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共和国的蜜月

穿皮上装的英国人——诺阿耶公爵——自由女神和她在马赛的半身雕像——西布尔神父和阿维尼翁的全球共和国

……“明天我们要去巴黎了,我离开罗马时心情是兴奋的,充满着活力。今后一切会怎样呢?能永久不变吗?天上不会没有乌云,坟墓中会不时吹出阴冷的风,送来尸体的气息,那旧时代的气息;历史的朔风是强大的,但是不论发生什么,我要为我在罗马度过的五个月感谢它。我所感受的一切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反动的逆流不可能把它全部吹灭。”1

这是我在1848年4月底写的,当时我坐在面对科尔索大道2的窗口,望着“人民广场”,我的许多印象和许多感觉都来自那里。

我是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告别意大利的,我不愿离开它(我不仅在那儿碰上了伟大的事件,也遇见了第一批令我深深喜爱的人们),然而我还是得走。我觉得,当共和国在巴黎诞生的时候,我不在那儿,这无异是对我的全部信念的背叛。怀疑从上面引用的几行即可看出,然而信心依然占了上风,我在契维塔办了签证手续,我望着领事馆的印心里很满意,那不是威严醒目的几个字“法兰西共和国”吗?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正因为需要签证,法兰西还不是真正的共和国!

我们坐的是邮轮。船上旅客很多,照例形形色色,有的来自亚历山大,有的来自士麦那和马耳他。船过里窝那以后,海上刮起了春天的狂风,轮船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无法忍受的摇晃中向前行驶;过了两三小时,甲板上已尽是晕船的妇女,不久男子也逐渐躺倒了,只剩下一个花白头发的法国老人,一个穿皮上装、戴皮帽的从加拿大来的英国人和我。船舱内也都是晕船的人,在那里单单沉闷的空气和炎热已足以使人病倒了。夜里,我们三人把大衣和旅行毛毯铺在甲板的行李堆上,坐在那里,风在呼啸,海浪在拍打,有时还冲上了甲板的前半部分。那个英国人是我认识的:去年我从热那亚前往契维塔韦基亚时与他乘同一条船。一天只有我们两人用膳,吃饭时他一言不发,但用了甜点以后,也许是马尔萨拉葡萄酒的作用,他变得心情舒畅了,看到我并不想主动与他搭讪,便递了一支雪茄给我,说这是他“自己从哈瓦那带来的”。这样我与他开始了谈话,他到过南美和加利福尼亚,还说他多次打算前往彼得堡和莫斯科,但在伦敦和彼得堡之间建立正常而直接的交通以前3,他不会去。

“您要上罗马?”我问他,这时离契维塔已不远。

“不知道。”他回答。

我不再作声,心想他可能觉得我的问题有些唐突,但他马上又道:

“这得看契维塔的气候是否叫我满意。那么您打算留在这儿?”

“是的。轮船要明天才开。”

那时我对英国人还很不了解,因此觉得好笑;到第二天,我在旅馆前面散步时,又遇到了他,真的忍不住笑了。他仍穿着那件皮上装,拿着公文包、望远镜和一只小梳妆盒,后面跟着一个扛了皮箱和各种物品的仆人。

“我去那不勒斯。”他走近后对我说。

“怎么,不喜欢这儿的气候吗?”

“气候太坏了。”

我忘记讲了,在上次旅行中,他与我同一船舱,他的铺位正好在我上面;整个夜里他有三次差点把我吓死或踩死——船舱内热得透不出气,他喝了几次掺水白兰地,每次上床或下床总要踹在我身上,然后大声惊叫:

“啊……对不起……我太渴了。”

“没什么。”

因此我们这次会面时已成了老朋友;他竭力称赞我从不晕船,还请我抽哈瓦那雪茄。十分自然,过不一会儿,谈话便接触到了二月革命。英国人当然只是把欧洲的革命看作一场有趣的戏剧,一种提供引人入胜的新印象和新感觉的源泉,还谈起了新哥伦比亚共和国的革命4。

法国人对这些事件却采取了不同的观点……五分钟后,我与他展开了争论;他回答得含糊而聪明,尽管他寸步不让,但是态度彬彬有礼。我为共和国与革命辩护。老头儿并不直接攻击它们,然而认为只有传统的国家形式才是巩固的,合乎人心的,可以满足进步的正义要求,并保持必要的稳定。

“您不能想象,”我与他开玩笑道,“您的言外之意给了我一种多么独特的乐趣。十五年来,我谈到君主政体,也像您此刻谈到共和政体一样。只是现在我们互换了角色:我保卫共和政体却成了现状的维护者,您保卫正统的君主政体却成了社会秩序的破坏者。”

