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们得不到我们所喜爱的,

让我们喜爱我们所得到的吧。

——西班牙谚语

利德盖特平平安安结了婚,担任了医院的领导,觉得自己正在为医疗事业的改革,与米德尔马契展开斗争时,米德尔马契也越来越感受到了全国正在展开的另一种改革的脉搏。

在约翰·拉塞尔勋爵 [11] 的方案提交下议院辩论时,米德尔马契的政治生活重又开始活跃了,党派之间发生了新的组合 [12] ,如果新的选举到来,这势必在力量的对比上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有人已经预见到了这种事态,宣称改革法案绝对不会在本届议会通过。这也是威尔·拉迪斯拉夫向布鲁克先生反复陈述的,因此他认为,后者还没有在竞选演说中一试锋芒,是值得庆幸的事。

“情况还在发展和成熟,好比又到了彗星年 [13] 一样,”威尔说,“现在改革问题一经提出,群众的情绪很快就会达到彗星的热度。看来不用多久,又得进行大选,到那时,米德尔马契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早做准备,为《先驱报》和政治集会多花些力气。”

“你说得完全对,拉迪斯拉夫。我们提出的观点必须面目一新,”布鲁克先生说,“只是你知道,在改革问题上,我得保持独立的立场,我不想走得太远。我要采取韦尔伯福斯和罗米利 [14] 的路线,你知道,致力于黑奴解放和刑法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但当然,我会支持葛雷。”

“如果你在原则上主张改革,你就得准备接受形势提出的要求,”威尔说,“否则,人人各自为政,各搞各的,互相扯皮,整个事业就会瓦解。”

“对,对,我同意你的话——我赞成那个观点。我会从这样的角度考虑问题。你知道,我会支持葛雷。但我不愿改变事物的平衡状态,我想葛雷也不愿。”

“但那正是国家所需要的,”威尔说,“否则,政治协会 [15] 或其他任何以改革政治为目标的运动,就失去意义了。现在国家需要的下议院,必须不是由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所操纵,而是由代表其他利益的人所组成的。改革做不到这点,争取它也就没有必要,这好比雷声已经响了,冰山即将崩溃,我们却只要求摧毁它的一角。”

“你说得太好了,拉迪斯拉夫,应该这么提出问题。对,把它记下来。我们必须着手收集材料,说明群众的情绪,还有破坏机器运动、普遍的穷苦等等。”

“关于材料,”威尔说,“一张两英寸的卡片就可以记载不少。几行数字已足以说明贫困的状况,再有几行就能让大家看到,人民的政治决心增长的速度。”

“好,把它们开列出来,要详细一些,拉迪斯拉夫。对啦,那是一个好主意,在《先驱报》上写些文章,把数字放进去,得出贫穷的结论,又把另一些数字放进去,得出……如此等等。你知道怎么表达。说真的,伯克 [16] ——我一想到伯克,不由得指望哪个人有个口袋选区可以给你,拉迪斯拉夫。你知道,你要是竞选是绝对不会当选的。可是我们的议院需要人才,我们既然要改革,就永远需要有才能的人。说真的,你谈到冰山和雷声,那可真有点儿像伯克。我需要的正是这种表达方式,不是思想,你知道,只是怎么提出这些思想。”

“口袋选区不一定是坏事,”拉迪斯拉夫说,“问题在于是否装在正确的口袋里,至于伯克,那是随时可以找到的。”

那种赞誉性的比较,尽管出自布鲁克先生之口,威尔听了还是很高兴。如果要求一个人既表现得比别人好,又完全不把别人的恭维放在心上,这未免难以办到;在公正的行为普遍得不到颂扬的情况下,哪怕出现一声驴叫似的奉承话,只要它来得正是时候,也会发生鼓舞作用。威尔本来觉得,他的写作才能超过了米德尔马契的一般理解水平,因此对自己的工作起先并不起劲,只是在心中琢磨:“何不姑且试试?”然而现在他充分爱上了它,开始热情洋溢、兴致勃勃地研究政治形势,就像从前研究诗歌格律或中世纪文献一样。不可否认,要不是想跟多萝西娅待在一个地方,又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事好干,他这时不会在这里思考英国人民的需要,或者抨击英国政治家的手腕,很可能他还在意大利漫游,构思他的剧本,舞文弄墨,但觉得写散文既枯燥无味,写诗歌又近乎无病呻吟,或者从古画中临摹一些“小玩意儿”,但又认为“没有意思”,于是把它们束之高阁,宣称归根结底自己创造还是最重要的;至于政治上,他也只会热烈地同情一般的自由和进步。然而我们的责任感使我们必然想做些什么,这样,我们不得不抛弃兴趣主义,意识到我们的行动终究不是无关紧要的游戏。

