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后

第三十四章 途 中  

遗失护照——柯尼斯堡——用自己的手制作的鼻子——到达了!——离开

……在拉乌扎根,普鲁士宪兵把我请进了守卫室。一个老中士拿了护照,戴上眼镜,毫无必要地操起琅琅的读书声,一字一板地念道:“兹奉尼古拉一世皇帝陛下命令……希各地军警查验放行……宫廷高级侍从、枢密官、圣弗拉基米尔勋章获得者、因英勇而蒙皇上嘉奖钦赐题词金剑之内务大臣佩罗夫斯基签发……”

这位喜欢朗诵的中士使我想起另一个人。从特腊契诺前往那不勒斯时,一个那不勒斯宪兵到马车旁边来了四次,每次都得查看我们的入境签证。我给他看了那不勒斯的签证,还给了他半个卡利诺1;但这还不成,他把护照带进了办公室,二十分钟后回来了,要我和我的朋友去见队长。队长是个喝得醉醺醺的老军士,非常粗暴地问我们:

“你们姓什么,从哪儿来?”

“这一切护照上都写着。”

“我没空看。”

我们猜到了:队长认识的字没几个。

“根据什么法律,”我的朋友说,“我们要为您念我们的护照?我们的义务是持有护照,出示护照,不是宣读护照,尤其不是向您宣读。”

“他妈的!”老头子嘟哝道,“好啦,好啦!”把身份证还给了我们,没有登记。

拉乌扎根那位学识渊博的宪兵当然不属于这一类,他把三份护照上佩罗夫斯基的勋章、卓越的功绩和奖励,一一念过三遍之后,问我道:

“先生,那么您是谁呢?”

这把我问得瞠目结舌,不明白他对我还有何指教。

“玛丽亚·埃恩小姐,玛丽亚·科尔什小姐,哈格太太2——都是妇女,没有一份男人的证件呢。”

我一看,真的,这儿只有我的母亲和两位与我们一起旅行的女友的护照;我急得出了一身冷汗。

“我没有护照的话,塔乌罗根那边就不会让我通过。”

“确实这样,但要继续旅行就不成了。”

“那叫我怎么办?”

“也许您把它忘在守卫室了,我吩咐给您套一辆雪橇,您亲自回那儿问问,您的同伴就暂时在我们屋里休息一会儿。喂,小伙子,给我套上枣红马。”

我想起这件愚蠢的事不能不觉得好笑,因为它把我弄得束手无策。这份护照是我几年来梦寐以求的,为了得到它我奔走了两年,可是刚过国境便把它丢了,这使我非常吃惊。我相信,我曾把它放进口袋,那么一定是在半路上遗失的,上哪儿找呢?雪已把它覆盖……只得申请补发,向里加写信,也许还得亲自走一遭;然后他们在那儿打报告,上面发现我在一月份上矿泉疗养!总之,我已经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彼得堡,科科什金和萨赫迪斯基,杜贝尔特和尼古拉,又在我的头脑中出现了。现在,什么都完了,旅行,巴黎,出书的自由,音乐会和剧场……我又得见到内务部的官员,警察局长和形形色色的暗探,背上有两颗亮晶晶的纽扣、似乎在用它们从后面窥视你的警察……首先,我又得见到那个小个子士兵,他总是皱起眉头瞧我,那顶笨重的高筒军帽上写了个神秘的“四”字,还有那匹浑身结了冰的哥萨克战马……也许乳娘还没离开她所说的“塔无洛克”呢。

这时一匹没精打采、瘦骨嶙峋的大马已套上了小雪橇,我与赶车的一起坐进了雪橇,赶车的穿着军大衣和高统皮靴,用标准的姿势挥了一下标准的马鞭,然而就在这时,博学的中士没穿上装,突然跑到过道上大喊道:

“停下,停下!该死的护照在这儿呢!”他双手打开了它,举在前面。

我高兴得不禁发出了一阵大笑。

“您这是在跟我搞什么名堂?在哪儿找到的?”

