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野也可以是文学的一个特点。据称，十九世纪的美国人是不具有这种优点的，不管怎么说，反正他们没有这个特点（我们则不是这样。我们有阿斯卡苏比上校的《雷法罗萨》、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的《屠场》、《马丁·菲耶罗》中杀害黑人的场面和爱德华多·古铁雷斯大力安排的单调而凶残的场景）。我刚才说，美国文学不擅长写粗野。在约翰·梅西《美国文学的精神》中的开头一章，这种说法得到证实：“我们的文学是理想主义的、精美的、软弱无力的、甜蜜的……历经巨川大河、惊涛骇浪的尤利西斯在把玩日本图片方面是专家。独立战争中的老战士成功地与玛丽·科雷利小姐较量。沙漠中皮肤晒黑的征服者开始歌唱，在他的歌词中有一朵玫瑰花和一个小花园。”
这种欢快的变异起自一九一二年，说真的，这在当时是符合时代潮流的，而现在则完全过时了。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一切都已改变了。可以肯定地说，现实主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这样细致地存在于美利坚合众国——以前委婉地加以姑息的、被热爱的祖国。这种情况从来没有过，无论是在对自己吵吵嚷嚷的理论比对现实更感兴趣的十九世纪勤奋的自然主义者中间，还是在长期地被新教或政治目的所引诱的俄罗斯人中间，都没有过。
《人鼠之间》（这本书和詹姆斯·凯恩[2]的《邮差总按两次铃》相比，略微显得不那么粗野）是它那一类粗野作品中的代表作，它简短明了，能一口气读下去，没有像爱伦·坡说的那种打破作品连贯性的停顿。粗野也有感人之处。因此，《人鼠之间》既粗野，又动人，这两者之间没有矛盾。
徐尚志 译 屠孟超 校
[1]John Steinbeck（1902—1968），美国小说家，196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James Cain（1892—1977），美国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