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1.梦

朋友们,还记得那冬季的一天,那阳光灿烂的美好日子吗?那时六七辆三驾马车直送我们到黑土站,我们在那儿最后一次碰了杯,然后含着眼泪告别了。

天已黄昏,马车开始在雪地上吱吱滑行,你们依依惜别,目送着远去的我们,但决不会想到这是送葬,是永诀。大家全到了,只缺少一个人——那个好友中的好友,唯独他病了,不能送行,仿佛为了免得看到我的离开。

这是1847年1月21日。1

从那时起已过了七年2,这是怎样的七年啊!其中包括了1848年和1852年3。

这段时期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一切都完了——公的和私的,欧洲的革命和我的家庭,世界的自由和个人的幸福。

从前的生活没有留下一块砖瓦。当年我还处于精力充沛的发展时期,我以往的生活给我提供了未来的保证。我怀着轻率的自信,怀着对生活的雄心壮志,勇敢地离开了你们。我匆匆告别了小小的集体——这些紧密团结在一起的人是互相亲近的,深刻的爱和共同的苦难把他们联合在一起,但是我向往远大和广阔的生活,公开的斗争和自由的言论,我寻找着独立的论坛,我希望在自由的天地中尝试自己的力量……

现在我已不再等待什么,在我看到和经历过的一切之后,什么也不能引起我特别的惊异和衷心的欢乐了:惊异和欢乐已被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恐惧所压倒。在我眼中,几乎一切都没有差别,我既不希望明天死去,同样也不希望长久不死;让结束像开端一样来得那么突然,那么毫无意义吧。

然而我得到了我所寻找的一切,甚至得到了自以为是的旧世界的承认,但与此同时,我也失去了一切信念,一切幸福,我看到的是背叛,是从阴暗的角落发出的冷箭,总之,是你们所想象不到的精神堕落。

在开始这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很困难,非常困难;我暂时丢开它,完成了前面的三卷,但现在终于不得不面对它了。把软弱抛在一边吧,能够经历这一切的人也应该有勇气回顾这一切。

从1848年下半年起,我已没有什么可以讲了,有的只是痛苦的磨难,无法洗雪的冤屈,不应得到的打击。留在记忆中的只是伤心的形象,自己的和别人的过错——个人的过错,整个民族的过错。在可能挽回的地方,死亡却把道路切断了……

……随着我罗马生活中最后一些日子的到来,我回忆中的光辉部分也结束了,它是从童年时期的思想觉醒,从少年时期在麻雀山上的誓言开始的。

1847年的巴黎惊醒了我,我很早就睁开了眼睛,但是又被周围汹涌澎湃的事件陶醉了。整个意大利在我眼前“觉醒了”!我看到那不勒斯国王怎样顺从民意,教皇怎样谦卑地向人民乞求慈爱4;旋风卷起了一切,也带走了我;整个欧洲打起背包跟着前进——这一阵梦游症的狂热被我们当作了觉醒。等我清醒的时候,一切都消失了——梦游病人给警察一吓,滚下了屋顶,朋友们星散了,或者不顾一切地互相厮打……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站在棺材和摇篮中间——我要做它们的守卫者、保护人和复仇者,然而什么也做不成,因为我要做的不是一般人所能完成的。

现在我坐在伦敦,偶然的机会把我抛到了这里——我留了下来,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陌生的人群在我周围蠕动,奔走,海洋的沉闷气息包围了一切,世界变得一片混沌,笼罩在迷雾中,失去了鲜明的轮廓,连火光也成了一些昏暗的光斑。

……然而那个国家,周围是深蓝的海洋,上面是深蓝的天空……只有它依然是一片光明的地带,是在墓园的另一边。

啊,罗马,我多么想回到你的怀抱中,我怀着眷恋的心情,回顾着那一天天的经历,那些令我陶醉的日子!

……黑夜。科尔索大道上人山人海5,到处是火炬。在巴黎,共和已宣布一个月了。消息从米兰传到6——那儿在搏斗,人们要求宣战,根据传说,查理·阿尔贝特7已率军出征。群众愤怒的呼声像浪涛时断时续的呼啸,一会儿以排山倒海之势升起,一会儿又暂时归于沉寂。

人群排成队伍,拥向皮埃蒙特公使馆,想知道宣战的确实消息。

“到队伍中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几十个声音同时喊道。

“我们是外国人。”

“那更好,上帝保佑,你们是我们的客人!”

