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钦差大臣路斯乌·马斯乌士（Lucius Marcius），与马其顿国王佩尔修斯（Perseus）作战之役，为要获得相当的时日以完成作战的准备，提出某种妥协。那昏睡的国王受了他的催眠，竟允许停战几天，因而给敌人以补充的机会和时日，而致自己最后的灭亡。可是罗马元老院的老人，不忘他们祖先的成法，贬责这种举动，以为有乖于古代“以勇战而非以诈战”的风气：无袭击，无夜斗，无诈败，无埋伏；不独永无不肯而战，甚且往往指定日期和地点。同样忠厚的心理使他们把那卖国的医生[72]送回皮鲁士，把那不忠的教师[73]交给法里斯克人。
这些都是真正的罗马法，迥异于希腊的狡滑以及布匿（Punique）[74]的奸诈，那些人视“以力取胜”没有“以计取胜”那么光荣。欺诈可以行于一时。但是一个人只有清清楚楚知道不是为时机或诡计所乘，而的确败于人对人的公开战争，才承认自己被征服。这些老人的说法证明他们并未接受这句名言：
与敌人交手，谁论力与诈？（维吉尔）
波里比（Polybe）说，亚加依人痛恨战争上各种诡计，除非他们的敌人勇气丧尽，他们不以为胜利。
一个智德兼全的人应该知道只有绝对的忠信与诚实得来的才是真正的胜利”。（弗洛路Florus）
另一个人说：
让勇敢判断：看命运
把胜利归你或归我。（恩尼乌斯）
在那些我们很乐意称为野蛮的民族中，有一个铁纳特（Ternate）[75]国。他们的习惯是：在未战之前，声明有多少人马，多少军械，用什么战术，攻守的器械是什么。但是宣告之后，如果敌人不肯投降或讲和，他们就有权自由行动，无论用什么方法取胜也不能怪他们奸诈或不义。
古代的佛罗伦萨人距离那乘人于危之心是这么远，简直在未用兵前一个月，就不断以钟声警告敌人。他们称之为Martinella（晨钟）。
至于没有那么多顾虑的我们，只要谁在战事上占上风的，我们便把战胜的荣誉奖给他，而且，继来山得（Lysander）之后，我们说“如果狮皮太短，可以用狐皮补足”。最普通的袭击机会便由这种狡诈风气造成。所以我们说，再没有比议和或谈判妥协的时候将领更应该警醒的。为了这缘故，当今的将领们口中流行一条通例：被围困的守城将千万不要亲身出去谈判。
我们父亲在日，那守模崇城（Mousson）以抵抗南苏伯爵的蒙摩（Montmord）和亚心尼（Assigni）两位领主便因此受责备。但是如果亲身去的确可以保存优势和安全，其举动是可以受人谅解的。基·德兰贡伯爵（Guy de Rangon）（如果杜贝莱的话可靠，因为基西雅尔典[Guichardin]说是他自己）在瑞史城就是这样办，当埃士古领主（Escut）走近城和他谈判的时候，因为离城这么近，在谈判中骤然起了纠纷，不独埃士古大夫及跟从他的军队自觉力薄，以致亚历山大·提里沃齐（Alexandre Trivulce）被杀死，而且为了自身的安全，还得听从德兰贡伯爵的话，紧随他以躲避城内的箭锋。
欧迈尼斯（Eumenès）守卫诺拉城，攻城将安提干奴士要挟他出城谈判，其中一个理由是：安提干奴士既是两人中比较强大的，欧迈尼斯出城见他正是合理的事。欧迈尼斯给他这样一个高贵的答复：“我一天有剑在手，断不会承认别人比我强大。”直到安提干奴士按他要求把侄儿托勒密（Ptolomaeus）给他作人质，他才肯出城。
然而也有听信攻城者的话出城而结果很好的。试看香槟骑士亨利·德伏（Henry de Vaux），在柯麦西堡见困于英人，统率英军的德彭纳（De Bonnes）既从外面把堡底大部分挖空，只要一星火便足以把堡内的居民埋在地底，于是传召亨利为他自己的利益出来谈判。亨利如言随着三人出去。眼见他自己的毁灭是怎样地不可避免，他不得不深深地感激他的敌人：因为他率着军队一起降敌之后，地道火起，梁柱通燃起来，不一会而全堡变成灰烬了。
我是很容易听信别人的许诺。但是如果我使人以为，这并非出自我的衷心和信任他的忠诚，而是由于绝望和缺乏勇气，我会没有那么情愿这样做。
原著第一卷第五章
初刊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六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二十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