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显然没有任何结果

大西洋上空有一个低压槽,它向东移动,和笼罩在俄罗斯上空的高压槽相汇合,还看不出有向北移避开这个高压槽的迹象。等温线和等夏温线对此负有责任。空气温度与年平均温度,与最冷月份和最热月份的温度以及与周期不定的月气温变动处于一种有序的关系之中。太阳、月亮的升起和下落,月亮、金星、土星环的亮度变化以及许多别的重要现象都与天文年鉴里的预言相吻合。空气里的水蒸气达到最高膨胀力,空气的湿度是低的。一句话,这句话颇能说明实际情况,尽管有一些不时髦:这是一九一三年八月里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汽车从狭窄、深邃的街道急速驶进明亮、平坦的场所。片片纤云给步行者送来阴影。速度表上的指针有力地晃动,后来在经过不多几次振荡后便又恢复其均匀的跳动。成百个声音被缠绕成一种金属丝般的噪声,个别极高的声音从这个噪声里突显出来,沿着其劲头十足的边缘伸展出来并重新舒平,清晰的声音从噪声分裂出来并渐渐消逝。虽然这个噪声的特征难以描绘,但从这个噪声上,一个数年不在此地的人闭上眼睛也能听得出,他是置身在帝国首都维也纳了。城市和人一样都可以从其步态上分辨出来。一睁开眼睛,他就会从街上运动行进的方式上看出这同样的结果,远比他通过某一个有特色的细节发现这一情况要早得多。如果他只不过是自以为有这个能力,这也没什么关系。对于人们自知置身于何地这个问题的过高估计源出于游牧时代,那时人们必须记住饲料场。也许重要的是要知道为什么人们碰上一个红鼻子便笼笼统统地满足于晓得这鼻子是红的,而从不过问这鼻子是哪种特殊的红色,虽然这完全可以用微毫米波长表述出来;而人们若遇到某些一如逗留于一座城市这样错综复杂得多的事情,则总想完全精确地知道这是哪座特殊的城市。这转移了对更重要的事情的注意力。

所以还是不要特别注重这城市的名字吧。和所有的大城市一样,它也由不规则、更替、预先滑动、跟不上步伐、事物和事件的碰撞、穿插于其间的深不可测的寂静点,由道路和没有被开出的道路,由一种大的有节奏的搏动和全部节奏的永远的不和谐和相互位移组成,并且总的说来像一个存放在容器里的沸腾的水泡,那容器由房屋、法律、规定和历史沉积的经久的材料组成。两个人在这座城市里顺着一条宽阔、繁华的大街向上走去,他们自然丝毫没有这样的印象。他们显然属于一个特权阶层,衣着考究,举止和相互谈话的方式优雅,身穿的内衣上意义深远地绣着他们姓名的首字母,并且同样地,在他们意识的精致内衣上,他们知道他们是谁,知道他们置身在一个大都会的广场上。假定他们叫阿恩海姆和埃尔梅琳达·图齐,可这不对呀,因为图齐夫人正在她丈夫陪同下在巴特奥塞度假,阿恩海姆博士则还在伊斯坦布尔,所以人们猜不透他们是谁。生性活跃的人经常会在街上感觉到这样的谜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谜团常以这样的方式解开:人们会忘记他们,如果不能在此后的五十步内回忆起曾在哪儿见过这两个人的话。如今这两个人突然停住脚步,因为他们发现前方聚集起了一堆人,先前的一个瞬间出了什么乱子,一种横向的骚动;什么东西一旋转,滑向一边,现在看出来了,那是一辆载货很重、突然刹车的载重卡车,它和一辆自行车一道,搁浅在人行道的镶边石上了。顿时人群就像蜜蜂附着在蜂房出入口四周那样附着在这一小块地方的四周,他们把这块地方团团围住。从车上下来后,那位司机便站在人群中间,脸色像包装纸一样灰白,打着粗重的手势解释事故的经过。刚刚来到的人们盯住他,随后便小心翼翼低垂头朝这窟窿的纵深望去,看到人们已经在那儿把一个像死人般躺着的男子安放在人行道边上。他是由于自己不小心才出事的,大家普遍这样认为。人们交替着在他身旁跪下,和他搭讪着什么;人们打开他的上衣,又给他系上,人们试图扶起他来或相反,让他重新躺下;其实人们做这些不为别的,就为度过救护队派来负责的专门救护人员赶到之前的这段时光。

那位女士和她的陪同者也已走近过来并从头顶和弯下的后背的上方看了看在那儿躺着的那个人。然后他们退回,迟疑着。女士觉得心窝里有某种不舒服的感觉,她有权认为这种感觉是同情;那是一种拿不定主意的、折磨人的感觉。男士在沉默片刻后对她说:“这里用的重型载重卡车制动距离太长。”女士听了这话感到宽心并投以关切的一瞥以示感谢。她大概已经听过几次这句话,但是她不知道制动距离是什么,并且也不想知道;她满足了,这个可怕的事件反正会处理好的,而且会变成一个不再与她直接相干的技术问题。现在人们也已经听见一辆救护车的喇叭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这辆救护车的快速到达令所有等候的人们感到满意。这些社会公益机构值得钦佩。人们把出事的人抬上担架并把他连着担架一起推进救护车。穿统一制服的男人在他四周照看他,一眼可以望到底的救护车内部看上去像一间病房那样干净和井然有序。人们几乎带着这样合理的印象离去:发生了一件合法的、按照规章制度办的事件。“按照美国的统计数字,”男士这样说道,“那里每年因汽车致死十九万人,致伤四十五万人。”

“您认为他死了吗?”他的同伴问,她还一直有一种没有什么道理的感觉,好像经历了什么特殊的事。

“我希望,他活着,”男士回答,“人们抬他进车的时候,情况看上去完全就是这样。”

二 没有个性的人的房屋和寓所

发生了这起小小事故的那条街属于那些长长的、迂回曲折的交通要道之一,这些街道从市中心四散辐射出去,通过外侧各市区并进入各郊区。这一对高雅的男女若顺着那条街继续朝前走一会儿,就会看到某种准保会中他们的意的东西。那是一座部分还保存完好的十八世纪或甚至十七世纪建成的花园,倘若人们从它那锻钢栅栏旁边走过,那么人们就会透过树林,看到在精心修剪过的草坪上有某种宛如一座短窗扇的小宫殿般的建筑,一座过去年代里的狩猎或风月小行宫。准确地说,它的拱形主体始建于十七世纪,公园和上部结构则是十八世纪的建筑风貌,正面在十九世纪修缮过并且已经有些毁坏,所以这整个儿给人一种有些被搞模糊了的感觉,就像重叠拍摄的照片;但它却会使人不容置疑地站住脚并说“啊”。当这座白色、低矮、漂亮的小宫殿打开它的窗户,人们就会看见一所雅致、安静的学者寓所内部沿墙摆着的书柜。

这个寓所和这幢房子是没有个性的人的。

他站在一扇窗户的后面,透过花园空气的嫩绿滤色镜望着那带褐色的街道,十分钟来一直对着表在数小卧车、汽车、电车和行人那被距离冲洗得模糊不清的面孔,它们快速旋转着进入他的视野;他估算着从一旁移动过去的群体的速度、角度、活力,它们像闪电一样快地把视线吸引、抓住、松开,它们在一段没有尺度可以衡量的时间里强迫注意力抵制,扯断,跳向下一个目标并全力以赴追踪它;简短说,他在头脑里盘算了一会儿之后,便笑着把表塞进口袋并断定自己是干了傻事。若是人们可以测量注意力的跳跃,可以测量眼部肌肉的功能、心灵的摆动和一个人为了在街道的流动中直起身子来而必须付出的种种辛劳,那么也许会出现——他曾这样想过,并像玩耍似的试图计算出这不可能计算出来的东西——一个数值,与这个数值相比,地图册为托起世界所需要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就可以估计出今天一个人什么事也不干就可以做出多么巨大的成绩来。

因为没有个性的人眼下便是一个这样的人。

是一个干事的人吗?

“人们可以从中得出两个结论。”他暗自思忖。

一个平平静静行走了一整天的人,他的肌肉功效比一个一天把一个很重的杠铃举起来一次的运动员大得多;这已经在生理学上得到了证实,所以日常平凡的小成绩因其社会总量并因其适宜于这个总和大概也比英雄行为将多得多的能量投入这个世界;是呀,英雄的业绩简直显得微不足道,像一粒沙子,被人怀着巨大的幻想放到一座山上。这个想法颇中他的意。

但是必须补充说明,这个想法之所以中他的意,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市民生活;相反,他只不过是爱给自己那以往曾经不同于此的爱好制造点麻烦罢了。也许恰恰正是那市侩,使他预感到一个崭新的、集体的、似蚁类的英雄主义即将开始?人们将会称之为合理的英雄主义并觉得这很美好。这种事今天谁会知道?!但这样的没有得到答复的极重要的问题当时有成百个。它们正在酝酿之中,它们让人坐立不安。时光在移动。当初还没出生的人不会愿意相信这一点,但当初时光就已移动得像一头骑乘的骆驼那样快;并非现在才如此。人们仅仅是不知道移向何方而已。人们也不太会区分什么是上和下,什么是前进什么是后退。“人们想干啥就能干啥,”没有个性的人耸耸肩膀心想,“在这团杂乱粘连在一起的力量中这根本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他像一个学会了放弃的人那样,甚至简直是像一个惧怕任何强烈碰触的病人那样转过身去,当他迈步走进毗邻的穿衣间、从挂在那儿的拳击球旁经过,他极快速、极猛烈地一击那个球,一个人怀着顺服的心境或处在虚弱的状态一般是不会做出这样的动作来的。

三 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也有一个有个性的父亲

没有个性的人一些时候以前从国外回来时,其实只是出于任性和讨厌寻常的寓所才租了这座小宫殿,它曾是坐落在城外的一座避暑别墅,当这座大城市越出它向外扩展,它便失去了预定的用途,最后竟无非只是一块被闲置着等待地价上涨的地皮而已,没有人在这里居住。所以租金是低的,但是为了将一切重新修缮好并使之符合现代生活的要求,却出乎意料地花去了许多的钱;这变成了一桩冒险活动,其结果就是他被迫去向他父亲求援,这对他来说可不是件舒服的事,因为他喜爱自己的独立性。他三十二岁,他父亲六十九岁。

老先生惊愕了。倒不是因为这突然袭击,虽然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因为他讨厌做事欠考虑;也不是因为他不得不提供援助款,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他赞同自己的儿子对家庭生活和自己的条理显示出了一种需求。但是占有这样一幢房屋——即便只用了指小词——人们还是不得不把它说成一座宫殿嘛,这伤害了他的感情,使他感到害怕,觉得这是一种预兆不祥的无理要求。

他自己是从在上层贵族家庭里当家庭教师开始的;当过大学生,接下去还当过年轻的律师助理并且毫无困难,因为他父亲就已经是一个富有的人。当后来他当上了大学讲师和教授,他却觉得自己因此而得到了报酬,因为对这些关系的悉心维护如今使他渐渐擢升为几乎是他家乡的全体封建贵族的法律顾问,尽管他如今实在是不再需要一份兼职。是的,在他自己凭本事挣得的财产与儿子早逝的母亲结婚时从一个莱茵地区工业家家庭带来的嫁妆旗鼓相当之后很久,这些在青年时代获得并在成年时期得到加强的关系也没有冷落下来。虽然这位声誉鹊起的学者如今不再过问真正的法律事务,只是偶或还从事高报酬的鉴定活动,然而所有涉及他的前保护人圈里的事件仍还由他自己亲手仔细记录在案,极准确地传至儿孙辈,没有哪次嘉奖,没有哪个婚礼,没有哪个生日或命名日会不发去一份信函,怀着细腻地搀和着恭敬和共同纪念的感情向收信人表示祝贺。随即每一回都会同样准时地寄来简短的回信,向这位亲爱的朋友和受人尊敬的学者表示感谢。就这样,他的儿子从青年时代起便领教到了这种高贵的禀赋,这种禀赋带有一种几乎无意识、但却有把握地权衡着轻重的高傲,它恰好正确地测定一种亲善的尺度,而一个无论如何总算是属于精神贵族的人对马匹、耕地和传统的拥有者们的这种低三下四的态度则曾一直引起他的兴趣。但并不是工于计算使他的父亲对此不敏感了;他完全是出于天然本能用这样的方式为自己安排下了一个锦绣前程,他不仅当上了教授、成为各学会和许多学术的和国家的委员会的成员,而且也当上了骑士、骑士团首领,甚至还成了高级骑士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最后国王陛下竟提升他进入世袭的贵族阶级并且在这之前就已经任命他为上院议员。在那里,这位受表彰的人加入了自由思想的资产阶级的一翼,这一翼有时与高级贵族对立,但是颇为奇特的是,他的贵族保护人里竟没有一个因此而见怪或哪怕只是对此感到惊讶的;人们从来也没有把他看作别的什么,只把他看作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英才。老先生积极参与立法的专门工作,甚至当一次势均力敌的表决中他站在资产阶级的一边,另一边的人也没有对此感到恼怒,而是反倒觉得他没受到邀请。他当时在政治上所做的无非是尽了自己的职责罢了,无非就是把一种卓越的、有时起着温和改良作用的知识和这样的印象结合在一起: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对他个人的忠诚坚信不疑;据他儿子声称,他便是这样没做根本的变动就从家庭教师升迁至上院议员的。

当他得知租宫殿这档子事,便觉得这侵犯了一个法律上未经划定、但却因此越加应该受到尊重的界线,于是他责备他的儿子,这些责备比他在迄今各时期已经向他所进行过的众多责备更严厉,甚至听起来简直像是预言险恶的结果,这种结果已经露出端倪。他生活的基本情感受到了伤害。像在许多有所作为的人物身上那样,他的这种基本情感毫无利己的打算,由对几乎可以说是普遍和超个人功用的东西的一种深切的爱所组成,换句话说,由一种对构成人们利益基础的东西的真诚敬重所组成。人们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要谋取利益,而是由于更一般的原因。这具有重要意义;连一条纯种的狗也在餐桌下寻找自己的位置,不受脚踢的干扰,并不是出于卑贱的狗性,而是出于依恋和忠诚,而那些工于计算的人在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功还不及有着适当混合情感的人的一半,这些人对给他们带来利益的人和关系确实能够深切感受得到。

四 如果有现实感,那就一定也有虚拟感

如果人们正经八百从开启的门里进来,就必须尊重门有一个结实的门框这个事实:老教授过日子一直遵循着的这个原则简简单单是一个现实感要求。但是如果有现实感,那么就没有人会怀疑它有其存在的理由,而且一定也会有某种人们可以称之为虚拟感的东西。

谁有了它,就不会说:这里已经发生、将会发生、必定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而是虚设:这里可能、也许、一定会发生。如果人们向他解释什么事,说是这么一回事,他就会想:唔,事情也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不妨把虚拟感说成是一种能力,能够料想得到一切可能会发生的事物,能够不把存在的事物看得比不存在的事物更重要。人们看到,这样的创造性资质的作用可能是值得注意的,可惜它们往往让人类所赞赏的东西显得虚假并让人类所禁止的东西显得是被允许的,或者大概也会让二者都显得无关紧要。据人们所说,这样的虚拟人物生活在一片轻柔的织物,一片雾气、想象、幻想和虚拟的织物之中;人们着重让有这种爱好的孩子们戒除它并当着他们的面称这样的人为空想家、梦想家、懦夫和自以为是或爱挑剔的人。

倘若人们愿意称赞他们,便也称这些傻瓜为理想主义者,但是所有这一切显然只包括这些人中的弱者,这部分人不能领悟现实或者在缺乏现实感确实意味着一种缺陷的时候苦恼地躲避它。然而,这种虚拟的东西不仅包括了神经虚弱的人的梦,也包括了还没萌生出来的上帝的愿望。一桩虚拟的经历或一桩虚拟的实情不等于现实的经历和现实的真实,更不等于现实存在的价值,而是,至少按照它们的追随者的观点来说,包含着某种很有神性的东西,一团火,一次飞翔,一个建筑意愿和一种有意识的不害怕现实、但却把现实当作任务和虚构对待的空想主义。说到底,地球根本就不古老,看来还从不曾处于这种幸福喜悦的状态。如果人们想不费什么力气就把持现实感的和虚拟感的人加以区别,那么,只需想想某一笔款项便可。譬如一千马克包含的种种虚拟性,不管人们拥有还是不拥有它,这一千马克毫无疑问是包含着的;某甲或某乙拥有这笔钱,这个事实就像不会给一朵玫瑰和一个女人添上什么一样,也不会给这笔钱添上什么的。但是,现实主义者们这样说道,一个傻瓜把这笔钱塞进袜子里,而一个聪明人则用它们创造出价值来;甚至连一个女人的美丽容貌也不可否认地会让她所拥有的东西添上或拿走点什么。这是现实,它唤醒种种可能性,没有什么比否认这一点更错误的了。尽管如此,在总量上或平均而言,仍将是那些同样的可能性在重复出现,直至一个人到来,对于此人来说一桩现实的事情比一桩想象的事情更具有重要性。是他,是他才使这些新的可能性有了自己的意义和使命,他在唤醒这些可能性。

