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住哪儿?”爱宕问。诚说出征前租住的人家已烧毁,正不知如何是好。爱宕向诚表示这事包在他身上。爱宕又问:

“午饭吃过了?”

“还没呢。”

“去图书馆楼顶的天台如何?”

“好主意!”

两人一路感慨校园竟完全不像曾经发生过战争的样子。到了图书馆,沿着中央大阶梯走上去,再往旁顺着像灯塔内部一般的螺旋阶梯一口气登到最高处,外面便是楼顶天台。两人上到平台的最高处,打开各自的饭盒。盒饭的内容如实表明了两人当下的生活状况。诚的是白米饭、正值时令的秋刀鱼和煎蛋卷。爱宕的却是统一配给的、不知什么杂粮做成的黏土色的发糕。诚埋头默默吃了起来。诚并不是只顾自己的人。诚对细小琐事天性敏感,且内心对此非常蔑视的缘故。如今,自己早已不复是当年因内心冷漠而苦闷的少年,已经能自如地利用自己的冷漠。这种故作成熟的好强心也使诚选择了沉默。

诚在旭川担任主计少尉期间,在饮食方面也未有过不足之处。偶尔外出,在街上遇见饥饿的孩子捡起掉在地上的压缩饼干往嘴里塞,虽说吃惊,却并未由此引发作为军人应有的人道主义恻隐心。诚从这时开始,逐渐形成了以下观念。

唯物论所谓的社会不平等,是以固定不变的社会秩序为基础的财产不均衡为原则,并因此认为人的思想也同样具有固化性。虽然这一认识未必正确。出征前,诚曾在法学系的研究室里匆匆翻阅唯物论入门书时便有了如此认识。诚设想将唯物论与更早的唯心论综合在一起。举个浅近的例子。在苏联,党员、军人和忠诚的艺术家,其物质生活水准普遍高于一般群众,这样的做法,可以理解为对理想社会积极献身的一种奖励。另一方面,老弱病残及孤儿也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后者可以将其考虑为维持理想社会的消极条件。然而,人的幸福感乃至满足感却是相对的。假如党员、军人和忠诚的艺术家的献身皆发自于内心,“喜悦”则是对其最高的褒奖而非物质报酬。另一方面,那些罹患不治之症的人,如麻风病人,为了抚慰心灵的不幸,在社会基本保障之外更需要物质方面的满足,以其不幸而要求更高的物质报酬。忠诚的艺术家与麻风病人,如果有面对面的机会,麻风病人或许会在艺术家不悦的脸上揉搓几下,请他也尝尝麻风病的滋味儿吧。不考虑给予不幸者物质上的救济,又何谈“唯物论”呢?或许科学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吧。然而,如果科学能改变女人的美丑——这一关乎女人幸与不幸的头等大事,到那时,丑女将会失去“变成美人啦”这一理想实现的幸福,而美女也将失去“比谁都漂亮”这一现实的幸福吧。

诚所谓综合唯物论与唯心论的观念,其出发点首先在于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截然分开。物质方面,即经济学主导的领域,为防止主观幸福受到侵犯(客观幸福本身便存在着语言矛盾),绝对不导入幸福的概念,仅允许近代司法的根本原则——契约自由原则的存在。一旦达成合约就必须履行,未达成合约则被搁置。因此,无所谓人道的恻隐之心,既无微笑也无眼泪。关于利息论的关键问题,从探究剩余价值学说的谬误之中自然会得到解决。所谓经济学,横竖不过是一根如意棒,说一声“变”就能小得放进耳朵任由摆布。唯物论本来是由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万能”的偏见而衍生的私生子。可以说诚的认识还是有一定的先进性。诚从初始便认为,物质对人的幸福不起任何作用。在这一前提下,自然认为利息的存在天经地义。你若讲无产阶级,我便拿出麻风病人与斜眼女人的例子。

