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召开祝捷会,学校放假。据说练兵场举行仪式,狐狸必须带领学生参加。我作为教员也一起同行。一到大街,到处是太阳旗,使人眼花缭乱。学校有八百名学生,体操教师整理好队伍,班与班之间稍留空隙,插进一两名教员带队。这种编排看来很巧妙,实际上最蠢笨不过了。学生都是些孩子,骄躁浮华,似乎不违反纪律就有失做学生的体面,不管配备多少教员,都无济于事。没等发号施令,他们就随便唱起军歌,军歌一停又哇啦哇啦乱起哄,就像一群野孩子吵吵嚷嚷地走过大街。不唱军歌或不起哄时,就叽叽喳喳不停地谈话。其实不谈话也照可以走路的,可日本人都是先生嘴巴,不管如何提醒都不加理睬。他们交谈的不是一般的事情,而是净说教师的坏话,所以更是低级无聊。我上次值班发生了那件事,使学生赔礼之后,心想总算有了归结。实际不然。借寓所老婆婆的话说,我正是大错特错了。学生不是诚心悔过才来赔罪的,而是校长下了命令,不得不在形式上低头罢了。就像商人只是低头认罪,并不停止诈骗活动一般;学生也是只管认罪,决不会就此停止闹事的。仔细想想,世界上也许都是由那些和学生相同的人们组成的。如果相信人们的悔过和道歉是发自内心,而加以宽慰,那真是太诚实,太愚蠢了。不妨这样认为,悔过是假的悔过,宽恕也是假的宽恕。假如要使他真心悔过,那就必须严加惩治,直到他真诚悔过为止。

我一走进班与班的空间地带,就不住传来“炸虾面”、“团子”之类的叫声。那么多学生,分不清是谁说的。即使发现了,他们也一定辩解说,不是讲老师吃炸虾面,也不是讲老师吃团子。是因为老师神经衰弱,疑神疑鬼,听错了。这种劣根是本地人的习惯,早从封建时代就养成了。不管如何劝说、开导和教育,都无法改正。在这里住上一年,本来洁白无瑕的我,也许要变成他们那个样子。任凭对方使用指桑骂槐的手法朝我脸上抹黑,而我都置之不顾,哪有这样的傻瓜!他们是人,我也是人。尽管他们是学生,是孩子,个子却比我大。不拿点厉害刑罚回敬他们一下,就有点不合礼仪了,但是,如果我用寻常的手段回敬他们,他们就会反扑过来。如果指责他们不好,那么他们就准备了退路,会滔滔不绝地加以辩解。先说自己一方表现如何如何好,接着再来攻击我的不是。本来我是对他们实行报复,所以在辩解时总要列出对方的不是,结果,对方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这样一来,就给世人一个错觉,好像我主动闹事一般。这非常不利。要是听凭对方胡闹,自己做个好好先生,他们就会得寸进尺,夸大一点说,无益于社会。出于无奈,我只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这样一来,江户哥儿这名声就成了问题。受了一年的窝囊气,我也是人,管他什么名声不名声的,不这样做心不甘啊,还是及早回东京和阿清住在一起为好。呆在这乡下,好像是故意来寻找堕落的,即使回东京卖报,也比这样堕落下去更好。

想到这里满肚子的不快,我跟着队伍向前走去。突然间,前头不知为何吵吵嚷嚷地闹起来了。队伍立时停下脚步。我很奇怪,便从右首离开了队列,向前方探望,先头的队伍停在大手町和药师町的交接处,乱糟糟地堵在那儿,一会儿拥过去,一会儿退下来。体操教师从前面走过来,用嘶哑的声音喊道:“静一静,不准闹!”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中学和师范两校学生在街口发生冲突了。

中学和师范,不管在哪个县里,都是不共戴天之敌。不知为什么,这两种学校的校风不同,动不动就闹事。也许是地方狭小,闲得无聊,借此消磨时光吧。我是喜欢吵架的一个,一听到发生了冲突,高兴地跑过去了。前面的人群不停叫骂:“吃地方税[1]的东西,滚开!”后面的人大喊:“冲上去!冲上去!”我穿过挡路的学生,刚要到达拐角处时,就听到一声尖锐的号令:“齐步——走!”师范学校的队伍又威风凛凛地开拔了。