但一个这样的人并不是绝对明确的。只要他的思想不是凭空幻想,这些思想就无非只是还没产生出来的现实,所以他自然也有现实感;但是这是一种对虚拟的现实的感觉,比大多数人特有的那种对其现实的可能性的感觉达到目的的速度要慢得多。他似乎是要森林,而别人是要树木;森林,这是某种难以表述的东西,而树木则是一定数量、一定质量的实积立方米的木材。或者我们不妨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述,那个有寻常现实感的人像一条鱼,它咬钓钩,没看见那根线,而那个有那种人们称之为虚拟感的现实感的人则从水里把一根线拉起来而浑然不知线上是否有钓饵。与对咬钓饵的生命极端冷漠和态度相对应的,是他有着做出十分古怪的事情来的危险。一个不讲实际的人——他不仅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他也就是这样的人——在与人的交往中仍然是不可靠和难以捉摸的。他会做出某些行动来,这些行动于他具有某种不同于别人的含义,但一旦事情可以总括为一个异乎寻常的思想,便又会使他对一切感到放心。此外,今天他还离前后一致性远着呢。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他会觉得一桩使别人受损的罪行仅仅是一种责任不在罪犯而在社会机制的社会性失误。而他是否会觉得自己挨着的一记耳光是一种社会耻辱或至少像被狗咬了那样不带个人特色,那是成问题的;也许他会先回报人家一记耳光,然后便认为自己本不该这样做。再者,如果人们夺走他的情人,那么到今天他还不能完全撇开这个事件的现实,并用一种使人惊异的新的情感来补偿自己。这种发展眼下正在进行之中,对个人既意味着一种弱点也意味着一种力量。

由于个性的拥有以对现实存在的某种乐趣为前提,这就让人预见到,某个对自己也不抱有现实感的人会突然遭遇到这样的事:有一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

五 乌尔里希

这里所讲述的没有个性的人叫乌尔里希,而乌尔里希——对一个才这么初识一面的人一个劲儿称呼其教名,这是不令人愉快的!但是顾及他的父亲,我们应该把他的姓氏隐去——刚到青春期就在一篇课堂作文里对自己的品性进行了头一次检验,那篇作文要求论述爱国主义思想。爱国主义在奥地利是一个完全特殊的题目。因为德国人的子孙简直是在学习蔑视奥地利人子孙的战争,人们教导他们说,奥地利孩子是神经衰弱的浪荡子们的孙子,一旦一个蓄着一大把络腮胡子的德国后备军士兵朝他们走去,他们便会成千成百地一哄而逃。那些也曾常常得胜的法国、俄国和英国子孙们把角色互换并作些合意的改动,学习着完全同样的东西。如今,孩子们是爱吹牛的人,喜欢玩强盗和警察游戏并随时准备把某某大街的某某家族——如果他们偶然属于这个家族的话——看作是世界上最大的家族。所以他们是容易被争取过来赞成爱国主义的。但在奥地利情况有一点复杂。因为奥地利人在其历史上的所有战争中虽然也胜利了,但在大多数此类战争之后他们都不得不割让点什么。这发人深省,乌尔里希在他的论述爱祖国的文章里写道,一个严肃的爱祖国的人从来也不会觉得自己的祖国十全十美;他突然一闪念,觉得这个念头特别精彩,虽然他只是迷惑于它的光彩并非看到了其中的真谛,他还给这句可疑的话添上第二句话:也许上帝也最喜欢用虚拟语气谈论自己的世界(这里有人可能会反对),因为上帝创造世界并暗想:这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嘛。他曾对这句话感到很骄傲,但是他也许没有把自己的意思表述得十分清楚,因为这句话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差点儿没有把他从学校里撵出去,尽管人们下不了决心,因为决断不了他的这句放肆的话应该被理解为亵渎祖国还是亵渎上帝。当初他在特蕾西亚骑士学院高级文理中学就读,这是一所向国家输送栋梁人才的学校,他的父亲对自己不肖儿让自己丢人现眼大为恼火,便将乌尔里希送到国外,送进一所小规模的比利时寄宿学校,这所学校在一座不知名的小城市里,由于经营管理得聪明得法,它只收取廉价的学费,却照样吸引大批行为失常的学生来就读。乌尔里希在那儿学习用国际的眼光扩大他对别人的理想的藐视。

斗转星移,自那以后已经过去了十六或十七个年头。乌尔里希既不后悔这些岁月,也不为它们而感到自豪,他在自己生命的第三十二个年头上简直是在惊讶地回顾它们。这期间他去过这里、到过那儿,有时也在家乡待过短时间,到处都曾做过有价值的事和无用的事。已经暗示过他是数学家,对此还不需要再多说什么,因为如果人们不是为钱而是出于爱好而从事一门职业,那么在从事每一门职业时都会出现一个瞬间,在这个瞬间增长的岁月似乎导致虚无。在这个瞬间已经持续了较长时间之后,乌尔里希回忆起,人们认为家乡有一种使思索生根并有坚实基础的神秘能力,他怀着一个漫游人的情感在家乡住了下来,这个漫游人要永远地坐到一张长椅上去,虽然他预感到他将会立刻又站起来。

当他像《圣经》上所说的安排自己的家事时,获得了一个其实是一心期盼着的经验。他已经使自己处于愉快的境地,他必须从零开始任意重新安排他那荒废的小小产业。从风格纯洁的复制到彻底的严酷无情,全部原则都可供他调遣使用,从亚述人到立体派的各种风格全都呈现在他的面前。他该选择什么呢?现代人生在医院里、死在医院里:所以他也应该像在一座医院里那样居住!这个要求是一位有影响的建筑艺术家提出来的,而另一位内装修改革家则要求住房采用可移动墙,理由是人必须学会信任别人、与别人生活在一起,不可以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当初一个新时代恰好已经开始(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开始),而一个新时代就需要一种新风格。令乌尔里希感到庆幸的是,这幢宫殿式小房子,如他所发现的,已经拥有三种重叠在一起的风格,致使人们确实不能一切均按所要求的去规划;尽管如此,他还是感觉受到可以为自己布置一所房屋这一责任的巨大激励,而他一再在文艺刊物上读到的“告诉我你如何居住,我就告诉你你是谁”这句唬人的话则悬浮在他头顶上。在深入研读了这些刊物之后他决定宁可自己来掌管自己个性的发展,顿时便亲自动手设计起未来的家具来。但是当他刚刚设想好了一种粗重硕大的印象款式,便突然想起,人们完全可以用技术型的细长有力的实用款式去取代它嘛;当他起草一种细小的钢筋混凝土模式时,又回想起一个十三岁女孩子的瘦小的形体,便幻想起来,拿不定主意了。

这就是——在一件认真说来并不特别令他悲伤的事情上——大家都知道的奇思妙想的无关联性以及奇特思想的无中心扩展,这种扩展表明了当代的特征并形成奇思妙想的奇异算术,这种算术偏离本题,没有一种统一性。末了,他压根儿就只想象出不可能实现的房间,旋转房间、光怪陆离的布置、心灵转换装置,他的奇思妙想变得越来越没有内容。于是,他终于到了他为之所吸引的那个处所。他的父亲会大致这样来表述这件事:让谁做他想做的事,谁就会很快昏头昏脑、撞破脑袋。或者也会这样说:谁能为自己完成自己所企望的,谁不久就会不再知道自己应该企望什么。乌尔里希喜滋滋地给自己反复诵读这句话。他觉得这句老祖宗的至理名言是一个异常新的思想。人在其可能性、计划和情感方面必须先受到偏见、习俗、困难和局限的约束,就像一个穿拘束衫[1]的丑角,他所创造出的东西然后也许才会有价值、能经久、无可匹敌;事实上简直看不出这个思想意味着什么!唔,已经返回到自己家乡的没有个性的人也迈出了第二步,他要从外部,通过种种生活环境使自己增长知识,基于这一番考虑他干脆听凭他的供货商们的非凡创造力去布置他的房屋,他坚信他们会照顾到习俗、偏见和局限的。他自己只是整新原先就有的线条,整新小厅白色拱顶下的深色鹿角或客厅的斜天花板,此外还添加上一切他觉得适当和方便的东西。

在一切均告竣工之时,他大概摇了摇头并心中暗想:难道这就是生活,我就应该过这样的生活?这是一座令人心旷神怡的宫殿,如今他成了这座宫殿的主人;人们几乎不得不这样称呼它,因为它和人们心目中想象的这类宫殿毫无二致,一座美不胜收的官邸,可供一位恰如在各自领域里占首位的家具、地毯、装修公司所设想的总督居住。就只差这座迷人的钟表机构没上紧发条啦;否则马上就会有华丽马车载着达官贵人和优雅贵妇顺着车道辚辚而上,就会有仆人从踏板上跳下来并用疑惑的目光问乌尔里希:“老哥,您家的老爷在哪里?”

他从月球返回来了,立刻又把自己的住所安排得如在月球一般。

六 莱奥娜或一次远景移动

既然已经把家事安排停当了,也就应该娶一个妻子。乌尔里希在那些日子里的女友叫莱奥蒂娜,是一座小剧院里的女歌手;她个儿高,身材既苗条又丰满,神情呆滞,富有刺激,他叫她莱奥娜。

她引起他注意的是她那双湿漉漉的黑眼睛,那张端正秀美的长脸上的一种激情中透着痛苦的神情,以及她取代猥亵小调而唱的那些动情的歌曲。所有这些旧式的小型歌曲的内容都是描写爱情、烦恼、忠诚、孤独、森林呼呼和鳟鱼闪闪的。她巍然地、孤寂透顶地站在小舞台上,用一把家庭妇女的嗓音耐心地对着听众们歌唱,每逢歌唱中间出现小小的非礼举动,便显得尤其阴森,因为这个姑娘用同样的让人颇费揣度的表情支持心灵的悲惨的和戏谑的情感。乌尔里希觉得自己立刻回忆起旧照片或已查找不到的德国家政小报上的漂亮女人,就在细细揣摩这个女人脸庞的当儿,他发现这张脸上有一整堆小小的容貌特征,它们根本不可能是现实的,可是却组成了这张脸面。当然各个时代都有各种各样的面庞;但是某一种面孔会受到时代风尚的青睐并成为幸运和美,而所有其他的面孔则就会试图效仿这张面孔;就连丑陋的面孔也大致会做到这一点,凭借着发型和时装,只有那些天生具有取得奇异成功的脸才从来不屑这样做,这些脸庞毫不容让地显露出一个以往时代的堂皇和遭驱逐的美的样板。这样的面孔像早先的渴望的尸体漫游在广泛而空洞的爱情活动中,而掀动张口呆视着莱奥蒂娜唱歌、不知道自己会出什么事的男人们的鼻翼的,则是别的情感。乌尔里希不由地便决定叫她莱奥娜,他觉得值得渴望占有她,就像值得渴望占有一张被制毛皮衣工人剥下的大狮子皮一样。

但是在他们开始相识以后,莱奥娜还显示出来一个不合时宜的个性,她是个很饕餮的人,这是一种恶习,早已不时兴培养这种坏习惯了。按其形式来看,这是终于获得解放的渴望,当初作为可怜的孩子她就曾忍受过这种爱吃珍馐美味的渴望;如今这孩子拥有一种理想的力量,这理想终于砸碎了牢笼,夺取了控制权。她的父亲似乎是一个有名望的小市民,每逢她与爱慕者相好,父亲就打她;但她这样做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就只是因为她十分愿意坐在一家小糕点铺的前花园里,一边雅致地望着过往行人一边吃着冰激凌。因为虽然人们不能断言她不感性,但是如果许可的话,不妨说,一如在一切方面,她在这方面也简直可以说是懒惰的、无劳动兴趣的。在她那个开阔的身体里,每一个刺激需用极长的时间才会达到大脑,于是就有了大白天她的眼睛无端地迷糊起来的情形,而到了夜晚这一双眼睛又会一动不动地盯住房间天花板上的一个地方,仿佛是在观察那里的一只苍蝇似的。同样的,有时她也能在一片寂静中突然对一句笑话哈哈大笑起来,她现在才对这句笑话恍然醒悟,几天前她心平气和地听着这句话时,却没明白它的意思。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要做出相反的事来,那么她也会很规矩正派的。她究竟是怎样干上这一行的,从她嘴里是从来也掏不出来的。似乎她自己对此也已然不甚了了。只不过事实表明,她认为一个女歌手的工作是生活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并把她曾听到过的有关艺术和艺术家的一切珍闻美谈和这结合在一起,致使她竟觉得每晚登上一个小小的、缭绕着雪茄烟雾的舞台演唱肯定会产生感人效应的歌曲,这是完全正确的、有教育意义并且高雅的。当然她也并不畏惧一件偶或夹杂其间的不正经行为,为了振奋正经行为,这是势在难免的嘛,但是她确信,皇家歌剧院的首席女歌唱家完全会和她一样做出同样的事情来。

不过,如果人们愿意把这称作卖淫的话,如果一个人不是如同惯常的那样为钱而付出自己整个儿的人而只是自己的身体的话,那么,莱奥娜偶或也卖淫。但是,如果人们了解自她十六岁以来这整整九个年头里低级歌厅付给她的每日酬金有多么微薄,知道礼服和内衣的价格,还有种种扣除、老板的悭吝和专横、尽兴了的客人们的食物和饮料以及邻近饭店的房费回扣,如果人们天天要与这些事打交道,为此争吵并像商人那样精打细算的话,那么,那种作为放荡不羁行为而让外行感到高兴的事便变成一种职业,一种充满逻辑、客观和等级法则的职业。卖淫恰恰就是一件人们是从上面还是从下面看便会使结果有很大区别的事情。

但是,即使莱奥娜在性问题上有一种完全注重实际的看法,却也有自己的浪漫色彩。只不过就是,她身上的种种感情洋溢、虚浮、丰盛的东西,种种骄傲、嫉妒、欢乐、虚荣、献身的情感——简短说,人格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通过一种奇妙的自然现象,不是和所谓的心灵,而是和tractus abdominalis[2]、和用餐过程结合在一起,而且它们在从前通常就曾与这种过程相结合,这种情况人们今天还可以从未受过教育的人或从过奢侈生活的农民身上观察得到,他们能够通过举办一个宴会,让大家郑重其事地通过大吃大喝来显示高贵和种种其他人类的特征。莱奥娜在她的低级娱乐场所的桌子旁边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她所梦想的是一个骑士,他通过一种关系解除了她的聘用合同并允许她采取优雅的姿势坐在一家优雅的饭店里读一份优雅的菜单。她恨不得一下子能吃遍菜单上的全部菜肴,又可以在同时显示出她知道必须如何点菜并搭配成一份精美的饭菜,这使她感到一种痛苦而充满矛盾的满足。在吃最后几道小菜时她才能让自己的想象驰骋,于是通常就会以相反的顺序生出一份扩大了的第二顿晚餐来。莱奥娜喝不加牛奶的咖啡和大量促进食欲的饮料从而又恢复了自己的吸收能力并令人意想不到地食欲大振,最后使自己的激情得到充分满足。于是,她的身体便充满了高贵的食物,它简直就快要支撑不住了。她神态懒散、容光焕发地环顾四周,虽然她从来都不是很健谈,在这种情况下她却喜欢参与对她吃过的美味佳肴作回顾性的研究。如果她说意大利通心粉或法国梅尔里尔苹果,那么她总是说得轻描淡写,就像另外一个人矫揉造作地顺便提及他曾和侯爵或同名的英国勋爵说过话。