“您瞧,”他说,“你们的俄国军士把两张纸叠在一起,这谁会知道,我没想到把纸分开……”

于是他读了三遍:“沿途各国军警,不论官职大小,仰各查验放行……”

“……由于旅途劳顿、担惊受怕和其他许多事,我到达柯尼斯堡时已筋疲力尽。在软绵绵的床上睡了一觉之后,第二天我便去游览城市了,这是温暖晴朗的冬日。”3旅店主人给我们准备了雪橇,马身上挂满大大小小的铃铛,头上装饰着鸵鸟羽毛……我们心旷神怡,沉重的石块从心头消失了,不愉快的恐怖感和疑虑重重的情绪也已不翼而飞。书店的橱窗里陈列着讽刺尼古拉的漫画,我立刻跑进店堂买了一套。晚上,我在一家又小又脏的戏院里看戏,戏并不好,但我回旅馆时很兴奋,这不是由于演员,而是由于观众,他们大多是工人和青年;在幕间休息时他们高声谈笑,无拘无束,每人戴着礼帽(这是非常重要的标志,正如留胡子的权利等等一样)。这种自由自在、开朗活跃的气氛,给刚过国境的俄国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彼得堡政府还那么粗暴,那么野蛮,它爱好的只是专制,它希望引起的反应只是恐怖,它要求每个人在它面前发抖,总之,它向往的不仅是权力,而且是权力的戏剧化效果。对于彼得堡的沙皇们说来,理想的社会秩序便是鸦雀无声的候见室和军营。

……我们前往柏林时,我坐的是驿车,我旁边的先生裹在衣服里;这是晚上,我看不清他的脸。知道我是俄国人,他便开始向我打听,警察是否严厉,护照是否难领等等,当然我把我知道的一切告诉了他。后来谈到了普鲁士,他便称赞普鲁士的官员如何奉公守法,政府机关如何秉公办事,国王如何励精图治,最后又大骂波兹南省的波兰人,因为他们不是优秀的德意志人。我听后觉得奇怪,便进行反驳,直截了当告诉他,我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然后不再作声。

这时天亮了,我才发现,我这位保守派旅伴说话带鼻音,根本不是因为感冒,只是因为他没有鼻子,至少没有鼻子中最显著的部分。他大概看到,这发现没有给我带来特别的好感,因此认为必须把失去鼻子和恢复鼻子的过程说明一下,以此表示他的歉意。它的第一部分他讲得含糊不清,但第二部分十分详细:狄芬巴赫4亲自从他手上割了一块肉作他的新鼻子,把它在他脸上缚了六星期;一天“陛下”到医院视察,在惊异之余对此大为赞赏。

  

普鲁士国王看到他便说,

这真是人间一大奇迹。

  

不过,狄芬巴赫当时大概忙于其他事务,这个鼻子可做得不太美观。但是不久我便发现,这个用自己的手制作的鼻子在他身上还是最小的一个缺点。

从柯尼斯堡前往柏林这段路是整个旅程中最困难的。我们不知怎么总是相信,普鲁士的驿运设施是最好的,其实这纯属无稽之谈。驿运制度只有在法国、瑞士和英国还不错。英国的驿车制作精良,马强壮有力,车夫灵敏熟练,可以让你舒舒服服旅行。在漫长的驿路上,马车不停地飞驰,不论上山下坡都一样。现在由于铁路的建成,这问题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在当时,德国那种劣马拉的驿车确实叫我们吃够了苦头,除了它们的驭手,世上恐怕没有更糟的东西了。

从柯尼斯堡到柏林这段路很长,出发时,我们在长途马车中定了七个座位。到了第一个驿站,乘务员便要我们拿了行李改乘另一辆马车,还郑重地警告我们,他不能保证这些物品完整无损。我向他指出,我在柯尼斯堡问过,他们告诉我,我可以保留这些座位;乘务员推说雪太大,必须换有滑雪板的马车,这就没法反对了。我们只得带着孩子和行李,在黑夜中踩着潮湿的雪地开始换车。到了下一站又是这个样子,乘务员甚至不再花力气解释换车的原因。这样走了一半路,他又向我们十分简单地宣称:只能给我们五个座位。

“怎么五个?这是我的票。”

“没有座位了。”

