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
当这个高潮的年份开始时，我的态度和观点在我59岁生日，即1972年1月9日口授的一则日记中反映出来。
日记
第59个年头现已结束了，从迄今为止的成就来看，这也许是最成功的一年。第60年预示着极大的机会，当然也孕育着很大的危险。重要的是，要始终保持冷静和客观的态度，如有可能，要居高临下地看待斗争，不为选举过程的起落和不可避免的政治攻击所左右。
我在就职总统三周年时，举行了宴会招待内阁部长和白宫的高级助理。我在宴会后的讲话里谈到今后这一年，我一开始就说：“今天是1972年1月20日，从今夜起第四个1/4任期开始了。像橄榄球赛一样，第四个1/4是真正决定胜负的。我们在这里大概只待四年，也许长一些，但是你们只能假定是四年。不过在这四年里，让我们相信，凡是能做到的事情都已做了，目的是要使我们这个国家从我们自己的相互关系中以及处理我们面对的无数问题上，成为一个更加像样的国家。”
总统的政治活动：1972年
1972年1月5日，我写信给我的新罕布什尔竞选委员会主席，宣布我参加总统竞选，争取连任。1972年有11位民主党人和另外两位共和党人谋求提名为总统候选人。那两位共和党人是反越南战争的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保罗·麦克洛斯基和右翼的俄亥俄州众议员约翰·阿什布鲁克。
有些民主党的候选人，像埃德蒙·马斯基、乔治·麦戈文、威尔伯·米尔斯和万斯·哈特基，已经在新罕布什尔州竞选了，他们都想在3月7日初次预选中取得决定性的成绩，以造成影响全国的声势。另外有些人，包括休伯特·汉弗莱、乔治·华莱士、亨利·杰克逊和约翰·林赛，却认为还是不冒开始就遭到打击的风险为好，而是在一个星期以后在佛罗里达州的第二次预选中以新人的面貌出现。
由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以前需要保持正式中立态度，由于我在得了1970年的经验以后要把政党政治排除于白宫之外，我决定另外设立一个竞选组织。这个组织叫作“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
民主党方面竞选走在前面的是埃德蒙·马斯基。1971年年底在民意测验中他和我不相上下。马斯基的不利条件是他脾气暴躁，而且在政界中有优柔寡断的名声。他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他以前的竞选伙伴休伯特·汉弗莱野心勃勃。汉弗莱参加竞选，将从他那里抢走许多传统的基层民主党人的支持和选票。
在其他民主党候选人中间，我们必须最认真对待的是乔治·华莱士。他如果再次作为第三党候选人参加，势必要从我这里抽走许多保守派的选票。
极端自由派的乔治·麦戈文是一个实力难测的竞选者。他只引起微弱的兴趣，因为看来他获得提名的希望很小。万一出现奇迹，他得到提名，我相信他将是最容易击败的民主党人。最难对付的将是坚决表示不做候选人的特迪·肯尼迪。
不做候选人当然是肯尼迪的最高明的策略，但在查帕奎迪克事件之后他大概也非如此不可。1969年7月他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帕奎迪克参加酒会之后开车过桥时落水，车里淹死了一个年轻的女子。肯尼迪获得机会在全国电视节目中对此事进行解释。他的谈话经过精心炮制，但许多人仍感到他的说法充满着漏洞和矛盾。我不禁想到，要是换了一个人，不是肯尼迪家族的成员出了这件事，并且作了这种显然让人无法接受的解释，新闻界和公众是不会允许他继续参加政治活动的。
然而就我个人来说，我深为特迪·肯尼迪惋惜。几天后我在内阁会议室开会时看到他，对他的面容苍白和心绪不宁感到震惊。会后我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同他谈了几分钟话，竭力劝他下决心克服这一悲剧的影响，满怀信心地继续过他原来的生活。
在政治活动中，有可能对一个对手感到真正的关心，同时仍旧冷静客观地对待他的竞争地位。就在我真正同情特迪·肯尼迪的遭遇时，我像他本人多半已经体会到的那样认识到，这出个人的悲剧具有多么深远的政治影响。我知道，查帕奎迪克事件在短期内会破坏肯尼迪作为批评政府政策的反对派领袖的作用。从长期看，如果他决定在1972年竞选总统，这将成为他最大的不利条件之一。
那天夜间，在查帕奎迪克发生的事的全部真相显然没有说出来，并且我料想报界不会花力气去揭发。因此我叫埃利希曼派人替我们进行调查，弄清楚事实真相。我说：“这件事一分钟也不要放松。你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们这方面发生这样一件事，他们会怎么样。”实际上后来我们的私人调查员除了谣言以外什么也发现不了。
在一个大陪审团审理了这个案件之后，主持的法官詹姆斯·博伊尔发表了一项报告，说肯尼迪在作证时讲的话不可能是事实。肯尼迪立刻发表谈话说，博伊尔法官的报告是“没有道理的”。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人不相信肯尼迪关于查帕奎迪克事件讲了实话。但是测验也表明，马萨诸塞州的选民并不认为肯尼迪因此必须辞去参议员职务。第二年他们用63%的选票把他再次选进参议院，从而以很大的多数给了他信任票。即使在需要克服查帕奎迪克事件影响的情况下，特迪·肯尼迪如果在1972年被提名，仍然会是最强的民主党竞选人。
我认为马斯基有相当好的机会可以击败我，而汉弗莱在劳工的支持下所得的票数可能同我很接近。任何民主党人都因民主党是个大党而获得好处，1972年它登记的选民比共和党要多几百万人。他们似乎还可能得到额外的助力，那就是乔治·华莱士作为第三党的首领而和我竞争。
最后，似乎越来越有可能的是，所有的候选人都能拿反对越南战争作为竞选口号，而这场战争我既无法打赢，也无法结束。
最极端的反战候选人是乔治·麦戈文。对于这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十分简单，很合拥护他的人的心意。他说：“如果我当了总统，只要花24小时和我大笔一挥，就可以结束在东南亚的一切军事行动。”他说他将在90天内撤退所有军队，不管我们的被俘人员获释了没有。他说阮文绍总统应该准备逃往随便哪个愿意收留他的国家。即使被俘人员没有释放，麦戈文也不会恢复作战，因为像他在竞选时所说的：“乞求比轰炸好一些。”
在越南问题上，麦戈文和其他民主党人之间存在一个根本差别：停战对其他人是一个辩论的题目，对麦戈文却是神圣的事业。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中，马斯基以46%对37%击败了麦戈文。鉴于在竞选之初马斯基本来就大占优势，评论家认为他只得9%的多数是一个严重的挫折。新闻界的吹捧使麦戈文一夜之间从一个比较次要的候选人变成了重要的竞选对手。
在佛罗里达州的第二次预选中，乔治·华莱士提出“给华盛顿送个信息”的口号，鼓动了选民。他的信息就是：不要由政府派大轿车接送学童。华莱士得到选票的41.5%，从而赢得了这个州的预选胜利。休伯特·汉弗莱名列第二，亨利·杰克逊参议员得了第三。马斯基曾指责华莱士为种族主义者，落了个第四，得票率只有8.8%。
麦戈文4月4日在重要的威斯康星州预选中获胜，也在马萨诸塞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独占鳌头。看到他稳步上升，我既感到高兴，又觉得几乎不可置信。到了残春，只剩下汉弗莱和肯尼迪还有可能挡住他了。
在我们共和党方面，预选的结果像预计那样令人满意。我虽然没有发表竞选演说，却在共和党的所有预选中得到了压倒性的多数。
中国
1971年7月15日晚上7点半钟，我从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城的一个电视广播室里向全国人民讲话。我只讲了三分半钟，但是我的话成了20世纪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闻之一。
我一开头说：“我要求占用今晚的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的进展。”接着我念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同时也正在北京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在这简短的公告背后，有着两年多复杂、微妙和坚定的外交招呼和谈判。虽然我们能够保持近乎奇迹般的机密，其实对华采取主动是经过最公开的准备步骤的出人意料的历史事件之一。
我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想法，是我在1967年为《外交季刊》写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我在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了这一点，那时我说：“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不到两个星期以后，在2月1日，我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主张我们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我还写道：“当然，这事要私下去做，绝不能由我们这方面公开到报刊上去。”1969年这一年，中国人没有理睬我们几次在低水平上发出的重要信号。到了1970年，我们才着手认真寻求开始对话的途径，看看能够产生什么结果。
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时我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关于中国问题的那一段是这样开始的：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指导我们同共产党中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同指导我们对苏政策的原则相似的。美国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更不用说对它的思想观点了。但是，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北京的领导人清楚地了解这一报告措辞的意思。两天以后，中国驻华沙大使在同美国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的会谈中，引人注目地建议把他们到那时为止断断续续的、没有结果的会谈搬到北京去举行。他还暗示，他们将欢迎一位高级官员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
1970年3月，国务院宣布放松对于去共产党中国旅行的大部分官方的限制；4月，我们宣布进一步放宽贸易管制。
把华沙会谈搬往北京的建议在5月遭到了挫折，那时中国人为抗议我们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而取消了一次原定举行的会谈。有几个星期，看来同中国的对话倡议似乎告吹了。但倡议的基本原则是以对双方互相有利这一明确的估计为基础的，因此，在几个月后中国人表示愿意重新开始我们的外交小步舞时，我并不感到奇怪。7月，他们释放了美国天主教主教詹姆士·爱德华·华理柱，这位主教是在1958年被捕的，已经被关了12年。
10月初，我接见了《时代》杂志的记者。我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0月2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看我，我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叶海亚渠道”。我在1969年7月访问巴基斯坦会见他时，我们就笼统地讨论过这个想法。现在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决定设法使我们的对华关系正常化，我要求他作为中介人提供助力。
叶海亚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何等困难。宿仇不容易成为新交。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第二天，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进行国事访问。1969年在布加勒斯特，我曾同他谈过需要有一种新的中美关系。在欢迎他的宴会上祝酒时，我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称称呼共产党中国，即称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我的外交政策报告还称其为“共产党中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我在第二天同齐奥塞斯库会谈时说，即使不能达到同中国重新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最后理想，也可以进行高级私人代表的互访嘛。他答应把这个话转达给北京，这就是“罗马尼亚渠道”的开端。
一个月后，在11月22日，我口授了一个给基辛格的备忘录：
我想请你在很机密的基础上，让你的助理人员起草一份研究材料，建议我们在联合国接纳赤色中国的问题上将采取什么方针——不要告诉任何可能会泄密的人。我认为，在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阻挡他们入场的情况下，接纳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
我们确实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逐步确定一个立场，使我们能够保持对台湾的义务，而又不致遭到赞成接纳赤色中国的人的抨击。
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必匆忙着手，不过两三个月后我要看看你们能拿出什么办法。
事实上，后来情况的变化比我预料的要快得多。
12月9日，周恩来要叶海亚总统传话说，欢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讨论台湾问题。他强调说明这不仅是他的口信，而且已得到毛主席和当时还有很大权力的林彪的批准。周恩来最后以其特有的精辟口吻说了句俏皮话。他说：“过去我们通过不同的来源收到美国方面的口信，这次是第一次从一个首脑通过一个首脑给另一个首脑提出建议。”我们通过巴基斯坦大使阿加·希拉利答称，会谈不应限于讨论台湾问题，我们提议由中美双方代表在巴基斯坦会晤，商谈今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性。
12月18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毛泽东。毛告诉他，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斯诺问，会不会允许像尼克松这样一个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右派来。毛回答说我将受到欢迎，因为我是总统，中美之间的问题毕竟还得同我解决。毛说他将乐于同美国总统谈话，不论作为旅游者或者总统来都好。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1971年年初，罗马尼亚渠道活跃起来了。科尔内留·博格丹大使在拜会基辛格时带来消息说，齐奥塞斯库在我们的10月会谈以后，派他的副总理去了一趟北京，周恩来让他给我捎一封信，内容如下：
美国总统的信息不是新的。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真诚地试图谈判这个问题已经15年了。如果美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和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准备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国的特使。这个口信是经过毛主席和林彪审核的。
周恩来还说，鉴于我1969年访问过布加勒斯特，1970年访问过贝尔格莱德，我将在北京受到欢迎。
这封信使我们受到鼓舞。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语气温和，没有骂人，使人感到放心，并且不提越南这一点，表明北京不会把越战看作美中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我尽力使1971年年初的蓝山军事行动不致掐掉这个关系的萌芽，像前一年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大有可能造成这种结果那样。我在2月1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在老挝的干预不应被解释为威胁中国。在北京，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激烈地驳斥我的说法：“美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扩大到中国的大门之外，是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尼克松凶相毕露，气焰真是嚣张到了极点。”
在这篇措辞激烈的文章发表后五天，我在1971年2月25日向国会提出了我的第二个外交政策报告。这次报告有一节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到了我们两国间发展关系的可能性，并且反映了联合国最终会接纳北京的前景。这一节最后说：
在今后这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能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中美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并且怎样消除妨害这些机会实现的不必要的障碍。我们希望对方也这样做，但如果对方不这样做，我们也不惧怕。
然而，我们对前景应采取完全现实主义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它的人民和全世界表明，它决心继续把我们说成魔鬼。我们为证明自己不是魔鬼而作的一些努力，没有减弱北京对我们的敌视态度……只要北京继续坚持敌视态度，我们单方面就没有什么办法来改善关系。凡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
3月15日，国务院宣布取消对使用美国护照去中国大陆旅行的一切限制。4月6日，谁都没有料到出现了一个突破：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报告说，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接到了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以便进行几场表演赛的邀请。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以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邀请，中国方面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4月14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20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
几天以后，当我在华盛顿对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年会演说时，有人问到最近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些事件意义何在。我答道，我们正在看到一个预定的政策进程开始产生效果。我说，如果编辑们寻求最新的头条新闻，我势必要使他们失望，而新关系的性质本身也使这种新闻不可能出现。最后我讲了一番话，我相信当时的许多听众都以为这不过是个人的题外之言，实际上则是直接的暗示。
我说：“那天复活节星期天，我的两个女儿特里西娅和朱莉都在——特里西娅同埃德·考克斯在一起——据我了解他们俩今年6月就要结婚——还有朱莉和戴维·艾森豪威尔。
“谈话讲到旅行的事，当然还谈到蜜月旅行等。他们问我，你想到哪里去?你认为我们应该到哪里去旅行?
“于是我把身子靠到椅背上，想了一会，然后说：‘应该去的地方是亚洲。我希望你们在一生中某个时候，最好是早些而不是晚些，能够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我希望他们能去。其实是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去。我在职的时候能否做到，我没有把握。我不想预测外交上的这两个问题。谈承认问题，时机还没有成熟。谈改变我们对联合国的政策，时机也还没有成熟。”
这时候，突然有人出来就对华外交工作信口开河，大放厥词，此人就是特德·阿格纽。他到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去参加共和党州长会议，半夜以后他在旅馆房间里和一批记者进行了长谈，谈话之间他对记者说，新闻界对乒乓球队访问北京作了赞许的报道，这是帮助中共政府获得一次宣传上的胜利。他指出，有些记者对于北京居民的满足而丰富的生活发回了几乎是歌颂的描写。
阿格纽在最近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我们在贸易和签证问题上对中共作出的姿态表示保留意见。但是我从没有料到他会同记者讨论他的怀疑。我叫霍尔德曼传话给阿格纽，叫他不要再谈这个题目。
速度开始显著加快了。4月27日，希拉利大使前来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另一个口信。在照例坚持台湾是恢复任何关系之前必须解决的主要和先决问题以后，口信接着说，中国人现在对于作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在若干重要的方面，这个口信所引起的问题同要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台湾仍然作为中心问题被提出来。而且，中国人谈到公开接待去北京的使者。我觉得，为了使这个主动行动能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完全保密，直到为总统的访问所作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为止。如果预先透露风声，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在国会里进行动员，破坏全部工作。
基辛格和我花了两三天时间考虑派谁去北京参加初步会谈。
我们一致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戴维·布鲁斯，但我们很快把他排除了，因为他是我们在巴黎的谈判代表，中国人无疑会感到不满，反对我们派出一个和越南问题这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我们也考虑了卡伯特·洛奇，但是他与越南问题甚至比布鲁斯牵涉得还要多。
“那么，比尔怎么样?”我问道，“如果我们派国务卿去，他们肯定会相信我们是认真的。”基辛格把他的眼珠朝天转动了一阵。我知道他不管怎么样总是会从个人原因出发反对罗杰斯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倒有政策方面的充足理由。对于初步会谈来说，国务卿的形象太高了。此外，他几乎没有办法秘密前往中国。
最后我说：“亨利，我想得你去才行。”
他反对说，他像罗杰斯一样目标太大。
我说：“我相信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一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
4月29日在我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又对正在进行的事情作了一个重要的暗示。但是，连十分密切注意和分析尼克松讲话的人也没有听出我要论证的是什么问题。
由于没有一个记者问到访华这个具体的可能性，我就自己问了自己。我在回答一个关于我们对华政策的一般问题之后说：“最后我想说一下——我知道这个问题即使现在不回答，也会有人提出来——我希望，并且事实上我希望在某个时候以某种身份——我不知道是什么身份——访问中国大陆。但是这只表明我的一个长期的愿望。我希望能帮助制定一项政策，使我们能同中国大陆发生新的关系。”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报摊上出现了载有12月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谈话的《生活》杂志。现在，毛欢迎我去北京这一点已经公开了。
信号和口信往返进行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曾通过叶海亚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小心谨慎地行事。现在基辛格和我都认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否则就可能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我断定，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
因此，5月10日，基辛格召见希拉利大使，给了他一个通过叶海亚总统送致周恩来的口信。口信说，由于我重视两国关系正常化，我准备接受周的邀请去访问北京。我提议由基辛格在我访问之前秘密去北京安排日程并初步交换意见。
木已成舟。现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复，别无他事可做了。倘若我们行动得过早，倘若我们所建立的基础还不够牢固，或者倘若我们过高估计了毛和周对付他们内部反对这样一次访问的人的能力，那么我们长期的谨慎努力就会前功尽弃。我可能甚至不得不准备陷入严重的国际窘境，如果中国人决定拒绝我的建议并加以公布的话。
我们等待了将近两个星期，不知道在北京进行着怎样的决策过程。
到5月31日，我们通过希拉利大使收到叶海亚·汗总统的口信，内容是：
1.对上次口信反应很积极，非常令人鼓舞。
2.请告基辛格先生，会晤将在中国境内举行，行程由我们安排。
3.会谈级别将如你们所建议的那样。
4.口信全文将用安全方法传递。
两天以后的晚上，我们举行国宴欢迎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帕特和我同客人在蓝厅喝完咖啡以后，我到林肯起居室处理文件和阅读材料。不到五分钟后，基辛格进来了。他一定是跑着从西侧楼过来的，因为他上气不接下气。
他交给我两页打了字的纸，说：“这是刚由巴基斯坦用外交邮袋带来的。希拉利赶着送过来，他太激动了，交给我时手都在发抖。”
我读信时，基辛格站在一旁，满脸堆笑。信里说：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来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
我读完时基辛格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将近一个小时，我们谈了对华主动行动——它对美国可能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必须如何灵活处理，以免失去主动。快到半夜我们才注意到时间，基辛格起身告辞。
我说：“亨利，我知道你像我一样，晚饭后从不喝酒，并且时间很晚了。但是我认为这次我们应该破一下例。请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我起身沿着走廊走到二楼另一头的家庭小厨房。我在一个顶橱里找到一瓶没有开过的陈年库瓦西埃白兰地，那是什么人在圣诞节送给我们的。我把它夹在腋下，又从玻璃橱里拿了两只大的矮脚杯。在我们举杯时我说：“亨利，我们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或者我们的成功，也不是为了祝贺使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世世代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而有过和平生活的更好机会。”
现在写下的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很有条理，但当时确实不仅是个人异常兴奋的时刻，而且有一种深刻的共同认识，感到这真正是一个颇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7月6日，我飞往堪萨斯城，向一大批中西部新闻机构负责人讲话。那是我们在全国不同地区定期召开的介绍政府政策的一个吹风会。
基辛格已去远东作10天的访问，距离他秘密前往北京只有几天了。我要在他到达北京之前简短地说明我们接近中国的理由，将它记录在案。
我对那个集会说，由于中国与外界隔绝，大多数美国观察家看不清中国的潜在力量，但是中国的潜力极大，任何灵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对其加以忽视或拒绝考虑。我说：“因此我觉得本届政府必须采取最初的步骤以结束中国大陆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的情况。”虽然有最近这些匆匆的活动，我说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关系有迅速发展的很大希望。我说：“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开了门——为旅行开了门，为贸易开了门。现在的问题是，他们那方面会不会另外开一些门……中国大陆置身于国际大家庭之外，完全孑然独处，其领导人和世界领导人不大沟通，这样对全世界将是一种危险，而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也是其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现在必须采取这个步骤。在对方作出响应的情况下，还必须很明确地、很审慎地采取其他的步骤。”
我的讲话在堪萨斯城不大引人注意。然而，我们后来知道，它在北京却受到极大的注意。
我们安排基辛格在7月初飞往越南进行磋商，然后在回程时在巴基斯坦停留。他在那里将出现肚子痛的症状，需要卧床休息，谢绝报界采访。然后，在叶海亚总统的协助下，他将被送到一个机场，从那里，一架巴基斯坦喷气机将载他飞过高山进入中国。预定肚子痛的日期是7月9日到11日。事后基辛格将飞到圣克利门蒂向我汇报。
仿照另一个前往中国旅行而创造了历史的西方旅行家马可·波罗的名字，给基辛格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叫“波罗”。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他在伊斯兰堡得病只引起采访他的记者们较小的注意。他们接受了这种说法，即他将至少卧床休息两天，于是他们开始安排自己的娱乐活动了。
由于需要绝对保密，并且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又缺乏直接通信的设备，我知道基辛格在中国期间我们将得不到他的消息。即使在他回到巴基斯坦之后，也需要保守秘密，因此在基辛格出发前，我们就商定采用一个电码单词Eureka（我已经发现了），如果他完成使命，安排好了总统的访问，就用这个词来表示。
虽然我相信中国人和我们一样乐于看到我的访问能够实现，我并不低估台湾地区和越南给我们双方可能提出的难题，我竭力告诫自己不要心存侥幸，产生奢望。
7月11日，知道我们的电码单词的黑格打电话告诉我说，基辛格已经发来了电报。
我问：“电报说什么?”
他回答说：“Eureka.”
基辛格关于他在中国期间的一段描述是引人入胜的。中国人同意了我们为我的访问作出安排和预定日程的几乎每一项建议。初步会谈谈到了我们两国间的全部争论焦点的问题。他发现中国人是坚韧的、理想主义的、狂热的、专心致志的、卓越的，他们并非轻松愉快地意识到安排头号资本主义敌人来访所牵涉到的理论上的矛盾。基辛格说：“这些人有一些苦恼。”
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他们在一起会谈和闲聊，相处了17个小时。基辛格发现“他对哲学的泛论、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应对自如。他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谈话中周问到我在堪萨斯城的演说，基辛格只得承认他只看过新闻报道。第二天进早餐时，基辛格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份我的演说，上面有周画的横道和中国字的旁注，还有一张便条，请他阅后退还，因为这是周唯一的一份。
基辛格访问回来后所写的长篇报告里有一段精彩的总结：
我们已经为你和毛翻过历史的一页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对将来不应抱有幻想。我们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绝。在最高级会谈以前和会谈期间，他们在台湾地区和其他重大问题上将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我们的关系变坏，他们将成为不可调和的敌人。据我看来，这些人具有自己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他们有强烈的信仰，近乎狂热。同时他们表现出一种内向的安全感，这使他们在自己的原则范围内能够细致地、万无一失地同旁人打交道……
我们无论同中国人或其他人打交道，都需要可靠性、确切性和策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一套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将完成一次革命。
7月15日，我在电视上宣布我将去北京。最初的反应绝大多数是非常积极的。马克斯·勒纳写道：“意料不到的政治活动通过惊异之门直达希望的王国。”
有些评论家附和党派色彩较浓的民主党人，在赞扬声中夹进猜测，说我是出于党派斗争的动机。然而，大部分严肃的批评，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来自保守派。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约翰·施米茨指责我接受邀请是“向国际共产主义投降”。乔治·华莱士没有真正谴责我的访问，但是他警告我不要向中共“乞讨、哀求和卑躬屈节”。他对记者们说，他疑心这次访问实际是一种牵制性的策略，目的在于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想“通货膨胀和猪排涨价”。
总的说来，国外比较赞成我们对华采取主动，但也有一些可以理解的保留。我们在台湾地区的朋友们十分苦恼。然而，他们感到宽慰的是，我们并不撤销对他们的承认，也没有放弃我们所承担的共同防御义务。日本人提出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他们对于事先没有得到通知感到生气，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能只通知他们而不通知别人，而如果统统通知，就有可能泄露天机，使整个主动行动归于失败。
我从圣克利门蒂刚回到华盛顿，就在内阁会议室举行了一次短会，向两党领导人介绍情况。我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因为解释的话说得越多，我们同中国人打交道的机动余地就越小。我知道这对两党的许多领导人来说是多么别扭，但是我只好要求他们信赖我。结果他们都积极地支持我的意见。约翰·斯坦尼斯说：“总统下了一着很好的棋；现在应该由他把这盘棋下完，我准备支持他。”
迈克·曼斯菲尔德说，对华主动行动像曼哈顿计划[1]一样：两者都需要绝对保密才能成功。
10月20日基辛格又去北京执行第二次波罗行动。这次他为时六天的旅行是公开宣布了的，目的是为我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的议程作准备，并起草在我访问结束时将发表的公报的基本文字。
经我同意准备向中国人提出的公报草案，采用了标准的外交公式，使用了含糊折中的语言来暂时掩盖争论最激烈和最难解决的问题。
当周表示无法接受我们关于公报的做法时，基辛格有些愕然。周说，措辞如果不反映我们的根本分歧，就会产生一种“假象”。他认为我们提出的草案是苏联人愿意签字的那种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的文件，这是不可取的。
接着中国人交给基辛格一份对应草案，这使他大吃一惊。我方草案掩饰了分歧，而他们的草案却突出了分歧。基辛格用极大的克制看了这个草案，然后平静地说：“我们不能让美国总统签一份文件，上面说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或者‘人民的革命斗争是正义的’!”
中国人似乎感到为难，但基辛格继续说下去：我们不能允许提到种族歧视；我们像中国人一样强烈地反对种族歧视，但是这个公报提到种族歧视，将被解释为批评美国的国内问题。与此相类似，他们还打算提到中国是北越的“可靠后方”，中国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为实现他们的目标而斗争到底”，当美国人正在印度支那作战和有人被俘的时候，这种提法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第一次会谈以后，基辛格发现中国人愿意搞一个折中的公报，它既阐明最高级会谈的基本目的，同时以冷静的语言保留各方的基本立场。
对这些长时间的、有时是困难的会谈，基辛格总结说，中国人愿意指望历史潮流的推动而不是一份公报的具体措辞来追求他们的目的。他写道：“他们将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们基本上接受了我们的论点，即认为我们往往是做的比说的多，并认为进程必须是逐步的，有些问题必须留待逐渐产生的压力去解决。由于他们过去公开提出过要求，并且在他们自己的营垒里有过持不同意见的人，这种做法使他们在国内和国外要冒很大风险。”
基辛格报告说，在会谈快结束时，周特别指出，如果我这届政府不再执政，他们可能碰到很大的麻烦。“他表示也抱有他认为你抱有的愿望，即你还能主持美国建国200周年的庆祝大典。”
当基辛格在中国执行第二次“波罗”行动时，联合国大会正就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成员国的问题进行表决。我指示基辛格在外面多待一天，不要正巧赶在表决这一有争论的问题时回到国内。
早在8月，我们就已公开撤回我们对审议这个问题的反对态度，并且表示我们支持“两个中国”的想法，台湾蒋介石的政权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具有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
采取一种使我们的老朋友和忠实盟友蒋介石感到失望的立场，在我来说是不容易的事。不过我早在春天就了解到，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已经无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我们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在下次表决时转而支持北京。按我的个性，我从来不愿意仅仅因为事情已经不可避免而向它低头。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感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牵涉到美国国家的安全利益。此外，不论在联合国里发生什么情况，我都决心遵守条约义务，继续对台湾地区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援。
10月25日，联合国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开除台湾、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这比我们原来预料的要走得远得多；我们原来以为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而享有同等地位以后，劝说台湾地区仍旧待在联合国里。
在动身去中国的几天以前，我邀请法国大作家和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到白宫来做客。
马尔罗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中国认识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从那时以来断断续续地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他在《反回忆录》中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描写，是我在为访华进行准备时所读的最有价值和最有趣味的读物之一。
马尔罗那时已70岁。岁月并没有减弱他思想的光辉或他言词的敏捷。他讲的优美法语即使经过国务院译员的过滤，也是精辟而独特的。
我请马尔罗讲讲他对毛的印象。他说：“五年前，毛担心一件事：美国人或者苏联人用十颗原子弹就可以破坏中国的工业中心，使中国倒退50年，而在此期间他自己会死去。他对我说：‘当我有六颗原子弹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我的城市了。’”马尔罗说他不懂毛说这番话的意思。“毛接着说：‘美国人永远不会对我们扔原子弹。’这话我也不懂，不过我给你复述一下，因为一个人不懂的话才往往是最重要的话。我没有就此向毛再提出什么问题，因为人们总是不向毛提很多问题的。”
马尔罗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话和他的想法。
在喝咖啡时，马尔罗对我说：“你即将尝试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业之一。我想到16世纪的那些探险家，他们出去寻找一个具体的目的地，但往往发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总统先生，你要做的事情很可能得到出乎意料的完全不同的结果。”
那天夜晚会见结束时，我送马尔罗上车。当我们站在北廊台阶上时，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不是戴高乐，但我知道要是戴高乐在这里他会说些什么。他会说：‘所有理解你正在着手进行的事业的人都向你致敬!’”
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我们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当飞机加速、离开地面时，我想到马尔罗讲的话。我们正在开始一次在哲学上争取有所发现的旅程，这个旅程正像很早以前在地理上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一样不可预卜，并且在某些方面一样危险。
日记
像亨利和鲍勃在飞机上所指出的，我们从全国各地收到的祝愿，我们成功的电报几乎使我们产生一种宗教的感觉。我对亨利说，我感到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人民拼命地，几乎是天真地争取和平，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他认为，对于这次大胆的行动以及访问一个为许多美国人所不熟悉的国土这一事件，还有某种兴奋的成分。
我们在上海作短暂停留，让中国外交部官员和一位中国领航员登上飞机。一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准备在北京降落。我从舷窗向外眺望。时值冬季，田野是一片灰黄。小村镇就像我看过的图画里中世纪的村镇一样。
我们的飞机平稳着陆，几分钟后停在候机楼前。门开了，帕特和我走了出去。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一边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我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的左边，其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国首都的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歌》在我听来从来没有这么激动人心。
仪仗队是我看到过的最出色的一个。他们个子高大、健壮，穿得笔挺。当我沿着长长的列队走去时，每个士兵在我经过时慢慢地转动他的头，在密集的行列中产生一种几乎使人认为行动受催眠影响的感觉。
周和我同乘一辆挂着帘子的轿车进城。在我们离开机场时，他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当我们到达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时，他指给我看一些建筑物；我注意到街道是空的。
周夫人在我方官员下榻的地方等候我们，那是两座很大的政府宾馆楼。我们在起坐间喝了茶，然后周说，他相信大家在国宴以前一定都想休息一下。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正准备洗个淋浴，基辛格闯了进来报告说毛主席要会见我。那天深夜，我写下了会见时的气氛。
日记
在我们动身前，罗杰斯走上飞机，他很关心地说，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顶端。
我们在这方面的顾虑大约在两点钟就完全打消了，这时亨利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我，周在楼下，说主席现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见我。亨利下楼去了，我等了大约五分钟，然后我们乘车去毛泽东的住所。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周后来告诉我，他患了所谓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但中国公众并不知道这件事。
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应得的尊敬。房间里站有两三个文职和军职人员，在谈话进行了大约10分钟后，周挥手让他们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他们仍旧站在前厅里看着。
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
显然，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亨利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10分钟或15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发现周恩来已经看了两三次表，便意识到大概应该结束了，免得他过分疲劳。
值得指出的是，周后来在全体会议上不断地提到我们同毛泽东的会晤以及毛说过的话。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拥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但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我们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我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当我提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像一个特工人员，”我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12次，来北京1次，而没有人知道——可能除了两三个漂亮的姑娘以外。”
“她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
“在巴黎吗?”毛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道。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我说。
“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啰?”毛问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谈到我们的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告诉我，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这个我们懂得，”我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着说。
“当主席说他投了我的票的时候，”我回答，“他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
“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我补充了一句。
毛马上接口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是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我说。
谈话转到我们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我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我同毛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但我还笼统地提出了双方将要讨论的重大实质性问题。我说，我们应该审查我们的政策，决定这些政策应该怎样发展，以便同整个世界打交道，并处理朝鲜、越南和台湾地区等眼前的问题。
我接着说：“例如，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然这也只能在这间屋子里谈谈——为什么苏联人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兵力比面对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我知道我们双方对日本问题是意见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防御关系好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决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总是有人会来填补的。例如，周总理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究竟来自何方?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这些问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周越来越频繁地偷看手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
“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
我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周哈哈大笑，显然我们免不了又要听另一番贬低自己的话了。“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像我这种人，”我说，“还有匪帮。”
毛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他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我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
“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在我们告辞的时候，毛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我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在人民大会堂同周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谈，由于临时插入的同毛的会见而被打断了，我们只来得及就会谈进行的方式泛泛地商量了一下。周喜欢的方式是，一方在一次会谈中阐明他们对某个问题的观点，另一方则在下一次进行回答。
这次访问最困难和需要小心对待的部分是发表联合公报。我重申了我们对这件事采取讲求实效的态度。“像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议，”我说，“通常的做法是，像我们就要做的那样开几天会，经过讨论，像我们也会做的那样发现意见的分歧，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词的公报，把问题全部遮盖起来。”
“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不仅欺骗人民，而且欺骗自己。”周回答说。
“当国与国之间的会议并不影响世界的前途时，这样做是可以的。”我说，“但是，我们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并且会对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产生持续多年的影响。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并不幻想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发动一个过程，它将使我们能够在今后解决其中的许多问题。坐在这间屋子里的男男女女为了一次已经获得成功的革命作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我知道你们坚信你们的原则，我们也坚信我们的原则。我们并不要求你们在你们的原则问题上让步，就像你们不会要求我们在我们的原则问题上让步一样。”
或许是因为我提到了对立的原则，周想起了一件往事，他说：“正像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当年不想这样做。”
我反驳说：“可你说你也不愿意同他握手啊!”
周答道：“不一定，我本来是会握手的。”
我说：“那好，让我们握手吧!”于是我们隔着桌子又握了一次手。
这个话题似乎使周兴奋起来了。他接着说：“杜勒斯的副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违反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他只好用右手拿了一杯咖啡。因为一般人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摇了一下我的手臂。”在场的人，包括周自己，都笑了起来。他又说：“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怪你们。因为国际上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附和说：“我们已经冲破了老的格局。我们是根据每一个国家自己的行为来看待它的，不是把它们统统归在一类，说它们因为有这样的哲学，所以都是一团漆黑。我想老实告诉总理，因为我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成员，我当时的观点同杜勒斯先生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后来世界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国的关系也必须改变。正如总理有一次对基辛格博士说的，舵手一定要顺应潮流，否则他会被淹死的。”
一小时后，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彼此又碰头了，这时中国方面的人好像自在得多了。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访问已经得到毛的正式认可，也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合得来了。
我在祝酒词里试图用理想主义的语言来表述对华主动行动的实用主义基础。我说：
过去我们有时候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讨论我们的分歧时，我们双方都不会在自己的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因此，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齐步走，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走向同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与正义的世界结构。……全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在倾听着。全世界在等着看我们将做些什么……
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支配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伟大境界的高峰，缔造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时候了。
在双方祝酒后，乐队奏了《美丽的亚美利加》。我说，这是我在1969年为我的就职典礼挑选的一支歌。周举杯说：“为你的下一次就职干杯!”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会晤时，我提醒周说，尽管他可能会从美国报纸关于这次访问的一些报道中看到什么说法，但我对目前的情况并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我们说，中美之间的新关系是由于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友谊。大部分相当天真的美国报纸也相信这种说法。但是总理和我都知道，光是友谊不能成为建立关系所必须依靠的基础，尽管我觉得我们个人之间是有友谊的。我记得当我还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时，有一个法学教授说过，任何契约的效力只相当于有关各方愿意遵守的程度。”
周一动不动地坐着，注意倾听，面部毫无表情。
“我认为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都急切需要美国把自己的军事设施大致维持在现有的水平上，”我说，“除了某些例外情况我们以后可以讨论外，我认为我们应该维持美军在欧洲和日本的存在，并使美国海军留在太平洋。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一样大。”
这番话果然达到了我原来的目的，引起桌子对面中方人士中间一点小小的骚动。
“让我现在作一个比喻，希望这不会引起反感。”我接着说，“我是一个教友会的教徒，尽管不是一个很好的教徒。我相信和平。我的全部本能使我反对庞大的军事机构、反对军事冒险。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总理是贵国那种哲学在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发言人之一，所以他只能反对美国这样的国家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必须把自己国家的生存放在首要地位。如果美国削减它的军事力量，如果我们从我提到的世界上那些地方撤退，那就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危险——中国所遭受的危险甚至会更大。”
“我并不想硬说苏联的现领导人有怎样的动机，”我说，“我只能尊重他们自己的说法。但是我必须依据他们的行动来制定政策。就核力量的对比而言，苏联在最近四年来一直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决心不使美国落在后面。如果我们落在后面，我们对欧洲提供的保护盾牌、对太平洋地区同我们订有条约的各国所提供的保护盾牌就会变得毫无价值。”
在把这种分析运用于美国的对日关系问题时，我说中国人是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来确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他们要求美军撤出日本，废除美日共同防御条约，从而使日本处于中立和没有武装的地位。
“我认为总理依据他的哲学，已经在日本问题上毫不含糊地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我说，“并且我认为他还不得不继续采取这种立场。然而，我希望他理解我为什么强烈地感到我们的对日政策符合中国安全的利益，尽管这种政策同他信奉的哲学学说是矛盾的。
“美国可以离开日本的近海，但是其他国家仍然会在那里捕鱼。如果我们让日本赤手空拳，缺乏防务，它就不得不转向别国求助或者建立自卫力量。如果我们缺乏同日本的防御安排，我们在与它有关的问题上就发挥不出影响了。”
“如果美国离开亚洲，离开日本，”我说，“那么我们的抗议，不管多么响亮，也只会是一阵空炮，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抗议的声音远在几千英里以外，是听不见的。”
“我知道我刚才描绘的一幅图景使我听起来像一个老牌的冷战分子。”周听到这一句轻轻一笑，我接着说，“但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世界现状。分析起来，正是这个世界现状使我们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来了，不是由于哲学概念，不是由于友谊——尽管我认为友谊是重要的——而是由于国家的安全。在我提到的这些方面，我认为我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中国人对苏联既有极端的蔑视，又有相当大的担心。周完全意识到我在去莫斯科之前先来北京的象征意义和影响，他看到苏联报纸谴责我这次访问，感到非常高兴。“你先到这里来，”他说，“莫斯科气得要命!他们广泛动员他们的人、他们的追随者，来骂我们。让他们去骂吧。我们不在乎。”
后来，当他的激昂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松弛下来以后，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这事发生在1969年一次中苏边界冲突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同苏联之间有一条热线，但由于克里姆林宫从来不用，这条热线已经变成了冷线。然而在珍宝岛事件发生时，柯西金拿起电话，要同我们通话。我们的电话员答话时，他说：‘我是柯西金总理。我要同毛主席讲话。’电话员完全自发地答复说：‘你是修正主义者，我不给你接电话。’于是柯西金说：‘既然你不肯接主席，那么请你给我接周总理。’可是电话员还是用那句未经请示的话答复，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会谈进行到大约一半的时候，周吃了几粒白色的小药丸。我猜想这药是治他的高血压的。我对他思想的敏锐和耐久的精力有很深的印象。我注意到随着下午会谈时间越来越长和译员低声地讲个不停，双方的一些年轻人开始打瞌睡，然而73岁高龄的周在四个小时的会谈中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机警和全神贯注的神态。
“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印度支那。全世界都在注意那里发生的事。”他说，“民主党想给你制造困难，说你来中国是为了解决越南问题。这当然是做不到的，我们没有资格在会谈中解决这个问题。”
我表示完全理解我们会谈的局限性，并且对于在北京能解决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不抱幻想。“这个问题很简单，战争拖下去，唯一得到好处的是苏联。”我说，“他们要把我们拖住，因为他们想借此扩大他们在北越的势力。从我们得到的所有情报来判断，他们甚至可能在怂恿北越坚持打下去，不要解决问题。”
周明确表示，在他看来，我们从越南撤得越晚，撤退就会越困难，结果对我们越不利。他知道北越人的坚韧性。“胡志明是我的老朋友，”他说，“1922年我在法国就认识他。”周指出我曾经承认戴高乐撤出阿尔及利亚是明智的；他认为撤出越南是唯一正确的做法，虽然这样的决定会使我在国内政治斗争中遇到困难。他说：“只要你们继续推行越南化、老挝化和柬埔寨化，只要他们一天继续打下去，我们就不能不继续支持他们。”
我扼要地说明了美国的立场，我说：“不谈那些8点、5点、13点和其他什么点，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我们建议的实质。如果我能同北越的领袖，不论他是谁，面对面地坐下来谈判，我们就可以商谈停火和遣返我们的俘虏，从那天起六个月内把全部美国人撤出越南。我还想指出一点，这项建议我们早在去年年中就向北越人提出，可是他们拒绝了，并且坚持除军事解决以外，同时必须由我们强制实行政治解决。”
我说：“我知道人们可能有相反的看法，但是我们的国家有自己的处境，世界上有些国家的防务要依靠我们，如果我们不守信义，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不配做朋友，全世界的人民就不能把我们当作可靠的盟友。”
在我同周进行会谈时，帕特的日程也排得很满，其中包括参观北京动物园和颐和园。当晚我们在宾馆碰头时，她说虽然她遇到的中国人都很客气和有合作的愿望，但她感到对我们的接待多少有点拘束，不让她同外面的人接触，只有在北京饭店参观厨房时她才接触到官方陪同人员以外的人。我们谈到这次访问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巨大问题，不仅从他们同苏联、北越和整个共产党世界的关系方面来说是如此，而且从他们的国内政治方面来说也是如此。20年激烈的反美宣传不是在一夜之间就能够消除的，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使中国的群众消化北京提出的新路线。
那天晚上，周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陪我们去看舞剧。他们安排了一场专场演出，是由江青设计和搬上舞台的大型节目《红色娘子军》。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不过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
当我们就座的时候，周提到1965年赫鲁晓夫来看过这出戏，就坐在我现在坐的地方。他突然纠正自己的话说：“我指的是柯西金，不是赫鲁晓夫。”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说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儿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到中国来?”当时，芭蕾舞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1959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思》，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让奴隶取得了胜利。
每天晚上的社交活动以后，基辛格同副外长会晤，逐字逐句地研究正式公报的每一个新草案。有时周同他们一起工作；有时基辛格走过两栋宾馆楼之间的小桥来向我汇报他们取得的进展或者遇到的问题。由于晚上还要进行这些谈判，我们都睡不了多少觉，基辛格则几乎完全没有睡觉。
台湾问题是对双方的试金石。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抛弃台湾人；我们承担了义务，保证台湾地区享有独立生存的权利。中国人同样决心要利用公报来毫不含糊地声明这个岛屿是属于他们的。这正是我们在确定起草公报的方法时所应当考虑的那种分歧：我们可以申述我们的立场，他们可以申述他们的立场。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国内的政治考虑促使基辛格和我试图说服中国人，让他们感到有必要搞得温和一些。
我们知道，如果中国人在公报里对台湾提出非常好斗的主张，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拼命攻击。如果这些集团在总统竞选的前夜找到这个共同的理由，整个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不论我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因此，在同周举行的正式会谈中，我很坦率地指出，公报如果在台湾问题上措辞强硬，势必会给我造成怎样的实际政治问题。
我们知道在现阶段还不可能就台湾问题达成协议。尽管双方可以同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北京政府和台湾地区都保持的立场——我们却不得不反对北京使用军事力量把台湾地区置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
我们长时间的讨论得出了我们预料的结果：双方都认为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要在公报中反映出来。主要由于基辛格的谈判手腕和周的通情达理，中国人终于同意采用十分缓和的公报措辞。
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儿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甚至连江青也不例外，当我对她说她的芭蕾舞给我多么深刻的印象时，她也说：“我高兴地知道你觉得它还可以，但是请你讲一讲有哪些地方要改进。”周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保持谦虚，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然而，我发现自己对这些严肃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发生了好感。帕特和我游览紫禁城时，陪同我们的是72岁高龄的国防部部长叶剑英元帅。
日记
他是一个有巨大内在力量的极其可爱的人。他讲了一句有趣的话，说美国音乐和中国音乐似乎能够互相配合，美国记者和中国记者也合得来。我觉得他这个看法很对，特别是那些比较深沉和敏感的美国人，而不是那种好闹磨擦的大嗓门的美国人，后一种人是使中国人感到反感的。我们的关系有一个好处，今天的美国人不像19世纪末的美国人，同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人不大相同。我们不骄傲——我们近乎天真地诚心诚意喜欢别人，想同他们融洽相处。我们往往不够细密，不过再有几个世纪的文明，我们就会好一点。正是中国人的细密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我听人说过，也在书籍和引语中读到过中国人的这种细密。当然，周恩来不仅有中国人的细密，而且还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广泛经验。
我们在北京逗留的第三个晚上，他们请帕特和我去观看一场体操和乒乓球表演。
日记
体操表演丰富多彩，蔚为壮观，和昨天晚上的芭蕾舞一样，自始至终贯彻了一种巨大的献身精神和专一的目的性。
他们搬出体育器械的方式和高举红旗的入场式显示了惊人的力量。男女运动员的外表，当然还有那精彩的乒乓球表演，不仅给人以持久的印象，而且还给人以不祥的预感。
亨利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各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敌。
那天晚上我上床以后久久不能入睡。到早上5点钟，我起来洗了一个热水澡。我回到床上后，点燃了一支主人体贴地提供的中国制“长城牌”雪茄烟。我坐在床上一面吸烟，一面记下这一星期里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2月26日星期六，我们和周一起坐他的飞机去杭州。这时，我们两人交谈起来已经很随便了。
日记
周恩来和我在驱车前往北京机场途中作过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谈。他提到毛在阔别32年之后重返故乡时填的一首词。他再次提到他常常谈到的一点：逆境是个好老师。我联想到一般的逆境，指出在选举中失败比打仗受伤还要痛苦。后者伤的是身体，前者伤的是精神。另一方面，在选举中失败可以助长力量和砥砺品格，这对迎接将来的战斗是必要的。我对周说，我发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从胜利中学到的还多，我唯一的希望是一生中胜利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多一次。
我还举了戴高乐的例子，他在野的那几年是有助于锻炼他的性格的一个因素。他重返政坛以后认为毕生一帆风顺的人不会有坚强的性格。
周说，我在上次祝酒词中讲到我们不可能在一星期之内搭起跨越1.6万英里和22年的桥梁，说我的这种想法就像毛主席的一样，富有诗意。当然，毛的诗词充满了丰富多彩的、生动的譬喻。
他再次提到他钦佩我的《六次危机》。我开玩笑地说，他不应该全信报纸上说我的坏话，我也不会全信报纸上说他的坏话。
杭州是环绕着大湖和花园建筑起来的。过去的皇帝把杭州当作避暑的地方，它当时就以中国最美丽的城市著称。我知道毛喜欢在杭州度假，住在一座由精美的古代宫殿改建的政府宾馆里。
虽然我们去杭州的时候不是游览季节，天气阴沉，但还是容易看出毛为什么被这座城市所吸引。远处有烟雾笼罩的高山，湖里长满了荷花。宾馆像一座宝塔，有很陡的绿瓦屋顶，它坐落在名为“三潭印月”的湖中小岛上。宾馆有一股霉味，但极其整洁。后来帕特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在杭州的逗留是这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我同周举行了超过15小时的正式会谈，讨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和想法。由于我们在这次访问期间的全部讨论都很坦率，中国人自然对泄密的可能性感到不安。我相信周不难想象克里姆林宫将来怎样利用我们的会谈记录大做宣传文章。在谈到印巴战争期间美国国内有人反对我的一些决定时，周提到杰克·安德森泄露机密的事件。他面带冷笑地说：“你三次开会的记录都公布出去了，因为你请了各种各样的人参加。”在他开玩笑的语气背后，我感到一种真正的关切。事实上，当我们从机场驱车去北京的途中进行第一次谈话时，周就提到中国人非常重视我们这次交往的保密问题，毛主席在和我会晤时也着重讲了这一点。
为了使周放心，我告诉他我们打算采取哪些严格程序来使双方今后的接触能够做到保密。“总理也许认为我们过于谨慎，”我说，“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上一届政府遇到了五角大楼文件泄密事件，而本届政府又遇到了安德森文件泄密事件。基辛格博士和我决心使这类事情在同贵国政府建立的新关系中永远不会发生。”
我说，当事情关系到我们两国的命运，甚至可能关系到世界的命运时，我决心使我们能够在保密的条件下对话。