由于和莱奥娜一道在公开场合露面不怎么太合乌尔里希的口味,他通常就把给她喂食的地点迁移到自己的屋里,在这里她可以对着鹿角和简朴而独具一格的家具进食。可她却觉得自己因此而失去了可以抛头露面的满足感,每逢这位没有个性的人用一位小饮食店厨师所能提供的最最精美的菜肴惹得她独自无节制地大吃大喝,她便总是觉得自己完全像一个觉察到不是被人真心相爱的女人那样被糟蹋了。她漂亮,是个女歌手,她用不着藏藏匿匿的,每天晚上总有几十个男人热切渴望得到她,这些男人是会对她感到称心如意的。可是这个人,虽然他想和她单独待在一起,他却只会看着她,竟然不会对她说一声“天哪,莱奥娜,你的玉体……简直让我心花怒放”,也不会神魂摇荡地猛舔自己的小胡子,而她却对情郎们的这种反应已经习以为常。莱奥娜有点儿瞧不起他,虽然她当然忠实地粘住他,乌尔里希知道这个情况。此外,在莱奥娜身畔说什么话合适,这个他是知道的,可是他还能说得出这样的话来、他的唇上还蓄着一部小胡子的时代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如果某桩从前能做到的事如今人们办不成了,而且还可能是件很愚蠢的事,那么,这完全就好像是一个人得了中风,手和脚麻木了。每逢他看到女朋友酒足饭饱、满脸通红,他的眼珠子便直晃动。人们可以小心翼翼揭下她的美貌。那是谢弗尔[3]的埃克哈特背进修道院去的公爵夫人的那种美貌,是戴着手套的手上托着鹰隼的骑士夫人的那种美貌,是充满传奇色彩的梳着沉重冠状发髻的伊丽莎白女皇的那种美貌,是一种使所有已经死去的人心醉神迷的美貌。说得精确一点,她也使人想起女神朱诺,但不是那个永恒的、不死的女神,而是那种一个已逝去的或正在逝去的时代称之为朱诺式的美的东西。就这样,这存在之梦只是松松地套在物质上。但是莱奥娜知道,人们既然接受了一个显贵的邀请,那么即便主人没什么愿望,客人也是欠着某种情分的,是不可以光让人呆呆地瞅着自己的;于是,一旦她又有了这个能力,便站起来并从容不迫、但声音洪亮地演唱起来。她的这位朋友觉得这样的夜晚就像一张撕下来的纸,有着种种突发的奇思妙想,但已干瘪,所有失去内在联系被硬撕扯出来的东西都会变成这样,并且充满了如今永远停止不前的人的那种专制,这种专制构成活的形象的阴森可怕的魅力,好似生命已经突然得到了一颗安眠药,如今它站立在这里,僵直、充满自在的联系、受到严格限制,但在整体上却极其没有意义。

七 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乌尔里希搞上了一个新相好

一天早晨,乌尔里希回到家里,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的。他的衣服被撕成了碎片披挂在身上,他不得不用湿毛巾敷在红肿的脑袋上,他的表和他的钱包都不见了。他不知道,它们是让那三个他与之争执过的男子给抢走了呢,还是在他失去知觉躺在石子路面上的短时间里被一个悄没声的仁爱者偷走了。他在床上躺下,就在疲乏无力的肢体感到给裹上毯子抬上救护车的当儿,他把这段奇异的经历又想了一遍。

那三个人突然站在了他的面前;他可能是夜阑人静时在街上碰撞了其中的一个,因为他思想不集中,心里想着别的事,可是这几个人顿时便一脸怒色,扭歪着脸走进路灯的光圈里。这时,他犯了一个错误。他本应做出害怕的样子立刻朝后惊退,并同时用后背狠狠撞击已经走到他背后的那个人,或者用肘捅他的腹部,力求在同一瞬间逃脱,因为和三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打架是绝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可他却迟疑了片刻。这是年龄在作怪,他的三十二岁的年纪;有了这种年纪的人需用较多一些时间才会生出敌意和爱意来。他不愿意相信这三个蓦地在半夜用愤怒和轻蔑的目光盯着他的人只是看上了他的钱,而是一味地觉得仇恨向他涌流过来并变成了具体的形象;就在这几个无赖已经在用难听的话辱骂他的时候,他高兴地想到,他们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无赖,而是像他一样的公民,只不过多喝了几杯,便忘乎所以起来,他们见他从一旁走过便将他缠住并将一种仇恨发泄到他身上,这种仇恨就像大气层里的雷阵雨,随时都准备着向他和每一个陌生人倾泻下来。因为他有时也感觉得到某种相似的情绪。如今,极其多的人觉得自己与极其多的别的人处于令人惋惜的对立之中。人极不信任生活在自己圈子之外的人,所以不仅一个日耳曼人认为一个犹太人,而且一个足球运动员也认为一个弹钢琴的是不可理解的和劣等的人,这是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说到底,事物只是通过自身的限度,进而通过对其周围环境的一种有几分敌对的行为而存在的;没有教皇也就不会有路德,没有异教徒也就不会有教皇,所以明摆着的,人对自己的同类的深切依傍就存在于对其同类的拒斥之中。这一点他当然没想得这么透彻;但是他知道存在一种不确定的、气氛上的敌对,在我们这一代,空气中充满了这种状况,而如果这件事突然发生在三个不相识的、事后又永远失去踪影的男人身上,生出如雷鸣和闪电那样的结果来,那么,这就几乎是一桩令人感到欣慰的事了。

无论如何,他似乎总还是面对三个无赖而作了有些过多的思考。第一个向他扑过来的人由于乌尔里希抢先给他的下颌来了一拳踉跄着退了回去,但是本应在这之后迅捷解决掉的第二个人却只是被他的拳头擦着了一点皮,因为这时一个重物从后面狠狠一击,几乎炸开了乌尔里希的脑壳。他腿一软,被抓住,随着通常继最初的衰竭出现的那种几乎是不自然的身体的苏醒而再次振作起精神,朝陌生人堆里乱砍乱打,被越来越沉重的拳头击倒在地。

由于如今他所犯的错误已经确定,这错误仅仅是在身体方面的,恰如人们难免会有失手的时候,所以还一直有着健全神经的乌尔里希便安然入睡,一丝不差地带着在遭败绩时就已隐约感觉到的那种对飘浮而去的螺旋形意识衰退的喜悦。

又醒来时,他确信自己受的伤无关紧要,并对他所经历的这件事又进行了一番思考。一次殴斗总会留下一种令人感到不舒服的回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有过于匆忙的亲近的味道;尽管自己是遭攻击的人,乌尔里希还是觉得自己举止不得体了。但是有什么不得体了?!紧挨着这些街道——这些每隔三百步便有一个警察惩罚最轻微违反秩序行为的街道——是另外的街道,它们像一座原始森林那样需要同样的力量和思想。人类创造出《圣经》和步枪、肺结核和结核菌素。人类对国王和贵族讲民主;建造教堂并针对教堂又建了大学;把修道院变成兵营,但把这些兵营分配给战地牧师。当然人类也把装满铅块的橡皮管送到无赖们的手里,以便用它把一个同类的身体打出病来,随后就为这孤独、受虐待的身体准备好鸭绒被,就像乌尔里希此刻裹着的这样的鸭绒被,仿佛这鸭绒被里装着的尽是敬意和关怀似的。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生活的矛盾、不连贯性和不完美性这档子事。人们对此微笑或叹息。但是现在乌尔里希恰恰不是这样的心境。他憎恨这种混合着放弃和溺爱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容忍生活的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一如一个老处女般刻板的姑妈容忍一个年轻侄女粗野无礼的举止。只是即便事实表明待在床上是从世情的杂乱无章中谋取好处,他也并不立刻从床上跳下来,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以世情为代价用道德心作了一种过于匆忙的补偿、一次短路、一种向私人领域的躲避,如果说人们总是自顾自趋利避祸,而不是去努力维护总体的秩序的话。是的,乌尔里希按自己的非自愿获得的经验甚至觉得,如果这儿废除掉步枪,那儿废除掉国王,如果随便哪个小的或大的进步在减少蠢事和丑行,这是绝对不会有什么价值的;因为讨厌的事和丑行的容器会即刻又让新的装满,仿佛这世界的一条腿总是向后滑动,如果另一条腿向前移动的话。人们自然必须认清个中的缘由和秘密运行体制!这当然比按正在过时的原则做一个好人重要得多,所以从道德观念上来说乌尔里希不喜欢日常做好事的那种英雄主义,而喜欢参谋本部的职位。

现在他把昨晚那桩惊险活动的后续部分也回忆了一下。因为当他在那场进行得不成功的殴斗之后苏醒过来的时候,一辆出租汽车在人行道附近戛然停住,司机试图抓住受伤的陌生肩膀将其扶起来,这时一位女士露出天使般纯洁的神情向他俯下身来。在这样从心底向上升起意识的时刻,人们看一切就像是在儿童书籍的世界里;但是不久昏厥便给现实让出位置,一个用心照料着他的女士的音容笑貌春风般吹拂着他,像科隆香水那样发出沁人心脾的淡淡清香,致使他当即也就知道自己十之八九没受什么伤,并试图正正经经地站立起来。他未能马上就得遂心愿,于是那位女士便忧心忡忡地自告奋勇,要开车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进行救治。乌尔里希请求把自己送回家去,由于他确实还显得神志迷乱、身体虚弱,女士便满足了他的请求。后来在车里,他的神志迅速清醒了过来,他感觉到了自己身边有某种母亲般性感的东西,一片乐于助人的理想主义的纤云,现在,就在他又成为男子汉的当儿,怀疑和对一个仓促行动的恐惧的小冰晶在这片纤云的温暖下开始形成,而这些小冰晶则充满空气,使空中飘下柔和的雪花。他讲述事情的经过,而这位只比他年轻一点点、也许年龄在三十岁的美丽妇女则谴责世人的粗鲁并觉得他极其令人同情。

接下去,他当然就开始对这件事进行热烈辩解,并对自己身边这位惊讶不已的慈母般的美人儿解释说,在这样的打斗事件中人们不可以按成败来论英雄。它们的魅力也确实在于,人们在一般极短的时间里,以一种在市民生活中任何别的领域里均不会有的快捷并受到几乎感受不到的信号的指引,必须做出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强有力而相互严密协调一致的动作来,所以完全不可能用意识去检查这些动作。相反,每一个运动员都知道,人们必须在比赛前几天就停止训练,而这样做没有任何别的原因,仅仅是为了好教肌肉和神经达成最后的默契,而不使意志、企图和意识参与其中或者甚至横插一杠。乌尔里希描述说,在行为的瞬间情况也始终都是这样的:肌肉和神经跳动并与自我搏击;但这个自我,这整个身体、灵魂、意志,这整个儿的、从民法上与周围环境划清界线的主要的和整体的人,却只是十分愉快地受到肌肉和神经的裹挟,像骑在公牛背上的欧罗巴,一旦这个自我情况不是这样,如果不幸地哪怕只是最微弱的深思熟虑的光束照进这黑暗之中,那么事情通常就不会成功。乌尔里希说得振振有词。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他断言说——这个有意识的人的几乎完全丧失意识,或者说突然显现的事件是与那些各种宗教的神秘教徒们所熟悉的、已失传的事件相似的,说是因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永恒的需要的一种同时代的代用品,即使是一个坏的代用品,但总还算是一个代用品;所以拳击或把这纳入一种合理的体系之中的类似运动项目便是一种神学,尽管不能要求大家普遍认识到这一点。

乌尔里希多半也是有点儿出于爱虚荣才对女伴这么夸夸其谈,好让她忘掉她发现自己所处的这种可叹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下她难以区别他是在严肃地讲话还是在讥讽。无论如何,从根本上来说,他试图通过体育运动来解释神学,这在她看来多半是十分自然的事,也许这甚至还挺有趣呢,因为体育运动是某种合时宜的东西,而神学则是某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虽然不可否认地确实还一直存在着许多教堂。不管怎么说吧,她觉得,一个幸运的偶然事件让她救了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男子,不过其间她倒也不由得在心中暗想,他会不会得了脑震荡了。

这时乌尔里希正想说些明了易懂的话,便趁机顺带指出爱情也属于宗教的和危险的事件之一,因为爱情把人抬出理性的怀抱并使人处于一种真正无端飘浮的状态。

是的——女士说——但是体育运动粗野。

当然是的——乌尔里希急忙承认——体育运动是粗野。可以说,这是一种分布得极精细的、普遍的仇恨的表现,这种仇恨在竞赛中被引发出来。人们当然也会断言相反的话,说体育运动加强了解、增进友谊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但从根本上来说这只是证明了,粗野和爱情相互之间的距离并不比一只大的彩色的不出声的鸟的一个翅膀和另一个翅膀之间的距离更远一些。

他把重音放在翅膀和彩色的、不出声的鸟上了——一个没有恰当意义的想法,但带着一丝生命在其无节制的肉体里用以同时满足各种互相角逐的对立的那种巨大的性感;这时他发现,他的女伴丝毫也没听懂这些话,但她在车里散布的软雪花仍还是变得更稠密了。于是,他把身子完全转向她并问,她是不是厌恶谈论这类身体方面的问题?说是身体的活动确实太过于时兴,从根本上来说这包含一种令人恐惧的感觉,因为如果身体是经过严格训练的,那么这身体就会失去平衡,就会不问青红皂白,用它那自动磨准过的动作对每一个刺激作出反应,使得占有者只有吃亏受损、不舒服的感觉,而他的性格则简直是控制了身体的某一个部分。

看来这个问题确实深深触动了这位年轻的妇人;她显得被这一席话打动了,急促呼吸着并小心谨慎地把身子挪开一点点。一种类似于方才所描绘的程序,一阵喘气、皮肤一阵泛红、心的怦然跳动,也许还有一些别的症状似乎已经在她身上露出了端倪。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汽车在乌尔里希的寓所前面停住了。他只能赶快微笑着请求女救命恩人留下地址,好让他登门致谢,但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他没有得到这个恩惠。黑色的锻钢栅栏在一个惊奇的陌生人的后面砰地关上了。大概此后一座古老旧公园高大和暗黑的树木还曾在电灯光下出现,窗户亮起灯光,剪短了的、绿宝石般的草地上一座绣房般的小宫殿的低矮侧翼已经伸展开来,已经能看到一点墙壁,墙上挂着图片,摆着一排排杂色的书籍,这位被送走了的汽车上的伙伴被一派意想不到的美好的生活图景接纳了。

事情已经这样发生了,而就在乌尔里希还在考虑,如果他又不得不把时间耗费在一桩他早已腻烦了的风流韵事上,这会多么令人感到不舒服,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向他报告一位女士来访,这位女士不愿说出自己的名字并且是蒙着面纱走进他的寓所来的。这正是她本人,她不曾说出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却以这种既浪漫又仁慈的方式借口为他的健康担心而专擅地将这风流艳遇继续下去。

两个星期以后,博娜黛婀[4]便已经当了十四天他的情妇了。

八 卡卡尼[5]

在人们尚把裁缝和剃头匠的事看得很重要并喜欢照镜子的那个年龄,常常也乐于想象一个愿意在那里度过一生的地方,或者至少是一个值得驻足的地方,即便人们感觉到,就自己个人而言不见得喜欢待在那里。一种这样的社会的强迫观念很久以来所想象的就已经是一种超美国式的城市,那里人人都手握跑表匆匆奔走或静静站住。空气和泥土构成一种蚁穴,交织着一层层交通繁忙的街道。空中运输工具、地上运输工具、地下运输工具、管道风动送人装置、汽车链水平方向急驰,快速电梯用泵把人群垂直方向从一个交通平面打入另一个;在交通连接点上,人们从一个运输器械跳进另一个,被它们的节奏,被在两个轰鸣着的速度之间形成一种中略、一种休止、一种二十秒的小裂口的节奏吸附和卷入,在这个一般性节奏的间歇里互相急促交谈几句。问题和回答的声音像机器的部件那样交错连接,每一个人只有完全明确的任务,职业在一定的地方成群地聚拢在一起,人们边吃边行进,休闲娱乐集中在别的市区,又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耸立着塔楼,人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女人、家庭、留声机和情感。紧张和松弛、劳作和爱情在时间上被严格分开并按彻底的实验室经验被掂出分量。人们在从事这些工作中的任何一桩时遇到了困难,就干脆扔下不管;因为人们找到了另外一件事或者碰巧找到了一条更好的途径,或者是另外一个人找到了人们错过了的途径;即使没有任何东西比自以为有能力不放松某个个人目标更能挥霍掉共同的力量,这也无关紧要。如果人们不过久地踌躇和思虑,那么,在一个交融着各种力量的团体里,每一条道路都通向一个好的目标。目标是定得短暂的;但生命也是短促的,这样人们就可以向生命索取所能取得的最高价值,在自己的幸福之外,人并不需要别的什么,因为人们所取到的东西可以塑造灵魂,而那种人们不做什么事就想得到的东西则只会扭曲灵魂;对于幸福来说,重要的不是人们想得到什么,而是取到它。此外,动物学教导我们说,一个天才的整体很可能由一个缩减了的个人的总数组成。

