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知觉力,在识别这一点上,不断地扩大其范围,使F不断增殖。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F的f又是怎样的呢?在某种意义上说,f无疑也在增加。现在我们就谈谈f的增殖问题。依我之见,f的增殖,似乎是为三种法则所支配的。那就是:(1) 感情转置法;(2) 感情的扩大;(3) 感情的固执。

(一) 先从第一条,即感情转置法说起吧。在心理学中,最有兴味的现象之一,是所谓“情绪之转置”。指的是由某事物A而形成的F,又由这个F而引起某种f,这个f,由于某种原因,也受另一事物B而形成的F的影响,这就是发生于F与f之间的一种联想。举一个最通俗的例子来说,假如一只雏鸡发现了一条毛虫,啄了一下,便吓得逃跑了,此后这只雏鸡再遇到一样的毛毛虫时,绝不会再啄了,而且最终的选择是一样的。即:

这个过程,下一次就变而成了:

这样一来,雏鸡不但把“啄食”与“不快”联系起来,并且把“视之”和“不快”也联络起来。这就是将“不快”的感情,从啄食之转置到了视觉。人也一样,要满足欲念,然后才能生起满足之感。而把这种满足之念,从欲念转置于金钱,有了金钱,满足之念便产生,这就是“转置法”的一个例子。“cockney”是伦敦市下层人所使用的土词,但是“cockney”本身一开始并没有土俗不土俗的问题,只是因为我们把对于下层人所具有的嫌恶之念,转置到他们的语言上,于是听到伦敦土话即“cockney”便生出不快之念来。亡母的遗物、结婚的戒指等物品,都附带着这样的情感。贵重并不在物品本身,只是在于把物主的感情加以转置的缘故。

现在我讲的是文学,所以要举出两三个文学方面的例子。薄伽丘《十日谈》第四日之第五个故事所讲的伊莎贝拉的悲剧,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后来济慈将其改写为诗,题名《罗勒花盆》(The Pot of Basil)。这是伊莎贝拉这个佳人,和她的薄命的恋人洛伦佐的故事。伊莎贝拉出身于名门世家,和两个兄弟过着快乐的日子。但后来这个少女有了一个恋人洛伦佐,他们相恋相爱,希望早日同居。男的盼望这种日子到来,心里想:

“To-morrow will I bow to my delight,

To-morrow will I ask my lady’s boon. ”

— St. iv.

女的也非常地焦急:

“Until sweet Isabella’s untouched cheek

Fell sick within the rose’s just domain.”

— St. v.

然而伊莎贝拉的兄弟心眼儿坏,不愿意把妹妹嫁给洛伦佐,用尽离间之策。但他知道用寻常的方法是不可能拆散他们的,于是终于把男方诱骗入树林中,悄悄地把他杀了,并且骗妹妹说:那男的到外国去了。然而说来也怪,被杀害的洛伦佐竟站在伊莎贝拉的枕边托梦以告:

“I am a shadow now, alas! alas!”

— St. xxxix.

于是伊莎贝拉明白是被哥哥骗了,第二天早晨就和老奶妈一同,在梦中所见树林中寻找,找着了恋人被埋的地方,并挖出被砍掉了的首级,把它带回家里,用黄金梳子梳理头发,再用浓香四溢的布包起来,埋在花坛里面,在那上面种了罗勒树 ——

“And she forgot the stars, the moon, and sun,

 And she forgot the blue above the trees,

And she forgot the dells where waters run,

 And she forgot the chilly autumn breeze;

She had no knowledge when the day was done,

 And the new morn she saw not:but in peace

Hung over her sweet Basil evermore,

And moisten’d it with tears unto the core.”

— St. liii.

〔顺便说一句,英国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的画家霍尔曼·亨特[1]还画有一幅描写这位可怜的伊莎贝拉倚身花坛的画。〕

这种情绪转置的路径是这样的:

再引一例来说,即如蒲柏的《爱洛漪丝致阿贝拉》(Eloisa to Abelard)中下面所举一节。爱洛漪丝(Eloisa)对阿贝拉(Abelard)说道:

“Soon as thy letters trembling I unclose,

That well-known name awakens all my woes.