诚异想天开的理想主义,尤其表现在精神方面。正如唯物论用经济学理论来处理幸福问题一样。一提到精神方面,马上有人会急不可耐地联想到诚是否相信神灵。诚信仰的,仅仅是按照他本人的方式所思考的理性,以及由理性创造出的作品——法律。如此一说,又有人会草率地断言这位青年属于启蒙主义。然而事实绝非如此。

出征前,诚在大学里最感兴趣的是刑法学。众所周知,刑法理论自菲利[Enrico Ferri(1856—1929),意大利的刑法学者。]以来新旧各派长期争论不休。简而言之,前者以社会主义倾向者居多,认为刑罚应重视教育意义,偏向废除死刑;而后者注重作为公法的刑法本质,对刑罚的概念还停留在报应论之上,具有国家主义倾向。诚的理想社会便是利用了刑法内部相互矛盾的要素而构成的。

战后的青年,对于战时的学生们怀抱如此超越常规的梦想,确实有难以理解与想象之处。而关于诚的乌托邦的详尽解说,或可作为了解当时青年思想的一份资料。

诚认为,任何理想社会都存在犯罪。假使没有犯罪,则说明社会处在主观幸福平等观念的支配之下。换句话说,也可称之为主观不幸的平等。战争中,城市犯罪率急剧下降的原因,是因为能量被引向了战争,以及逃过枪林弹雨的幸存者对不幸的均一化心存幻想的缘故。如果A为了追求幸福或减轻不幸,杀死或伤害了B,或偷窃了B的东西,这一刻,平等幸福的常态便被打破而形成纠纷。现代法律将犯罪视为非常态,而将无犯罪的日常生活视为常态。诚的刑法则恰恰与之相反,将犯罪视为社会常态,认为唯有此才能实现日常生活的幸福平等化。诚将此命名为“数量刑法学”。在量刑方面,物质损害与精神损害皆用同一尺度计量。为此,首先将人的感情详细分化为几十种要素,对每一种要素赋予原子量一般的数量。诚认为个人对于事件的一切精神反应,都可根据这数十种综合要素做出决定。

审判采取当庭对审制。诚的观点是根据“数量刑法学”,对于酌情量刑、期待可能性理论、违法性阻却原由、正当防卫、紧急避难等例外减刑进行系统化和统一化,从而实现人们通过社会和法律所理解的对于“现实”这一概念所形成的固有意识的变革!案例如下:

(法官)A因何故要B的一万元?

(A)因为贫穷和失业。

(法官)二者共属客观原因,按规定从所受刑罚中扣除五十分。偷盗的动机?

(A)B在众人面前公然调戏了我的妻子。

(法官)明白了。“感觉受辱”,扣除八十分。符合“嫉妒”第十二项扣除二十分,合计扣除一百分。关于B,对其由于被偷窃一万元而造成的精神损失进行合理测定,并根据B的经济状况与被盗金额的比例核算的结果,共计一千两百分。在此基础上减去一百五十分,剩余一千零五十分。一千零五十分,禁锢一个月。

(A)小的知罪,多谢大人!

——如此这般,审判程序得以简化。此外,根据不同情况,精神伤害如累计超过三万分,死刑也同样适用。以肉体的死来偿还精神上的杀人,以及以精神上的死亡来偿还肉体上的杀人,同样视为妥当的审判。诚认为死刑废除论简直是可笑的幼稚病。

诚之所谓的理想社会,完全排除了从道德层面对犯罪进行判定,一切仅以私法为依据。诚考虑到现阶段提倡刑法私法化这一远大目标有些为时尚早,当前的目标,首先是审判程序的合理化和简易化。为此,诚准备将“数量刑法学”的体系概略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

“合理性!合理性!”