完全不能有把握地说,事情准保会这样发生,但是这样的观念属于旅行梦幻之一,这些梦幻反映出那种携带着我们的不休息的运动的感觉。它们是肤浅的、不宁静的和短促的。天知道,什么会变成现实。人们会以为,我们每一分钟都必须控制住开端并为我们大家制订一个计划。倘若我们不喜欢速度这件事,那么我们就干另外一件事!譬如一件极缓慢的事,带着一种谜一般飘浮的、海蜗牛般神秘的运气和古希腊就已经如醉如痴地谈论过的那深邃的牝牛目光。但是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事情控制着我们。人们日夜行驶在其中并且也还在其中做着种种别的事情;人们刮胡子,人们吃饭,人们相爱,人们读书,人们从事自己的职业,好像四堵墙壁静静地站住了似的,而那叫人感到无名恐惧的则仅仅是:墙壁在行驶,而人们却没觉察,而且它们把自己的路轨向前投抛,宛如长长的、摸索着的弯曲的线,人们却不知道它们伸向何方。此外,人们大概还愿意属于那些决定时代列车的力量之一。这是一个很不清楚的角色,而如果人们在较长时间的间歇之后向外面观看,那么就会发生这样的事:原来景色已经变了;在那里从一旁飞驰而过的一切之所以从一旁飞驰而过,是因为不可能有别的办法,但是尽管满心顺服,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还是越来越强烈,仿佛人们驶出目的地以外去了或者误入了歧途了似的。有一天,有了这强烈的需要:下车!跳下去!对被拦住、不进展、卡住、返回到一个错误岔路以前的地点的渴望!在还存在着奥地利帝国的昔日美好时代,遇到这样一种情形,人们可以离开这时代列车,坐到一条普通铁路线上的一列普通列车里并驶回家乡去。

那儿,在卡卡尼国,在这个此后已衰亡的、未被理解的国度里,在这个在许多方面未受到重视却堪称模范的国家里,那儿也有速度,但没有太多的速度。人们在异国他乡一想到这个国家,眼前便顿时会浮现出徒步行走和特快邮车时代的那些白色、宽阔、富裕的街道,它们像秩序的河流,像浅色的士兵粗亚麻布做的带子向四面八方贯穿这个国家并用行政部门的纸一样白的胳臂搂住各个国家。什么样的国家啊!那儿有冰川和大海、岩溶和波希米亚的庄稼地、亚得里亚海滨的夜晚、不安的蟋蟀鸣叫,还有斯洛伐克的村庄,烟雾像从向上翻起的鼻孔里那样从那儿的烟囱里袅袅升起,还有这座蹲在两个小山丘之间的村子,仿佛大地微微张开了双唇,以便暖和它唇间的这个孩子。这些街道上当然也行驶着汽车;但没有太多的汽车!人们准备着要占领空中,这里也这样;但并没有投入全副精力。人们时不时向南美或东亚发出一艘船;但次数不太多。人们没有争当世界经济强国的野心;人们坐落欧洲的中心,古旧的世界轴线在这里相交;“殖民地”和“海外”这样的字眼人们听起来就像是在听某种还未经确定可行的和遥远的东西。人们追求奢侈;但断非像法国人那样过分讲究。人们进行体育运动;但不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痴迷。人们支出大笔军费;但却只是刚刚多到足以保持大国中的第二弱国地位。首都也比世界上其他最大的城市小一些,不比那些仅仅是大城市的城市大得相当多。以一种开明的、不太感觉得到的、小心翼翼磨掉全部棱角的方式管理着这个国家的,是欧洲最好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只有一个毛病会受人指责:它觉得那些不是因出身高贵或一项国家使命而崭露头角的个人,它觉得这样的个人身上的天才和独创的创业精神是多管闲事、僭越职权。可是谁乐意让未被授权的人对自己的事说三道四的呢!再者,在卡卡尼国始终只是一个天才被认为是一个粗人的国家,却从来不会像在别处发生的那样,粗人被当作是一个天才。

咳,关于这个被遗忘的卡卡尼国有多少奇特的话要说啊!譬如它是皇帝-国王的,是皇帝的和国王的;那儿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带有K.K.[6]或K.U.K.[7]这两个标记中的一个。但是尽管如此,却还是需要有一种秘密学问,方能总是稳妥地区分,应该把哪些机构和人叫作K.K.、哪些叫作K.U.K.。它书面上称自己是奥匈帝国,口头上叫奥地利;所以是用了一个它用庄严的国家誓言已经抛弃了的、但在各种只能体会不可言喻的事情上仍保留着的名字,以表示情感和国家法一样重要,规章制度并不意味着真实的严肃生活态度。按其宪法它是自由主义的,但它受教会的统治;它受教会的统治,但人们却过着思想自由的生活。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正好都是公民。有一个议会,这议会如此强暴地使用自己的自由,以致人们通常都将它关闭;但是也有一个紧急状态法,凭借着它的帮助,人们没有议会也能行,而每一回,一旦大家已经对专制政体感到愉快了,王室便会命令重新实行议会统治。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这样的事件,那些国民争斗也属于这些事件之一,它们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欧洲的好奇心,而今天人们却对它们作了完全错误的描绘。那些争斗是如此激烈,以致国家机器因此而每年停止运转好几次,但是在这些间歇的时间里以及国务活动停顿的时间里人们相处得好极了,并且装出一副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模样来。也是没发生什么实实在在的事嘛。仅仅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别人的努力的厌恶,我们大家今天都一致认识到的这种厌恶在这个国家里已经早早地发展了起来,不妨说,已经早早地形成为一种升华了的礼仪,这种礼仪本来还可能会有严重后果的,倘若不是一些时候以前一场灾难阻止了它的发展势头的话。

不仅是对同国人的厌恶在那里增强成为集体精神,而且对个人以及对个人的命运的不信任也带有深度自信的性质。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的行动——有时产生极大的激情和严重后果——总是不同于人们的思想,或者思想不同于行动。不知就里的观察家曾以为这是他们所认为的奥地利人性格的可爱之处或者甚至是这种性格上的弱点。但是这是错误的;简简单单用其居民的性格去解释一个国家里的种种现象,这永远都是错误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居民至少有九种性格,一种职业的性格、一种民族的性格、一种国家的、一种阶级的、一种地理上的、一种性的、一种意识到的、一种没意识到的以及也许也还有一种私人的性格;他集这些性格于一身,但它们溶解他,他实际上无非就是一个小小的、受到这么许多涓涓细流冲蚀的洼地,它们渗进这块洼地,又从那儿溢出,和别的小溪一道注入一个新的洼地。所以地球上的每一个居民也还有一个第十性格,这个性格不是别的,正是消极幻想未曾充满的空间;这个性格允许人做一切事,唯独不允许做这一件事:认真看待他的至少是九个别的性格所做的事和对它们所作的处置;换句话说,恰恰不允许做那件会将他充满的事。这个我们必须承认难以描绘的空间,在意大利同在英国有着不同的色彩和造型,因为那和它形成鲜明对照的东西有着不同的色彩和形态,可有时候却是同样的空间,恰好是一个空洞的、看不见的空间,现实屹立于其间,像一座失去了想象力的小小的用积木搭起来的城市。

就大家的目力所能见到的而言,这事在卡卡尼已经发生了,而在这方面卡卡尼是最进步的国家,只不过就是这一点世人还不知道罢了;这是个还在以某种方式忍受自己的国家,人们在其中是消极自由的,经常感受到自己没有充分的存在理由,像受到孕育出人类的海洋的气息那样受到对未曾发生的事或者并非不容改变地已发生的事的丰富想象的冲刷。

在别人在别的什么地方以为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事的时候,那儿的人却说,事儿出来了;这是一句独特的、在德语或一门别的语言中一般不太会出现的话,在它的氛围中,事实和劫数变得轻如鸿毛和思想。是的,尽管有着许多不利的方面,卡卡尼也许仍然是一个适宜天才成长的国家;它多半也是让这一点给毁掉了的。

九 变成一个著名人物的三次尝试中的第一次

这个已经归来的人记不得自己一生中什么时候不曾心心念念想成为一个著名人物;这个愿望似乎是乌尔里希与生俱来的。这是真的,这样一种要求可能也反映出虚荣和无知;尽管如此,这还是相当真实的,是有一种很美好、很合理的追求,没有这样的追求大概也就不会有许多著名的人物了。

在这件事情上糟糕的仅仅是,他既不知道怎样变成一个著名人物,也不知道什么是著名人物。在学校里念书的时候,他把拿破仑看作是这样的人;部分是由于年轻人天然就赞赏铤而走险的行为,部分是因为教师强调指出这个把欧洲弄得天翻地覆的暴君是历史上最最作恶多端的人。结果就是,乌尔里希一逃脱学校就在一个骑兵团里当了见习士官。倘若问起这样择业的原因,当初他多半就只会回答说:为了当暴君。但是这样的愿望难以启齿。拿破仑的天才是在他当上了将军之后才开始展现出来的,而乌尔里希作为见习士官该怎样让他的上校相信这个条件的必要性呢?!在做骑兵中队操练时就已经显示出上校有着和他不同的看法。尽管如此,乌尔里希若不是有很重的虚荣心的话,便不会为这练兵场懊悔,在练兵场的平和的地面上非分要求和天职是难以区别的。对于像“国民武装教育”这样的和平主义的套话他丝毫也不予重视,而是沉浸在一种对男权主义、暴力和自豪的英勇状态的热烈回忆之中。他赛马,决斗,只区分三种人:军官、女人和平民;后者是身体不发达、智力鄙陋的一类人,他们被军官们从自己身边夺走了妻子和女儿。他沉湎于一种出色的悲观主义:他觉得,既然士兵这一行当是一种锋利、炽热的工具,那么人们就必须也为了造福世界而用这种工具煅烧和切割世界。

他感到庆幸,因为他没出什么事,但是有一天,他经历了一件事。他在一次社交聚会上与一位知名的银行家发生了一起小小的不愉快事件,他本想以自己那种洒脱的方式了结这件事,但事实表明,在平民中也有善于保护自己女眷的男子汉。那位银行家和他认识的国防部长作了一次交谈,结果就是,乌尔里希和自己的上校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让他弄明白了大公爵[8]和普通军官之间的区别。从那时起,他便不再喜欢军人这一行当。他曾企盼着置身在一个震撼世界的惊险活动的舞台上,成为舞台上的主角儿,而一下子却看见一个喝醉酒的年轻人在一个空旷的广场上发酒疯,只有石头和他搭腔。当他醒悟到这一点,便告别这段才使他获得少尉头衔的忘恩负义的生涯,退出了军界。

一〇 第二次尝试。没有个性的人的一种道德的征兆

但是,乌尔里希从骑兵转向技术时只不过换了一匹马而已;这匹新马是钢肢体,跑起来快十倍。

在歌德的世界里,织布机的格格声还是一种扰乱,在乌尔里希的时代人们已经开始发现机器车间、铆钉锤和工厂汽笛的曲调。当然绝不可以以为,人类不久会发现,一座摩天大楼比一个骑在马上的人伟大;相反,今天还是这样,倘若人们想炫耀点什么特殊的东西,他们不是骑在摩天大楼上,而是骑在高头大马上,像风一样快捷并且目光锐利,不像一座巨型折射望远镜,而是像一只鹰。他们的感情还没有学会使用自己的理智,而在这两者之间却有一个发展上的区别,这个区别几乎与盲肠和大脑皮层之间的区别一样大。所以,如果人们一如乌尔里希在少年气盛的年岁中断之后就已遭遇到的那样,会想到人在被自己视为神圣的一切方面行为远比他的机器更落后于时代,那这就意味着一种颇不容小觑的幸运哩。

乌尔里希一走进机械学课堂,当即就蒙住了。如果眼前摆着一台涡轮发电机的新模型或一套蒸汽机调节装置,那么,人们干吗还要观景楼上的阿波罗呢!如果事实已经证明,这根本就不是“常数”而是“机动值”,致使机械装置的性能要依着历史的情况而决定,人的好坏要依着人们用以评价人的个性的应用心理学技巧而决定,那么,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千年说教还能把谁吸引呢!假若人们从技术的立场出发看世界,这世界简直滑稽可笑;人与人之间的全部关系均不实际,人们所使用的方法极度不经济、不准确;谁惯于用计算尺处置自己的各项事务,谁干脆就不能严肃地对待人类全部论断的整整一半。计算尺,这是两个由数字和线条无比机智地组合在一起的体系;计算尺,这是两根涂上白色油漆、相互交错滑动、带低矮梯形横截面的小棍,凭借着它们的帮助人们一转眼间就能解开最复杂的计算题,绝不会无谓地失去一个思想;计算尺,这是一个小小的象征,人们在上衣胸前的里袋里装着它,觉得它是心窝上的一条坚硬的白色线条:如果人们有一把计算尺,当有人带着重要的论断或怀着激昂的感情前来时,人们就会说:请稍等片刻,我们要先计算一下误差范围和所有这一切的可能值!

这无疑是关于工程事业的一种有力的想象。它构成一幅富有吸引力的、未来的自画像的框架,自画像上是一个口衔烟丝烟斗、头戴运动帽、足蹬漂亮马靴、在开普敦和加拿大之间的旅途上的男子,他要实现自己商号的宏伟蓝图。此间,人们始终还有时间从技术思想中获取一个安排和驾驭世界的主意或制作格言,像埃默森[9]将会挂在每一个车间上方的这句话:“人类作为对未来的预言在地球上漫行,他们的全部行为是尝试和问题,因为每一个行为都可能会被下一个超过!”严格地说,这句话甚至是乌尔里希的,只不过用好几句埃默森的话编排起来。

很难说清楚,为什么工程师们并不完全是与这种特性相吻合的人。譬如他们为什么经常佩戴一条表链,这表链在一侧成陡弧形从背心口袋伸向一个位于高处的纽扣,或者让这表链在肚子以上形成一个隆起部和两个沉降部,好似一首诗的强音和低音?为什么他们喜欢用鹿齿或小马蹄铁把胸针别在领带上?为什么他们的西服设计得像最初的汽车?最后还有,为什么他们除了谈论自己的职业很少谈论别的什么;如果真的谈论起别的什么来,为什么他们就会有一种特殊的、生硬的、不确切的、外向的讲话方式,而它向内达到的深度绝不超过会厌?这自然远非涉及所有人,但这涉及许多人,而乌尔里希初次到一家工厂办公室上班时所结识的那些人便是这样的人,他第二次结识的那些人也是这样的人。他们表明自己是和自己的制图板紧紧联结在一起、热爱自己的职业并且在职业上显得特别精明能干的人;但是若建议把他们的思想上的勇敢精神不是用在他们的机器上而是用在自己身上,那么,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建议是一种无理要求,就像是要他们违反常情地用一个锤子去杀人。

乌尔里希为了在技术的道路上成为一个不寻常的人而作的第二次和比较成熟的尝试就这样结束了。

一一 最重要的尝试

对于到那时为止的这段时间,乌尔里希今天会摇头,一如人们给他讲述灵魂转世时那样;对他的第三次尝试他却不会摇头。一个工程师不汇入到自由和广阔的思想境界,却沉迷于自己的特殊性之中,虽然他的机器一直被供应到地球的尽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就像一台机器不需要有能力去把作为它的基础的无限小方程式用到自己身上那样,他同样也不需要有能力把他技术的灵魂中大胆和新颖的东西传送到自己私人的灵魂上。但是对于数学就不可以这么说了;数学里有许多逻辑学,有许多才智,有时代的根源和一种巨大变革的起源。

