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没有人比我更不宜于夸他的记忆了，因为我几乎找不着它一些痕迹，我亦不信世界上还有人的记忆这么惊人地坏。我的其他禀赋都庸碌平凡，可是在这一点上，我以为我是非凡而且稀有，值得因此享受一种声誉。
除了我所感受的天然的不便利而外（真的，柏拉图深感记忆的需要，很合理地称它为伟大而有力的女神），在我的家乡，要说一个人糊涂的时候，他们说他没有记性。每逢我对人投诉我这弱点，他们便讥笑我，而且无论怎样都不相信我，仿佛我在说自己是疯子似的，在他们心目中，记忆与智慧绝对是一回事。
这样使我更吃亏。可是他们确实错怪了我，因为经验证明，一个极好的记忆往往反配上一个衰弱的判断力。他们错怪我的还有一点，那就是除了做朋友外，我什么都不行，所以责备我的弱点就等于说我忘恩负义。他们因我的记忆而怀疑我的感情，把天然的缺憾当作良心上的弱点。他们说：他忘记了这个委托或这个许诺；他全不想念他的朋友；他忘记为了爱我应该这样说、这样做，或这样隐瞒。无疑地，我很健忘，但是因不关心而忽略朋友托我做的事，那可不是我的本性。愿大家宽容我的不幸，别把这不幸当作恶意，尤其是一种与我的脾性绝对相反的恶意！
我也有我的慰藉。第一，因为这毛病帮我纠正一个很易犯的更坏的毛病，就是野心。因为对于一个要包揽世事的人，缺乏记忆力真是一个难堪的弱点。
自然界进步的一些类似例子告诉我们：自然往往加强我们别的禀赋，以补救某种禀赋的薄弱。假如受了记忆的恩惠，别人的创见与意旨时时刻刻在我心里，我的理智与判断力将不能尽量发挥它们自己的才干，却很容易像大多数人一般，被引导去懒懒慢慢地追随别人的足迹。
我的话因而较简短，因为记忆的货仓比较创见的货仓容易充塞着物品。如果我的记忆对我忠实的话，我就会喋喋不休地震破我朋友们的耳鼓，因为种种事物都会惹起我这小小才干去把它们运用挥使，引动及激发我的雄辩。那是多么可哀！我亲眼见有几个朋友就是这样，因为记忆把题材原原本本地供给他们，他们把故事往后追溯得那么远，又附上了如许的无谓枝节。如果这故事是好的，把它的好处全窒死了。假如不好，你就不知应该要诅咒他们幸而有这么强的记忆，还是不幸而有那么可怜的判断力。一上了高谈阔论的大路之后，要停止及截断是很难的事。再没有什么比较那骤然止步更显得马的力量了。
甚至那些说话切题的人当中，我也见过有好些虽然想在半路骤然停止，却无法做到。他们一壁在脑袋里搜寻一个停步点，一壁却喃喃个不休，和一个快要昏倒的人曳着他的脚步一样。老头子尤其危险，他们对于过去的记忆还在，却忘记了他们已复说了多少遍。我知道有好些很趣致的故事在某爵爷的口里变成了讨厌，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不被这些故事灌注过一百次的。
第二，我缺少记忆给我的安慰是，正如一个古人所说的：我容易忘记别人的侮辱。否则，我需要一本备忘录，像大流士（Darius Ier）那样，为要不忘记从雅典人手里所受的耻辱，教一个仆人每当他吃饭的时候，向他耳边唱三声，“主呵，勿忘雅典人！”而另一方面，我重见的地方与书籍永远带着一种新鲜的颜色向我微笑。
记忆不强的人切勿学人撒谎，这话说得真有理。我知道那些文字学家把“说假”与“撒谎”分开：说假是说一件假的事，而说者信以为真。至于撒谎在拉丁文（也就是我们法文的本源）的定义，却是瞒住良心说话，因此只应用于那些言与心违的人，也就是我现在所想论及的。
这种人或虚构整件事，连枝带叶，或改变及粉饰那原有真实基础的事物。那些改变或粉饰的，如果要他们常常复述同一件事，就很难不露马脚，因为那真实的事情先进入他们的记忆里，由知识与认识的媒介印在上面，自然地显现在我们的想象，驱逐那立足没有那么稳固的虚构。而原来所听到的各种详细情形也三番四复地窃进脑海里，把添上去的假冒而且模糊的枝节消灭。
至于那些完全虚构的，既没有相反的印象摇动他们的虚假，似乎就没有那么容易被人觑破了。但也不尽然，因为那是一个无实质的虚体，如果抽根未牢，就易于被记忆所遗漏。关于这层，我有过许多有趣的经验，那些老是根据事业利益或顺从大人物颜色而措词的人，总要吃亏的。因为支配他们的信义及良心的种种情景，既要经过许多变动，他们的话自然也不能不随时转移。于是同一桩事，他们今天说灰，明天说黄。对这些人说这样，对那些人说那样。如果这些人偶然把他们所得的矛盾的消息像赃物般合拢在一块，这巧妙的伎俩又如何结果呢？况且稍不在意，他们便自己打嘴巴，因为有什么记忆容得住他们对于每件事所捏造的形形式式呢？我看见与我同时代的一些人，苦苦追求这种机巧的声誉，他们不知道即使得了声誉，效果却不可得。