在我们开始讨论中东局势时，周开玩笑说：“连基辛格博士也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怕人家怀疑他。”
我说：“关于中东问题，我所关心的要比以色列大得多。基辛格也一样，因为他固然是犹太人，却首先是美国人。我们认为苏联正在向那个地区伸手。这必须加以阻遏。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在约旦危机中便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向苏联人提出警告，如果他们在那个地区进逼，我们就认为我们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我强调说明，两党都支持我的这次访问，今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完全可以前来访问了。“正如我对总理说过的，不论明年谁坐在这把椅子上，必须保证使政策得以延续下去。”我说，“根据我们的制度，我明年可能会在位，也可能不会。我一定要有确切把握，不论那时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担任总统，我们的这个开端能够继续下去。这一点比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重要。它关系到今后许多年的命运。”
由于我们越来越自在和彼此更加熟悉，我们的谈话有时相当轻松，甚至富于幽默。
有一次在我们驱车去机场的途中，周讲了在我的中国之行宣布前几个月毛主席会见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情况。毛主席征求老皇帝的意见，问他“社会主义魔鬼”（毛用这个词开玩笑地指他自己）是不是应该同“资本主义魔鬼”坐下来谈判。我说：“我想你的许多同事一定认为，我这次来没有戴帽子，是因为我头上长角，戴不了帽子。”
在我们的交谈中，年龄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正如马尔罗说过的，使中国领导人发愁的一个问题是：有那么多工作要做，而留给他们的时间却那么少。
日记
周恩来有两三次谈到年龄问题。我说，我真佩服他的精力这样旺盛，并且说，其实年龄并不是指一个人活了多少年，而是指他在那些年里经历了多少事。我隐约感到，他认为一个人参与大事就能保持活跃和年轻。但同时有一个反复出现的阴影，那就是他感到现在的领导班子已经日子不长了，而要做的事还那么多。
我们见过的中国领导人无不对美国整个代表团比较年轻特别感到惊讶。在我们第一次会谈时，周专门点到德怀特·查平，他只有31岁，看上去甚至还要年轻一些。“我们的领导人中，老年人太多了。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他说，“我发现你们有许多年轻人；查平先生很年轻，格林先生也不算老。”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是56岁。
尽管我比毛泽东几乎小四分之一世纪，但我是把这次访问当作我能为中美关系出力的最后一次机会来看待的。我回国后不久在口述我的日记时曾说：“其实我大概比他们还要老，我只有十个月的（政治）生命，充其量也只有四年零十个月，我必须在目前就取得成果。因此，眼下对我来说，甚至比对他们来说更是关键的时刻，尽管在通常的意义上他们比我年纪大。”
一天下午，我们谈到解决问题要有耐心，这时周说：“我等不了十年。你可以等十年。总统先生也许会第三次当选。”
“这是违反宪法的。”基辛格插话说。
周说：“等四年，你可以再竞选嘛。你的年龄准许你这样做。但是，对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来说，这是做不到的。我们太老了。”
“总理先生，”我回答说，“美国的前任总统像英国国王一样，责任大，但没有权力。我指的是卸任的总统。”
周说：“可是你的经历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你两次担任副总统，接着在选举中失败，后来却又赢了一次。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访问结束时，在上海发表了我们的联合声明，后来被称作“上海公报”。
按照基辛格在第二次波罗行动计划中商定的办法，这个公报打破了外交上的常规，坦率地说出而没有掩饰双方在主要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因此，作为一个外交文件，公报的文字是异常生动的。
实质部分的第一段开头是“美国方面声明”，接着详细列举了我们讨论过的每一个重大问题的立场。下一段开头是“中国方面声明”，然后就同样的问题列举了对应的观点。
例如，美方宣称支持我们和南越1月27日在巴黎提出的八点和平建议，中方则声称支持越共在2月提出的七点建议。
我们表示打算保持同韩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中方则表示支持朝鲜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
我们声明我们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有的紧密纽带。中方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向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
中方重申自己的主张：他们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他们声明，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并要求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他们最后说：“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方关于台湾问题那一段话的措辞回避了意见的冲突，只是简单地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我们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从台湾地区撤走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但我们没有规定最后期限。我们同意在此期间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我们在台湾地区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也许“上海公报”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规定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因为双方同意了这个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都等于给自己加了约束。不过更重要的是，特别是从中国方面着眼，这个规定微妙地但明白无误地表明，我们双方将反对苏联或任何别的大国想支配亚洲的努力。
回顾在中国度过的那一个星期，我感到最鲜明的印象有两个。其一是在北京观看体育表演时，观众既守纪律又激动得近乎狂热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证实了我的这一信念，即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这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另一个鲜明印象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我和毛泽东会晤的时间太短，又过于正式，使我对他只能有一个肤浅的印象。可是我和周举行过许多小时的正式会谈和社交场合的交谈，所以我能看到他的才华和朝气。
世界上的许多领导人和政治家往往全神贯注于某一事业或问题，周恩来却不然，他能广泛地谈论人物和历史。他的观点为他那种意识形态的框框所影响，然而他知识的渊博是惊人的。
在北京的一次宴会后，我记下了我们交谈的情况。
日记
我极有兴趣地注意到周恩来显示了渊博的历史知识，同时也注意到他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怎样影响了他的历史观。例如，在他看来，法国对美国革命战争的干预不是由法国政府而是由〔拉斐特率领的〕志愿军进行的。
周还把林肯说成是“经过多次失败”最后才取得胜利的，因为人民站在他一边。固然林肯是历史上少有的伟人之一，他却完全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打南北战争并不是为了解放黑奴，尽管他是坚决反对奴隶制的；后来当他解放黑奴时，他也没有把解放黑奴当作目的本身——他这样做纯粹是一种战术上和军事上的策略，只宣布解放南部的黑奴而不包括北部边缘各州的黑奴。
我很惋惜，等到我1976年2月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周恩来已经逝世，不能再见面了。我觉得，虽然我们相识的时间不长，并且不可避免地有点拘束，甚至存有戒心，我们之间却已经形成了相互尊敬的个人关系。
我们在北京宾馆举行最后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时，周说：“在你楼上的餐厅里，我们挂了一首毛主席书写的关于庐山的诗，最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你到中国来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现在我们已经在顶峰了。”我说。
“那是一首，”他接着说，“还有一首《咏梅》，我想挂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主席在那首词里指的是，采取主动的人不一定是伸手的人。等到百花盛开时，他就要消失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书，读了这首词。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因此，”周接着说，“我们同意你的想法：你是采取主动行动的人。你也许看不到它的成功，但是我们当然会欢迎你再来的。”
基辛格用外交的语言指出，即使我再度当选，也不大可能再次前来访问。
“我只是举例说明中国人的想法，”周说，“这事反正不要紧。”
周提到这次访问前不久我把专机的名字从“空军一号”改为“76年精神号”的事情。“不管谁是下届总统，”他说，“76年精神将依然存在，并且会占上风。从政策的角度看，我希望我们的对手不变，以便继续我们的努力。我们不仅希望总统能继续任职，而且希望你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助理能继续任职。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如果我突然心脏病发作而死去，你就不得不同另一个对手打交道了。因此，我们让更多的人和你会见。希望你不会讨厌我讲话太长。”
我向他保证，情况正好相反，我对他讲的话很感兴趣。
他指着摊开在他膝盖上的那本诗词说：“这属于哲学范畴，但也是一种政治观点。例如，这首诗是在对敌人打了一次胜仗后写的。全篇没有一处提到敌人；写这首诗是很难的。”
“当然，我认为从哲学上考虑问题是很有益的，”我说，“在太多的情况下，我们用策略眼光来看待世界上的问题。我们的目光短浅。如果写那首诗的人也目光短浅，你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观察世界时不应该仅看到当前的外交战役和决定，而应该看到推动世界的那些巨大力量。也许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知道一定会发生变化。我们知道，尽管我们之间有分歧，但只要我们能找到共同点，我们两国人民一定能够在一个更美好的，我想也是更安全的世界里生活。”
2月24日星期五清晨两点半，我记下了我打算在当天下午同周恩来会谈时说的几个要点，这些要点说明了我之所以采取对华主动行动的真实思想。如果我当时能够公布这些笔记，或许那些批评我的对华主动行动的保守派起码会放心地认为我不是出于天真烂漫的心理去接近中国人的。
第一点，强调海外华侨有巨大的潜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必要利用这一潜力，学会和它共存，而不是迫使他们接受这个制度，从而挫伤这支力量。
第二点，强调尼克松会像眼镜蛇那样起而反击苏联人或其他任何人，如果他们违背对他作出的诺言。我在越南问题上的记录有助于使别人相信这一点。
第三点，用现身说法和直率的口气强调我对我们的制度深信无疑，并相信我们的制度在和平竞赛中一定会取得胜利。我想我们已经把这一点说清楚了。我认为绝对不能让他们想当然地以为他们的制度优越并终将取得胜利。
与此有关的是，我们不会变得软弱起来，我们的制度不是在走向崩溃。纵然对我们的制度有那么多公开的批评等，这些都不应当被视为软弱的表现。
我在离开中国前夕的宴会上祝酒说：“我们今天所发表的联合公报概括了我们会谈的结果。这个公报明天将成为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但是，我们在那个公报中所说的话，远不及我们在今后为建立跨越1.6万英里和过去分隔我们22年的敌对状态的桥梁而将做的事情来得重要。”
我举杯说：“我们在这里已逗留了一周时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
我们从中国回来后的第二天，杰克·安德森开始在报纸上写一系列专栏文章，声称发现了政府的一件重大丑闻。他指控的依据是一位替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国会进行活动的妇女迪塔·比尔德向上级写的一份备忘录。他说，备忘录暗示，政府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就反托拉斯问题所达成的解决办法受了该公司给予即将举行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一笔捐款的影响，约翰·米切尔和我都由于这笔捐款而竭力主张给予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优惠的待遇。据称，这整个交易几乎是比尔德夫人一手操办的。
其实，这项反托拉斯的解决办法对政府有利，而不是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有利，因为它要求这家公司放弃相当于10亿美元售价的证券。在解决以后第一天开盘时，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下跌了11%。而且，据称，影响了这一解决办法的那笔款项并不是捐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或者共和党的，而是捐给圣迭戈市，以便该市能够争取成为1972年举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地点。工商业资助本地的市政当局，以便争取该市成为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地点，本来是惯常的做法。当时，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喜来登业务部正在圣迭戈市筹建一家新旅馆，把它这笔捐款看作广告投资：这家旅馆如果能在代表大会开会的一周内成为总统竞选总部，就将在全国享有声誉，所以给圣迭戈市这样一笔钱是值得的。
至于我本人在有关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反托拉斯问题上的作用，只限于将近一年以前在司法部对该公司提出三项反托拉斯诉讼时，我曾气愤地给迪克·克兰丁斯特打过一次电话。克兰丁斯特是米切尔的副手，当时他负责处理这个案件，因为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一个子公司是我们以前的法律事务所的顾客，米切尔为了回避嫌疑，拒绝处理这个案件。
我当时认为，司法部的三起诉讼显然违背了我的反托拉斯政策。我相信，只有当美国公司能够像外国许多受本国政府保护的垄断企业那样强大的时候，它们才会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所以我曾指示说，不能只因为企业的规模巨大便拆散它们，只有当它们违反公平竞争的法律时才能这样做。我对白宫班子和在内阁会议上都清楚地说明过这个立场，可是现在司法部的一些下级官员却采取一种故意与此相抵触的方针。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高级职员认为对他们的起诉是不公正的，纷纷前来华盛顿设法使政府放弃诉讼。他们走访了两党的国会议员以及政府中他们能够拜访的所有愿意听取他们意见的人。当其中的一个案件于1970年年底提交法院审理时，法院也认为起诉缺乏根据，作出了与司法部的意见相左的裁决。
几个星期以后，我获悉司法部准备就此项裁决向上级法院上诉，我便打电话给克兰丁斯特，命令他不要这样做。原先的起诉已经违背了我特别阐明的政策，我不准备容忍任何下级或任何部门再有违抗命令的做法。两天以后，当我火气平息下来时，约翰·米切尔找我来了。他对司法部里有人爱发脾气和自命不凡的情况很敏感。他劝我撤销给克兰丁斯特的命令，认为如果我不这样做，司法部就会有人辞职，这样就将招来国会大吵大闹的听证和一场政治大混乱。他把这次政策上的冲突解释为无意之中的认识不清造成的。于是，我同意不干预反托拉斯司准备向上级法院上诉的决定。
结果是，司法部里负责起诉这个案件的官员决定不再上诉，请求通过谈判解决，其原因完全与我给克兰丁斯特打的电话无关，也与该公司用以影响共和党选择代表大会地点的任何捐款无关。几个月以后，水门事件的两位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和利昂·贾瓦斯基都调查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案件，并且作出结论，认为在这个案件的解决过程中并没有进行过任何交易。我交出的我与米切尔和克兰丁斯特谈话的录音带也证明，我当时下令不要上诉是由于政策上的考虑，而不是为了党派斗争。但是，我的清白是一年多以后才获得证实的。在大选前的1972年春天，民主党人充分利用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案件。根据我们当时作出反应的方式来看，我们正好帮了他们的忙。
在安德森的文章发表时，迪克·克兰丁斯特已被提名接替约翰·米切尔为司法部部长。他立即要求参议院召开新的听证会，以便维护自己的名誉。这个举动后来证明是极大的失策。主持听证会的委员会中有打冲锋的非总统竞选人爱德华·肯尼迪和他的两个朋友伯奇·贝赫和约翰·滕尼。他们很快就把听证会变成谴责政府的讲坛。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拉里·奥布赖恩参加了他们的大合唱，几个大的广播电视网突出地报道了这些信口开河的指责，我们那些有时比较复杂的解释也就湮没在这片喧嚣之中。我认为，委员会里的民主党人是靠谣传的消息吃饭的，并对夸张手法入了迷。
日记
我如果将来在某个时候有空写书，一定要毫不留情地就这个问题写上一章。每逢一个委员会调查颠覆分子，报界总是攻击委员会所采取的调查程序。每当一个委员会调查哪个企业或者政府官员（甚至包括总统在内）的时候，报界对稀奇古怪的程序不置一词，可是，如果调查是针对颠覆分子的，他们就会马上加以谴责。
当然，需要有一个单一的标准。在两种情况下都应该按照公正的程序办事——这是我一向坚持的原则。我这样做触怒了报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反对的并不是一个委员会如何调查，而是它在调查什么。
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双重标准。
一年以后我才发现肯尼迪简直是伪善透顶。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前主席威廉·凯西向国会作证时说，尽管肯尼迪在关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问题的听证会上伪装公正地哗众取宠，他在三个月以后却给凯西打电话，要求在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一件民事诉讼中不要把他的一个朋友主持的一家投资银行列为被告，凯西没有理睬肯尼迪的说情。
接连好几天，白宫的工作人员到处奔忙，试图减少政治上的损失，不让委员会里那些热心搞党派斗争的人抓到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材料。传闻那份备忘录本身就是伪造的，所以科尔森派人去见比尔德夫人，鼓励她公开否认文件的可靠性。我事后才知道这个人名叫E.霍华德·亨特。后来，比尔德夫人果然出来作证说，安德森发表的备忘录是伪造的；她的女秘书也宣誓证明，她说没有用打字机打过安德森所说的这个文件；备忘录上所写的收件人也作证说他从未收到过这个文件。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事件把我们，特别是米切尔和克兰丁斯特弄得疲惫不堪。在这次两党之间的宣传战中，我们吃了一个大败仗；公众尽管并不确切知道其中的原委，却已经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产生了反感。
我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对这种情况竭力采取达观的态度。
日记
科尔森就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一案向我作了汇报，并且说他确实尽了很大的努力去鼓励工作人员不要因为受到攻击就悲观失望。我对他说，这不过是开头，以后的攻击会厉害得多，我们要顶得住。
我认为我们必须用更强硬的语言来对付我们的一些民主党朋友。他们不关心国家大事，却把全部时间用来造谣诽谤。
霍尔德曼曾经指出，乔·克拉夫特在他的专栏文章里说，政府对各种泄密事件的反应太过分了。同一天稍晚的时候，康纳利在叙述他与〔全国广播公司主持电视新闻节目的广播员〕约翰·钱塞勒的一次谈话时，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这个意见很可能是对的，但是我认为开头的问题在于我们不了解所牵涉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本来我们应该像霍尔德曼所建议的那样，干脆把全部证据摊在桌上，而不必为此不安。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这样做。
北越进攻南方
我曾经乐观地料想可以在一年以内结束越南战争，这样的日子早已过去了。一年多来，北越方面利用巴黎和谈玩了一套把戏。每当基辛格在秘密会谈中提出一项新的实质性建议时，他们常常不予理睬，或者加以拒绝。然后他们在公开会议上又常常猛烈地攻击我们没有表现任何灵活性或无意达成协议。他们在细节问题上讨价还价，但在基本要求上却从不让步：除非我们同意推翻阮文绍，否则他们就不肯达成协议。
1971年8月16日，我们提出在达成协议后九个月内全部撤走美国和盟国的武装部队；9月13日，他们拒绝了这项建议，继续坚持要把推翻阮文绍作为达成任何协议的绝对必要的条件。与此同时，他们利用巴黎的公开会谈来指责我们不想认真地谈判。
这是一种很巧妙的宣传伎俩，它使许多对这场战争持批判态度的美国人受骗。举例来说，麦戈文于1971年9月到巴黎访问，同春水谈了六个小时。嗣后他对记者说，北越人向他保证，一旦我们同意为撤军规定一个日期，他们就会交还我们的全部战俘。这恰恰就是我们在1971年5月31日提出而被他们在同年6月26日拒绝了的建议。当基辛格在下一次会议上当面揭露春水的这一两面派行为时，春水冷淡地回答说：“麦戈文参议员怎么说，是他自己的问题。”
我决定再作一次打破僵局的尝试，主要是为了确实不放过任何求得解决办法的机会，而不是相信一定能解决问题。因此，这年10月我们争取到阮文绍同意一项新的重大计划。这项计划规定，美国和盟国的全部武装部队应于达成协议后六个月内撤出南越，双方应交换全部俘虏并在印度支那全境停火。阮文绍还同意在达成协议后六个月内在南越举行国际监督下的总统选举，甚至还同意他和副总统阮高其在大选前一个月辞职，以便所有的候选人能够平等地参加竞选。
由于有了这个引人注目的新方案，我们建议在1971年11月1日再次举行秘密会议。北越建议改为11月20日，我们接受了。11月17日，他们以黎德寿患病为理由取消了那次会议。我们建议在他康复后立即开会，或者与另一位有资格的代表会晤。
河内方面没有再回话，却传来了一些不祥的消息：非军事区的北面出现了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南方的敌军活动继续有所增加。西贡受到炮轰——明显地违反了1968年停炸协议的条款——以后，我下令恢复对北越的轰炸。国内立即发出一片强烈的抗议声。
1972年1月13日，我批准在接下来三个月内从越南再撤出7万美军。由于国会新的一届会议即将开会，又是开始总统候选人预选的前夕，我觉得必须提出一个较大的数字，以强调我撤军政策急转直下的趋向。不到四个月以后，也就是到5月1日，留在越南的美军将只有6.9万人，并且他们也将准备离开。但是，尽管我作出这项宣布，我却面临着令人不安的前景，即共产党对南越的一次成功的入侵也许会严重地危及仍然留在南越的为数日益减少的美军的安全。
印巴战争期间泄密给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的事件，给我们的处境增加了新的麻烦因素。有泄密嫌疑的那个海军文书军士曾经接触过有关基辛格在巴黎举行的秘密谈判的文件，我们无从知道这方面的情报是否转到安德森或其他人的手里。如果美国人民通过报界的透露得知秘密谈判的情况，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损失将是不堪设想的。我还担心一件事，基辛格的一位曾经因柬埔寨问题而辞职的助手现在充当马斯基竞选总统活动的外交政策顾问。此人也知道巴黎秘密会谈，我们无法肯定他不会把情况告诉马斯基。
因此，我决定发表一次演说，公开透露北越方面在私底下无意听取的那个和平方案，同时也透露存在着秘密渠道。现在是表明我们的诚意和揭露北越方面的诡诈花招的时候了。
1972年1月25日，我从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我在讲话中说，自从1969年8月以来，基辛格不断地同北越人举行秘密会谈。我解释说，在过去两年半里，基辛格、罗杰斯和我仔细地斟酌我们的公开发言，为那些会谈保密，因为我们决心不去损害他们争取会谈成功的任何机会。但是会谈没有得到结果，现在该是另找办法的时候了。
在谈到1971年9月北越人在战俘问题上对麦戈文耍的那套骗人的把戏时，我说：“保持沉默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了，因为它导致一些美国人错误地指责本国政府没有做它实际上已经做过的事情。保持沉默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了，因为它使对方能够把他们私底下早已断然拒绝的方案在公开场合下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提出来。”
我说，正如秘密谈判有时能够打破公开的僵局一样，我现在觉得把情况公开摊出来倒可能有助于打破秘密的僵局。我还解释了河内甚至不屑听取的我方提出的那个重大新建议的要点。
我说，我们仍然对几乎任何可能的和平协议感兴趣，但是我重复说明，我们唯一不能考虑的方案是要求我们实现敌人推翻我们的南越盟友这一目标。我还警告说：“如果敌人以加紧军事进攻来回答我们的和平建议，我将充分履行我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责来保护我们还留在那里的部队。”
我最后说：“诚实和爱国的美国人对于九年前我们是否应该卷进去这一点有不同的意见；对战争的打法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今天晚上提出的方案是我们大家都能同意的。”
通向与中国人举行首脑会议的道路比较平坦，通向与苏联人举行首脑会议的道路却坎坷重重。在1972年的头几个月里，我们的情报表明，有大批苏联武器正在源源不断地运进北越。在我们得悉这个情报时，基辛格说：“我觉得苏联人最使我生气的是他们完全缺乏细致地辨别是非的能力。他们因为你要到中国去，就竭力给中国人脸上抹黑。他们想扩大自己对河内的影响，可是他没有看到，给北越的狂热分子提供新玩具是多么危险。”
1月25日，我写信给勃列日涅夫，向他通报我当晚的演说，并且说明：“苏联应该了解，如果北越采取旨在使美国丢脸的行动，我们就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作出强硬的反应。这样的事态发展对谁也没有好处，只会使国际形势复杂化。”多勃雷宁假装惊奇，说我们的想法太消极了，而几天后勃列日涅夫发来的复信则是简单和带有火气的。
3月30日，我正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同基辛格谈话，这时他的助手给他送来一张条子。他看了以后说：“北越人已经越过非军事区发动了进攻。这大概是我们一直预料会发生的攻势的开始。”
这还不只是一次攻势。它是一次全面的进攻，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北越陆军的主力——估计有12万人——越过了非军事区这块国际公认的中立地区，推进到南越的纵深。
可悲的是，共产党的春季攻势使北越人干出一些过激行为。传来的报道使我震惊……
我把北越的进攻看成他们绝望挣扎的一种迹象。他们显然感到越南化政策正在取得成效。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尽可以坐待这一政策的失败。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对他们的本土发动一次毁灭性的袭击，同时又在南方拖住他们的军队，我们就会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来进行下一轮谈判。我们决定尽力对北越施加军事压力，并且对其苏联供应者施加外交压力。我向五角大楼的计划人员下令，要他们着手调集一支由航空母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庞大攻击力量，以便从海上进行炮击，并出动一批B-52轰炸机空袭北越。4月4日，国务院公开宣布苏联的武器正在支持北越的入侵。基辛格在此后第一次和多勃雷宁会晤时指出两种可能，不是苏联人实际上策划了这次入侵，便是他们的疏忽大意使这次入侵得以发生。
尽管如此，当农业部部长厄尔·巴茨去莫斯科谈判贸易协定时，勃列日涅夫还是给了他相当热情的接待。在此期间，我们双方签订了几个有关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协定。我们还开始就如何解决苏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根据租借法案对美国的欠款问题进行谈判。看来，莫斯科显然准备不顾战争的突然加剧而继续为举行首脑会议做出努力。
多勃雷宁告诉基辛格，一俟4月24日在巴黎恢复秘密谈判，北越人愿意采取积极响应的态度，然而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保证。他还再次提到早先的一个建议，就是要基辛格对莫斯科作一次秘密访问，以便在首脑会议之前先同勃列日涅夫讨论一下越南问题和其他议事项目。我同意基辛格接受这项邀请。
在他准备前往莫斯科的时候，我们还就我们总的战略和目标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是，关于在会谈中应当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他和我多少有些意见分歧。我在同基辛格的谈话中以及发往莫斯科给他的指示里，都强调要他把越南问题放在首要地位，在苏联没有作出帮助结束战争的具体保证之前，拒绝讨论他们所希望谈的任何问题，特别是他们急于想签订的贸易协定的问题。可是，基辛格却继续认为，灵活性是任何谈判取得成功的基础，要求我允许他试探一下情况，而不要贸然规定任何硬性的先决条件。
我们一致认为应该对北越保持军事压力，包括轰炸在内。我方任何软弱的表现都可能鼓励苏联提供更多的武器，以便使北越获得军事优势。我还希望南越方面相信我们仍然是坚决支持他们的。南越政府和武装部队的士气，对于我们能否抗击这次进攻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我感到北越的进攻已把战争推进到了最后阶段。现在可能出现的情况不外乎两种：如果南越在美国空军的支持下能够击退入侵，甚至使它停止下来，那么我们实际上可以说是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其结果将是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有利于我们的解决办法；但是，如果北越的军队能够横扫过来同越共会合，击溃南越军队，占领西贡，那么这场战争就输掉了，剩下的6.9万美军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基辛格同意这种分析，也许为了安慰我，他还说，即使发生了最坏的情况，我们不得不在敌人胜利的情况下撤离，我还是可以说，由于我们体面地和安全地撤走了50万军队，我们已经光荣地结束了战争。大多数人会赞扬我的成绩，并且大家都会由于战争结束而兴高采烈，感到国内局势不至于无法收拾了。
我认为这个前景实在太凄凉，简直不堪设想。“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我可真不在乎他妈的国内有什么反应。”我说，“这是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坐在这办公室里还有什么意思?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一败涂地，苏联人会认定他们只要利用第三国的武装力量就能达到他们的目的。”我说，失败根本不是一种出路。
我记下了当时对越南局势发展的想法。
日记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我们的命运竟实际操在南越人的手中，真令人啼笑皆非。
如果我们失败，原因就在于美国支援外国的方式不如共产党有效。我不安地感到，实际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一方面，我们供应最新式的武器给他们，强调物质方面而根本忽略了精神方面，忽略了简朴艰苦的生活方式，所以很可能我们不但没有使他们坚强起来去迎接战斗，反而使他们软弱了。
另一方面，敌人却注重简朴艰苦的生活，不注重物质享受，并且强调牺牲精神，再加上苏联在导弹、枪炮等方面的大量技术援助，他们当然就占了相当大的优势。
我觉得今天我对亨利也许过分坚持己见和粗暴了，不过我十分讨厌军方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办法和没有能够坚持下去，以致我不得不找个人出出气。而且，尽管亨利有许多优点，他似乎花了太多的心思去准备同苏联谈判。然而，在他正视事实的时候，他还是意识到，除非我们在越南取得良好的结局，否则是不可能和莫斯科进行任何谈判的。
现在实际上至关紧要的是，最后的结局将是怎样。霍尔德曼和亨利似乎都有一个想法——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认为即使我们在南越失败了，我们在政治上还是不会垮台的。可是我对此并不抱有任何幻想。如果我们失败了，美国就不会有什么可靠的外交政策，而我将不得不对那种事态的发展承担责任。
我到国务院出席禁止使用生物武器作战的国际公约的签字仪式时，出现了一个可以对苏联施加压力的罕有的机会。由于多勃雷宁坐在外交官席位里听我致词，我就说，我们大家必须认识到，大国负有重大的责任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不应当直接或间接地鼓励其他任何国家对其邻国使用武力或进行武装侵略。毫无疑问，我指的是苏联和北越。
在离开国务院礼堂之前，我走过去和多勃雷宁握手。我告诉他，帕特非常感谢多勃雷宁夫人最近邀请她去商量我们即将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多勃雷宁打电话给基辛格，建议把两位夫人会面的日期定在第二天。
帕特曾经要基辛格给她简单地介绍一下形势。他告诉她：“你可以说，你们两位多么期待着这次访问，希望它不会受到目前越南的事态那些事情的妨碍。”
那次会晤很成功。帕特显示了高明的手腕和敏感。当她提到我们不希望像越南那样的事情来干扰首脑会议时，多勃雷宁夫人紧紧握了一下她的手，使劲点头表示同意。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一方面对北越施加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对苏联施加外交压力。虽然首脑会议正在按计划进行准备，我还是打定主意不迁就苏联人兜售的神话，即他们不顾北越之所以能够发动攻击是由于苏联运去大量新式武器和弹药这一事实，而硬说他们不能为北越人的行为负责。
我相信，为了施加必要的军事压力，势必要把当时已经开始的对北越南部的轰炸扩大到河内、海防一带敌人的心脏地区。在这些防守更严密的地区，很可能飞机会遭到极大的损失，伤亡和被俘的人员会增多。莱尔德十分担心国会在轰炸进一步升级以后会大吵大闹，罗杰斯则深怕这样做可能会危及同苏联的首脑会谈。然而，我还是觉得必须这样做。我批准了代号为“自由走廊好”的行动计划——在一个周末派大批B-52轰炸机去炸毁河内和海防周围用以供应入侵所需燃料的油库。
这次行动完全成功。4月16日星期天早晨，我对霍尔德曼说：“嘿，这个周末我们真正给他们留下了名片。”
与此同时，4月15日，局势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北越人取消了原定4月24日举行的巴黎会议，这就是苏联人曾经暗示为对达成协议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次会议。我对基辛格说，我认为在我们弄清他们正在玩弄什么把戏之前，他不应该前往莫斯科作秘密访问。
基辛格对多勃雷宁抱怨说，我们曾经相信他关于这次会议的保证，并且警告他说，取消这次会议是为他本人在首脑会议前的对苏访问设置严重的障碍。“既然苏联连使北越按商定的日期去开会也办不到，总统就怀疑在莫斯科究竟能取得什么样的进展。”基辛格对他说。
当晚，我对这些事件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作了一番估计。
日记
亨利显然认为这是一次很大的危机。我定下了一条使他为难的原则，即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去莫斯科。我告诉他说，苏联人希望办到的事情是争取他到莫斯科去讨论首脑会议的问题。我们希望的是让他去莫斯科谈越南问题。我看出这个决定给他很大震动，因为他无论如何想去莫斯科一趟。不过，他还是通情达理地接受了我的意见。于是我对他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进行封锁的办法了。
他陪我走到行政办公大楼去。我们在下面的草坪上等了一会儿，因为正好有几批人在那里参观，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同任何人谈话。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同亨利就我们必须怎样展望未来的问题作了一次相当坦率的谈话。我说，我们面前实际上只有一种抉择，就是取消首脑会议，对越南施加强大的压力，甚至对它进行封锁。
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义务物色一个继任人选。
我列举了几个人名，包括洛克菲勒、伯格、里根，还有康纳利——如果我们能够使他转党的话。像伯格或康纳利那样一个人身上没有我那么些伤疤，又得到我的支持，也许对付得了一个分裂的民主党。
亨利举起双手说，他们谁都不行，任何一个民主党人都不应当在考虑之列。我说，如果我们能够使亨利留任，我们就可以保持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这时亨利非常激动，他说我不应该这样想，也不应该对任何人这样讲——当然他也知道我是不会对人讲的。他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容许北越人毁掉两位美国总统。
在为美洲国家组织举行的宴会以后，我的侍从武官前来报告说，基辛格给我打来电话。我上楼接了电话。他告诉我说，多勃雷宁仍然迫切希望他去莫斯科。越南问题将是议程上的第一项。多勃雷宁甚至还谈到把北越的外交部部长请到那里去的问题。
宴会结束后我告诉亨利说，我对局势重新作了考虑，感到我们必须对首脑会议有充分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现今在谈判战线上必须尽量放松绳索，他应该前往莫斯科。
第二天，我们的轰炸机偶然炸中了停泊在海防港的四艘苏联商船。苏联人立即抗议我们的所谓“强盗行径”。多勃雷宁的一名工作人员向基辛格的工作人员递交了一份照会，警告说苏联人将采取“一切适当的步骤”来保护他们的船只，“不论这些船只在什么地方”。他们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提出了口头抗议，然后递交了一份内容相似的照会。这些抗议的调子比较低，从外交上看，这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很重要的。
我发出指示，要求绝对坚持我们的立场。是苏联的武器使北越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在这一点上我不准备让他们摆脱被动的地位。
基辛格在动身去莫斯科之前给我送来了一份备忘录，说明他打算在会谈中使用的策略。看了备忘录以后，我感到它没有充分反映我关于坚持以解决越南问题作为讨论任何其他问题的前提这一指示。我最后一次和基辛格商量时甚至对他说过，如果苏联人在这一点上态度顽固，他就应该马上收拾行装回国。
在他们的第一次会谈时，勃列日涅夫申辩说，苏联政府对河内可能施加的影响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大。他说，苏联已经拒绝了北越对军事装备的新的要求。当他声称苏联本来也没有向他们提供多少装备时，基辛格给他点出他们送去的军火的庞大吨数。直到最后，勃列日涅夫还是拒不答应对河内施加压力以实现战争降级或达成最后的解决办法。他充其量只同意把我们的最新建议转告河内，尽管他预期河内对此建议将作出消极的反应。这同苏联人早先保证在4月24日的巴黎会议——后来又取消的会议——上很有可能获得成果的说法不啻于相距十万八千里。
碰到这个僵局，基辛格就转而进一步讨论首脑会议的议程项目问题。他顺利地安排好除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最敏感的部分之外的整个议程，因为这部分需要由勃列日涅夫和我直接谈判解决。但是当我看到他每天发回的电报汇报时，我感到失望，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错过了最后的机会，没有摸清苏联人为了换取首脑会议准备做出多大的让步。我也担心他们也许会把基辛格在没有取得苏联人答应约束北越的可靠保证之前便同意谈判一事，解释为我们软弱而不是讲究实效的表现。
但是，其他方面的讨论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勃列日涅夫拿出一份限制战略核武器的建议，它比我们预料的要对我们有利得多，就像基辛格所汇报的：“如果首脑会议开成，你将能够签署一项前所未有的十分重要的控制武器协定。”
鉴于基辛格在首脑会议问题上取得了成就，我觉得事后来否定他的工作是不合适的。如果他按照我的指示坚持把解决越南问题列在谈判的首位，勃列日涅夫或许就会顽固地守住阵脚，逼他摊牌，打发他回国——只要越南问题仍然毫无进展，首脑会议及其一切可能取得的成就就会成为泡影。那是我认为值得冒的风险。不管怎么说，首脑会议还是举行了，它的成就无疑地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基辛格在这次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所进行的谈判。
基辛格回来后的第三天，我决定发表一次简短的电视讲话，宣布再一次从越南撤军。我感到，当敌人正在入侵的时候进一步削减我们的部队可以更突出地表明我们争取和平的诚意。因此，我宣布在今后两个月内将从越南再撤走两万人，使我军的总人数到1972年7月1日只剩下4.9万人。
我用尽可能简单明了的词句描述了越南的军事形势：“这里我们看到正在强加于越南人民身上的，是越过国际边界的一次赤裸裸的无端攻击。只有一个词能够说明这种行为，那就是入侵。”我说，在北越的军事进攻停止以前，我们要继续轰炸北越。“我已经断然拒绝以我们停止轰炸北越来换取他们恢复谈判的建议。”我说，“1968年他们就向美国出售过这种货色，我们不准备在1972年再买一次。”
这次讲话态度强硬，后来我还懊悔当时没有讲得更强硬一点。
北越人把定于4月24日的会期改为5月2日。4月30日，帕特和我参加了约翰·康纳利在得克萨斯州的牧场举行的一次烤肉野餐会。我先说了几句，然后回答问题。一位客人问我有没有考虑过轰炸北越的堤坝。我回答说，当然想到过，但是这样做会造成平民的巨大伤亡。我接着说：“我们准备对北越全境的军事目标使用我们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并且我们认为，如果北越人继续在南方进攻，他们将冒极大的风险。我的话只讲到这里为止，他们可以自己作出抉择。”
我知道关于这次答问的消息将在5月2日的会议前传到河内。我想这也许有助于加强我们手中的牌。
当晚，我口述了一份给基辛格的备忘录，概括地列出了我关于如何对付北越人的指示：
你必须记住，如果他们通过同你的会谈得到拖延时日的结果，我们就将失去一个给他们的痛处以狠狠打击的难得的好机会，这不仅是指现在，而且特别是指今后来说的。
不必考虑国内的反应。现在是打击他们的最好时机。我们每拖一天，对这种强硬行为的支持便减少一分。
当然，要考虑到我们希望同苏联举行首脑会议，但是你在这方面的铺路工作已经做得不错，我们反正不能让莫斯科首脑会议成为我们作出这种决定的主要依据。正如我今天早上在电话里告诉你的，如果最迟到5月15日军事和外交形势还没有重大的好转，或者我们从苏联人那里得不到可靠的保证，一定在首脑会议上宣布双方同意运用自己的影响来结束战争，那么，我打算取消这次首脑会议。
我们事实上已经作出断然的决定，现在必须取得胜利——不仅是在这次战役后取得暂时的喘息时间，而且要尽可能使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南越人今后的作战，因为那时我们将不能再用大规模的空中打击来支持他们了。
经验告诉我们，根据他们1968年的表现，他们是会违背每一项谅解的。从他们同你举行的12次秘密会谈来看，我们知道他们坐下来谈判是为了争取时间。另一个因素是，越是接近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举行时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和国会里支持河内的人就越会鼓励北越人坚持下去，使他们怀着在大选后同民主党人打交道的希望不来同我们妥协。
我还要和你谈一下你见到他们时该讲些什么话，不过我现在直觉地认为，你应当从一开始就非常直率，特别是在语调方面……一句话，你应当对他们说，他们破坏了一切谅解，加剧了战争，拒不认真谈判。因此，总统已经忍无可忍。现在你只有一句话转告他们：快快解决问题，否则可就……
1972年5月
5月1日，也就是基辛格预定动身去巴黎的那天，我接到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它使我更加担心我们没有能够使苏联领导人相信我在越南问题上坚持立场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勃列日涅夫直截了当地要我避免在越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因为这样会破坏一次举行有成效的首脑会议的机会。
基辛格全神贯注地制定他5月2日与黎德寿会谈时准备采取的策略。我花了几个小时来弄清我们两人对他在会谈中应当遵循的策略是否真正意见一致。
下午稍晚一些时候，基辛格在开了一个半小时关于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会议以后回到椭圆形办公室来，这时我正在和霍尔德曼谈话。基辛格刚收到一份电报。这是艾布拉姆斯发来的，他说：“广治已落入共产党的手里。顺化的争夺战正在开始。”
他审阅电报的时候，我们沉默了片刻。艾布拉姆斯说：“广治本身并不那么重要，除了它对南越的士气是有影响的，不过顺化的失陷将是十分严重的打击。”
“他还说了些什么?”我问道。
基辛格不舒服地清了清嗓子说：“他认为他必须报告，南越人很可能已经丧失了战斗的意志或团结一致的决心，整个局面很可能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几乎不能相信我听到的话。我拿过电报来亲自看了一遍。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问道。
“南越人似乎是按积极到消极这样的周期行事的，”基辛格发表意见说，“他们表现得很好的时间大约有一个月，之后他们就好像垮掉了。这次危机逐渐酝酿了大约一个月，现在他们正在按照预计的时间垮下来。”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改变我对谈判的想法，”我说，“我不希望你对北越人作任何让步。他们会由于这一切而趾高气扬，因此，你应该用你的态度使他们老实下来。不说废话，不讲客气，不要迁就。我们还得让我们的苏联朋友知道，如果这是他们打定主意要我们付出的代价，我就宁可放弃首脑会议。只要我们在越南还遭到麻烦，我是绝对不会去开首脑会议的。”
接着我想到了暗淡的前景——整个南越失陷的结局并不是不可想象的。那样，我们就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实行海军封锁来索回我们的战俘了。
“到那时候，我们就失败了。”我对霍尔德曼和基辛格说。
“那时我们就只好勒紧裤带了。”基辛格闷闷不乐地回答。
1972年5月2日上午，我到了办公室以后不久，鲍勃·霍尔德曼进来告诉我说，埃德加·胡佛昨夜在睡梦中逝世了。
这个消息使我十分悲痛。我也感到很突然。尽管胡佛已经77岁了，但他的精力和干劲使他看上去年轻得多。他是1924年开始任调查局局长的。在此后的48年中，由于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政治上的敏锐感，他成为七任总统的忠实公仆。从我记事的时候起，他就一直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1947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已经是一位民族英雄了。
埃德加·胡佛能量很大，主要是因为他掌握了情报。对于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他通常都知道一点内情，这种情况使他对朋友很有帮助，也使他在敌人眼中是个危险人物。在艾森豪威尔的年代，他的权力和威望达到了顶峰。在肯尼迪任总统时，胡佛已经66岁了，肯尼迪的许多顾问劝他找一个人代替胡佛。罗伯特·肯尼迪当时是司法部部长，他发现胡佛在司法部里的势力干扰他推行一些具有政治意图的有力的行动计划，因此，有一段时期两人的关系很紧张。
我记得，1961年有一次我在华盛顿时，曾经坐在胡佛的家里，听他没完没了地痛骂那个正好是总统的弟弟又是他上司的“鬼鬼祟祟的狗崽子”。但是，在我认识他的所有年月里，我从来没有听到他用无礼的语言谈论过约翰·肯尼迪或领导过他的任何其他总统。
在林登·约翰逊手下，胡佛是总统的一位亲信。约翰逊对胡佛的钦佩简直是五体投地。我记得1968年他对我说，要不是有埃德加·胡佛，他还当不上总统呢。约翰逊爱听情报和流言蜚语的程度，同胡佛对此的贪得无厌不相上下。从许多方面看，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许是不健康的，因为正如后来参议院的调查所表明的那样，胡佛正是在约翰逊任内使联邦调查局在卷入政治方面达到最高峰的。
我就任总统时，曾要求胡佛留任局长，但是我意识到，由于他年事已高，他的漫长任期在联邦调查局内部正在引起各种问题，所以我势必要开始考虑接替的人选。
1971年，约翰·埃利希曼和我手下的其他工作人员竭力主张，为联邦调查局、本届政府和胡佛本人着想，我们应该采取主动，促使他自愿提出辞职，免得事情发展到他在压力下被迫辞职的地步。我们听说，联邦调查局的士气日益低落，一度是胡佛力量来源的纪律和自豪感这些特征，现在已被人们看作他喜怒无常和刚愎自用的表现。
那年，米切尔手下的助理司法部长罗伯特·马迪恩还听到其他一些问题。他报告说，他得到了胡佛在局里的一位最亲密的助手威廉·沙利文表示担心的消息。沙利文显然认为胡佛摆脱不了旧日关于共产党威胁的想法，所以在对付有暴力倾向的新激进分子时缺乏灵活性。沙利文还不安地感到胡佛正在变得反复无常，近年已经同沙利文翻脸，打算把他撤职。
马迪恩报告说，胡佛可能试图利用1969年我们对政府助理人员和记者安装的17部窃听器作为讹诈手段，以维持他的局长职位。我倒不相信他会干出这种事来。我早就听人说胡佛是依靠对历届总统进行威胁和巧妙的讹诈才保持住自己的职位的，可是我对这些说法一直抱怀疑态度。我还相信，不管胡佛可能多么想揭露各种政治把戏，他决不会故意暴露旨在维护国家安全的窃听活动，因为这种事情张扬出去，就可能不利于我们的停战努力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其他主动行动。但是，联邦调查局正处于大动荡时期，虽然那些窃听活动已经停止了，我也不能让这方面的报告落入埃尔斯伯格那样的人手里，因为这样的人会伺机加以公布，成为新闻界的英雄。
发给联邦调查局的关于电话窃听报告的几份副本都在沙利文那里，所以我叫马迪恩从他手里要来，以便把所有的文本都保存在白宫。后来埃利希曼说他要亲自保管这些文件，我同意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听说所谓来自胡佛的威胁。我从来没有对他提过这件事。
1971年10月，埃利希曼送给我一份由白宫工作人员、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G.戈登·利迪替他起草的一份说服力很强的备忘录。该备忘录详细分析了由于胡佛长期担任局长而造成的复杂局面，最后竭力建议让他辞职。
埃利希曼赞成立即采取行动，约翰·米切尔却抱有比较克制的看法。他知道胡佛的弱点，但是他觉得，如果想要撤换他——特别是万一引起公开的对抗——那就会给我造成许多困难，并且使本届政府大失人心。他指出，尽管有那么多批评，胡佛在全国和国会里仍然有很多支持者。在千百万美国人的心目中，埃德加·胡佛仍然是民间传说的英雄人物。
我告诉埃利希曼和米切尔，我认为这一阵新的反胡佛的批评浪潮主要来自可以猜想到的方面，指控的内容也在意料之中。十分突出地公开对他批评的人之所以反对他，并不是由于他的政策，而是由于他代表这些人所反对的信仰和社会准则，特别是他对国内共产主义和颠覆活动的讨伐、他主张制定严厉的反犯罪法案的坚定立场，以及他对立法和司法上的过分宽容所持的反对态度。我决不会因为一位伟大的人物、一位忠实的老朋友受到攻击便抛弃他。
不过，我确实还有两点担心，一点是国务方面的，另一点是政治方面的。我最感不安的是，有迹象表明，胡佛的日益反复无常的行动正在损害联邦调查局的士气。我对米切尔说：“在这类事情上往往出现的真正的难处，在于那个人本身已经成为争论的焦点。多年来几乎完全用来为调查局和国家服务的那种十足的自负感，现如今正在被用来为他自己服务了。我敢肯定胡佛自己并没意识到这个变化。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即他目前考虑自己过多，而对他想要为之服务的事业却考虑得不够。”
我的第二点担心是从我自己的政治现实主义出发的：我没有把握一定能够当选为下届总统。我知道联邦调查局一旦落入一个竞争意识很强的反对党手里会发生怎样的情况，所以我很不愿意让民主党人有机会任命一位在今后四年或八年里无疑地会执行他们反对共和党人的指示的新局长。
最后米切尔建议说，理想的折中方案是说服胡佛在1972年77岁生日时自愿宣布决定退休。这样的宣布既可以刹住日益增多的批评，又可以避免人家指责说是我们把他逼走的。
由于联邦调查局局长在行政上属司法部部长管辖，照例应该由米切尔向胡佛提出他自愿辞职的问题。但是，正如米切尔所说的：“总统先生，你我都知道，碰到这样的问题，埃德加·胡佛是除了美国总统的意见之外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的。”我知道他的话很对。尽管这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痛苦的事情，我还是决定请胡佛到白宫来同我一起吃早点，准备到时候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在吃早点时，胡佛的谈吐像往常一样地机敏、清晰和果断。显然他是在设法表示，尽管他已届高龄，从健康、智力和情绪方面来看都还适宜于继续工作下去。
我对他说，我知道他因为最近国会里有人对他攻击和普林斯顿大学举行一次非难联邦调查局的会议而有点生气。
“埃德加，你不应当让这类事情影响你的情绪。”我说，“林登对我说过，要是没有你的指点和帮助，他可能当不上总统。你也知道，我同样很尊敬你，并且在将近25年前我就开始对你有深厚的私人感情了。”说了这番话以后，我尽量温和而婉转地指出，作为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一定认识到，攻击他的次数和激烈程度在今后几年里还会增加。如果他在那些长期批评他的人的持续攻击下结束自己一生的事业，而不是在理应受到的举国颂扬声中告老，那将是一场悲剧。
他的反应直截了当。他说：“我最希望的莫过于看到你在1972年重新当选。如果你认为我留任局长会妨碍你再次当选的机会，就请告诉我好了。至于眼前的这些攻击，以及将来人们打算进行的攻击，我都满不在乎。我想你是了解的，人家攻击得越凶，我就越狠。”
显然他是不准备主动提出辞职了。1952年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时我对艾森豪威尔说，他应该确定我对他的竞选有没有妨碍。现在，胡佛恰恰就是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我的：除非我明确要求，否则他决不提出辞呈。我决定不这样做。私人感情在我作出决定时起着一部分作用，但同样重要的是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胡佛在大选前辞职也许会解决一些政治问题，但很可能会引起更多的政治问题。
现在有一种时髦的看法，就是把我们当年对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和共产党颠覆活动的担心看成一种民族神经病。由于胡佛一直站在战后时期反犯罪和反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前列，他在人们的观念转变以后便被描绘为头号神经病患者。但是胡佛从事这种公众所需要的工作已经有48年了。
他在自己漫长的和评价不一的一生中树敌众多。他挨过不少批评，其中一部分是应得的。但是，批评他的人责备他“反对”这个或那个集团，却是不公平的。其实，他坚定地维护美国，只反对那些他认为可能在从事危害美国安全的活动的团体或个人。
日记
他死得正是时候；幸而他是在在职的时候去世的。如果他被迫离职，甚或自愿辞职，他是绝对受不了的。我还记得大约两周前和他的最后一次谈话，当时我在电话里表扬了联邦调查局在处理飞机劫持案件方面的成绩。他感谢我的这个电话，并且表示完全支持我们正在越南采取的行动。我现在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去年年底我没有强迫他离职。
我请布坎南替我起草〔关于胡佛逝世的〕讲话稿，我想我当时只把一处改动了一下，内容是：虽然我已下令全国下半旗，但联邦调查局上空的国旗却将永远高高飘扬，因为埃德加·胡佛英勇地抗击了对他的机构的恶毒攻击。
当我们正在设法确定胡佛的继任人选时，我接到了基辛格关于他5月2日在巴黎同北越人会谈的报告。北越人的态度冷酷。忍受了三小时的侮辱和谩骂以后，基辛格中断了会谈。
日记
我不以为奇地看到，北越人没有作出任何让步，这是基辛格历次出国最无成效的一次。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他就是有这个弱点。他显然一味地抱有这样的想法：应该可以通过谈判求得解决；既然我们已经想尽一切办法，就应当能够得到解决。因此，他就无法看清为什么现在还不足以迫使敌人认真地进行谈判。我和黑格作过一次长谈，我们的结论是，必须实行连续两天轰炸的办法，而不是像亨利在本周早些时候所建议的那样隔日轰炸一次。目前我们手中能够打出去的牌没有几张了。
我给亨利发了一封电报，指出我认为他在飞行途中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我们是否需要抢在苏联人之前宣布取消首脑会议。
黑格强调指出，比越南问题的结局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使我得以继续任职。我没有把握能一定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我坚决认为与其像约翰逊那样离开白宫，还不如做出哪怕是最困难的抉择，甘冒一切必要的风险，以保持美国在越南的地位。
当然，在我们的整个链条中，薄弱的一环是究竟南越人是否有战斗决心的问题。关于这一点，艾布拉姆斯的信心显然已大为动摇，只要我们把他5月1日的备忘录与仅仅一周前的备忘录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今天我以个人名义给阮文绍拍了一封电报，想使他振作起来，因为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战场上不断传来坏消息的非常困难的时刻，我们决不能眼看着他丧失勇气。真正的问题在于敌人甘愿为了赢得胜利而做出牺牲，南越人却根本不愿付出很多代价来避免失败。而且，正如黑格所指出的，如果南越人不能坚守阵地，哪怕动员世界上的全部空军力量去袭击河内、海防地区也是无济于事的。
当晚，基辛格从巴黎回来以后还为黎德寿的傲慢态度而感到沮丧。他觉得同苏联举行首脑会议的可能性现在几乎完全没有了，因此他同意我当初的想法，认为我们应该立即取消首脑会议，免得苏联人抢先这样做。
我们讨论了一些主要的问题：取消首脑会议是否是赢得战争的关键?它能否迫使苏联最终对北越施加一些压力?它是否能够使我们不受约束地进行轰炸，直到他们屈服为止?我们一致认为，这些事情看来一件也办不到。
我说，要是这样，我就必须考虑一下它会引起什么问题了。它会给国内许多希望和平的人泼一盆冷水，并使民主党人有了同我们真刀真枪地进行争论的题目。它将使苏联人有机会发动一场全球性的宣传攻势，宣称他们已经粉碎了我们的外交政策。“从这个角度看，很难说取消首脑会议是真正明智的办法。”我最后说。
基辛格认为，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既进行轰炸又举行首脑会议。现在我们只好轰炸了，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在巴黎见不到某种有意义的行动，我们就要轰炸。苏联人知道这一点，所以，除非他们认为我们要放弃我们的威胁，他们很可能自己会先取消首脑会议，并把这方面的过错诿之于我们的轰炸。这将是最坏的结局：国内有许多人强烈抗议轰炸，而首脑会议又已经取消了。
两方面摆出的论据似乎都有说服力。很难设想我怎么可能在苏制坦克隆隆驶过顺化或广治的时候前去参加首脑会议，并同勃列日涅夫碰杯。这样做将显得麻木不仁或软弱无能，甚或二者兼而有之。然而，要是由我们来取消首脑会议，人们就一定会批评这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只会使走向更和平的世界的希望成为泡影。
我决定冒个风险，推迟做出决定，起码等几天再说。与此同时，我决心不顾最近的一切挫折，仍然保持强硬的态度。我首先是对勃列日涅夫5月1日来信做出干脆的答复。在那封信里，他曾经警告我不要在越南采取任何可能危及一次成功的首脑会议的行动。我的回答是，北越人欺骗了我们，他们显然希望他们的攻势能迫使我们让步：
然而，总书记先生，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现在我必须根据既成的局面，决定以后的几个步骤。由于近来的一些事件，看来没有多大希望把更多的实质性考虑告诉你了；现在已经没有根据可以相信这样做会对局势有什么积极的影响。正如黎德寿先生已经表明的那样，河内轻视第三方所转达的任何信息。事实依然是：苏联的军用物资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行动提供了手段，而苏联答应施加的影响，即使已经实施，也已证明是不起作用的。
我要霍尔德曼和基辛格把情况扼要地告诉约翰·康纳利，征求他的意见。据霍尔德曼报告，康纳利强调说：“最要紧的是——总统决不能输掉这场战争!他也不应该取消首脑会议。在这个问题上他必须表现出他的毅力和领导才能。别那么谨小慎微——如果他们一定要取消，就让他们自食其果，不过我料想他们不会这样做。”
我同基辛格、霍尔德曼、康纳利和黑格一道讨论了这个问题。“就我来说，真正的错误总是在我不按自己的直觉行事的时候犯下的。”我告诉他们，“EC-121飞机被击落时，我曾意识到我们应该采取行动，轰炸北朝鲜。我们没有这样做，大家都以为我们软弱可欺。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吃着那份亏。在我们打进柬埔寨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应该同时轰炸北越。要是我们当时这样做了，这场该死的战争早就结束了。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我直觉地感到，有一件事是明摆着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输掉这场战争。如果举行首脑会议的代价是在越南吃败仗，那么它就一文不值。我直觉地感到，不举行首脑会议，全国人民还能够接受，但他们不能接受输掉战争这一结局。”
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切断敌人为攻占南越所必需的燃料和武器装备的供应，以挫败北越的进攻。因此，我下令立即制订在海防港布雷和轰炸河内主要军事目标，特别是运输军用物资的铁道线的计划。
我到戴维营去起草宣布这个决定的演说稿。星期天晚上，我记下了那个紧张的周末发生的事情。
日记
星期五下午4时，朱莉和我一起到戴维营，6点钟左右特里西娅和埃德也来了。晚上，我们看了鲍勃·霍普主演的一出出色的喜剧。
星期五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朱莉，星期六告诉了特里西娅。
朱莉看起来担心这个措施是否能够见效。她显然看过不少关于我们过去在越南军事失利的材料。她也意识到许多人对这场战争已经不再存什么幻想，以致我们可能得不到足够的公众支持。我指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美国将不再成为受人尊敬的大国了。她回答说，有许多人认为美国不应该当大国。当然，这正是教授们向许多年轻人灌输的那种毒素。不过，朱莉相信戴维一定会完全同意这个决定，并且她似乎意识到局势需要我们这样做。
特里西娅的反应是马上就赞成，因为她觉得我们总该有所作为，但是她也确实不知道我们还能用其他什么办法来避免战局继续恶化。
帕特是星期五深夜才到这里的。我刚从桦舍回来，我一直在那里起草演说稿。我看见帕特房里灯还亮着。我进去后，她从床上起身走过来，搂着我说：“什么都不用担心。”
那个周末，我对约翰·米切尔谈了这件事。他表示完全赞同我的决定。
有一点似乎使亨利很高兴，那就是除了一个人以外，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包括他那位有点儿鸽派倾向的越南问题专家，都赞成搞封锁。他们都认为，这样一来首脑会议就吹了。米切尔和康纳利一样，不同意这个估计。
我和基辛格讨论是否有必要准备一个在首脑会议万一取消后的应急计划。今天上午，尽管他仍然认为苏联人不可能有别的反应，他还是把首脑会议不被取消的可能性从原来估计的20%提高到25%。我一再提醒他在我们做出这项决定时康纳利提出的论点，即我们可以不开首脑会议，也可以在其他若干战役中吃败仗，但是我们不能在越南输掉。不仅是大选，更重要的是全国人民，要求美国不在越南遭受失败。既然我们已经下定决心，我们的全部精力就必须集中到一个目标，就是保证我们不致失败。
我们仔细研究过的演说稿将说明事情演变的过程。也许最重要的是涉及苏联的那一部分，亨利非常赞成我最后提出来的意见。这段话必须写得非常巧妙，我觉得我们已经尽量把意思说清楚，并且给他们留下一条出路，如果他们想要找条出路的话。
这整段时间使我们一家非常难受。特里西娅和埃德决定在戴维营再住一段时候。我很高兴两个女儿能充分利用这个地方，因为正如我对女秘书罗斯说的，谁也不晓得明年我们还能不能利用这个地方，我希望她们对这几年的经历留下最愉快的记忆。
星期一上午，我通知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我已经决定要进行轰炸和布雷，并将在当晚的电视演说里宣布这个决定。
日记
星期一是相当费劲的一天，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开了三个多小时。莱尔德反对这个决定；罗杰斯则说，如果这个行动真能收效，他就赞成。不出所料，康纳利和阿格纽都采取坚决支持的态度。会议记录本身可以说明问题。当然，老实说，这件事对莱尔德和罗杰斯来说都是声名所系，我想他们大概非常怀疑这个行动能否成功。不消说，真正的考验还要看做出这项决定以后他们是否支持，对这一点我倒没有什么怀疑。
最大的问题还是苏联将如何反应。星期一上午，我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说明我已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及其理由。我重申我要致力于把我们的新关系发展成为世界和平基础的意愿，并说我不想让北越人的行动强加于我们的局面使我们偏离两国已经开始走上的道路：
总书记先生，最后请允许我向你表示，现在正是需要显露政治家风度的时刻。当前，只要共同努力，我们就可以结束长期以来越南冲突给我们两国关系和世界和平造成的有害影响。我准备立即同你一道缔造一种不使任何一方屈辱而又有利于所有有关国家人民的和平。我知道，我们同心协力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演说稿的最后文本是到5点钟以后才准备好的。为了朗诵方便起见，我标了一些记号，然后在5点钟去理了个发。大约6点钟，我照往常在讲演前的做法，喝了一小碗麦粥，略为充饥，然后又看我的稿子，直到7点30分。
我原地活动了大约10分钟，慢条斯理地洗了个冷水澡，然后到白宫西侧楼的罗斯福室，和两党的国会领导人开会。
这个房间舒适、暖和，壁炉烧得很旺。我扫了一眼那些熟悉的面孔，有的紧张；有的保持警惕，反正都全神贯注。他们是：卡尔·艾伯特、休·斯科特、比尔·富布赖特、迈克·曼斯菲尔德、约翰·斯坦尼斯、乔治·艾肯、杰里·福特、黑尔·博格斯和另外六位。有的人将会反对我；有的人虽然但愿我没有做出这项决定，还是会勉强支持我的。当我说明当前的局势和我决定采取的行动时，没有一个人打断我的话或者提出问题。
我承认这是一服非常猛烈的药剂。做出这一决定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并且我知道，他们决定表示支持也是十分困难的。
“如果你们能够给我支持，我将非常感谢。”我说，“如果你们办不到，我也会谅解。”
当我站起来往外走的时候，屋里鸦雀无声。
基辛格约了多勃雷宁在我预定发表演说前不久到白宫来。当他介绍我讲话的内容时，多勃雷宁显得异常激动。“向你们挑战的是河内，为什么你们要向我们出气呢?”他问道。
基辛格仍然很冷静。多勃雷宁说，除了事态向坏的方面发展以外，他看不出有别的前景。
当晚9点我发表了演说。在叙述了军事形势和谈判僵局以后，我说：“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停止这场战争，那就是不让北越的人得到作战武器。”我接着说，“我已经下令采取下列措施，当我现在向你们讲话的时候，这些措施正在执行。北越港口的一切通道都将布雷，以防止船只进入这些港口并不让北越海军从这些港口出发进行军事活动。美国武装部队已奉命在北越的内海和它所主张的领海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阻断任何物资供应。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切断铁路和其他交通。对北越军事目标的海军袭击将继续下去。”
然后，我提出了一项新的和平建议，它成为第二年1月最后解决方案各条款的重要依据：
第一，必须遣返全部美国战俘。
第二，必须在印度支那全境实行国际监督下的停火。
一旦释放了战俘并在国际监督下实现了停火，我们就将在印度支那全境停止一切武力行动，届时我们将着手在四个月内从越南撤走全部美国军队。
你们看，这是一些宽厚的条款，这是一些并不要求任何一方投降或遭受屈辱的条款……北越理应立即加以接受。
最后一段是我亲自起草的给苏联的措辞谨慎的信息：“我们料想你们会帮助你们的盟友，你们也会料想我们不致停止帮助我们的盟友。但是让我们、让所有的大国都只帮助盟友提高防御力量，而不去帮助它们对邻国发动侵略……近几个月里，我们两国的谈判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在限制核武器、贸易和其他许多问题上，我们都接近于达成比较重要的协议。让我们不要滑回到以前那种阴暗的时代。我们并不要求你们牺牲你们的原则或朋友；但是你们也不应该让河内的毫不妥协的态度勾销我们双方曾经如此耐心地共同开辟的良好前景。”
国会和新闻界随即提出尖锐的批评。特迪·肯尼迪说，布雷是一种“在绝望中采取的毫无作用的军事姿态。我认为他的决定是不祥的，并且我想也是愚蠢的”。《圣路易斯邮报》说全国人民是不会支持我的，因为“这一次战争的起因是不光彩的，是可耻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消息灵通的外交观察家现在都推测首脑会议将无限期推迟。大部分电视网的评论员还一致认为我的演说严重地危及首脑会议的召开。全国广播公司驻莫斯科的记者说，要克里姆林宫轻易接受我的决定是不容易的，这个决定将“实际上消除举行首脑会议的前景”。
军事计划人员的缩手缩脚仍然是一个问题。
五角大楼送给我审批的轰炸计划充其量也只能说是胆怯的。就像我给基辛格的一份长篇备忘录里所写的：“军方只打算对北越进行200架次的袭击，我担心这会变成约翰逊政府1965—1968年间进行的那种令人意气消沉的‘不担风险的轰炸’。”
既然已经忍痛做出这项决定，并且准备承担由此引起的政治风险，我决心按照我原来设想的方式加以贯彻。我在备忘录里接着写道：
我不能过分强调我已下定决心打算孤注一掷地干它一场。但我们必须让敌人得到深刻的印象，觉得我们就是那样干的。我们的言论是会有一些帮助的，但我们今后几天的行动则要比我们的言论有效得多。
我现在根本不满意军方就空军活动问题提出的计划……
我们目前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是做得太少，动手得太晚。现在正是我们可以争取公众尽量支持我们的行动的时候，做得过分一点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大家都应当记住，我们现在必须用那种真正能戳痛敌人的方式去惩罚他们……
既然我已经做出了这项极其困难的关键性的决定，我就打算坚持到底，非迫使敌人屈服不可。我希望你把这种精神灌输给全体工作人员，尤其是我希望军方积极行动起来，向我提出一些怎样实现上述目标的建议……
我觉得我们往往是说得多，做得少。这种倾向实在要不得。约翰逊政府的弱点就在于此。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我们的弱点，因为我们曾经一再警告敌人，而当敌人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行动却相当温和。现在敌人已经越过了边缘，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是有力量摧毁他们的作战能力的，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使用这种力量的决心。我和约翰逊的区别就在于我肯定有这种决心。如果我们这次失败了，其原因一定在于那些官僚及其官僚作风，特别是国防部的那些官僚及其官僚作风，这些人当然会得到他们在国务院里的盟友的大力帮助，想出各种办法来削弱我已经指定要采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坚强行动。这一次我希望军方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提出他们自己的一些见解，有助于采取非常有威胁性的、有力的和有效的行动。
苏联塔斯社发出强烈的谴责，说布雷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许多严重的后果”。在我讲话的第二天上午，苏共政治局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紧急会议。我充分准备等他们发表谴责我的行动并宣布取消首脑会议的官方声明。
第二天，多勃雷宁在地图室与基辛格会晤。多勃雷宁完全改变了通常的轻松谈吐，冷冰冰地声称他奉政府之命宣读一项正式照会。使基辛格大为宽慰的是，照会是比较温和的，并且只就我们的封锁以及我们的一枚炸弹偶然击中停泊在海防港的一艘苏联船只和炸死一名苏联海员一事提出私下抗议。在第二天下午他们再度会晤时，基辛格随便问起苏方为什么没有提到首脑会议。
“你们没有问起有关首脑会议的问题，”多勃雷宁回答说，“所以我国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做出新的决定。”
基辛格说：“这是不是说我们本来应该提出有关首脑会议的问题呢?”