如果能够飞行和与鱼儿一同旅行,钻通巍峨的大山,以神奇飞快的速度传递信息,看见看不见的和遥远的东西以及听见讲话,听见死人讲话,使自己沉入可以创造奇迹的康复睡眠之中,能够用活生生的眼睛看见人们在自己死后二十年将是什么模样,在星星闪烁的夜晚知道有关这个世界的天空和地下的千百种从前没有人知道的事情,如果这些就是实现原始梦想的话,如果光明、温暖、力量、享受、舒适是人类的原始梦想的话——那么,今天的研究不仅是科学,而且也是一种魔术,一种具有高度心力和脑力的仪式,它让上帝一点一点地渐渐显现;是一种宗教,它的教义学为严酷、勇敢、灵活以及像刀那样冷森和锋利的数学逻辑所渗透和支撑。

当然,不可否认,按照非数学家们的意见,所有这些原始梦想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人们原始设想的方式被实现的。明希豪森[10]的邮车号角比批量生产的录音带更美,七里靴[11]比一辆汽车更美,劳林[12]的王国比一条铁路隧道更美,曼德拉草[13]比传真电报更美,吃自己母亲的心和理解鸟语比对鸟声的表现性动作进行动物心理学研究更美。人们赢得了现实、失去了梦幻。人们不再躺在一棵树下,从大足趾和二足趾之间凝视天空,而是在创造;如果人们想精明能干,就不可以饥肠辘辘、耽于空想,而是必须吃牛排、干实事。这完全就像是古老的、能力低下的人类在一个蚂蚁堆上睡着了,当新的人类醒来时,蚂蚁已经爬进他们的血液里了,从此他们就必须做最剧烈的动作,却不能摆脱这种动物性勤劳的可怜巴巴的感觉。人们确实不需要对此说很多的话,今天大多数人反正都清楚数学像一个恶魔已经进入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也许并不是所有的这些人都相信人们可以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故事;但是所有必须懂一点什么是灵魂从而作为教士、历史学家和艺术家从中获取丰厚收入的人,所有这样的人均证明他们让数学给毁了,数学成为一种恶性的理智泉源,这种理智虽然使人变成地球的主人,但却也变成机器的奴隶。有报导称,内心的荒芜,由个别的锐利和整体的冷漠组成的巨大混合体,在一个由细节组成的荒漠里的人的极大孤独感,他的无与伦比的不安、恶意、心灰意冷、金钱欲、冷酷和残暴,这些都标明着我们的时代的特征,它们完完全全都是心灵的一种逻辑敏锐的思维所造成的种种苦果!就这样,当初乌尔里希成为数学家时就已经有一些人曾预言过欧洲文化的崩溃,因为人的心里已不再有信仰、爱情、质朴、善意,而颇能说明问题的则是,这些人在青少年时代和在校学习的时代都曾是蹩脚的数学家。所以后来就为他们而证明了数学,精确的自然科学之母、技术的祖母,也是最终推出毒气和战斗机来的那种精神的始作俑者。

对这些危险懵然不知的其实只是数学家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学生们,像猛踩油门、在这世界上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前面那个人的后轮的赛车运动员们那样在心中对这一切毫无感觉的自然科学家们。而对于乌尔里希,人们可以断言这样一点:他爱数学,为了那些不能忍受它的人的缘故。他不是从科学的角度而是从人性的角度爱科学。他看到,科学在认为属自己主管的所有问题上均与普通人有着不同的想法。如果人们用人生观代替科学的观念,用实验代替假设以及用行动代替实情,那么,就没有哪个受人尊敬的自然科学家或数学家的毕生事业会在勇气和变革的力度上不远远超出历史上最伟大的行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人会对自己的信徒们说:你们偷盗吧,杀人吧,奸淫吧——我们的学说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会把你们泡沫状的罪孽的污水变成清澈的山溪;但是在科学领域每隔几年都会发生某种直到那时为止一直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突然把全部观念翻转过来或一个不显眼的和受蔑视的思想变成一个新的思想王国的主宰的事,而这样的事件在科学领域不仅是变革,也像一架天梯那样通向高空。科学和童话世界一样,就是这么强烈,这么无忧无虑,这么美妙。乌尔里希感觉到:人们只不过就是不知道这一点罢了;他们浑然不觉人们已经能够如何思维,如果人们会教他们新思维,那么他们也会以不同的方式生活。

哦,人们自然会在心里暗想,世界上的事是不是都颠三倒四到必须永远把世界翻转过来看了呢?但是对此世界早已自己作出了两种回答。因为自从世界存在以来,大多数人在青年时代都是主张翻转的。他们觉得上了岁数的人留恋现存事物并且不是用脑,而是用心、用一块肉;思维,这真是滑稽可笑。这些年纪较轻的人总是发觉,上了岁数的人道德上的愚笨和寻常知识上的愚笨一样,都是缺乏新的联结能力的表现,而他们自己觉得理所当然的道德则是一种功利、英雄主义和变革的道德。然而,一旦进入实现的年代,他们还是不曾多知道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并且根本就不想知道。所以,许多把数学或自然科学视为职业的人也觉得像乌尔里希那样出于这样的原因选定一门科学,这是一种滥用。

尽管如此,按专家的评价,自若干年前开始从事这个第三职业以来,他已经做出了颇多的成绩。

一二 一位女士——在一次关于体育运动和神秘教义的谈话之后乌尔里希便赢得了她的爱情

情况表明,博娜黛婀也追求高尚的思想。

博娜黛婀就是在那个不幸的拳击之夜救了乌尔里希并在第二天早晨严实地蒙着脸来探望他的女人。他给她,这个仁慈的女神,取了博娜黛婀的名字,因为她就是这样闯入他的生活的,他也是按着贞洁女神的名字给她取了这个名,那位贞洁女神在古罗马曾拥有过一座神庙,由于一种奇异的倒转那神庙最终成了种种放荡行为的中心。她不知道这个情况。她喜欢乌尔里希授予她的这个响亮的名字,她像穿一件漂亮的绣花便服那样带着这个名字来幽会。“那么我是你的仁慈女神喽?”她问,“你的博娜黛婀?”她一边字正腔圆地说出这两句话,一边用两条胳臂搂住他的脖子并微微向后仰起脑袋、满怀深情地注视着他。

她是一位有声望的人物的夫人,两个俊美男孩的温存的母亲。她的口头禅是“十分正派”;每逢她想对人、用人、活动和情感说点什么好听的,便总是用这句话。她能够像别人说星期四那样频繁和自然地说出“真的、善的和美的”来。最深刻地满足她的意念需求的,是想象在一个由丈夫和孩子组成的圈子里的一种宁静、理想的生活方式,可是“别诱惑我”这个黑暗的王国却在内心深处悬浮并以其恐怖把闪耀的幸福之光抑制成柔和的灯光。她只有一个毛病,这就是,她一看见男人就会极不寻常地激动起来。她绝不是淫荡;她是个具有强烈性要求的人,就像别人有别的毛病,譬如两手出汗或轻微改变脸色,这似乎是与生俱有的,遇到这种情况她从未能顶住过。当她在这种小说般的、极大地激起想象来的情况下结识了乌尔里希的时候,她从最初一刹那起便注定要成一种激情的猎获品,这种激情开始时以同情的面目出现,在短时间的、但却激烈的内心斗争后便渐渐变成见不得人的隐蔽活动并以罪孽与悔悟变化交替出现的形式继续进行下去。

但是乌尔里希在她的一生中天知道是第几个了。男人们一旦弄清楚了这个情况,通常都习惯于以不比对待可以让人用最愚笨的手段诱使着一再在同样的事情上摔跤的白痴更好一些的态度对待这样的色情狂女人。因为较温柔的男人献身的情感大致就像一头美洲豹对一块肉发出的咕噜——受到任何扰乱,豹子会很见怪的。这就使得博娜黛婀常常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像某一个可尊敬的普通公民,他在自己意识的幽暗间隙里是铁路线上的窃贼,而这个寂静、华美的女人一旦没让谁搂着,便会受到自我蔑视的压抑,而这种自我蔑视则是由谎言和她为了被搂抱而遭受到的污辱引起的。性欲一被激发起来,她便抑郁、善良,她甚至在其混合着热情和眼泪、残忍的质朴和不可避免地来临的悔悟的情感中,在对已经涌上心头的抑郁情绪的躁狂逃避中,显出一种魅力,这种魅力像一只镶上了黑纱的鼓不停地发出的咚咚声那样激动人心。但是在感情没有冲动起来的间歇,在使她感到自己无可奈何的两次软弱表现之间的悔悟中,她心中满怀着正经的要求,这时就会让人感到和她打交道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人们就必须真和善,同情一切的不幸,热爱皇室,尊重一切受尊重的事物,对她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像是在护理病人。

如果没这样,那么这也丝毫不会改变事态的进程。她已经编好了这样的无稽之谈作为托辞,说什么她是在无辜的头几年的婚姻生活中让她的丈夫带进这种令人遗憾的状态中来的。这位丈夫,他年纪比她大得多,身量也比她高,这位丈夫似乎是一头毫无顾忌的猛兽,在交上新欢的最初几个时辰里她就已经对乌尔里希悲伤而会意地谈到这一点。稍晚一些他才得知,原来这个人是一个知名的、有声望的法学家,在职业方面颇有工作能力,而且是并无恶意地杀死动物的狩猎爱好者和法学家们的各种聚餐会上受欢迎的客人,在这类聚餐会上大家谈男人的问题而不谈艺术和爱情。这个有点儿循规蹈矩、性情温和、豁达乐观的人的唯一的失误就是,他和他的妻子结了婚并由此而比别的男人更频繁地与她处于在不法行为的语言里被称作露水夫妻的那种关系之中。多年来顺从着一个她不是出于内心的渴望而是由于精明才成为其妻子的人的意愿,由此而生出的心理影响已经使博娜黛婀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的身体极易受刺激,并且几乎已经使这种错觉不受她的意识左右了。一种她自己也不理解的内心的强制把她和这个由环境促成的男人连在一起;由于自己意志软弱,她便蔑视他,为了能蔑视他,她便觉得自己软弱;为了逃避他,她就欺骗丈夫,但却在最不适宜的时刻谈论丈夫或她和丈夫生的孩子们,而且从来也没有能力完全挣脱他。和许多不幸的女人一样,最后她从对自己的坚强屹立的丈夫的厌恶中领受自己在一个通常相当动荡的生活区域里的态度,把自己与他的冲突传进应使她摆脱他的每一个新的艳遇之中。除了使她迅速从抑郁状态进入躁狂状态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可以让她的哀诉沉寂下来。随后,她就否认那个做了这件事并滥用了她的弱点的人有任何高尚的思想,但是每逢她如同自己惯于用科学术语所表述的那样“爱慕”这个男人的时候,她的痛苦便总是给她的眼睛蒙上一层湿润、温柔的阴翳。

一三 一匹天才的赛马加深了要成为一个没有个性的人的认识

乌尔里希可以宣称在自己的学科里做了不少的事,这可不是一件不重要的事。他的工作也使他得到了人们的承认。要得到赞赏,这就未免是要求过分了,因为即使在真理的王国里人们也只会对有权决定一个人是否可以获得在大学里授课资格和教授职位的上了年纪的学者大加赞赏。准确地说,他依然是个被人称为有前途的人的那种人,而在有才智的人的共和政体里人们称那些拥护共和政体者为有前途的人,这是那些自以为人们可以将自己的全部力量奉献给事业的人,他们并不是把自己的大部分力量用在外部的进步上;他们忘记了,个人的成绩是微小的,而社会的进步却是大家的愿望,他们疏忽奋斗的社会责任,作为追求名利的人他们必须一开始就有这种责任感,好在成功的年代里能成为一种支撑和依傍,别人也好借此而努力追求事业上的发展。

有一天,乌尔里希也不愿意再当一个有前途的人了。人们开始谈论足球场或拳击比赛场上的天才们的时代在当时便已经开始了,但是在报纸的报导中,至少要报导十个天才的发明家、男高音歌唱家或作家,才会报导一个天才的中锋或网球运动大战术家。新精神感到自己还不完全稳当。但是恰恰在这时候乌尔里希在什么刊物上像嗅到一股提前吹来的夏熟气息那样突然读到“天才的赛马”这个词组。它出现在一篇关于一场引起轰动的赛马比赛的报导中,而文章作者也许根本没意识到从他笔端流露出来、透着集体精神的思想的重要意义。但乌尔里希却一下子领悟到,他的整个儿的事业发展过程与这匹天才赛马有着无法摆脱的联系。因为马向来就是骑兵的神圣动物,而乌尔里希在年轻当兵时则几乎没听说过别的,只听说过马和女人。他逃脱这匹马,为了成为一个著名的人,可就在他付出了变化多端的辛劳如今也许本可以感到已接近努力攀爬的顶峰的时候,这马却抢在他之前采取了行动,从那儿在招呼他了。

这肯定在时间上有其合理性,因为曾几何时,人们还把一种值得钦佩的男性精神想象成为这样一种气质:这种气质的勇气是道义上的勇气,它的力量是一种信念的力量,它的坚定是心灵和德行的坚定;它曾认为敏捷是某种带男孩性格的东西,虚招是某种不合法的东西,灵活和活力是某种与尊严相抵触的东西。最后,这种气质当然不再是活生生的,而是只在高级文理中学的教师身上和各种书面意见中出现,它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怪影,而生活则必须为自己寻觅一个新的男性的形象。待到它向四周察看,却发现一个有创造才能的人在做一种逻辑计算时所应用的动作和计谋确实和一具经过严格训练的身体的战斗动作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有一种一般的心灵的战斗力,不管它惯于猜到的是一项任务的还是一个实体敌人的易受攻击的一面,都会因困难和难以想象而变得冷酷和聪明。倘若人们对一位杰出人物和一位全国拳击冠军进行心理分析,那么,事实上他们的机智、勇气、精确和推理以及在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领域里的反应速度多半都是同样的,甚至在构成他们特殊成就的德行和能力方面,他们很可能和一匹著名的障碍赛马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人们绝不可以低估跳越一个矮树篱时有多少个重要的个性在起作用。可是除此之外,一匹马和一位拳击冠军还有一个一位杰出人物所没有的优势,这就是他们的成就和重要意义可以无可指摘地被测量出来,他们之中的最优秀者也确实会被认为是最优秀者,就这样,如今已经按功应得地轮到体育运动和求是精神来取代关于天才和大人物的陈旧观念。

就乌尔里希而言,人们甚至不得不说,在这件事情上他比自己的时代超前了几年。因为就在人们多破了一次纪录、超出纪录一厘米或一公斤的时候,他恰恰是以这同样的方式搞了科学。他的思想将会被证明是敏锐和强有力的,它已经做了强有力的人的工作了嘛。这种对精神力量的兴趣是一种期望,一种军事上的游戏,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的专横的要求。他觉得捉摸不定,不知道自己可以凭借这股力量完成些什么;人们可以用它做一切事,也可以什么事也不做,可以成为一个救世主或一个罪犯。一般来说,人的精神状态也大致都具有这样的性质,由于存在着这种精神状态,机器和发明的世界才会不断得到新的补给。乌尔里希曾把科学看作是一种准备、一种锻炼和一种训练。如果事实证明这种思想太枯燥、苛刻、狭隘和没有远见,那么,人们还就得这样接受它,宛如接受身体强壮、意志力坚强的人脸上的那种匮乏和紧张的表情。他持续好几年一直喜爱精神匮乏。他憎恨不能按尼采的话变成“为真理而忍受心灵饥渴”的人;憎恨倒打一耙的人、气馁的人、软弱的人,这些人用关于灵魂的胡言乱语来安慰自己的灵魂,并且用宗教的、哲学的和虚构的情感,用这种像在牛奶里浸软的小面包那样的情感,喂养自己的灵魂,因为据说理智给它吃石头而不是面包。他的意思是,人们在这个世纪里对一切人性的东西都处在一种探索的阶段,自豪感要求他们用一句“还没有”来挡住一切无益的问题并过一种带有过渡性原则的生活,但却意识到一个后来人将会达到的目标。实际情况是,科学已经阐明了一种严酷、冷静的精神力量的概念,这概念使人类旧的形而上学的道德观念变得干脆不可忍受,虽然它只能用这样的希望来取代它们:希望有朝一日,一个精神占领者人种将会降临到心灵的丰饶山谷。

但是只有在人们不被迫把目光从预言的远方移到当前的近处上来,并且并非是不得不读到这期间“一匹赛马已经变得很有天才了”这句话的条件下,这件事才会进展顺利。第二天早晨,乌尔里希用左脚着地下床,用右脚犹豫不决地去钩拖鞋。这是在另一个城市、另一条街道上,不是在他现在所居住的城市和街道,但才是不多几个星期以前的事。在他的窗户下面,栗色沥青的光泽上,小轿车已经在疾驰而过;清晨的纯净的空气开始充满白日微酸的味道,而他则觉得这简直荒唐已极,如今借着从窗帘照进来的乳白色的光,他开始了动作,像往常那样向前和向后弯曲自己那赤裸裸的身体,用腹肌把身体从地上抬起又放下,最后用双拳劈劈啪啪猛击一个拳击球。许多人在这同一个时刻里都在这样做,做完他们才去上班。每天一小时,这是有意识生活的十二分之一,它足以让一具训练有素的身体保持一头准备进行任何冒险活动的豹子的那种状态;但是这一小时只能献给一个徒然的期待了,因为从来不会有配受到这样一番准备的惊险活动。爱情的情况和这完全一样,人类以难以置信的方式对这爱情作好了思想准备,而末了,乌尔里希还发现,他在科学上也像一个已经爬过了一座又一座山脉却没见到一个目标的人。他拥有一种新的思维以及感觉方式的断片碎块,但是这在开始时显得如此鲜明的新景象已经渐渐消失在日益众多的细小事件之中,如果说他曾经自以为是在喝着生命源泉之水的话,那么现在他几乎已经把自己的全部期望喝光了。这时,他中止了这项伟大而大有前途的工作。他觉得他的那些同行专家部分像有着无情迫害狂的检察官和逻辑严密的安全主管,部分像吸鸦片者和吸食一种灰白得出奇的药材的人,这种药材用数字和不现实境况的幻象充满他们的世界。“天哪!”他想,“我从来也未曾有过一辈子当数学家的打算吧?”