说诳确实是一个可诅咒的恶习。我们所以为人，人与人所以能团结，全仗语言。如果我们认识说诳的遗害与严重，我们会追捕它，用火烧它，比对付什么罪过都更不为过。
我觉得人们往往白费功夫，极无谓地惩罚小孩子天真的小过，为了一些不会留下痕迹和影响的无意识举动折磨他们。据我的私见，只有说诳，其次便是刚愎，我们应该极力歼灭它们的萌芽与滋长。它们随着小孩子长大，舌端一度向这方面伸展之后，你会觉得奇怪，任你如何也不能把它拉转来。所以我们常见许多在其他方面本来很诚实的人，仍不免屈服及受制于这恶习。我认识一个品性很好的成衣匠，从未听他说过半句真话，即使对他自己有利。
倘若像真理一般，虚妄只有一副面孔，我们还好办，因为我们会把惯于说诳的人所告诉我们的反面当真实。可是这真实的背面却有千万副面孔和无限制的范围。
毕达哥拉斯（Pythagore）以为善是确定的、有限的，恶是无限的、无标准的。千百条路引我们乖离，只有一条路引导我们达到目的。我确实不敢断定，为了从一个明显而且极端的危险脱身，我不会撒一个不要脸和正经八百的诳。
一个古代的神父[11]说：我们和一只相识的狗做伴，比和一个言语不通的人好。“所以对于人，一个生客不能算人”（老普林尼Pline）。虚伪的语言比缄默更难打交道哩！
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er）尝自夸用这种方法难倒达韦尔纳（Taverna），他是米兰公爵斯福扎（Sforz）的公使，一个著名的善于辞令的人。达韦尔纳受了他主人的使命向国王陛下致歉，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件事就是：弗朗索瓦一世新近被逐出意大利，想同那里，尤其是米兰的公爵通消息，觉得应该有一个人在公爵的宫廷代表他，实际是公使，表面却是一个私人，只在那里经营个人的私事。可是米兰公爵要倚靠日耳曼皇帝多些，（尤其是他那时正与皇帝的侄女、丹麦王的女儿、现在是洛林的孀妇议婚），如果被人知道跟我们有往来和通消息，对于他的事必定有很大阻碍。找到适宜负此使命的是一个名叫弥尔韦（Merveille）的米兰人，国王的御马司。他带了秘密国书和公使训令，表面更带了许多为他私事的介绍信去见公爵。他逗留在公爵的宫廷太久了，日耳曼皇帝终于微有所闻。我们相信就为了这缘故而发生了以后的一件事：公爵布下暗杀假象，使人在夜里杀了他，而案件前后两日便告完结。
达韦尔纳带了一份捏造的关于这案件的详细说明书来到（因为弗朗索瓦一世写信给公爵及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国王，要求完满的答复），准备在国王早朝时宣读。为了辩护案情，他很伶俐地提出几个似是而非的事实解释：他说他的主人自始至终只把我们的钦差当作百姓及私人，这人到米兰完全为私事，并且从未因别的任务在那里逗留，他否认知道这人是国王的下属或国王认识他，自然更不知道是公使了。于是弗朗索瓦一世从各方面用种种疑问及反驳盘诘他，终于在“为什么在夜里，而且，简直可以说是秘密行刑”一点上使他语塞。这可怜的人仓猝间不得不说实话，答道，为了对陛下的恭敬，如果在白天行刑，公爵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我们可以想象他怎样露出马脚，在弗朗索瓦一世这样的敏感鼻子面前被绊倒的情形。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Jules Ⅱ）遣了一个公使去谒见英王，鼓动他反对法国国王。那公使把他的使命说完之后，英王在回答的话中特别注重关于准备与一个这么强有力的王作战的种种困难，列举了几个理由。公使很不知趣地回答他也曾想及这些理由，并且对教皇提过。这些话与他为鼓动战争而来的原来目的相去那么远，英王马上猜出这公使私下里必定是倾向法国的。他的主人得知这消息之后，他的财产被充公，他自己仅以身免。
原著第一卷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