于是我们参加了。

“让客人走在前面,让夫人们走在前面,让外国的夫人们走在前面!”

人群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让开了路。契切洛瓦基奥8和一个罗马青年在一起,这青年是写民间歌曲的诗人,他们举着旗子向前开路。领导人与妇女们握了手,让她们排在一万或一万二千人的前面——整个队伍浩浩荡荡,有条不紊,这是只有罗马的人民才能做到的。

前面的人走进了公使馆,几分钟后,大厅朝阳台一面的门开了。公使出来安慰民众,证实了宣战的消息,他的话引起了热烈的欢呼。契切洛瓦基奥站在阳台上,给火炬和枝形大烛台照得亮亮的,他的旁边,在意大利国旗下,站着四个年轻妇女,她们全是俄国人9——这不奇怪吗?我现在还仿佛看到她们站在大理石阳台上,下面是万头攒动的人群,在战斗的呐喊声和对耶稣会的诅咒中,不时可以听到“外国妇女万岁!”的呼声。

在英国,她们和我们会被嘘下台,遭到咒骂,甚至被扔石子。在法国,我们会被当作煽风点火的阴谋分子。可是在这里,尊贵的无产阶级,马略10和古罗马护民官的后代,热情而真诚地欢迎我们。我们被接纳进了欧洲的斗争行列……只有意大利与我的爱、至少内心的怀念,保持着不能割断的联系。

也许这一切只是……陶醉、呓语?这可能——但是我不羡慕那些对当时的优美梦境无动于衷的人。然而不可能老是做梦,现实生活的无情的麦克白已伸出了手,要把“梦”切断11,而

  

我的梦消失了——再也不会有了!12

  2.在大风暴中

……6月24日晚上13,我从莫伯特广场回来,走进了凯道赛滨河街的咖啡馆。几分钟后,传来了嘈杂的喊叫声,声音越来越近,我走到窗口,只见一支不三不四、滑稽可笑的队伍正从郊外进入市区维持秩序,这些人笨手笨脚,面目可憎,一半像农民,一半像店主,喝得醉醺醺的,穿着破旧腌臜的军装,戴着老式高筒军帽,迈着匆忙而杂乱的步子,一边走一边呼喊:“路易-拿破仑万岁!”

我便是在这里第一次听到这不祥的喊声的。我忍耐不住,等他们走近后,用尽全力喊道:“共和国万岁!”靠近窗口的人向我扬拳头,一个军官嘟哝了几句,不知在骂什么,一边举起指挥刀吓唬我;过了好久,我还听到他们在欢呼,在为这个企图消灭半个革命,企图扼杀半个共和国的人欢呼——他的出现是对法国的惩罚,因为它在得意忘形中背弃了其他民族和自己的无产阶级。

6月25日或26日早上八时,我和安年科夫14前往爱丽舍田园大街;夜里听到的大炮声沉寂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步枪射击声和鼓声。街上空空荡荡,两旁是站岗的国民自卫军。协和广场上驻扎着一支别动队15,它附近有几个扫地的穷苦女人,几个捡破烂的,以及周围一些房屋的管院子人,他们全都愁容满面,吓得什么似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靠在步枪上,正讲着什么,我们走上前去。他的伙伴也与他一样都是孩子,有些醉了,脸上沾满火药末子;几夜不睡和酗酒使他们的眼睛红肿了,不少人把下巴搁在枪口上正打瞌睡。

“嘿,当时那情形已没法形容了,”他停了一会儿以后又接着道,“不过他们打得不坏,当然,我们还是为我们的伙伴报了仇!他们死了多少人哟!我就插上刺刀亲手捅死了五六个家伙——让他们永远记住!”他又说,竭力把自己装扮成冷酷无情的歹徒。

妇女们脸色发白,没有作声,一个管院子的说道:“活该,这些混蛋自己找死!”但这野蛮的意见没有引起丝毫共鸣。这些人处在社会的最下层,不可能对屠杀和那个被培养成凶手的不幸孩子产生同情。