但是他究竟有过什么打算呢?在这个瞬间他恐怕只有专心致志于哲学的份儿了。但是处于当时那种情况下的哲学却使他想起了狄多[14]的故事:一张牛皮制成带子,而依然很不明确的则是,人们是否也确实用它另套一个王国;从新事物中所生成的东西,具有与他自己所搞的那种东西相似的特征,所以没有能力去诱惑他。他只能说,他觉得自己比起青年时代来离原来想当的那种人的距离更远了,如果说他并不是压根儿就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人的话。除了自己并不急需去挣钱以外,他以惊人的敏锐看到了所有为自己的时代所宠爱的能力和个性,但是他却失去了运用它们的可能性;既然足球运动员和赛马有天才,归根到底,一个人要拯救个性便只剩下使用其天才这一个途径,他便决定向自己的生命告一年的假,以便寻一种使用自己能力的适宜途径。

一四 青年时代的朋友

乌尔里希自返回以来已经拜会过几次他的朋友瓦尔特和克拉丽瑟,因为这两个人在夏季也没出外旅行,他已经多年没见过他们了。

每次他到来时,他们都在弹钢琴。在这样的时刻一曲没弹完便不去理会他,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一回是贝多芬的《欢乐颂》。像尼采所描写的那样,成百万人令人恐惧地跪倒在地上,敌对的界限被打破,世界和谐之福音、联合着分离的人;他们已经忘掉了行走和讲话,正要向着高空飞舞而去,脸面沾上污点,身体弯曲,脑袋一上一下地颤动,张开的爪子敲击出腾跃而起的音响。无法测度的事发生了;一个界限模糊的、充满热烈感情的气泡膨胀至爆裂,从激动的指尖、额头神经质的皱痕、身体的抽搐中不断闪耀出新的情感,激起内心的巨大震荡。这种情形已经反复出现过多少次了?

乌尔里希一向就不喜欢这架经常龇着牙张着嘴的钢琴,这头大嘴、短腿、由达克斯狗和叭儿狗杂交而成并控制了他的朋友们的生活的宠物,也不喜欢墙上的那些画和那些骨瘦如柴的工厂成批生产大众货家具的图样;连没有女仆而是只有一个做饭和清扫的打杂女工这个事实也属于他不喜欢的事物之列。这一家的窗户后面,缀有一丛丛古树和三三两两歪斜小屋的葡萄园渐渐升高直至那一片片弧形的树林,但是在近处一切都杂乱无章,光秃、零散、受腐蚀,就像大城市边缘向前推进到乡村周围一带的地区那样。在这样的近处和优美的远处之间,这件乐器张开弓;它闪着幽黑的微光将温存和英勇的火柱穿过墙壁遣送出去,虽然它们被搓碎成极细的声音灰烬,在不多几百步远处就掉落了下来,连那座长着一片松林的小山丘都没达到,那儿有一家小酒店,就坐落在那条通往森林去的道路的中途。然而,这架钢琴可以使这寓所发出轰隆声,并且成为灵魂借以像一头发情的鹿似的向宇宙呼喊的扩音器中的一个,除了千百个别的孤单地向宇宙发情鸣叫的灵魂那同样的竞相呼喊外,没有任何声音对那头鹿作出回答。乌尔里希在这一家之所以有强有力的地位,是因为他宣布音乐是一种意志的软弱和精神的错乱并且以比自己实际上所认为的更轻蔑的态度谈论音乐;因为在那个时代,对于瓦尔特和克拉丽瑟来说音乐是最大的希望和恐惧。他们有时因此而鄙视他,有时则像崇敬一个恶魔那样崇敬他。

这一回乐曲弹完时,瓦尔特依然迷惘和若有所失地坐在钢琴前那张半旋转过来的矮凳软垫上,但克拉丽瑟站起来,热烈问候闯入者。她的手上和脸上还在颤动着弹奏钢琴的电荷,笑容里透着一种既振奋又厌恶的紧张心情。

“青蛙国王!”她说,脑袋指了指自己身后的音乐或瓦尔特。乌尔里希感觉到自己与她之间的那根有弹力的带子又绷紧了。上一回来访时她曾给他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梦;一头滑溜的活物想趁她熟睡时制服她,它鼓胀而软乎,多情而令人恐惧,而这只大青蛙就意味着瓦尔特的音乐。这两位朋友对他不保守多少秘密。克拉丽瑟刚和他打过招呼就马上又转过身去,迅速回到瓦尔特身边,再次发出“青蛙国王”这一瓦尔特似乎并不理解的惊呼声,并用那双还震颤着音乐的手带着痛苦的神情使劲扯他的头发。她的丈夫露出一副亲切和惊愕的神色,从滑溜、空虚的音乐中退回一步。

然后,克拉丽瑟和乌尔里希撇下他在晚霞的余晖中去散步;他留下待在钢琴旁边。克拉丽瑟说:“能够不做某种有害的事,这是对生命力的考验!精疲力竭的人受到有害的事的引诱!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尼采声称,一个艺术家过分拘泥于他的艺术的道德性,这是一个懦弱的征兆?”她在一个小土堆上坐了下来。

乌尔里希耸耸肩膀。当克拉丽瑟三年前嫁给他这位青年时代的朋友时,她二十二岁,是他自己把尼采的作品当作结婚礼物送给她的。“倘若我是瓦尔特,我就要和尼采决斗!”他笑着回答。

克拉丽瑟细长的、在连衣裙里显出柔和线条悠荡着的后背像一张弓那样绷紧,她的脸也绷得极紧;她胆怯地把脸扭开,不去看朋友的脸。

“你还是一直既有女孩气又有英雄气……”乌尔里希添上一句;这是一个问句,或许也不是,有点儿开玩笑,但也有点儿诧异中透着多情;克拉丽瑟不完全明白他这话的意思;但是他使用了那两个词儿,那两个词儿深深刻进她的内心,宛若一支纵火的箭扎在茅草屋顶上。

时不时地,一阵无目的的音响向他们这边传过来。乌尔里希知道,她数星期不准瓦尔特接近,如果他弹奏瓦格纳的话。尽管如此,他还是弹奏瓦格纳,心里怀着鬼胎,像一个嗜男色的人。

克拉丽瑟真想问问乌尔里希,他了解多少这方面的情况;瓦尔特从来也保守不住什么机密;但是她羞于启齿。这时,乌尔里希也在小土堆上坐到她的身旁,于是,她终于说了完全不同的话。“你不爱瓦尔特,”她说。“其实你不是他的朋友。”这话听起来带着挑衅,但是她脸上挂着笑。

乌尔里希作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回答。“我们的确是青年时代的朋友嘛。在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克拉丽瑟,我们就已经处在一种行将结束的青年时代友谊的明白无误的关系之中。我们在不知多少年以前曾彼此钦佩,现在我们怀着深切的了解而互相猜疑。每一个人都想摆脱这个难堪的印象:他曾一度将对方混同于自己。就这样,我们用准确无误的哈哈镜为我们自己效劳。”

“那么你是不相信,”克拉丽瑟说,“他还会作出什么成绩来?”

“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收缩成为一个普通的老年人,他提供了一个不可逃脱性的榜样,这样的榜样是找不出第二个来的;没有命运的打击,只通过萎缩,事先便注定了他会遭受到的这种萎缩!”

克拉丽瑟抿紧嘴唇。信念优于体谅,他们之间青年时代达成的一致激荡着她的心胸,但她的心作痛。音乐!那声响不断地涌动过来。她侧耳细听。现在,在缄默不语的时刻,人们清楚地听到激越的钢琴声。倘若人们不注意,它似乎就像“喷薄的火焰”从土堆里升起。

瓦尔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也许实在难以说清楚。他是一个可爱的人,长着一双富于表情、内涵丰富的眼睛,今天还依然如此,这是可以肯定的,虽然他已经三十四岁出头,自一些时候以来就供职于某个艺术处。他的父亲给他弄到了这个公务员美差,并威胁说,若不接受这个职位,他就要撤销对儿子的金钱资助。因为瓦尔特其实是画家;他曾经一边在大学攻读艺术史一边在国立研究院的一个绘画班上学绘画,后来曾在一间画室里居住过一段时间。当他同克拉丽瑟一道迁进郊外的这所房屋的时候,他在这之前不久和她结了婚,他也曾经是画家;但是现在,看样子他又是音乐家了,在十年恋爱中,他时而是这一个,时而又是另一个,而且还是诗人,出版过一份文学期刊,为了能结婚而当上了剧院营业部职员,不多几个星期后便放弃了,为了能结婚,过了一些时候又当上了剧院小乐队指挥,半年以后也看透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曾干过图画教师、音乐评论家、隐居者和某些别的营生,直至他的父亲和未来的岳父再怎么慷慨大度也实在无法容忍这种状况。这样的上了岁数的人常说他就是缺乏意志力;但是不妨这样说,他一辈子就只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兴趣的半瓶醋,而令人感到蹊跷的恰恰是,总也会有那么一些音乐、绘画或著作方面的专家对瓦尔特的前途作出热情洋溢的判断。作为相反的例子,乌尔里希虽然已经作出了一些其价值不容否认的成绩,可是在他的一生中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个人会来到他身边并说:“您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我的朋友们正期盼着的那个人!”在瓦尔特的一生中,这样的事每一个季度就发生一次。尽管这些人不见得就是最权威的评论家,但他们却都是拥有某种影响,拥有一个大有希望的建议,事业有成并拥有地位、友谊和支持的人,他们将这些东西提供给被他们所发现的瓦尔特使用,并恰恰因此而使得瓦尔特的生活走上了一条如此丰富多彩、曲折发展的道路。不知什么东西悬在他的头顶上,它似乎比某一个成就意义更重大。也许那是一种让人认为自己有优秀才干的特殊才干,如果说这是半瓶醋的话,那么德意志民族的大部分精神生活便是以半瓶醋为基础的,除了确实很有才干的人,各层次的人当中都存在着这种才干嘛,因为从种种迹象看,恰恰是确实有才干的人一般可能都缺少这种才干。

连看透这一层意思的才干瓦尔特也有。虽然他当然像每一个人那样准备相信自己的成就是一种个人的功绩,可是,如此轻而易举地受到每一个机遇的青睐,他的这个长处却向来就像一样令人惊恐的劣等货似的使他感到惴惴不安,不管他多么频繁地更换自己的工作和人际关系,这都不是由于性格上的反复无常,而是由于受到巨大的内心的诱惑和一种恐惧的驱使,生怕自己不得不为了心志纯洁的缘故而一直漫游下去,直至在虚假的东西显露出来的地方扎下根来。他的人生道路是一连串震动人心的经历,从中产生出一场心灵的英勇斗争,这个心灵顶住了种种动摇不定的态度,却不知道它这是在为自己的动摇不定效劳。因为就在他像一个天才理应的那样为自己的精神行动的道德而受苦、斗争,并为自己那不足以成大气候的才干支付全部押金之际,他的命运悄悄地在内部兜了一圈把他引回到了虚无。他终于到达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会妨碍他的场所;这种平静的、深居简出的、可以避开艺术市场的种种污泥浊水的、他那半学者地位式的工作,使他得到充分的独立性和充裕的时间,去全身心地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声,对情人的占有去掉了他心头的疙瘩,他在婚后和她一同迁入的这所“孤独边缘”的房屋特别适合于从事创作:但是,当再也不存在什么必须被克服的东西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久已渴望从他的高尚思想中产生出来的作品却没有产生出来。瓦尔特似乎再也不能工作了;他隐藏和销毁;每天早晨或下午回家后,他接连几小时把自己关在屋里,拿着合上了的绘画速写本作数小时路程远的散步,但是从中所产生出来的那少量的成果他藏而不露或加以销毁。他这样做有成百个不同的理由。但是总的说来,在这段时间里他的观点也开始明显地改变了。他不再谈论“时代艺术”和“未来艺术”,这些对于克拉丽瑟来说自她十五岁起便和他联结在一起的观念,而是在某个地方画上了一笔——譬如在音乐方面画在巴赫那儿,在文学方面画在施蒂夫特[15]那儿,最后在绘画方面画在安格尔[16]那儿——并宣称,一切后来者都累赘、蜕化、过火和走下坡;事情甚至变得越来越激烈,他竟声称,在一个像当前这个时代这样已经在其精神之根上受到毒害的时代里,必定蕴含着一种纯洁的创作才干。虽然这样严酷的意见出自他的口中,但是他一把自己关进房间,瓦格纳的音乐就日益频繁地从里面传出来,这就泄露出了天机,因为早年他曾教导克拉丽瑟把瓦格纳的音乐当作一个充满市侩气的、蜕化了的时代的典范而加以蔑视,可是现在他自己却沉溺于其中,宛若沉溺于一种醇厚、浓郁、醉人的美酒。

克拉丽瑟进行抵抗。她因他那件丝绒上衣和他那顶扁平礼帽的缘故早已经憎恨瓦格纳了。她是一位画家的女儿,这位画家的舞台布景世界闻名。她在一个有着浓郁舞台气氛和颜料气味的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置身在三种不同的艺术行话之间,戏剧、歌剧和画家工作室的行话,四周为丝绒、地毯、天才、豹皮、小装饰品、孔雀羽毛拂尘、衣箱和琉特琴所围绕。所以她打从整个心眼儿里厌恶种种浓重艳丽的艺术并感到自己受到种种清淡而严酷风格的吸引,不管这是无调性的新型乐曲的超几何学,还是剥去了皮的、像一个用肌肉标本那样变得清楚明了的古典形式的意志。瓦尔特往她的处女的受约束的氛围注进了第一个有关于此的信息。她管他叫“光明王子”,当她是个孩子的时候,瓦尔特和她就互相发誓,他不当上国王,他们就都不结婚。他的变化和行动的历史同时也是极大的痛苦和喜悦的历史,她便是这场竞赛的优胜奖品。克拉丽瑟不像瓦尔特那样有才干,这一点她一直有所感觉。但是她认为天才是一个意志问题。她曾鼓起极大的干劲试图攻读音乐。她可能压根儿就没有音乐才能,但是她有十个瘦长有力、适合弹钢琴的手指和坚强的毅力;她连续几天练习,像驱赶十头瘦牛那样驱动她的手指,要它们从谷底拽拉起某种极其沉重的东西。她以同样的方式从事绘画。自十五岁起,她就一直认为瓦尔特是个天才,因为她始终就只想嫁给一个天才。她不允许他不当天才。当她察觉到他不灵了,她就拼命抗拒这个令人窒息的、缓慢的变化。恰恰是在这种时候,瓦尔特本来是很需要体贴入微的关怀的,每逢他为自己的无能所困扰便向她趋近,像一个寻求乳汁和睡眠的婴孩,但是克拉丽瑟的纤小的、神经质的身体却并不慈爱。她觉得自己让一条寄生虫给糟蹋了,这条寄生虫想寄生在她体内,她拒绝了。她嘲笑这蒸汽翻腾的洗衣房里的温暖,他居然在这种温暖中寻找安慰。也许吧,这残忍。但是她想当一个大人物的伴侣,她在和命运搏斗。