“不，”多勃雷宁回答说，“你们把一个困难的局面处理得很不错。”
在他们会晤的同时，我去医院探望手术后正在休养的马诺洛。我一回来，基辛格就赶到我的办公室来报告消息。“我认为我们已经度过这场危机了。”他兴高采烈地说，“我想，我们可以一面布雷和轰炸，一面举行首脑会议了。”
第二天，多勃雷宁打电话对基辛格说，他接到莫斯科的一封电报，是谈到首脑会议的详细程序的。他甚至提出了双方交换什么正式礼品的问题。苏联人打算送我一艘水翼艇，供我在比斯坎岛使用。他还说，要是勃列日涅夫能得到一辆新车来丰富他收集的豪华汽车的品种，他肯定会很高兴的。
现在似乎可以断定，首脑会议是不会因为那次讲话而流产了。曾经预言灾难临头的新闻界权威和国会里的批评者，这时也不再做首脑会议将被取消的文章了，而是开始集中指责我们的轰炸机正在袭击非军事目标。
5月15日星期一，我一大清早就回到办公室准备应付排得满满的各种会议和约会。下午稍晚的时候，我正在和唐·肯德尔谈话，鲍勃·霍尔德曼进来问我能否到我的私人办公室同他谈几句话。关上门后，他说：“我们从特工系统的电讯上得到消息，乔治·华莱士在马里兰州的一次集会上遇刺。”
我问，他是否还活着。霍尔德曼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开枪的是个白人，但是这个人的其他情况目前还不了解。
华莱士遇刺的消息不免使人回想起约翰·肯尼迪、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刺的恐怖情景。不管这次新的打击如此可怕和令人震惊，我还是决心不让全国在一片议论声中陷入恐惧状态。
第二天早晨，《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建议，由于国内充满暴力气氛，总统候选人应该避免参加露天集会，只通过电视或在安全有保障的紧闭的大厅里竞选。我对霍尔德曼说，无论如何我不同意再增加负责保护我的特工人员。
中午前后，约翰·康纳利到我办公室来。这时刚刚宣布他辞去财政部部长的职务并提名乔治·舒尔茨接替他的工作。我对他和办公室里的其他人说，我想出去散散步。
“什么时候?”罗恩·齐格勒问道。
“就是现在，”我说，“咱们走吧。”
我决定陪康纳利一道步行回财政部大厦。当我们从隔街对着财政部大楼的白宫东侧楼走出来时，一小群人从街上围了过来；我停下来和一些带着照相机的年轻人和几位外国游客聊天。一位看来像是有身份的人自称是律师，上过弗吉尼亚大学的法学院。当我拔脚走过马路时，他说：“谢谢你今天到外面来走走。”
周末，我到医院探望了华莱士。
日记
星期五上午回华盛顿的途中，我下车去探望了华莱士。华莱士太太颇有吸引力的风度再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很热情，可以想见她在华莱士的竞选活动中一定是个好帮手。
他的体力看来是完全能够让他同人家晤谈了，但我觉得他的听觉和理解力有时不怎么好。他对自己在预选中的成绩很得意。我告诉他，我从苏联回来后一定派人向他介绍情况，对此他很高兴。他说他考虑以后去沃尔特·里德医院住院。我对他说，只要他在华盛顿地区，随时都可以住进去——那里的安全有绝对保证，病房也特别舒适。
他虽然是个蛊惑人心的政客，但像大多数南部人一样，有强烈的爱国心，因而多少有点容易感情冲动。这点在我们这次见面时表现得特别明显。他指出，他曾反对汉弗莱和马斯基，因为他们过去都投票赞成把美国卷进东南亚战争的每一个步骤，现在却批评我为使美国摆脱战争而做的努力。他床边有一个花编的国旗图案，我在辞别时叮嘱他要使我们的国旗高高飘扬。他敬了个礼说：在总司令面前，我保证一定这样做。我回了一个敬礼，离开了病房。
第一次首脑会议
5月20日星期六，“空军一号”离开华盛顿，途经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前往莫斯科。起飞以后，基辛格到我的机舱来兴高采烈地说：“这应该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外交成就!三个星期以前，谁都预言这次首脑会议要取消，可是今天我们却在赴会的路上。”
我们在萨尔茨堡过了一夜，5月22日星期一下午4点钟在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降落。
我们抵达前不久下起了小雨。正式前来迎接我的是尼古拉·波德戈尔内主席，柯西金和葛罗米柯也在场。只有一小群人站在栏杆外，手里摇着小纸旗表示欢迎，整个场面十分冷清。当我们的车队快速通过宽阔而空无一人的大街驶向克里姆林宫时，我注意到为数不少的群众被挡在侧路路口一个街区之外的警察屏障的后面。
帕特和我被安置在克里姆林宫一侧的整整一层楼里下榻。正当我们四处观看我们富丽堂皇的住处时，基辛格带来消息说，勃列日涅夫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迎候我。
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就是13年前我第一次会见赫鲁晓夫的那个房间。同赫鲁晓夫一样，勃列日涅夫看上去和他的照片一模一样，脸部最突出的是那双浓眉，嘴角露出一丝带几分警惕的微笑。我敢说，13年前我和他并肩站在美国展览会的那间厨房里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会作为各自国家的领袖在一起举行首脑会议。
我们握手后站着聊天，这时有人给我们端来了茶。他把我让到屋子一边的一张长桌跟前，两人隔着桌子相对坐下，苏方的译员维克托·苏霍德列夫坐在桌子的一头。有人曾经表示关心，认为我应该带一名国务院的翻译在场。但是我知道苏霍德列夫是位高明的语言学家，英语讲得和俄语一样好，并且我觉得，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场，勃列日涅夫说起话来也许会随便一些。
勃列日涅夫的语气友善，但用的字眼很直率。他说，他必须首先告诉我，在我们最近在越南采取行动以后，他如期举行这次首脑会议很不容易。完全由于改善苏美关系和两国间就某些重大问题达成协议十分重要，才坚持了原计划。
在做了这番几乎必不可少的表白以后，他明显地热情起来，开始谈到发展我们之间个人关系的必要性和好处。他说，苏联人民铭记着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字，因为他是1934年给予苏联以外交承认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并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希特勒同盟的领导人。
我说，我曾经研究过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以及斯大林与丘吉尔之间关系的历史，发现战争期间下级之间的分歧往往由于在最高一级达成协议而得到解决。“我希望和总书记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我说。
他爽朗地回答说：“我当然非常高兴，我这方面是完全准备这样做的。”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那些官僚去决定，我们就永远不会有什么进展了。”我说。
“他们只会把我们埋在纸堆里!”他开心地大笑，把掌心往桌面拍了一下。这个开端看来还不错。
大约半个小时后，我们在葛拉诺维特大厅举行的国宴上再次会面。这是15世纪修建的美丽大厅，在克里姆林宫最古老部分的中心。镶木地板擦得锃亮，有拱顶的墙上挂着好几幅富于金黄色和褐色色彩的像圣像那样的巨幅油画。勃列日涅夫和我并排坐在第一桌，直接面向对过墙上比真人大几倍的“耶稣和使徒最后晚餐”壁画。勃列日涅夫说：“那是当年的政治局。”我搭话说：“那一定是意味着总书记和教皇有许多共同点啰。”勃列日涅夫放声大笑，伸过手来和我握了一下。
像往常那样，时差使我第一夜难以熟睡。我终于在凌晨4点半左右起床，穿上便裤和夹克，决定到克里姆林宫院子里去散步。按照莫斯科的北纬度，这时天已接近大亮。我能听到红砖墙外河上的船声和路上的卡车来往声。我停下脚步，抬头看了一会儿那面飘扬在我们住处房顶上的、周围由克里姆林教堂和钟楼的金色葱头式圆顶和红星簇拥着的美国国旗。
上午11时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葛罗米柯和多勃雷宁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我决定一开始就定下我打算在这次首脑会议整个过程中使用的那种坦率的调子。
“我想讲一点苏联朋友们可能由于客气而不愿说出口的话。”我开始说，“我知道我是以非常强硬、注意冷战和反共出名的。”
柯西金冷冰冰地说：“不久以前，我也听到这种说法。”
“固然我对我们的制度有坚定的信仰，”我接着说，“不过同时我也尊重那些同样坚定地信仰他们自己的制度的人。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大国一定是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生存和合作的。但是，靠温情或者靠掩盖实际存在的分歧这种办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坐在桌子对面的人都点了点头，不过我猜想，他们实际上都宁愿我们继续采取我们过去常常用以对待苏联的那种温情的态度。
当天下午，我和基辛格同勃列日涅夫和他的美苏事务顾问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举行了两小时的会谈。勃列日涅夫虽然装出对细节和数字厌烦的样子，却显然事先对问题有比较充分的了解。我们讨论监督和限制的时限和技术的时候，他用一支红铅笔在面前的便签本上画出几枚导弹。
我说，我们觉得具体规定查核双方履行义务的情况的办法可以给双方提供必要的信心，这时他朝着我有点生气地说：“要是我们都打算欺骗对方，又何必要这一纸协定呢?我们方面是不准备捣鬼的。那种‘互相抓辫子’的办法完全要不得。”
那天晚上，我们又举行了一次时间很长的会谈来讨论一个争执不下的重大问题，那就是苏联的新型反弹道导弹系统应该部署在离莫斯科多远的地方。在我们开始讨论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就随便把我们几小时以前刚商妥的数字减掉300公里。“关于反弹道导弹的问题，”他说，“看来已经解决了。1200公里，我们同意。”
“是1500公里。”我说。
“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中国去吗?”他假装生气地说。
“可是，总书记总该觉得，我是从来不斤斤计较的。”我回答。
“1500公里，行啊。”他不错过抢先表白的机会，说道，“你要我们东移，我们现在就同意这样办。1200公里我们接受起来容易一些，不过1500公里也行。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再谈了吧。”
共产党的谈判代表惯用的一种手法是，就某一个在细节上已经商妥的问题提出一点似乎很理想但行不通的修改意见。本来双方早就同意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具体条款的有效期为五年，可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勃列日涅夫突然问道：“为什么不规定为十年呢?干吗只定五年?”基辛格冷静地指出，原先苏方自己提出的有效期甚至还只有一年半。
“我认为，这个暂时性的协定对我们和全世界来说都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说，“我倒希望来个永久性的协定，不过我的任期有限——到不了五年。在那以后，我就离开了——到太平洋游泳去了。说不定还在那之前呢。”
“总统先生，可别在那之前离开。”勃列日涅夫说。
突然袭击是共产党谈判代表喜欢使用的另一种手法。星期三下午，在我们举行了美苏联合探索太空协定的签字仪式以后，勃列日涅夫和我一起走出房间。他开始谈起当天晚上打算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政府别墅里为我们举行宴会。快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他拉住我的臂膀说：“我们何不现在就到乡下去，在白天看看那里的景色呢?”他把我推进了电梯，下到一楼，门外停着他的一辆大型高级轿车。
我们上了车很快就开走了，这时特工人员和其他人员忙着找车子和司机来追赶我们。莫斯科所有主要街道中间的行车道都是专门留给党的高级官员使用的，所以我们的车开得很快。
一到别墅，勃列日涅夫就提议坐船游览一下莫斯科河。这和13年前赫鲁晓夫的做法一模一样。但是时代变了：他带我们去乘坐的不是汽艇，而是在水上轻轻浮动着的小水翼艇。驾驶员很熟练，小艇开得十分平稳。勃列日涅夫不断指着速度计，上面的指针表明我们的速度是每小时90公里。
我们谈到工作习惯，他告诉我说，他不用口述录音机。我说，记得丘吉尔有一回对我说过，他宁可口授给一位漂亮的年轻妇女。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人都同意这个看法，并且勃列日涅夫还开玩笑说：“何况，当你夜里醒来想记下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女秘书可就尤其有用了。”他们都放声大笑。
我们回到别墅时心情都不错。晚宴的时间预定为8点钟，勃列日涅夫提议饭前再开一次会。
基辛格和我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温斯顿·洛德和约翰·内格罗蓬特坐在桌子的一边，对面是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苏霍德列夫。一连三个小时，苏联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非常激动地狠狠向我进攻。
我顿时想起《化身博士》那本书[2]，因为勃列日涅夫刚才还笑着拍我的肩膀，现在却愤怒地大声责骂我不是真心努力结束战争，而是想利用中国人作为工具来压制苏联人干预北越人的事务。他说，他们怀疑我5月8日是不是气昏了才做出那样有欠考虑的行动，因为他们相信，如果我真的希望和平，我是不必借助外力就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全体美国人民肯定不会一致支持越南的战争。”他接着说，“我当然不相信那些在越南死伤或残废的人的家属会支持这场战争。”
当勃列日涅夫最后好像脾气已经发够的时候，柯西金接过大棒。他说：“总统先生，我认为你过高估计了在目前情况下从实力地位出发解决越南问题的可能性。在关键时刻，北越人也许是不会拒绝其他国家的军队开进去和他们一道作战的。”
这话说得太过分了。我第一次开了口。“这种威胁一点儿也吓不倒我们。”我说，“不过，你不妨再说下去，把话说得具体些。”
“不要错误地以为我们说的话是威胁，你们说的话就不是威胁。”柯西金冷冰冰地回答，“刚才我们只是对可能发生的事作一番分析，这比威胁要严肃得多。”
柯西金似乎越说越来劲，他接着集中力量奚落阮文绍总统，把他叫作“受雇佣的所谓总统”。由于我对他这种激烈的长篇大论依然没有反应，柯西金开始沉不住气了：“难道你们还需要保留这个所谓的南越总统，保留一个未经任何人选举而你们却称为总统的人吗?”
“北越的主席又是谁选举的呢?”我问他。
“全体人民。”他答道。
“说得倒好听。”我说。
柯西金讲完后，轮到波德戈尔内出击了。他的口气比较友好，但措辞一样厉害。当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对我轮番敲打、试图压倒我的时候，勃列日涅夫离座踱起方步来。
大约20分钟后，波德戈尔内突然收住了话题，勃列日涅夫接上去说了几句。之后，室内一片寂静。这时已经将近11点钟。我想在我能够让这次谈话结束之前，我必须让他们明确知道我的立场。
我指出，我已经从越南撤走了50多万人。当北越在3月间开始大规模军事集结时，我表现了最大限度的克制，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事情干扰首脑会议。但是，既然北越人确实入侵南越，我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作出强烈的反应。
“总书记刚才说，有些人可能怀疑我上月采取的行动是出于恼怒。”我说，“如果情况是那样，由我担任现在的职务就太危险了。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我是完全冷静而客观地做出决定的。那是我的一贯做法，因为要考虑到后果和风险。
“我国人民希望和平，我也希望和平。但是，我想让苏联领导人知道，我是多么认真地看待北越的这次战争新升级带来的危险。我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一位伟大将领谢尔曼将军说过：‘战争是地狱。’对此，苏联人民比谁都清楚。自从这次新攻势开始以来，已经有3万名南越平民，其中包括男子、妇女和儿童，死于使用着苏制装备的北越人之手。
“我这话丝毫不是说苏联领导人就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只是想说，我们的目标和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并不想把任何解决办法或任何政体强加于任何人。”
他们全神贯注地听了我说的话，但是谁也没有试图回答。
在这以后我们就上楼了，那里有一席丰盛的酒菜在等待着我们。我说了一句一般的开玩笑的话：别给基辛格灌酒，他回去还得和葛罗米柯会谈呢。他们好像对此很感兴趣，就开始闹着假装给基辛格灌伏特加和白兰地。宴会上一片笑声，又是说笑话，又是讲故事，就好像刚才楼下那场唇枪舌剑的会谈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吃饭当中，柯西金开腔说，我们刚结束了三小时那样激烈的讨论，还能在饭桌上轻松地亲切交谈，这是我们今后关系的一个好兆头。我回答说，我们必须承认并开诚布公地讨论我们之间的分歧。他使劲地点点头，再次举杯祝酒。
我们回到克里姆林宫时，已经过了午夜。基辛格和葛罗米柯马上开始就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中悬而未决的几个关键问题举行会谈。
凌晨1点左右，当里兰大夫在我房间里给我治背痛的时候，基辛格进来报告说，苏联人仍旧坚持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主张。他们很可能是希望我们国内那种要我带回一个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的压力会迫使我接受他们的条件。在我们离开华盛顿之前，我就预料到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已经做好和他们摊牌的准备。
但是，基辛格还有一些消息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他汇报说，五角大楼几乎是在公开造反，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上也正在从他们原来已经同意的立场后退。基辛格用紧张的口气提醒我，要是这个分裂的消息传到新闻界，或者五角大楼拒绝支持从首脑会议上带回去的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国内的政治后果就不堪设想。其实这一点用不着他提醒，我也是心中有数的。
“什么政治后果，让它见鬼去吧!”我说，“即使五角大楼不赞成，我们也顾不得什么政治后果，仍然要按照我们的条件达成协议。”我决心不让五角大楼从右面，也不让苏联人从左面来动摇我认为符合我国最大利益的立场。
“你尽力而为吧。”我说，“请记住，照我看来，我们并不一定要在本星期解决问题。”
当晚，基辛格又花了几个小时试图订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会议最后在清晨休会，问题还是处于僵持状态。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大剧院观看《天鹅湖》的盛大演出。我坐在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中间，帕特坐在柯西金的右边。按照礼节，勃列日涅夫不需要出席，我倒很高兴有机会看看这位强有力的人物不在场时他的同事们是如何表现的。
在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间，观众里有一个妇女站起来对着我们的包厢高喊：“越南万岁!”人们马上把她带走了。后来我们听说这是一家亲共报纸的一名意大利记者的夫人。剧场又一次幕间休息时柯西金说，如果我们撤离越南，我们的威望只会增加，而不致像法国人在奠边府和阿尔及利亚吃了败仗以后那样威信扫地。这是整个晚上谈到实质问题的仅有的一次。波德戈尔内马上改变话题说，这个舞剧中他最喜欢的是第二幕的四小天鹅舞。
看完芭蕾舞后基辛格和葛罗米柯继续会谈。第二天早晨他向我汇报说，他们已经尽最大努力就现实情况作了磋商，但休会时还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后来，当我和基辛格在我的套间里谈话时，多勃雷宁带来了一个消息，说政治局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同意接受我们的最后主张。
当晚，我们在驻苏大使的官邸斯帕索大楼举行宴会，席间人人兴高采烈。勃列日涅夫显得颇为开朗。宴席上的主菜是冒着火焰的“烤阿拉斯加”。上这道菜的时候勃列日涅夫说：“瞧!美国人真能创造奇迹!居然有办法把冰激凌点着了!”
夜里11点刚过，勃列日涅夫和我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和进攻性核武器临时协议，把每一方允许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导弹的数目暂时冻结，到另行缔结一项永久性协定时为止。帕特曾问我她能否参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仪式。因为其他几位夫人都不会出席，我建议她等正式代表入场后悄悄进去站在一根大柱子后面。她就这样观看了签字仪式。
第二天，我们飞往列宁格勒。我们参观了皮斯卡尔叶夫公墓，在纳粹围城期间牺牲的几十万人当中有许多人就埋葬在这里。我们到得太晚，所以先遣人员建议我取消原定到那里一个小纪念馆去参观的计划。年轻的女向导听说我可能不按预定计划全部都参观，显然不高兴了。我说我当然还是要看看这个纪念馆的。当她把葬在公墓里的12岁姑娘坦尼娅的日记给我看的时候，我深受感动。她把叙述坦尼娅全家人如何相继牺牲的几段记载翻译给我听；令人悲痛的最后一段写道：“都牺牲了。只剩下坦尼娅一个人了。”念这句话的时候，女向导激动得声音发抖。最后她抹着泪水说：“坦尼娅也牺牲了。”
在我们离开之前，他们要我在来宾簿上留言。我写道：“向坦尼娅和列宁格勒的所有英雄们致敬。”临走时我说：“我希望这样的事永远不在全世界重演。”
我们飞回莫斯科，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到莫斯科唯一的一座浸礼会教堂——福音派浸礼教全苏理事会教堂——去做礼拜。教友们虔诚的礼赞歌声使我想起早期的基督教徒。我感到奇怪的是，有那么多年轻人参加礼拜。后来有人告诉我，许多老年的善男信女或者被克格勃的特工吓跑了，或者被他们迫迁到别处去了。
我用那天其余的时间草拟我准备对苏联人民发表的电视广播演说。像在1959年一样，我认为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可以不受苏联政府的删节或限制，向苏联人民介绍美国对各项国际问题的观点。
在演说里，我谈到了无限制地进行军备竞赛的危险性，着重说明了美国争取和平的真诚愿望。最后我描述了前一天参观列宁格勒公墓的感受，我说：
当我们为缔造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而努力的时候，让我们想想坦尼娅，想想全世界各处的其他坦尼娅和她们的兄弟姐妹。让我们竭尽一切力量来保证使其他儿童不致遭受坦尼娅经历过的苦难，使你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和全世界的孩子都能友好地、太平地生活在一起，度过他们的一生。
广播过后，勃列日涅夫对我说，我的结束语使他热泪盈眶。
首脑会议期间最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我和勃列日涅夫倒数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本来是为了作一次半小时的例行礼节性拜访，结果我们却花了两个小时讨论越南问题。不过，这回同我们在别墅会谈时不一样，他的态度是平静和认真的。
起初我们有些小交锋，接着他说：“你是否希望我们为了和平的利益派一名最高级的苏联官员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去跑一趟?”
我回答说，这样一次访问可能对结束战争大有帮助，并且说，在这位苏联官员逗留河内期间，我将暂停轰炸。
在我告辞的时候，我们在门前停了一会儿。我说：“我向你保证，不论是在私下或公开场合，我决不采取任何损害苏联利益的步骤。但是，你应该相信我通过私下途径对你说的话，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对你进的谗言。不仅世界上有某些力量，而且有新闻界的代表，他们不愿意看到我们改善关系。”
第一次首脑会议的主要成就是达成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反弹道导弹条约阻止了一场本来不可避免要出现的防御性武器的军备竞赛，使双方不致再花数十亿美元来部署越来越多的反弹道导弹。这个条约的另一重大作用是使那种通过“相互恐吓”来达到威慑效果的概念永久化：既然双方都放弃对导弹的防御，彼此的人口和领土便暴露在对方的战略导弹的袭击之下，变成了抵押品。因此，双方都会极度关心防止发生那种势必使双方同归于尽的战争。
关于战略导弹的临时协定，连同反弹道导弹条约，构成了热核时代走向军备控制的第一步。临时协定使双方的战略导弹冻结在当时实际拥有或者正在制造的水平上。根据这项协定，美国什么也没有放弃，因为我们没有一项计划受到冻结的影响。但是，苏联却正在执行一项规模庞大的导弹部署计划。如果没有这个协定，就不知道部署的范围会达到多么广泛的地步。这项计划如果继续执行，就势必会使我们在导弹数目方面日益处于不利地位，并且十之八九将使我们仅为保持双方现有比例也不得不搞一项费用浩大的部署计划。由于这个协定维持了现有的比例，双方就可以在摆脱军备竞赛压力的情况下着手谈判一项关于进攻性武器的永久性协议。
除了军备控制方面的这些主要成就以外，在第一次首脑会议上还签订了其他一些协定，包括设立联合贸易委员会以鼓励扩大贸易的协定，以及关于污染控制、医药和公共卫生（特别是关于癌症和心脏病研究）方面的协定。为了扩大若干科技领域里的合作，设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此外，还商定了进行一次联合的空间轨道飞行，后来1975年实现的“阿波罗”和“联盟”号宇宙飞船在空间的对接，就是这项协议的成果。
最后，我们签订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文件，它规定了双方同意遵守的12条行为准则。这个文件不仅涉及双边关系和减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而且规定双方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中减少紧张局势和冲突，特别是减少那些可能使大国卷入的紧张局势和冲突。
首脑会议上达成的这些协议，确立了在几个不同的领域里加强彼此的关系和合作的模式。这是缓和的第一阶段，也就是说，要使苏联人关心采取种种办法以增加他们与保持国际稳定和维持现状这一事业的切身利害关系。我们并不认为光凭这种贸易、技术和科学方面的关系就能防止对抗或战争，但是，当苏联人企图在国际上从事冒险的时候，他们至少总得把这些关系列入总的损益表上权衡一下。
由于到处都有窃听装置，我在苏联期间没有口授任何日记。奇怪的是，苏联人对窃听似乎不觉得有掩饰的必要。我的一个工作人员报告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随便对自己的秘书说想吃个苹果，谁知十分钟之后一个女服务员便端了一盘苹果进来，放在桌上。
但是，我在这次旅行期间还是写了不少笔记，在回国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就根据这些笔记口授了好几篇很长的日记。
日记
我向亨利着重谈了我对苏联领导人的评价。我说，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苏联领导人只有第三流的智力水平，这话根本说得不确切。我说，我们总是错误地估计苏联人，因为我们只根据他们待人接物的态度之类来做出判断，而不更深一层去观察他们实际的性格和力量。
谁要在共产党的等级制度里爬到最高的地位并保持那个地位，他就一定要有高明的政治才能和坚强的毅力。这三位苏联领导人，特别是勃列日涅夫肯定都有这样的条件。勃列日涅夫的口才可能不如他一些老练的欧洲或亚洲同事们那样出色，风度也不如他们潇洒，可是像美国的工会领袖一样，有他独到之处。我们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是把他看成一个傻瓜或头脑简单的粗人。周恩来是既文雅又刚毅的人，在当今世界上是罕见的。
毫无疑问，苏联现在的领导人不像赫鲁晓夫时代那样具有自卑感。他们不需要吹牛说苏联的一切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东西都好。但是，他们仍然渴望人家对他们平等相待，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们给了他们很好的印象。
有趣的是，苏联领导人都讲究穿着。勃列日涅夫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以其特有的方式追求时髦的人。他有一套显然非常贵重的金制烟嘴和打火机。
我注意到苏联三位领导人的衬衫袖口都用链扣。这使我想到从赫鲁晓夫时代以来已经有了多么微妙的变化，因为赫鲁晓夫当年曾经坚持要穿得比我们大家都朴素。
柯西金确实是一本正经，非常冷静，不轻易露出热情；用共产党的话来说，他是个贵族。波德戈尔内更像美国中西部的一位参议员。勃列日涅夫有如爱尔兰人后裔的大工会头子，或许把他比作〔芝加哥的〕戴利市长更加贴切。当然，这些比喻丝毫没有侮辱的意思。
他们似乎相处得很好，私人交情也不错。有一次，柯西金、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在一起交谈，我给基辛格写了一个条子说，这听起来就像我们房间里那架每当我们想要防止窃听时便打开的扰频器发出的干扰声一样。
勃列日涅夫非常热情友好。我们乘车去别墅的时候，他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说，他希望我们已经建立起亲密的私交。
〔奥地利总理布伦诺·克赖斯基〕曾经分析过勃列日涅夫，认为他属于“熊的拥抱”那种类型的人，因为不论谁来见他，他都喜欢拍拍肩膀，搂搂抱抱。我不由得想起，如果当年在葛拉斯堡与约翰逊会晤的是勃列日涅夫而不是柯西金，这两个人倒真是一对。
有一次他对我说：“上帝保佑你。”另一次他把我称为“现任的和未来的总统”。
他告诉我，在他刚开始从事党务工作时，有一位老资格的党员向他强调过个人交情在政治活动以及党政工作中的重要性。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位老资格的党员究竟是谁，反正听起来有点像是指斯大林。
毫无疑问，勃列日涅夫的力量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比另外那两位年轻5岁。其次，他说话的声音深沉有力——不论你什么时候和他见面，你都能感到他身上洋溢着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和魄力。再次，他有时说话过多，并且不尽确切，但常常能够很有力地表达他的意思，同时也十分精明。他还善于在辩不过人家时转移话题。
他的手势富于表情。他有时站起来踱步，这是我们会谈时他常用的方法。亨利记得有一次勃列日涅夫说：“我每站起来一次，就做出一个新的让步。”当然，他这样做一定是受我的态度的影响，因为和他相比，我是十分克制的。有人也许会说，我这样对待他是错误的，但是我倾向于认为，我对他的各种指责神色不动，反而比感情外露更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勃列日涅夫有一次对我说：“我是个易动感情的人，特别是对于战争中有那么多人死亡的事情。”我回答说，尽管我是以缺乏感情出了名的，在他谈起的这个问题上我却和他一样感到激动。
他问起毛泽东的情况。我说，他虽然身体不好，但从智力上说还是敏锐的。勃列日涅夫回答说，毛是个哲学家，是个上帝般的人物。他说，要了解中国人是极其困难的，接着他又说：“我们欧洲人同他们完全不一样。”
他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进行了猛烈的阶级斗争。当然，苏共领导人开始不再处决反对派，只是使他们在政治上销声匿迹，如对赫鲁晓夫那样，算起来也不过只有短短二十多年的历史。
他非常强调“有些人”不希望这次会议取得成功——显然是指中国人。
有一个侧面是很有意思的：中国人总是想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小国，苏联领导人却不然，除了北越和有一次简单地提起朝鲜以外，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谈到哪一个小国。我还颇感兴趣地发现，苏联领导人根本没有提古巴问题，他们对朝鲜问题的态度是很温和的。
我注意到1959年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马路上的汽车增加了许多，人们的穿着比以前好了。
有一次我指出，我们的会晤绝不是偶然的。世界的局势要求我们举行这次会议。全世界希望会议产生成果，我们并没有辜负这种期望。会议是有充分准备的，现在我们必须前进，消除世界上的一切战争温床。我们决不能让历史重演。雅尔塔会议导致了美苏关系的改善，但是后来却出现了急剧的恶化。读一读雅尔塔历史可以发人深省，因为引起后来的一切麻烦的，并不是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而是苏联没有遵守协议这一事实。
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我们已经签署的各项文件。
1972年6月
开完首脑会议从苏联回来后的第二天上午，我忙于召开各种会议和向国会介绍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情况，以争取人们对条约的支持。当天下午，全家一起到佛罗里达州。我随身带了一个公事包，里面装满了我们出国期间积压下来的各种国内情况报告和决策备忘录。
星期一，约翰·康纳利到佛罗里达州来。他就要离开政府，准备回得克萨斯州去。
“嗯，两三天前，我遇见汤米·科科伦，”他刚在我书房里坐下就开口说，“他告诉我，特迪·肯尼迪表示希望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可是我想时间来不及了。麦戈文和他的支持者已经憋足了劲，正在脱缰而出。”
我说，我们不应该低估肯尼迪，他还有不小的吸引力。哪怕是麦戈文的支持者，无论他们在感情上怎样效忠于麦戈文，到头来很可能转到肯尼迪一边。我说：“据我了解，休伯特的希望已经不大了。”康纳利点了点头。
“无论如何，”康纳利说，“你一定要向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敞开大门。如果民主党提名麦戈文，叛离民主党的人一定空前的多。”
“你放心好啦，”我说，“我已经吸取了1960年的教训。我不仅会敞开大门，而且正在编织欢迎他们的地毯呢。”
6月6日，乔治·麦戈文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预选中获胜。根据早先的民意测验，估计麦戈文将以比别人多20%的票数的压倒性优势取胜，但结果休伯特·汉弗莱的得票只少于麦戈文5.4%：如果竞选再延长一周，汉弗莱很可能会取得胜利。不过加利福尼亚州的预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麦戈文将赢得民主党候选人的资格。
民主党即将提名的这个人曾经主张，即使没有取得遣返我国战俘的保证，美国也要立即单方面从越南撤军；他赞成无条件赦免逃避兵役的青年；他主张减少防务预算，要裁减一半空军，减少海军舰艇的数目，削减美国派往北约的驻军而并不要求苏联方面做出相应的裁减；他保证要停止援助我们的北约盟国希腊，同时却又主张把外援总额增加到大约四倍，其中大部分款项用来援助非洲国家。
在社会福利方面，麦戈文的做法是：由联邦政府向美国的每个男女和儿童赠送1000美元，这笔钱将主要来自税收负担已经很重的中等收入阶层。据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估计，仅仅这一项计划每年就要增加开支500亿美元左右。
他的税制改革方案表面上是为了堵塞漏洞和使税收负担较为公平，可是连《纽约时报》也认为太过分了，该报形容这个方案太“极端”，“对可能的得失做出多半是不精确的估计”。在加利福尼亚州预选期间，休伯特·汉弗莱把这个方案称为“没收性的”和“一派胡言乱语”。到竞选将结束时，我们估计麦戈文所建议的各项内政措施总共将使联邦财政赤字增加1260亿美元。
麦戈文曾经对《华盛顿邮报》说，为了取消种族隔离，“必须”用校车接送学童。他称埃德加·胡佛是“对正义的威胁”。他说，在他当选总统的时候，凡是扬言要制造大乱和辱骂警察的示威者，“他都要请来参加白宫的宴会”。
所有这些极端的立场和言论都是公开宣布的，然而迟至7月在《时代》周刊组织的一次公民座谈会上，十人中只有一人认为乔治·麦戈文是激进派，剩下的九个人对于他究竟是个真正的自由派还是温和保守派，意见同样有分歧。之所以有这种混乱的看法，主要是因为新闻界在竞选活动初期缩小了麦戈文纲领中过激的或者自相矛盾的因素。许多记者同情麦戈文的立场，还有许多记者无非就是喜欢他所收罗的那些热情可爱的业余竞选职员和义务宣传员。
幸亏并非所有的记者都丧失批判能力和放弃客观报道的义务。《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专栏作家戈弗雷·斯珀林在6月8日写道：“读者要警惕，有些新闻记者和乔治·麦戈文之间的恋爱之花正在盛开；即使我们所说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讲究实际的职业观察家，但这种亲昵的关系势必影响他们的新闻稿。”他接着写道：
事实上，照笔者的看法，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几个月来，麦戈文参议员一直在鼓吹一项使我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革命化的纲领……然而，至少大概到上星期为止，麦戈文参议员始终受到新闻界的“优惠”……至于现在，我认为跟踪采访麦戈文竞选活动的记者中有许多已经暴露出他们的倾向性——主要倒不是表现在他们对麦戈文所作的报道上，而是表现在关于他的情况和他的纲领避不报道的方面。他们的这种取舍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在我看来，麦戈文可能造成的最大的政治危险，莫过于改变他的立场以争取民主党温和派的支持。6月6日加利福尼亚州进行预选那天，我在口授给米切尔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
现在，麦戈文的战略正在变得十分明显，那就是他认为自己获得提名已成定局了。足以说明问题的一件事就是他到州长会议上去“澄清”他关于赦免、吸大麻烟、人工流产和福利等问题的立场。我知道有人会说他和戈德华特一样，是无法侥幸取胜的……其实他们有两点重大的区别。首先和戈德华特相比，麦戈文比较聪明，更没有原则性。为了取胜，他什么都说得出来。其次，麦戈文在竭力表白自己，以便得到新闻界大约100%的支持来最后击败我们。这一点突出地说明当前有必要设法让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而不是共和党人来敲定麦戈文是个左派，因为他过去说过的话清楚地表明他就是个左派。
到了夏天，当我的竞选组织开始高度进行工作时，我几乎立即听到一些与之有关的问题。传说分赴各地的活动组织松散无力，发生过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对当地人的无礼行为；还多次听说地方竞选工作人员越来越不满意“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华盛顿总部的机构庞大和作风油滑。当我打听毛病出在哪里时，对方总是回答说，“米切尔太累了，管不过来”，或说“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案子差点儿把米切尔累垮了”，或干脆说，“是他老婆玛莎的关系”。
霍尔德曼和我决定派当时白宫班子里的弗雷德·马利克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去把那里的事情整顿一下。马利克是一位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实业家，擅长组织和管理工作。但是，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再拖几个星期，主要是怕米切尔会把这看成对他工作的含蓄批评，而不认为是给他配备个急需的助手。
6月12日，我们以乘总统游艇“美洲杉”号出游的方式庆祝了特里西娅和埃德结婚一周年。帕特给我们准备了那次结婚招待会上我们都非常喜欢的小吃。游罢归来，我们观看了结婚典礼的录像，回忆了那天的情景和飞快消逝的这一年。
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6月15日抵达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作了一次长谈，讨论了水源含盐的问题，末了还就美国私人企业在拉丁美洲的待遇问题进行了一番热烈但又友好的讨论。最后，他说他认为我的连任对全世界关系极其重大。
当天晚一些的时候，沙特阿拉伯的国防大臣苏丹·伊本·阿布德·阿齐兹来访，给我带来了他哥哥费萨尔国王的问候。
下午，我同埃利希曼一道研究环境保护局的比尔·拉克尔肖斯在禁用杀虫药滴滴涕问题上所采取的乍看起来有点慌乱的措施。漫长的这一天是以欢迎埃切维里亚总统的国宴来结束的。
6月16日星期五，先是举行内阁会议，研究共和党竞选纲领的各种建议。接着，我同詹姆斯·霍奇森、埃利奥特·理查森和我的一些工作人员开了一小时的会，研究福利改革问题。我的正式日程在午后12时45分结束，最后一项活动是出席给直升机失事中牺牲的南越第二区援助小组英勇的组长约翰·保罗·范恩追赠“自由奖章”的仪式。
当天下午，我前往佛罗里达州度周末。我是自己一人去的；帕特正应邀在西海岸参加一些活动，两个女儿都和各自的丈夫在一起。我公事包里带着布坎南起草的竞选活动备忘录、关于福利改革的汇报材料和我经常翻阅的一本书——欧文·克里斯托尔写的《论美国的民主思想》。我还带了丘吉尔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里的最后一卷《胜利与悲剧》，因为在参加了最近这次与苏联举行的首脑会议以后，我想重读一下丘吉尔对雅尔塔会议的分析。
水门事件
星期五下午和星期六一整天，我都是在巴哈马群岛的大珊瑚岛度过的，这是我的老朋友鲍勃·阿普拉纳尔普拥有的一个小岛。天气时阴时晴，不过我还是去游了一会泳和绕岛走了一圈。看岛人的妻子送我两件她专为我缝制的色彩鲜艳的衬衫。我同她的12岁的女儿聊了一会儿，这女孩让我看了她养的几只海龟。
6月17日星期六，我和大陆只通了一次电话，为了同霍尔德曼保持联系。我们谈了四分钟。我要他了解一下怎样能和约翰·康纳利联系上，因为他正在用35天的时间周游世界。我还关照霍尔德曼一定要在共和党竞选纲领上列入由联邦政府资助教区小学这一条。下午，我同雷博佐和阿普拉纳尔普一道去划船。
6月18日星期天上午，雷博佐和我动身前往比斯坎岛。到家一进屋就闻到厨房里煮咖啡的香味，我进去倒了一杯。橱柜台面上有一份《迈阿密先驱报》，我把第一页扫了一眼。头条新闻是关于从越南撤军的消息，大字标题是“美国地面作战任务即将结束”。
这一版中间靠左边有一条小消息，标题是：“企图窃听民主党总部，几个迈阿密人在哥伦比亚特区被拘留。”
我略看了开头几段，有五个人在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被捕，其中四个来自迈阿密。水门是华盛顿的一座时髦的大厦，作旅馆、办公室和公寓之用。这条消息说，五人中有一个自称以前是中央情报局雇员，其余的人中有三个原籍古巴。他们都戴了外科手术用的橡皮手套。听起来十分荒唐：戴着橡皮手套的古巴人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安装窃听器!我当它是开玩笑，不加理会。我接着看了一下这一版下栏的一篇关于竞选运动的特写，标题是“麦戈文派打算如何取胜”。我把报纸放回台面上，去打了几个电话。
我往比斯坎岛旅馆通电话，找到了霍尔德曼；他和其他随行人员都住在那里。我们简单地讨论了一下要不要为高等教育法案举行签字仪式的问题。然后，我们转而谈到有关乔治·米尼的一些令人颇感兴趣的新闻——可能对1972年竞选活动有极大影响的新闻。米尼曾经对乔治·舒尔茨说，如果汉弗莱不能获得民主党提名，他也不会支持麦戈文。要是米尼——这意味着加入工会的大部分工人——持这种善意的中立态度，民主党各派间的传统联盟就将破裂，从而大大有利于我的竞选。
我给特里西娅和朱莉挂电话，她们祝我过一个愉快的“父亲节”。我还同帕特通了电话，她当时在洛杉矶，接连三天要参加好几个活动，先是在得克萨斯州，最后是在南达科他州。我又先后同艾尔·黑格和基辛格通了电话，当时基辛格正取道前往北京，在夏威夷过夜。下午，我还和查克·科尔森通话，同他讨论米尼的新的动态。然后，我到海里去游了很长时间。
下午6点刚过，我和在澳大利亚的约翰·康纳利通上了电话，听他得意地向我介绍这次旅行的情况。我又同科尔森通了话，简单地谈到我担心新闻界的大部分人也许会同情麦戈文。雷博佐过来同我共进晚餐，然后我们一起看了一场电影。后来，我给杰克·尼克劳斯挂电话，他刚在小石滩举行的美国高尔夫球锦标赛中得了冠军。我祝贺他取得胜利，并对那些在洞口绕了一圈又蹦出来的球表示惋惜。
我决定早点休息。上床前，我坐在书房里读了《胜利与悲剧》的最后几章。
星期一的天气特别好，风和日丽。我没有忙着先看晨报，而是直接到书房里去打电话。我接连同朱莉、特里西娅、罗斯·伍兹、艾尔·黑格和比利·格雷厄姆通话，还根本没有想到水门闯入事件。我还和查克·科尔森通了一次话；在我口授的日记里，有关这次通话的唯一记载是：我们详细分析了一次新的民意测验的结果，其内容包括对总统的领导能力有无信心一直到对经济的看法，门类繁多。我同霍尔德曼通了两次简短的电话，都是讨论当天的日程的，后来他过来同我谈了一个小时。我们讨论了乔治·华莱士成为第三党候选人的可能性、食品价格的上涨、任命一位新的礼宾司司长以及下周的日程安排等问题。我下午去划船，晚饭前作了长距离的散步。晚上7时48分，我乘“空军一号”飞回华盛顿。
回白宫以后，我深夜补记了一下日记。在大量记述周末的天气、对休息的好处发表的感想等之外，我在日记里第一次提到了水门事件。
日记
我几乎打定主意要在星期日晚上回去，但是飓风在邻近地区刮过，风力很强，因此我们认为即使出门所遇到的困难不是太大，路上也会感到很不舒服。
第二天风已经平息了，天气极好。事实上，这是六个好天——包括两星期前从莫斯科回来后的三天和最近三天——中最好的一天。我又多休息了一天，上下午都长时间地尽兴游泳，这使我觉得精神大振，其作用之大是我以前所没有体会到的。我决定今后碰到有休息的机会，务必设法连续占用三个整天，当然还总是要尽量找一个优美的地点，使我心旷神怡，并且天气最好是风和日丽。
我相信多运动是很重要的。今晚我不仅感觉休息得比较充分，而且整个人确实更加生气勃勃，格外急于想要把工作做完。我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得到了休息，呼吸了新鲜空气，也进行了体育锻炼。以后我每天工作后回官邸以前，一定要滚半小时木球。这也许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归途中，我从鲍勃·霍尔德曼那里听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事件涉及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米切尔曾在电话里莫名其妙地叮嘱鲍勃不要卷进去，因此我对鲍勃说，我完全希望我们的人一个也不要卷进这一事件，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事情干得很蠢；第二，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想法在他们的全国委员会安装窃听器。
鲍勃指出，乔蒂纳的一个私人侦探说过，麦戈文的一个助手曾告诉他，说他们已经在我们委员会的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当然，这里的问题是要找一个通过宣传手段同公众有联系的人员，他将透露对方也干过这类事情的一些反面例证，以说明实际情况。看来并不是我们方面很笨拙地企图从民主党人那里非法获取情报。
我还劝鲍勃不要让科尔森和埃利希曼被这件事情困住，免得他们无暇处理其他事务。现在回头看来，科尔森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问题过问太多是个错误，因为这使他放下了其他看来更为重要的工作。也许解决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听其自然，不让我的全班人马经常吵吵闹闹地谈论那个问题。我希望我们也能用同样的办法来处理目前这件事情。
帕特今晚情绪甚佳，觉得她的南达科他州之行是成功的。她说州长表示发愁，因为我在该州的威信一直很高，而他今年却要以民主党人的身份进行竞选，心里感到七上八下。当然，如果候选人名单上是麦戈文，他的机会也许会多得多。
水门事件中被捕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雇员叫詹姆斯·麦科德。此人以前是中央情报局保安官员，现受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雇用，作为房屋、文件和人员方面的安全顾问。他的职责之一是使共和党人免遭他被发觉正在对民主党人所做的那种事情。霍尔德曼还听说从那些被捕人身上搜出现款——十多张100美元的钞票——显然是争取连任委员会给的。
由于麦科德与争取连任委员会的关系，他的被捕使水门闯入事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拉里·奥布赖恩夸张地说：“这个窃听事件……提出了我在20多年政治活动中所遇到的关于政治过程是否诚实的最吓人的问题。”约翰·米切尔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身份发表声明，说被捕者的行动不代表该委员会，也不是由它同意的，并说他本人对于麦科德牵连在内的报道感到惊愕。
我对水门事件的反应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如果说这也算是玩世不恭，那是因为我阅历过多所致。我从事政治活动多年，看惯了形形色色的事件，从肮脏诡计到选举舞弊，不一而足。对于一件政治窃听案，我委实不会义愤填膺。
拉里·奥布赖恩也许能装作惊骇万状，但他同我一样清楚，自发明从电话线上窃取情报以来，政治窃听几乎没有中断过。近在1970年，一名前阿德莱·史蒂文森竞选活动的成员公开说，他在196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在肯尼迪组织的电话线上装了窃听器。林登·约翰逊认为肯尼迪家族曾对他搞过窃听；巴里·戈德华特说，有人窃听他1964年的竞选活动；埃德加·胡佛告诉我，1968年，约翰逊曾下令在我的竞选飞机里安装窃听器。这种行径也并不限于政界人士。1969年，全国广播公司一位节目制作人，由于在1968年民主党政纲委员会秘密会议上装了一具隐蔽的话筒，被判罚款和缓期徒刑。在水门闯入事件以后，窃听专家们马上就对《华盛顿邮报》说，这种做法“在过去历届选举中并不少见……同一政党的候选人互相窃听更是常事”。
事实上，我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信心有所动摇，主要并非由于企图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安装窃听器一事是非法的，而是由于这种做法十分愚蠢，根本毫无意义。为什么?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干?为什么干得那么莽撞?为什么偏偏选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稍稍懂得一点政治活动的人都知道，一个全国委员会总部决不是可以刺探到有关竞选总统内部消息的地方。整个事情毫无意义，并且搞得很拙劣，几乎看起来像是事先故意做出的安排。可是，来龙去脉当然就追溯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头上。在星期日早晨，古巴人戴着做手术用的手套在民主党总部偷装窃听器的想法似乎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到了星期一晚上，这件事已成了竞选总统活动中随时可能爆发的问题。
6月20日星期二上午，即我回到华盛顿后的第一天，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华盛顿邮报》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声称：白宫顾问与窃听人物有关联。文章说，根据“与调查此案关系密切的联邦官员”提供的消息，在民主党总部内逮住的人中有两个人的通信地址录上发现霍华德·亨特的名字。文章接着说，亨特是中央情报局前特工人员，1972年3月29日以前一直在白宫工作，充当查克·科尔森的顾问。提到科尔森的名字，使我大吃一惊。如果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受牵连，甚至像霍华德·亨特这样的前白宫低级职员卷了进去，问题都不大。然而科尔森是我的助手和顾问核心的成员，如果他也受牵连，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一向器重他办事干练，颇有魄力。这时我不知道他是否做得太过分了。
民主党人已经开始发动攻势。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提出诉讼，控告它侵犯私人秘密，违反民权，要求赔偿100万美元。这一讼案可以使他们的律师传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和白宫的几乎全部人员出庭并宣誓作证。这样一来，他们表面上是查究在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一事，实际上可以对我们竞选活动的一切方面提出种种问题。正如《时代》周刊所说的，民主党人起诉的真正意图是“要在整个秋季使共和党人忙于应付法院，使案件为公众所瞩目，以破坏看来势不可当的共和党竞选活动”。在公开场合，民主党人对水门闯入事件义愤填膺，私下里他们却庆幸在大选之年交了意想不到的好运。
肯·克劳森，我们的通信联络副主任，在和《华盛顿邮报》编辑迪克·哈伍德吃午饭时，了解到我们即将面临的问题。克劳森来白宫工作以前，曾任《华盛顿邮报》记者。饭后他和几个旧同事闲谈。他听说，《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正在亲自指挥一支记者队伍，以便深入挖掘水门事件新闻。“我们免不了要遭受猛烈的围攻。”克劳森警告白宫班子成员。
星期二下午2点20分，科尔森来看我。我们花了几分钟时间谈论报界怎样夸张他和亨特的关系，以便把他牵扯进这场丑闻。我们还讨论了谁泄露消息的问题。
科尔森说，霍尔德曼在“掌握全面”，并且，根据科尔森本人的看法，到目前为止我们处理得还算恰当。
我认为，我们必须立刻应对的问题是被捕的人会说些什么。我感到我们将禁受不起他们可能提出的任何指控或谴责——不管是真是假。我说，我听人家讲他们都是些“铁铮铮的硬汉”。我对科尔森说，根据我的理解，我们要把整个这件事情的责任归于“那个可笑的家伙”。我指的是麦科德，但科尔森显然认为我是指他的朋友霍华德·亨特。
科尔森马上为亨特辩护。他一再强调亨特精明老练，不会参与闯入水门这种外行人干的事情。我表示同意：如果我们了解得不够，也会认为整个事情是故意胡乱拼凑起来的。
科尔森说，他听到闯入事件后，曾认为这可能是古巴人自动组织的行动。谁都知道，流亡美国的古巴侨民都担心麦戈文会决定恢复与卡斯特罗的外交关系。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情绪激昂，他们完全可能想对民主党人进行窃听，以便获得有关这种意图的消息。
我略微思考了一下麦戈文，《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肯定会采取双重标准：对于埃尔斯伯格非法公布政府绝密文件，他们持默许态度；对于闯入一个政党总部而并未得手的这种比较小的事情，他们肯定会慷慨激昂、满腔义愤。我挖苦地建议，既然《纽约时报》由于发表五角大楼文件而获得普利策奖金，我们也可以照此办理，最好由谁发表一篇演说，强烈要求授予水门大厦闯入人员以同样的奖金。
我对科尔森谈了我的看法：我们对水门事件要听之任之，让古巴人去对付。
科尔森又谈起亨特。他说亨特的名字出现在被捕人员的通信地址录上，是世界上最合逻辑的事情。《晨报》已经指出，亨特当了20多年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并说所有被捕的人都与中央情报局有关。但是科尔森告诉我，他们的关系甚至还要深一些；亨特曾为猪湾登陆作战训练过古巴流亡分子。这个消息似乎更证实古巴人和水门事件有关。
科尔森说水门事件对我们最大的威胁是，仅仅由于新闻界和民主党人一定会大做文章，我们有忙于应付的危险。他说：“一般说来，这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他们只是想发泄发泄。因为除此以外，他们找不到机会打击我们。”
接着他告诉我，《纽约时报》也有它自己的问题。在我访苏进行最高级会谈期间，这家报纸登过一则广告，要求因为我的越战政策而对我进行弹劾。我们对该报提出了正式控告，控诉它没有向出钱登广告的人要求提供必要的证件，因而违反了关于公布竞选资金的法律。我对我们能否从中得到政治上的好处持悲观态度。我知道，《纽约时报》是一定会用拖延手段来应付这场纠纷的。
在科尔森离开我办公室之前，我给他鼓了鼓气。“愚蠢透顶！”我说，“什么事情都破坏不了选举，什么事情都不会使选举发生多大变化……你现在注意这件该死的事情，但过不了多久，它就会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
主要问题是民主党人能够通过传讯作证，使水门一案始终引人注意。我们打算拖到大选之后再出庭作证，但能否办到，把握不大。可是，科尔森倒一点也不发愁。他说他乐意让白宫人员宣誓作证，因为“谁都和这件事情毫无干系……这一次你是会赞成让大家去作证的”。他说这番话时信心十足。我希望情况真是这样。
6月20日星期二，我两次接见鲍勃·霍尔德曼：上午从11时26分到12时45分，下午从4时35分到5时25分。关于上午谈话的内容，外人将永远不会完全知道，因为那次谈话的录音带就是有18分半钟空白的那一盘。这18分半钟时间内的有些谈话的内容可以根据霍尔德曼的笔记重新整理出来。根据这些笔记，我对水门闯入事件的第一批反应中的一项是发出指示，要定期检查我的行政大楼办公室，确保无人对我进行窃听。那些反应还表明我对水门事件的政治后果十分关切，希望发动我们这方面的反攻来消除它的影响。
几小时以后，就在当天下午，我们又讨论了同一问题。这很能说明上午谈话中关于水门闯入事件可能讨论到的其他内容。我的习惯是要对问题反复讨论多次，在一般情况下参加讨论的人员不变，我的措辞往往也几乎完全相同。我就是用这种办法在做出决定之前尽量详细了解所提供的资料，听取建议，并从各种可能的角度来考虑形势的。关于水门闯入事件，我相信我们上午11时26分谈到的问题同5个小时以后下午4时35分谈的内容大同小异：我们的各级人员中是否有人已经把我们卷入这样一种令人为难的局面，如果调查和作证的程序采用各种可能采用的手段广为罗织，那就会给民主党人提供机会，在竞选运动中大做文章。
在下午商谈中，霍尔德曼说他认为约翰·米切尔事先并不知道闯入计划，我表示同意。首先，米切尔非常精明强干，决不会参与任何这样的事情。我说米切尔对此一定感到意外。霍尔德曼认为这话很有道理，不过他觉得被捕的那些人应当是相当能干的一伙，他们一直在进行与竞选运动有关的其他工作。
霍尔德曼告诉我，他听到过发生闯入事件的可能存在的原因。那些被捕的人显然是进去修理某种早已安装但运转不正常的电子设备，并且要把他们在里面发现的一切东西拍成照片。后来他提到，他们还想发现一些关于民主党财务方面的情报。
在随后的几星期和几个月内，我听到其他许多说法，解释为什么要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并进行窃听。一种说法是这些人想证实一项消息，即民主党人正在策划印刷伪造的候选人名单，以便分发给游行示威的群众，借以破坏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另一种说法是他们打算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非法掌握的机密文件拍成照片。我听到各种各样的说法，因为我多次问了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搞窃听?