我开始争论;驿站的窗啪的一声开了,一个留胡子的白发脑袋伸出窗口,粗暴地问争吵什么。乘务员说,我要七个座位,可是他只有五个。我接着道,我有车票,还有付了七个座位的钱的收据。那个脑袋没有理睬我,只是用俄国和德国式军人粗鲁而嘶哑的口气对乘务员说道:

“得啦,这位先生既然不愿要五个座位,那就把他的行李丢下车,让他在这儿等有七个空位子的驿车吧。”

说完这话,那位被乘务员称作“少校先生”姓什韦林的尊敬的站长,便啪的一声关上了窗。我们作为俄国人考虑了这情况,决定立即动身;可是本文努托·切利尼5作为意大利人,遇到类似情况非立刻掏出手枪把站长打死不可。

我旁边那位经狄芬巴赫动过整形手术的旅伴这时在酒店中,等他爬上车子,我们便动身了,我向他讲了这件事。他刚喝过酒,因此心情很舒畅,对我采取了十分同情的态度,要我到了柏林写信给他。

“您是管驿站的官员?”我问他。

“不是,”他答道,鼻音更重了,“但这没关系……我……您知道……正如这儿的人说的,我是在中央警务部任职。”

这个发现对我说来比他那个用自己的手制作的鼻子更加讨厌。

在欧洲第一个听到我发表自由派观点的人竟是个暗探,可惜他不是最后一个。

……柏林,科隆,比利时——一切都在我眼前一晃而过;我们对它们也心不在焉,我们急于赶路,最后终于到达了。

……我在莱茵旅馆打开了古老而笨重的大窗,迎面看到的便是一个大圆柱:

  

……一个铁铸的偶像,

戴着呢帽,两臂十字交叉,

脸色是那么阴沉。6

  

那么,我确实到了巴黎,这不是梦,是真的,瞧,这就是旺多姆圆柱与和平大道啊。

巴黎,它的意义对我说来也许不比莫斯科小。这个时刻正是我从小心驰神往的。我多么想看看巴黎市政厅,看看罗亚尔宫的富瓦咖啡馆7——当年,卡米尔·德穆兰便是在这儿摘了一片绿叶作帽徽,发出了号召:“向巴士底狱进军!”

我不能待在屋里,便穿上衣服在街上到处转悠……我要找巴枯宁和萨佐诺夫……瞧,圣奥诺兰街,爱丽舍田园大街,这些名字都是我早已熟悉的……啊,瞧,巴枯宁本人来了……

我是在一条街道的拐角上遇见他的,他与三个朋友在一起,就像在莫斯科一样,正向他们宣传什么,不时站住一下,挥动着卷烟。但这次说教没有结论,因为我打断了他的话,要与他一起去找萨佐诺夫,让他也为我的到来大吃一惊。

我高兴得发狂似的!

但我暂时讲到这里为止。

我不想再一次描写巴黎。欧洲生活的初步印象,在刚觉醒的意大利国土上的庄严旅行,维苏威火山脚下的革命,圣彼得大教堂8前的革命,最后还有2月24日9那震惊世界的消息——这一切都在我的《法意书简》中讲过了。现在我已不能像当时那样生动地传达这些印象,它们被其他印象冲淡了,推后了。它们构成了我那些“笔记”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难道我的信不是当时实况的记录吗?

1 当时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一带通用的银币。

2 埃恩小姐是赫尔岑家的朋友,玛丽亚·科尔什是叶·科尔什的姐姐,哈格太太即赫尔岑的母亲。

3 见《法意书简》第一信。——作者注

4 狄芬巴赫(1792—1847),德国外科医生,尤以擅长整形外科著名。

5 切利尼(1500—1571),意大利著名金匠和雕刻家,性情暴烈,曾数度因斗殴被流放和监禁,后逃亡在外。

6 引自普希金的《叶夫根尼·奥涅金》第七章第十九节,诗中写的是放在奥涅金案头的拿破仑小雕像,它是按照巴黎旺多姆圆柱上的拿破仑像制作的。

7 罗亚尔宫是巴黎市中心的著名王宫之一,1789年在这王宫底层设有一家咖啡馆,它成为群众集会之处,这年7月14日,卡米尔·德穆兰在这儿号召巴黎居民举行起义,攻打巴士底狱,燃起了法国革命的熊熊烈火。

8 在罗马。

9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