乌尔里希给克拉丽瑟敬了一支香烟。他已经如此毫无顾忌地说了自己心里所想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呢。香烟的烟雾尾随着晚霞的光束,在离他们有一些距离的地方联合在一起。

“乌尔里希了解多少这方面的情况?”克拉丽瑟在自己的土堆上想,“啊,这样的斗争,他会了解些什么呀!”她回想起,每逢音乐和肉欲的痛苦缠扰他而她又毫不容情地奋力抵抗的时候,瓦尔特的面容如何变得憔悴,露出痛不欲生的神态;不——她猜想——一场以爱情、蔑视、恐惧和高度的责任为基础的,像在喜马拉雅山上的情爱游戏,对这场阴森古怪的游戏乌尔里希一点儿也不知道。她对数学没有什么很好的评价,她从来也没有认为他和瓦尔特有同等的才干。他聪明、有逻辑性、见多识广;但是这比未开化强多少了吗?从前他倒是网球打得比瓦尔特好得无法比拟,她记得,看到他那凶狠的击球时自己有时曾心潮起伏,感觉到此人将会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她面对瓦尔特的绘画、音乐或思想则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她暗自在想:“也许我们的事他全知道,可就是什么也不说?!”毕竟他先前曾完全清清楚楚地影射过她的大无畏精神的嘛。他们之间的这种缄默这时显得紧张已极。

但是乌尔里希在想:“十年前克拉丽瑟多可爱呀;这个对我们仨的前途怀着狂热信念的大孩子。”其实他只有唯一的一次对她感到不快,那是在瓦尔特和她结婚的时候;那时,她表现出了那种令人不愉快的双人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往往令别的男人觉得年轻的、满怀虚荣爱恋着自己的丈夫的女人简直难以忍受。“在这期间,这种情况已经好多了。”他暗自在想。

一五 精神崩溃

瓦尔特和他,在最近的世纪转折点之后已被遗忘的时代里,都曾年纪轻轻的;当时许多人便以为,这个世纪也年轻。

那个已被埋葬的世纪在其下半叶没显出多大的特色来。它在技术上、商业上以及研究上是明智的,但是除了这些焦点问题以外,它寂静和虚假得像一片沼泽。它像古希腊罗马人那样画画,像歌德和席勒那样作诗并用哥特式和文艺复兴的风格盖了自己的房子。崇高目标的要求以一个警察局的方式支配着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由于那个秘密的法则,那个不把模仿和夸张联结便不许人模仿的法则,当初的一切都被做得十分合乎艺术规律,这是那些受到钦佩的榜样们永远也不曾做到的,这样的痕迹人们甚至今天还能在街道上和博物馆里看到,而且,不管这一点和这有没有关系,那个时代的既贞洁又胆怯的妇女们不得不身穿从耳根一直拖垂到地面的衣服,却要同时显现出一个隆起的胸脯和一个丰满的臀部来。此外,出于种种的原因,人们对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所了解的情况都没有像对处于自己二十岁和父辈们二十岁之间的那三十至五十年所了解的情况那样少的。所以这可能有用,人们不妨记住,在恶劣的时代里那些糟糕已极的房屋和诗歌都是按照和在最好的时代里完全相同的美好原则制造出来的;所有参与破坏以前美好时期的成果的人都觉得是在改善这些成果;一个这样的时代的无血色的年轻人像所有别的时代的新人一样都对自己的青春朝气感到十分自负。

在一个这样的平平淡淡、渐渐沉没的时代之后,突然来一个心灵的小小高潮,每一回这都像是一个奇迹,当初便发生了这样的事。一种催人奋进的激情突然在整个欧洲从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那油亮光滑的精神中崛起。没有哪个人明确知道,什么东西正在成形之中;没有哪个人说得清楚,这是一种新艺术、一个新人、一种新道德呢,抑或也许只是一种社会阶层的改组。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说些合自己心意的话。但是到处都有人奋起,为反对旧事物而斗争。到处都有适当的人突然出现;至关重要的是,有求实的进取心的人和精神上有进取心的人聚集在一起。从前被扼杀了的或者根本就不曾参与过公共生活的才干施展出来了。它们异彩纷呈、各不相同,而它们的目标的对立是不可超越的。超人受到爱戴,低等人受到爱戴;健康和太阳受到崇敬,患肺病的姑娘们的柔情受到崇敬;人们倾心于英雄信条和阿勒曼尼[17]信条;人们既虔信又抱怀疑态度,既自然主义又矫揉造作,既强健有力又孱弱病态;人们憧憬古老的宫殿林荫路、秋天的花园、清澈的池塘、钻石、大麻、疾病、魔力,但也憧憬北美洲中部大草原、宽阔的视野、憧憬锻造和轧钢车间、赤露的战士、苦役劳工的起义、人的原始交配和社会的分裂。诚然,这是矛盾和极其不同的交战喊杀声,但是它们有着一种共同的气息;人们若剖析过那个时代,就会发现这荒诞无稽得像一个有棱角的圆,它自称由木制的铁组成,但实际上一切都已融合成一种发出微光的意识。这个幻觉体现在世纪转折的神奇日期中,它是如此强烈,致使一些人兴奋地冲进这个新的、还未被利用的世纪,而另一些人则还像在一所人们反正就要迁出去的房屋里那样迅速地在这个旧的世纪里过把瘾,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这两种态度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人们不愿意,那么也就不必过高估计这个过去的“运动”。它反正只在那个稀薄的、多变的知识分子阶层中进行,这个阶层受到那些今天谢天谢地又振作起精神来、有着牢不可破的世界观的人——尽管这种世界观有种种区别——一致的蔑视,而且它不对大群的人起作用。但是不管怎么说,即使没有成为历史性事件,它也不失为一个小小的事件,而瓦尔特和乌尔里希这对朋友在年轻时恰好还浮光掠影般经历了这个小小事件。当初某种东西贯穿着这杂乱无章的信仰,犹如许多树在一座树林里弯下,一种教派的和改良者的精神、一种心安理得的开端和觉醒、一种小小的新生和改革,这样的事只有在最好的时代里才有,如果人们当初走进这个世界,那么在第一个街角就会感觉到这股精神气息扑面而来。

一六 一种神秘的时代病

想当初,在根本不很久远的时间之前,他们确实是两个年轻小伙子——乌尔里希又独自一人时,心里这样想——奇怪的是,这两个人不但首先在所有别人之前想到那些最重要的认识,而且还是同时想到,只要一个人张开口,准备说点什么新鲜的,另一个马上就会作出同样的惊人发现。这是青年人友谊上的某种怪异现象。他们像一个蛋,这个蛋在蛋黄里就已经感觉到自己那美妙的鸟的前途,但是除了一种有些缺乏表情的、与别的蛋纹路没有什么区别的蛋纹路以外,它还没向世界显示出任何别的东西来。他眼前清晰地浮现起那间少年以及大学生时代的房间,每逢他外出郊游几周回来后,他们便在房间内相聚。瓦尔特的摆满了图画、笔记和活页乐谱的写字台,预先放射出一位著名人物的未来的光彩,以及对面那个窄小的书架,瓦尔特有时像塞巴斯蒂安[18]站在桩子旁边那样热忱地站在那书架旁边,灯光照在那一头一直偷偷为乌尔里希所赞叹的好看的头发上。尼采、艾腾贝格[19]、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他刚刚读过的随便哪一个作家,便只有一直摆在地上或床上的分儿,倘若它们不再被使用,而滔滔不绝的谈话又不容许稍有停歇因而无暇将它们好好放回原处的话。为了可以随意利用青年人的自负,大人物们相当地喜欢青年人,此刻他则觉得青年人的这种自负简直可爱已极。他试图回忆那些谈话。它们像梦,就像人们醒来时抓住睡梦中的最后几个思绪。他略感惊讶地想到:我们当初提出一些论断,它们也还另有一个目的,不只是图正确这个目的;这就是,保住我们的地位!就这样,在青年时代,自己发光的欲望比在灯光下看人的欲望强烈得多;他感觉到对这种好似在光线上飘浮的青年时代情感的回忆是一种痛心的损失。

乌尔里希觉得,他在壮年开始时陷入一种普遍的气势颓静的状态,尽管有偶或出现、迅速平静的漩涡,它还是逐渐淡薄下来变成一种越来越无精打采的、杂乱的脉搏跳动。几乎没法说出这种变化有些什么内容。著名人物一下子变少了?不是的!何况,问题根本就不在于他们嘛;一个时代的高度并不取决于他们,譬如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人的文化修养的匮乏没能够压制黑贝尔和尼采的成长,这两个人也没能够压制同时代人的文化修养匮乏。公众的生活停顿了吗?没有;它变得更强劲有力了!折磨人的矛盾比从前更多了吗?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嘛!从前人们就没有做过颠倒黑白的错事?大量的!我们私下里说吧:人们为懦弱的人出力,不理会坚强的人;会有蠢材扮演领袖角色、很有天赋的人扮演怪僻人角色的事;德国人不顾种种被自己说成是颓废的和病态的夸张的阵痛,继续读自己的家庭杂志,大批德国人参观水晶宫和脱离派[20]的艺术家家园;政治根本就丝毫不把新人物们以及他们的杂志的观点放在心上,公共机构对新事物依然像是被一条瘟疫警戒线围住了一样。人们不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打那以后一切都已经变好了?从前只是小宗派头头的人如今已经变成老年著名人士;出版商和艺术美术品商人富了;新机构层出不穷;全世界的人都在参观水晶宫和脱离派以及脱离派的脱离派;家庭杂志已经把头发剪短;国务活动家们喜欢显出自己在文化艺术领域知识渊博,报刊都在登载文学史。那么是什么给丢失了呢?

某种难以领会的东西。一种预兆。一种幻想。就像一块磁铁放开铁屑、铁屑又陷入一片混乱。就像线从一个线团里掉落出来。就像一列火车的车厢已经松动。就像一个乐队开始错误演奏。你找不出任何细小的毛病,它们不是从前也有可能会出现的,但是所有的关系都已经有一些改变。从前效力微薄的观念变得丰厚起来。各种人物获得荣誉,要是在从前人们才不会把这些人放在眼里。粗暴生硬的东西变得温和,已分离的又汇合,有独立思想的人向赞誉让步,已经形成的审美力重新遭到风险。鲜明的界线到处都已消失,某种新的、无法描绘的结成姻亲的能力把新人和新观念高高举起。这些新人和新观念不坏,肯定不坏;不,只不过是有点儿过多的坏东西搀和进好东西,谬误搀和进实情,调整搀和进重要性了。简直就好像有一个这种搀和的优惠百分比,这个百分比在世界上传播得最广泛;一种小小的、足以够用的代替物配料,它让天才显得有才智、让有才能的人显得前途无量,就像某种无花果或菊苣根代用咖啡添加剂按某些人的看法赋予咖啡以正宗的、味道浓郁的咖啡口味那样,而所有精神领域的受偏爱的和重要的职位一下子全被这样的人占据了,于是所有的决断全按他们的心意作出。人们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在任何别的事物身上。人们也无法说清一切是怎样变成这个样子的。人们既不能为反对人物也不能为反对思想或某些现象而斗争,既不缺乏才干也不缺乏良好的愿望,甚至连刚强的性格也不缺。只不过就是既什么都缺又什么也不缺罢了;这情形,就仿佛血液或空气已经变了似的,一种神秘的疾病已经耗尽了从前时代的小小的天才的征兆,但是一切都闪耀着新奇,最后人们不再知道,是世界确实变坏了呢,还是只不过人们自己变老了。然后,一个新的时代终于来临了。

就这样,时代已经变了,像一个白天,开始时闪耀着湛蓝的光,后来便慢慢变得阴暗起来,这个时代并不曾怀有等待乌尔里希的好意。他便这样回报他的时代:他认为耗尽天才、构成时代疾病的那些神秘变化,其原因就是寻常已极的愚蠢,完全不是在侮辱人的意义上。因为如果愚蠢不是从内部看和才能酷似,如果它从外部看不是可能会显现出进步、天才、希望、改善的样子来,那么大概也就没有人愿意愚蠢了,也就不会有蠢事了。也许反对愚蠢至少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吧。但是可惜愚蠢却有着某种极讨人喜欢和自然的特性。譬如如果人们觉得一幅印刷复制的油画比一幅手画的油画更有艺术价值,那么,这里恰恰也包含着一种真实,这种真实比凡·高是一位大艺术家这个真实更有把握加以证明。同样的,作为戏剧家比莎士比亚还强劲有力,或者作为小说家比歌德还情绪稳定,这也是很容易和值得一做的事,一句说得恰到好处的空洞套话总是比一个新发现含有更多的人情味儿。简直就不会有哪个重要思想愚蠢会不善于利用,它具有各方面的灵活性并能穿上各种真实的衣服。而真实则总是只有一件衣服和一条道路,并因而总是处于劣势。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与此相关联地,乌尔里希有了一个奇特的想法。他想象,死于一二七四年的大教会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在无比艰辛地把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整理得井然有序之后,更彻底地深入钻研了那些思想,刚刚才结束这项研究工作;受到特殊的恩宠保持着青春的活力,如今他腋下夹着许多大开本的书从他那半圆拱形的住房大门里走出来,这时恰好一辆电车从他面前疾驰而过。这位万能博士——过去人们曾这样称呼著名的托马斯——的莫名惊诧逗得他发笑。一个骑摩托车的人顺着空荡荡的街道行驶,他罗圈着双臂,罗圈着双腿轰隆隆驶来。他的脸上呈现出一个装腔作势吼叫着的孩子的严肃神情。看着看着,乌尔里希便回忆起几天前在一份杂志上见到的一位著名女网球运动员的照片;她踮着脚尖,把大腿一直裸露到长袜松紧带以上的部位并将另一条大腿向自己的脑袋甩去,与此同时,她手举球拍向后摆荡,准备接一个球;她脸上同时还现出一副英国家庭女教师的模样。在同一期上还登了一张女游泳运动员的照片,她在比赛后接受按摩;脚跟前和头前各站着一个在一旁认真观看的穿日常便服的女子,而她则裸体仰卧在一张床上,一个膝盖向上曲起,摆出一个委身的姿势,旁边的按摩师双手放在她膝盖上,穿一件医生白外套,从照片里把目光投出来,仿佛这一堆女人肉已出皮,正挂在钩子上似的。这样的东西人们当初已经开始看了,不管用什么方式人们都得承认它们,就像承认高层建筑和电车。乌尔里希觉得:“人们不能自己没遭损失就生自己时代的气。”他也随时准备着去爱所有这些活生生的形态。他所永远办不成的,仅仅是,像社会的舒适感所要求的那样,全力以赴地去爱它们;很久以来,一丝反感便一直笼罩着他所做和所经历的事,一种无能为力和孤独的征兆,一种普遍的反感,对这种反感他无法找到与之相辅相成的好感。有时他的心情简直就像是知道生来就有一种才干,现在却没有这才干要追求的目标。

一七 一个没有个性的人对一个有个性的人的影响

乌尔里希和克拉丽瑟闲谈着,这两个人没察觉他们身后的音乐暂时中止了。随后,瓦尔特走到窗口。他看不见这两个人,但是他感觉到他们就站在他视界边沿很近的地方。嫉妒使他烦恼。浓重感性音乐的醉意诱使他回去。他背后的钢琴敞开着,像一张床,让一个睡着的人弄得乱七八糟,他不愿意醒来,为的是可以不必面对现实。一个感觉到健康人迈步行走的瘫痪者的嫉妒折磨着他,他没有勇气和他们待在一起;因为他的痛苦使他不可能进行自卫反击。