“合理性”是诚的座右铭,也是诚的道德基准。

“迄今为止,刑法一直存在着诸多的谬论和不当。”诚如此作想,“犯罪的意义因事后悔改而产生再构成的偏颇,自首也被给予了酌情量刑的余地。但是犯罪难道不是一种行为么?为何不评估行为本身?那些事后的各种因素不过是风干了的标本罢了。在我的乌托邦(理想国)中,一定要将‘为追求自身幸福而行动并绝不后悔’这一条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幸福的观念,应当导入刑法学而非经济学。一方面,物质的范畴之内,财富的不均等问题可忽略不计。如果一对一的关系上升到相对幸福问题的高度阶段,则由个人之间的财产争夺行为解决便可。犯罪行为如符合情理与正义便给予肯定。另一方面,由于否定绝对幸福观念,因同情他人贫困而发起革命这类荒唐事也绝不会发生。如果不升至犯罪,人道主义同情心将毫无价值。即使看见路边捡干粮的孩子也无动于衷,其原因即在于此。”

……

“哇,真丰盛呀!白花花的大米饭!分我一半。”

爱宕的声音惊醒了沉思中的诚。

“好啊,给你。”

诚心里一直期待着爱宕开口。听了爱宕的话急忙将饭盒里的白米饭分出一半来,放在饭盒盖子上递给爱宕。作为交换,爱宕也掰了一半发糕给诚,诚却难以下咽。

“看来粮食难的问题对你是毫无影响呀。”

“有空来我家吧,准保让你好好大吃一顿。”

重新回到和友人共享一粥一饭的秩序之中,诚感到久违了的安心。

初秋的天气格外晴朗。一阵凉风恰到好处地吹散了楼顶的暑热。两人吃完午饭,斜倚在楼顶天台的红砖围栏上放眼眺望。这一带未被烧尽的大约只剩下大学校园。远处的松坂屋、上野公园零零星星地残留了下来,却像漂浮在废墟海上的孤岛,显出不协调的丑陋,仿佛殉情而苟活的一方,剩下的唯有荒诞和嘲讽。反倒不如一览无余的废墟,或许还有一种视觉上的美感。眼前的废墟与欧洲式的废墟不同,更像旷野燃尽了篝火,一切平坦而洁净。俯瞰下去,仿佛收割后的稻田,闪闪发亮的瓦砾和废铁就像是永世长存的薄雪,泛着晶莹的光泽。长期被侵蚀和剥夺的大自然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悠然地舒展成大字进入了久违的酣眠。

对今早报上刊登的天皇陛下访问麦克阿瑟元帅的照片,两人阐述着各自的意见。作为复员军人,对站在魁伟的美国人身旁矮小的君主的可怜相到底有何感想?讨论的结果是,两人对此都没有特别的感想。

“战争不过是一种为了开心而制造的残酷游戏而已。”爱宕感叹,“能与麦克阿瑟媲美的人,全日本恐怕都未必找得到吧。所以呀,日本要是赢了的话,照相时肯定会让陛下站在梯凳上只照上半身,或者把出羽岳[出羽岳文治郎,日本的相扑力士。身高207cm,体重203kg]拉来当日本人的代表。”

“的确。”诚不由笑了起来。极少看到诚“不由自主”的笑。其实,诚自然而然地笑起来时还是非常好看的。“战争这种事,不会让人比之前更伟大,也不会让人变得更加渺小。在军队里虽说经历了不少事,要说长见识,不过是比以前对人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罢了。昭和十八年十月二十一号,东条在神宫竞技场的学生出征壮行大会上演说的时候还是‘诸君!左手执笔右手拿枪的时代到了’,入伍才不过一周,训示就变成了‘即刻投笔,奔赴战场’,真够可以的!从那以后,无论人如何丑陋我也不会再大惊小怪了。说实话,在战争中没学到什么新东西。”

“我觉得你的想法有些……怎么说好呢,有些故作姿态。”爱宕反驳道,“我还是预备军官的时候,冬天最冷的时节有四五个同伴被罚跳水池,队长说‘我先上,跟着我’,第一个跳了下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下属的责任就是自己的责任。当然了,这也是一种宣传。换作你,肯定会说这是人性之恶吧。我倒是很佩服那位单纯善良的队长呢。战争也好和平也罢,善意和恶意,任何时候都错综复杂。善与恶,没有谁输谁赢的问题。善于利用“恶”便能促使和平,反之则引发战争。不过如此。”

“那不是和我的想法一样嘛。”

“No,No。我属于相信善意的那一方。理由嘛,这样做合算。你大概不知道,自己的善意被人信任时是多么陶醉和开心呢。看来你还是太年轻,太嫩。”

“我讨厌妥协。”诚噘起了嘴。

“不是妥协,是生活。首先得生活下去呀……活下去!”

