女人,她一定会把巴济尔的信紧紧攥在手里,露出又怒又羞的神色,通过德高望重的律师的嘴,大讲第一次的握手,第一次的接吻……她的辩护士又会含着眼泪,戴着扑粉的假发,向陪审员提出,应该给被侮辱的童贞赔偿一千或两千英镑……

这个穷苦的法国女裁缝却根本没想到这些。

他们在波克罗夫村住了两三天,这对于那位前未婚夫是忧郁的两三天。他像一个学生在教室里干了坏事,既怕老师又怕同学,好不容易挨过两天便回莫斯科了。

不久我们听说,博特金要出国了。他写给我一封含糊其辞的信,表示对自己不满,要求在走前见我一面。八月初,我从波克罗夫到了莫斯科;同时,一篇新的论文从莫斯科寄到了波克罗夫,那是给纳塔利娅的。我去找博特金,正赶上告别宴会。在喝香槟,互相敬酒和祝愿中间,似乎有一种不寻常的气息。

“真的,你不知道,”巴济尔在我耳边说,“我……那个……”接着更小声道:“真的,阿尔曼斯跟我一起走。这姑娘!我到现在才了解她。”于是摇了摇头。

可惜别林斯基不在。

在给纳塔利娅的信中,博特金向她详尽地说明,对婚姻的思考和反省,使他陷入了犹豫和绝望,他怀疑自己对阿尔曼斯的爱,以及对家庭生活的适应能力;这样,他终于痛苦地意识到,必须抛开一切到巴黎去,他正是在这种情绪中出现在波克罗夫,显得既可笑又可怜……这么决定之后,他重读阿尔曼斯的信,获得了新的启示,即他非常爱阿尔曼斯,因此要求与她会面,重新向她求婚。他又想到了波克罗夫的神父,但迈科夫的工厂近在咫尺使他害怕11。他打算在彼得堡结婚,然后立即前往法国。“阿尔曼斯快活得像孩子一样”。

在彼得堡,巴济尔想上喀山大教堂结婚。为了表示对哲学和科学的尊重,他邀请西东斯基大司祭12给他主持婚礼。西东斯基是个学者,著有《哲学科学导论》,早已拜读过巴济尔的文章,知道他是世俗的自由思想家和德国哲学研究者。在经历各种奇遇之后,阿尔曼斯获得了罕见的荣誉:两位势不两立的仇敌——宗教和科学,为她的婚礼进行了一次充满喜剧性的会晤。

在婚礼前,西东斯基畅谈新出的一些哲学小册子,表示他对世俗学问无所不知。一切准备就绪后,诵经员把法衣长巾递给他,他吻了它,开始穿法衣,一边垂下眼皮,对博特金说:

“请原谅,这是例行公事……我完全知道,基督教的仪式过时了……”

“哦,不,不!”巴济尔赶紧说,声音中充满了同情和谅解。“基督教是永恒的,它的本质,它的实体是不会过时的。”

西东斯基以真挚的目光向这位不失骑士风度的对手表示了谢意,便转向教士们,唱了起来:“我们的上帝至高至尊……现在,永远,直至千秋万代”。教士们齐声高喊:“阿门!”一切按规定进行,巴济尔和阿尔曼斯戴上了婚礼冠,由西东斯基率领,绕读经台一周……连以赛亚13见了也会赞美不止。

巴济尔带了阿尔曼斯回到家中,把她留在那儿,便去参加克拉耶夫斯基14的文学晚会了。两天后,别林斯基把这对新人送上了轮船……大家会想,现在故事大概完了。

差得远呢。

到达卡特加特海峡以前,一切都太平无事,但一到这里,乔治·桑那本该死的《雅克》蓦地跳了出来。

“你认为雅克怎么样?”巴济尔问阿尔曼斯,后者刚看完这小说。

阿尔曼斯讲了自己的意见。

巴济尔向她宣称:这看法完全错误,她的见解侮辱了他精神中最深刻的方面,他的世界观与她的毫无共同之处。

刚强的阿尔曼斯不想改变自己的世界观。这样过了大小贝尔特海峡。

船到了德国海面,博特金的心情舒畅一些了,他又作了一次努力,想改变阿尔曼斯的世界观,说服她对雅克采取不同的看法。

因晕船难过得要死的阿尔曼斯,用尽仅剩的一点力气回答他:她不能改变对雅克的看法。

“那么我们怎么在一起过活?”非常激动的博特金提出。

“没关系,”阿尔曼斯回答,“如果您想吵架,不如一上岸就干脆分手。”

“您决定这么办?”博特金说,气得要打架似的,“您宁可分手?”

“世界上什么都比跟您在一起强;您简直叫人受不了——既懦弱又专横。”

“夫人!”

“先生!”

她进了船舱;他留在甲板上。阿尔曼斯没有失信:一到勒阿弗尔,她就去找父亲了,过了一年她单独回到俄国,然后去了西伯利亚。

这一次,这件断断续续的婚姻大事可能真的完了。

但是巴雷尔说过:“只有死人才不会回来!”15

(1857年写于普特尼,月桂大厦。)

1 巴济尔即瓦西里·博特金,阿尔曼斯是他的妻子。

2 指乔治·桑的小说《雅克》的主人公,他为了让妻子获得自由而自杀。

3 指狄德罗的哲理小说《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中的雅克,一个相信万事均由上天注定的宿命论者。

4 迷娘是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一个少女,克蕾尔欣是歌德的剧本《埃格蒙特》中一个纯洁的少女。

5 俄国的书籍,目录一般都在最后。

6 勒瑟尔(1803—1871),德国戏剧理论家,黑格尔主义者。

7 瓦恩哈根·冯·恩泽(1785—1858),德国自由派文学批评家,二三流作家,他的名声主要来自他的妻子拉埃尔。

8 据古希腊神话,赫拉克勒斯是力大无穷的英雄,后来爱上了吕狄亚女王欧姆珐勒,拜倒在她的美貌下,以致荒废了武艺。

9 指格拉诺夫斯基。

10 原文是意大利文。这原是意大利著名作家曼佐尼的小说的名称。《约婚夫妇》描写一对青年男女订了婚约,为了结婚逃亡外出,历尽艰苦的故事,这里只是借用这个名称。

11 波克罗夫村的邻村是属于迈科夫家的,那里有一家呢绒厂。工厂老板是莫斯科的商人,博特金的父亲也是莫斯科的大商人,因此博特金怕这位商人会把他结婚的事告诉他的父亲。

12 西东斯基(1805—1873),东正教大司祭,又是哲学和神学教授。

13 希伯来先知, 《圣经》中的四大先知之一,传说《以赛亚书》即他所著。

14 《祖国纪事》的主编。

15 巴雷尔(1755—1841),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雅各宾党人。他在1794年5月国民议会开会时说过这么一句话,号召法国人民与外国敌人,特别是英国占领军展开彻底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