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塔尼雅去年对他讲过的塔什干人的生活情况,心里更加为她担忧起来:“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不来信?”他离开电报局的大厅,走进了电话总局大厅。除了打加急电报以外,他还想试试用电话传呼,让她们在塔什干的电话局里跟他通话。

大厅里密密层层地挤满了人;这儿的情景顿时使人想到,战争使多少人妻离子散啊!人们互相拥挤着慢慢移动,有的人站在墙边或坐在椅子、长凳和窗台上。每当扩音喇叭发出沙哑的声音,招呼人进通话间听电话的时候,人群中就有人警觉起来,但另一些人也许从昨天晚上起就已开始等候了,因而挤在一起打着瞌睡。

辛佐夫挤了半个钟点,才挤到窗口跟前。人家告诉他,塔什干的线路坏了,即使修复,也要到二十四点以后,也就是塔什干时间半夜三点以后,才接受新的预约。但是,在塔什干,谁会半夜三更去找她们,叫她们到电话局去接电话呢?

他在窗口又站了一会儿,这时人们推推搡搡地涌上来,把辛佐夫挤到了一边,他就向出口走去。

大厅墙上的时钟指着六点四十五分。他从军便服口袋里掏出表来,拔快了两分钟。过去他把表戴在手上,但是,现在如果把表戴在右手上,那就得用左手的假指去扣表带——实在太费事了!

如果仍旧把它戴在左手上,那也不方便:必须把表戴在装假指的皮带上。

该是到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去见谢尔皮林的时候了。路上花四十分钟就够了,但应该留有余地。

辛佐夫把表放进口袋,记起了阿尔杰米耶夫的信,于是他取出信,看了看地址:高尔基大街四号六室,就在这儿附近,电报局的对面。

信封上没写姓,只有地址、电话号码和名字、父名:娜杰日达·阿历克赛耶芙娜。早先他也看过信封,但直到现在才想到为什么信封上没写姓。

这可能是由于她嫁给阿尔杰米耶夫后没有改姓。虽然柯赛廖夫早已死去,但是他的名字人们还记得,从西班牙战争起他就闻名了。因此,她没有改姓。而阿尔杰米耶夫出于自尊心,不愿意在信封上写别人的姓。原因很简单。

辛佐夫走到公用电话跟前,按信封上的号码拨了号:他决定一清早就打电话告诉她,他给她带来了丈夫的信。

听筒里连续响起了长长的铃声。他数到十,就挂上了听筒。也许,那边房子里的人还在睡觉呢。

辛佐夫到达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的时间要比预计的早。他从登记处打听到了谢尔皮林中将住的大楼和病房,就穿过花园,来到大楼前,时间才八点缺一刻。在集团军司令部里,大家都知道司令总是在六点正按时起床的,但在这儿疗养期间怎么样,谁知道他……既然命令你八点钟到,就没必要早去。

辛佐夫在林荫道尽头的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解开军用背包,又检查了一下包里装的东西,然后重新扣好背包.心里盘算着,如要申请归队,应该今天直接跟司令谈:不会有比这更方便的机会了。

他看了看表——还要等十分钟。但是当他把表放回口袋时,看到谢尔皮林从大楼里走了出来。谢尔皮林身上穿着蓝色滑雪衣,脚上穿着便鞋,站在台阶上。

他对着太阳心满意足地眯起眼睛,一会儿手心向下,手臂向两边伸开,一会儿握紧拳头,把手弯向肩膀——他大概为自己能够做这样的动作而感到高兴。

后来,他张开眼睛,看见了走到他眼前、现在离他只有五步远的辛佐夫.

“瞧,”他几乎没有流露出半点诧异的神色,走下了台阶。

“司令同志……”辛佐夫按规定报告了自己的身分,说明奉谁之命来到这里,然后动手解军用背包的皮带,准备取信。

但谢尔皮林制止了他:“等一会儿给吧。首先得向你问好。”他用力握了握辛佐夫的手,把辛佐夫的手指捏得隐隐作痛——他开了个玩笑,借以表明他已经恢复了健康。松开手后,他自己也笑了起来。“我们就在这儿长凳上坐下吧。离开太阳很可借。你瞧,今天的太阳多好啊!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对什么都感到高兴,有时甚至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

谢尔皮林没戴上眼镜就看起信来,只是把信纸拿得离眼睛远一些。辛佐夫坐在司令旁边,从侧面看着他,感到他现在比在前线时显得年轻。他穿着蓝色滑雪衣,好象一个足球教练或拳击教练:人虽瘦,但筋骨结实,短上衣下面的肌肉隐约可见。

谢尔皮林把鲍依科的信看了一遍,扎哈罗夫的信看了两遍。看完第二遍,他皱起眉头,沉吟片刻,然后转身问辛佐夫:“有铅笔吗?”