争夺道路的冲突看来得到了调解,中学让步了。从资格来说,师范学校要强些。

祝捷典礼非常简单。旅长致祝词,县知事致祝词,与会者呼喊万岁,然后就散会。听说演出要在下午举行。我先回到寓所,给我朝夕惦念的阿清写回信。她嘱咐我这次要详细一些,所以我必须认真写好这封信。然而,一摊开封笺时,要说的事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处下笔。说说这个,这个太麻烦;写写那个,那个没意思。我想,有没有写来毫不费力,又能使阿清高兴的事呢?这样的事一件也没有。我研好墨,蘸饱了笔,瞅瞅信笺,再蘸蘸笔,研研墨,同样的动作翻来覆去好几遍。到头来还是想:“反正我是写不好信的。”干脆死了心,盖上了砚台。写信真是个麻烦的差事,不如回东京,当面谈谈更简便。我并不是不体谅阿清的心情,实在是要按照她的要求写,这比三个星期不吃饭还要难受。

我推开笔和纸,一咕噜倒在床上,枕着胳膊眺望着庭院,心中仍在记挂着阿清。当时我这么想,我大老远地来到这里,只要我时刻记挂着阿清,我的一片真心定能传到她那里。只要能够传达到,写信又有什么必要呢?不写信就说明平安无事地生活着。信这玩意,只要在死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或发生什么不幸的时候写一封就够了。

庭院是三十多平方米的平地,没有什么花木。只有一棵橘树,高出围墙,从外面一看就能很容易找到这里。我每逢回去,总是始终盯着这株橘树看。一个未离开过东京的人,看到长出果实的橘树,心中是颇为好奇的。那颗颗青绿的橘子渐渐成熟,将变成金黄色,那该多么漂亮啊。而今已有一半变颜色了。听老婆婆说,这橘子汁多,味道很甜。“等熟了,你就尽量多吃吧。”我想,每天吃它几个也好,再过三星期就可以吃了。想来这三周我不会离开此地吧。

我正想着橘子的时候,豪猪突然来告诉我:“今天召开祝捷会,我买了牛肉,和你好好吃一顿。”他说罢,就从袖筒掏出一个竹箨包来,扔到房子中央。我每天在寓所里被迫吃芋薯和豆腐,又被禁止到面条馆和团子铺去,一见到这个喜出望外,立即向老婆婆借来锅和糖,着手做菜。

豪猪一边大嚼着牛肉,一边对我说:“红衬衫有相好的艺妓,你知道吗?”我说:“当然知道,上次为老秧君开送别会时,来的那个不就是吗?”“是啊,我最近才看出来,你倒挺敏感呀。”他大大表扬我一番。

“那家伙动不动就把‘品德修养’啦,‘精神娱乐’啦,挂在嘴上,背地里却同艺妓来往,真不是玩艺。如果自己玩也能放别人去玩倒也罢了,你上面条馆和团子铺,他也硬说是关系学生的成长问题,并借校长之口来警告你。”

“唔,照那家伙的想法,嫖妓是精神娱乐,吃炸虾面和团子是物质娱乐啰?既然那是精神娱乐,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公开出去,为何那般偷偷摸摸?为何相好的艺妓一来,自己就离开座席,逃之夭夭呢?这小子处处都想蒙骗过去,真可恶。别人给他提意见,他就说不知道,或侈谈什么俄国文学啦,俳句和新体诗亲如手足啦,等等。想借这些放烟幕,吓唬人。像他这样的可怜虫简直不是人,完全是宫女投胎,说不定他的老子就是汤岛的相公[2]。”

“汤岛的相公,什么意思?”

“反正不像是正派男人。喂,那里还没有煮熟吧?吃了要生绦虫的。”

“是吗?不会吧。听说红衬衫瞒着别人,到温泉镇的角屋同艺妓开房间哩。”

“角屋?是那家旅馆吗?”

“旅馆兼饭店,因此要揍他,最好瞅准他带着艺妓进了那家旅馆后,跟踪而去当面质问。”

“要监视他,那还得打夜班哩。”

“嗯,角屋前面不是有座叫枡屋的旅馆吗?借二楼临街的一边住下,在格子窗上开个洞监视他们。”

“监视的时候会来吗?”

“会来的。只守一个晚上总不行,要打算守上两个星期。”

“那太累啦。我只在父亲临终时彻夜守护了一星期,过后昏昏沉沉,浑身疲惫不堪。”

“身体累一点没关系,眼看着坏蛋作恶放手不管,对国家不利。我要替天行道,决心将他诛戮。”

“太好啦,事情既然决定了,我也来帮忙,那么今晚就开始打夜班吧?”