现在拉迪斯拉夫接受了一份工作,尽管这不符合他一度向往的模糊而崇高的理想,也不是他所说值得他终生努力的事业。但他的热烈天性,使他在那些跟生活和行动息息相关的事物面前,不能无动于衷,他那种一触即发的反抗精神,也促进了他的社会意识的高涨。虽然卡苏朋先生翻脸无情,不准他再走进洛伊克公馆,他还是很愉快;他对世界获得了大量新的认识,它们显得那么生动有趣,具有实际意义;他还使《先驱报》声名大振,发行到了布拉辛一带(别认为这个地区很小,文章却像许多事物一样,是可以传遍世界各地的)。

布鲁克先生有时确实叫人恼火,使威尔不能忍耐,好在他不必老待在蒂普顿田庄,他在米德尔马契有自己的寓所,可以来往于两地之间,调剂他的生活。

他对自己说:“把等级提高一点,那么布鲁克先生好比是内阁部长,我则是次长。反正事物总是这样,小浪汇集成大浪,必须与大浪保持同一步调。我在这儿还可以,至少比卡苏朋先生指望我过的日子好一些,他是要我一切都按规矩行事,不得有半点差错,这叫我受不了。名声或薪金高低,我倒不在乎。”

正如利德盖特所说的,他有点像吉卜赛人,宁愿自己不属于任何阶级。他觉得他的地位很有诗意,看见自己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一点诧异,还很高兴。但这种怡然自得的心情遭到了干扰,那就是他在利德盖特家中与多萝西娅不期而遇之后,感到两人之间出现了新的隔阂。他的愤怒自然指向卡苏朋先生,因为后者事先就宣称,威尔将失去他的社会地位。假如这预言向他当面发出,他会回答说“我从来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同时热血一涌而上,从他白净的面皮上反映出来。但反唇相讥是一回事,接受它的后果又是一回事。

然而当地对《先驱报》这位新主编的看法,却与卡苏朋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威尔的亲戚关系不像利德盖特的高贵出身,不能在那个优异的社会中给他提供有利的庇护,因为人们不仅说,年轻的拉迪斯拉夫是卡苏朋先生的侄儿或表侄,而且说“卡苏朋先生根本不当他一回事”。

“他是布鲁克找来的,”霍利先生说,“这种职业凡是稍有头脑的,谁也不会接受。你可以相信,卡苏朋对他出了钱培养的年轻人,竟然不愿理睬,这自然有他的道理。跟布鲁克一样,这是那种为了称赞一只猫,不惜丢掉一匹马的家伙。”

威尔那些多少带有一点诗意的怪癖,似乎证实了《号角报》主编凯克先生的意见。凯克说,按照事实而论,拉迪斯拉夫不仅是波兰的间谍,而且神经有些反常,正因为这样,他上台演讲的时候,才那么油嘴滑舌,叽里呱啦的快得异乎寻常——这个人是一有机会就要夸夸其谈的,真是给一般稳健的英国人丢尽了脸皮。凯克看到这个细长条子披着满头淡黄色鬈发,站起来讲话,就感到恶心,可这家伙滔滔不绝,一讲就是一个钟头,专门攻击那些“从他躺在摇篮里的时候就已存在”的各种制度。在《号角报》的一篇社论里,凯克这样描写拉迪斯拉夫在一次讨论改革的会议上的发言:“这是一个狂热分子的胡言乱语,一种毫不足道的叫嚣,表面上耸人听闻,光辉灿烂,内容却尽是不负责任的谰言,议论浮浅,把最近那种分文不值的廉价描写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昨天那篇社论真是呱呱叫呢,凯克,”斯普拉格大夫带着嘲笑的意思说,“但是什么叫狂热分子?”

“哦,那是法国革命中出现的一个名称。”凯克答道。

拉迪斯拉夫的这一危险方面,与他引人注目的其他特色,构成了奇怪的对照。威尔喜爱儿童,这一半出于艺术家的天性,一半是热情的表现。那些蹦蹦跳跳的孩子越是小,衣着越是古怪,他越喜欢吓唬他们,逗他们玩。我们知道,他在罗马总爱在贫苦居民中间闲逛,这种爱好在米德尔马契也没有改变。

他的周围聚集了一群滑稽的孩子,一个个都是小萝卜头,男的不戴帽子,裤子破破烂烂,衬衫又短又小,露在裤子外面,女的甩开披在眼睛上的头发,盯着他瞧,保护她们的弟兄们也至多只有七岁。到了采坚果的时候,他就率领了这一支人马,像流浪的吉卜赛人,奔赴哈尔赛尔树林玩儿。天气变冷以后,他便在晴朗的日子带他们去捡树枝,到山边的洼地上烧起一堆篝火,又拿出一些姜饼招待大伙,用自己在家里偷偷做的小木偶作即兴表演。这是他的一种怪诞行径。另一种是他喜欢在他熟悉的人家,直挺挺地躺在壁炉前面的小地毯上谈天,这副怪样子,往往给偶然前来的其他客人发现,于是大家认为,这种反常举动正可以证明,他是个危险的混血儿,天性放荡不羁。