在我们那天下午的谈话中，霍尔德曼匆匆地谈了一下他那天收集到的其他一些消息。据他了解，麦科德将交代说他当时是与古巴人合作的，而古巴人则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动机，一直在搞窃听。霍尔德曼告诉我，霍华德·亨特不是已经销声匿迹，便是正要销声匿迹，不过如有需要，他还是会回来的。霍尔德曼表示，可以根据亨特和古巴人的关系来解释他的名字为什么会在他们的通信地址录上出现；他同科尔森一样告诉我，亨特在中央情报局供职期间与猪湾事件有牵连；事实上，霍尔德曼了解到有一个古巴人还是那次登陆作战中亨特的副手。霍尔德曼说，我们的人员正在努力使这一事件和古巴人的民族主义动机联系起来。当然，问题是现在通过亨特这条线索，外界正在发现这事件同科尔森和白宫有关。报纸已经报道亨特在白宫从事有关国际贩毒情报和文件销密工作。霍尔德曼说，他并不确切知道亨特还干过其他什么工作，只知道他的工作是根据他过去在情报部门的经验安排的。但他在后来的谈话中提到亨特曾参与“吴庭艳事件”——我们努力揭露肯尼迪总统卷入1963年对吴庭艳实行政变的那件事——那次政变结果使吴庭艳被杀。我想起科尔森也曾提到亨特的情报工作经历。
霍尔德曼说，就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情报活动而言，我们大家——包括科尔森在内——都知道有些工作在进行。但是他认为，科尔森尽管同亨特有联系，但并不确切知道正在进行的水门大厦安装窃听器的计划。我说我认为他是知道的，但我又说这不过是事后的一点认识罢了。然而，霍尔德曼后来在谈话中甚至更加竭力劝我对科尔森消除疑虑。他说，经过调查，他可以肯定科尔森与水门事件无关。
霍尔德曼报告说，我在白宫的各个办公室和行政大楼办公室他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窃听器。当然他提醒我，我们有自己的录音系统。
霍尔德曼说，这一切简直像是一场噩梦，这样的事情不可能是真的。我表示同意。他说，幸而米切尔和这件事隔着好几层——但或许这是我们的不幸，因为如果他不是高高在上，这件事情也许决不会发生。然而，总存在着偶然的迹象的问题，看来对方还在千方百计地想把米切尔也牵连进去。霍尔德曼半开玩笑地说，也许我们最好是满口承认，就说我们正在监视民主党人，我们聘请麦科德经办这件事，因为我们惊恐欲绝，深怕有个疯子会当上总统，把我们的国家出卖给共产党人！
我问霍尔德曼，霍华德·亨特是怎么陷入水门事件的。他说，在闯入水门的那天晚上，亨特在水门大厦对面的旅馆里等着，要在他的房间里监听那些窃听器。然而，霍尔德曼无论对亨特和麦科德的关系，还是麦科德和古巴人的关系，都不太清楚。
我对亨特的名字怎么出现，还是闹不明白；霍尔德曼又把通信地址录的事情简单地讲了一遍。他还告诉我，有个古巴人有一张亨特的支票，大约6.9美元，是付给亨特的城郊俱乐部的。
我表示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巴人、麦科德、亨特互有牵连，正好说明这实际上是古巴人的行动。无论如何，用古巴人来解释水门闯入事件对我们有两点好处：既能使我们不因暴露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有牵连而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又能使人注意到美国的古巴侨民为麦戈文对卡斯特罗的幼稚无知的政策担忧，从而削弱民主党人的力量。
霍尔德曼在谈话中还顺便提到窃听电话的问题，以及对“利迪预算”的关切。然后他又回到民主党人要求我们作证的问题，他说这显然是我们最棘手的事情。我表示我还是不明白这一切是从何产生的。在我们快要结束有关这个问题的谈话时，我对他说：“不值得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安装窃听器。”
6月20日，忙了一整天。我和埃利希曼花了一个小时讨论用校车接送学童和其他内政问题；打了几个电话给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同艾尔·黑格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就水门事件来说，我当晚走回官邸时充满了信心。我过去主要的顾虑是担心白宫有人牵连进去，而在这一点上，科尔森和霍尔德曼都再三叫我消除疑虑。霍尔德曼还保证米切尔同水门事件毫无关系。我得到了这些保证，准备进行反攻。
当晚，我打电话给约翰·米切尔。我们谈了大约4分钟，后来在夜里我把他的话简略地写进日记本：“他非常恼火，因为他委员会的属员里居然有人搞那样的活动，他只后悔没有更有效地管束好他组织里的所有人员……”
在电话里，听起来整个这件事情使米切尔深感困恼，因此，我就更加相信事情的发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电话里也听得出他完全精疲力竭了。
同米切尔谈话以后，我打电话给霍尔德曼。那天下午当他和科尔森都提到猪湾事件时，他们触发了我的一些考虑，现在我向他讲到我就水门事件怎样与公众联系问题的新看法。我提出建议，如果拿古巴人的活动来解释闯入事件确实能够为一般人所接受，我就要打电话给雷博佐，叫他把迈阿密的反麦戈文的古巴人动员起来，公开为他们被捕的同胞募集保释金，并通过新闻报道工具大肆宣传一下。如果他们能够借此使人回想起民主党人对猪湾事件处理得多么愚蠢可笑，并进而攻击麦戈文的外交政策思想，我们也许甚至能够使水门事件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那天晚上我在行政办公大楼办公室里一直工作到将近晚上11时30分。我花了一些时间补写日记。记完白天的事情以后，我在结尾这样写道：“我感到我今天的精神比几个月来愉快得多——轻松自如，然而能够把工作做得比平时多，而且干劲十足，远非寻常可比。”
水门事件是令人烦恼的，但在许多问题中，它只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罢了。
在6月21日星期三上午的谈话里，霍尔德曼告诉我，“干这件事的家伙”是戈登·利迪，我问他利迪是谁，他说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委员会顾问。我说，我以为闯入事件应由麦科德负责。这时霍尔德曼说，不是他而是利迪。我们并不知道麦科德的立场，但大家似乎都认为他是会守口如瓶的。
埃利希曼主张让利迪坦白；他可以说，他是为了要当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英雄才这么干的。这有几点好处：能够结束民主党人的民事诉讼，限制他们在与诉讼有关的作证方面进行非法调查的能力；使低级人员认罪，避免归罪于高级人员，借以转移新闻界和政界的一些攻击；最后，既然所有被捕的人都认为利迪是负责人，他一旦认罪，他们的任何其他想法便将无足轻重，因为一切都会归结到利迪身上。之后，霍尔德曼说，我们的人员就可以上诉请求宽大，理由是利迪是个侦探小说看得太多而误入歧途的可怜小伙子。
我说，这到底不是什么滔天大罪。事实上，如果有人问我是否同意齐格勒所说的这是一桩“三流盗窃案”的声明，我会表示异议，说这只不过是一种“三流企图盗窃案”。霍尔德曼说，律师们都认为如果利迪和被捕的人对所犯的罪行提出抗辩，他们只会得到罚款和缓期徒刑的判决，因为他们显然都是初犯。
我表示赞成埃利希曼的计划。我们必须认定真相迟早总会大白天下，所以如果利迪是主谋，他就应该站出来承担责任。我说，我唯一的顾虑是这种做法会不会连累约翰·米切尔——如果是那样，我认为我们就不能这么办。前一天霍尔德曼似乎很肯定，米切尔并无牵连。现在他却不大有把握了。他告诉过我，米切尔很关心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会深入到什么地步，并认为应该有人马上去联邦调查局，使他们转变方向。霍尔德曼还说，埃利希曼担心米切尔可能会受到牵累。那天上午当霍尔德曼和米切尔谈话时，他几乎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但米切尔避而不答；所以他不能确定对方是否有牵连。他指出，米切尔对埃利希曼的计划似乎有点不大放心，怕利迪不够坚定，也担心利迪确实受到压力时可能会出事。霍尔德曼说，无论如何，埃利希曼只是那天上午才形成他的计划，大家都要仔细考虑以后才会有所行动。
我还是相信米切尔是无辜的；我肯定他不会下令办这类事情。他精明强干，颇有见识，而且一向不屑在竞选时收集对方的情报。不过有两种令人烦恼的可能性：我也许估计错了，米切尔可能有所牵连；即使他实际上没有陷进去，如果我们不够谨慎小心，他也可能意外地受到连累，以致不管是我们还是他本人都无法说明事实真相。无论如何，我希望利迪不会把他扯进去。我说代人受过是常事。霍尔德曼说，我们能够照顾利迪。我也表示同意，认为我们可以帮他一下忙；如果有人想帮我在大选中获胜，我是愿意资助他的。
我从来没有亲自问过米切尔是否参与策划水门闯入事件，或者对此是否有所了解。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已公开否认过。我不会对他的话提出异议或质问；我觉得如果有什么事他认为我应该知道，他是会告诉我的。可是我猜想也许还有别的什么事情，正如几个月后我强调指出的那种情况：“假如你打电话给米切尔……他说，不错，是我干的，”我对霍尔德曼说，“那我们有什么话可讲呢?”
那天上午，我们还谈到有关这个问题的白宫方面的情况。我说，由于亨特曾在科尔森手下工作过，我担心白宫将要受到我认为是十分严厉的责难。我再次问霍尔德曼，他是否认为科尔森有牵连。他说他深信科尔森没有牵连，如果连这一点也信不过，天下就没有什么事可以信得过了。
霍尔德曼说，他认为白宫真正的问题所在与水门闯入事件本身无关，可是他担心他所说的“其他牵累”——对水门闯入事件在审讯以前用种种非法手段进行的调查，可能会揭露并在政治上加以利用的那些事情。因此，民主党人的民事诉讼乃是白宫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亨特曾为科尔森办过不少与水门事件无关的事，民主党人显然想一举获得那类法律证据并很可能把这些事情都暴露出来。我知道科尔森前几个月的主要工作是办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一案；我问霍尔德曼，他指的是什么——文件销密还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他说，在调查该公司时，是亨特到丹佛去找迪塔·比尔德谈话的。如果亨特被传作证，显然还会有其他“零零碎碎的枝节问题”暴露出来。他还说，因此我们不应当过分为科尔森辩护，科尔森反应也不应当过分激烈：在窃听问题上他是清白无辜的，但在和亨特的其他关系方面，他并不是无懈可击的。霍尔德曼说，由于亨特的政治关系，大家觉得他最好不要露面。他还说这是要去找联邦调查局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就目前来说，除通信地址录上有他的名字以外，没有别的问题能把他扯进这一案件。
在我们讨论结束时，我又谈到有关闯入事件的令人沮丧的局势。我对霍尔德曼说，这种事情民主党人似乎一直对我们干了多年，但他们从来没有被揪住。霍尔德曼同意我的说法，认为民主党人似乎总是容易脱身。他说新闻界对他们从来不像对我们这样穷追不舍。那天后来我还说，以后每逢民主党人指控我们窃听，我们就应当说他们在窃听我们，我们甚至可以自己装个窃听器，自己来发现它嘛!
那天下午在我看到科尔森的时候，我们谈起当天早上报纸对闯入事件的报道，也谈到麦戈文的竞选活动。想到预定明天要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我又谈到闯入事件，并且说，从最坏的方面来设想，我们至少可以有力地驳斥那种认为白宫牵连在内的说法。“这种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我说。我们谈了其他一些问题，接着又回到水门事件。我问科尔森，他对于让利迪承担责任以减少我们的损失的计划有什么看法。他说，他赞成任何一种可以减少损失并使我们摆脱困境的办法。但是他又说，他审慎地置身事外，以便能够真诚地宣誓说他一无所知。
科尔森又为他的朋友霍尔德·亨特辩护，称他为“忠心耿耿的爱国者”。他无论如何不相信水门事件是亨特一手策划的。
6月22日星期四上午，我审阅了准备下午在记者招待会上用的情况介绍材料。齐格勒和布坎南曾写过一张便条给我，警告说各报记者急于将闯入事件闹大，他们会逼我发表言论，使事情轰动下去：“尼克松表示关切”或“尼克松要求调查”是他们采用的大标题。看来我在谈到闯入事件时必须掌握好分寸，太不关心和关心太多都会成为带来不利影响的新闻资料。我可说的话并不多。米切尔早已表示过，这类活动是不能被宽恕的，他对此感到吃惊；齐格勒也为科尔森发表声明，否认他有牵连。
我看见霍尔德曼时对他说，预料记者招待会上人们提出的有关水门事件的问题一定会集中于白宫有无牵连这一点上。我知道记者们势必会抓住我回答中的任何形容词或修饰词大做文章，所以我不如明确声明，白宫没有任何牵连。霍尔德曼说，就直接牵连而言，他认为白宫是绝对清白的。
他说，那天有关水门事件的消息都不坏。首先，民主党人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提出的集体诉讼犯了一个法律上的错误。原来要审理这个案件的民主党法官换了一个共和党法官。当民主党的律师爱德华·贝纳特·威廉斯坚持要求立即办理宣誓作证时，法官说自己要过了周末再和他会见，讨论决定作证日期问题。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联邦调查局还没有对霍华德·亨特作正式调查。我们知道他当时在事件发生的现场，但他们并不知道。霍尔德曼说，联邦调查局还没有决定要搞他，因此并不关心他的行踪。最后一个好消息，是联邦调查局查不出闯入的那伙人被捕那天晚上身边带着的几百美元现钞的来源。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钱是能把闯入事件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联系起来的另一条线索。联邦调查局只追查到迈阿密的一家银行，而霍尔德曼说，他们显然必须通过某个南美国家，才能查得水落石出。
因此，就6月22日来说，形势使我们至少有一些理由表示乐观。用古巴流亡者的政治动机来解释水门事件的说法仍然发生作用，确实混淆了视听。霍尔德曼说，还要继续大力宣扬有关古巴人的报道。他说，正是因为我们了解情况，所以我们总是倾向于在我们看到的问题中——别人看不到的部分——过多地加上自己的理解。
我说，主要的一点是，如果广播电视网认为他们找到了白宫或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一些毛病，他们将怎样行动。古巴人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题目，但是我说，一旦广播电视网认为他们抓到了我们什么把柄，他们就会“闹个天翻地覆”。
霍尔德曼说，正在做出安排，让一些古巴侨民出面，说麦戈文使他们多么担惊受怕。他们还会宣布，被捕的人中有两个是民主党的正式党员。他说，甚至还考虑要叫利迪出国。联邦调查局现在没有追查他，万一他的问题暴露出来——比如说，关进监狱的一些人决定交代问题——他可以回来。霍尔德曼说，与此同时，麦科德要留在监狱里，注意其他人的动向。那天下午晚一些的时候，我叫罗恩·齐格勒到我的办公室来，问他我对窃听事件应该怎样表态。谈完以后，我还未取下眼镜，就望着他，问道：“当时你在那里吗?”
他那孩子气的脸上圆圆的眼睛一时睁得很大。“在出事地点?”他问，话都有些说不出来了。
“不，你在佛罗里达，对吗?”我说完以后放声大笑。
“总统先生，你是说我在水门大厦吗?”他又问一遍，也笑起来。
“哦，我告诉你吧。”我说，又加了一句：真该有人说被捕的人是为了获得普利策奖金才那么做的。
6月22日下午我出席记者招待会时，准备就水门事件讲两点：一、白宫里的任何人员与闯入事件毫无关系；二、我完全相信米切尔所说的他对此事一无所知的声明。在那天下午提出的17个问题中，只有一个涉及水门闯入事件，我的预料完全准确：
问：奥布赖恩先生说，在他总部安装窃听器的人和白宫有直接联系。你是否进行过任何调查，以确定这话是否真实。
答：齐格勒先生以及代表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米切尔先生，已对这类问题作了极为详尽的解答。他们说明了我的见解，同时也确切地说明了事实真相。
像齐格勒先生所指出的，无论在我们的竞选过程中还是在我的政府工作中都不容有这类活动。诚如齐格勒先生所说的，白宫同这一具体事件没有任何关系。
现今就这个问题来说，正如应当做的那样，正由有关司法当局、哥伦比亚特区警察机关和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我对那些问题不愿加以评论，特别是因为这可能涉及刑事诉讼。
1972年6月23日星期五，我同杰里·福特和黑尔·博格斯共进早餐，他们即将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饭后，我到椭圆形办公室，霍尔德曼的一名助手亚历克斯·巴特菲尔德拿来几份日常文件和材料。接着，霍尔德曼照例从容不迫地步入办公室，准备开始工作。
我们谈了当天下午基辛格从中国回来时的安排，又谈了和罗杰斯会商的打算。然后我们转过话锋，谈起霍尔德曼所说的“民主党闯入事件”。
上一天的好消息却变成坏消息了，我们重新谈到霍尔德曼所谓的“问题区”。他说，联邦调查局没有被控制住，因为代理局长帕特·格雷不知道如何控制；调查活动正在逐渐深入一些可能节外生枝的范围中去。特别是，联邦调查局看来是完全能够把那些钞票的来源查究出来的。霍尔德曼说：“它向我们不希望它去调查的方面进行调查。”我的理解是，除非我们有办法限制调查的范围，否则就要直接查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头上，我们抑制对方扩大政治影响的计划就要落空。
霍尔德曼说，米切尔和约翰·迪安对于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主意。迪安是个聪明伶俐的年轻人，一直在司法部工作，1970年才继埃利希曼任白宫法律顾问。现在他负责了解和处理任何影响总统或白宫的法律问题。
据霍尔德曼说，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弗农·沃尔特斯将军准备打电话给帕特·格雷，叫他“不要插手……这里的事。我们不希望你们再搞下去了”。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长期以来一直有个协议，互不干涉对方的秘密行动。霍尔德曼说，沃尔特斯这种做法并不反常。他说，帕特·格雷想要限制调查，苦于没有理由；有了这个电话，他就有借口了。霍尔德曼说，这个办法会产生效果，因为负责此案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早就得出结论，认为中央情报局与此事多少是有牵连的。
霍尔德曼说明，如果不采取行动，从搜到的钞票就会追查到这笔钱的捐助人，然后追究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我问，如果捐助人不肯配合调查，他们该说些什么呢——他们就该说是古巴人向他们募捐的。我问我们是否打算这样做。霍尔德曼说，如果他们赞成就这么办；不过，这就意味着以后一直要依靠越来越多的人了。如果找沃尔特斯呢，就可以不必那么办；要实行这个计划，只要白宫下个指示就行了。
我问霍尔德曼打算怎样进行，然后说，我们曾在很多事情上保护过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赫尔姆斯很少亲自找我要求帮助或干预，但我记得，不到一年以前他显得满脸愁容，因为中央情报局有两个心怀不满的特工人员可能要出版一本书。赫尔姆斯曾问我肯不肯支持中央情报局的法律行动，虽然这样做免不了引起“压制出版自由”的叫嚷。我对他说，我愿意支持。
我提到亨特；他参与过中央情报局很多较早的活动，包括猪湾事件。我提出一种同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打交道的办法，可以对他们说：“要是你们把那个疮疤揭开，那就要产生一大堆问题了。”我叫霍尔德曼去传话，我们认为继续进行调查是有害的，这里暗指对古巴人、亨特、“许多与我们本身完全无关的愚蠢行为”的调查。
我又问他：“米切尔对这件事情是否多少知道一点儿?”提这个问题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了。
“我想是的。”霍尔德曼回答说，“他不一定知道其中的细节，但我想他不是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说，我相信他不会知道具体的做法——肯定只有利迪才知道。霍尔德曼猜想，要利迪获取情报的压力可能来自米切尔。
“好吧，很好，我都明白了，”我突然说，“我们不要事后猜测米切尔或其余的人。谢天谢地，只要不是科尔森就好了。”
霍尔德曼叫我放心，说联邦调查局找科尔森谈话以后作了结论，白宫与水门事件没有牵连；他们相信这是中央情报局干的。我说，我不知道他们的分析是否准确，不过我不想卷进去。
“你把他们找来商量一下。好吧，很好。”我在结束这个问题的讨论时说。我叮嘱霍尔德曼“不要心慈手软”，因为民主党一向手辣，“我们现在也要这样”。
我们继续交换意见，又谈了其他一些事情：礼宾司司长的辞职、国会想在扩大国债极限的法案里附上有关增加社会保险津贴的内容、英镑贬值、新闻界对我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报道，以及用校车接送学童上学的问题。接着我又谈起找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前来商量的想法。显然，霍华德·亨特提供了我们找赫尔姆斯商谈的最好理由。亨特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经历将使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有充分理由去找联邦调查局；亨特曾经参与策划猪湾事件，这一事实势必会对赫尔姆斯起更大的激发作用。
我又回想从前我派埃利希曼去找赫尔姆斯调阅中央情报局有关猪湾事件和吴庭艳暗杀案的档案材料的情景。我记得他很不愿意照办。尽管后来我亲自找他要档案，他交给我们的猪湾事件报告也还是残缺不全的。看来，霍华德·亨特将使我们有机会充分利用赫尔姆斯对猪湾事件的极端忌讳。中央情报局是否确实有充分理由干涉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我没有把握。但是从各种情况来看，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他们也许是有理由的。无论如何，通过霍华德·亨特，我们可以巧妙地暗示他们去那样办。如果中央情报局能使联邦调查局放过亨特，他们就使我所担心的白宫在水门事件中的唯一弱点不致暴露——我指的不是闯入事件，而是亨特为科尔森进行的政治活动。
我关心霍尔德曼是否能巧妙地处理这个问题。我不要他对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采取高压手段，也不要他去撒谎，说我们没有牵连。我希望他摆明情况，使他们自告奋勇，主动去找联邦调查局。我关照霍尔德曼这样去说，我认为这件事情会揭露整个猪湾事件——说那完全是一出错误很多的喜剧，他们应该去找联邦调查局，告诉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不应该再追究下去。
同霍尔德曼这样谈了半个小时以后，我召开了一次90分钟的会议，研究经济问题，接着又主持了几个简短的礼仪性会议。事后我又打电话把霍尔德曼叫来。我要他明白，我不想对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甚或联邦调查局隐瞒亨特同水门事件有牵连的问题；事实上，我说他应当对他们开诚布公，告诉他们说，我们知道亨特同水门事件有牵连。但接着他应当指出，古巴人卷入了水门事件，这可能对中央情报局或亨特不利；由此还可能重新引起关于猪湾事件的争论，这对中央情报局、对国家、对美国外交政策都绝无好处。我也不想使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认为我们的关心是政治性的——实际上当然是政治性的。然而，我又不希望霍尔德曼把我们的关心说得太轻描淡写，使他们真的曲解成非政治性的。他只应该说，我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亨特卷了进去”。
那天下午，当霍尔德曼同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商谈回来时，他说他开头没有提到亨特。他只是简单地说明联邦调查局所追究的线索很可能有损中央情报局和政府。赫尔姆斯自动提供情报说，他确实接到过帕特·格雷的电话，对方表示担心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已经接触到中央情报局的一项行动。赫尔姆斯当时告诉格雷，中央情报局并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格雷肯定地说，在他看来事情确实是这样的。
霍尔德曼说，他接着指出，问题是这件事情会追溯到猪湾事件以及一些同水门事件毫无关系但和当事人有接触或有联系的人。这时候他才提到亨特。赫尔姆斯心领神会，说他乐于帮忙，但想知道理由。霍尔德曼说，他明确地向赫尔姆斯指出，他不打算了解具体情况，只想知道个大概。最后决定由沃尔特斯去找格雷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的干预看来很快就起了作用。对我来说，我们从此可以不再为水门事件发愁了。
在6月的最后几天里，我在讨论水门闯入事件时，对于始终看不到有解决这个案件并使它不再引起公众注意的趋势而表示生气。如果案件不解决，新闻界和民主党人还会继续拿它来攻击我们。6月26日我问霍尔德曼，是否有办法让那些有牵连的人服罪，从而使白宫能够撂下这个案件，免得总是受着威胁。我问他，谁在为我们注意动态。他告诉我，这件事由约翰·迪安、约翰·米切尔和其他一些人负责。
霍尔德曼说，服罪要等起诉以后，由于联邦调查局还在继续调查并不断发现新的问题，起诉推迟了。不过，他说，我们可以希望我们已经渡过了难关。霍尔德曼后来又说，问题之一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还曾叫那些参与水门大厦窃听活动的人干了其他一般性的情报工作和政治工作。要不然，他说，我们可以设法把他们放走，使他们销声匿迹。霍尔德曼说，他不知道其他工作的具体内容。
虽然我担心米切尔容易受到攻击，尽管我和别人一样偶尔怀疑他在水门事件里有很多牵连，我基本上仍然相信他是无辜的。我认为他对竞选活动的一般情报工作有所了解，但对安装窃听器这个具体活动却并不清楚。
6月28日，我对霍尔德曼说，据我了解，米切尔对安装窃听器的事情并不明确知道。霍尔德曼也认为这种判断是正确的。第二天，我说我总觉得大概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一个下层工作人员曾对米切尔说过他们正在设法搞情报。这在竞选双方中都是通常的政治活动。米切尔大概以为他们是说要打进对方组织安插一个内线，所以就回答说：“这种事情不用告诉我。”谁知道，他们竟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去安装窃听器了。
6月30日星期五上午，报上登出一篇不说明来源的新闻，说霍华德·亨特在白宫的保险柜已经被打开，交给联邦调查局的材料中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的建筑平面图、电话线路窃听设备和一只手抢。齐格勒马上进行核实，发现确有一只未上膛的手枪，但并没有什么建筑平面图。所谓电话线路窃听设备，是一部步话机。霍尔德曼说，保险柜里的其他一些东西已由联邦调查局高级人员慎重处理。我问，有人告诉我，亨特在几个月里并没有实际干什么顾问工作，那他怎么会在白宫有保险柜呢。霍尔德曼说，他就是把东西留了下来。他还说，事情实在荒唐已极，使迪安不能排斥这种可能性：我们所要对付的是一个双面特务，他故意使我们的计划失败。否则就实在太难解释了。
我感到惊奇，因为这条消息说明，联邦调查局还在追查亨特。我本来以为霍尔德曼同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商谈以后，联邦调查局就会放过他了。霍尔德曼说，帕特·格雷显然不知道该如何完成他的任务。设在司法部的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追得很紧，使他们很难缩小调查范围。我说，沃尔特斯应该也去找司法部的官员。
有关亨特保险柜的消息，使我担心在安装窃听器的计划中科尔森可能同亨特有关系。可是霍尔德曼再次说，科尔森已把“事实真相”告诉了联邦调查局——他只在同窃听一案毫无关系的事情上与亨特合作过。
霍尔德曼前一天告诉我，由于利迪拒绝和联邦调查局调查人员谈话，他已被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开除；利迪对此早有思想准备，也同意这样做。我又问霍尔德曼，他认为米切尔是否事先知道利迪的窃听计划。霍尔德曼说，他认为米切尔并不确切知道，不过他说，他认为利迪曾经为米切尔进行过一般的情报活动和反情报活动。我说，这种活动在竞选运动中不足为奇。
接着霍尔德曼告诉我，戈登·利迪曾在白宫工作过，在埃利希曼的国内事务委员会为巴德·格罗研究毒品问题。他不能肯定，究竟是只有亨特还是也有利迪参加过对五角大楼文件的调查工作。我说，这些工作完全是合法的。于是，我们就讨论别的问题了。
那天晚一些的时候，霍尔德曼还对我谈了处理水门问题的最新打算。利迪将要写一份“情况说明”，把一切不大明确的头绪联系起来：他将承担策划水门行动的全部责任，强调没有经过上级授权。至于他活动的经费问题，他将说明是通过兑换一张本该退还捐款人的支票得来的。我问为什么利迪事实上获得了这张竞选活动支票。霍尔德曼说，显然是叫他在墨西哥把支票兑成现金，他照办了，不过他接着多走了一步，把这笔钱用于自己的秘密行动。霍尔德曼说，他们还没有想好如何解释亨特牵涉在内的问题。
我告诉霍尔德曼，我确实认为米切尔说的是实话——他一无所知。他同意我的看法，米切尔也许下令收集情报，但是不知道会去安装窃听器。
我表示希望在解释闯入事件的起因时，仍保留一些有关古巴人动机的说法。我说这有几分是真实的——否则，古巴人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我再三催促霍尔德曼要赶快进行。我们应该少受损害，“了结这件倒霉的事情”。
我特别关心科尔森不要被牵连进去，但如果调查工作以审讯前没完没了的盘问方式继续下去，那他势必要受牵连。然而，霍尔德曼说，问题不仅局限于科尔森，因为亨特和利迪同克罗有关系，而他们又都同埃利希曼和他的助手戴维·扬有关系。
我回答说，如果这种关系是因为我们调查五角大楼文件而产生的，那就没有问题。霍尔德曼说，调查本身——他称之为“步骤”——就是问题。我问这是什么意思。他仍说问题就在于他们所采取的“步骤”。我不再追问，但我反复强调说明，据我看来这完全算不了什么问题。
我又想起利迪。以前我曾问起他的家庭情况。霍尔德曼说，他家里有什么需要，我们都会照顾的。他还大胆建议，如果利迪被判长期徒刑——同以往这类案例相比，长期徒刑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可以小心地等待一个时期，然后在大选以后对他采取假释或者赦免的办法。我表示同意。
在谈话快结束时，我又谈到利迪坦白交代的问题，希望早日办完了事。这事会涉及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那是我所不希望的。但这不会削弱我们在竞选运动中的力量；当年博比·贝克丑闻都没有影响到约翰逊的选票差额。“没法捂盖子。”我对霍尔德曼说，还说最好是叫负责的人出来承担罪名。我说：“这不过是件荒唐可笑的糊涂事。”
在我离开华盛顿到加利福尼亚去度过7月4日那一周之前不久，我和科尔森又谈到新闻界对水门闯入事件的夸大其词的报道。在十分气恼之下，我说如果有人闯入我们的总部大肆破坏，那就有办法了——那时我们就可以发动反攻了。科尔森表示同意，并指出我们确实丢失过一些竞选档案。我再次强调，渴望能够摆脱这个闯入事件的精神负担，因为要是拖延下去，就会造成一种仿佛是白宫下令安装窃听器和探听情报的印象。我说，博比·肯尼迪倒确实做过这种事情，可是只要让人有我们做过这种事情的印象，我们就会受不了啦。
我从6月21日到30日的日记，内容相当广泛，主要是关于外交政策、国内问题、竞选计划以及我个人和家属对一些事情的看法。6月30日，在我到加利福尼亚去的前一天晚上，我口述了我们对水门事件所持立场的简单看法：
日记
水门事件的主要问题只是让负有责任的人承认所发生的事情，从而使它告一段落。我当然感到满意，因为白宫人员中没有任何人知道或赞许这样的活动，同时因为米切尔也对此毫无所知。
正是在1972年6月底7月初的那些日子里，我开始迈出了最初几步，走上了终于导致我结束总统生活的道路。我没有阻止人们编造各种解释水门闯入事件的说法，我赞成尽力促使中央情报局去干涉和限制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后来，很多人以为我在这一时期的动静是大量有意识的掩盖活动的一部分。我却不是抱这样的看法。我是用一种实用主义态度来处理一个我认为是讨厌的、纯属政治性质的问题的。我寻求一种解决水门事件的办法，以减少对我、我的朋友以及我的竞选活动所造成的损害，同时又尽量不使我的政治对手从中得到好处。我认为水门事件纯粹是党派之间的政治活动。我们的手段要狠辣一些。我深信这正是对方本来也想使用的办法。
我原来很想如实叙述那几天的情况：在总统一天忙到晚的公务中，关于各种各样大大小小、重要不重要、有意思没意思的问题的谈话、讨论和决策往往占去好几个小时，而花在讨论水门事件上的时间只有三四十分钟，并且还是分散穿插进行的。但是，为了做到简单明了，只好牺牲事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把若干复杂的方面压缩成容易理解的一个方面。在水门闯入事件发生后的一周内，与此有关的一切讨论充其量不过是我在办公室和家里工作时所花费的超过75小时中的极小一部分。我有时候这样想，如果我们当时多费些时间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也许会处理得高明一些。
玛莎·米切尔以其搔首弄姿、自得其乐的神态表现出她的活泼和美丽。她举止轻佻、骄纵成性，无论走到哪里都必然十分引人注目。我初次和她见面时，认为她也许就像她后来自我形容的那样，是“那个可怜人唯一感到乐趣的人儿”。那个可怜人就是她的丈夫，他处处留心保护她，对她那种荒唐可笑的行动报以微笑，并且好像从来不让任何事情扰乱他外表的平静。
大选以后，我曾邀请米切尔前来华盛顿任司法部部长，他谢绝了，这时我相信他对玛莎的关心是他不想出山的根本原因。最后我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提出来同他讨论。我说，我认为华盛顿也许正是玛莎所需要的地方。他受人重视的显赫地位会使她产生信心，对她很有好处。米切尔将信将疑，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我的判断正误参半。玛莎在华盛顿像一片杜鹃花盛开怒放。她成为一个出色的新闻传播者，大家交口称赞她想什么就说什么的心直口快的脾气。不久她闻名全国。她那鲜明的独创精神使安排电视节目和募集党务基金的人纷纷找她帮忙。有一个时期，据盖洛普民意测验调查的结果，公认她是全国性人物的票数竟高达76%。选她的人既有确实赞成她的见解的、喜欢她直言不讳的，也有一些是知道她一定在给米切尔和我制造麻烦而幸灾乐祸的。我知道她不是总能完全控制自己，对此有时颇为担心。但这一点我从未向别人谈起，免得米切尔因她而在我面前感到不自在。
虽然玛莎在华盛顿有盛名，获得成功，她却仍然心烦意乱，常常为了自己无法理解或控制的情绪问题而苦恼和沮丧。早在1971年3月，贝比·雷博佐就曾私下告诉我，米切尔对玛莎越来越束手无策了。有一天在比斯坎岛，我问雷博佐，米切尔为什么还容忍她。他说，他也曾问过米切尔，米切尔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我爱她。”
过去她就常常又哭又闹，歇斯底里大发作。现在出了水门事件，她就闹着要自杀。
由于在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问题上受到攻击，米切尔已经心力交瘁。现在水门事件的公开宣扬又使他心烦意乱，而与此同时他还在尽力筹划总统竞选活动。在水门闯入事件发生后的两周内，玛莎又开始给新闻界打电话，说她已经向丈夫提出最后通牒，要他立即摆脱政治活动，并硬说自己是个“政治囚徒”。她说：“我非常爱我丈夫，但我决不容忍所有那些正在进行的肮脏行径。”这就引起了人家对米切尔的更多猜疑。
“他对此已束手无策了。”霍尔德曼告诉我。比利·格雷厄姆打电话给罗斯·伍兹，问有没有他可以效劳的地方。但我们并未插手，因为我们知道米切尔会不满意的。他会说，这是他的问题，必须由他自己解决。只有一次在他情绪消沉的时候，他才一反常态，对霍尔德曼说了心里话：“你和总统都不知道我得花多少时间使她平静下来——你们也不知道这多么影响我搞竞选活动的精力啊。”
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里新闻界有些人存心利用了玛莎·米切尔。几个月以后，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她信口开河，说什么她有一本手册，其中详细记载着水门闯入事件的预定步骤，以及她本人了解全部细节等，原来不过是哗众取宠的手法。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凡是和她有些接触的人都看得很明白，她情绪上有十分严重的问题。然而，很多记者怂恿她更趋于极端，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觉得这样做就能加强对米切尔的控制了。到6月底，我勉强开始考虑，势必得让米切尔退出竞选活动了。
我认为约翰·米切尔是我不多的几位知心朋友之一。我相信，1968年我当选总统，主要应归功于他当顾问的才干以及他作为竞选活动组织者的能力。我曾说，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才。这是我的由衷之言。一想到要失去他的帮助，我心里非常难受。再想到他要在接二连三的猛烈攻击和以搞臭他为目的的宣传中被迫辞职，更叫我痛心。无奈，他现在既要抵挡水门事件的宣传攻势，又要照料玛莎，那就势必无法专心从事关系重大的竞选工作了。
我不存幻想，决不认为水门事件将随着米切尔的离职而告结束。决不会有这样容易的事。6月26日，当我和霍尔德曼讨论这问题时，他大胆提出，解决水门事件的唯一办法是把责任直接推到米切尔身上。我说：“我宁可落选，也不能做这样的荒唐事。”
甚至当我刚想到米切尔只好辞职的时候，他自己也得出同一结论。从个人考虑，他知道没有其他办法，于是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向我们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来给我们另出难题。6月29日，米切尔同霍尔德曼见面，告诉他玛莎的情况十分严重。她受不了水门事件引起的对他的批评，米切尔担心她可能会自戕。后来我问霍尔德曼，玛莎是否了解水门事件的问题所在，他作了否定的回答。然而，米切尔曾说玛莎很精明，她知道她的公开抱怨将使米切尔有理由利用辞职这个手段巧妙地退出论战第一线。
6月30日，我在行政办公大楼办公室和米切尔共进午餐。这是一次痛苦的会谈。他面容憔悴，手颤抖得很厉害，刚喝一口汤就只好放下汤匙。当天下午稍晚一点的时候，我问前明尼苏达州众议员克拉克·麦格雷戈，他是否能接替米切尔负责竞选活动，他同意了。我觉得麦格雷戈将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带来新的生命和活力。他特别擅长鼓舞人心，也会在改组工作方面做出优异的成绩。我们还决定继续实行以前的计划，派弗雷德·马利克去整顿一番。我对霍尔德曼说：“我们要清除那件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会搞好这场竞选的。”
7月1日，我们宣布米切尔辞职，麦格雷戈接任。
几个星期以后，我在两个不同的场合口述有关约翰·米切尔和水门闯入事件的意见。
日记
在这里，我认为米切尔一心只顾应付玛莎，已使我们遭受不幸。不管是在提高1701号〔宾夕法尼亚大街，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总部〕组织的战斗力方面，还是在密切注视这类事情上，我们缺乏应有的纪律。如果他有精力关心事务，我们本来是可以有这种纪律的。
同米切尔相处时，我常常由于他对全国各地人士以及各种问题的极其渊博的知识而感到惊讶。
米切尔特别熟悉各种各样的钓鱼方法以及东海岸各地的潮汐情况。不用说，他还知道各种各样食品及其烹调方法——此外，他对两党政界人物的了解以及了解之深，恐怕在全国要算首屈一指。
我相信，如果没有玛莎，水门事件是决不会发生的。
格雷的电话
我于7月1日抵达加利福尼亚，准备逗留18天，估计在这一时期将特别繁忙。艾尔·黑格和罗伯特·汤普森爵士从越南归来，带来了对当地形势的第一手分析。基辛格和我忙于计划他和北越即将举行的会谈，即自5月8日轰炸和布雷以来的第一次会谈。米切尔引退以后也有很多竞选活动需要规划。7月6日，我同麦格雷戈和马利克开了一个很长的会，讨论竞选活动的组织和管理工作。这一天，由于完全出乎意料的原因，成了值得纪念的日子。当晚我详细叙述了日后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件。
日记
今天，我们偶然获悉有关水门事件事态发展的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
据《纽约时报》报道，联邦调查局对西太平洋航空公司一架被劫持的飞机采取了行动，他们打死了两名劫持者，一名乘客不幸殒命。我看到了这个消息以后，打电话给新局长〔帕特·格雷〕，请他代我向他手下人员表示祝贺，也向在越南西贡机场英勇击毙劫持者的泛美航空公司机长和那位警官或退休警察表示祝贺。
我的话刚完，他就告诉我他对水门事件极为忧虑，并说今天沃尔特斯去找他，表示中央情报局与该案无关，继续进行调查不会使中央情报局为难。
他说他和沃尔特斯都觉得，白宫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有人正在企图掩盖一些将对我是致命打击的事情——而不是协助调查。
埃利希曼走进屋来，他知道了那番谈话之后，大为震惊。接着他告诉我，就眼前的问题来说，澄清这一案件并不特别令人为难；问题是这将牵涉到在调查埃尔斯伯格案件、猪湾事件以及我们急需掌握事实的其他事件方面一些完全合法但又难以解释的活动。
6月23日我同霍尔德曼谈话时，了解到格雷愿意让沃尔特斯帮助他控制一项他认为即将难以收拾的调查工作。6月30日，霍尔德曼告诉我，格雷愿意限制调查范围，但是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对他施加压力。现在格雷却有声有色地告诉我，他心烦意乱，因为他看到白宫方面企图阻挠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工作。我突然面临一件我竭力希望避免的事情：白宫在水门事件中有牵连。我向格雷强调指出，他应该继续进行全面调查。
日记
当然，最好的办法是让调查进行下去，直到符合正常的状况为止。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容忍这一调查，希望能使它在不太影响大选前总统职位的情况下告一段落。这就是常常发生的那种情况：手下人在竞选活动中出于一片好心，开始使事态出现惊人的转折，其结果必然置领导于尴尬的境地。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处理得是否得当，将影响我们的成败。
无论如何，正如我向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所强调指出的，一方面，我们必须小心行事，切勿使帕特·格雷或中央情报局觉得白宫正在力图压制调查。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自始至终同调查工作相配合。
我叮嘱埃利希曼，一定要使中央情报局的赫尔姆斯和联邦调查局的格雷知道，我赞成全面调查，我们不打算压制任何行动。我说，我们也应该坦率地把情况对克拉克·麦格雷戈讲清楚，免得他发表一些过后又不得不收回的声明。
“让我们接受刑事侦查工作的强大压力吧，”我对埃利希曼说，“这不至于那么糟糕的。”
记得第一次听说杰布·马格鲁德可能同水门闯入事件有关，是我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那时埃利希曼告诉我，马格鲁德将受调查人员的盘问。他于1969年由霍尔德曼带进白宫，被认为是霍尔德曼的门徒。如果马格鲁德陷入水门事件精心策划的圈套，这对霍尔德曼本人来说将是一个打击。当晚我日记中有这样的话：“正如埃利希曼所指出的，霍尔德曼在马格鲁德问题上当然‘非常敏感’。我同他一样，也对此深为关切。”马格鲁德于1971年5月退出白宫班子，帮助建立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负责为米切尔处理行政上的琐碎事务。他是利迪的顶头上司，在批准后者的用钱方面负有责任。
埃利希曼认为，马格鲁德也许不得不援用宪法第五项修正案，因为即使检察官不能确定他同窃听活动的策划和执行有任何直接联系，他们也许仍然能够凭他同利迪关系密切这一点，把他作为同谋犯牵连进去。
7月8日星期六下午，我和埃利希曼去海滩散步。这天风和日丽，是典型的加利福尼亚宜人天气，我们可以看到海岸远处踏着冲浪板的人们上下浮动，时隐时现。我们边走边谈，话锋转到马格鲁德。
日记
在海边散步良久，我对约翰·埃利希曼说，在目前形势下，问题在于马格鲁德怎样行动更为有利：是预料前途不妙，主动交代他在水门事件中的作用，承担责任呢，还是情愿接受盘问，到后来被迫辞职。我为他着想，坚决主张他应当采取第一条路。
埃利希曼考虑了格雷的电话之后，认为格雷和沃尔特斯也许没有能够进行合作，以限制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范围，因为他们觉得白宫班子里有人——或许是科尔森——应对水门事件负责，现如今他正在企图把责任推卸给我，以保护自己。埃利希曼说，格雷和沃尔特斯并不知道白宫事实上与此事毫无牵连，因此可能就认为坚持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倒是对我有利。
我们讨论了宽大处理的问题。水门事件是一场政治胡闹，马格鲁德、亨特、利迪和五名被告显然都是初犯。三年前被发现非法窃听民主党人的那个全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主办人只被判处少量罚款和缓期徒刑，属于从轻处理。从围绕水门事件正在形成的政治气氛来看，任何参与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安装窃听器的人都不大可能受到如此公允的对待。
我和埃利希曼一致认为，眼前不宜就宽大处理的问题轻易表态。
在后来一次同埃利希曼的谈话中，我说，如果游行示威的人在这次竞选运动中像过去一样犯了重罪，参加者根据警方档案被起诉，我也许就可以在大选后给予政治大赦，包括水门窃听事件以及对方所犯的重罪。可是，这将不包括涉及使用暴力、炸弹或伤害人身的重罪。我认为这些罪行不像水门窃听事件那样轻微。
大赦政治犯，当然是有先例的。在哈里·杜鲁门当选总统时，堪萨斯市彭德格斯特[3]组织中的几十个民主党党务工作人员因在1936年选举时舞弊而被判刑。杜鲁门就任总统不到一个月，就开始赦免他们。他进白宫将近一年，就已经赦免了15个人，并恢复他们的地位，使他们能够充分参加以后的政治活动。
我和埃利希曼的讨论绝没有批准或答应宽大处理或赦免的意思。任何计议都必须以后做出决定。我在日记里概述了这个问题：如果双方有类似的犯法行为，“那就会给我们提供必要的根据，用以赦免那些因卷入这场蠢事而可能被判刑的人”。
日记
大家认为这件事干得太拙劣，也许不会受到干这类事情通常应得的刑事惩处。然而，由于它所包含的政治影响，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准备在大选以前认真加以对待。当然，在大选以后，我们就只能不偏不倚地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希望会出现这样的好机会。
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
1972年在迈阿密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是一场政治混战。在1968年汉弗莱失败以后，党的机构由激进革新派接管，他们一心要清除传统组织和势力集团的“旧政治”，代之以激进活动分子和少数民族集团的“新政治”。结果，1972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和过去历届的代表大会很不相同。电视观众看到，“新政治”的代表们利用大会没完没了地阐述并辩论他们当时提出的流行的令人灰心丧气问题：妇女、黑人、同性恋爱、靠福利救济金过活的母亲、农业季节工人等。演讲者受到纵容，自己也忘乎所以。大会杂乱无章，毫无秩序。
乔治·麦戈文是改革产生代表的方法的主要倡议人之一，他在7月12日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说明他们已经获得了很大成功。他选定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伊格尔顿做他的竞选伙伴。伊格尔顿年轻潇洒，信奉天主教，是加入工会的工人所喜爱的人物。