辛佐夫把铅笔递给他,把军用背包放在他的膝盖上,便于司令在公文袋上签字。

谢尔皮林签了字,注明了签收日期和时间,然后把公文袋还给辛佐夫,信仍旧拿在自己手里。

“带地图吗?”

“带着。”

“那我们进小屋去,听你汇报形势。”

司令的“小屋”宽敞雅致,里面放着一张镀镍的床、一只镶镜子的衣橱和几把套着帆布套的椅子。房间中央是一张铺着长毛绒台布的圆桌,上面放着一叠书和一只盛水的细颈玻璃瓶。

谢尔皮林朝桌子摆了摆头,表示汇报用的地图应该摊在这儿,接着自己捧起书,放到窗台上。辛佐夫把细颈瓶搬到床边的小柜上,再把桌上的长毛绒台布拿掉。谢尔皮林回到桌子跟前,想动手帮他,但辛佐夫迅速地收起台布,把它一卷,搭在椅子背上。在旁观者看来用残废的手难做的活儿,对他来说实际上并不难,倒是那些谁也不会留意的小事,例如要扣上军便服右边抽口上的两颗纽扣等等,他反而感到难对付。

辛佐夫摊开地图,开始报告形势。他用铅笔打着淡淡的记号,以便报告完毕后能用橡皮擦掉。地图上既没有标明敌我前沿,也没有注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指挥所、后勤部队和射击阵地,凭这种地图汇报形势,需要很强的记忆力。辛佐夫力求做得尽善尽美,不出一点差错,虽然他明白,眼前对谢尔皮林来说,重要的不是射击阵地的轮廓或各指挥所的小旗,而是透过所有这一切细节逐渐呈现在他面前的另外的东西。对谢尔皮林来说,重要的是他看到他的集团军驻扎在一个狭窄的地段内,前沿只有两个师,四个师留在纵深地带,根据这些情况来判断,可以预料,方面军的主攻地段就在这儿,在他的集团军驻地内。假如他的集团军处于助攻方向,那就未必会把这么狭窄的地段划作它的驻地,井把它所属的师作这样的纵深梯次配备。

辛佐夫喘了一口气,用铅笔在地图上面划了一个圈,但笔尖没触及地图。这个圈子离前线约摸三十公里,包括一片树林和几个居民点。

“鲍依科将军命令我向您报告,有一个步兵军正开进我们这一地段,这个军已经划入我们集团军的编制。”

“这个情况你一开头就该说了!是哪个军?军长是谁?”谢尔皮林高兴地问。

从他的脸部表情看来,他听到这个军的消息非常高兴:既然又给了他一个军,那么,他的集团军将担任主攻任务,是确定无疑的了。

“我不知道,司令同志。”

“即便这样,我也得感谢你,”谢尔皮林仍旧高兴地说。“把地图折起来留给我。”

辛佐夫折好地图,从军用背包里取出战地记事册。

“请签字,司令同志。”

谢尔皮林签了字,把铅笔扔在桌子上,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仿佛他不知道现在自己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打发站在他面前的辛佐夫。后来,他停住脚步,问道:“你吃过早饭吗?可别说谎!”

他听到辛佐夫还没吃早饭,就说,别的不能保证,但可以请他吃乳酪和麦米粥。其他问题,待吃饱了肚子后再说。

“走吧。不过先让我拿条毛巾,吃过早饭我马上得去治疗,你在花园里待一会儿,好好思考一番,问题多着呢!”

他从床架上取了毛巾,把它搭在肩膀上,问道:“你来莫斯科还有其他附带任务吗?他们不可能不给!鲍依科将军不是那种人……”

辛佐夫没来得及回答,门打开了。一个身穿白罩衫的高高的女人——大概是医生——走了进来。她象首长对下级一样,严厉地问谢尔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