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斯蒂狱出来,他决意到英国去。这个有民选议会而不知有监禁诏令的国家,当时颇得一般哲学家的信仰。服尔德在致友人书中写道:“在这个国家里面,各种艺术都受尊重与酬报,社会阶级的差别固然也有,但人与人间的等级是依了才德而定的。大家可有自由高尚的思想,绝对不用忌讳顾虑。”他只懂得几句英语,但英国的驻法大使瓦波尔(H.Walpole)替他写了好些介绍信。而且他在伦敦有一个有势力的朋友,鲍林勃洛克爵士。爵士曾经爱上一个法国女子维兰德夫人(Mme de Villette),后来娶了她,在奥莱昂附近买了一所宫堡。服尔德即在那时认识他的,他们夫妇也听过服尔德朗诵他诗剧《亨利亚特》的手写稿而加以赞美。服尔德满想靠着他们来结交英国的文人,在伦敦重新过着他爱好的社交生活。他尤其渴望安逸与思想自由,希望在不列颠的宽宏大度之下实现他的梦。

那时法国人以为英国不是一个信教的国家。孟德斯鸠曾言“英国绝对没有宗教……要是有人谈起,一定会受大家嗤笑。”其实只有在少数的作家与贵族集团中是如此。但英国教会比较巴黎冉逊派议会宽大确是实情。英国的教会中人“注重基督教义中合理的成分,《圣经》中所载的奇迹,被认为只是一种历史的证据,用以证明任何时代在常识上可以接受的那种制度的。”总之,大家按照英国的传统观念而接受一种折衷办法;一个人可以信仰宗教而不至于热狂,或可以做哲学家而不至遇事抨击。即是不信英国国教的人也并不如何激烈。“朋友会取着镇静的态度,按步就班的发展开去。”直到后来韦斯莱时代,宗教才重新成为一种感情的力量,以后受到法国大革命影响时,宗教更变成英国政治上的保守势力。

服尔德到伦敦时,没有遇到鲍林勃洛克爵士。在他居英国时,爵士一直认为“他的废话”有些可疑,并且疑心他是法国宫廷的奸细。可是这位诗人被一个姓法格奈(Falke-ner)的商人招待到离伦敦十里的梵兹华斯地方,他在那边住下,一七三三年时把他的悲剧《查伊》(Zaire)题赠给他:“献给英国商人法格奈先生——亲爱的朋友,你是英国人,我是法国人,但爱好艺术的人都是同胞……所以我把这部悲剧题赠给你,有如我题赠给同国的文人或知己的友人一样……同时我能够很高兴的告诉我的国人,你们用何种目光看待商人,在英国,对于光耀国家的职业,大家知道尊重。”把一部悲剧题赠商人还是破天荒第一遭,确是非常大胆的举动。

服尔德旅居伦敦的情况,我们不大详细。只知道他的通信处是鲍林勃洛克家,他在乡间彼得鲍罗爵士家住得很久,据说是和史维夫脱一起住了三个月。因法格奈的关系,他见到了商人的社会;他们的声势,在国会中的权力,教服尔德叹羡不置,这种情形很满足中产者的自尊心。和他们作伴的结果使他对于商业大感兴趣,且也颇有成就。他第一次的经营是在英国发售《亨利亚特》四开精装本的预约。他写信给史维夫脱说:“我能不能请求你,运用你在爱尔兰的信誉替我介绍几个《亨利亚特》的预约者,它完成已久,只因乏人赞助而迄未出版。预约只须先付一奇奈。”这次的买卖大获成功,预约全数售完。

服尔德在鲍林勃洛克那里结识了一般倾向共和的保守派,他们组织一个“民主保守党”,即后来狄斯拉哀利所复兴的。他又遇到当时英国最大的作家。史维夫脱与服尔德天生是互相谅解互相钦佩的。《哥利佛游记》(Voyages deGulliver)刚刚出版(一七二六年),服尔德自告奋勇要把它译成法文:“这是英国的拉勃莱,但他没有拉勃莱的暖晦;以奇特的想象而论,以作风的轻灵而论,即算它不是讽刺人类的作品,这部书的本身也已饶有趣味了。”

服尔德亦见到蒲柏、康葛利佛与甘,康葛利佛是十足道地的英国文人,不愿服尔德称他诗人,自言只是一个简单的绅士(gentleman),于是服尔德答道:“假使你只是一个简单的绅士,我也不来拜访你了。”甘把《乞丐的歌剧》在上演之前给他看。他常到“虹”酒店去,尤其常去观剧,所以他比当时大多数的法国人更熟悉莎士比亚的作品。朋友会和非教徒的集会他也欢喜参加。相传他有一天在街上,因为群众讨厌他的外国服装而叱逐他,他站在凳上和他们说:“英国的好汉们,我不生为英国人不是已够可怜了吗?”这样一说,叱骂他的人齐声叫好,把他抬在肩上送回住处。

他自然利用留英的时期遍读英国哲学家的书,尤其是陆克的著作。一七二七年,他目睹牛顿的葬礼,国家对于科学天才所表示的隆重的敬礼使他非常惊异。遗骸在火炬通明的寝床上抬到威斯敏士特大寺,后面是大队送丧的行列,首相和大臣都在内。这种典礼和巴斯蒂狱及贵人的棍棒比较起来,确是很强烈的对照呢。

过后,他的热情稍稍低减了:“我年轻时以为牛顿的幸运是他崇高的功业造成的。我以为朝廷与伦敦城是为表彰他起计才授予他大勋位。哪知全然不对。牛顿有一个可爱的侄女,叫做康特伊脱夫人(Mrs Conduit)。财政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很疼她。没有一个美貌的侄女时,什么微积分什么地心吸力,都是不值一文的……”

他离开英国的日期与动机无从查考,只知他于一七二九年初已经在法国了。最初他躲在圣·日耳曼地方一个假发匠家里,他写信给莫勒柏大臣,要求回到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