在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晚上，我邀请约翰·康纳利到圣克利门蒂我的住宅里来。晚饭后，我们坐在客厅里等着看电视，听他们接受提名时发表的演说。
我们等了几小时，麦戈文和伊格尔顿还不露面。大会对新党章进行了辩论，接着提了39个副总统候选人，包括玛莎·米切尔。整个场面像一幕大学滑稽剧，演得过分而冲昏头脑，不知如何收场。最后康纳利不想看了，起身回家。帕特和我继续看下去，先是特迪·肯尼迪，随后是休伯特·汉弗莱接过话筒发表演说，直到迈阿密时间2时48分——一些机智的人评论说，那是关岛电视观众最多的时间——麦戈文本人才终于露了面。
日记
他们好几次把镜头对准汉弗莱。看上去他真像一个伤心失意的人物。我很高兴亨利今天打电话给他。汉弗莱说他愿意帮我们推行外交政策。他似乎对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情况深感失望，这倒不是从个人的观点出发，而是普遍都有这种看法。
听完接受提名演讲以后，我马上给霍尔德曼打电话。他说：“嘿，他们提错人了。”肯尼迪看上去身体很健康，虽然有人觉得他有些发胖。他的微笑颇有吸引力，风度不凡，演说稿写得极精彩。
像在历届其他竞选运动中举行任何其他代表大会后当天晚上的情形一样，我家里的人向我谈起他们对对方的估计。帕特认为麦戈文的最大长处是举止相当庄严，外表显得诚恳。朱莉得了肺炎，不能熬夜，但她认为伊格尔顿太油腔滑调。特里西娅对麦戈文的评价言简意赅：“他是个令人厌烦的福音传教士，天下没有比令人厌烦的福音传教士更讨厌的了。”
我又想起了休伯特·汉弗莱在看着麦戈文发表接受提名演说时的脸部表情。汉弗莱是个正大光明、足智多谋的对手，他不怕表现他的爱国主义、流露他的感情或者暴露他的缺点。如果他在1976年再次竞选，即使他非常可能争取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我知道他是决不会成功的。对他来说，时光已逝，机不再来——正像我如果在1968年败在他的手下，也就会永远失去机会一样。
第二天，我坐在书房里临海的窗下，给他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休伯特：
在你党代表大会结束之际，我知道你一定极为失望。
你多年来作为一名英勇的战士，不仅获得了拥护者的尊敬，也赢得了对手的钦佩，对此你堪以自慰。
谅你一定记得，在丘吉尔于1945年大选失利后，他的夫人竭力安慰他，说也许这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丘吉尔回答说：“如果是福，那实在隐蔽得太深了。”
你一定有同感。但你同他一样，前程无量，大有可为。
作为政治舞台上友好的对手，我希望我们都能以最有利于国家的方式为本党效劳。
你真诚的
理·尼
1972年7月15日
帕特嘱笔向穆里尔和你问好。
我可以用来衡量麦戈文的为人的资料不多。我只知道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过这就够了。我认为，他的激进观点不在11月占据上风，对国家前途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我担心他现在会逐渐减轻他的激进观点——据我看来，这是极右派候选人绝对不会做的事情。
日记
戈德华特类型的极右分子宁可为原则而失败，决不肯为牺牲原则而取胜。反之，极左分子的一贯表现则是他们在危急关头为了攫取权力，可以牺牲原则。所以，共产党人常常打败右翼人物，因为后者总是为原则而斗争……
一句话——极左分子要的是权力。为了攫取权力，他们在一些问题上可以让步，因为他们知道，一朝大权在握，他们就可为所欲为了。他们对原则的信仰不如表面那样虔诚，也不及极右分子那样坚定。
乔治·麦戈文在被提名后的头三天，就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他本党的支持。
代表大会期间，他对一些麻烦的或不方便的承诺往往避而不谈或自食前言，表现了他为人极不可靠的特征。例如，他说他支持男女平等论者向南卡罗来纳州代表团的挑战，但挑战一开始，他就变卦了。在被提为总统候选人之前和以后，他都要求拉里·奥布赖恩继续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但当他自己的工作班子提出反对时，他放弃了他的要求。他在一次公共会议上向大家介绍说，皮埃尔·塞林杰是他支持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候选人，但有人表示异议时，他就袖手不管了。约翰·康纳利大摇其头，对麦戈文极不信任。他说：“没有骨气，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料到，等不到竞选运动结束，他一定会垮台的。”1973年3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新主席罗伯特·斯特劳斯在橄榄球场聚餐之后对霍尔德曼说：“你们这些人根本不了解麦戈文——你们以为他是个坏人，其实他是天下头号大笨蛋。”
在圣克利门蒂，对麦戈文的提名和他所作所为的反应简直可以说是达到兴高采烈的地步。他已经有意识地抛弃了民主党的保守派和温和派；而历来是民主党中坚力量的种族集团在麦戈文身上看不到他们历来期望本党的那种热诚的爱国主义和自豪感。既然他众叛亲离，我们就有机会不但赢得大选，而且还可以成立新多数派，这在1970年还仅仅是个梦想。只剩下加入工会的工人和乔治·华莱士仍然叫人捉摸不定。
当时谣传乔治·华莱士对迈阿密发生的事态很不满意，再度考虑作为第三个党派提名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南卡罗来纳州前共和党主席、白宫班子的政治参谋哈里·登特以及其他几位同白宫有联系的政界人物天天打电话到蒙哥马利，了解那里形势的发展。最后，我要求康纳利来负责“注意华莱士”：“你上他那儿去看看他，让我知道他有什么要求。”
7月25日星期二，康纳利去看了华莱士，坦率地向他谈了自己的看法：华莱士和第三势力搞在一起没有好处；使民主党将来恢复元气的唯一办法是在11月里把麦戈文打得“落花流水”。
康纳利第二天打电话给我报告说，华莱士决定宣布他断然不会以第三党候选人的资格参加总统竞选。“他对你的要求只是希望你务必听取他对各种问题的意见。他说，民主党人不听他本人和他的选民的呼声。”康纳利后来告诉科尔森：“我们不妨说，今天是我们大选获胜的日子。”
我打电话给华莱士说，我知道他做出这种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不过你千万不要因此而灰心丧气，你来日方长，大有可为。”我告诉他，康纳利是我最亲密的政治顾问，如果他有什么政治问题要讨论，可以随时找康纳利。我还说，黑格将把外交政策要点摘录给他看，因为我知道他在国家防务问题上是支持我的。
日记
我和霍尔德曼谈了，要他把《坎波贝洛日出》送去给华莱士看。
我还要了解是否有可能给他建造一个海水游泳池，因为我告诉过他，在海水里游泳，他的腿能够浮在水面，这比他只用胳臂游泳省力多了。
7月17日，我听说货车司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经过三小时讨论，以16票对1票支持我竞选连任。我邀请他们的主席弗兰克·菲茨西蒙斯和全体委员来到圣克利门蒂。
日记
这次会议可能是20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十分重大的转折意义的一次会议。
我对他们说，有时当我要做出一项很困难的决定时，内阁成员、政府成员、新闻界大部分人士，甚至大多数工商界人士不大愿意挺身而出站在我的一边；然而我发现，在涉及国家利益的关键时刻，劳工代表们倒确实是坚强不屈的。当然，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他们也都知道我的话完全是肺腑之言。
我还指出：他们大多数是民主党正式党员——但我并不认为今年民主党人会背弃他们的党，因为很多问题，尤其是国防和外交政策问题是超出党派路线的；候选人无疑是真诚的，我对他毫无个人恩怨，希望他对我也不怀敌意，但他采取的路线同他党内大多数的群众格格不入，违反了他们的意志。
我送菲茨西蒙斯到汽车道。我问他，他认为乔治·米尼对货车司机联合会支持我的决定将有什么反应。他说：“哦，那个老家伙现在可真遇到难题了。据我了解，劳联—产联执行委员会130名委员中有90人不赞成麦戈文。哈，”他抿着嘴轻轻地笑了起来，“等米尼听到我们今天的行动时，他会急得屁滚尿流的。”
7月19日，我回到华盛顿后的第一天，整天忙于工作。上午大部分时间用于仔细考虑内政和立法问题。然后，我要求埃利希曼报告水门事件的最新进展。他说，迪安当天上午正和米切尔商谈此事。他认为过去为马格鲁德进行的一切辩护不会发生作用。他断定马格鲁德大概只好“滑一跤”了。
我问这是什么意思。埃利希曼说，马格鲁德将不得不接受任何惩处；他只好承担责任。埃利希曼认为编造不出一套说法来表明马格鲁德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他说，那天上午迪安在研究这个问题。
我问，究竟马格鲁德实际上是否知情。埃利希曼的看法特别明确。他说，可以绝对肯定，他两条腿都陷了进去。
我说，既然如此，就不该有任何“编造的”情节了。我说我希望看到事情获得解决，但我知道，在这种局面下，最坏的两个做法是撒谎和掩盖真相。如果你掩盖事实，到头来总会被人发觉；如果你撒谎，那就要犯伪证罪。杜鲁门时期的希斯案和5%的回扣案就是先例。我说，这对马格鲁德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我不愿意看到它发生，但情况又确是如此。我重申7月初我在圣克利门蒂说过的话：以后把马格鲁德和两党在竞选运动中被控犯政治罪的人一起赦免，是容易的。
埃利希曼表示同意，那样可以解决问题——用他的话来说，是奠定基础——但是，在迪安和米切尔谈话以后，我们对情况可以有更好的了解。他还说，亨特在出事那天晚上曾经同一位律师联系，请他代表那些被捕的人。由于这位律师作证，亨特和利迪也要被牵连进大陪审团的诉讼中去。
我还在为马格鲁德着想。我问，他能否援引宪法第五项修正案。埃利希曼认为不行。据他推测，即使那样做了，别人的作证还会将他定罪。他觉得马格鲁德应该干脆承担责任，说事情确实糟糕，但他当时头脑发昏，现在他觉得惶恐万状。
这么一个错误势将毁掉马格鲁德的一生。我不知道他能否说，他不过指示要尽量收集情报，却没有料到会采取这种手段，因而只能承担基本责任。我说，我认为如果他居然说他确实下令进行窃听，那就糟了。埃利希曼表示同意，认为如有可能，应当使窃听活动的责任只限于利迪一级，但他又说他情况了解得不够，不能再多发表意见。
我说这个问题很棘手，重要的是趁早结束了事。埃利希曼说，他已叮嘱迪安，要使事情尽快地取得进展。
我问，迪安同谁一起进行这项工作，是埃利希曼还是霍尔德曼。他回答说，他们两个或多或少一起不断地同迪安商量。我问马格鲁德交代了什么。埃利希曼说，马格鲁德说他出于多种原因要获得大量的情报，因此他叫利迪负责收集。
在埃利希曼看来，问题是马格鲁德一旦开始交代，谁也无法断定审查的范围和程度。
我说，我认为主要问题是审查到马格鲁德为止呢，还是会牵扯到米切尔和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同意我的看法，并说他和霍尔德曼已向迪安提过这个问题。迪安不能肯定马格鲁德能否坚定不移，在审问者的压力之下守住防线。
我问埃利希曼，他是否认为米切尔对窃听活动早有所闻。他回答说，他猜想如此，但不确切知道。我表示，我简直无法相信米切尔真的知道。埃利希曼说，窃听到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话内容都已记录成文，他有一种感觉——他承认也许这种感觉并不公平——米切尔可能看过那些记录。我问，霍尔德曼看过没有。埃利希曼说没有——事实上，他未能发现白宫有谁看到过录音记录或了解水门窃听活动的情况。他谈到水门事件以前，霍尔德曼和迪安曾同米切尔、马格鲁德和其他一些人举行过会议，讨论另一项性质完全不同的情报计划，但把它否决了。由于这次会议做出的决定，霍尔德曼和迪安当然就认为没有人会进行像水门事件这样的活动了。不料，在早先的计划被否定以后，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其他一些人没有再和白宫人员开会就居然自行其是，进行了窃听。
埃利希曼说，马格鲁德是否会担起责任，说明米切尔确实毫无所知，这还是个棘手问题。他认为在追问得紧的情况下，一个人有时会说出他不想说的话。我认为，既然成败系于米切尔是否牵连在内，马格鲁德是一定能够顶住压力，坚持下去的。但埃利希曼说，有本事的律师可能寻根究底、反复诘问，问得他支撑不住。这一点在民主党人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提出的诉讼中特别危险：他们请的律师爱德华·贝内特·威廉斯就是以善于在审判室施展令人头晕目眩的手段而著名的。
我向埃利希曼询问对付刑事案件的最好策略。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主张办事，那就让利迪和亨特去顶住。不过，他说，如果马格鲁德由于第三方面作证而受牵连，那就最好想出一套使他不致定罪的言之成理的说法。
我努力估计一下，如果在水门大楼被捕的五个人以及亨特和利迪果真被判有罪，对“掩盖活动”的指责在公共关系方面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说，即使亨特在白宫工作过，我也并不真正担心可能随着他的定罪接踵而来的反面宣传。埃利希曼说，利迪也在白宫工作过，新闻报道也会对此宣传一番。
埃利希曼说他仍然抱有希望，相信迪安和米切尔会认为他所说的“马格鲁德情况说明”会起作用。但他认为，如果这份“说明”不能成立，那就不写为妙，写了只会坏上加坏。我表示同意，因为那样一来，我们不仅进行掩盖，而且犯罪。在希斯案件中，杜鲁门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埃利希曼表示他已告诫迪安不要编造不能成立的情节。他再次说明，如果还有别的风险，马格鲁德不妨完全承担下来。
下午我看到科尔森时，还为马格鲁德担忧。我像对埃利希曼说过的那样，对他说我们必须把事情了结，以免损失更大。我问科尔森，霍华德·亨特即将出席大陪审团作证，他对形势作何估计。他回答说，首先他认为亨特不会觉得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他说，亨特是个有主见的人，对国家十分忠诚，如果有位能干的律师好好指点他一番，他是会顶住压力，决不论长道短的。他说，他对亨特唯一不放心的地方是，他也许会说他曾经企图“用精神分析法治疗”埃尔斯伯格，因为这个王八蛋是敌人。我说：“我看不出埃尔斯伯格与此案有任何关系。我不会为此发愁。”
我们讨论了马格鲁德的处境以及我对他能否顶住追问的担心。科尔森说，如果不是在政治上搞得这么臭，整个窃听事件就会像窃取工业情报案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有牵连的人不过被判处缓期徒刑。我们两人都认为，马格鲁德要是经历这番遭遇，在档案上留下污点实在糟糕。我向科尔森提起我曾同埃利希曼讨论的办法：大选后宣布大赦，赦免犯政治案件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
霍尔德曼当天下午来时，对马格鲁德能否不受起诉持悲观态度。他说有些证词会牵连马格鲁德，当前唯一要做的事情是设法使米切尔不受证词的打击。我问他马格鲁德能否做到这一点。他回答说，马格鲁德答应尽力而为，但能否做到还是个问题。
霍尔德曼汇报埃利希曼的看法：我们应当赶快从这个案件中摆脱出来。霍尔德曼也认为或许最好是承受现有的不论何种损失。我说这对马格鲁德来讲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并再次谈到有可能最后实行大赦的想法。我们谈到其他问题，可是后来我又提起马格鲁德。我问，我们能为这个“可怜的家伙”帮些什么忙。霍尔德曼说，他会协助马格鲁德获得法律上的帮助。我表示，希望马格鲁德在受控告以前退出竞选工作，这对他本人和对我们来说都较为有利。
我和霍尔德曼一致认为，当前主要的问题在于证明米切尔是清白无辜的。我指示霍尔德曼，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马格鲁德都必须划定最后的界线，不应当涉及任何可能连累米切尔的问题。
我问霍尔德曼，科尔森是否受到大陪审团的传讯。他说没有，但可能会在民事诉讼中被传作证。接着他告诉我，大陪审团显然在议论是否要传讯埃利希曼的问题。我大吃一惊，问他原因何在。他说，这与亨特曾为巴德·克罗做过工作有关。我又问，为什么对埃利希曼如此注意。他回答说，迪安曾企图从司法部查明情况，但他们显然不肯吐露消息。
翌日下午，霍尔德曼告诉我，看来马格鲁德将不会因水门闯入事件受到控告。显然，对于闯入的决定是否了解（如了解就可以被起诉），是有区别的。霍尔德曼表示，马格鲁德的防线可以是：他并不了解这一具体行动——“这显然是真的。”霍尔德曼又补充一句。马格鲁德可以说，他批给利迪几笔钱，但并不知道用在哪些方面。他可以承认做事糊涂，但不承认是犯罪行为。
这样，至少从法律上讲，马格鲁德是安全了。他曾经参与竞选运动的情报收集工作，但他并不具体了解水门闯入事件。至少这就是他显然会说的话。我和大家一样，半信半疑，但我还是认为现在得看司法部是否对他提出起诉，如果他们能够的话。
霍尔德曼反映，米切尔认为我们不应当叫马格鲁德退出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如果他将被起诉，事先会有迹象，那时他再走也不迟。在霍尔德曼看来，埃利希曼和米切尔处理整个问题的方法彼此不同，米切尔属于“每个人都坚决顶到底”派，而埃利希曼则是“极端惊慌，断绝一切联系立即告一结束”派。霍尔德曼认为两者都是错误的。
7月25日傍晚时分，霍尔德曼给我带来一份在南达科他州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后麦戈文休假期间从总部发出的电讯简报。麦戈文和伊格尔顿刚举行过记者招待会，会上这位副总统候选人透露，在1960—1966年期间，他曾三度入院治疗精神抑郁症，其中有两次的治疗包括电击疗法。他还说现在偶尔还要服用镇静剂。
伊格尔顿发言后，麦戈文说：“汤姆·伊格尔顿在思想、身体、精神各方面都完全有条件担任美国副总统的职务，如有必要并能随时接任总统职位。如果我早就知道伊格尔顿参议员今天讲话的全部内容，我也仍然不会有丝毫迟疑。”一名记者问他，让伊格尔顿继续参加竞选的决定是否不可改变，麦戈文回答说：“绝对如此。”
我在日记里记了我当天对约翰·康纳利的谈话，推断麦戈文将如何应付这一局面：“我认为麦戈文将给伊格尔顿四五天时间，然后由民主党各大报要求他辞职，最后由全国委员会另推人选。”
因此，第二天当麦戈文发表了措辞更坚决的声明时，我颇为惊讶。他对记者说，他“1000%”支持伊格尔顿，无意从候选人名单上取消他的名字。然而，当霍尔德曼拿了要求伊格尔顿引退的当天下午的《纽约邮报》前来找我时，我完全可以肯定，尽管麦戈文发表了不少公开声明，我向康纳利预言的过程就要开始了。
日记
我认为，如果周末不把伊格尔顿除名，他们就会由于形势继续发展而面临十分严重的问题。那时他们就会显得消极被动，等待舆论和民意测验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办。像我以前指出的那样，这很能说明麦戈文的精神状态。
对一个人的主要考验是看他在棘手问题上是否有能力和胆识作出决定，然后领导共事者追随他去贯彻那些决定。
7月27日，杰克·安德森报道一则极端虚假的消息：他指责伊格尔顿曾因酗酒和违章开车而几次被拘留。紧接着，《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纽约邮报》纷纷要求伊格尔顿退出候选人名单。麦戈文再次宣布他“1000%”支持他的竞选伙伴。伊格尔顿否认各种指责，奋勇自卫，坚持不退出竞选。他那坚强不移的自信即使没有争取到真正政治上的支持，也博得了人们的同情。
7月30日星期天，伊格尔顿出现在《面对全国》这一电视节目里。杰克·安德森是提问小组成员之一。他为酗酒开车的指责表示道歉，但是拒绝更正，声称他还在核实。我回想到1952年的基金危机，也想起安德森的忠实顾问德鲁·皮尔逊曾对我干过同样的事。我完全能够体会伊格尔顿遭受挫折的心情，我钦佩他的沉着镇定。安德森十分卑鄙，伊格尔顿英勇顽强。
这个节目里一度出现了我认为叫人几乎难以置信的变化。一位记者说伊格尔顿汗如雨下。伊格尔顿指出灯光灼人。那位记者坚持自己的看法，指出参加这一节目的其他一些人并不流汗，然后评论伊格尔顿精神紧张，老是不安地搓着双手。当天晚上我口述日记：“即使我一点儿不紧张的时候也会冒汗!”我认为这种做法未免欺人太甚。
与此同时，麦戈文已经有所布置，准备抛弃伊格尔顿了。
日记
据我看来，麦戈文-伊格尔顿这件事发展下去，也许会迫使麦戈文打消他让伊格尔顿参加竞选的计划，因为麦戈文的宣传工具和党内的专业人员都表示反对。如果麦戈文能够以肯尼迪来代替伊格尔顿，那就可以使面目为之一新。如果他争取不到肯尼迪，那就很难看出他有什么办法改善局面了。
第二天晚上，麦戈文抛弃了伊格尔顿。我马上想到伊格尔顿一家。我知道，他们的痛苦一定同我们当年在基金危机时期所体验到的一样——不过我们是苦尽甘来，结局圆满。我记得伊格尔顿一年以前曾把他的小儿子带到椭圆形办公室来，因此我给这孩子写了一封信，过了几星期，我收到了他的回信。
私人函件
亲爱的特里：
一周前我看到《生活》杂志上的照片时，我想起我们在白宫的会面，那时在我签署建筑安全法案后你父亲把你介绍给我。我当时想，你也许想要一张白宫摄影师拍的那次会面的照片吧。
我知道这几天对你和你家里的人来说都是十分难受的。你父亲决定继续为他本党候选人而斗争，继续反对我政府的政策。我理解并尊重他的决定，并想就你父亲经受的考验，谈谈纯粹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政治活动是一种十分剧烈的角逐。温斯顿·丘吉尔曾经指出：“政治活动甚至比战争还要艰难。因为在政治斗争中你要死好几次，而在战争中你只死一次。”
不过，我们都能在丘吉尔的那些话语中找到安慰，搞政治的人总是能够重整旗鼓进行新的战斗。
你父亲打了异常艰巨的一仗，失败了，那没有关系。要紧的倒是经过这次战斗他赢得了朋友和敌人的钦佩，因为他在力量悬殊、寡不敌众的斗争中表现了勇气、风度和十足的毅力。
在我国全部历史的政治生活中，很少人经历过你父亲所经历的一切。我希望你不会容许这一事件使你灰心丧气。
几年后你回顾时会说：“我为我爸爸在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考验时刻的表现感到自豪。”
你真诚的，
理查德·尼克松
1972年8月2日于白宫
又及：我听说你的胳膊完全治好了。
华盛顿，白宫
尊敬的理查德·尼克松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刚从夏令营回家，这就是我没有及早回复的原因。
我想难得有13岁的孩子会收到总统亲笔信这一经历。尽管我是民主党人，我认为您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肯花时间写信给我这样的小人物。
您知道我爸爸读了您的信以后说什么吗?他说：“这样就更难说出反对尼克松的话了。”
我认为爸爸和您都是杰出的政治家。尽管您和爸爸有时意见不合，但我想国家有你们俩，真是幸运。
我在学校最喜欢的学科是历史。我现在觉得我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了，因为您给我写了信。
总统先生，非常非常感谢您。
敬慕您的，
特里·伊格尔顿
1972年9月1日，星期五
1972年竞选运动
1972年总统竞选，我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应该说是我历次竞选中最可喜、最得意的一次。然而，它却使人大失所望，在很多方面来说也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一次。
在我第一任期的大部分时间，我一直认为我在1972年的对手不是马斯基、汉弗莱便是肯尼迪。我认为我大概能击败马斯基或汉弗莱，至于能否战胜特迪·肯尼迪，就难以预料了，因为其中包含很多感情因素。这几个对手都是劲敌，因此，三年半来我充分估计到，为了争取连任，势必有一场苦战。
甚至在麦戈文以遥遥领先的票数获胜初选以后，我还不能相信他果真会被提名为候选人。我和很多政治观察家一样，认为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最后时刻是会转而推选肯尼迪的。只是在麦戈文正式被提名以后，我才看清我在竞选连任的过程中不必太费心机就能稳操胜券。
如果对付肯尼迪、马斯基或汉弗莱，我就必须连续进行白刃战。但同麦戈文竞选，显然觉得我是越少采取行动越好。我完全不习惯这种处境，对垒时不仅不感到特别轻松自在，而且在本能上也不知道该怎样出手才好。
我1972年的竞选策略分为五个基本部分。第一，我计划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花一个半月时间在白宫处理公务。对候选人的抉择已经十分明显，各种论点都昭然若揭，无须我深入强调。
第二，堪萨斯州参议员、口才极好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鲍勃·多尔以及内阁和政府的各个成员将作为总统的“代理人”周游全国，宣传我们的一般成绩和成就以及他们主管部门的政绩。最好是，在每个大城市有一个代理人先于麦戈文到达，等麦戈文一走，另一个代理人又马上前去。
第三，我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发展一个效率最高、战斗力最强的竞选委员会组织。在这一点上，我们极为成功，以至西奥多·H.怀特形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是“整个战后时期政治技术运用得效率最为惊人的事例之一”。
第四，我计划在竞选运动的最后几周发表十三篇广播演说，阐述我的政治原则，以及我对重大竞选问题的观点。
第五，我打算在大选前两周再离开白宫，亲自出马进行竞选活动，主要是到两党总统选票可能非常接近或者我的出面能帮助共和党候选人在当地激烈的争夺中获胜的一些州。对于一个在之前多次全国竞选运动中总是党内勤勉且听话的人来说，这是引人注目的作风上的转变。我知道，有些党务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希望我的重大胜利能使他们达到目的的共和党候选人，对此不免怨尤。但是我当时认为——我现在仍然相信——我们采取的办法是进行1972年竞选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也是从民主党吸收新鲜血液的最好措施，它可以使共和党力量壮大，形成多数派，从而在政治上获得大有希望的新生。
由于我只打算进行极有限的个人竞选活动，我决定我们应当努力在经费上支持各共和党候选人。我们从竞选基金中拨出近100万美元资助参众两院的各种竞选活动。我摆好姿势拍了很多照片，给每个共和党候选人送去表示支持的录音材料，只有两位在密西西比州和阿肯色州竞选参议员的候选人除外。这两州的共和党人不可能击败现任民主党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和约翰·麦克莱伦。在我第一届任期的历次国际危机中，他们两人都站在我一边，今后四年我还需要他们的支持。
在麦戈文被提名为候选人以后，我知道我们对1972年竞选运动最难处理的问题是防止斗志松懈的倾向。即使这种自满情绪不致于使我们大选失败，它也很可能使我们在竞选结束后不再产生新的活力。
“我们应该养成一种责任感，”我对霍尔德曼说，“不能指望对方犯错误而坐享胜利。”
过去40年来，民主党传统的实力集团一直是该党总统竞选获胜的基础，然而麦戈文刚愎自用，对他们极不尊重，使共和党有可能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形成一个新多数派的竞选力量。对我来说，这是1972年大选最令人兴奋的一个方面。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打开缺口，我们就能组成这些新多数派的小组。我认为我同他们大多数人的关系远比他们从前的民主党伙伴来得密切。我在两则日记里都谈到这一点，一则是一般性的评论，另一则是9月底在纽约同一些工会支持者开会以后写的。
日记
美国的领导阶级按照他们的领导能力来说确实已经毫无希望。我常常要在白宫接待他们，听他们诉委屈发牢骚，实在叫人厌恶。因此，我更愿意接待劳工领袖和美国中产阶级，他们倒有品格和胆略，也有一点儿爱国心。
同劳工领袖们会谈是再痛快不过的。他们都很友好，干劲十足。我希望能设法使这个联盟在大选后不致立即破裂——也希望他们不再重新采取从前民主党的派性立场。其实，根据个人的观点来看，我比麦戈文或一般的知识分子更和他们有共同的语言。麦戈文之流喜欢劳工，是把他们作为一个集体，而我喜欢劳工，是把他们作为个人。对于其他一切阶层或阶级，包括青年、黑人、墨西哥人等，可以说也是同样的情况。
1972年8月我们获得惊人的成就，远远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参加竞选连任运动所取得的成绩。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每个重要方面都取得了进展，或提出了引人注目的新改革方案。
1969年，通货膨胀率平均为6.1%；仅仅在一年之后，我们的新经济政策就把通货膨胀率下降到2.7%。1969年第一季度，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仅为3.4%；到1972年第三季度，它增长到6.3%，是1965年以来最高的增长率。在整个竞选过程中，证券市场行情不断上涨，到1972年11月创高达1000点的纪录。
1965至1970年，美国人的实际收入毫无增加；现在它以4%的年增长率逐步上升。尼克松政府年年都创造了农业总收入的新纪录。每个农场的平均收入比1961至1968年的平均数高40%。
我们为年收入5000美元的四口之家减少了66%的联邦所得税，为年收入1.5万美元的四口之家减少了20%。联邦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总额下降了220亿美元。
我们提出了自福利计划实施以来的第一项重大改革。那就是我们所建议的新的全国健康保险计划——让那些有能力支付健康保险金的人、雇主和政府分担费用的计划——别人也提出过若干社会化的医疗计划，但只有我们的计划得以实施并坚持了下来。我们把征服癌症的基金几乎增加了一倍，把打击滥用毒品的基金增加了十倍。查封的毒品和危险麻醉剂增加了400%。1960至1968年，犯罪率上升了122%，1971年仅上升了6%，1972年上半年只上升了1%。
我们提出建立全国第一所正式的学习和教育研究所的计划，并获得国会通过。我们通过了一项重大的公共交通法案，使投入的资金从过去的每年近1.75亿美元增加到1971年的4亿美元以及1973年的10亿美元。我们提出一项革命性的措施，以便联邦同各州和经济困难的城市分享税收。我们又建议全面整顿联邦政府。我们制定了历史上第一个环境保护综合规划，以妥善地处理环境保护论者的科学理想和提供就业机会的工业现实之间的矛盾。我们的文物古迹公园计划实施以后，将在50个州内共设公园642座，供一般公民而不是上层社会人士游览。
我们的政府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在开支方面的轻重缓急的次序：在1968财政年度内，45%的预算用于国防，32%用于“人力资源”，如教育、社会服务和保健。到1973财政年度，两者所占的比重完全倒了过来。我们在艺术方面的费用增加了将近500%，社会保险赔偿费增加了51%。
1968年征兵人数为29.9万人，1972年为5万人，我们即将取消征兵制并建立一支纯属志愿服役的军队。
我们的成绩很好，但是我们必须使选民了解——至少要提醒他们注意我们的成就。夏初，我写了一张便条给约翰·埃利希曼，请他不必再负责检查国内政策的制定情况，而是要负责监督那些政策的实施：
你以高超的组织才能经管各项计划的制订工作，并基本上保证这些计划符合我自己的想法……
我回顾过去三年的情况，认为我们的不足之处，尤其是在国内事务方面，主要在于总统放了大炮以后，步兵并未及时跟上，扫除障碍、坚守阵地……据我看来，关键问题是生活费用、用校车接送学童、吸毒等问题，或许还有与财产税有关的税收改革。当然还有一些次要的问题，如环境问题、税收分配问题……当然总还有反对派正在攻击的一些问题……
我对我们多数国内计划的看法是：在制订计划方面我们干得很好，但在宣传这些计划方面做得很差……设想出来而不加以宣传的伟大计划无异是一个未出母胎便已经死亡的婴儿。在今后几个月内，哪怕我们必须采用剖腹取胎的手术，我们也需要让产妇分娩。我决心同意你为接生而采取任何必要的方法，当然，只要你认识到我最反对任何流产就行。
在我第一任总统期内前三年半的时间里，我和乔治·米尼的关系可以说是很不平静的。我在众议院劳工委员会任职时就认识他，至今已有25年了。他倔强、能干、好斗。在哲学上，他对经济问题开明，对社会问题保守；在政治上，他是个坚定的民主党人。但当问题涉及外交政策和国家防务时，他首先是爱国者，其次才是党人。
我们知道米尼在6月间曾告诉乔治·舒尔茨，即使麦戈文被提名为候选人，他也不予支持。民主党代表大会后，他又打电话给舒尔茨。麦戈文抛弃了皮埃尔·塞林杰这一举动使他大为愤慨——不是因为他特别喜爱塞林杰，而是因为塞林杰是麦戈文的人，麦戈文应该支持他。“他并不坚决地同自己人站在一起。”米尼抱怨说。
7月19日，传来电讯简报，宣布劳联—产联执行委员会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对总统候选人没有进行投票表示支持的情况下便休会了。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玩味的时刻：17年来劳联—产联第一次决定不支持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7月28日，我在华盛顿近郊火烧树俱乐部同米尼、比尔·罗杰斯和乔治·舒尔茨一起打高尔夫球。当我们走到球场的树木和草坪之间的第一块空地时，米尼突然冒出这样的话来：“伊格尔顿应当早就把一切都告诉麦戈文，可是现在麦戈文举棋不定，干得很蠢。”
6点半左右，当我们回到俱乐部会所，坐在走廊上喝饮料时，罗杰斯和舒尔茨同我一起要了雪茄烟陪米尼一起抽。我们在暮色笼罩下坐了一个小时左右，抽着雪茄，听米尼发表议论。他说麦戈文一定会一败涂地。在这种情况下，他说，尽管劳工不同意我的一些政策，可是为他们着想，我觉得他们最好在总统竞选运动中保持中立，集中力量保全他们所喜爱的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地位。花钱为麦戈文竞选总统，等于把钱扔到水里。
当我们离开走廊向汽车走去时，米尼清了清嗓子，粗声大气地对我说：“我现在要叫你明白，我不会投你的票，我也不会投麦戈文的票。不过米尼家的人对你倒不错。”他指的是米尼夫人和他三个女儿中的两个将投票选我。至于另一个女儿，他说：“她将学她老子的样，谁也不选。”
在我们正要分手的时候，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说：“你不要因为我的老婆会投你的票而自鸣得意。我要告诉你究竟是什么道理——她就是不喜欢麦戈文。”
8月上旬，麦戈文想另外找一个副总统竞选伙伴。他找过特迪·肯尼迪、埃德蒙·马斯基、亚伯拉罕·里比科夫、拉里·奥布赖恩、休伯特·汉弗莱、佛罗里达州州长鲁宾·艾斯丘——但一个也没成功。
我在汤姆·麦凯布的度假别墅里消磨了8月4日这个周末。麦凯布是艾森豪威尔时代以来我的好朋友，他的别墅坐落在靠近马里兰州东海岸的阿萨蒂格岛。和我同去的有米切尔、雷博佐和阿普拉纳尔普。屋子里的电视机坏了，我们打开收音机，听麦戈文宣布由特迪·肯尼迪的妹夫萨金特·施赖弗充当他新的竞选伙伴。
早在6月，我听那些到过约翰逊牧场的人说，如果麦戈文获得提名，约翰逊将不予支持。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我打电话给约翰逊，直接向他问这个问题。
我开口说：“我决不想你为难，但你知道，约翰·康纳利正在组织一批愿意支持我的民主党人。不少和你接近的人经过联系过后表示有意加入这个组织，但条件是要不使你感到为难。我懂得你在你党内的地位，但我想请问你：对于那些愿意参加约翰的组织来支持我的人，你是否仍然不加干涉。”
“总统先生，让我读一封信给你听。”约翰逊说，我听得出翻文件的沙沙声，“凡是来信说他对麦戈文已经不抱幻想，问我该怎么办的民主党人，我总是这样答复：承我党40多年来给我这么大的荣誉，我要支持民主党各级候选人名单。不过我接下去说——任何人都会领会其中的含义——我一贯的立场是，总统竞选运动中个人的行动是良知问题，他的决定我不加干涉。这种回答你觉得怎样？”
“我只能说我非常感激，总统先生。”我回答说。
几个星期之后，约翰逊通过比利·格雷厄姆给我提供了一些有关竞选的建议：“不用考虑麦戈文，要同民众一起参加社交活动。但要像我对付戈德华特那样，超然于竞选运动之上。看球赛、下工厂。不用担心，麦戈文一伙人会自行垮台的。”
比利说，他提起水门窃听问题时，约翰逊只是哈哈大笑，并且说：“见鬼，伤不了他一根毫毛。”
关于1972年竞选，我必须决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不要改变候选人名单，另选一个竞选伙伴。到1971年年中，特德·阿格纽对他作为副总统这个角色越来越灰心失望。他觉得白宫人员对他不够尊重，我没有给他重大的职责。这种感觉，差不多每一个副总统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的。后来又从布赖斯·哈洛那里传来消息，阿格纽很可能在1972年年初主动退出候选人名单，趁机接受政府范围以外颇有吸引力的职务。
在第一届任期，阿格纽已成为阐明保守派立场和论点的娓娓动听的发言人。在这一点上，新闻界和党内批评家都错误地对他评价过低。但我在开始准备1972年选举的时候，还必须展望1976年。我相信两党之中唯有约翰·康纳利具备条件，将来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他有从事政治活动所必需的“满腔热情”、争取胜利的干劲以及从事领导工作的远见卓识。我甚至和霍尔德曼谈过，考虑是否有可能让阿格纽在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引退，由我提名康纳利接替，虽然我知道这种动议通过的可能性极小。可以认真考虑的唯一抉择将是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名康纳利为副总统候选人以取代阿格纽。
1972年年初，我同康纳利讨论了副总统一职。他最初反应含糊，模棱两可，后来持否定态度。我感到他并不认为担任副职是他进入白宫的最好途径。他说，我们当中谁也估计不透共和党人反对他这个“刚冒头的约翰”的情绪有多强烈。
几天以后，我会见了约翰·米切尔。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认为康纳利应该成为1976年的总统，我在考虑如果他需要，是否有可能让他成为我的竞选伙伴，帮助他实现一个良好的开端。米切尔也认为康纳利是1976年的竞选人选，但他竭力反对1972年的候选人名单有任何变动。康纳利还是一个民主党人，米切尔认为把他放上候选人名单会产生意外的后果，得罪保守的共和党新多数派和民主党人，特别是在南部，在他们中间阿格纽简直成了民间传说的英雄。米切尔警告我说：“必须使党务工作者相信对党忠诚是会得到报偿的，否则就不会有党务工作者。”
他认为康纳利在竞选运动中作为拥护尼克松的民主党人的主席，实在比在选举之前就成为共和党人更为得力有用。而且，康纳利曾对米切尔说过，他无论如何都不想当副总统。
事实上，米切尔劝我给阿格纽一个明确的许诺。他警告说，如果我们等待太久，阿格纽可能就要提交换条件——可能甚至会要求保证1976年支持他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米切尔说：“而且，我还挺同情他呢。他经济上有些困难，他也需要为他的前途做些打算。”
6月12日，我请米切尔转告阿格纽，说我已经断然决定，请他作为我的竞选伙伴重新名列候选人名单。我说我们要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以后再行宣布。这会使人以为我们的人选问题悬而未决，从而引起更多的注意，也可能使民主党人在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放松对他的攻击，免得我决定另选别人。
8月初，我原想花时间专心准备接受提名的演说稿，但难免有很多事情分心，不能集中精力。我在8月16日的日记里提到一件特别恼人的事：“麦戈文的攻击现在更加猖狂了，竟想说我是民主党总部窃听事件的间接负责人。”麦戈文确实是在千方百计地利用水门事件。这时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闯入民主党总部是“那种只有在希特勒那样的人的指使下才干得出来的勾当”。其他民主党领导人也同样猛烈地进行谴责，尽量利用水门事件来转移公众对他们候选人的注意。
民主党人特别喧闹的一次攻击所根据的事实是，我的竞选经费的许多捐款人不愿公开姓名。实际上，他们很多是资格老、名望高的民主党人，他们认为击败麦戈文十分重要，但又觉得让自己的姓名公开出来不大方便。无名捐款只要是在1972年4月7日以前，本来是合法的，但民主党人却捏造情节，新闻界则把它说成是政治活动究竟应当保守秘密还是加以公开的问题，从而使我们在争取舆论的斗争中居于守势。到9月，《华盛顿邮报》就要登出匿名人士透露的有关国会里我党工作人员的种种消息。例如，有一则消息指责财政委员会主席莫里斯·斯坦斯同由墨西哥转来的70万美元非法的竞选基金有关。斯坦斯坚决否认这种无稽之谈。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财政委员会还要被指控偷查潜在捐款人的私人银行账目，在卢森堡募集捐款，向阿拉伯高级人士以及从国外其他非法的来源筹募款项。这些指责完全是捏造的。
我从一开始就主张还击。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让麦戈文及其支持者和捐款人平安无事地不受影响。如果当权派在竞选运动中有什么方便之处，那就是它有机会接触政府掌握的有关对方的情报。我记得在1952年竞选运动中国内收入署曾把我的所得税申报书泄露给德鲁·皮尔逊，并在1963年出于政治动机审查我的纳税情况。当年民主党人执政时曾公然对政府关键部门施加政治压力，不加掩饰。看来即使在他们下野的时候，他们的支持者，尤其是国内收入署的官僚们还继续为他们效劳。我听到许多报告——显然连篇累牍，不可能出于偶然的巧合——说从1960年我败于肯尼迪以后，我亲密的私交和政治上的朋友就常常受到国内收入署的调查，而在我看来那些调查纯粹是怀有恶意的。
我们至今还只有半心半意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而且没有收到什么效果。1972年春的日记中我有这样几句话：“这在我们方面真是一场可耻的失败，并且我很难加以理解，因为我经常指出，既然他们在我们不掌权的时候整了我们，我们今朝至少为了自卫也应该开始对他们进行一些调查。”即使现如今，想到我们没有趁大权在握的时候取得一些政治上的好处，想到我们这方面的努力同民主党相比是多么勉强、软弱和外行，也不禁深为叹息。我力促属下改变这种状况。在8月3日的日记里，我考虑了我们面对的局势以及我认为在它的背后所存在的问题。
日记
我向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强调说明，因为我们的一些民主党对手不断搞我们的情报，我们对他们也必须这样办。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我们不是执政党的时候，他们确实一贯想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现在我们执政了，由于下层的那些官僚都向着他们，他们还是那样做。
我们这里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水门事件，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了惊弓之鸟，不想调查牵涉民主党人的档案。霍尔德曼说，在选举之后我们才能真正采取措施，在各种极为微妙的职位上安插一些忠诚可靠的人。当然，我们早该这样做了。在这方面，我们肯定无可厚非，并没有利用政府机关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国内收入署档案、司法部档案——去探求我们的民主党对手们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
我再三力促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虽然没有显著的结果——使国内收入署查核一下麦戈文的主要工作人员和捐款人。我在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凡出现带有“可疑交易”迹象的事情，应该及早搞清楚。“当然，如果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不必再提，”我写道，“但是我们在把事情撂下之前，必须确实下过十二分功夫，仔细研究过材料。”
拉里·奥布赖恩是民主党人中特别擅长政治计谋的一个。他在肯尼迪的政治核心受过训练，后来在追随林登·约翰逊的年月里进一步得到锻炼。他是民主党地地道道的有力的党徒。在肯特州立大学发生不幸事件之后，他竟然指控我杀死了那四个学生。不论是在越南战争还是水门事件的问题上，他都不失时机地狠狠进行打击，并且总是采用不正当的手段。
国内收入署对霍华德·休斯的金融集团所作的调查已经揭露，休斯年年供给奥布赖恩巨额经费以维持他在华盛顿拉拢议员的机构，据说款额达20万美元。关于奥布赖恩是否上报全部款项，曾否上税，传说颇多。我是又怀疑又希望我们能在这件事情上有所揭露，给予打击；我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他容许自己陷入这样的困境，我将十分惊奇。”国内收入署曾经打算找奥布赖恩谈话，调查有关休斯给予经费的某几点问题，我命令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在选举之前使账目得到迅速而彻底的调查。
我想，不论查核结果如何，这总是一个愉快的——有新闻价值的——意外事件：多年来他们一直把休斯描绘为我的财神爷，而事实上这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才是休斯付款名单上得益不少的人。
结果，国内收入署在例行查账以后，宣称奥布赖恩没有问题；我本想追查他以及麦戈文的支持者，但因竞选日程紧迫和越南和平谈判有了新的重大进展，这个计划就搁下来了。
8月20日，即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帕特和女儿们前往迈阿密，我则留在戴维营最后润饰我接受提名的演说稿。
第二天晚上，我打开电视机，观看关于帕特的纪录片，那是在迈阿密大会会议厅的大银幕上放映的。吉米·斯图尔特已经给她作了异常动人的介绍，到影片放完电灯一亮，帕特突然亲自出现在矮平台上，伸开两臂站着。这是她独特的姿态，既优雅又有礼貌。节目已经演得很晚，她在万无一失的本能的支配下只讲了一分钟的话，表示感谢。摄影机的镜头瞬即转向朱莉和特里西娅，我可以看到她们的微笑中充满着真诚的自豪感。我记下这样的话：“就帕特、女儿们、戴维和埃德的露面来说，那是整个这次代表大会的特色。没有任何一位总统的家属比他们显得更光彩夺目的了。没有任何一个家庭比他们的一家更像地道的美国家庭了。”
8月22日星期二下午，我飞往迈阿密。晚上我在露天青年集会上出现，这是不在原计划之内的。我受到的接待使我很难忘怀，迪克·鲍威尔和琼·阿利森的女儿帕姆·鲍威尔陪我走上主席台，成千上万个青年高举双手，四指伸开，齐声高唱我初次听到的颂歌：“再来四年!再来四年!”声音震耳欲聋、和谐动听。这是新型的青年共和党人：他们并不守旧，但他们并不掩盖自信和自豪的感情。
1972年代表大会期间，最难忘的景象或许是小萨米·戴维斯在青年集会主席台上感情冲动地拥抱我的一幕。当群众终于安静下来时，我描述了几周前在白宫招待会上同他初次见面的情景。当时我们谈了各自的经历以及我们两人都出身于贫苦家庭的情况。我说：“我知道萨米是民主党党员。我那次和他谈话时并不知道他在这场选举运动中将采取什么态度。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我要向萨米作这样的保证，我要向在场的每一个人保证，不论你们是白人黑人、年老年轻，我还要向收听我讲话的每一个人保证：我信仰美国人的理想。萨米·戴维斯也信仰美国人的理想。我们之所以有这种信仰，是因为我们已经亲眼看到这个理想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实现。”在我——以及我想还有其他许多人——看来，那次青年集会是全国代表大会最精彩的场面。当天夜里，我在大会会议厅里以1347票对1票，被提名为竞选连任的候选人。
第二天晚上，大会堂外失望的示威者想要放火焚烧坐满代表的大轿车。他们乱砍车胎，用鸡蛋和石头袭击代表，并且戴着防毒面具、挥舞着警棍向会场冲来。我步入会场接受共和党代表大会对我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名时，眼睛被尚未散尽的催泪弹的余雾所灼伤。
在会议大厅里，无论是不出所料的精心组织的会议日程，还是未曾出现争夺剧烈的提名战这一事实，都没有能够减弱群众的热情。代表们接过我在青年集会上听到的口号。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高呼：“再来四年!再来四年!”