Oh name for ever sad! for ever dear!

Still breath’d in sighs, still usher’d with a tear.”

— ll. 29-32.

F既比前逐渐增加,而f又可以由这种转置法,自甲而转置到乙,自乙而又到丙,这样无限地转移下去,这样,(F+f)的文学性材料,显然就在不断增加了。

(二) 第二条的法则,姑称之为“感情扩大法”。它不是f的推移,而是伴随着新的F而产生的新f,遂使文学性内容得以丰富。上文在论述知性材料的特性时曾讲过:知性材料的性质是其抽象性,故而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少有直接联系,从而难以引发出太多的情绪。就是说,正如科学家的原理或概念与人类日常生活少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一样,因而往往不能引发f。但是尽管如此,假如那些难懂的理论逐渐为人们所理解(即使还没有达到支配我们的生命的程度),当它作为一般知识而普通化之后,这个F也可以引发新的f,并在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例如:

“So careful of the type she seems,

So careless of the single life.”

— Tennyson, In Memoriam, St. lv.

这当然是对进化论者的言论的一种概括,十七世纪的人没有这种F,所以没有理由将其写成(F+f),十八世纪也是一样。即便是到了十九世纪,进化论也是刚刚问世,只为一部分学者所知,尚未普及于一般社会,所以在那时候,进化论似乎只有F,而没有f。然而到现在,这种新F,逐渐为一般人所认识,不知不觉之间便能够伴随一种f了。

“Gossip must often have been likened to the winged insect bearing pollen to the f lowers; it fertilizes many a vacuous reverie.”

— Meredith, Lord Ormont and His Aminta, chap. vii.

像这种植物学上的知识,被一般人所认识而普通化之后,才能成为文学的材料,而进入文学殿堂。又如下面的例子也是一样:

“Man is that noble endogenous plant which grows, like the palm, form within, outward.”

— Emerson, Representative Men.

这话不仅仅能就知性材料而言。死是我们最为害怕的。我们为活得更久而煞费苦心,为活得更久而做坏事。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活。所以在“死”这种F上面,始终附随着不快、恐怖之类的f,这是万人共通之性。然而世道变迁、人世沧桑,到了今天,也有一些人反而希望死,即对于“死”产生了快感。换言之,有时候会由“死”而产生与以前完全相反的f。有的因活着痛苦而想死,有的因活着耻辱而想死,有的则觉得活着没意思而想死,不一而足。诗人斯温伯恩[2]曾对“死”赋予这种f,并吟咏了一首诗。法国作家巴尔扎克[3]也曾以这样的题材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题目是《刽子手》[4]。因为有辱武门之名,故而大家争先恐后去死,只有一个人不得不留下来安置先死者,却遭受了生的厄运。因为描写的是这样的苦恼心情,故小说起了这样一个名字。这种事情不过是从前日本的歌舞伎剧本中常见的情节。

这些,决不是转置,而是伴随着一种新的F而产生的f。故而称之为“感情扩大法”。

(三) 第三条法则,不是转置,也不是扩大,姑且名之曰“情绪固执法”。

所谓“情绪扩大法”,第一种情况是:F本身没有了,第二种情况是:虽然没有必要附着于F了,但由于习惯上的原因,此前的f仍然存在着。

第一种情况,例如恪守约定。由恪守约定而产生的感情,本来可以随着对方的死而消失。然而人们往往依然是以对方活着时的那种感情来对待相互间的约定。据传说,从前中国有一位名叫季札的人与一朋友相约赠剑,等他归来时那人已不在人世了,于是他把宝剑挂在友人墓旁的树上,然后离去。这样做固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是他的情绪使他这样做,朋友死了,却仍像他在世一样履行承诺,故而才有这样的举动。再举一例来说,关于女人守贞操的问题。既然丈夫死了,妻子守贞操的义务当然随着消失,这是毫无疑问的事,然而世人却使妇女不事二夫,而妇女也以此为骄傲、为荣耀。这完全是持续的某种情绪所致。我所说的“情绪的固执”,就是这个意思。