“还没有和枡屋旅馆说好,今晚上不行。”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最近总要联系的,到时我来请你帮忙。”

“好,我随叫随到,我不善于使用计谋,但打起架来一个顶俩。”

我和豪猪正在热烈讨论惩治红衬衫的计划,寓所的老婆婆进来说:“学校来了一个学生,要找堀田先生,刚才到府上去,您不在家,估计在这里,便一路寻来了。”她跪在门槛附近,等待豪猪的回答。“是吗?”豪猪出门去了,不一会儿又回来说:“喂,学生来邀我们去看下午的即兴演出,说今天从高知特地来了许多人,要表演舞蹈,据说很不容易看到,务必要我们去看看。你也一起去吧。”豪猪兴致勃勃地邀我同行。论起舞蹈,我在东京看得多了。每年举行八幡大菩萨[3]纪念会时,彩车也到城内来,什么《挑海女》[4]之类的舞蹈我都看过,至于土佐[5]地方的狂舞乱跳我更不想看。但是,豪猪拼命相劝,也只好走一趟。想到这里我们便出了大门。一看,前来邀请豪猪的竟是红衬衫的弟弟。这个家伙怎么来了呢?

走进会场,到处插满了无数面长条旗,像回向院的相扑仪式,又像东京本门寺的法会,仿佛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借来了,纵横交错地系在绳子上,场面热闹非凡。东边角上是一座连夜搭成的舞台,听说在这里将要表演高知的什么舞蹈。舞台右边十几丈远,围着芦席,陈列着鲜花。大家都很热心地望着,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像那样将花草和竹子弯来扭去为乐,那么有着驼背情夫和跛脚丈夫的更要趾高气扬了。

舞台的正对面频频放着焰火,焰火里飞出了气球,上面写着“帝国万岁”。气球在天主松林上空飘飘荡荡,落进了兵营。接着砰的一声,一团黑色的东西刷地飞腾起来,像要穿透秋天的高空,在我头顶上炸裂开来,青烟如伞盖一般散开,绵绵流向天际。气球又飘起来了,这回是红底白字,上面写着“陆海军万岁”,随风飞扬,从温泉街飞向相生村。说不定落在观音菩萨的寺院内了。

上午的庆典倒不是这样,现在人山人海,到处乱哄哄的。我很惊讶,乡村里竟然也住着这么多人。虽然很少看到聪明伶俐的面庞,但从数目上看却不容轻视。那个颇受欢迎的高知的什么舞蹈开始了。听说舞蹈,我原以为是藤间[6]舞之类,结果完全不是。

一群人精神抖擞地扎着布巾,套着马裤,在舞台上排成三列,每列十人。这三十个人一律握着明晃晃的钢刀,寒光逼人。前后列之间仅仅相隔一尺五寸,左右两边的间隔更短,而不是更大。只有一人离开队伍站在舞台的一端。这位离开伙伴的演员只穿着宽腿裤,头上没有扎布巾,手中没有握钢刀,只是胸前悬着大鼓。这鼓和耍把戏使用的鼓一模一样。这人不久就咿咿啊啊拖着长腔,唱起奇怪的曲子,一面咚咚咚把鼓敲得山响。歌的调子奇怪,是我从来未曾听到过的,把它看作是《三河万岁》[7]同《普陀洛》[8]的混合物,大概不会错。

歌儿冗长,像夏季的糖稀一样扯也扯不断,那咚咚的鼓声便是用来断句的。所以,听起来虽然绵延不绝,但还是有节奏感的。三十个人手中的钢刀,随着节拍闪闪挥舞。左劈右砍,动作敏捷,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每人的前后左右相隔一尺五寸处都站着另一个人。这人也和自己一样,手握钢刀上下舞动,彼此的动作稍有差错,就会将同伴刺伤。如果站立不动,只是上下左右挥动着钢刀,也许没有什么危险。但是有时候三十个人还要一齐跨步,一齐转身,或者来个大回环,来个弓步屈膝。旁边的人早一秒或迟一秒,自己的鼻子也许就要落地,旁边人的脑袋也许会被削掉一半。钢刀自由自在地飞舞,这个范围只局限在一尺五寸见方的空间内,而且非要和前后左右的人同一方向、同一脚步不可。太叫人惊奇了。这些不是《挑海女》或《关户》之类所能比拟的。一问,才知道这需要无比纯熟的技巧,要做到动作这样合拍是不容易的。尤其困难的是那个唱《万岁小调》的打鼓先生,三十个人迈动脚步,挥舞手臂,伸展腰肢,都取决于他的鼓点的节奏。从旁看起来,这位老兄哼哼哈哈,不慌不忙,轻松愉快,实际他的责任最大,角色最辛苦,简直奇妙极了。