我们一言不发,闷闷不乐地向马德莱教堂走去。在那里,国民自卫军的一队哨兵拦住了我们,先是搜口袋,问我们上哪儿,然后放行了;但过了马德莱教堂,第二道哨兵线却不准通过,要我们往回走;我们回到第一道哨兵线,又给拦住了。

“可是你们看到,我们是刚过去的。”

“不准通过!”一个军官说。

“怎么,您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我问他。

“少跟我废话,”穿军装的小店主粗暴地答道,“逮捕他们,送往警察局,这个人(他指指我)我认识,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看见过他,另一个一定也是这路货色;他们两个都不是法国人,一切由我负责,开步走!”

两个兵端着枪走在前面,两个在后面,左右一边一个,押着我们。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人纽扣洞上挂着一块愚蠢的牌子,这是人民代表托克维尔16,写过关于美国的书。我找他谈了被捕的经过,因为这不是闹着玩的,当时许多人未经审讯便被关进了监狱,或者扣押在杜伊勒里宫的地下室,甚至被枪杀。但托克维尔连我们是谁也没问,只是彬彬有礼地行了个礼,发表了下面这句无耻的话:“立法机关无权干涉行政当局的活动!”由此可见,他后来当波拿巴的内阁官员是毫不奇怪的!

“行政当局”带着我们走过林荫道,拐进昂坦马路,前往警察局。这里似乎应该顺便讲一下,不论在逮捕时,搜查时,或者在路上,我都没见到一个警察:一切都由武装的小市民在做。林荫道上空无一人,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居民听到脚步声便拥到窗口观看,打听我们是什么人。押送的兵答道:“外国暴乱分子。”于是好心的市民们便咬牙切齿地望着我们。

我们从警察局被送到了嘉布森大厦,那儿现在是外交部,但当时是一个什么临时警政委员会。我们被押进一间宽敞的办公室,一个秃顶老头子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他戴一副眼镜,穿一身黑衣服,把警察局长问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你们的护照在哪里?”

“我们出外散步时从来不带护照……”

他拿起一个什么本子,看了好久,显然什么也没发现,又问押送的人:

“你们为什么逮捕他们?”

“长官命令逮捕,我们就逮捕;他说这些人是嫌疑分子。”

“好,”老头子说,“我会把事情弄清楚的,你们可以走了。”

等押送的人走后,老头子要我们说明被捕的原因。我把经过讲了一遍,又说,那个军官也许在5月15日的大会上看见过我,接着还谈了我昨天遇到的一件事:我坐在柯马丁咖啡馆里,突然发生了一场误会。一队龙骑兵飞也似的从街上经过,国民自卫军在两旁布置了岗哨;我和咖啡馆里的五六个人走到窗前,国民自卫军的一个兵站在下面粗暴地喊道:

“没有听到叫你们关上窗吗?”

他的声调使我有权认为他不是在同我讲话,因此我对他的话毫不在意,何况我不是一个人,只是无意之间站在前面罢了。那位秩序的保卫者17端起了步枪(因为这事发生在底层)想用刺刀扎我,我发现了他的意图,便退后一步,对其他人说道:

“先生们,你们是见证人,我对他什么也没做;难道国民自卫军便是这么用刺刀对待外国人的吗?”

“这太不对了,这不符合他们的称号!”我旁边的人这么说。

咖啡馆老板吓坏了,赶紧关上窗。一个军士冲进屋子,露出一脸凶相,命令把所有的人赶出咖啡馆。我觉得,这位军士便是命令逮捕我们的那个先生;柯马丁咖啡馆离马德莱教堂只有两步路。

“这就对了,先生们,你们瞧,不谨慎会造成什么后果。这种时候为什么还要往外面跑,人们的头脑在发热,血在流……”

这时国民自卫军士兵抓来了一个女用人,说她在把一封寄往柏林的信投进信箱时被长官看到,就被捕了。老头儿收下了信,命令士兵回去。

然后他对我们说:“你们可以回家了,不过请注意,不要走原来几条街,特别要绕过逮捕你们的那些哨兵。是的,等一下,我派个人送你们,他会把你们带到爱丽舍田园大街,那里是可以通行的。”

“还有你,”他对女用人说,把信交还了她,没有检查,“把你的信投进另一只信箱,得远一些的。”

就这样,警察从武装的小市民手下保护了人们!