但是威尔的文章和演讲,在当时新的党派阵线壁垒分明的情况下,自然会得到拥护议会改革的家庭的欢迎。他应邀走进了布尔斯特罗德先生的公馆,只是在这里,他不能躺在地毯上。布尔斯特罗德太太觉得,他谈到天主教国家的那些话,流露了对敌基督 [17] 的妥协倾向,这是知识分子往往信心不坚的表现。

然而在费厄布拉泽先生家中——大概由于事物的嘲弄,他在全国的这场运动中,却与布尔斯特罗德站在同一立场上——威尔却得到了女士们的欢心。他对小诺布尔小姐特别友好,每次在街上看到她挽着篮子走过,一定要当着全城人的面,把胳臂伸给她,陪她访问穷人,与她一起把她从甜点中偷偷省下的食品分发给孩子们。

但是他去得最多的人家,还是利德盖特家,在那里他可以无拘无束地躺在地毯上。这两个人性情完全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有一致的观点。利德盖特态度生硬,但脾气不大,对健康人的怪念头完全不加理会,拉迪斯拉夫通常也不会把纤细的感情浪费在不理解它的人身上。然而对罗莎蒙德,他却不同,常常赌气,使性子,有时还很不客气,弄得她心里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不久,他就成了她的欢乐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可以陪她唱歌,他的谈话别有风味,他也从来不会板起脸孔想心事,而她的丈夫尽管温柔体贴,一切听便,却往往过分严肃,弄得她很不开心,使她更加觉得医生这行职业实在一无可取。

利德盖特常常嘲笑人们脱离实际,迷信“一纸空文”的效力,可是对病理学的落后状态,却漠不关心,因此有时不免提出一些难题,质问威尔。三月的一个晚上,罗莎蒙德穿一身领圈上镶天鹅绒花边的樱桃色衣服,坐在茶桌旁边。利德盖特迟迟才回到家中,他忙了一天,已经很累,斜坐在靠近壁炉的安乐椅中,一条腿搁在扶手上,眼睛在《先驱报》上一栏栏溜过去,眉宇间露出了一丝不愉快的神色。罗莎蒙德发现他心里烦恼,便避免瞧他,还暗暗感谢上苍没有赐给她忧郁的天性。威尔·拉迪斯拉夫躺在壁炉前面的小地毯上,端详着窗帘杆子出神,嘴里低低哼着《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脸》,一只家养长毛狗伸开四肢躺在他身边,几乎已没有活动的余地,以致不时从脚爪中间瞪一眼这位地毯的僭取者,表示它无声但强烈的抗议。

罗莎蒙德端了一杯茶给利德盖特,他丢下报纸,向一跃而起、走到桌边来的威尔说道:

“拉迪斯拉夫,你们吹捧布鲁克,把他说成改革派地主,真是好没来由,这只能使《号角报》在他衣服上找到更多的破洞。”

“这无关紧要,读《先驱报》的人不会读《号角报》,”威尔说,一口气喝完了茶,在屋里踱来踱去,“你以为群众读报,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观点吗?我们是在拼命为妖魔的晚宴调酒,‘调啊调,调啊调,能调的人都来调呀’,至于将来,谁知道他会站在哪一边。”

“费厄布拉泽说,他不相信机会来的时候,布鲁克会当选。那些自称支持他的人,到了关键时刻,会从口袋里掏出另一个候选人来。”

“试试没有妨害。选本地居民当议员是有好处的。”

“为什么?”利德盖特说,他动不动就这么直截了当提出质问。

“因为他们更能代表地方上的愚蠢势力,”威尔哈哈大笑道,连那一头鬈发也抖个不住,“而且他们在这一带总得规规矩矩才行。布鲁克不是一个坏人,他在田庄上做了些好事,但要不是想当议员,他是永远不会干的。”

“他不适宜当民意代表,”利德盖特说,露出坚定的轻蔑表情,“谁想依靠他,都要失望,我在医院里已领教过了。但是在医院里,驾车的是布尔斯特罗德,他只是坐车的。”

“那得看你给民意代表定的标准怎样了,”威尔说,“从目前来看,他很合适,因为现在人们的要求不过如此,他们关心的不是选什么人,他们只是要一张选票。”

“拉迪斯拉夫,你们写政论文章的人的拿手好戏,就是对一个措施大肆宣传,好像这是万应灵丹,对一个人也大肆吹捧,实际上,这个人正是需要医治的疾病的一部分。”