我和豪猪十分激动,专心致志地观看这个舞蹈。忽然,二十多丈远的地方哄闹起来,本来在各地安安稳稳观看演出的人群蓦地发生了骚动,开始东奔西跑。有人喊道:“打架啦,打架啦!”这时红衬衫的弟弟从人群的袖管底下钻出来,说:“先生,又打起来啦,为了报早上的仇,中学又同师范决战啦。快来!”说罢,又钻进人群,不见了。

豪猪说:“这些惹是生非的孩子,又闹开了,马马虎虎算啦。”他避开逃跑的人们,急匆匆赶了过去。他大概想,总不能置之不理,想过去平息一下吧。我当然不想逃脱,就跟在豪猪后面迅速赶到现场。双方闹得正凶,师范方面有五六十人,中学方面还要多三成。师范的学生穿着制服;中学学生在仪式结束后大都换了和服,所以敌我双方一看就明白。但彼此扭打在一起,难解难分,不知从哪里下手才好。豪猪现出为难的样子,暂时注视着眼前混乱的场面:“这样下去不行,警察来了就麻烦啦!进去把他们分开吧。”他望着我说。我没有吱声,一跃跑进了闹得最厉害的地方喊着:“住手!住手!”我拼命喊叫,想冲开敌我双方的分界线,但就是不成。冲进去一丈远,就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了。我面前一个大个子师范生,正同一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扭作一团。“住手!给我住手!”我抓住师范生的肩膀,硬要拆开他俩。这时有人从下边绊我的脚,我没有提防,手一松,摔倒在地上。一个家伙用坚硬的皮鞋踩住了我的脊梁。我用两手和双膝撑地,突然跃起,踏我脊梁的人咕咚滚到了右边。我站起身来一看,前边两丈远的地方,豪猪肥硕的身子夹在学生群里,喊着:“住手!住手!不许打架,不许打架!”我对他说:“不行啊!”他没有应声,或许没有听见吧。

嗖的一声飞来一块石子,正好打在我的面颊上。同时,有人又从后面照着我的脊梁打了一棒。一个声音叫道:“教师也出场啦,揍他,揍他!”还有人喊:“两个教师,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扔石子!”我照着旁边师范生的脑袋就是一拳,骂道:“不要信口胡说,乡巴佬!”石子又嗖的一声飞来。这回掠过我的和尚头,落到后面去了。豪猪不知哪里去了,看不到他的影子。眼下无法可想了。我原是来劝架的,不想挨了棍棒,吃了石子,就甘心这样灰溜溜退缩下来变成可怜虫吗?你们当我是谁?别看我身材矮小,我可是个在打架的科班里修行多年的老手哩!想到这里,我一阵乱打,他们也胡乱地反扑着。不一会儿,就听有人喊:“警察来啦,快跑!”刚才还像是在泥沼里游泳,动弹不得,现在顿觉身子自由起来,轻松多了。敌我双方都撤走了。乡下人撤得挺巧妙,比库罗帕特金[9]跑得还利索。

豪猪怎样了?我一看,他那印有家徽的单层外褂已被撕成了碎片,正站在对面擦鼻子。他的鼻梁肿了,红红的,看上去很不雅观。我穿着一件染有白花的夹袄,满身泥泞,可是不像豪猪的外褂那般破烂,然而面颊却一阵阵刺痛。豪猪告诉我:“你出了不少血哩。”

来了十五六个警察,学生们顺着相反的方向退去了,只捉住了我和豪猪两个人。我们通报了姓名,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们还是叫我们到警察局去。我们到了那里,向局长又述说了一遍,然后才回寓所。

* * *

[1]师范学校的费用是从地方税中支取的。

[2]江户时以出卖男色为职业的少年。

[3]应神天皇的化身,作为弓矢守护神而受到尊崇。

[4]原文作“汐酌”,意即挑海水制盐,是根据谣曲《松风》改编的。

[5]高知县旧名。

[6]舞蹈的一个流派。

[7]三河地方(爱知县幡豆郡)民谣。

[8]一般作“普陀洛”,印度灵山的名称,传说是观世音出世的地方。

[9]日俄战争时俄军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