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莫蒂默特尔诺克斯修正案 [1]
不，我并没有弄错；我觉得我的心，一颗民主的心，正在嘭嘭地跳动着。那么，为什么，我总是时不时地发现，我跟那些宣称自己才是民主之代言人的人士正好唱反调？
不过，我们必须彼此理解。民主这个词难道真有两种相反的含义？
我来谈谈吧，在我看来，促使人们改进其物质、精神和道德环境的那种期望，与上帝赋予他们实现这些期望的能力之间，是有某种联系的。
因此，我希望每个人都自己对自己负责，可以自由地处置、安排和管理自己的人身、自己的行动、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意、自己的社团、自己的理智、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劳动和自己的财产。
在美国，人们就是这样理解自由和民主的。在那里，每个公民都时刻警惕着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性。而正是拜这种自由之赐，穷人有望摆脱贫穷，而富人也有望保有他的财富。
事实上,我们看到，正是这套制度，使美国人在很短时间内就达到了相当高水平的成就、安全、富裕和平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业。
当然，美国跟所有其他地方一样，也有人总会毫不犹豫地侵害他们的同胞的自由和财产权，以此为自己谋取私利。
因此，就出现了法律，法律就是借助公共警察暴力的手段，来防止和镇制这种侵略倾向。
在维护这种暴力时，每个人彼此合作，都出自己的一份力。法律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牺牲一部分人的自由以维系其他人的生存。恰恰相反，法律乃是保障所有人之自由的最简单、最公正、最有效、也最经济的手段。
政治中最难的一件事就是防范受托使用这种公共警察暴力的人，去做那些本来该由他们来阻止的事。
然而，法国的民主人士却似乎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
毫无疑问，他们跟美国民主人士一样，也谴责、反对、蔑视人们可能受诱惑运用自己的力量侵害他人的掠夺行径——即一个人侵害另一个人的财产权、劳动、自由的一切行径。
然而，尽管他们反对个人之间的掠夺行径，却将其视为实现财产平等的手段，因而，他们就把进行掠夺的权力授予法律，授予公共警察部队，而我认为：我们搞出法律和警察本来是要防范掠夺行径的。
于是，一方面是美国的民主人士，他们把惩罚个人之间的掠夺行径的权力授予公共警察，他们也非常小心不让这种力量本身蜕变为掠夺性力量；另一方面，法国的民主人士却恰恰利用这种力量作为掠夺的工具，这一点恰恰成了他们所设计的制度的基础和本质。
对这种制度，他们赋予了种种冠冕堂皇的名号，组织呀，合作呀，友爱呀，团结呀。由此，他们对最残忍的欲望也无所顾忌了。
“彼得比较穷，蒙多尔比较富裕，他们不是亲兄弟吗？那他们不应该互相帮助吗？他们不应该互相合作，不应该组织起来吗？那么，就让他们分享财富，这样对大家都好。当然，彼得是不能自己去拿蒙多尔的东西，这没错。但我们会制定法律，创造出某种力量，由它们来负责完成这个过程。于是，蒙多尔的反抗就可以被当作是叛乱，彼得就心安理得了。”
在这类立法的历史上，有的时候，掠夺行径表现得尤其地骇人听闻。这种情形一般都发生在法律被用来劫贫济富时。
然而，面对这种情形，激进的山岳派人也拍手叫好。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把已经稳固建立的通过法律进行掠夺的原则，看作是自己以后也可以效法的先例？假如多数人曾经支持将劫贫济富的行径合法化，那么，你如何拒绝劫富济贫的法律？
如果在一个国家，本来是用来保障每个人权利的神圣的法律力量，被扭曲为侵害自己权利的力量，这个国家可太不幸了！
昨天，在立法大会上，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看到了一幅令人憎恶的可悲图景，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称为一出愚弄人的闹剧。
我们来谈谈这里面的问题吧。
每年有30万孩子年满12岁。他们中，只有l万人能进国立大学和高中。他们的父母是不是全都是富人？我对此一无所知。不过，我们当然基本上可以肯定，他们是这个国家最富裕的人。
很自然地，他们必须承担自己孩子的吃喝、教育和培养的费用。然而，他们发现这笔费用太高了。于是，他们就诉诸法律手段，并且真的搞到了一部法律，对酒、盐征税，然后把从29万个孩子的父母那里搞到的钱，通过赠送、奖励、补偿、补贴等途径，分配给父母更为富裕的孩子。
莫蒂默-特尔诺克斯先生提出，这种稀奇古怪的局面该结束了，然而，他的努力却失败了。极右人士觉得，让穷人为富人的孩子上学掏钱是最便利的办法；而极左人士则发现，抓住这样难得的机会，把通过法律进行掠夺的制度牢牢地建立起来，是最合适的策略，于是也支持这种法律。
我问我自己：我们这是要往什么方向发展？立法公会必须直接受某些原则指导；它必须致力于公正地对待所有地方的所有人。然而，事实上，它却一头扎向大家彼此通过法律掠夺的制度，在致力于建立实现所有阶级完全平等的制度，也即共产主义。
昨天，立法公会等于宣布：穷人必须纳税以救济富人。那么，它还能有什么脸面拒绝其他人提出的“榨取富人”以救济穷人的法律？
就我自己而言，当我站在选民面前时，我不能忘记这一点，我曾对他们说过：
“你们是否支持建立在下面这种安排之基础上的政治制度：你们自己将为自己的生存承担全部责任；你们将通过付出你们自己的劳动、努力、勤奋，以换取你们自己所需要的食品、衣服、住房和教育，并实现富裕、幸福，也许还有兴旺发达。政府跟你唯一有关的事，就是确保你不受任何干扰和侵犯。至于政府方面，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它只要求你们交纳最低限度的赋税。你们是否想要这样的政府？”
所有人都大喊：“我们只要这样的政府。”
现在，如果我能重新站在那些贫穷的农民、那些诚实的工匠、那些善良的工人面前阐述我的看法，那我会对他们说：
“你们将要交纳更多的赋税，比你们原来想的要高；你们只能获得比原来想望的更少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的错，因为我抛弃了你们当初选我时我所持有的关于政府制度的想法。4月1日，我投票支持增加盐酒税，为的是帮助那些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国立学校的极少数国人。”
不管听众们会有何反应，反正我自己是不愿意对那些曾经信任我的人发表这么一番讲话，从而把自己置于那种可悲而又可笑的境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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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ouis Mortimer-Ternaux（1808—1871），法国政客、历史学家，政治上比较反动，1830年到1871年间断断续续地担任过政府公职、当选过国民公会议员和国会议员。其Histoiredela Terreur最集中地体现了他的观点。——英译者注
在立法公会于1850年4月1日召开的会议讨论公共教育预算案时，议员莫蒂默特尔诺克斯提出一份修正案，将为中等阶层子女开办的大学预科、学院和研究机构的支出减少30万法郎。极左派议员和极右派议员在这一问题上倒是立场一致，最后该修正案因在投票表决时遭到微弱多数的反对而夭折。就在次日，巴斯夏在一家日报上发表了本文，对这次投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法文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