“这有什么关系?人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医好自己的病,忘记自己的田地。”威尔说。他往往灵机一动,就对以前从未考虑过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这不是理由,不能因此鼓励不切实际的幻想,夸大目前这个措施的效力,把它说得天花乱坠,同时却把一无所能,只会投票的鹦鹉选进议会。你们反对腐败,可是硬叫人民相信,社会可以靠政治骗局来医治,这是最大的腐败。”

“你的话很动听,亲爱的先生。但是你的医治总得从一个地方入手啊,目前这个改革只是第一步,没有这开始的一步,千百件使群众不满的事就无从得到纠正。你不妨看看前些天斯坦利 [18] 讲的话,他说,长期以来议会就知道修修补补,对小的贿选问题很关心,调查这个选民,那个选民,问他们有没有拿到钱,然而大家知道,那里的席位早已趸批出售了。等候民众代表增长智慧,良心发现,那是废话!我们能够相信的唯一良心,就是群众本身的是非观念,能够发挥作用的最高智慧,就是满足正当要求的智慧。那便是我的原则,它对哪一方有害?我支持的是支持人们正当要求的人,不是袒护坏事的好好先生。”

“你用一般的道理来论证一个具体的问题,这只是一种错误的推理,拉迪斯拉夫。当我说,我赞成吃药可以治病时,并不表示我赞成用鸦片来医治眼前的痛风症。”

“眼前的问题是用不到论证的,难道我们在找到十全十美的人以前,什么也干不成?你赞成那么办吗?如果有两个人,一个赞成你的医疗改革,另一个反对,你是不是要先问一下,谁的动机纯正,甚至谁的头脑聪明一些?”

“哦,当然不会,”利德盖特说,发现自己给将了一军,因为这正是他经常用的论调,“如果我们身边只有这样的人,却不与他合作,那么一切只好拉倒了。比如布尔斯特罗德,这城里关于他的谣言哪怕全是真的,这也不能否定,在我所了解和最关心的问题上,他有志向和决心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但那是我可以与他合作的唯一方面,”利德盖特自豪地补充道,想起了费厄布拉泽先生的话,“在其他方面,我与他毫不相干。我决不会为了任何私人原因吹捧他——我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你是否认为,我是为了任何私人原因吹捧布鲁克?”威尔·拉迪斯拉夫生气地说,蓦地转过身来。他第一次对利德盖特感到了不满,不过也许,这也是由于他不愿任何人过问他与布鲁克先生越来越密切的关系。

“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利德盖特说,“我只是解释我自己的行为。我刚才无非是说,一个人可以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与其他人合作,尽管这些人的动机和一般作为,可能大有疑问也无妨,只要他个人完全保持独立,相信他不是在为自己谋私利,不是为了金钱和地位才那么做的。”

“那你为什么不能把你这种宽容态度推己及人呢?”威尔说,仍有些生气,“你重视你的人格独立,我也同样重视我的人格独立。你没有理由想象我对布鲁克怀有个人动机,正如我也不能怀疑你对布尔斯特罗德怀有个人动机一样。我想,动机是个荣誉问题,这是谁也无法证明的。但是关于世上的地位和金钱,”威尔最后说,把头向后一仰,“我认为那很清楚,我的行为不是由它们决定的。”

“你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拉迪斯拉夫,”利德盖特说,有些诧异,他一心替自己的行为辩白,没有留意,拉迪斯拉夫可以把这些话应用在他自己身上,“我无意之中得罪了你,请你原谅。事实上,我倒是觉得,你把世俗利益完全置之度外,有些浪漫作风。关于政治问题,我认为这只是理智上的偏见。”

“今天晚上你们两个争论不休,多没意思!”罗莎蒙德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金钱也牵涉进去。为了政治和医学争争吵吵,已经够无聊的了。为了这两个题目,你们简直可以跟全世界,也可以在相互之间争个没完。”

罗莎蒙德神色温和,毫无偏袒,说完后起身按铃,然后穿过屋子,走向她的工作台。

“可怜的罗莎!”利德盖特说,在她走过身边时,向她伸出手去,“小天使不喜欢争论。给我们唱唱歌吧。让拉迪斯拉夫给你伴唱。”

威尔走后,罗莎蒙德对丈夫说:“泰第乌斯,今天晚上你为什么情绪这么坏?”

“我?那是拉迪斯拉夫情绪不好。他简直像一块火石。”

“不,我是指那以前。你回家的时候就好像很烦恼,一脸怒气。这样你才开始跟拉迪斯拉夫先生顶牛。你这副脸色总使我很害怕,泰第乌斯。”

“是吗?那我一定像吃人的野兽啦。”利德盖特说,赎罪似的抚摩着她。

“什么事使你烦恼?”

“哦,那是外边的一些事——职务上的事。”

实际上他收到了一封信,催他付清家具账。但罗莎蒙德眼看就要分娩,利德盖特不愿她为这类事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