据皮埃尔·勒鲁18说,6月26日至6月27日夜间,他曾找塞纳尔19,要他对挤在杜伊勒里宫地下室中的人做出处理。大家知道,塞纳尔是个极端的保守派分子,他这么回答勒鲁:

“国民自卫军会在半路上杀死他们,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如果您早来一个钟头,您还会在这儿遇到两个团长,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告诉他们,要是这种恐怖活动再继续的话,那么我只得丢下议长的位子,站到街垒上去了。”

我回到家中过了两小时,看门的带了一个穿便衣的陌生人和四个工人打扮的人来了,不过他们还是露出了治安警察的尾巴和宪兵的面目。陌生人解开外衣和坎肩的纽扣,威风凛凛地让我看他的三色围巾20,说他是警察局长巴莱(后来在12月2日21的国民大会上,征服过罗马的乌迪诺将军22的衣领,就是这个人揪的),现在奉命要对我进行搜查。我给了他钥匙,他便动手了,与1834年莫斯科警察所长米勒干的完全一样。

我的妻子进来了,局长也像当年杜贝尔特派出的宪兵军官一样表示了歉意。我的妻子安详地直视着他的眼睛,等他终于把请求原谅的话讲完以后,说道:

“如果我不能为您设身处地考虑,那未免太残忍了,您由于不得不进行搜查已经够痛苦的了。”

局长有些脸红,但没说什么。他忙于看信,看过后把一叠信放在一边,突然走到壁炉前面嗅了嗅,拨了拨灰烬,郑重其事地回头问道:

“您销毁信件是什么意图?”

“我没有烧过信。”

“对不起,灰还热着呢。”

“不对,它不是热的。”

“先生,您是在对一位政府官员讲话!”

“这并不能使灰变热。”我说,有些冒火,提高了声音。

“难道我在胡说吗?”

“您凭什么权利怀疑我的话?……您带着正直的工作人员,不妨让他们检查一下。再说,如果我烧毁了信件,那么,第一,我有权烧毁,第二,您打算怎么办?”

“您另外没有信了吗?”

“没有了。”

“我还有几封信,都是非常有趣的,请到我屋里看看吧。”我的妻子说。

“算了,您的信……”

“没关系,请别客气……您这是执行公务呢,请吧……”

局长去了,简单看了一下信件,它们大多来自意大利;他想走了……

“那下面还有一封,您没看到,那是从孔斯耶尔热里23寄出的,是一个犯人的信,您瞧,您不想把它带走吗?”

“不必了,太太,”共和国的警官答道,“您的成见太深了,我根本不需要这种信。”

“您打算把这些俄文信怎么办呢?”我问道。

“请人译成法文。”

“问题正在这里,你们从哪里找翻译者?如果从俄国使馆找,这无异是告密,会使五六个人因而遭殃。我希望你们从波兰侨民中物色译员;我把这作为正式要求提出,请你们考虑。”

“我想这是可以办到的。”

“谢谢。我还有一个要求,您懂一点意大利文吗?”

“懂得不多。”

“我给您看两封信,它们没有一个字提到法国;写信的人现已落在撒丁王国的警察手里,您从内容可以看到,如果这些信给撒丁的警察拿到,他们的情况会多么糟。”

“您这是什么意思?”局长答道,开始萌发了人的尊严。“您似乎认为,我们与专制王国的警察保持着联系。我们不管别国的事。但我们不得不管我们自己的事,当街上在流血,外国人想插手我们的事务时,我们得采取必要的措施。”

“那么很好,您可以把信拿走。”

局长没有撒谎,他对意大利文确实懂得不多,因此把信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便揣进了口袋,答应以后还给我。

他的访问到此结束。第二天他便把意大利人的信退还了我,但其他信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过了一个月,我写了一封信给卡芬雅克24,问他警察为什么不把我的信归还我,又不说明他们在信上发现了什么问题——这件事对他们也许无关紧要,但对我的荣誉却至关重要。

最后一点的根据是这样:几个熟人为我的事进行斡旋,认为警察局对我的搜查和扣留信件是不合法的。

拉摩里西尔25说:“我们是想证实他是不是俄国政府的间谍。”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卑鄙的猜疑;它简直太新奇了,我一生完全公开,从无不可告人的事,就像生活在玻璃罩子里,现在突然出现了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而且来自共和国的官员!