代表大会结束后的那一天，我在芝加哥向美国军团发表讲话，然后在密歇根州尤蒂卡城为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中学落成典礼致词。接着我们远途飞往圣迭戈，又有大量群众集会以待，会后再乘直升机沿海岸飞到圣克利门蒂，路程不长。所有那些群众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是令人兴奋、富有感染力和使人颇为满意的。他们对我们的欢迎和反应充满了感情，这种感受不论是我的部下还是我自己在华盛顿都是体会不到的。首都的许多专栏评论文章和新闻报道都说，我受到拥护，不在于我这个候选人自己的任何内在的品德，而是由于民众普遍对麦戈文感到失望。
日记
的确，谁也不能说，我们在密歇根、圣迭戈、圣克利门蒂没有雀跃欢呼的人。可是和以往一样，很不容易使新闻界据实报道情况。我倾向于认为我们的人将比麦戈文的人在情绪上更加热烈和活跃，除非他有所觉悟，开始鼓舞和激励他们，而不是像目前那样说话死板生硬，完全类似道貌岸然的加尔文教派那一套。
圣迭戈的人群确实蔚为奇观。到会的至少有1.5万人。我的讲话实际上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那时我正感到有些疲倦，根本无法充实内容。
我们接着来到圣克利门蒂。沿海岸飞行真是妙极了，当我们到达时，手下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要使我大吃一惊。他们原说只有四位市长和本地区的几个朋友来迎接，结果却是当天又一次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人们热情洋溢、情绪高昂。
回到住宅，我们真是精疲力竭了。帕特和我在书房里吃晚饭——她吃了两份子鸡，我可累得胃口大减，幸而我那条叫“国王”的狗跑进来报销了我的牛排。在过去一周里，帕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演员。
傍晚时分，我坐在游泳池畔抽着一支伊朗雪茄，送走了那一天。
8月30日星期三，霍尔德曼愁眉不展地来了。“坏消息，”他忧郁地说，“我不是说着玩的——真是消息不好。”接着他把新的盖洛普民意测验递给我：
尼克松64%
麦戈文30%
未定6%
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他在微笑。我露出了笑容。这是代表大会之后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历史上有利于共和党候选人的最大得分。
我在竞选运动中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预定在8月29日举行。水门事件显然将是记者提问的内容之一。埃利希曼叫我放心，说至少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约翰·迪安、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都证实白宫与此事没有牵连。
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我是否应该为水门事件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我回答说没有必要，因为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总审计局都在进行调查。我说，我已命令白宫全面予以合作。“此外，”我接着说，“根据我的指示，总统法律顾问迪安先生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内部已经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调查，查明有没有线索可能涉及白宫任何现任工作人员或政府中的任何官员。我可以明确地说，他的调查表明没有一个现任白宫工作人员或政府官员牵连进这个十分稀奇古怪的事件……这类问题真正的害处不在于热心过度的人在竞选运动中做了错事，因而发生这样的事情。真正的害处在于万一有人加以掩盖。”
在9月12日的内阁会议上，司法部部长克兰丁斯特报告说，对水门闯入和窃听事件的起诉书将在三天之内宣布，说其中没有提到竞选连任委员会的任何上层人士或白宫的任何人员。他预料民主党一定会指责这是一种掩饰，因此他已经汇集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统计数字。联邦调查局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从肯尼迪遇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51个外勤机构的333个特工人员经过总数达14098人时的1551次访问，追查了1897条线索。
起诉书在9月15日宣布，其中只提到亨特、利迪以及在民主党总部被捕的五个人。这一天我的日记相当长，但可以看出那时我对水门事件还是不大重视的。我记述了同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会见，以及同康纳利、伯恩斯、舒尔茨、斯坦和埃利希曼关于税收问题长达两小时的会议。我思考了当时正在重读的罗伯特·布莱克所著《迪斯雷利》这本传记中的一些段落；我记下了同朱莉的谈话，她担心她对一个记者提出的关于越南的问题回答得不够妥当；我提到了我的忧虑，因为帕特耳朵疼了好久，但她不肯放松预定要做的工作；我评论了康纳利不久前在电台发表的讲话；我追述了在椭圆形办公室接见歌手雷·查尔斯的情况。我仅在日记将结束时以短短的一句话谈到水门事件：“今天是水门事件起诉的日子，我们希望能够从现在起顺利地度过这场风波。”
按照霍尔德曼的建议，那天晚些时候我接见了约翰·迪安，对他的工作表示感谢。自水门闯入事件发生之后的那周起，我就知道迪安以白宫法律顾问身份始终为我们掌握有关水门事件的各种问题的线索，其中包括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大陪审团、民主党的民事诉讼、莫里斯·斯坦斯对拉里·奥布赖恩提出的诽谤罪控诉、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反控告、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赖特·帕特曼企图就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财务账目举行选举前意见听证会的活动，等等。他汇报以后总结说：“三个月以前，我很难预料会出现我们今天这样的处境。我想我可以说，从现在起54天〔选举日〕以内，不会有什么事情出乎我们……我们的意料而落到我们头上了。”
我说整个事情实在卑鄙，令人作呕，已经发生的种种情况“叫人万分为难”。不过我对迪安说，他的处理办法“很精明，因为你——不管哪里出了漏子，你都能及时应付，处置得当”。
迪安的汇报涉及所有他正在处理的各种不同的问题。总审计局控告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违反竞选财务条例的报告已提交司法部，迪安说，部里另有几百份据说违反条例的报告——包括对麦戈文、汉弗莱和杰克逊的控告。总审计局还打算审查白宫工作人员使用基金的情况。迪安说：“我认为我们可以为白宫工作人员感到自豪。”他又补充一句：总审计局如果真来调查，也不会发现什么问题的。帕特曼恬不知耻地要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财务举行听证会的派性企图，是我们在选举前面临的又一种攻击。我对迪安说，整个事情只是“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罢了，他表示同意。
迪安说：“我们一次只抓一件事。”
“你也确实不能老是坐着发愁，老是考虑，‘可能发生最糟糕的事’，而实际上也许还不至如此，”我回答说，“所以你得尽量不露声色，抱乐观的希望……还要记住，这件糟糕的事不过是那些不幸的事情之一，并且我们正在设法减少我们的损失。”
接着我们转而谈起长期以来我要改组华盛顿行政机构的决心——改组之后即使对我们无利，它至少也不致再为民主党人服务了。
两天以后，我回顾了我对这次会晤的印象。
日记
同约翰·迪安畅谈了一次，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后来我告诉了霍尔德曼，他说是他推荐迪安进白宫的，并说迪安有一种坚强且真正出色的本能，这正是我们在选举之后为整顿各部并把国内收入署和司法部置于应有基础之上所需要的人才。有时候简直需要同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划清界限，然后采取行动有效地对付他们。不然的话，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毫不放松地对付我们。
民意测验继续表明尼克松占压倒性的优势，这时麦戈文和施赖弗开始孤注一掷。他们吵吵嚷嚷地发动了猛烈的人身攻击。麦戈文说我们对越南政策是为了保全面子而采取的“新水平的野蛮行动”。他三次拿我比作希特勒，把共和党比成三K党。他说，凡是支持我的工人“都应该检查检查头脑”。
施赖弗把我叫作“滑头大王”“精神病人”“权欲狂”，每天花大部分时间“想方设法使美国保持最大强国的地位以杀害和毁灭国外人民的一等骗子手”和“历来第一号轰炸机”。约翰逊总统的前新闻秘书乔治·克里斯蒂安正同康纳利一起在民主党人中间进行支持尼克松的工作，我对他说，施赖弗称我为第一号轰炸机，约翰逊听了一定很高兴。克里斯蒂安哈哈大笑，说：“我不相信，总统先生。约翰逊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不甘心屈居第二位的。”
在这些日益刺耳和恶毒的攻击纷纷向我袭来时，我仍然在白宫恪尽职守，置身于竞选运动不断高涨的情感浪潮之外。9月初，我在戴维营度了一个周末，之后我的一些日记片断表述了我所经历的竞选运动与麦戈文、施赖弗所进行的活动是多么截然不同。
日记
中午前后，因为天气极好——万里无云——我到游泳池里游了一会儿。像这样的日子，我可以静静地躺着仰望树叶。这使我想到春天的树叶在风中翻动以及春秋两季的树叶真是十分相似的情景。春叶代表夏的开始，秋叶预示冬的来临——一是生之初，一是亡之始。
我料想在下周的整个期间局势将变得更加难受。显而易见，麦戈文终于了解他只要单纯进行攻击就可以发生作用；而他正是穷凶极恶、不负责任地这样干的。至于我们的人呢，正如我向科尔森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反应当然和过去一样，老实而又迟钝，只守不攻。
麦戈文将去各大城市举行街头集会，这是他们绝望挣扎的一种表现，因为选举之前的八个星期时间太匆促，来不及大张旗鼓地影响大城市。
我的竞选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特德·阿格纽、克拉克·麦格雷戈、鲍勃·多尔和他们的小组干得十分出色。他们不仅是代表政府卓有成效的发言人，而且对麦戈文的极左观点狠刺猛击，使他忙于招架。在9月的竞选计划中，我增加了几次政治性的公开露面，不过这仍是我一生中最克制的竞选活动，因此我只记得它主要是一系列的插曲。
最难忘的是9月22日前往得克萨斯州的一次竞选旅行，最后以我们在康纳利的牧场上为支持尼克松的民主党人举行热烈的野宴作结束。
日记
大约在11点30分或12点，当我们坐在一起时我对康纳利说，非常重要的是这次选举之后不能让特迪·肯尼迪来收拾局面。必须有约翰·康纳利这样的人出来主持政局，因为我们的国家实在禁受不起肯尼迪、麦戈文之流在今后的岁月里哪怕有当上总统的可能。
帕特指出《纽约时报》关于麦戈文夫人的一篇文章说，尼克松一家是20世纪50年代的人物，而麦戈文一家是70年代的人物。我希望报刊继续抱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到头来他们是要深受谴责的。
上床时我疲倦得要命，但夜里还醒了两次——2点一次，4点一次。最后到7点我又醒了。起床后打开窗帘，眺望青葱美丽的乡村景色以及牧场上吃草的牛群。使我大喜过望的是，我按铃要早饭时，他们不是送来我要的麦片粥，而是坚持端来他们做的乡下香肠，味道极其鲜美。今后早餐午餐我得花式多样，免得老吃单调乏味的饭食。
9月底《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正式表态支持麦戈文。《华盛顿邮报》没有发表正式文章，但明确表示它愿意拥护麦戈文。我在日记里写下我听到《纽约时报》表态时的反应：“我说我听到这消息如释重负，因为我很不愿意我的工作人员中有人怂恿我和他们的编辑部见面，感谢上帝，我们没有这样做。谁也没有轻率地提出过这种建议。我向霍尔德曼指出，应该写封信给《纽约时报》或者发表一篇声明，说《纽约时报》完全应该赞成麦戈文，因为他支持《纽约时报》的一切主张——放任自流、撤离越南、新孤立主义等。”
《华盛顿邮报》的决定也并不出乎意料。专栏作家斯图尔特·艾尔索普曾与该报发行人共进晚餐，他嗣后写了一份报告由基辛格交给了我。6月26日，我在这份报告上口授如下的批注：“亨利向我讲起他同艾尔索普的一次有趣的谈话。斯图尔特显然病势不轻，但他还出来同凯·格雷厄姆共进晚餐。他竭力主张应该支持尼克松，因为他在外交政策上颇有成就，同时恳切地说明使麦戈文当上总统的危险。他说凯·格雷厄姆最后大发脾气说：‘我恨他，我要想尽办法把他打败。’”
9月26日，我们在纽约为竞选捐款人举行一次晚宴。那天晚上的一次遭遇让人特别不能忘怀。
日记
给我印象极深的一件事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至少在我看来他年纪不大；我想他大概40岁，也可能有45岁——对我说，他的儿子1970年死于越南，但他还是拥护我，赞成我的外交政策。
当我想到像他这样的人，想到士兵们的母亲和妻子时，我认识到极为重要的是不仅要考虑结束战争，而且要考虑结束战争的方式不致使他们的牺牲毫无价值。这是当我们被人群簇拥着走开的时候我对他说的话。
10月12日，亚特兰大欢迎我和帕特的群众估计有50万到70万。当时发生了一件使特工人员惊惶不安的事情：旅馆外面的人群中有个人把我一把抱住，高声大喊：“谢谢你把南部又变成了美国的一部分。”后来我对埃利希曼说：“南部民众正在给民主党上一堂爱国主义的课。”
在俄亥俄州一次长长的车队的行进中，有人警告我说，前面不远处有一些不友好的示威者在等待我们。还听说有人扬言要扔炸弹，所以特工人员要求在这段路程盖上我坐车的车篷，并且加快速度。
日记
我确实做的一件事是在特工人员要加快汽车速度时，我叫他们放慢速度。我说我们不该避开这些人，于是我们把汽车开得慢如蜗牛，我和帕特分别在汽车两侧把手伸出窗外，对那批气势汹汹的人群中的狂热分子挥手致意。
当我看见一些反战分子和其他人等时，我就干脆伸出两个指头作“V”字形或跷起大拇指。这可真把他们惊呆了，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标志。有些人眉开眼笑了。当然也有些人更加横眉怒目。我想到战争不再成为人们争论的问题时，这批人将有一部分感到空虚而不知所措了。他们基本上满腔憎恨，伤心失意，与人疏远——他们不知道怎样排遣生活。
我认为，最糟的也许是一群大学甚至中学的教授，特别是年轻的教授和副教授。他们想把自己不能鼓舞学生勤奋学习的过失推给别人。
我想起在肯特州立大学事件发生之后来见我的那些东部名牌大学的校长们。他们说，请不要把问题留给我们——意思是要让政府出一点力。他们谁也不肯承担任何责任。
现在责任是他们的，虽然我猜想他们还会提出新的问题。黑人权利问题已经过去——那种环境不存在了，战争将要过去——问题还存在，其次又是什么问题呢?我想那将是大公司贪污腐化或诸如此类的问题，但他们很难找到像战争问题这种能在情绪上把青年小伙子煽动起来的问题。
大学行政人员和教授应当反躬自省——照照镜子——了解到正是他们才负有责任——认识到如果青年人意气消沉，这是他们的过错。这样做将是一件好事。他们不能责备政府或其他任何人。
虽然我很少直接参加竞选活动，活动却很紧张。到竞选快结束时，我已作了几十次演说和非正式讲话。
日记
我做了一个怪梦，梦中在某个集会上讲话，讲得太长了些，于是洛克菲勒站起来，不等我讲完就把话筒拿了过去，群众一片掌声。当然一个演说的人总是担心话是否说得太长了。我这个梦是下意识的反应，很有意思。
既然我的战略是自己尽量少参与竞选活动，我的家属就接过担子在全国穿梭往来，同公众见面。帕特、朱莉和特里西娅从8月底到选举日的九个星期内，总共去过37个州的77个城市。戴维在海军，只能站在旁观位置；但埃德·考克斯直接参加，到大学去同一些最顽固的听众见面。他那落落大方的风度、机灵而有条理的头脑使他能够坚持下去，到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们在各地的讲话以及记者招待会上的所有发言，没有说过一句错话。他们受到诘问、推搡，听到轻蔑的嘘声和示威者下流的叫嚷，但他们像搞这种活动的老手一样坚持不懈、泰然自若、积极主动。帕特在波士顿即使被恼怒的青年男女谩骂时，还是安详而不失常态——这甚至更加激怒了他们；我相信，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是多么伤了她的心。特里西娅介绍了她遇到一群粗手大脚的示威者围困时应对的策略：“对不起，”她常常平心静气地说，“别推倒了孩子们。”
朱莉在说她不惜为南越的自由而牺牲生命时，意志坚定，绝非空谈；但当她想到热爱政治活动的戴维因其军舰将开往地中海而错过选举时，含着眼泪离开餐桌，她又显得多么心软。
日记
朱莉考虑周到，等到招待葛罗米柯的晚宴结束之后才来见我，问我既然戴维不能回来参加选举，她是否可以去看他。我当然完全同意。
如果选举使他们不能在他们认为重要的时刻欢聚几天，那就让选举见鬼去吧。
我想起1960年竞选失败之后，朱莉至少就表面的感情来说确实是个决不认输的人。我记得我走进我们的林巷住宅她的卧室去吻她道晚安时，她总是说：“爸爸，我们不是还能获胜吗？”那是选举后两星期左右的事情了。
在1960年第一次辩论期间，朱莉曾经为爸爸的胜败担心。特里西娅忠心耿耿地站出来说：“他当然胜利了。”
我记得1962年她们的反应就有些不同。朱莉为我在选举后接受报界的挑战而道贺，特里西娅却看来比较沉默，不大放心。
回顾已往十年，我的确使家里人为我自己的反应而难受。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告诉她们我们将去纽约时，特里西娅怎样进去把她所有的笔记本撕个粉碎，她们实在憎恨加利福尼亚的学校，因为那些伯奇分子[4]老是和她们作对。
我知道帕特的经历是最艰难辛苦的。在将近20年的社会生活期间，她一身兼任妻子、母亲和全力以赴的竞选运动参加者。这不是由于她喜欢显声扬名——绝非如此。这是因为她信任我。她把全部工作都做得卓越非凡。现在她为千百万人所爱戴，没有一个妇女能像她这样受之无愧。我深切希望她觉得她的一切辛劳都是值得的。
越南问题的突破
不出我们预料，河内于1972年夏天又发动了一系列宣传攻势，企图利用美国国内的舆论。这次他们使用的手法是声称——纯属杜撰——美国轰炸机正在故意袭击北越堤坝，以便使洪水泛滥，淹死大量平民。反战领袖们轻信了这种声明。特迪·肯尼迪指责我们采用一个“故意轰炸堤岸的政策”。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想至少指出这种责难的不合情理之处，如果事实上已经决定采取故意轰炸堤坝的政策，我们就能够在一星期内炸毁全部系统。但是，尽管有种种宣传，并没有重要的水利枢纽被炸毁，也没有发生洪水泛滥的情况。
7月27日，前司法部部长拉姆齐·克拉克，就是麦戈文誉为“如能拉他来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最为稳妥”的人物，在一个调查“美国在印度支那犯下的罪行”的瑞典人组织的赞助下，前往河内。他在河内电台发表广播演说，声称我们的轰炸应该立即停止。8月12日，他对新闻记者说，他已经访问过战俘营，看到美国战俘“比我还要健康，虽然我是个很健康的人”。克拉克一回来，特迪·肯尼迪就请他到国会山为美国战俘受到优待作证。
当克拉克在河内的时候，施赖弗插了进来，“透露”尼克松政府使1969年实现和平的历史性机会“告吹”，因为我没有继续扩大约翰逊政府最后几个月任期内在巴黎进行的和谈所取得的成果。施赖弗又声称，他辞去驻法大使的职务就是为了抗议我的战争政策。比尔·罗杰斯听到之后怒不可遏，他公开斥责施赖弗的声明是“废话”，是政治性的奇谈怪论。罗杰斯的声明特别有效；它明确有力，具有他在竞选运动期间在公共讲坛上历次为我的外交政策辩护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第二天，国务院公布了施赖弗辞去大使职务的文件。这封信很难说是抗议。恰恰相反，他写明他已经“完成了我前往巴黎想达到的目的——至少是在越南实现和平的开端，以及美法之间友谊的复苏”。
康纳利打电话给我说，约翰逊总统知道了施赖弗的指责，“气得要命”。约翰逊表示，他对麦戈文的业已微乎其微的支持将由于这一事件而变得更少。约翰逊打电话给霍尔德曼，说他从未告诉施赖弗有关巴黎谈判的内情。“我从来不信任这个混账东西，即使在那个时候也是如此。”约翰逊说。
拉姆齐·克拉克从河内回来后没几天，合众国际社透露，皮埃尔·塞林杰奉乔治·麦戈文之命，在巴黎与北越代表团直接接触。他的目的是要了解共产党人是否会释放一些美国战俘。目标是值得称赞的，但这种接触具有一种政治手法的一切特征。而且，洛根法案禁止私人为了影响美国政府与外国政府之间的争议，擅自与外国政府接触。因此，麦戈文必须回答有关塞林杰使命的一些严重问题。
当记者向麦戈文问起这一事件时，他说：“我没有对皮埃尔·塞林杰做过任何指示。”这番话显然使塞林杰瞠目结舌，因为麦戈文曾经不仅派他出使，而且通过一位著名的反战领袖为此做出安排。麦戈文撒了一个大谎，被人当场戳穿，性质严重，声名狼藉。
麦戈文拿越南战争做文章，对我进行攻击，全都劳而无功。8月底，我们得到消息，公众对我战争措施的支持实际上有所增加。据9月初哈里斯民意测验调查的结果，55%的人支持继续轰炸北越，64%支持海防港布雷，74%认为南越一定不能落入共产党人之手。麦戈文及其追随者脱离了广大的美国人民。但是善于观察美国舆论的北越却显然知道了其中的信息。
经过三年令人失望和毫无结果的僵局，美国—北越的私人渠道于1972年8月突然活跃起来。看来共产党人第一次确有解决问题的意图了。基辛格和我认为，他们已经得出结论，麦戈文没有当选总统的机会，在选举之前和我谈判可以得到比选举之后较为有利的条件，因此，他们决定充分利用这种可能性。此外，他们一定也为我们与莫斯科和北京的接触以及越南化措施的成功而感到忧虑；我们还知道5月8日的布雷和轰炸在军事上使他们深受重创。
在9月26、27日的两天会议上，北越人提出一个新的十点方案。它虽比过去的任何方案较为可行，但在关键性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上还是不能接受的。下一次预定10月8日举行的会议显然具有明确的意义，它将决定新的势头是否能维持下去，在11月7日选举前获得解决。对此我并不乐观，但决心尽可能对这次会议施加压力。
当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为签订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于10月3日抵达华盛顿时，我邀他前来戴维营。他重弹老调，说越南问题如得解决，当能促进美苏关系。这时我告诉他，基辛格下周再去巴黎时将把我们的最后提议摊在桌上。如果北越人说不行，那么和谈的道路就将封闭，我们只好在选举后另想办法了。
即使北越人抱有这种愿望，我们似乎也不可能在仅仅五周之内就磋商出一个可以接受的协定来。然而，我觉得我们应该使阮文绍对于这一明显的可能性有思想准备：共产党方面真已下定决心要在我们选举之前缔结一项协定了。于是黑格飞往西贡，向阮文绍保证我们不会不计一切地轻率签订协定。但他也说明，如共产党方面提出合理建议而我们拒不考虑，我们将在国内面临困难的局面。那时他们可以将破坏和平的责任推给阮文绍。
阮文绍显然大为震惊。他怀疑北越建议的动机，并为我们愿意接受它们作为谈判基础这一点深感不安。他责备基辛格，说他在谈判中“不屑”考虑西贡的意见。黑格竭力叫他放心。最后阮文绍掉下了眼泪。
我同情阮文绍的处境。几乎全部北越军队——春季攻势中越过非军事区，估计有12万人——仍然在南越，他对于将使美军撤退而不要求北越作相应撤退的任何计划自然心怀疑虑。我同意他的见解，认为共产党人的动机是完全缺乏诚意的。我和他一样知道，只有南越的力量和美国随时准备反击的决心才能迫使他们遵守协定，不至于出尔反尔。但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主张谈妥一项协定，那么迫使他们遵守协定的那些条件也就具备了。我给阮文绍写了一封亲笔信：“我向你明确保证，倘若事前未经你我亲自讨论各项条款，任何解决问题的协议都是达不成的。”但我知道他喜欢采取任性的行动，也提醒他如果激起美国国内和南越的紧张局势，可能会产生哪些危险。
10月5日，我们接到北越总理范文同与法国驻河内总代表最近进行的一次谈话的消息。范文同第一次对和平的可能性表示乐观。他承认他的专家们过去太重视美国的反战领袖，又说选举之后我大概可以不受牵制了。
同一天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记者们的提问集中在选举之前实现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前景方面。我回答说，无论如何，选举不会决定我们谈判的性质：“如果在选举之前我们能够正确地解决问题，我们当然要努力促其实现。如果办不到，我们是决不会在选举之前错误地解决问题的。”
在10月8日的会谈快举行时，我觉得我们已经用了一切可能的办法促使河内解决问题：我们重新开始的轰炸正在给予他们的军队以沉重的打击，现在苏联领导人大概愿意力劝北越人接受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条件，在美国大选之前结束战争。与此同时，我在选举中占压倒性优势的局面使连任的希望与日俱增。
10月8日星期天，基辛格和黑格抵达巴黎，同北越人举行关键性的会谈。当天晚上，他们发来电报作简短的汇报：“告总统，今日初次会谈获得某些确切进展，请他相信我们会取得积极成果的。”
星期一，基辛格报告说会谈紧张而不够稳定，但又说：“我们处在紧要关头。”星期二，我们只收到简短的报告，不大容易领会，有点儿干着急：“这一轮会谈极为复杂和微妙，所以我们不能详陈内容，以免泄密。我们充分了解我们的职责所在。我们过去未曾使你失望，现在亦复如此。”
那天晚上，乔治·麦戈文作了一次事先就大吹大擂的全国性电视竞选演说，谈越南问题。他说，在他就任总统的那一天，他要停止一切轰炸，立即开始从南越撤退美国全部军队和军事装备。他又承诺要停止对西贡的一切军事和经济的援助。他没有保证遣返战俘的计划，但说他期望河内对他的各项政策做出有利的响应。詹姆斯·赖斯顿写道，麦戈文“十分卖劲儿地迎合河内的战争目的，其结果是经过这次演说，在公众的支持方面他可能实际上得不偿失”。约瑟夫·克拉夫特是这样评论麦戈文的演说的：“显然，他不知不觉地准备接受比对方提出的更坏的条件。”
10月11日，基辛格只报告双方决定再留一天，因为他们希望即将实现一次重大的突破。那一天，我们确定了一个以河内为中心的周围10英里的免炸区。
10月12日晚，基辛格和黑格回到白宫，立即到行政办公大楼我的办公室向我汇报。
从本届政府最初的几天起，基辛格和我就谈到外交政策中的“三大问题”——中国、苏联和越南——以及我们的目标同他们都有关系。到这时为止，其中的两个目标已经达到：我们打开了通往中国的门路，我们同苏联开始有了新的关系，只有第三个目标——解决越南战争——仍旧没有实现。在基辛格开始汇报巴黎和谈时，他眉飞色舞，露出我从未见过的笑容。“嗯，总统先生，”他说，“看来我们是连中三元了!”
他极为详尽地叙述了和谈的经过。黎德寿在夸夸其谈一番之后，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差不多都合乎我们的主要要求：停火，然后美军在60天之内从南越撤退，并且双方释放战俘。北越人不愿明确同意从南方撤退他们的军队，因为他们坚持所谓他们在南越并无一兵一卒的谎言。这种不加掩饰的虚伪说法特别使阮文绍恼火。现在基辛格拿回来的条件是符合我们和阮文绍的目标的，也可以让北越保全面子：不要求北越撤军，但商定的条款规定更换军队办法，关闭老挝和柬埔寨的边境庇护所，这就可以有效地切断北越军队的给养来源，迫使他们不是回到北方，就是在南方逐渐消亡。共产党人终于放弃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同意代以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由政府、越共和中立派代表组成，以保全面子。投票表决时需要一致通过方才有效；这样阮文绍就有了保障，不致被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的多数所压倒。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放弃了阮文绍辞职的要求。单是这些条款就等于宣告敌人完全投降：他们正在按照我们的条件解决争端。
还有一条规定体现了美国对北越进行经济援助的原则，我认为这在整个协定中可能是最值得注意的部分。共产党人竭力声称，这场战争是我们发动的，所以这笔钱应当作为战争赔款；但不管他们怎样想方设法说得理由十足，向美国要钱总表明共产主义原则丧失殆尽。更重要的是，当北越人民在25年来开始第一次尝到和平的果实时，我们的援助势必增加我们对河内的影响。
若干尚未解决的问题留待10月17日在巴黎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谈判解决。其中只有两个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问题是释放越南平民犯。北越人如不把那些犯人的释放作为协定的一部分，就会被指责为出卖他们的越共盟友。第二个问题涉及双方补充军用物资的规定。共产党人要求按“平等原则”办理。但我们和南越人都不能接受，因为那样就会立即降低南越对越共拥有的军事优势，我们认为这种优势是维持和平所不可缺少的。我们的主张是以一对一为基础更换现有的破旧武器。
基辛格提醒黎德寿，协议必须经我审阅和批准。他同意10月17日在巴黎最后一次会议后去西贡三天，把协议提交阮文绍并征求他同意。然后他将于10月22日前往河内，和北越领导人一起草签协定。之后他将返回华盛顿，于10月26日发表联合公告。停火将在10月30日开始，当天各方外长将在巴黎签署协定。
我关照从白宫食堂端来几盘牛排，还叫马诺洛拿来一瓶拉斐特-罗特希尔德堡出产的葡萄酒，以便我们举杯祝贺基辛格的成就。我注意到黑格的情绪似乎有点儿低沉，不过我认为他只是由于过去几天的劳累而感到疲倦罢了。最后我正面问他：你觉得从阮文绍的观点来看这些条款怎样。他回答说，他确实觉得对阮文绍来说这是个很不错的协议。然而，阮文绍本人对此作何反应，他感到不能放心。
基辛格曾经答应北越人，在他到华盛顿以后48小时内就让他们知道我的反应。第二天，我指示五角大楼把对北越的轰炸减到200架次，并下令限制B-52的空袭活动。那天晚上我们给巴黎拍去一封电报：“总统同意‘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和恢复和平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但尚有几项技术问题需待春水部长和基辛格博士于10月17日进行讨论，同时还应当作下列实质性的改动，否则美方就不能接受这一文件。”我要求的一项改动是，删除一段关于把南越双方——西贡政府和越共——的各种军事义务同协定的政治部分联系起来的文字。我们想把各种政治问题都包括在政治一章里面。另外两处改动是澄清文字上的含糊之处。
北越方面以正式照会答复说，他们认为我们要求改动的几点是双方已经谈妥的。他们说目前只能考虑作一些不大的技术性改动，并且要求我们不要作我所列出的那样的改动。选举限期显然是一条双向道：正如我们可以用它来迫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一样，他们也可以试图用它来诱使我们冒冒失失地接受一项草率制定的、考虑不周的解决方案。
因此，我看了这个照会后对基辛格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考虑我们认为不能接受的条款。
日记
我说，就大选来讲，达成协议不会对我们有什么特别帮助，只有在阮文绍或北越方面使协议成为泡影时，才会产生对我们不利的危险。但是，已经发生的事不可能造成致命的损害，反倒只会缩小彼此的分歧。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必须怎样正确就怎样干。正如我已经向他指出的那样，如果现在是结束战争的合适时机，如果这是合适的方案，我们就不应当把它拖到大选以后再加以考虑，因为那时敌人所受的压力可能比现在小。
根据我对以往一些协议的研究，每当协议可能达成时，就会出现可以施加压力的时刻，如果错过这种时机，战争就会拖延几个月，甚至拖延几年，然后才有可能再出现这样的时机。也许目前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施加压力的时刻。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利用这个机会，因为如果我们把机会错过，让大选过去而发现问题老是拖延不决，我们将永远不能宽恕自己。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具有可以利用机会的有利形势。我们一定要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不管它将对选举产生何等影响，而其结果倒很可能是对选举非常有利的。
基辛格提出，是不是可以以停止轰炸作为我方善意的表示。我下令再次减少我们每天的袭击，从200架次减到150架次。但毫无疑问，如果全面停炸，那就会是个引人注目的行动。我告诉他，我坚决反对大选前实行全面停炸。如果在巴黎和西贡都获得满意的结果，因此他能够前往河内，那么，我就要考虑在他逗留该地的少数几天里暂停轰炸。反正协定不签字，轰炸是不会停止的。我不会由于看到协定有了一点儿指望就上当受骗，像约翰逊在1968年那样。就在基辛格动身前往巴黎以前，我交给他一封头天晚上我写的信。信中我告诉他，要为争取实现体面的和平而做他认为应当做的事，不要考虑大选。
基辛格10月17日同春水的会晤是紧张而有压力的。在处理犯人的问题上，基辛格拒不接受共产党人要求我们释放西贡所拘押的全部越共平民的主张；这些犯人中有一些是恐怖主义杀人犯。基辛格对春水说，南越方面是决不会接受这个要求的，把无法实现的条款写下来是毫无意义的。共方还反对我们关于替换战争物资条款的严格解释，也没有能够就拘押在老挝和柬埔寨的美国战俘的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显而易见，完成协议的日程势必要往后推了。他们竭力要求基辛格到河内去解决余下的问题。基辛格知道我在这一点上的观点坚定不移，因此他答复说，在完全达成协议之前他不能到河内去。虽然还有若干问题尚待解决，但基辛格动身到西贡去了。他已经提醒过共产党人，在签订任何协定以前，我们必须先同阮文绍磋商。尽管基辛格知道，阮文绍会对协定的条款心怀疑虑，并且会由于协定是在他未参加的情况下突然意想不到地谈妥而感到不快，他也只能安排三天的时间在西贡仔细研究一下协定。毫无疑问，北越方面正试图利用大选期限的压力来使我们同阮文绍的关系紧张起来，并且造成一种印象，仿佛协定是在没有给他足够时间为某些表面上不太有利的条款作舆论准备的情况下由华盛顿强加于他的，从而给他制造国内的政治问题。但是基辛格曾经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如果阮文绍以积极态度对待这一协定，并且如实地把它看成一项胜利，那么他就会漠视这些问题，并且理解这项协定给他带来的极大好处。
第二天，我给北越方面发出一份照会，通知他们说，按照我的意见，需要再举行一次会议，然后基辛格才能前往河内，我们才能停止轰炸。我反复说明，有关北越部队撤出老挝和柬埔寨的问题应该得到谅解，有关在押平民和替换物资的问题也必须加以解决。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日程表，把原有日程延长三到四天，以便基辛格和黎德寿能再举行一次会谈。我还说明，作为一种善意的表示，在谈判进行期间我们将保持目前对轰炸出击架次和B-52空袭所施加的限制，同时重申我希望在所提新的日程内完成协议。
北越方面现在显然决意要在选举以前达成协议。他们复照表示愿在武器替换和无条件释放在北越的我方战俘问题上完全接受我们的主张。我给范文同拍了一份电报说，现在可以认为是已经达成协议了。只有单方面发表声明的问题，其中包括有关停火的安排和交还在老挝和柬埔寨的美国战俘的问题，仍然有待澄清，所以我建议再推迟24小时，以便考虑和解决这些问题。我说，一旦这些问题得到处理，就可以指望我们按照修订的日程进行下去，最后在10月31日签字。10月21日，北越方面提出答复，同意我方有关单方面发表声明的主张。
基辛格10月18日到达西贡时，随身携带着我写给阮文绍的一封信。我在信中说：“我认为除了接受这一协议外，我们没有其他合理的办法可以选择。”我向阮文绍保证，我将十分认真地看待共方任何失信的行为。
基辛格发现阮文绍彬彬有礼但不明确表态。在他同南越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成员和出席巴黎会谈的大使们举行的一次气氛紧张、情绪激动的会议上，人们连珠炮似的向他提出了许多心存疑虑的问题。事后基辛格报告说，南越领导人出人意外地害怕北越共产党的欺骗，对他们自己则令人不安地缺乏信心。显然，眼看要切断依附于美国母体的脐带，他们正感受着心理上极大的痛苦。根据基辛格对形势的分析，我们面临着一种荒谬的局面：实际上已经打输了这场战争的北越正以战胜者自居，而实际上打赢了这场战争的南越却在行动上显得它好像已经吃了败仗似的。
这种态度无疑有其心理上的原因，但是在阮文绍的行为背后，也存在着各种个人、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的实际因素。由于美国新闻界形容阮文绍的那种方式，许多美国人认为他是个镇压他的政治对手的小暴君。人们的不同政见在南越基本上被剥夺了发表的权利，但是阮文绍仍然不得不对付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以及形形色色公开的国内政治反对派。除非他能使人民深信这项和平协议会对南越有好处，否则他能否继续掌权是很成问题的。他们打了那么多的仗，付出了那么多的牺牲，并且对敌人了解得那么清楚，因此，尽管共产党人口口声声说他们真心诚意或愿意遵守协议的条款，但他们也是不会轻易受骗的。在最后一批美国人撤走后，他们还必须留在自己的国家里，当然不愿接受任何可能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的协定。由于任何协定的条款必然有争议之处，阮文绍就不得不表明，他既没有放弃南越的任何重大利益，也没有接受华盛顿交代给他的条件。问题在于这样做需要时间，而如果我们要恪守已经商定的签字日程，时间是我们唯一缺少的东西。
阮文绍还会对立即签订协定的军事后果感到担忧。许多军事分析家认为，北越方面之所以坚持要以10月31日作为签订停火协定的最后限期，是由于他们已经厉兵秣马，要在那一日期以前在南越抢占并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早在10月初，缴获的北越中央南方局的一项指示就已经透露出这一计划，要把南越军队吸引到北部地区，使湄公河三角洲和西贡外围各省在最后一分钟的攻势下易被攻取；这个文件还布置了在停火后进行恐怖活动的一些计划。黑格对此感到深为忧虑。
日记
黑格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北越方面事实上正以极其强大的兵力活跃在西贡周围地区，以便尽可能抢占地盘。某种情报表明，他们已经指示他们的干部：在宣布停火时，立即把他们所控制的地区以内的全部对手击垮。
这将是一场凶残的攻击，在我们力促阮文绍接受一项政治上无疑是合理的，但在军事上也必须证明是站得住脚的解决办法时，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10月20日，我们开始执行“进一步加强行动计划”，用大批飞机向南越空运军事装备和补给品。如果协定在10月31日如期签订，我们就必须立即遵守关于限制物资替换的条款。因此，在截止日期以前，应当尽量完成预定的越南化计划。
我想再次弄清楚基辛格是否理解我的想法：不必赶在大选以前达成协议，不要对阮文绍逼得太紧，免得他同我们决裂。因此，那天夜里我给他拍了一份电报：
在你同阮文绍继续商谈时，我想再次着重说明，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不应受美国大选日期的影响。我已得出结论，如果在大选以前达成的协议会使我们遭受指责，说我们所获得的解决办法还赶不上等到大选以后可能争取到的办法，那么，这种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场惨败的协议就很可能会严重地损害美国国内的情况……
正如我昨天扼要地说明的那样，我们缔结任何协定都必须使阮文绍成为自愿的伙伴。切不可强迫结合。
10月21日，多勃雷宁交来一封他所说的勃列日涅夫的紧急信件。信中说，北越人向他抱怨，说我们违背了我们已经同意的方案，他想让我们知道，苏联政府希望我们遵守业已确定的日程表。
同一天，消息传到华盛顿，说范文同单独接见《新闻周刊》记者阿诺·德·博什格拉夫，进行了两小时的谈话。当范文同被问起阮文绍在停火后是否可以成为三方联合政府的一员时，他给人的印象与北越方面在巴黎已经同意的方案截然相反。他答复说，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可能实际上是或者可能成为联合政府。这番话必将使阮文绍大为恼火，并使他更难接受这一协定。
北越人正在实行一项精心策划的战略。他们同意我们所提的每一点，以便他们万一决定要把谈判经过公布于世时可以有一沓十全十美的记录。由于把协议说成共产党的胜利，像范文同对德·博什格拉夫所说的那样，他们就不仅在国内和国际上保全了面子，而且对阮文绍发动了一场心理战。他们在把协定翻译成越文时，故意改动协定的字句，试图用这种拙劣的手法在西贡和华盛顿之间制造摩擦和猜疑。这样，即使北越人在我们的轰炸和布雷的影响下摇摇欲坠，并由于我们同他们的莫斯科和北京盟友改善关系而心烦意乱，他们仍然想依靠软弱的地位一鸣惊人地达到他们从实力地位出发所无法达到的目的。他们试图在我们和阮文绍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还可以利用我国的舆论迫使我们撤军，让他们如愿以偿地获得机会来摧残阮文绍政府和征服南越。我决意不让他们得逞。
10月21日，我让黑格给基辛格拍了另一份电报，要求除了实际上使阮文绍不同我们决裂以外，尽可能给他施加压力。我还说，如果看来没有可能取得阮文绍的同意，基辛格就应当通知他，我们不得不考虑同敌人缔结一项单独的协定。其实这时我并没有考虑要这样做，也不认为将来有必要这样做，但是，我想使阮文绍深刻了解，我一俟条件合适就达成协议的决心是认真的。
据基辛格判断，问题倒不在于阮文绍会干脆拒绝接受协定，惹得我们同他决裂，而在于他会不给任何答复，进行拖延，从而迫使我们错过签字的日期。因此他建议，在得不到阮文绍对协定的任何反应的情况下，或在他万一拒绝赞同协定时，他就应当如期前往河内。他恳切陈词，指出如果取消他所说的“最后一段航程”，那就会造成许多难题，其中最严重的是，他仍然相信一旦我国大选结束，共方就会觉得迫使他们达成协议的压力大为减少，很可能会决心恢复战斗：
在最近几个星期里，我们施展了强硬无情的策略，利用我们的选举限期作为向对方实行胁迫的手段。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在上个月或者在上个星期没有人想象得到的让步……
华盛顿必须懂得，这不是主日学校的一次野餐会。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批狂热分子，他们已经打了25年仗，并在最近的战争中丧失了他们男子中间的精华。他们已经忍痛作出了较大的让步。我们不能肯定他们要过多长时间才愿意按照目前我们所能接受的条件解决问题。如果取消这最后一段航程，那就可能使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
然而，我强烈地感觉到，北越人将利用基辛格在河内露面的机会谋求宣传上的胜利，并利用它来使美国舆论转而反对阮文绍，所以，除非有关各方已经同意签订协定，我决不考虑把最后一段航程当作可供选择的途径。
10月21日上午，基辛格同以南越外长为首的一个工作小组会谈，这位外长在会议开始时要求作一次祈祷，然后提出对协定草案作23处修改。基辛格认为其中16处是次要的，可能比较好办，因而立即表示同意。可是其余的7处却提出了难以满足的要求，其中包括北越部队从南越撤走的具体规定，以及实际上等于取消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的主张。他解释说，共产党部队由于已经在战斗中遭到削弱并无法得到增援，终将自趋消亡；他还指出，既然委员会的任何表决都必须取得一致的同意，那么对于西贡来说，该委员会终将成为一种保障而不是障碍。会议的气氛是亲切的，基辛格觉得他能够颇有说服力地提出他的论点。但是仍然听不到阮文绍那里的消息，而时间却在流逝。基辛格在同南越工作小组会谈后拍来电报说：
我已请求今晚同阮文绍会见以摸清他的意图。显然我们不能等待太长而不作出抉择，因为我们正在迅速地为许多事件所困而不能自拔。回顾既往，现在看得十分清楚，我当初是不应当同意给最后一段航程规定一个固定不变的日期的。这样做，使我们得到了我们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让步，但是它显然正在使我们为此付出代价。这形成了大水漫过堤坝的局面。我想你看了我们在这里会谈的记录以后，一定会觉得我们对阮文绍是一直很有耐心的。
与此同时，北越人同意了我们关于老挝和柬埔寨问题发表单方面声明的方式。我即刻给基辛格送去了一封信，由他在同阮文绍会见时面交。我在信中说，现在我已经极为仔细地研究了整个协议，包括河内最近的让步在内。由于一些非常实事求是和令人信服的理由，我敦促他接受这项协议：
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觉得这个协议是不能接受的，而对方又把他们为了满足我们提出的要求而作出的极大努力公布于世，那么根据我的判断，你的决定将极为严重地影响我为你和南越政府继续提供支援的能力。
随着总统竞选活动从1972年夏天进行到秋季，一般有政治常识的人都认为，我可能力图在大选以前达成协议，借以使这场战争变得在政治上对我有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要由于麦戈文的极端主义，但也由于他拙劣的竞选手法，政治压力的效果适得其反。民意测验证实了我的直觉：就选民的支持来说，我处理战争的办法一般被看作可以对我肯定而对麦戈文加以否定的问题，因为人们认为他软弱，是个投降派。所以，赶在大选以前仓促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会显得动机不纯，招致猜疑。鹰派将会不公平地指责我为了不错过一个利己的限期而作了过多的让步，而鸽派则会错误地声称我本来在1969年就能够取得同样的条件。
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等到大选以后再去解决问题的风险是，共产党人可能决定要继续打下去。我准备在大选以后加紧进行轰炸，但是我无法知道，这样做是否能在美国公众的耐心丧失殆尽以前、轰炸的举动使我们同中国人和苏联人产生严重问题以前或者国会干脆投票决定要我们摆脱战争以前，使共方采取较为通情达理的立场。
日记
当然，问题在于我们根本不知道敌人是否有一个崩溃期限，或者如果有的话，这个期限何时来到。我们也不知道，从美国的政治观点来看，大选以后的局势是否会对我们十分不利，尽管我们可能会赢得选民的极其重要的信任。
我倾向于认为，对我们较为有利的讨价还价的时机是在紧跟大选以后而不是在大选以前。在大选以前敌人还会作出估计，相信他们的人有最大的机会取胜，或者至少是能够取胜，因此我们受到那种要我们解决问题的压力。
我们希望，在大选刚结束以后，我们将获得大多数选民的信任，来把战争胜利地进行到底，那时敌人就不得不老实下来，否则就将面临我们可能对他们采取的行动的后果。
对于究竟是在大选前还是在大选后比较容易取得和平解决的办法，我的顾问们意见不一。基辛格坚决认为，北越人在大选前会受到要他们进行谈判的大得多的压力，因为当战争仍然是竞选中的一个争论问题时，他们将指望从我这里得到较好的条件。他担心一旦大选结束，他们可能又同原先那样拒不妥协，让战争在较低的水平上拖延下去，希望美国舆论最终迫使我们撤走。
包括黑格在内的另一些人认为，大选以后我将获得压倒性多数的选民的信任，在行动上无论如何都要比第一届任期少受一些约束，这时北越人大概更有可能作出让步。我个人倾向于这种意见，但是，如果北越人同意我们要求的条件，而我们又能说服阮文绍同我们合作，那么我完全准备在选举之前缔结协定。阮文绍的表现是决心要尽量拖延达成协议，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困难的问题。虽然我们知道北越人正在执行一种旨在离间我们和阮文绍的关系，使我们听从舆论支配的精心筹划的策略，这却并没有使那个问题容易处理一些。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北越人的策略似乎已经取得成功。如果谈判记录公布于世，那就会表明他们实际上已经投降，同意了我们的全部要求。如果我们现在由于阮文绍的反对而决定推迟签署协定，或者由于阮文绍的缘故而要求对协定作出更改，那么北越人很可能会公开提出他们的理由，要求我们签字。这样，阮文绍就将成为实现和平的唯一障碍而陷于孤立。美国反战领袖们和新闻界将煽动舆论反对阮文绍，并将产生迫使我们抛弃阮文绍和单独签署协定的强大压力。
我认为我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甚至在11月，当阮文绍的行为变得令人恼火时，我仍然觉得，如果我们把他抛弃，南越将在几个月内落入共产党之手，我们在那里的全部努力就会付诸东流。我相信，在国会于1月复会并投票通过断绝一切用于战争和援助南越的拨款，从而剥夺我们对问题的控制权以前的某个时候，阮文绍最终将和我们一起签署协定。所以，虽然我希望阮文绍在11月大选以前接受协定，我仍旧打算让他在12月底以前这段时间内进行他认为必要的内部准备，然后同意签字。与此同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使谈判继续进行下去。
10月22日星期天上午8时，基辛格终于在西贡被召前往阮文绍的办公室。如果阮文绍决定同我们合作，基辛格仍然来得及按照我们商定的时间前往河内，并且按原定日程于10月31日在巴黎签署协定。在这次会晤以后，基辛格立即拍来一封电报。午夜刚过，我在戴维营正要就寝时，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把电报的内容告诉了我：“我们刚刚结束了同阮文绍举行的历时两个小时的紧张而颇有情绪的会谈。然而，我认为我们终于取得了突破，可以在他的支持下按原定时间表进行了。”
我接到这个消息后，感到极大的宽慰和满意。可是等我第二天早晨醒来，又接到基辛格拍来的另一封电报：
阮文绍刚才拒绝了整个方案或任何修订案，并拒绝在这一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任何进一步的谈判。他坚持任何解决办法都必须包括对非军事区的绝对保证、北越部队的全部撤出以及南越的完全自决，而没有提到这个条件如何能够实现。
我用不着告诉你，这样一来我们已经碰到多大的危机了。
那天晚些时候，基辛格又拍来电报，说明阮文绍如何在下午召他回去，完全改变了上午他所采取的立场。“阮文绍的强硬态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基辛格说，“他提出的要求几乎毫无道理。”
我当即通过在巴黎的北越代表团给范文同拍了一封电报，提醒河内我们一贯采取的立场是我们不能单方面进行谈判：“令人遗憾，我们在西贡遇到的困难比原先预料的要复杂一些。有些困难牵涉到美国方面在道义上应当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说明的问题。”我指出，会见德·博什格拉夫的谈话泄露了秘密，这是我们在西贡面临难题的主要原因，接着我告诉他们，我要把基辛格召回华盛顿进行磋商，要求他们在我们于24小时内拍去一封较长电报以前不要采取任何公开行动。我再次声明我们同意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和原则，赞成尽早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黑格召见多勃雷宁，说明在西贡遇到的困难使我们有必要推迟对签订协定所作的安排。他说，苏联人应当责成他们的伙伴实行克制，河内方面不要在延期问题上公开大叫大嚷。
与此同时，我们接到北越人措辞严厉的答复，声称他们不能接受我所提出的要求延期的理由，并警告说，除非我们严格履行在有关协定和签字时间表方面所作的承诺，否则我们就要对战争继续下去的“后果”承担责任。
10月23日，基辛格和阮文绍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阮再次提出了对协定的三大异议：协定未能把非军事区确定为安全的边界，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有成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北越部队继续留驻南越。基辛格再次明确表示，固然阮的担心不无道理，但事实上协定的条款却是我们对共产党人的重大胜利。尽管如此，他同意请北越人到巴黎去，在那里把阮的要求向他们提出，不过他着重指出，要全部实现阮的要求看来是不大可能的。“重要的是，不应当使已经作出的一切牺牲付诸东流，”基辛格对阮文绍说，“如果我们继续进行对抗，你会取得一些胜利，但到头来我们双方都是要失败的。事实上，美国的整个报界、广播电视网和知识界都巴不得我们失败。如果说在最后的日子里我似乎不够耐心，那是因为我眼看着机会正在消逝。所以我在离开的时候怀着这样一种悲剧感。”
第二天，我又拍了一封电报给范文同总理，要求举行一次决定性的会谈。我声明，这次会谈上拟定的协定文本将被当作定稿，同时我主动提出要暂停对北越北纬20度线以北地区的一切轰炸，作为善意的表示。这封电报同北越人的一篇简短无礼的电文互相同时发出，那篇电文硬说协议已经达成，不必再行开会。他们准备如期在河内接待基辛格；如果我们拖延，战争就将继续进行。他们要求第二天得到答复。
我们在10月25日作出的答复心平气和但态度坚定。我们说，对于有必要稍稍推迟签字日期，我们和他们一样感到遗憾，但是我们指出，我们不能在那种声称缔约的一方表示同意而实际上并无其事的文件上签字。我们再次要求由基辛格和黎德寿再举行一次会谈，并再次表示他们所同意的文本将被视为定稿。我们甚至比我前一天的说法更进了一步，保证一俟协定文本拟定就绪，即使那时我们还在同我们的盟友进行磋商，我们也要完全停止对北越的轰炸。电报最后说：
现在要由越南民主共和国作出决定，是不是要执行一项公开进行诽谤、私下毫不妥协的政策，从而抛弃一切已经达成的协议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硬要提出一些美国无法使其满足的要求，只能让人得出结论，它是在寻求延长冲突的借口。
这时，阮文绍在西贡向国民议会发表了一次演说。虽然他不满意协定的主要条款，他倒确定没有排除他在将来某个时候同我们走到一起来的可能性。
日记
阮文绍的演说有点儿像大杂烩。然而，演说所透露出来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基辛格提出的两种推测——要么是阮文绍失去了理性，要么是他像狐狸那样没有理性，看来后者是猜对了。
这里出现的情况是，他确实正在为停火预作准备，但也可以看出，他在参加酝酿停火的活动时还坚持说他不要联合政府等。
阮文绍发表演说的那一天，我在东厅举行的一次仪式上签署了两项退伍军人津贴法案。
日记
在向退伍军人发表讲话时，看到那些双目失明和坐在轮椅中的退伍军人，我又一次深为感动。
这种情景使我认识到我们对这些人负有多么大的义务，同时也使我认识到，缔造一种真正有助于保证不再发生战争的和平，而不仅仅是争取两次战争之间的间歇的和平，又是何等重要。
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们还这样拥护我们，看来我们的人民中间一定存在着了不起的品质，以致他们宁愿受那么大的痛苦，也要坚决拥护对国家有利的正义事业。
10月26日星期四，我们一直担心的事发生了：北越人公布了和平协定。他们在河内电台上广播了协定的一般条款，包括10月31日这个签字时间表。他们透露了我给范文同的两封电报，硬说我们正在拖延谈判，以便掩盖我们“维持西贡傀儡政权以继续进行侵略战争的阴谋”。
基辛格在此以前已经计划在10月26日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除了想分散人们对阮文绍故意拖延谈判的行动的注意力以外，还想向北越人再次表明，我们对于达成协议的态度是认真的。现在他的记者招待会有了另一种的意图和意义：我们必须利用它来揭穿北越人的宣传花招，并确保我们关于协定的说法能在公众中产生更大的影响。
基辛格在开场白中说：“我们相信和平就在眼前。我们相信很快就会缔结一项协定，这项协定是以总统5月8日的建议和我们1月25日建议的修正草案为基础的，对各方都很公正。”
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和平就在眼前”这句话的措辞上。这次情况介绍会上的另一段话后来也常常萦绕在我们的脑际。基辛格说：“顺便提一下，我们认为，只要再同北越代表举行一次谈判，就可以解决留下的问题，依我看来这次谈判只要花三四天就够了，所以我们不是说要拖延很长时间。”当齐格勒告诉我，根据基辛格这次情况介绍会发表的新闻提要是“和平就在眼前”时，我马上知道我们同北越人讨价还价的地位将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也甚至更难使阮文绍和南越人跟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国内将引起人们过早地期望出现早日取得协议的前景，同时麦戈文的支持者自然会声称我们正在试图操纵选举。基辛格本人不久也认识到，为了使北越人相信我们的诚意而公开赞成一种协议的办法，未免走得太远，是错误的。