关于贞操,这里还有一个好例子。萨克雷[5]所著《名利场》(Vanity Fair)中的女主角爱米丽亚(Amelia),在她的丈夫奥斯本(George Osborne)死后,坚守贞操,也颇博得读者同情,这是大家所知道的。这时候,有一个名叫多宾(Dobbin)的人钟情于她,但是爱米丽亚却执意不肯答应:

“‘It is you who are cruel now,’ Amelia said with some spiri, ‘George is my husband, here and in heaven. How could I love any other but him? I am his now as when you f irst saw me, dear William.’”

— Chap. lix.

这话似乎也颇能感动我们。然而后来,她拗不过多宾的纠缠,终于再婚了,我们也不由得感到兴味索然。照理想来,丈夫死了十年之后,再嫁他人,也毫不足怪。世间普通女子,不是也有孀居一年半载,就很快再嫁出去的吗?虽然我们平常也常常看到这样的事实,但是看到这里却仍然不得不有龙头蛇尾之感,这无非是因为贞操这个F消失之后,却仍然深深固执于f的缘故。

第二种情况,F本身虽没有消灭,但现在无需再伴随以前那样的情绪,却仍然保持f的固执。例如现在的那些所谓遗臣,叩头拜跪于旧藩侯之前,不改从前的封建旧态;又如上文多次说到的超自然力,若以理智加以思考,其实没有理由再对此引发什么情绪了,然而一旦作为文学材料使用时,以前所附着的顽固情绪还是无法根除。凡此种种,都属于这种现象。

但是,与这种固执相反,随着F的衰朽,以前伴随它的f逐渐减少,这应该是一种法则。纵观历史,这种例子不知凡几。在文学作品中,以前能引起古人之感兴的,如今就难了(正如能引起西洋人之f,却不能引起我们之f)。就如流行小调,一时虽伴有强烈的f,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f便完全失掉了,谁也不再唱了。然而这种失掉f的,较之于对f的固执,为数要少得多,所以(F+f),依然是趋向于增大的。

根据以上分析,情绪(附于F的)在数量上会不断增殖,而F本身也会增殖,故而(F+f)这一文学材料,根本上说是不断增殖的。如图表所示:

图中竖的一列表示固执。即a这个情绪,若自第一期固执到第六期,(F+f)都始终存在着。这个a,到了第二期由于“转置法”,变成(F′+a′);由于“扩大法”,而生出(F″+b)。如此下去,到了第六期,便形成了上图最下一排的内容,都可以成为文学材料。(瓦尔德施泰因[6]有一本小册子《艺术增殖论讲稿》,可以一读。)

* * *

[1]霍尔曼·亨特(Holman Hunt, 1827—1910),英国画家,拉斐尔前派的创始人之一。

[2]阿尔加侬·查尔斯·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37—1909),英国诗人、评论家,代表作有诗歌剧《卡里顿的阿塔兰达》,诗集《诗歌与民谣》等。

[3]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法国小说家,一生创作的九十多部独立而又彼此关联的小说被称作“人间喜剧”,生动、深刻地展示了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法国社会的整个面貌,代表作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等。

[4]《刽子手》发表于1830年,讲述了在拿破仑占领西班牙时期,一个西班牙贵族家庭因为反抗侵略者全家被判处死刑,只有大儿子胡安尼托得到赦免,但有一个残酷的条件,他必须亲手结束自己亲人们的生命。

[5]约翰·M·萨克雷(John M. Thackeray, 1811—1863),英国小说家,以其讽喻作品闻名于世,其中又以于1847至1848年间发表的《名利场》最为人所熟知。

[6]查尔斯·瓦尔德施泰因(Charles Waldstein, 1856—1927),拥有英国美国双重国籍的考古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