过了一星期,我被叫到警察总署,巴莱在等我,我们一起走进迪库26的办公厅,一个青年官员接待了我们,他的态度与彼得堡那种不拘形迹的科长并无不同。

他说:“卡芬雅克将军命令警察总署退还您的信件,它们未经丝毫检查。我们收集到的关于您的情况,已使这种检查毫无必要,您已解除了任何嫌疑。这是您的公文包,是不是请您在这张写好的纸上签个字?”

这是一张收据,说明“全部信件完整无缺,业已退回本人”。

我迟疑了一下,问道,是否让我先检查一下更好?

“它们根本没人动过。瞧,封条还封着。”

“封条是完好的。”巴莱说,要我放心。

“这不是我的封条。我也没有贴过封条。”

“这是我封的,而且钥匙在您那儿。”

我不想争吵,只是笑了笑。这惹恼了两个人,科长顿时变成了处长,拿起一把小刀,割开了封条,用相当粗暴的声音说道:

“既然不相信,请检查吧,不过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奉陪。”说完便神气活现地哈了哈腰,走出了办公室。

他们的生气使我相信,我的信件确实没有检查过,因此我只是稍稍翻了一下,便在收据上签了字回家了。

1 本书第四卷第三十三章末引用了这几段,因《梦》完稿于1853年末,较第三十三章为早。

2 本文写于1853年末。——作者注

3 赫尔岑的妻子去世的一年。

4 指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和教皇庇护九世,他们在1848年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都曾表现一定程度的开明姿态。

5 1848年3月21日罗马人民为声援维也纳的革命和米兰的起义,举行了示威游行。

6 1848年3月18日米兰人民举行起义,反对奥地利统治,奥军被迫逃离米兰。

7 阿尔贝特(1798—1849),1831至1849年的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国王。为争取撒丁王国在意大利的领导地位,阿尔贝特表示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于1848年3月向奥地利宣战,失败后退位。

8 意大利革命者。

9 指赫尔岑夫人和她的三个女友,她们是与赫尔岑一家一起前往意大利的。

10 马略(约公元前157—前86),古罗马将领,曾任护民官和执政官。

11 见莎士比亚的剧本《麦克白》第二幕第二场。

12 引自拜伦的诗篇《梦》。

13 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次日。

14 俄国文学评论家。

15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了加强武装力量,在国民自卫军外,又成立了“别动队”,专事镇压工人的武装起义。

16 托克维尔于1848年当选制宪议会议员,当时这些议员胸前佩有特殊标记,即这里所说的“愚蠢的牌子”。在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时,托克维尔曾任外交部长。

17 路易·波拿巴为夺取政权,于1848年联合保王派和大资产阶级组成了“秩序党”,以恢复社会秩序为名,行颠覆共和制、复辟帝制之实。这里指拿破仑的爪牙。

18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二月革命后制宪议会议员。

19 塞纳尔(1800—1885),二月革命后法国制宪议会议长,六月起义的镇压者之一。

20 蓝白红三色,代表法国的国旗,三色围巾成为共和派的标志。

21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解散立法议会,逮捕了反对他的议员。

22 乌迪诺(1791—1863),法国将军,奥尔良派,第二共和时期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9年率领法国干涉军攻打罗马共和国,导致意大利革命的失败。1851年12月2日企图组织力量,反对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被巴莱当场逮捕。

23 从前巴黎的一所著名监狱。

24 卡芬雅克(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共和主义者。二月革命后成为政府首脑,对六月起义进行了血腥镇压。后因反对路易·波拿巴的政变,退出政界。

25 拉摩里西尔(1806—1865),法国将军,在卡芬雅克内阁中任国防部长。后因反对路易·波拿巴遭到放逐。

26 迪库(1808—1872),巴黎镇压六月起义后的警察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