在积极的方面，基辛格的情况介绍会无疑地能够使敌人的诡计完全无法得逞，并消除他们对拟议中的和平协定的错误解释。
日记
北越人本来认为，他们通过民族解放阵线公布一种关于和平计划的多少有点儿歪曲和断章取义的说法，会使我们遭到突然袭击。结果，基辛格发表公开讲话并且指出“和平就在眼前”。这的确远远超过了我原来打算要说的范围，我知道亨利对这一点是感到不安的。然而，当我同他谈起我们到肯塔基州〔进行竞选〕我应该讲些什么话时，他根本不希望我从他已经讲过的话后退。
北越人不理会基辛格的情况介绍会，拍电报来表明他们仍然期待他到河内去草签协定。我们给他们发去一份照会，再次说明我们理解他们由于未能按照10月31日的原定日期举行签字仪式而产生的失望情绪，并建议在11月1日举行一次决定性的会议，以11月20日作为草签协定的预定日期。
我们同意在这次决定性会议上达成协议后不再要求作任何进一步的改动，并再次表示，一俟达成协议以及在我们就协议内容同盟友磋商期间，我们要暂停对北越的一切轰炸。我们说：“美国方面愿意重申他们的信念，只要双方持合作态度并具有善意，剩下来的一切障碍都是能够克服的。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应当着眼于未来，停止对往事的指责。”在提到他们曾把谈判的情况公布于世时，我们还加上一句：“公开施加压力的手法只会阻碍进展。”
同时，我们给北京发了一份照会，说明如果中国人运用他们对河内的巨大影响来促成已经十分接近实现的和平，我们将非常感激；我还写信给勃列日涅夫，要求他运用他的影响敦促北越同我们合作，按照切实可行的时间表达成协议。
我还给阮文绍拍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不过，如果我们之间显而易见地走向分歧的趋势继续下去，美国对你和你的政府提供支持的必要基础势必遭到破坏。”
日记
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种形势，如果在大选以后他不跟我们一起走，我们就不得不对他施加一些压力。我想那时他就会跟我们一起走了。
亨利相信，而我倾向于认为他是对的：一方面，真正影响阮文绍的是他一想到美国人要离开南越就惊慌不安；另一方面，艾布拉姆斯虽然肯定并不对阮文绍持反对态度，却强烈感到我们撤离的时候已经来到，我们只好割断脐带让这个婴儿自己走路。如果在我们喂了他们大量武器、弹药和训练等的情况下他们还不能自己走路，那么他们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了。
基辛格的“和平近在眼前”的发言所引起的大量推测，使我们处于非常微妙的地位。虽然我不想不必要地给乐观情绪泼冷水，我却不能允许所谓下次巴黎会议一定可以达成协议这种印象继续存在下去。即使北越人屈服于每一项要求，阮文绍也不一定肯跟我们走。事实上，他曾公开发表讲话，谴责拟议中的解决方案是“投降协定”。因此，我在11月2日一次电视竞选演说中说：“我们不会允许选举期限或其他任何期限迫使我们达成一项仅为暂时停战而非持久和平的协议。协定合适了我们才签字，早一天也不干。谈妥了我们就签字，一天也不拖。”麦戈文的反应是指责我蓄意使人们对和平的前景产生错误的印象。
在我这次讲话的同一天，我下令放松自10月13日起生效的对B-52飞机轰炸北越所施加的限制。目前的计划是对河内施加日益增强的压力，先轰炸非军事区附近地区，然后每天稍稍向北推进。这好像马上起了作用：开始实行两天后，北越人就同意于11月14日在巴黎同我们举行会谈。那时选举将已经结束；美国人民已选出他们未来四年的总统，他们的决断将对战争的结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虽然麦戈文和我之间的分歧几乎体现在各个方面，但我们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可以说是截然对立。他曾保证要立即结束战争，先行单方面撤军而并不坚持对方就归还我们战俘问题作出任何安排。我却决定要继续战斗，直到我相信我们所获得的和平抵得上我们付出的牺牲，能够维护南越的独立地位，在我们撤军后能成为持久的和平，并保证我们的战俘能够得到遣返和我方作战失踪人员的下落有所交代。
贪污问题
鉴于在越战问题和几乎其他一切问题上都遭到大多数选民的漠视或非难，麦戈文和民主党人开始集中注意“政府中的贪污”问题。也许完全是一种巧合，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登载了一系列关于尼克松竞选活动中所谓贪污受贿事件的新闻报道，据说消息来源大部分是匿名“人士”。麦戈文很快就认识到，《华盛顿邮报》的文章在华盛顿和对全国各地新闻界比他本人或施赖弗在竞选中所说的花言巧语有大得多的影响，因此他开始把《华盛顿邮报》所提出的指责吸收到他的讲话中去。这些报道在大选前两个星期，即10月25日达到了高潮，等到大选一结束，也就销声匿迹了。这一点也可能纯属巧合，但当时我们在白宫却不是这么看的。
例如，10月3日的《华盛顿邮报》报道，“提供消息的人”断言，比尔·蒂蒙斯已被人揭发为收到水门窃听报告的人之一。这一断言是诬陷不实之词，蒂蒙斯加以否认。《华盛顿邮报》在三天以后重复这一断言，这次是以大字标题登在头版上的，然而它仍然是诬陷不实之词。
10月8日，我在日记中评述了这类新闻报道所起的作用。
日记
朱莉对于这家报纸上的一则新闻报道感到烦恼，这则报道大意说，蒂蒙斯·〔罗伯特·〕奥德尔和另一位白宫助理得到了有关水门窃听内容的报告。她说，如果他们中间有人真正犯了罪，我们就确实应当把他们撵走。我叫她不要为此担忧，指出那些新闻报道是捏造事实。然而这件事的确表明，她以及大概还有一些像她那样参与竞选工作的人对这个问题是何等敏感。
她提到她曾见到谢尔曼·亚当斯。这种事搞到亚当斯头上实在是不幸的，我一定记住要找个机会请他到白宫来。由于他在艾森豪威尔手下工作时颇多劳绩，本来就不应该让他在蒙受嫌疑的情况下离职，他的过错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判断问题，而不是什么违法乱纪道德败坏的问题。我倾向于杰里·帕森斯的意见，他说亚当斯是个不会做坏事的老实人，他离职时景况并不怎么宽裕。
10月10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登载了一条新的所谓事实报道。在“联邦调查局查明尼克松的助理对民主党人进行破坏活动”的标题下，这则报道在开头一段说：“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已经证实，水门窃听事件来源于为争取尼克松重新当选而进行的大规模政治侦探和破坏活动，并由白宫官员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进行指挥。”
这则新闻报道指控说，一个名叫唐纳德·西格雷蒂的青年人招募了50名密探，从事一项秘密活动，其中包括“对民主党候选人的家属进行盯梢；用印有候选人姓名、住址等文字的信笺伪造信件并加以分发；向报界透露伪造的消息；打乱竞选活动的时间表；夺取保密的竞选案卷，并对数十名民主党竞选工作人员的生活进行调查”。
唐纳德·西格雷蒂是我的约会秘书德怀特·蔡平和霍尔德曼的一位助理戈登·斯特罗恩在大学时代的朋友。蔡平和斯特罗恩雇用西格雷蒂，要他成为他们所说的“共和党的迪克·塔克”。塔克是个民主党人，他的名字已经成为对共和党候选人进行巧妙的恫吓压制的同义词了；他是施展当时被称为“卑鄙伎俩”的能手：在参加竞选集会的群众中传播一些令人难堪的流言蜚语，篡改预定的时间表以引起混乱，并到处制造分裂。人们期待西格雷蒂像塔克那样发挥他的想象力和幽默感，在反对党中间引起小小的混乱。
蔡平看到《华盛顿邮报》的这条新闻报道时感到难以置信。虽然他并没有步步监视西格雷蒂的活动，但是《华盛顿邮报》这篇报道阴险地影射的事情却同他所授权干的事毫无共同之处。西格雷蒂本人表示极大的愤慨。
照我当时的看法，《华盛顿邮报》通过在大选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发表这篇报道的办法来指责西格雷蒂进行侦探和破坏活动，而塔克过去干的同样的勾当却被称为创造性的恶作剧。而且，把西格雷蒂同水门闯入事件牵连在一起，也是十分不正确和不公平的。
几天以后，《华盛顿邮报》记者给白宫打来电话，预告他们将刊登一条新的消息，指控蔡平和亨特是西格雷蒂的联系人并指挥他的活动。这就无形中把蔡平同关于水门闯入事件的报道联系起来了。记者们还说，他们将指控蔡平和亨特曾经向西格雷蒂扼要地指点过大陪审团会对他的活动查问什么问题。这两项指控都不符合事实，蔡平发表声明加以否认。
10月15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实际刊登的那条消息同记者电话上给我们讲的那条消息相比，有了巧妙的改动。然而，他们没有告诉蔡平说他们要做任何修改，或给他机会去相应地改动他要发表的否认声明的措辞。刊出的那条消息没有指控蔡平就大陪审团问题向西格雷蒂作过指点，也不再强调他同亨特有联系。那条消息现在是这样开始的：“尼克松总统负责约会的秘书和水门窃听案中已被控告的一名前白宫助理，都在对民主党人的侦探和破坏活动中充当过‘联系人’。”
当然，问题是在总统选举前三个星期根本无从查核这种消息的真伪。最起中伤作用的部分完全是虚构的；但是，蔡平的确雇用过西格雷蒂去扰乱民主党人竞选活动的阵脚。要是设法纠正这条消息，那就有可能出现其他的政治危险。霍尔德曼曾同意蔡平雇用西格雷蒂，由我的律师兼竞选助手赫布·卡姆巴克支付薪金。这样，人们就很可能把他们对这条消息的注意力更集中到白宫身上。齐格勒否认蔡平指挥过任何侦探和破坏活动，谴责那些“散布谣言、含沙射影和株连无辜”的勾当，然后坚决拒绝对具体细节发表评论。采访白宫消息的记者团十分恼火。
那天夜里，我口授的日记表达了我对人们由于蔡平同西格雷蒂有所往来而对他提出的这些指控的感想。
日记
关于蔡平的重大消息今天传开了，它当然是犯了罗织无辜、传播谣言之类的罪名。真是最恶劣的麦卡锡主义。无论如何，正如我对霍尔德曼所说的，我们不能在这些新闻报道面前手足无措，因为这个星期它们的步伐还会加快。
霍尔德曼指出，蔡平觉得他可能成为牺牲品。我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那样做，这是因为，既然报界在这整个问题上纯粹采用双重标准，我们那样做是不公平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为迪克·塔克和其他一些人的行动开脱，说那不过完全是开玩笑，但如果我们干这样的事，那就是十恶不赦的侦探和破坏活动了。
几天以后，我又有了进一步的看法。
日记
我把我午夜的想法告诉了霍尔德曼，那个想法的大意是，对蔡平等人最近的攻击是“东部权势集团所打的最后一次饱嗝”。
关于西格雷蒂和水门事件的新闻报道继续出现，这时麦戈文宣布他知道有人在对他进行破坏，并在10月19日称我的政府为“一帮凶手……一个腐败的政权”。10月24日，他凭空捏造说，共和党人在各州初选中窃听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电话，并且“一直对我们和我们的家属进行盯梢”。同时，特迪·肯尼迪决定亲自调查这件事情。他宣布他的参议院政府作风小组委员会将开始查究西格雷蒂和可疑的竞选手法。
10月25日早，《华盛顿邮报》在头版登载了鲍勃·霍尔德曼的大幅照片，上面的大字标题是：“证词表明尼克松的高级助手同秘密基金有关”。这条新闻说，霍尔德曼是受权可以批准使用“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秘密现金专款的五人之一。它声称这笔专款是“在联邦调查局对水门窃听事件进行调查时揭露出来的。它为一项显然史无前例的侦探和破坏活动提供资金”。这条消息说，霍尔德曼是同意为这类活动拨付数十万美元开支的那些人中的一个。记者们说，“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财务主管休·斯隆曾向大陪审团提出过大意如此的证词，并说联邦调查局曾为此询问过霍尔德曼。
固然，“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确实拨过一笔现金专款用来收集情报和进行其他需要慎重处理的竞选活动项目。而霍尔德曼既然以我的名义办事，从理论上说想必是会批准动用同我的竞选活动有关的任何款项的。但是，他并没有指示从“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基金中支付那笔开支，也没有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盘问，休·斯隆也没有提出过那条消息所描述的证词。
日记
我们得到了有关《华盛顿邮报》所登载的关于霍尔德曼的报道的消息。这显然使他感到不安，不过他是个坚强的人，很好地经受住了这次攻击。他说，就休·斯隆提供证词这一点而论，这则新闻报道是不准确的，但是《华盛顿邮报》反正会继续进攻下去。霍尔德曼相当隐晦地谈到，白宫里有一个竭力想打击他的小集团。我希望他不致产生一种认为自己遭受迫害的变态心理。
我回到住所后打电话给霍尔德曼，试图使他安心。我说，这件事并不使我感到紧张，我知道我们在未来的两个星期内将不得不经受一些压力，但我们将平安度过，不致手足无措。
耐人寻味的是，《华盛顿邮报》的本·布雷德利说，本届政府决心要摧毁报界。这当然完全是无稽之谈，他自己也心中有数。我认为他担心的是大选以后那些向《华盛顿邮报》提供消息的人将有什么遭遇——然而，我们有一切权利并且事实上有一切责任，来保证使那些肯同我们正当地合作的人比那些要给我们捅上一刀的人得到较好的待遇。
虽然说麦戈文应当是个主张和平竞选的候选人，他的支持者却采取了异常凶暴和破坏性很大的手段来攻击我的竞选活动，甚至我的支持者。有一次我在旧金山露面，那里出现了一位观察家所说的“戒严状态”：旅馆被头戴钢盔、全身披挂防暴装备的警察团团围住，同时一队队示威者截住来往车辆并抛掷石块。这次示威是由附近伯克利的麦戈文总部散发的传单引起的。在洛杉矶，麦戈文的加利福尼亚南部竞选运动协调人承认，他曾批准使用他们总部的电话系统在当地煽动一次反对我的大规模示威；大约50个麦戈文竞选总部散发了宣传这次活动的传单。有人后来告诉欧文委员会说，麦戈文的一位发言人向记者声称这种活动并未得到批准，那是很不老实的。在西弗吉尼亚州摩根城，示威者企图以大喊大叫压倒特里西娅的演说。有些人在俄亥俄州哥伦布举行的有阿格纽讲话的共和党募集基金的集会上对来宾恶毒咒骂，大声叫嚷，满口脏话。在华盛顿，有将近100人冲入了拥护尼克松的民主党总部，他们撕掉标语，毁坏竞选材料，砸烂办公设备，偷走办公用品。这些破坏分子离去时，留下了麦戈文的竞选传单。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针对我的竞选活动使用了赤裸裸的暴力。“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在菲尼克斯和奥斯汀的总部被纵火犯彻底焚毁了。我们在俄亥俄州德顿的总部曾经两次被人撬门进去，捣毁了设备和工作记录；在第二次，墙上和窗子上被涂满了拥护麦戈文的标语。在明尼苏达州，我们的一个总部大楼被人闯入，他们捣毁材料和宣传品，把盛有邮寄宣传品的箱子浇上汽油。在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梅达县总部，爆炸了一枚炸弹，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在我每次露面以前，有人散发攻击谩骂的宣传品，已属司空见惯。麦戈文的竞选工作人员在洛杉矶一带有大量犹太人聚居的地方散发一本小册子，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尼克松使人民陷入绝境，而不是使人民丰衣足食。”
在竞选运动过后，有人透露麦戈文的最高指挥部道貌岸然，却并非不屑于考虑它自己的有组织的侦探活动。在他们竞选组织的最高层，曾经有人建议在阿格纽的竞选飞机上安插一名雇用的特务，侦察阿格纽的活动并把侦察的结果报告给麦戈文阵营。根据参议院水门委员会的记录，负责这项计划的一个人声称，他们在我1968年竞选期间就曾对我成功地干过同样的勾当。
在加利福尼亚州长滩我的私人医生约翰·伦格林博士的办公室里，也发生过一起闯入事件。没有丢失钱和药品，但是我的医疗档案却被人从锁着的壁橱里抽了出来，撒得满地都是。
日记
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白天谈了这件事。科尔森欣喜若狂，想马上把它捅出去。然而，埃利希曼的见解也许比较高明，他说这样做就可能使人得出这种结论，即要么这是我们布置的，要么这实际上不值得大惊小怪。我对霍尔德曼说，至关重要的是必须进行一次调查，就了解到的情况提出报告，防备那些搞闯入的人万一捞到什么东西时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要掩盖秘密。
这些示威者和纵火犯在很大程度上毁损了最近这次竞选的精神。然而，更加使我感到灰心的是那种双重标准，它一方面允许人们对水门事件进行大规模的、经常是歪曲的报道，另一方面却完全不去过问许多针对我们的严重违法和不道德行为。根据对方在这次竞选中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来看，关于西格雷蒂的活动所发表的貌似公正的说教听起来实在太虚伪了。
我作为候选人的经历中最后一次政治集会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安大略举行的，该市离我26年前举行第一次政治集会的场所波莫纳只有几英里。我们是在夜间到达的，在此以前我们在伊利诺伊、俄克拉何马、罗得岛、北卡罗来纳和新墨西哥等州各地进行了为时两天的最后一次竞选巡回旅行。我们离开华盛顿的前一夜，特里西娅来到林肯起居室说：“我希望这能成为真正激动人心的最后一周。”
安大略机场上熙熙攘攘的群众，似乎意识到这一时刻对我来说具有多么激动人心的、象征的意义。我告诉他们，我在过去几星期里怎样走遍了全国。我说：“我要给你们讲讲我国的一些情况……曾经有那么个时候，并且离现在还不算太远，如果你旅行全国，你会看到它有很大的裂痕——西部同东部对立、北部同南部对立、城市同乡村对立，如此等等。但是让我告诉你们，无论你们现在走过美国任何地方，举国上下都逐渐变得团结一致了。”
我谈到我们的目标，然后把话题转回到加利福尼亚州，谈到加州人民一向对我如何友善，他们分享我们胜利的喜悦，在我们失败时仍然支持我们。
“当然，这不仅是这次竞选中我要在会上发表讲话的最后一次集会，”我最后说，“这也是我整个一生中以候选人身份在会上讲话的最后一次集会，我要告诉这里为这次集会出力的所有人士，告诉抽出时间来参加这次集会的所有人士，非常感谢大家使它可能成为我们历来举行过的最好的集会。”
1972年11月6日，即在选举前夕，我口授记下了在圣克利门蒂度过的这一天所发生的各种事情。
日记
今天我到红滩去，步行了两英里，下水约20分钟。我从来没有见过海潮退得离岸这么远——一次真正的低潮。究竟这是吉兆还是凶兆，只有等时间来证明了。
我在海滩上朝海的方向继续往前走，决定先走到半英里的标志那里，然后再往前走到大约有3/4英里远的和平标记那里去〔这是有人刻在红色沙岩的悬崖上的〕。十分有趣的是，和平标记已经由于风吹雨打剥落不堪，难以辨认了。看起来它很像一个皱眉蹙额的男子。这可能表明，那些曾经高举这一标记的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们确实免不了要感到十分沮丧。
那天晚上，罗斯、帕特和我一道吃晚饭。在东海岸，几百万人已经观看了那天早些时候由电视台录像播映的我在选举前夕发表的简短演说。我说我不愿贬低任何人的聪明才智，把所有的问题再重讲一遍，并在最后一分钟呼吁选民投我的票。我说这次选举大概是20世纪美国人民能够在总统候选人之间作出最明确的抉择的一次选举。
选举前夕我的日记的结尾部分在语调上是有克制和分析的。
日记
好啦，在这次选举以后我的头四年的任期就结束了，正如我在过去一年经常考虑的那样，我作为总统实际上只当到11月7日为止，因为到了11月7日——明天——如果我在大选中落败，总统的职位就要落到别人的手里了。
当然，除非发生那种到目前为止还无法预料的不可思议的事，我们是不会在大选中失败的。我每想到这些年来，特别是过去这一年的浮沉，我应当说必定冥冥之中有人一直在佑护着我们。北京之行、莫斯科之行、5月8日的决定以及我们处理竞选的方式——对于这一切，连那些经常批评我们的人也不得不表示勉强的尊敬。通盘看来，唯一刺耳的音调当然是水门和西格雷蒂事件。这实在是一些人的愚蠢造成的。
我们在选举日飞回华盛顿。下午6点我们抵达白宫时，受到了兴高采烈的白宫工作人员的欢迎。在我的房间里，我发现我的枕头上竖着一个信封，里面是基辛格的一封亲笔信：
亲爱的总统先生：
在选票统计出来之前，让我告诉你过去四年对我来说是何等荣幸，看来是适宜的。我对今天选举的结果满怀信心。但是它并不能影响下列历史性的成就在史册上放射出越来越灿烂的光辉：你接管了一个分裂的国家，它陷在战争的泥淖里，丧失了信心，遭到了毫无信念的知识分子的破坏，而你终于给予了它以新的意志，克服了它的动摇性。看到你在逆境中刚毅不屈，勇于独树一帜，的确令人振奋。为此——以及为了你那一贯的亲切和体谅——我将永远感激不尽。
谨致热烈而尊敬的问候，
亨利
1972年选举日
我们全家共进晚餐，一面等待着投票结束和报来选举的初步结果。大约一小时后，我的一颗门牙的假牙突然脱落了。自从1947年镶好以来，它在25年间一直没有动摇过。
几个钟头以后我就要在电视上露面了，所以把我的牙医威廉·蔡斯请来。他来到白宫，经过半小时的劳动，给我镶上一只匆忙制成的临时假牙。我戴上以后觉得很不舒服，并且我知道，如果我过分咧嘴露出笑容，假牙就有脱落的可能。
我回到林肯起居室，继续写我待会儿就要发表的讲话的提纲。过了片刻，我站起身来用磁带录音机播放《海上胜利》这首乐曲。
埃德和戴维在7点30分给我送来第一批报告。他们兴高采烈，因为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将以一面倒的票数获胜。虽然这并不真正出人意料，这个时刻仍然使我们大家非常兴奋。
8点刚过，霍尔德曼就开始打来电话，报告设在西侧楼办公室内的选举监听小组收集到的较为详尽的消息。在一个又一个州里，我们正在取得大胜。例如，我们将以超过100万票的多数在得克萨斯州获胜。但是也有一些坏消息：我们还没有取得足够的国会席位，为我自己的“新多数”授权提供必要的立法支持。在得出全部选举的结果时，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增加了12席，但是在参议院失去了两席。新的州长阵容——民主党31人对共和党19人——意味着共和党失去了一个州议院。我为我们未能在国会选举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而感到担心，但是至少我可以肯定，没有一个共和党候选人是由于缺少资金而失败的。经过检查，我发现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候选人败在得到工会支持的比较年轻的自由派手下。我想这将是1974年中期选举以前对我党的一个鞭策：应该改进和加强我们自己，以便找到许多能够顺利地号召选民并开展竞选活动的候选人。
晚上11时40分左右，乔治·麦戈文承认我已获胜，并给我拍来贺电：
祝贺你的胜利。我希望在未来四年中你将领导我们在国外进入和平时代，在国内获致正义。你将在这些努力方面获得我的充分支持。谨向你和尊夫人帕特致意。忠诚的乔治·麦戈文。
埃德认为这封电报谦和有礼，但是特里西娅和朱莉却认为它冷淡而狡黠。我想它只是措辞谨慎罢了。我在日记中写下了我的反应：“对他来说这是一次不愉快的体验，我对此并不像有些人那样不近人情，因为尽管他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但他觉得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并且正在成为牺牲品。”
成千上万个电话和电报开始纷纷涌来，祝贺这次伟大的胜利。其中一封来自约翰逊市的电报说：
你的同胞用以表示他们赞同你过去四年政绩的方式对你必定是极大的安慰，我知道它将给你在未来的岁月中所十分必需的力量。你和你的全家已经备尝艰辛，但是我今天知道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伯德夫人和我将竭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来减轻你的重担，并协助你在未来的日子里成为一位好总统。林登·B.约翰逊。
胜利的规模令人心满意足。我获得47169841票，麦戈文获得29172767票：60.7%对37.5%。这在我国两党政治生活中选民投票数目对比数值上位居第二，是投给共和党候选人最多的一次。只有林登·约翰逊在1964年难得的情况下同戈德华特竞选时获得过较此稍多的票数：61.1%。我获得了历来投给总统候选人的数目最多的选票和比例上第二多的选票。从来没有一位总统候选人在这么多的州里获胜。
对我的支持是既深且广的——这的确是我在8月接受提名的讲话中所要求的那种占压倒性优势的“新多数”。除了黑人和民主党人以外，我在按盖洛普民意测验分类的每一个主要居民集团中都赢得了多数。这些集团中有四个——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天主教徒、工会会员的家庭成员和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自从盖洛普开始记载民意测验结果以来一向不属于共和党的阵营。
几天以后，我在日记中描述了一种难以理解的感情，也许是一种灾祸临头的预感，它减弱了我在这一胜利时刻的欢乐。
日记
这样的时刻往往使人感到不很满意。
在这大选之夜以前，我曾决心要使这一天尽可能成为每一个相关细节都难忘的一天。假牙的事故大概起了相当大的干扰作用。到我必须为就职电视演说进行准备时，我肯定已经不像应有的那样欢畅了。
我家其余的人似乎认为他们由此感到的激动已经是够多的了。我想这次以压倒性优势取胜的事实可以弥补我未能作出更为热烈的反应这一缺憾。
对于在胜利之夜笼罩我心头的闷闷不乐的情绪，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是那颗痛牙引起的。水门事件的不利影响可能是部分原因，我们未能赢得国会这一点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而在更大程度上则是由于我们还没有能够结束越南战争。或者也许是由于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次竞选。无论原因何在，我只让我自己用几分钟的时间回顾过去。我相信新的时代即将开始，我渴望进入这个新的时代。
战争的结束
大选后我优先考虑的问题是结束战争。既然压力已经解除，我希望双方将怀着这样的念头参加谈判，即经过一些激烈的讨价还价以后，各方将接受一项协定，其中所体现的主张不至于像原来那样十分极端。我知道这不会是轻而易举的。客观因素完全没有改变，但是现在既已没有选举的限期，我们也不知道共产党人会采用什么样的谈判策略。西贡和河内双方都在同我们玩弄着令人心灰意懒的把戏。阮文绍一方面竭力要我们提出他的各项要求——其中有几项是北越人一定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却还装作他打算单独干的样子。黎德寿假装说共产党人完全真心希望公平合理地缔结协定并遵守它的条款。我们从我们的情报人员那里获悉，阮文绍正在私底下命令他的将领准备圣诞节前实现停火；并且我们知道北越人还打算在停火以前尽力抢占地盘，以便使停火对他们有利。
同北越人的下次会谈预定在11月中旬举行。如果要使会谈取得任何成果，阮文绍的合作现在是必不可少的。我断定黑格将再度成为最好的使节，因为阮文绍信任他并喜欢他。黑格在11月9日启程前往西贡，携带着我写给阮文绍的又一封信。信中我逐点谈了阮文绍对10月协定的条款所提的反对意见，阐明了在下次巴黎会谈时我们将向北越人提出的主张。“我们愿意尽最大的努力来实现协定中的这些变动，”我写道，“然而，我希望你不要存任何幻想，认为我们在谋求改进我们已经认为很好的一项协定方面会超过这些变动。”
我还叫黑格提醒阮文绍，虽然我以压倒性多数票入主白宫，他可一定要记住，参议院甚至比大选以前更加具有鸽派的倾向。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在1月参议院复会前还不能求得一项解决的办法，如果阮文绍看来要成为解决问题的障碍，参议院就会断绝为南越的生存所需要的拨款。形势就是这样简单明了、确定无疑。
阮文绍交给黑格一封复信，重新提出了他的反对意见，尤其是关于北越军队留在南越的问题。我回答他时，重申了我们无法取得他所要求的一切调整。我指出，遇到敌人重新发动进攻时，我们的行动远比任何协定中载明的条文来得重要。“我向你绝对保证，如果河内不遵守这一协定的条款，我就要立刻采取严厉的报复行动。”我写道。
黑格离开西贡时相信阮文绍最后是会和我们走到一起来的。他心中毫不怀疑，阮文绍自己知道，完全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势必会带来不幸的后果。然而，与此同时，他谨慎小心地不把阮文绍逼得太甚。11月12日他报告说：
我们正在处理一种十分危险的形势。阮文绍已经把他的声望连同他的整个政府孤注一掷。我相信，如果我们对他采取一种完全不合理的态度，我们可能会逼他在政治上走自杀的道路。我不敢说这样做会符合我们的最大利益，因此我建议我们采取一种比较惊险的做法，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不妨就让阮文绍坚持己见到底。
黑格正确地指出，如果我们同阮文绍决裂，结果发现北越人仍然顽固不化，我们就会在两方面都断绝退路。他最后说：“带着阮文绍同我们一道走，所花的代价当然要担风险，但是我认为那种办法在这个节骨眼上是可以考虑的。”
我同意黑格的估计。后来我在日记中写道：“当然，我们可能要走到这样一种困难的地步，以致我们不得不干脆告诉阮文绍，要么这样办，否则就什么也无从谈起。但是目前我们还不需要这样做。”我对基辛格和黑格两人说，我觉得12月8日是最后的日期，那时以前我们必须签订一项协定，以便在国会复会以前确实表明一切已经就绪。如果到那个时候还不能说服阮文绍跟着我们走，我就可能要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准备单独达成协议了。
我们是否能够在12月8日这个期限以前如愿以偿，取决于11月20日在巴黎举行的会谈的结果。
日记
假如这个星期我们能够使北越人在协定问题上态度有点儿松动，假如我们得到一项我们认为妥善的协定——其实我们认为现有的协定草案是不错的，但新的协定会使内容更加完善——那么，我们就必须立即向阮文绍提出：要么他接受协定并切实履行协定的条款，要么我们就只好分道扬镳了。
当亨利用低沉的声音谈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着良好的记录时，我对他说，亨利，我们并不关心记录上写得如何正确。我们关心的是要拯救南越，所以我们不得不同阮文绍尽量实行妥协，因为我们竭力希望南越能够生存下去，而照目前的情况来看，阮文绍是能够引导他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唯一领导人。
当然，万一阮文绍不跟我们一起走，那将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就只好自行其是，接回我们的战俘，撤退我们的军队，设法拯救柬埔寨和老挝，然后说越南化已经完成，阮文绍愿意干什么都随他的便。
11月20日，基辛格同黎德寿会谈了五个多小时。会谈开始时，黎德寿宣读了一篇冗长的发言，指责我们在10月协定问题上背信食言。发言的语调同我们预料的标准词藻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所谓我们单方面阻挠协议的指责却是不能接受的。基辛格立即引述以往会议的记录，指明确切的依据，说明他曾经通知共产党人，在签订任何协定以前必须同南越人商量。基辛格在结束开场白时再次声明，我们希望通过认真的谈判结束战争，并且还打算保持10月间所达成的协议的基本内容。
然后他提出了所建议的各处更动。等到南越人所要求的更动在协定的文本中体现出来，加上我们要作的更动和说明，总共达60多条。黎德寿似乎对这个数字感到吃惊。这些更动大部分比较次要，没有什么争议。但是有少数几处是实质性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处涉及阮文绍坚持要北越人从南越撤出一些部队。还有一项建议要求各方尊重非军事区；南方存在北越军队这一点就会违反这个条款。黎德寿简单地把清单记了下来，表示他自己也可能有一些更动要提出。基辛格没有把我们要作的更动和我们代表阮文绍提出的修改区别开来。然而，他的做法表明我们是准备就所有这些建议进行谈判的。会谈结束时，对方问他究竟这实际上是不是我们的最后建议。基辛格回答说：“可以这么说，这是我们的最后建议，但它不是最后通牒。”基辛格建议由技术专家当晚开会研究提出修改建议。由于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休会的，看来共产党人有可能把这些建议当作谈判的基础，并且双方有可能在这一轮会谈中达成协议。那天上午我口授的日记中写道：“能否达成协议，在以后的两天内将见分晓。”
然而，第二天会上北越人表示反对我们提出的更动，他们关于其余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了；在某些方面他们甚至退回到10月8日以前的立场。看来基辛格担心的问题已经成为事实，北越人由于不再受到我国大选期限的压力，准备拖延谈判，企图利用我们同阮文绍之间的分歧。当基辛格报告说11月22日的会谈气氛又趋于紧张而毫无效果时，我给他拍了一封电报，告诉他如果他认为恰当就可以使用这份电报——或者根本不用——以努力促使谈判有所进展。这份电报采取指示的形式，说明除非对方愿意和我们一样通情达理，否则他应当中断会谈，那时我们将不得不恢复军事活动，直到他们准备再次进行谈判时为止。电报接着说：
他们必须放弃那种看来是确实存在的错误想法，认为我们除了按照他们的条件来解决问题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你应当直截了当地明确告诉他们，我们是另有办法的，如果他们由于总统在莫斯科首脑会议之前和美国大选之前断然采取强硬行动而感到吃惊，他们现在就会发现，随着选举已经过去，他将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任何行动来保护美国的利益。
11月23日在巴黎举行接下来的一次会议后，基辛格报告说，虽然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获得了有限的进展，彼此在阮文绍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条款上仍然距离很大。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即除非北越人突然转变，否则我们将得不到一项可以接受的协议。他认为只要西贡坚持非要作那么多的实质性修改不可，那就不仅达不成任何协议，而且北越人将继续取消他们已经同意作出的让步。
基辛格认为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在下次会议上中断谈判，一面大张旗鼓地加紧进行轰炸，一面检查我们的谈判策略，以便确定哪种协议是无论在南越人参加与否的情况下我们准备接受的。这是基辛格赞成的选择。第二种选择是就阮文绍每一条主要的反对意见确定后退的立场，把它们作为我们的最后建议提出。如果北越人对此表示同意，我们就仍然能够说我们已经对10月的条款作了改进。正如基辛格所说的，这一建议“将比我们在10月间达成的协议看起来好多了，在实质上也略有改善。如果阮文绍愿意通情达理，这个建议将使他得到他所要求的最起码的东西，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还绝对不想这样做”。
第二种选择的必然结果是，如果阮文绍拒不接受由此而产生的协议，那就会同他完全决裂。我知道这将是个严重的步骤，但是我竭力反对中断会谈和恢复轰炸，除非只有这样才能迫使敌人进行谈判。我对阮文绍的一些做法也越来越感到恼火，觉得我们再也不能仅仅为了给他赢得时间而阻碍协议了。因此，如果基辛格能够达成一项令人满意的协议，我就要他那样办。那时阮文绍可以自行决定究竟是跟我们合作还是单独干。
我在给基辛格的复电中说明，我认为第一种选择已经行不通了：
据我看来，10月8日的协议本来肯定是对我们有利的。你应当尽可能考虑到西贡的种种情况，把它作些修改。但颇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根本的现实，即我们只有大体上按照10月8日的各项原则达成协议，不可能采取其他的办法。
在我试图鼓励基辛格采取第二种选择时，我几乎立刻担心起来，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促使敌人认真进行谈判，我所说的不愿恢复轰炸的话可能是讲过头了。我觉得他不应当抛弃这一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在第二天，即11月24日的早晨，我给他拍了一封电报，说如果共产党人仍旧拒不妥协，他可以把会谈暂停一星期，以便双方同上级进行磋商。我说，在那种情况下，我准备下令在这期间对北越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轰炸：
我认识到这是风险很大的选择，然而，如果唯一的办法是达成一项比10月8日的协议更差的协议，而这一协议又没有澄清我们和西贡方面共同关心的10月8日协议草案中任何含糊不清之处，我就准备冒那样的风险。
我们的目标将仍然是体面地结束战争。如果由于我们所采取的策略和举行大选这一偶然的因素使我们在宣传上处于困难地位，我们就必须自认晦气并坚持到底。
在发出这一指示时，我们大家必须认识到，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像在11月3日、柬埔寨和5月8日那几次事件中一样把舆论动员起来作为我们的后盾。然而，至少是由于我们在大选中得到了选民的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确实多亏那么多人至今已经作出的牺牲，纵然在我们获得公众支持方面所付的代价将是巨大的。
当基辛格通知黎德寿，说我准备采取像5月8日那样激烈的行动时，北越人的态度立刻变得较为缓和。这似乎证实了我们的怀疑，感到他们的拒不让步事实上是一种谈判策略。他们和我们一样不希望会谈决裂，因此他们准备再次进行认真的谈判。
正如基辛格那天下午在他的汇报电报中所说的，问题是虽然我们现在的协议比起10月8日的条款来大有改善，但我们仍然不可能达到满足阮文绍的一切要求的地步。我们从截获的电报中获悉，阮文绍在蓄意进行阻挠。这就意味着，在他断定他的人民有了接受协议的充分思想准备以前，协议的任何改进对他都不起作用。所以，尽管我们花了很大力气，能够对协定作了许多改进，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立即达成协议，似乎就不得不同阮文绍实行比较引人注目的决裂。基辛格因此再次建议休会一星期，在此期间我们可以迫使阮文绍认真进行考虑，然后以他的决定为基础来确定我们的最后立场。
然而，我仍旧相信保持谈判渠道畅通无阻是很重要的。我认为阮文绍的态度是轻率的，并且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烈地觉得，如果我们有机会达成合适的协议，我们就应当这样做，让阮文绍作出相应的选择。我立即给基辛格复电说，我认为只要还有达成协议的甚至极小的机会，他就最好还是留在巴黎继续会谈。我说，我甚至决定“在这方面冒些风险”。
然而，北越人仍然在阻挠谈判，所以在11月25日举行了另一次没有结果的会议后，基辛格和黎德寿一致同意最好是休会几天。基辛格刚从巴黎回来，就跑来同我商量。
日记
他在10点半左右到达，我们当时花了一小时讨论巴黎会谈的问题。我不得不帮助他打消这样的主张，即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中断同北越的会谈并在一段时间内恢复轰炸。那样做根本是行不通的。虽然我们同北越人周旋时必须显出仿佛那样做会发生作用的神气，但是现在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除了达成协议外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给北越人拍了一封电报，说明我们决定抱着作一番最后努力的想法重新进行会谈。为了表示我们具有达成协议的诚意和愿望，我下令减少对北越的轰炸。
11月29日，基辛格陪同阮文绍总统出席巴黎会谈的个人代表阮富德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我们想，如果我同阮富德谈得非常强硬，那就能使阮文绍深刻认识到他的地位岌岌可危，有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的危险。我说这不是一个对西贡困境缺乏同情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面对实际的局势。如果我们在下次巴黎会议上不能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那么国会在明年1月复会时就将采取断绝拨款的办法来结束战争。我已通知阮文绍，我曾就10月条款征求过坚决支持我越南政策的国会议员的意见，他们一致公开表示如果阮文绍单独阻挠接受这些条款，他们在国会复会时就要带头反对他。
11月30日，我同基辛格、黑格、莱尔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开会，讨论万一会谈破裂或者业已达成的协议遭到共方违反时我方应采取的军事计划。在前者的情况下，我们有对北越进行三天和六天轰炸的应急计划。在后者的情况下，我坚决主张我们的反应应当是迅速而强烈的。“如果河内违反协议，我们的反应必须不遗余力。”我说，“我们必须在这个地区保持足以完成这一任务的兵力，我们的反应决不能够软弱。首先，B-52飞机应以河内为目标。我们必须拥有我们自己单方面防止违反协议事件的能力。”
基辛格同北越人的下次会议定于12月4日星期一举行。如果这次会议还得不到解决的办法，那就很难预料在什么时候或以怎样的方式结束战争了。基辛格将需要运用他那全套令人难以对付的本领来使北越人相信，除非他们同意解决问题，否则我们就要留在越南，继续战斗；同时也要使南越人相信，除非他们同意一项解决的办法，否则我们就要停止战斗，撤出越南。基辛格自己是乐观的，认为只要用几天时间就可以达成一项协议；他说，事实上有七成希望在星期二晚上以前“了结”全盘的问题。他把造成我们目前许多困难的原因归咎于他那次“和平就在眼前”的讲话，并谈到如果他不能缔结协定，他就辞职。我告诉他，他根本不应该这样想。
星期天夜间，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进入非常棘手的一周，非常关键的一周，但是我总觉得，问题总归是要解决的，因为伟大的历史力量——实际上也是正义的力量——正在推动我们朝着这些方向前进。只有某些领导人的愚蠢和丧失理性的行径才会把我们推往其他方向。”
星期一，我们的一切希望都落空了。黎德寿不仅断然拒绝接受我们提出的每一项更动，而且撤回了上一轮会谈中已经同意的一些修改，并提出了几条新的让人无法接受的要求。现在，即使我们决定撇开阮文绍达成一项协议，那些条款也不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基辛格来电说：“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看来会谈的破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他在一份分析会议情况的长篇报告中说：
黎德寿很可能正在向我们挑战，等待我们明天就屈服。但是我并不这么想。几乎无可怀疑的是，河内现在准备突然使谈判破裂，在军事上再打一个回合。他们对达成协议的需要现在已经被眼前一种诱人的幻象所超过，仿佛觉得我们不同西贡彻底决裂就要面临国内难以控制的局势……
中心的问题是，河内显然已经决定要像去年5月那样向我们提出正面的挑战。如果的确是这样，那么他们的赌注就是压在我们不愿去干那种非干不可的事情这一点上了；他们正在拖延时间，想通过我们同西贡决裂或者我们在国内垮台来争取明确的胜利，而不是冒那种通过谈判来求得解决办法的风险。
这是根本的问题，其余都是策略问题。假使他们愿意现在就解决，我是可以提出一些公允的方案，不必来麻烦你的。如果他们要走另一条路，我们就面临着像去年春天那样的困难的抉择。
基辛格觉得黎德寿的行为再次使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我们必须同意倒退回去并接受不加任何修改的10月协议的条款，要么我们必须冒会谈破裂的风险。他指出，第一种选择是无法接受的，那就等于要推翻阮文绍。正如基辛格所说的，“在他和我们表现出这样软弱无能以后，他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将无法解释10月以来我们的行动，同时河内将获得一次巨大的宣传胜利。最重要的是，如果同意退回去采用10月的条款，我们就没有把握保证使协议得到遵守，因为共产党人将了解到，如果我们愿意轻易地承认这种后退，我们也就没有能力对任何违反协议的事件作出反应了。基辛格的结论是：虽然10月协议不失为一项好的协议，但从那以后一些节外生枝的事件已经使它无法接受了。
基辛格接着说：“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准备中断谈判。问题是从何入手。”他觉得我们在这方面现在有两种策略上的选择。第一种是建议根据上周那一轮会谈时我们表明的立场达成协议；那将使我们至少可以保持黎德寿已经同意过的更动和改进。这一选择的问题在于河内和西贡都不大可能接受。
第二种是基辛格主张采用的，它要坚持保留北越人已经同意的那些修改，同时把我们其余的要求压缩到最基本的几条，包括明确说明“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的非政府性质和职能，并且必须在协定中以某种方式阐明北越军队无权无限期地留在南方这一原则。共产党人大概不会接受这些要求，但是，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他们接受了，我们就可以利用它们与10月条款相比所表现出来的改进，作为使阮文绍和我们走到一起来的手段。如果北越人真正想要达成协议，这几条没有哪一条包含多大的危险，以致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
如果共产党人表示拒绝，谈判破裂，我们就别无他法，只有加紧轰炸，借以促使他们同意重新规定谈判的立场。基辛格建议我发表电视讲话，以争取美国人民支持我们多半有必要采取的严峻步骤。“我相信你能够讲出一番打动人心的、有说服力的道理，把他们统统团结起来，像你以往用直接发出号召的办法那样。”他写道。
在这方面，我和基辛格有不同的看法。我宁愿不加宣布地加紧轰炸，而不愿由我作一番声嘶力竭的、可能注定要失败的努力，试图使美国舆论支持一次重大的战争升级。与此同时，基辛格将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说明我们以重新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为努力方向的立场，并说明谈判为何中断。然而，据我看来，这仍然不过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日记
亨利所不理解的是昨天他动身前我想对他说清楚的问题，那就是，像11月3日关于柬埔寨以及后来在5月8日那样号召人民支持我们的措施现在已经难以进行了。
在大选以前和从大选以来，人们的期望很高，因此，如果目前我在电视节目里向美国人民说，我们又受了共产党人的欺骗，他们耍尽花枪，现在我们必须下令恢复这场看不到尽头、没有希望的战争了——如果这样做，我们就非失败不可。
基辛格在电报里有辞职的想法。“关于谈判破裂会在国内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我不抱任何幻想，”他写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回去后要同你谈谈我个人应负的责任和所起的作用。”
日记
我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理查德·肯尼迪上校说，亨利根本不应当存有辞职的念头。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恰恰是那些使我感到难办的事情之一，我们必须尽量妥善安排，摆脱困难。问题将是棘手的，但是我们最后将取得胜利。
12月5日星期二上午，我收到基辛格的一封电报。他认为万一谈判破裂，我只有猛烈地加紧轰炸，并利用总统发表电视演说以激励人民的机会，在宣传上掌握主动。在另一封电报中，基辛格建议他应当坚持阮文绍提出的从南越撤出一切北越军队的要求，造成让黎德寿使谈判破裂的局面。那时他将回到华盛顿，我则发表电视演说，提出明确而又可以达到的目标。这些目标实质上归结起来就是撤出全部美军以换回美国战俘。在北越方面同意归还我们所有的战俘以前，我们将继续轰炸；他估计这一过程将需要六到八个月的时间。“这些问题是美国人民能够理解的……我相信你能再度使他们振奋起来。”他最后说。
我仍然不相信这种行径是明智的和行得通的。我坚定的信念是，我们决不能为谈判的破裂负责，或者被人说成是我们应该为此负责。
日记
我们必须尽可能把这一点揭示出来，即应当由北越人而不是我们为谈判的破裂负责；然后我们应该尽量发表低调的言论和尽量作出坚强的行动，不致由于我们正在加紧轰炸以及主要在亨利的“和平就在眼前”这一著名言论影响下人民的希望大为提高以后，实际上正在恢复无止境的战争而引起巨大骚动。
就美国人民来说，他们以为我们一直在轰炸北越，这当然是事实，尽管最近轰炸的规模不像5月8日以后的一段时期那么大。今后的事实会证明我们是否有出路，但我必须说，在大选以后的四个星期里，局势肯定不是很乐观的。
关于采取什么策略最为妥善的问题，基辛格和我显然有意见分歧。他再次认为，现在的形势逼得我们只有中断谈判和加紧轰炸，以便使北越人同意达成一项协议了。我却仍然相信，只要我们还有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我们就应当继续进行谈判。
为了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可能是最关键、最微妙的现阶段不致引起人们对我希望采取的方针产生误解，我详细地指示霍尔德曼，要他发一封电报给基辛格，扼要地提出他下一次同黎德寿会谈时应该遵循的方针：
我们应当避免给人一种印象，仿佛是我们这方面引人注目地使谈判破裂的。恰恰相反，我们应当把目前的情况看作谈判已经陷入僵局，双方都要回国进行磋商的问题。如果谈判真正发生这种引人注目的破裂，那也应该来自对方而不是出于我方。无论如何不能让人觉得我方是在主动终止谈判。我们应该要求暂时休会，以便进一步进行磋商。
接着，你回国以后应当举行一次低调的、不太引人注目的情况介绍会，扼要地说明一下当前的形势，指出我们在达成一项满意的协议之前还继续打算维持军事行动。你不妨表明，只要时机成熟，我们随时准备恢复谈判。
我同这里主张采取强硬路线的极少数人非常秘密地谈过话，他们坚决地一致认为，如果总统在电视中出现并详细说明谈判失败的原因，那将是极端错误的。
基辛格的回电通过霍尔德曼交到我的手里。“我们最好是正视实际情况，”他说，“如果在未来48小时内不能达成协议，我们也许就能够借口说谈判的休会时间很长，可以容许我回国汇报一下情况了。但是，在此以后很快就将没有办法不让越南的两方把谈判陷入僵局的消息捅出去。而且，如果我们恢复全力轰炸，情况将更其如此。由此可见，万一出现僵局，我们就只有两种办法可供选择：要么退让，要么激励美国人民支持我们再作一番努力。而我认为，北越人是经受不住我们新的压力的。如果我们想要把美国人民激励起来，归根到底只有总统才能办到。”
12月6日星期三，基辛格和黎德寿会谈了六小时。北越人的立场基本上仍然没有改变。会谈后，基辛格发回电报，说我们已经到了需要作出抉择的重要关头，必须决定怎么办。他再次把几个选择归纳为两个。按照第一个选择，我们需要作最后一次努力以达成一项解决办法，那就是把我们的要求降到最低限度，然后把它们作为我们最后的立场提出来。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北越人会响应这种办法。即使他们作出响应，这里面也包含着一种风险，因为阮文绍几乎肯定要加以拒绝并和我们决裂。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你因此必须认识到，如果你授权我按照上述方针进行而获得成功，你将面临同南越政府的一场重大对抗。除非你准备从事这样的对抗，否则你就不应该指示我采取这种步骤。”
第二个选择意味着要挑起谈判的破裂，其办法是提出某种不能接受的要求并恢复大规模轰炸，直到北越人同意遣返战俘以换取我们从越南撤军为止。基辛格仍然认为，如果我们能把轰炸再保持六个月——到1973年夏末——北越人就会被迫同意用战俘换取撤军的办法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能向国会表明北越人不愿遣返战俘，国会就不会断绝经费。基辛格说：“假使我们愿意在国内和国际上付出代价，激励美国人民，并坚持我们的方针，那么第二个选择所包含的风险根据南越政府的态度来考虑要比第一个选择小。”
在仔细研究了基辛格的电报之后，我回他一封长电，其中包括对第二天上午会议的逐条指示：
读了所有的来电之后，你为应付一个极端困难的局面而表现出来的巧妙手腕和献身精神再一次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作出这样重要的决定之前，有必要把我个人的意见同你谈一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建议你在明天会议一开始就说总统已看过你的所有电报和迄今为止历次谈话的正式抄本。老实说，他为北越方面的僵硬态度，特别是他们背弃自己在10月所作的诺言而感到震惊。然后，我希望你根据上次来电所说的最低限度立场中包括的一切建议列出各项具体问题的清单，加上另一个具体问题，即他们是否同意拟定一段有关北越军队撤出南越的文字。我推测他们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复将是否定的，但我们的目的在于彻底澄清谈判的内容。我还希望你问明白他们的最后建议是什么。然后你可以告诉他们，你将把他们的答复立刻报告给总统，在那以后你才会就将来开会的时间和条件同他们进行联系。
如果谈判破裂，责任要由他们而不是由我来承担，这一点必须绝对明确。
我也坚决相信，我们不应该讲“这是我们最后的建议”或“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会议”之类的话，以免自陷困境。要为以后的会谈留一条门缝。
我知道，你认为我在电视上发表演说就能把美国人民号召起来，使他们仅仅为了弄回我们的战俘就支持我们无限期地继续战争。我也许也会认为此刻有那样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希望在几个星期之内就会逐渐消失，特别是在宣传机构——不仅有北越而且还有我国的宣传机构——开始反复强调以下的观点时，情况尤其如此：它们说，我们原来快要到手的协议要好得多，后来由于西贡毫不妥协，才没有能够达成。
无论你们今天的会议结果如何，如果最后没有达成协议——当然，我知道并且同意你的看法，在达成协议方面取得任何突破的可能性都非常渺茫——我们就要在北方进行一场十分猛烈的轰炸。但是我们这样做，将不在电视上引人注目地予以宣布。这方面最恰当的做法是平息华盛顿深知国内有意见分歧的权势集团对几天之内加紧轰炸的激愤，只是采取坚决有力的行动，而并不在言论上对此加强宣传。
12月6日，我们给了多勃雷宁一个紧急口信，告诉他下次会议上我们准备提出我们最起码的要求，并说如果没有任何进展，那就将导致谈判的终止。他看来很不安，再三说苏联一直在说服北越，要他们接受协议。几天以后，我增加了压力，打电话对他说，现在结束谈判显然对苏联有利，因为莫斯科和华盛顿双方都有更重大的事情要做，而为了使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继续得到改善，消除这个令人恼火的因素是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的。我们也通知中国驻法大使，说明情况危急，我们希望在采取“严重步骤”之前把问题提到周恩来面前，因为这样的行动显然会影响我们按照两国政府的愿望发展中美关系的能力。
基辛格和黎德寿在12月7日会谈时，几乎没有获得什么结果。然而，第二天有些进展。到了12月9日上午，只剩下一项重要的问题，即非军事区问题没有解决。事实上，北越人在11月谈判期间已对此表示同意，不过，现在黎德寿却坚决要求增加一项意思含糊的新条款——由双方对通过非军事区的人员往来和物资运送“确定条例”。这实际上等于是对非军事区的完整性提出异议。我给北越人拍了一个电报，告诉他们说，我认为把他们的新条款包括进去会使双方难以迅速达成协议，并建议恢复11月23日会上他们已经同意的措辞。
12月9日，由于只剩下这一项需要谈判，我不禁对于有可能在圣诞节之前签订协定这一点抱乐观态度。如果阮文绍拒绝合作，那将是很伤脑筋的事，但毫无疑问，我们对他的帮助已做到仁至义尽，现在我们不得不照顾自己的利益，在条件可以接受时缔结协定了。我回顾了一下上周发生的许多波折，起先是基辛格建议中断谈判，进行轰炸，末了似乎又有希望达成协议了。
日记
霍尔德曼和我总结了一下情况，认为眼前发生的事情实质上是亨利抱着深信他会在两天之内和北越人很快达成协议的心情返回巴黎。事实上，他告诉我会议将只开两天——星期一和星期二。
北越人出其不意地揍了他一记耳光。
北越希望尽可能使南越丢脸，也使我们出丑。南越希望把北越赶出南越，在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之前要我们同他们一起坚持下去。就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必须按照不失体面的原则尽快地结束战争。