老头儿和英国人都哈哈大笑。又来了一个高高瘦瘦的先生,这是阿尔古伯爵5,他的鼻子已因《喧哗》和菲利蓬6的捉弄而永垂不朽(《喧哗》声称,他的女儿不敢出嫁,是怕把自己的大名写成:“姓某某,娘家姓阿尔古7”)。他参加了谈话,对老头子恭恭敬敬,却用有些惊异、甚至厌恶的目光看我;我发现了这一点,因此把革命口气又提高了四度。

“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件事,”花白头发的老人对我说,“像您这种思想方式的俄国人,我以前也遇到过。你们俄国人不是沙皇彻头彻尾的奴仆,便是(请恕我用这词)虚无主义者。正因为这样,你们离自由的日子还远着呢。”8

我们便这么各抒己见,谈论着政治问题。

船快到马赛时,大家开始忙于整理行李,我走近老人,给了他一张名片,我说,我们在海上的风浪中进行的争论没有留下不愉快的后果,这使我很高兴。老人非常亲切地与我道别,还顺便把共和派调侃了几句,说我终于可以走近一些看他们了,然后也把他的名片给了我。这是诺阿耶公爵9,波旁王室的亲族,亨利五世10的重要顾问之一。

这件事微不足道,我之所以讲它,是为了让我们三个上层阶级的“公爵”们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要是我们的枢密官或高等文官处在诺阿耶的位置,他一定会把我的话看作大逆不道,马上命令船长逮捕我。

1850年,一位俄国大臣11挈带家眷上了轮船,为了避免与凡夫俗子接触,他不肯离开自己的轿式马车。坐在卸下了马的马车中,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吗?何况这是在海上,大人的玉体又比普通人大了一倍。

我们的大官僚目中无人,这根本并非出于贵族气质——贵族阶级早已蜕化变质。这是大公馆中身穿号衣、头上扑粉的仆役的情绪,他们一方面异乎寻常的卑贱,另一方面又异乎寻常的倨傲。贵族是人,而我们的大官僚是皇上的忠实奴才——完全没有个性;他们像保罗颁发的勋章上的题词:“我们无足轻重,一切都是在你的名义下取得的”12。我们的整个教育便归结为这一点:士兵认为只因为他挂着安娜十字勋章,才不应该用棍子打他;驿站长认为只因为他是官员,旅客的巴掌才不应贴近他的面颊;官员受到侮辱,便指指斯坦尼斯拉夫勋章或弗拉基米尔勋章,表示:“我个人无所谓,我是为了我的职衔!”

在马赛下船后,我遇到一大队国民自卫军正把自由女神像运往市政厅,这是一个满头鬈发、戴弗里基亚帽13的女人。这千百个武装的市民一边走,一边高喊:“共和国万岁!”其中也有穿罩衫的工人,他们是2月24日后参加国民自卫军的。当然我尾随在他们后面。队伍到了市政厅,将军、市长和临时政府特派员狄摩西尼·奥利维耶14出现在门口。奥利维耶不愧名为狄摩西尼,准备当众发表演说。人群包围了他,大家自然拼命向前挤。国民自卫军要群众后退,群众不听,这惹恼了这些武装的市民,他们从肩上取下枪,转过身子,开始用枪托打前排人的脚尖,于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公民被迫后退了……

这件事使我大惑不解,因为意大利人,尤其是罗马人的风度,在我头脑里记忆犹新,在那里,个人的尊严和人身不可侵犯,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崇高感情,不仅搬运工人和马车夫这样,连伸手讨钱的乞丐也不例外。在罗马尼阿15,那种粗暴作风会招来二十把刀的攻击。但法国人后退了,大概他们已有过前车之鉴吧?

这意外事故使我很不痛快,而且回到旅馆,我又在报上读到了鲁昂事件16。这意味着什么,难道诺阿耶公爵是正确的?

但是一个人希望相信的时候,他的信念是不容易根除的,还没到阿维尼翁,我已忘记了马赛的枪托和鲁昂的刺刀。

在长途马车中,一个身材粗壮、道貌岸然的天主教神父与我们坐在一起,他正当中年,外表和蔼可亲。起先他为了装装样子,拿起了祈祷书,但过不多久便想打瞌睡了,只得把它放回口袋,开始与我娓娓而谈;他的话表现了波尔罗亚耳隐修院和索邦神学院17准确典雅的语言风格,引证丰富,妙趣横生,但又无伤大雅。

确实,只有法国人才能这么聊天。德国人只会谈情说爱、传播流言蜚语、说教和咒骂。英国人喜欢热闹的盛会,因为在那里可以不必谈话……人们没有活动的余地,大家挤来挤去,谁也不认识谁;如果是小型的集会,马上会响起嘈杂的音乐和走调的歌声,还有枯燥的牌局,弄得主人和客人哪怕想谈话也比登天还难,有时偶然走到一起,已气喘吁吁,活像拉着满载货物的驳船在纤道上逆水行走的、筋疲力尽的倒霉驮马。