爱宕夸张地向天空伸出两臂。飘过的一片云在爱宕脸上洒下一片阴翳。

与之相反,诚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爱宕觉察到诚的不快,连忙打岔道:“当兵前,你常提到的‘数量刑法学’怎么样了?”

“接着研究啊。在主计学校时也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呢。对于真理,我始终是忠诚的。”

爱宕心想诚那套“又开始了”。久别重逢的两人想说些什么,却接着讨论了一大堆连自己也觉得无聊的问题。

这时,从螺旋阶梯那边传来一阵带着金属音的脚步声,伴着年轻女孩的说笑。两人一起回头,只见楼顶出口上来一个女孩。女孩注意到已有人捷足先登,正站在那儿探头探脑。跟在后面上来的一位,正隔着前面女孩的肩偷眼看先到的两位。

爱宕招了招手,喊道:

“别站在那儿,过来呀!”

诚吃了一惊,凑近爱宕的脸小声问:

“你认识她们?”

“算是吧。”

“叫什么名字?”(请回想诚一高时代的那段插话)

“我怎么知道?”

说话间,只见女孩拉起另一个的手走近离诚不远的围栏边。在刚复员的诚眼里,女孩深蓝色的素色裙仿佛是世间最美好的东西。不过是一件普通的裙子,并没有任何独特之处。女孩柔软的指尖摁在被风吹得鼓起来的裙裾上,似乎下面有只小而活的动物。穿着白衬衣的上身,纤细小巧却挺拔端庄,宛如细细的铁丝撑起的白石竹花,透着一种人工的美丽。女孩感觉到诚的视线,尽量不看这边,只和穿着雪袴的相貌平平的女伴说话。

见女孩不答理,爱宕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词。诚看着爱宕抓耳挠腮的样子正觉好笑,却见爱宕故意大声道:

“她呀,战争中为了逃避征用,在图书馆工作呢。是图书馆借书处的管理员。”

正和同伴对废墟发表感想的女孩听见爱宕的话,条件反射似的朝着这边说:

“不许背后偷偷说人闲话,是男子汉就堂堂正正自我介绍一下呗。”

“好啊。我叫爱宕。”

“我是川崎。”诚紧跟在后面说。

“我叫野上耀子,请多多关照。”

雪袴女孩也在身后小声说了自己的名字,爱宕和诚似乎一致认为没有再问一遍的必要。诚很喜欢女孩落落大方的样子。

风渐渐强了起来。屋顶天台的风像放牧的羊群呼啸而过。女孩吹乱的发梢在细长的脸周围火焰般地纷乱飞舞。女孩声音明快而干脆,一双灵活轻快的眼眸,虽一眼能看出世故,却也没有丝毫的晦涩阴郁。世上如果有男人凝视着这双眼睛而相信了她的谎言,我倒是很想见一见此人。

四人(说是四人,其中雪袴女孩始终沉默寡言)一直谈着天。说起有一天早晨一睁眼,发现美国大兵进驻了自己从小看惯的街区那种奇妙的感觉。与理发馆的时事闲谈一样,没有触及任何男女之间的话题。空袭中,居住在大都会的小市民们放下了平时条条框框的拘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骤然变得亲昵起来。此时这几位还余留着战时那种过分的亲近感觉。

“野上也在等待未婚夫复员吗?”

爱宕问。耀子随即答道:

“别开玩笑,我可不会爱上任何人。”

“那你爱啥?”

“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