人们殷切希望实现和平，如果我们不能结束战争，那就会对我国产生一种令人十分沮丧的影响，任何电视演说也不会把美国人民激励起来，虽然亨利根据过去的经验认为这是可以办到的。我在以前的备忘录里已经指出，现在也看得很清楚，当这个国家躺在地上，你要它爬起来继续进行战斗时，它是会振作起来的。反之，当它已经是非常乐观的时候，如果你去告诉它说事情糟得不成样子，那并不能把它激励起来——这样做只会鼓励我们的对手，挫伤我们的朋友。
不管怎样，我们眼前的道路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尽可能地争取最好的协议，然后尽最大的努力监督执行。
12月10日，北越人答复了我的电报。他们认为他们关于非军事区问题的立场是很合理的。看来很清楚，他们已经决定要使谈判陷入停顿了。
当天下午，我打定主意要把事情挑明，消除对我们决心的任何怀疑。我打电话给多勃雷宁，告诉他我个人并不赞成基辛格建议的关于非军事区的任何妥协措辞。我说河内应该遵守它已经同意的措辞，并且直截了当地对他讲，帮助谈判顺利进行肯定对莫斯科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两国还有更重大的事情要办。我说，许多问题大部分已经达成协议，现在河内分明是一心想要改变关于非军事区所商定的办法，这就可能给协定的缔结带来危险。多勃雷宁要求给他一些时间同莫斯科进行联系。
在12月11日星期一的会议上，北越人对非军事区问题的态度根本没有改变。基辛格在报告里把他们的举动描绘为集蛮横、狡诈和拖延之大成，并且这些成分同样突出。
第二天他们多少有点儿愿意迁就，但仍然没有任何真正的进展。当天夜里基辛格报告说，他已断定河内决心要拖延时间：黎德寿有目的地企图阻挠解决战争问题，又竭力不让谈判破裂。他们很可能打算利用我们同西贡之间越来越明显的裂痕。我不禁这样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越人在谈判桌上的强硬态度至少一部分是由于我们企图迫使阮文绍接受一项协定而没有成功的缘故。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已经渗入西贡政府内部，所以河内知道我们警告过阮文绍，国会很可能会在来年1月停止拨款。在一周后12月18日的一则日记中我写道：“我们正站在钢丝上面，我担心北越人由于渗入了南越而认为完全可以摆布我们，从而会继续对我们施加压力。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有力的行动。”
当然，河内的领导人中间也可能有意见分歧，还在考虑是否要缔结协定。无论如何，结果并无两样——僵局。基辛格在电报里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的：
他们始终不变的格调是，给予我们一点极小的让步，使会议勉强可以开下去，但是并没有任何能够达成协议的决定性让步……
另一方面，他们希望保证使我们没有确凿的借口来采取强硬行动。他们对许多问题保持低调，以防止恢复轰炸。
他们如果愿意，本来在过去两三天的任何时候用三个小时就可以解决问题，然而他们故意不肯这样做。他们每作半点让步，就提出一项反要求……
北越人的策略我看好像是这样：他们把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缩小到只要双方交换一下电报就能解决的程度。然而，我认为如果没有强大的压力，他们是不会拍这个电报的。
12月13日举行下一次会议时，黎德寿表明无意达成协议。他定于次日回河内磋商，因此基辛格建议谈判暂时休会，在圣诞节以前不再开会。那天夜里我写道：“像我预料的那样，今天——12月13日——真正是我们这届政府最困苦的日子之一。”
我不得不断定，我们已经到了采取最强有力的行动的时刻。只有这样的行动才能有效地使河内相信：同我们谈判一项公平的协议比起继续打仗来是一种更好的出路。基辛格和我都认为这就意味着加强轰炸。唯一的问题是需要多大程度的轰炸才能迫使河内就范。基辛格建议在海防港重新布雷，恢复对北纬20度线以南地区的全面轰炸，加强在老挝南部的轰炸。我立即感到我们需要采取比以上规模还要大得多的行动。我查核一下，发现北纬20度线以南地区大部分是稻田和丛林，因此我对基辛格说：“无论大规模轰炸还是小规模轰炸，我们同样要受到猛烈的抨击。如果我们恢复轰炸，采取的行动必须与以往有所不同，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作出用B-52飞机轰炸河内和海防这一重要的决定。任何较小的行动只会使敌人瞧不起我们。”
基辛格指出，河内和海防都是用苏联的地对空（萨姆）导弹严密防卫的城市。假如我们袭击这些地方，我们就必须准备遭受新的损失，有更多的人员伤亡和被俘。“这个我知道。”我说，“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这是该做的事，那么我们就必须立刻去做。”
12月14日，我发布一道三天后生效的命令，在海防港重新布雷，恢复空中侦察，用B-52袭击河内-海防区域的军事目标。轰炸计划包括位于河内的16个关于运输、电力、河内广播电台发射台等的主要目标，以及河内外围的六个通信指挥和控制目标。在海防区有13个目标，包括船坞和码头。当第一批轰炸计划实行时，我吃惊地发现，所使用的飞机必须向各个指挥部去借，这里面牵涉到复杂的后勤工作以及大量烦琐的公文手续。轰炸开始后的第二天，我在打电话给穆勒海军上将时大概使他大吃一惊，因为我说：“我再也不愿听说什么我们不能袭击这个或那个目标的废话了。这是你有效地使用军事力量以打赢这场战争的机会，如果你干不好，我要唯你是问。”我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打击敌人，并且要狠狠地打击，否则就根本没有意义。如果敌人发觉我们缩手缩脚，他们就会轻视我们的整个行动。
圣诞节前一星期恢复轰炸的命令，是整个越战期间我作出的最困难的决定；但同时这也是最明确、最必要的决定之一。
日记
亨利相当激动地谈到这是一个很有胆量的决定，但是我向他指出，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我们要在这里待上四年，并且，就算我们现在获得了不坏的、廉价的和平，如果它在一两年内突然发生变化，我们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到那时候再要作出抉择就相当棘手，能够采取的办法也比现在要糟糕得多。我们目前要勇于承担后果，希望这样做会引起公众的注意，使他们以后不致再对我们有不利的反应。
我们决定让基辛格把谈判的情况作一番公开的简单介绍。最重要的是要理所当然地把当前谈判陷入僵局的责任归诸北越方面。为了推敲他要讲的话，我和亨利碰了几次头。我还口授了两篇长备忘录，其中谈到我认为他应当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必须让人们了解，北越人本已同意一种解决方案，后来在许多条款上出尔反尔，现在又拒绝认真谈判。我还说，基辛格应该批评阮文绍，因为他坚持要取得彻底胜利，而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则是双方都能够保持和享受的公正、和平。
12月17日星期日凌晨，我们的飞机在海防港内重新布雷。在24小时以内，129架B-52轰炸机参加了对北越的轰炸。
日记
有关轰炸海防一带地区的困难决定已经作出，并正在执行。我刚刚获悉有一架B-52被击落。亨利说，他们预料损失的飞机可能达到三架。当然，还有两批轰炸机要出动，但是他们预料萨姆导弹对第二和第三批飞机的抵抗力会被压下去，或者至少有所减弱。不管怎样，我们只能祈祷情况像那样发展，并希望的确如此。
当天又有两架B-52轰炸机被击落。
日记
我认为所有的决定都是不容易作出的——回顾起来，5月8日的那个决定也许是最困难的，虽然关于柬埔寨的决定就其特殊的意义来说，并不比前者来得容易。11月3日的决定也很困难。然而这一次的决定却使人颇为担忧，因为一切情况都在朝着正常的方面发展，还因为很难断定我们这样做了以后会产生什么反应。
不管怎样，决定已经作出，我们不能后退。亨利的情绪忽高忽低是可以理解的。例如，今晨他的情绪就似乎比较低落。我给穆勒打电话要他务必挺直腰板，认清把这些袭击进行到底的必要性。我想我们可能把他逼得太甚，但我担心空军和海军过去执行命令时有时过于谨慎，同时担心军方的过分谨慎使我们没有达到政治上的目的。如果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非得承受损失不可。
我记得丘吉尔在其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作中告诫说，人们可以采取一项大胆的政策，也可以奉行一项谨慎的政策，然而，想要同时奉行一项既大胆又谨慎的政策却只能带来灾难。非此即彼。我们现在既已走上大胆的路线，就必须继续走下去，直到我们碰上某种好运气为止。
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不“公开宣布”12月进行轰炸的理由。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我认为这个时候不像在11月3日和5月8日那样容易使美国人民振作起来。但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我所发表的任何公开讲话都会直接妨碍恢复谈判的机会。如果我当时宣布我们恢复轰炸的目的是强迫北越人谈判，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决不会允许他们甘愿屈服于这样的最后通牒而在国际上丢脸。因此，我在恢复轰炸时尽量少发表言论和声张，其结果完全如愿以偿。我们短暂地但大规模地使用武力的行动把信息传给了河内，同时又允许他们放弃强硬的立场，而无须承认他们是在我们的军事压力下那样做的。
12月18日早上，在给驻在巴黎的北越人发去的一封电报里我们说，仔细审查了最近几次谈判的记录之后，我们断定他们是在轻率地故意拖延谈判。我们建议恢复11月23日那次会谈后起草的协定原文，再加上一两处事后商妥的更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准备在12月26日以后的任何时间再行会谈，以便缔结协定。
我决定我们也要尽一切努力说服阮文绍，一旦北越人同意恢复谈判，他就必须同我们一起提出一些河内可能愿意接受的合理条件。我们考虑让阿格纽、莱尔德和康纳利担负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是最后我说：“黑格仍然是‘把信带给加西亚’的最合适的人选。”
黑格携带着我至今写给阮文绍的措辞最强硬的一封信，于12月19日抵达西贡。我在信里说：“黑格将军的使命是尽我最后的努力向你指明共同行动的必要性，并转达我的不可改变的意图，即最好是在你的合作下采取行动，但如有必要，美国将单独行动……我已命令黑格将军替我请你答复我这一项绝对不可更改的建议：按照我所批准的路线共同努力寻求一项解决的办法，否则我们就各奔东西。”黑格告诉阮说，信是我亲自口授的，我们政府里的其他人员都没有看到过。阮把信看了两遍，抬起头来说，这显然不是请他为和平而签署一项协定，而是要他为求得美国继续支持南越而签署一项协定。黑格回答说，作为一个军人和一个完全熟悉共产党手段的人，他同意阮的判断。
阮看起来几乎陷入绝望的境地。他争辩说，停火不会持续三个月以上：在最后一个美国人离开之后，共产党人就会恢复他们的游击战。但是，这一次他们会用刀子和刺刀作战，因为他们会谨慎小心，不让美国有充分的理由进行报复。这样，我那关于履行协定条款的保证就永远不会有机会得到考验，而共产党人却可以放手去反对他和他的政府。
这次会晤后阮文绍向新闻记者透露消息说，我们试图强迫他接受一项最后通牒，但是他已经拒绝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震惊。我认为现在我们完全有理由同他决裂，单独和河内媾和。但是我还不愿因为讨厌他而作出任何可能促成共产党人统治南越的事情。
12月20日是对北越实施猛烈轰炸的第三天。90架B-52型飞机分为三批袭击了11个目标，损失了6架飞机。12月21日，30架次B-52型飞机轰炸三个新的目标，损失了两架。
在第一个星期的轰炸期间，我主要关心的倒不是我早就料想到的国内和国际上的一阵尖锐批评，而是B-52轰炸机损失之多。我在12月23日写道：“我关于他们使多架飞机在同一时间飞越同一目标的做法大发雷霆，对他们臭骂一通。所以，在第二天或第三天我们损失五架飞机时，我虽然感觉到失望，却并不惊讶。最后，我们使军方改变了主意。”五角大楼开始把空中袭击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并按照不同的路线进行。这样，敌人就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受到袭击，从而减少了他们击落我方飞机的能力。
12月22日，我们给北越人一封电报，要求在来年1月3日举行一次会谈。如果他们同意，我们就自动在12月31日停止轰炸北纬20度线以北地区，并在会议期间暂停轰炸。
新闻界对12月轰炸的反应是可以料想到的。《华盛顿邮报》发表的社论说，它使千百万美国人“羞愧得无地自容，也使他们对总统的神志是否正常感到怀疑”。约瑟夫·克拉夫特称这次轰炸为“毫无意义的恐怖行动，玷污了美国的声誉”。詹姆斯·赖斯顿称之为“意气用事的战争”，而安东尼·刘易斯则指责我做起事来“像个发了疯的暴君”。在国会里，两党的议员中间也爆发出一阵阵类似的批评。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威廉·萨克斯比说：“尼克松总统在这个问题上好像是失去了理性。”迈克·曼斯菲尔德说，那是“石器时代的战术”。
日记
从另一方面来说，专栏作家和新闻记者在大选期间以及对以往有关越南问题的决定的做法已告失败。
在越南问题上，自由主义左派新闻界的记录也许是我国全部新闻报道史上最不光彩的。我不是指开头就反对这场战争的诚实的和平主义者，而是指报纸、广播和电视界的那么一些人，他们根本不能设想在我领导下的这届政府会体面地实现他们长期以来预料不可能实现的和平。
大选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现在是他们第一次从选举所受的打击中复原和反击的机会。
特别令人高兴的是纳尔逊·洛克菲勒和罗纳德·里根打电话来表示支持。参议员詹姆斯·巴克利同霍华德·贝克、鲍勃·塔夫脱和查克·珀西一样，也支持我。最坚决的支持者之一是约翰·康纳利，他每天都打电话来报告一些正面舆论的新情况。
随着外面的批评增多，白宫内部的压力也加剧了。当我进出行政办公大楼同碰见的人打招呼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紧张情绪。我知道，由于轰炸，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多么不安。我也了解到，由于轰炸，他们有很多人在本来应该是愉快的假日又是多么难以对付他们的朋友甚至他们的亲属。
帕特和我在比斯坎岛度过圣诞节。女儿们不在家，我们俩还是第一次单独过圣诞节。特里西娅和埃德在欧洲旅行，朱莉也到那里去同戴维待在一起。帕特和我当然力劝她们去，但是当我们发现，由于她们不在家，屋子里显得多么空旷寂寞的时候，我们两人又都感到闷闷不乐。我们懂得，如果轰炸不能迫使北越人回到谈判桌上来，那就没法知道越南战争将如何结束或能否结束。每当想到这一点，我们就觉得什么事情都蒙上一层阴影。我在这个假期写了几则日记。
日记
现在是1972年12月24日——比斯坎岛——清晨4点。
在圣诞节前一天的凌晨，除了结束战争这个压倒一切的想法之外，我主要想到的是，我必须消除那种认为总统职位在任何时候都是包袱的念头。实际上，我并不像艾森豪威尔或在某种程度上像约翰逊那样，认为总统职位是包袱、苦事，等等。其实，我认为光荣的职责这个说法形容得最为恰当。
在圣诞节前的今天，由于多数选民授权和我国实力强大，我有机会不仅担任美国的领导，而且在世界舞台上也起领导作用，这是上帝赐给我的极大福祉。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样讲并不确切，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我们的力量更为强大，其原因是我们垄断了原子弹，而欧洲和日本以及中国和苏联都还虚弱。但当时台上还有其他一些世界领袖。今天，除了蒋介石以外，世界大战时的大多数巨头已不在人间。这一方面使我们必须承担巨大的责任，另一方面也给个人带来难得的绝好机会。
从今天起，我要用那样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尽可能以高昂的情绪、极大的干劲和热情，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怀着真正愉快的心情奋起应对这个局面。
我需要上帝的帮助，也需要忠诚的工作人员和家属的帮助。
不消说，我们迫切需要一批新的忠于尼克松的人士，但现在确实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并且我就是存着那种念头来结束这段录音的——在这个新时期里，我要不断提醒自己，牢牢记住总统的光荣职责。
12月24日西贡时间下午6点，我批准的圣诞节24小时停火在越南开始。没有飞机飞行，没有投一颗炸弹。我们整天都处于和平状态。
圣诞节那天，我给全国许多老朋友和支持者打了电话，表示祝贺。
日记
总的说来，圣诞节的电话除了没有过多地谈到轰炸以外，并没有涉及任何重大的或异乎寻常的事情。我猜测，他们都关心新闻界对待轰炸问题的态度。里根提到这件事，指出如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系统也许会被指控为犯了叛国罪。
玛莎·米切尔在我打电话给她时听起来很兴奋，这种情况令人感到鼓舞，因为约翰·米切尔同她一道经受过极大的痛苦，我很高兴她终于恢复过来了。到这里来住两个星期，也许会大大有助于他们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从而使约翰能够在政治上继续发挥作用，因为他是我们整个班子里最聪明、最能干的人之一。
亨利打电话来向我们祝贺圣诞节，但他显然需要乐观一些，对于这一点，我想是完全能够办到的，因为我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不仅是总统，而且还有总统夫人，不可避免地会变得越来越孤独，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不得不依赖越来越少的人，这些人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能够给予鼓舞，纵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另外，还有千百万了解他们并遇有机会愿意帮助他们的人。这不是朋友太多而是朋友确实太少的问题——这个职位不可避免的后果之一。
在这圣诞节日结束的时候，我很感谢马诺洛和芬娜，感谢那些非常好的菲律宾人和工作人员，感谢贝比，感谢朱莉、特里西娅和帕特，感谢所有那些在我女儿远在国外期间陪伴我们的人。
哈里·杜鲁门在圣诞节后的第一天逝世。按照他的遗愿，遗体停放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杜鲁门图书馆，任人凭吊。12月27日，帕特和我飞到那里，向遗体告别，并拜访一下杜鲁门夫人。
工作人员中有些人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要求把圣诞节停火延长几天。可是我完全不能同意。事实上，我亲自下令在12月26日进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轰炸，出动了116架次B-52型飞机，轰炸河内-海防地区的目标。
那天下午，北越人发出第一个信号，表示他们已经吃不消了。我们收到他们的电报，谴责他们所说的“灭绝性的轰炸”，然而他们并未要求停止轰炸作为他们同意举行另一次会谈的先决条件，而按照他们的建议，会谈已写于来年1月8日在巴黎举行。我们回答说，假如基辛格参加的会谈延期到1月8日，我们希望在1月2日先开始技术性谈判。我们主动提出，一旦会谈的议程安排就绪并公开宣布，我们就停止对北纬20度线以北地区的轰炸。12月28日，北越人屈服了，他们同意1月2日和1月8日的两个日期。
12月29日华盛顿时间下午7时，我们暂时停止对北纬20度线以北地区的轰炸。第二天上午，我们宣布巴黎谈判将要恢复，基辛格将在1月8日同黎德寿会谈。
日记
真正的问题是，公众的心目中是否会把今天的宣布解释为我们的一项政策发生作用的结果。新闻界和国会里反对我们的人是不会那么解释的。
我同查克·科尔森仔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又同〔总统特别顾问〕约翰·斯卡利讨论了一番。他们两人都认为新闻界的许多人士将试图提出“为什么需要轰炸”这个问题，甚或会说，由于全世界大声抗议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是被迫恢复谈判的。
亨利总是根据利弊得失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从利弊得失方面来看，现在我们知道实际的情况是敌人异常明显地屈服于我们的条件了。
大多数电视记者和第二天早上的报纸强调要停止轰炸而不是强调要恢复谈判。他们多数人指出，情况还看不清楚究竟恢复谈判是轰炸的结果，抑或停止轰炸是由于敌人同意恢复谈判。没有办法把他们的看法纠正过来，确实令人沮丧。我对科尔森说：“我们只有信任人民，相信他们能够正确判断是非曲直。新闻界当然不会为我们作出中肯的论证。”
帕特和我在戴维营度过一年的最后一天。我在电视上看了印第安人队以26比3战胜了牛仔队。快到半夜的时候，我回顾了一下当天的事情，然后又展望来年。
日记
今天我给所有的工作人员放了假，让马诺洛烹调了几个鸡蛋和咸肉〔作为晚餐〕。我喝了大约半瓶马丁尼酒，后来又喝了些白葡萄酒，吃了鸡蛋和咸肉。
在1972年结束的时候，有很多可喜可贺的事情——中国、苏联、 5月8日和大选的胜利。当然啰，尽管需要轰炸河内-海防地区是去年年底的美中不足之处，我却认为那个决定能使未来的四年比在没有它的情况下有更多的成就。
1973年将是更加美好的一年。
1月2日，我打电话到约翰逊的得克萨斯州的牧场，同他通了话。我们一起回忆了有关杜鲁门的几件往事。他说他不知道能否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纪念仪式，因为他最近观看了得克萨斯州对亚拉巴马州的足球比赛后感到心脏剧痛，医生叮嘱他不要外出旅行。
话题转到越南，约翰逊说：“我知道在战争问题上你经历了多少折磨。我希望你知道我每天都在为你祈祷。”
我对他说：“我知道，当你担任总统时，你力图做你应当做的事，那也就是我正在努力从事的事情。”
不管最后成效如何，我们继续推行对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基辛格去见多勃雷宁，告诉他说：苏联希望实现的事情——解决中东问题、召开欧安会、签订核武器协定——在越南问题解决以前不得不置于次要地位。我写给周恩来一封信，说越南战争阻碍了那种对我们都有好处的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1973年1月2日，即国会正式复会的前一天，众议院民主党秘密会议以154票对75票通过决议：一俟美军安全撤出和我们的战俘获得遣返，就停拨印度支那军事行动的一切经费。两天后，特迪·肯尼迪向参议院民主党秘密会议提出了一项类似的议案，以36票对12票通过。第二天早晨，国会领袖在白宫共进早餐时，气氛很紧张。早餐后我发表了一篇简短演说，解释轰炸的理由，以及我为什么认为那样做是取得协议的唯一途径。我最后说：“诸位先生，如果这些谈判失败，我愿意承担责任。如果成功，那么我们就皆大欢喜。”
我对民主党自由派的行径并不感到惊讶。自从大选以来，我实际上已经不再抱有获得他们支持或合作的任何希望。我看得出来，他们将努力利用越南问题使自己在麦戈文垮台之后团结起来。他们的策略似乎颇为明显：假如我们达成一项协议，他们就会说那是他们逼我停止轰炸并恢复谈判的结果；假如我们达不成协议，他们就会坚决要求按照他们大多数人的一贯主张从越南撤军。
1月6日，在基辛格动身去巴黎之前，他和我在戴维营会晤，讨论他应当采取的谈判策略。在去年12月最后一轮谈判时，他曾谈起我们必须从中作出抉择的两种办法。按照第一种办法，我们将同意根据彼此能够商妥的最好条件立即达成协议。按照第二种办法，我们将同阮文绍决裂，继续进行轰炸，直到北越人同意遣返我们的战俘以换取我们全部撤军时为止。
我决心要使这一轮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并把我的想法充分转达给了基辛格。
日记
我把整个问题概括起来坦率地向基辛格提出。我说，即使我们回到去年10月8日的协议，我们也应当接受，因为我们考虑到许多枝节问题可以得到解决，那时我们就能公开讲我们已经把那个协议作了若干改进。我对他说，按照第一种办法达成的一项不太好的协议，也比结果最理想的第二种办法对我们有利。
他最后改变了自己的主张，赞成上述看法，虽然他相信，根据长远的利益来看，从南越的观点或从我们的观点来看，采取第二种办法也许对我们较为有利。我认为他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就我们目前的情况来说，厌战情绪十分高涨，使我们根本不可能采取第二种办法了。
战争仍旧占用了我们过多的注意力，顾及不到像中东这样的其他国际问题，它也损害了我们同苏联和中国甚至同我们盟国的国际关系。
我把他送到桦舍门口时对他说：“好吧，不管怎样，就这么办吧!”那天夜里，我试着把所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都罗列出来，看看能否找出事情最后发展到什么地步的线索。
日记
第一天也许会使我们了解许多问题。当然，就上周周末来说，敌人很可能要回过头来谈判一项解决的办法。但是，国际上对他们的支持以及国会中民主党人对他们的支持可能会使他们对谈判不太热心，认为可以再拖延下去。
亨利当然要继续摆出采用强硬路线的样子，表明我可能不得不恢复对河内地区的轰炸，尽管我已经告诉过他，就我们内部制订的计划来说，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切实可行的办法。
他认为，我们手里的另一张王牌是扬言要完全撤销协议。他相信河内现在希望达成协议，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南方取得一点立足之地。另一方面，如果美国撒手不管，那就会意想不到地使他们要被迫在南方赢得军事上的胜利。
在整个局面的发展中可以看出一些较小的趋势，那就是关于四个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的技术性谈判在本周已经有些进展，四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留待下周解决。另外，北越人已在南方发动攻势，这一点可能表明他们正在竭力想在停火以前抢占土地、村庄等。
另一个有利的因素是南越人似乎比以前听话一些。我们的情报指出，阮文绍告诉访问的人说，他想要获得的不是签订一纸和平协定，而是美国在协定万一被破坏时保证继续保护南越。不消说，这恰恰就是我在黑格递交给他的信里透露给他的计划。
在12月轰炸及其引起的骚动的紧张日子里，新的水门问题开始显露出来了。12月8日，霍华德·亨特的妻子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命。从那时起，亨特显然郁郁不乐，精神近于崩溃。由于亨特将被判处徒刑，科尔森开始为他担心。
对于白宫工作人员，初次出现了一些毫无根据的、不太明显的、指指戳戳的迹象。我能够觉察出，人们正在变得不安和焦虑。我口述了1月3日的日记。
日记
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是霍尔德曼说起科尔森可能知道水门事件的内情。我不能确实肯定他是否知道。霍尔德曼的理由是科尔森坚持要搞到民主党人企图破坏我们的代表大会等的情报。当然，科尔森可能是一直想要搞到这样的情报，但他也许并不知道别人是用什么方法去搞到这种情报的。根据我同科尔森的谈话，我根本不能相信他会那么愚蠢，以为只要通过窃听手段就能得到对方这样的情报。
三天后，即1月6日星期六，我又写了一则关于这个问题的日记。
日记
科尔森在星期五告诉我，他想尽最大努力使亨特不要乱招乱供，成为刑事案件的证人。在发生了亨特的妻子遇难等的事故之后，我觉得我们完全应该对他表示同情。
科尔森显然认为霍尔德曼或埃利希曼或他们两个人牵连的程度比已经知道的来得深。这当然不过是道听途说。科尔森的论点是，马格鲁德经常喜欢提到一些有名人物以炫耀自己，他在命令水门案件中那些人去偷窃情报时可能提到过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名字。还有，按照科尔森的说法，有几次会显然是在司法部米切尔的办公室里召开的。这似乎很难使我相信，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在竞选运动中往往不像在正常情况下那样明白事理或认真负责。我知道，在很不愉快的上一周里，这对于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来说一定是个沉重的负担，我能看出有什么事情在折磨着他们，但不知是什么事情。
我对这些揣测感到关切，但我认为它们至少一部分是工作人员之间日常怀有敌意的表现，而在科尔森和米切尔之间以及科尔森和埃利希曼之间是长期存在着这样的敌意的。
现在看来很清楚，我当时知道科尔森通过亨特的律师给亨特转达了叫他放心的口信，而亨特就把这个口信当作最后会对他宽大处理的信号。我当时不相信科尔森已经作出任何保证。我现在甚至也不能绝对肯定他没有对其他被告说过叫他们放心的话。我确实记不得是怎么回事，但是就水门事件来说，我已经学会不把话说得太绝对了。不管怎样，当亨特和其他一些人在1月初服罪时，我感到宽慰。我想这可以使我们不致遇到那种由喧闹的公开审判所造成的困难，也不致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弄得心神不宁了。
1月8日星期一，基辛格同黎德寿会谈了四个半小时，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可是基辛格在当天晚上给我的电报里指出，希望共产党人在轰炸后第一天回到谈判桌上来就表示愿意让步或认输，那是不现实的。我自然感到失望，然而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等待和期望。当天夜里，在我60岁生日的前夕，我写下了一些感想。
日记
总的来说，在这一天结束时，我回顾了一下以往十年，认识到如何像1963年1月9日那样似乎到了尽头，后来到了1973年1月9日又怎样彻底发生了转变。正如我给今年只有41岁的科尔森强调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都与精神有关。今晚他显然有点儿意气消沉，可能是由于亨特问题等的关系，不过，在我们谈过话以后，我觉得我已稍稍使他振作了一些。
今天会接到基辛格的报告，他在报告里应该会以某种方式告诉我们在谈判过程中是否有什么突破。
今天早晨，我从报上注意到他们抓住亨利到达时受到冷淡礼遇这一点大做文章。这并不使我感到烦恼，因为到目前为止，每逢他们对亨利的到达反应热烈，谈判就没有进展。也许冷淡的对待反而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1月9日中午时分，霍尔德曼拿着基辛格的电报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来。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道。
“总统先生，我认为你应该亲自看一看这封电报。”他严肃地说。
我接过电报，戴上眼镜，开始念电文：“我们今天的谈判有了一个重要的突破以庆祝总统的生日。总之，我们解决了协定文本中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
基辛格警告我们不要过分乐观：“北越人以往使我们伤心过好几次，在所有的问题敲定之前，我们根本不能认为已经获得成功。但是，谈判的基调和认真态度是去年10月以来我们所见到的最接近于10月的情况。”他最后说，“我们能够达到这个地步，是由于总统坚定不移，以及北越人相信国会或公众的压力不会对总统发生影响。黎德寿一再向我说明这些看法。因此，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必须保持严厉的姿态。稍稍露出一点对和平的渴望都可能是自趋绝境。”
我马上口授了一封复电：
非常感谢你对我生日的祝贺和报告。我完全赞同你的意见，必须对谈判的进展情况绝对保密，一切电文必须“亲启”，直到所有的问题完全敲定为止……
你应该继续持强硬态度，首先是不要让对方用空谈来阻挠谈判的进行。如果对方明天能够遵循你的轨道，不再故态复萌，那么，你今天的行动就是我在60年里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这样的势头继续到第二次会议结束的时候。基辛格报告说，根据目前的进展速度来看，三四天之内就可以缔结协定。
1月11日，基辛格发来电报说：“我们已经起草好协定的全部文本，包括有关签字的条款。”从我入主白宫接受结束越南战争的任务以来，再过几天就满四年了。
基辛格将由巴黎直飞比斯坎岛，以便向我汇报同北越人会谈的进展情况。当这项消息宣布时，人们普遍地推测双方已经缔结了一项协定。离开巴黎之前，基辛格在机场发表简短的声明时脸上绽开他那莫测高深的、严肃的微笑，说会谈是“有益的”。
几小时以后他到了比斯坎岛。我们一直谈到凌晨2点多钟。他描述了错综复杂的谈判过程中所有的紧张场面和戏剧性事件。虽然他由于会谈和长时间飞行感到很疲劳，他仍然表现出他特有的彻底精神和热情。第二天清早，我记下了我们会晤结束的情形。
日记
会晤以后，我送他到汽车跟前。我对他说，全国人民都感激他做出的贡献。我还真不习惯这样公开地赞扬人。一般说来，我在这方面宁可稍微谨慎一些。我想起艾森豪威尔也有这么个特点。另一方面，亨利希望受到赞扬，我这样做是合适的。不料他却回答说，要不是像他所说的我有勇气作出12月18日的困难决定，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1月15日上午10时，我们无限期地停止了对北越的轰炸和布雷，并公布了我们的行动。轰炸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它是成功的，现在可以结束了。对我们大家来说，这是好消息。
日记
宣布以后不久，我叫亨利打电话给帕特，向她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亨利说，在他认识尼克松夫人以来的四年期间，从来没有听见她发出如此兴高采烈的声音——她显然非常高兴。
朱莉正要打电话来。她喜不自禁，情绪很高。她和她妈妈——显然和她一起在房间里——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感到自豪。我回答说，我认为停止轰炸是深得人心的事，还说了些诸如此类的话。她说，不是的，她的意思不是那样。她和她的妈妈引以为傲的是我勇往直前，完成了正义的事业。
我听说迈克·曼斯菲尔德告诉人们，在上周谈判期间，参议院是如何克制和认真负责。我在日记中写道：“饶有趣味的是，曼斯菲尔德居然作出了那样的反应。当然，他们在亨利到巴黎去之前就把他的腿砍掉了。”
当天还可以记下一件气氛很不协调的事情。
日记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停止轰炸北越的消息传出的那一天，水门事件的4个人服了罪。当看到《纽约时报》的大标题“水门事件的密探服罪”时，我心里完全明白，如果新闻界没有另一条盖过这个消息的新闻，他们会干些什么。
关于这方面，还有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新消息。一方面，科尔森告诉我，就亨特案件以及与该案一般有关的情况来说，问题在于任何的招供可能逐渐牵涉到霍尔德曼甚或埃利希曼。另一方面，霍尔德曼告诉我，《时代》杂志和《纽约时报》的揭露将说明那条线是从利迪通到科尔森，再从科尔森通到米切尔的。等到《纽约时报》获得严重警告，指出他们如果采用那条新闻，就会以明显的恶意诽谤罪被控，他们才没有刊载那条消息。
老实说，我根本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也许这样倒好，但我猜想科尔森并不像霍尔德曼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对情况了解得很清楚。
霍尔德曼是否了解情况，我完全不知道，尽管我认为他非常聪明，决不会干出那样愚蠢的事。
十分明显，法官将给予他们最严厉的惩罚。这种情况到了要赦免的时候就会造成很大困难。值得指出的是，给他们提供资金支持的专款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古巴委员会。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就在这个星期，特迪·肯尼迪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我们应当同卡斯特罗恢复关系。除非这些人深切感到麦戈文分子和一般民主党人威胁他们所信仰的制度和思想，否则他们是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的。
我们同北越人就各项条件达成了协议，但我们还必须说服阮文绍跟我们一道签署协定。阮充分利用了去年10月以来的时间，同共产党人相比他的地位较以往牢固得多了。我一向认为，如果我们到了缔结协定的绝对期限，阮的常识和爱国心理——且不说他的生存本能——就会使他和我们走到一起来，因为过了那个期限，国会就会干预，夺走我们进行战争的手段。现在已经到了那个时刻，我对阮的估计将受到考验。基辛格在1月14日回到华盛顿，接着黑格就动身前往西贡。
1月16日上午，黑格会见了阮文绍，把我的信交给他。我在信中说，我已无可更改地决定在1月23日草签协定，27日正式签字。“我决计这么办，”我写道，“如有必要，我就单独签字。”我接着写道：
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将需要公开说明贵国政府阻挠和平。其结果将是美国不可避免地立即停止对南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纵然贵国政府事先进行人事改组也不可能阻止其发生。不过我希望，在我们两国同甘共苦地经过几年的奋战以后，我们能够一起来维护和平、共享和平的利益。
为此，我要向你重申我已向你表达过的保证。在签署协定时我要着重表明，美国承认贵政府为南越唯一合法的政府；我们决不承认任何外国军队有权留在南越领土之内；一旦协定遭到违犯，我们一定要作出强烈的反应。最后，我要强调指出，我将继续对越南共和国的自由和进步承担义务。我坚决打算继续给予全面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有了这封信和这个保证，我觉得我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认为我可以少出一把力。现在要由阮文绍来作出抉择了。
日记
阮文绍的抉择不外乎是他要自取灭亡，还是同意一项既能保全他自己又能拯救其国家的协定。正如他向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说的那样，问题在于究竟他现在要成为拒绝协定的英雄，还是做一位以后能够拯救他的国家的政治家。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然而，我刚刚告诉基辛格，即使阮拒绝协定，我也不相信他会成为英雄，因为南越每周的阵亡人数高达250到300人。我料想他们也厌烦战争，希望实现停火。
显而易见，阮文绍的本性难移，决计耍弄手腕到最后一分钟了。
1月17日第二次会晤时，黑格和阮文绍进行了一次感情激动的短暂交锋。阮交付黑格一封给我的密封信。黑格回到大使馆后把信看了一下。正像他描绘的那样，信的措辞是尖锐强硬的。我马上回复一信，对阮在信中提出的各点一一加以驳斥，并向他指明一个必然得出的结论：“我们面前只有一种选择：在和平时期要不要继续维持我们在战时颇见成效的那种密切的伙伴关系。”
1月18日，华盛顿和河内共同宣布，巴黎谈判将于1月23日复会，“以便完成协定的文本”。到处出现了和平热，新闻记者露出一副蛮有把握的神情干脆说，协定是稳能缔结的了。其实他们当时还不可能知道这样的自信是否有底气。
在我们急切等候西贡方面的进一步消息时，邦克来电说他一直未能同阮文绍约定会见时间，因为阮整天都在忙着参加与他女儿结婚有关的宗教仪式。邦克和黑格都认为阮在拖延时间，目的只是为了表示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认为阮文绍把我1月20日的就职典礼看作他的最后期限。
在此期间，黑格走访了曼谷和汉城。泰国领导人和朴总统不相信北越人打算遵守协定。但是，他们理解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同意公开支持协议，并答应私下敦促阮文绍在协定上签字。
经过最后一次奋力抵抗并在我们之间又交换了一些书信之后，阮文绍终于决定同意这个协定。他瞧着坐在书桌对面的邦克说：“我已尽了我的力量。我已为我的国家作了最大的努力。”即使阮的行为几乎令人难以容忍地感到灰心丧气，我却不得不佩服他的精神。
在进行最后安排的期间，以及在河内公开宣布这一消息而使北越人无法逃避签订协定之前，我们现在只有耐心等待。
1月20日，我作为美国第37任总统宣誓就职，开始我的第二任期。我本来希望我的第二次就职典礼能在和平时期举行。但是，不可避免的拖延再加上公开规定具体日期会带来危险性，把和平协定推迟到就职典礼以后签订。因此，我在就职演说里无法描绘已经实现的和平的幸福，只能形容一种接近实现的和平，谈谈我们可以用什么办法使和平不致成为两次战争之间的插曲。
我相信1月那个寒冷的下午许多听我讲话的人都认为我是在运用传统的就职辞令，因为我说：“我们今天有机会作出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多的事情，来使美国人生活得更加美好——保证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医疗、更好的住房、更好的交通、更为清洁的环境——恢复对法律的尊重，使我们的社会更适宜于居住——并保证每个美国人享有上帝赐予的充分平等机会的权利。”但是我完全相信，有11月选民的授权为我撑腰，有我不顾反对和政治上的代价而继续贯彻初衷的决心为基础，我们是确实能够在我第二届任期内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使美国更接近于实现这些目标的。
这次将是我最后一次的就职演说，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透露一种我希望赋予第二届任期的鼓舞人心的口气。
最后我说：“关于如何利用以后这些年月，我们将对上帝负责、对历史负责、对我们的良心负责。站在这个历史圣地，我不禁想起那些在我之前站在这里的人。我想起他们为造福于美国而抱有的理想，想起他们每一个人怎样认识到，为了使那些理想得以实现，他需要种种远非自己能力所及的帮助。今天我请求你们为我祈祷，希望我在未来的岁月里在为美国作出正确的决断时能够得到上帝的帮助。我也请求你们给予帮助，以便通力合作，不辜负我们的使命……让我们从这里前进，满怀希望，互相信任，以对于创造我们的上帝的信仰为主心骨，为实现他的宗旨而始终努力不懈。”
当天夜里，在前往参加就职典礼舞会之前，我到林肯起居室写下一些回忆和印象，从头一天晚上在肯尼迪中心举行就职典礼的音乐会写起。
日记
迈克·柯布在表演完毕后走上舞台，说总统在给世界带来和平方面做出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这时我以为多半有人要对此嗤之以鼻。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受到了相当热烈的欢呼，这就减少了我去参加就职活动的一种担忧，因为早些时候我曾看到报上有一段消息，说?尤金·奥曼迪的交响乐团里有11名成员要求有权不参加演出，但是尤金坚决不准，命令他们一定要去。当史蒂夫·布尔告诉他说我不准备到台上去，因为从后勤工作角度来看这简直无法安排时，奥曼迪说他本来也只希望请我登台去站在他的身旁，“就是为了让那些左翼的狗崽子瞧瞧这个场面”。他真有勇气。
就职典礼的那天早晨，我起床后在附近跑了500步。这使我有点儿气喘吁吁，但是我认为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典礼时尽量显得精神抖擞一些，那是个好主意。
下楼之前我走进林肯卧室，站在放着解放宣言和我知道原先安放林肯书桌的地方，低了一会儿头表示敬意，祈祷上帝让我能够在事先准备的比较简短的就职演说中给予全国人民一些鼓舞、一些鼓励和一些指导。
在驱车前往国会大厦的那段路上，可以看出以后可能要碰到示威者的迹象。三五成群的人占据着沿途的要冲。帕特和其他一些人没有听到他们喊些什么，可是他们在吼叫着“他-妈-的”等的脏话，真是一群十分凶恶的家伙。
就职典礼按预定时间进行——或许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一次。扩音系统很出色，演说时听不到当场有人提出诘问，虽然当我开始演说时后面较远的地方有几个人喊出一些脏话，接着就平静下去，也许是有人使他们平静下去了。
阿格纽夫人吻了阿格纽——帕特没有吻我。我很高兴她没有那样做。我有时认为这些爱的表现是非常合时宜的，如在选举胜利的那天晚上。但在别的时候，我认为不怎么合适，特别是在这个场合，我确实认为那样做很不合适。
〔在国会大厦的午餐席上〕我多少有点扫兴。我在想，如果这个星期没有在巴黎可能达成协议这样的事态发展，情况会糟得多。但是，它来得不够早，并且我相信它还没有能够达到那种足以使我避免在民意测验方面遭受一些挫折的程度。
就影响我的决策这一点来说，我根本不在乎民意测验说些什么。既然政客们注意民意测验，我才由于它们可能影响我的领导能力而加以关心。
在就职游行过程中，我一直站着。帕特站了1/3的路程，在示威者开始投掷鸡蛋和碎石片时，特工人员请她坐下，她拒绝了。她这样做是绝对正确的。突然发生了意外的事故，一个示威者窜出来袭击汽车，特工人员像闪电一般猛扑过去，把他摔倒。
我觉得这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就职舞会了。我根本想象不到人们会花那么多钱去站在那一大群人的中间。从马萨诸塞州来的一个姑娘简直像是歇斯底里病发作，她哭喊着：“我是多么爱你和尊敬你啊!”即使我们正想退场，我还是同她跳了几分钟舞。帕特比我注意这些事。她说那个姑娘穿着一件相当朴素的长袍，可能还是自己缝制的。为了到这里来，她可能花了不少钱。无论如何，这次跳舞成为那天晚上轰动一时的大事。后到的人们说，那些姑娘甚至还有一些小伙子都在流泪，因为我们曾经这样亲密地同他们混在一起。
显然，我们必须使人们更多地理解罗西特所说的“和蔼可亲”。一方面，我的工作人员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不得不当众尽量做一些表示这种感情的事情。另一方面，你不能做得太过分。
在等待1月23日的到来和越南战争宣告结束时，时间过得很慢。1月22日黄昏时分，当我们的等待尚无结果时，林登·约翰逊去世了。
日记
我相信，由于他的逝世，人们也会像在杜鲁门逝世时一样，重新评价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尽管他离职至今年数不算很多，并且当前存在着许多使国家陷入分裂的仇恨，因而对他的重新评价当然不会是很充分的。
约翰逊的不幸在于，一方面，他逝世以前没有能够看到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由于我们在越南赢得体面的和平而真正被确定下来。另一方面，他的家属是会看到的，这一点当然十分重要，并且我相信他是了解的。
当我想到1968年年初约翰逊在民意测验中声望下降的原因以及其他事项时，我也有过有趣的想法。当时的情况是他确实把自己孤立起来——在公众面前不再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他没有鼓动公众来支持他的政策。事实上，他似乎是在躲避他们。正是由于我发表了11月3日的演说，我们才真正获得了公众对争取体面和平的某种支持。约翰逊放弃了这一阵地，因此他最终失败并被赶下台来。
我认为林登·约翰逊是在身心方面受到有形无形的创伤而含恨去世的。他是一个颇有才干和自视颇高的人。他拼命想要做个伟大的总统，并且认为可以做到。他激励自己努力工作，力求超过他的前任。
在1968年获选之后，我在约翰逊的晚年看到了有些人所描述的他性格上的“较好一面”。他文质彬彬，通常谈吐温和，各方面都考虑得非常周到。他不再是他早年生活中那种竭力钻营、锐意进取的政客或擅长党派斗争的人物了。
约翰逊主要是希望博取人们的欢心——不仅想赢得每个美国人的赞许，还想赢得每个美国人的钟爱。他那许多夸张的辞令和很多对内的政策都出于这种追求人们赞赏的迫切心情。约翰逊本来应该以其稳健保守派的天性作为行动的指南，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在美国深深陷入一场费用浩大的战争时就不至于还去执行那些开支庞大的计划了。大炮和黄油兼顾的政策只能在很短期间发生作用。我认为约翰逊开始了解这个道理时已经太迟了，因为在我第一任的四年中，我想不起他在什么时候曾敦促我推行他的任何“伟大社会”计划。
约翰逊在1964年竞选时的口号是“全力支持约翰逊”。然而他发现，就新闻界的自由主义分子和他本党的左翼分子来说，要么是全力支持，要么是根本不予支持。他们为他开明的国内计划喝彩，他们称赞他的伟大社会纲领。但是当他不肯听从他们所提出的美国军队撤出越南的要求时，他辛辛苦苦造成的舆论土崩瓦解了。他们突然凶猛地恶毒攻击他，使他非常懊丧和痛心。他曾迎合他们的需要，几乎有求必应，可是再也不能够把他们争取过来。
他们对于约翰逊越南政策的仇恨程度，可以从反战示威者齐声喊叫的“嗨，嗨，约翰逊，你今天杀了多少年轻人?”这支坏透的、浅薄的小调中体会到。这首先使他灰心，然后使他幻想破灭，最后毁灭了他。同赫伯特·胡佛一样，倒霉的是，他也是在时运不佳的时候当上总统的。他在和平时期也许会成为一位了不起的总统，但是在国外战争和国内冲击夹攻的局面下，他实在忍受不了。
在我担任总统期间，我和约翰逊经常保持联系，或是直接，或是通过共同的朋友。在他回到得克萨斯州以后，他忙于准备写回忆录——一项从中得不到乐趣的计划。同时他还忙于准备建立总统图书馆——他倒从中得到很大的满足。他有夫人以及包括孙儿孙女在内的家属，还有他所喜爱的得克萨斯州土地。然而他仍旧渴望得到人民的赞许和钟爱，而这些仍旧是他可望而不可即的。他特别能够理解一些我所经历的事情，主要是在越南问题上同国会和新闻界打交道的经历，因此我们变得相当亲密。我很高兴他没有支持麦戈文，然而我觉得不幸的是他的党对他太不公平了。我在1972年10月初写了一则日记，多少表达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日记
约翰逊曾经告诉博比·贝克，他觉得自己只有两三个月可活了。他应该动一次手术，可是他怕割掉一部分大肠的手术——他多年来患了肠憩室病——对他的心脏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在受到别人的批评，说他头发太长之后，他显然最后理了发。对于人们从个人的角度来批评他，他是极其敏感的。据博比·贝克反映，他说尼克松总统可能是历史上最好的总统。这是不是他的真实看法，无关宏旨。他往往情不自禁地显得很激动。他一定万分灰心丧气，因为他自视颇高，而他的党现在却对他置之不顾。他无论如何不希望麦戈文当选，但是他当然认为他不能离开自己的党。正如他所说的，他一直在民主党的奶头上吮吸了好多年，现在不能舍弃，即使这头可怜的乳牛吃得太差，乳汁可能有点发酸。
几星期以前，我记录了罗杰斯·莫顿转给我的约翰逊的来信。
日记
莫顿和约翰逊通过电话。他说约翰逊似乎正处于一种心理状态，担心他要再住进医院去动大手术，并且觉得末日即将来临。他说他以非常伤感的语调结束了谈话，说道：“请你告诉总统，我爱他。”这当然是约翰逊情绪剧烈波动时典型的表现，但他是在很大程度上受感情而不是受理智支配的人。
在举行约翰逊的葬礼后一星期，我弄清楚了他逝世以来一直使我迷惑不解的一个问题。
日记
我有一份有趣的小小的历史记录。我向基辛格问起约翰逊是否确实知道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除了我在2日打给他的电话之外，霍尔德曼在15日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们已经停止轰炸。约翰逊回答说：“哦，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霍尔德曼曾提到谈判中取得了突破。基辛格在同一天还给他送去了有关和平协议的一些文件。所以在逝世以前，他确实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
1月23日晚上10点钟，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宣布我们已经在巴黎达成协议，越南将于1月27日开始停火。
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广播之后回到住所。当我走进日光浴室时，帕特走过来搂住我。朱莉、特里西娅和埃德都在那里，我们坐下来谈论我的声明怎样正式表明美国12年来终于第一次处于和平状态。我到林肯起居室独自吃了一点东西。我放了几张唱片，坐在椅子上瞧着炉火。我曾特别吩咐回绝一切电话。上床之前我写了一张简单的便条。
亲爱的伯德夫人：
我但愿林登还活着，能够听到我今晚宣布越南和平协议的消息。
我知道，由于坚决主张争取体面的和平，他忍受了什么样的辱骂——特别是来自他本党的党员。
既然我们已经达成这样的协议，我们就要竭尽全力使和平持续下去，只有这样，他和其他为了这一事业献出生命的勇士才不致白白牺牲。
1月25日，我同基辛格见面。
日记
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壁炉前面，我和基辛格愉快地谈了一次话。我对他说，他干得出色极了。
他跟我谈起他的女儿，说有人在坎布里奇劝她在反对轰炸的一个决议上签名。他说，那些人企图胁迫一个13岁的孩子参加，真是十分阴险。
当时他似乎相信，他应该找朋友们谈谈，而不应该想法迎合敌人。我对他说，一方面，我不希望我们对敌人怀有仇恨或那一类的感情。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那是我们在去年12月作出的异常困难的决定所指的事情之一——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敌人已经原形毕露。他们感到不安、苦恼和灰心丧气，因为我们胜利了。现在，我们必须开始友好地对待那些愿意让我们喘口气去书写历史的人士。
1月27日午夜，停火生效，杀戮停止了——至少暂时是如此。我一向希望在战争最后结束时我会感到无限宽慰和满意，但是我也有一种意外的悲哀、忧虑和急躁感。我感到悲哀，因为林登·约翰逊没有多活几天和我共度这一重要时刻，接受我对他的颂扬。我感到忧虑，因为我对协定的脆弱性或共产党人签订协定的真正动机不抱幻想。我感到急躁，因为我深深地意识到我们有很多事情都是由于战争而被耽误或推迟了。
1月28日，我召开了一次内阁特别会议。在谈到约翰逊逝世的问题时我说，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我们没有一位在世的前任总统。我略谈了一些前任总统去世时的年龄。“西奥多·罗斯福61岁，”我说，“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时只有62或63岁。柯立芝61岁。事实上，60几岁好像是危险的年龄!在这方面，我自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地方。要发生的事，迟早会发生的。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必须把每一天当作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所以我们大家必须使每天都有价值，每天都有成绩。”
接着我把霍尔德曼给我定做的一些活页皮夹子递给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个夹子里有一份大型案头日历，包括1973年1月20日到1977年1月20日的四年日期。在每个日期旁边印有本届政府剩下的天数。
每一份日历前面都印有我写的一段特别题词：
历史的每一刹那都转瞬即逝、非常宝贵、极不平常。从今天开始的总统任期共有1461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每一天对美国来说都可以成为增强力量的一天，更新的一天；每一天都能增加美国经验的深度与广度。
摆在我们前面的1461天只是滔滔不绝的历史长流的很短一段。让我们充分地利用这些日子，为达到这些目标而不停顿地工作吧。
如果我们共同努力，如果我们尽量利用这些日子给我们提供的挑战和机会，它们就会凸显出来成为美国的伟大日子，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时刻。
理查德·尼克松
1973年1月20日于华盛顿
* * *
【注释】
[1] 曼哈顿计划是1942年8月美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译者注
[2] 这是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和小品文作家罗伯特·史蒂文森（1850—1894）写的中篇小说，描写一个白天为绅士、夜晚是恶棍的双重性格的人。——译者注
[3] 彭德格斯特，堪萨斯市民主党组织领袖，1939年因犯逃税罪下台。他的组织曾帮助杜鲁门获得密苏里州的很多职务。——译者注
[4] 伯奇分子——美国极右组织约翰·伯奇协会的成员。——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