我想用共和制逗弄一下神父,但未能如愿。他对现状是满意的,他主张不超出限度的自由,尤其不能发生流血和战斗,认为拉马丁18是伟大的政治家,有些像伯里克利19。

“还像萨福20,”我接口道,没有与他争论,我得感谢他一句也没提到宗教。这样,我们谈谈说说,于晚上十一时到达阿维尼翁。

吃晚饭时,我给神父斟了一杯酒,说道:“请允许我向您作一次少有的祝酒:为共和国和拥护共和制度的教会人士干杯!”

神父站起身子,用西塞罗式雄辩语调接着道:“也为俄国未来的共和制度干杯!”

长途马车的乘务员和坐在同一餐桌边的人也喊道:“为全球共和国干杯!”我们碰了杯。

天主教神父,两三个旅客,乘务员,加上俄国人——这不是全球共和国吗?

大家确实兴致勃勃!

重又坐上马车时,我请神父允许我抽一支雪茄,然后问他:“您上哪儿?”

“上巴黎,”他答道,“我被选进了国民议会;但愿我还能见到您,这是我的地址。”

这是西布尔神父,什么地方的长老,巴黎大主教的兄弟。

……过了两个礼拜,5月15日21到了,这是不祥的前奏,六月那些可怕的日子便接踵而至。但这一切已不属于我的传记的范围——那已是全人类的传记……

关于这些日子,我已写得很多了22。

我可以到此结束,正如古老的民歌中老船长说的:

  

你记得吗?……但我不再往下讲了,

美好的回忆已在这里全部结束。23

  

但是从这些可诅咒的日子开始,我跨进了一生的最后部分。

1 引自《法意书简》第八信的最后两节。按赫尔岑于1847年春到达巴黎,同年秋即去意大利,次年得到法国二月革命爆发的消息,才又返回巴黎。

2 罗马市中心的大街。

3 现在建立了。——作者注

4 南美洲的哥伦比亚于1810年爆发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革命,并于1819年宣布独立,建立了共和国。

5 阿尔古(1782—1858),法国七月王朝时期的政治活动家,法兰西银行行长。

6 《喧哗》是法国著名的讽刺刊物,由漫画家菲利蓬(1806—1862)所创办。

7 原文是法文。这里纯粹是文字游戏,因在法文中“娘家姓”与“鼻子”发音相近,菲利蓬便利用这一点与阿尔古开玩笑。

8 这评论我以后还听到过十来次。——作者注

9 这可能是作者虚构的名字,因为赫尔岑在《法意书简》的较早稿本中也写到过这次旅行,那里写的名字是“罗昂公爵”(一个真实的人物)。

10 即尚博尔伯爵(1820—1883),法国波旁王室的最后继承人,1830年波旁王室被推翻后,他自称亨利五世,不断伺机复辟,均未成功。

11 著名的维克多·帕宁。——作者注维·帕宁(1801—1874),1841至1861年的俄国司法大臣。

12 这不是保罗一世颁发的勋章,而是亚历山大一世颁发的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胜利的勋章,题词中的“你”即指“祖国”。

13 一种锥形红色高帽,本为古罗马奴隶获得解放时戴的帽子,象征自由,法国大革命时被用作革命者的标志。

14 奥利维耶(1825—1913),法国政治家和革命家,二月革命后任罗讷河口省特派员。这里赫尔岑称他为狄摩西尼(古希腊的雄辩家),可能这是他的别号。

15 罗马教皇辖区内的一个地方。

16 1848年4月法国举行制宪议会选举时,资产阶级勾结地主保王派玩弄各种手段,大获全胜,引起了工人阶级的普遍不满,在各地示威抗议。4月27日和28日在鲁昂发生的冲突是最激烈的一次,工人起义遭到了残酷镇压。

17 波尔罗亚耳隐修院是法国著名的修道院,在17世纪曾是文学和教育的中心。索邦神学院是巴黎大学最早的一部分,设有历史语文系。

18 拉马丁(1790—1869),法国浪漫主义诗人,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二月革命后成为临时政府的首脑。

19 古希腊政治家。

20 萨福(约公元前610—前580),古希腊著名女诗人,诗歌以抒情为主。

21 1848年5月15日巴黎工人举行了有十五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要求工人代表参加政府,援助波兰革命等。示威遭到了镇压,成为六月起义的前奏。

22 指《法意书简》和《来自彼岸》中的有关部分。

23 原文为法文,出处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