每逢瓦尔特早晨起床并不得不匆匆上班,每逢他白天和人谈话,每逢他下午挤在人群中往家中走,他便感觉到自己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负有特殊的使命。于是他就以为自己看待一切事物均有不同的眼光;别人漫不经心、不予理会的事物,他见到了会深受感动;别人漫不经心地抓取一个物件,而对他来说自己的胳膊的移动就已经充满精神冒险或自我爱恋的麻痹。他是敏感的,他的情感总是受到冥想、坑穴、起伏的山谷和群山的推动;他从来都不冷漠,而是把一切看作一种幸运或不幸,从而经常有机会去做生动的思考。这样的人对别人产生一种不寻常的吸引力,因为他们不间断地处于道德的运动之中,这感染着这些人;在他们的谈话中一切都具有一种个人的意义,而由于人们在与他们交往时可以不间断地研究自己的心事,所以他们给人以一种愉快、一种人们否则只能付报酬在精神分析学家或个性心理学家那儿得到的愉快,况且还有这样的区别:人们在那儿觉得自己是病人,而瓦尔特则协助别人,让他们出于迄今为止没觉察的原因而以为自己了不起。凭着传布精神自我研究的个性,他也征服了克拉丽瑟,随着时间的推移击败了所有的竞争者;因为他觉得一切均变成伦理学的运动,所以他能够令人信服地谈论装饰花纹的不道德、平滑形式的卫生以及瓦格纳音乐的啤酒气味,这符合新的艺术趣味,而连他未来的岳父大人,一位踌躇满志的画家,也让他的这种观点给吓了一大跳。所以毫无疑问,瓦尔特可以回顾成就。

尽管如此,他满怀着也许以前从未这样成熟和新颖的印象和计划一到家里,心境便会发生一种令人沮丧的变化。他只要把一块亚麻布铺到画架上或者把一张纸放到桌子上,这就成了一种可怕的逃离自己内心世界的预兆。他的头脑依然明白事理,头脑里的计划似乎飘浮在一种很透明和清澈的空气里,计划分裂了,变成两个或更多的计划,它们简直要争风吃醋起来了;但是脑袋与为实施计划而必不可少的初步的运动之间的联系就像被切断了。瓦尔特下不了决心,哪怕只是一个手指也动不了。他在什么地方一坐下,就干脆不从那位置上站起来,他的思绪就像在下落的瞬间便融化的雪触及不了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他不知道,这时间被什么所充满,但是一眨眼,天黑下来了,由于他在有过一些这样的经历之后就已经怀着对它们的恐惧往家里走,所以一连好几个星期便开始滑动着像一种迷乱的半睡半醒状态那样消逝。因灰心丧气而放慢了作出自己的全部决断和运动的速度,他身患痛苦悲伤症,而他的无能为力则变成一种痛苦,只要他想下定决心做点什么事,这种痛苦就往往像鼻出血一般死死缠住他。瓦尔特害怕了,他在自己身上感受到的这些现象不仅妨碍他工作,而且也让他感到心惊胆战,因为它们似乎完全不受他意志的影响,以致常常给他留下精神正在开始崩溃的印象。

但是就在他的状况在过去的一年里变得越来越糟糕的时候,他从一个从前从未予以足够重视的思想上得到了一种神奇的援助。这个思想不是别的,就是他被迫生活在其中的欧洲已经无可挽救地蜕化变质了。从外表看是境况颇好的时代,从内部看却在经受一种故态复萌,这种故态复萌多半是每一件事都会经历的,所以精神发展也同样会经历,倘若人们不为它付出特殊的努力、不为它输送新的思想的话。在这样的时代,最先想到的问题其实势必就是人们对此能做些什么;但是恰恰在这样的时代,这缠成一团的聪明、愚蠢、平庸、美丽是如此浓密和纷乱,致使许多人显然觉得还不如干脆就相信一个秘密,所以他们宣布某种无法准确判断的、具有庄重的不精确的东西正在不可阻挡地衰落。这涉及种族、植物性生素食还是灵魂,这从根本上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因为正如遇到每一种健康的悲观主义时那样,关键只在于,人们有着某种逃脱不掉的东西,某种可以依傍的东西。虽然瓦尔特在春风得意的年代里曾经能够做到嘲笑这样的理论,但是当他自己开始试验它们时,不久便发现它们有很大的好处。如果说到那时为止他一直无劳动能力、觉得身体不好的话,那么现在便是时代无能而他自己身体健康。他一生一事无成,如今他这一生一下子找到了一种非凡的解释,一种异乎寻常规模的自我辩解,这种辩解和他的生活很相称,甚至,当他拿起铅笔或钢笔并又撂下,这简直带有作出一种重大牺牲的性质。

然而,瓦尔特还须在内心作思想斗争,而克拉丽瑟却折磨他。批判时弊的谈话她不参与,她直截了当地相信天才。天才是什么,她不知道;但是只要一谈起天才来,她的整个身体便开始颤抖、绷紧;不管人们感觉到这一点还是没感觉到这一点,这反正是它的唯一证明。对于他来说,她始终仍然是那个矮小、残忍的十五岁的姑娘。不是她从来也不曾完全理解他的情感,便是他从来不曾能够控制住她。但是冷漠、严酷如她这般,况且又如此激情满怀、有着无谓激昂的意愿,她作为这样的人具有一种对他施加影响的神秘的能力,仿佛从一个在三维空间里无法定位的方向传来一股力在推动着她似的。这有时几乎达到叫人感到无名恐惧的地步。尤其当他们共同演奏乐器的时候,他总是感觉到这一点。克拉丽瑟的演奏生硬、呆板,遵循着一个他感到陌生的激动法则;当身体发热到灵魂隐约可见的程度,它便非常吓人地向他传导过来。随后,某种辨别不清的东西从她体内挣脱出来,并且有同她的精神一道飞离而去的危险。它来自她生命的一个秘密空穴,人们不得不战战兢兢地一直锁住这个空穴:他不知道自己从什么上感觉到这一点以及这是什么;但是它用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折磨他,让他感到需要对此采取什么决定性的行动,可是他却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因为除了他以外谁也没觉察到什么。

他透过窗户看到克拉丽瑟返回来时,他心里隐隐约约意识到,他又将抵御不住说乌尔里希坏话的欲望了。乌尔里希回来得不是时候。他伤害克拉丽瑟。他邪恶地恶化着她体内瓦尔特不敢触动的难治的空洞,恶化着克拉丽瑟身上那可怜的、病态的、招灾惹祸而锋芒毕露的特性,那个秘密的空洞的空间,那里的链条被使劲拽动,有一天它们会完全松开。如今她光着头站在他面前,刚走进来,手里拿着那顶遮阳小帽,他看着她。她的眼睛含着讥讽、明澈、温存;也许有点儿太明澈。有时他觉得好像她简直就是具有一种他所没有的力量。小时候他就已经感受到过这力量,觉得它就像一根硬刺,会让他不得安宁的,可是自己显然不曾希望它起变化;这也许就是他生活的秘密,另外这两个人不懂这个秘密。

“我们的痛苦是深重的!”他想,“我认为,两个人像我们不得不做的这样互相如此深切地相爱,这样的事不经常发生。”他冷不丁开口说道:“我不想知道,乌洛对你讲了些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所惊叹的他的力量,无非是空虚而已!”克拉丽瑟望着钢琴微微一笑;他已经不由自主地又在敞开着的钢琴旁边坐下了。他继续说:“如果人们天生就不敏感,那么,像英雄那样去感知,这准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如果人们根本就不知道,每一毫米可以隐藏多少东西,那么想象几千米可以隐藏多少,这也准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他们有时说到他时用“乌洛”,在青年时代他们就是这样称呼他的,所以他爱他们,一如人们对自己的乳母保持着一种微笑的敬畏。“他陷在泥坑里了!”瓦尔特添上一句。“这个你没觉察到;可是你大可不必以为我不了解他!”

克拉丽瑟怀疑。

瓦尔特气冲冲说:“今天一切都在崩溃!一个无底的智力深渊!他也有才智,这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对一颗完整心灵的力量他一点儿也不懂。歌德称之为人格的、歌德称之为灵活秩序的,他一窍不通。‘这个美好的观念,权力和极限,专断和法律,自由和中庸,灵活秩序——’”

诗行起伏着从唇间飘浮出来。克拉丽瑟含笑而惊讶地注视着他的嘴唇,仿佛它们放飞了一只可爱的玩具鸟似的。然后,她回过神来,家庭小主妇似的插话说:“你要啤酒吗?”“噢?干吗不要?我随时都可以喝一杯。”

“可是家里没啤酒!”

“可惜你问过我了,”瓦尔特叹息道。“要不我也许根本不会想到这上面去的。”

对于克拉丽瑟来说,问题到此也就了结了。但是瓦尔特失去了平衡,他茫无头绪。“你还记得我们关于艺术家的谈话吗?”他疑惑不定地问。

“哪次谈话?”

“几天前的那次。我给你解释了一个人身上的活的造型原则意味着什么。你不记得了,我得出了结论,认为从前处于支配地位的不是死亡和逻辑机械化而是血和智慧?”

“不记得了。”

瓦尔特不自在,寻觅着,犹豫着。他突然脱口而出:“他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

“这是什么?”克拉丽瑟嗤嗤地笑问。

“什么也不是。这就是什么也不是嘛!”

但是克拉丽瑟已经被这个词儿勾起了好奇心。

“这种人今天几百万人里有一个,”瓦尔特断言,“这一类人是当今时代所造成的!”这个意外蹦出来的词儿他自己就很喜欢;仿佛是在作一首诗似的,这个词儿驱动他向前,直至他找到它的意义。“你看他这样子!你会认为他是干什么的?他看上去像医生、像商人、像画家或外交家吗?”

“这些他倒也都不是。”克拉丽瑟淡淡地说。

“得,他看上去也许像一个数学家?!”

“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数学家该是什么模样嘛!”

“这话你算是说对了!数学家根本就什么模样也没有;这就是说,他看上去具有如此一般性的才智,以至竟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除了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以外,今天压根儿就没有哪个人看上去像他这副模样的了,因为我们使用我们的脑袋比使用我们的双手还更客观;但是数学,这是顶峰,这种人对自己就已经知之甚少,就像有朝一日会不吃肉和面包而吃强力药丸的人,他们哪还会知道草地、小牛犊和母鸡!”这期间,克拉丽瑟已经把简单的晚餐放到桌上,瓦尔特已经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也许是这给了他灵感作这个比喻吧。克拉丽瑟观察他的嘴唇。它们令她回忆起他已故的母亲,那是强健而女性的嘴唇,它们吃起饭来像干家务活,在最上面蓄着一撮小小的、修剪过的胡须。他的眼睛像刚去壳的栗子那样闪亮,虽然他只不过是在碗里找一块干酪。虽然他身材矮小,体态与其说是温柔不如说是有女性特点,可是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属于那种总是显得很有光彩的人。他继续侃侃而谈。“你从他的形象上猜不出他的职业来,不过他看上去也不像一个没有职业的人。现在你考虑一下,他是怎么回事:他总是知道他该做什么;他能够盯着一个女人的眼睛看;他能够每时每刻对一切作深入思考;他能够打击。他有才华,有毅力,没有偏见,有勇气,有耐力,大胆无畏,深谋远虑——我根本就不想一一审察这些特性,这些个性他可能全都有。因为他没有这些个性嘛!这些个性已经把他变成了现在的样子,这些个性规定了他的道路,可是这些个性却与他无关。他发怒时,就是他心里的某种东西在笑。他悲伤时,就是他在准备着什么。他受到感动时,就是他在拒绝什么。每一个坏的行为在他看来都显得有其好的一面。总是只有一种可能的关联才会替他决定,他该如何看待一件事情。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事物是固定的。一切都是能变的,是一个整体的部分,是无数个整体的部分,这无数个整体大概属于一个超整体,而他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超整体。所以,他的每一个回答都是一个局部的回答,他的每一个感觉只是一种见解,而他做任何事都不看重这是什么,只在乎某种居次要地位的‘怎么样’,只看重某种配料。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我的意思向你说清楚?”

“能说清楚的,”克拉丽瑟说。“可是我觉得他这样很好。”

瓦尔特不由自主地带着越来越大的厌恶讲了这一席话;作为一对朋友中较虚弱的那一方,那种旧有的男孩气的情感增强着他的嫉妒。因为虽然他确信乌尔里希除了做过几次赤裸裸的判断力检验以外从未做成过什么事,而自己私下里却摆脱不掉总是在身体上逊于他的这个印象。他勾勒的这幅画像犹如做成了一件艺术品那样让他释然了;他不是从自己心里往外竖起了这幅画像,而是和一个开端的神秘成功联结在一起后,虽然从外表来看他一句句脱口而出,而在他的内心却渐渐浮出某种他没意识到的东西。当他讲完时,他已经认识到,乌尔里希不表明任何别的东西,只表明了今天所有现象都有的这种杂乱无章的性格。

“你喜欢这个?”他问,既痛苦又诧异,“你不会是当真说这种话!”

克拉丽瑟正在啃软干酪面包;她只能用眼睛微笑。

“啊,”瓦尔特说,“这样类似的想法我们也许从前也曾有过。但是人们只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预备阶段!这样的人不是人!”

克拉丽瑟吃完面包了。“这话是他自己说的!”她断言。

“什么话他自己说的?!”

“啊,我知道什么?!他说今天全都杂乱无章。他说,现在全都停止不前,不单单是他。但是他不像你对这生这么大的气。有一回他给我讲过一则长篇故事:如果人们分解一千个人的性格,那么就会遇上两打个性、感受、行事方式、构造形式等等,大家都由此组成。如果人们分解我们的身体,那么只会找到水和几十种在水上漂浮着的小堆物质。水像进入树身那样进入我们体内,它构成动物躯体,如同它构成云那样。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只不过就是人们听完后不太明白该对自己说什么,又该做些什么。”克拉丽瑟嗤笑。“随后我就告诉他,你一有空,就接连几天去钓鱼,躺在河边。”

“唔,噢?我倒想知道,他会不会也哪怕只坚持下来十分钟?!但是人类,”瓦尔特坚定地说,“几千年来就这样做,凝视天空,感觉地温,并且不分解这个犹如人们不分解自己的母亲!”

克拉丽瑟忍不住又嗤嗤地笑了起来。“他说,后来情况变得错综复杂了。一如我们漂浮在水上,我们也漂浮在一个火的海洋上,一阵电的风暴中,一个磁力的天空中,一个热量的沼泽地上,如此等等。但一切全不可感觉。说到底,压根儿就只剩下公式。这些公式对人类意味着什么,这人们就没法说清楚了;这就是全部内容。我已经忘记在女子学校里学了些什么,但是不管怎么说这话大概有一定的道理。他说,如果今天一个像圣弗兰齐丝库斯或你这样的人想对鸟儿们称兄道弟,那么他不仅可以十分舒心地过日子,而且也必须能够下定决心,钻进炉子里,通过一辆电车的电线杆跳进大地或通过一个洗涤装置倾泻进渠道。”

“是,是!”瓦尔特打断这汇报,“四要素[21]先变成了几十个,最后我们只还漂浮在关系上,过程上,过程和公式的污水上,某种人们既不知道是否是一个物件、一个过程、一个思想幽灵或连老天爷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上!于是,一个太阳和一根火柴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作为消化道的一端的嘴和消化道的另一端之间也就没什么区别了!同一件事情有一百个方面,每一个方面有一百个关系,别的情感有赖于每一个关系。后来人脑成功地把这些事物分开了;但这些事物把人心分开了!”他跳了起来,但他依然站在桌子后面。“克拉丽瑟!”他说,“他会危害你的!瞧,克拉丽瑟,今天每个人最迫切需要的莫过于简单、朴实、健康——对,毫无疑问,你愿意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也需要一个孩子,因为一个孩子就是那把一个人牢牢拴在地面上的东西。乌洛对你说的,全都是没有人情味的。我向你保证,我往家中走时,我总是有勇气,简简单单和你一道喝咖啡,观看鸟儿,散散步,与邻居们交谈几句,消消停停地度过这一天:这就是人生!”

这些构想的柔情已经把他渐渐带近她身边;但是父亲的情感从远处一发出那轻柔的男低音,克拉丽瑟便变得倔强。就在他向她移近过来的当儿,她阴沉着脸,作出一种自卫的姿态。

当他到达她身边,他像一只高效的农家取暖炉散发出一股暖洋洋的柔情。克拉丽瑟在这股暖流中摇晃了一下。随后她便说:“不,我亲爱的!”她急忙从桌上抓起一块干酪面包,迅速吻了吻他的额头。

“我去看看,那儿有没有蝴蝶。”

“可是克拉丽瑟,”瓦尔特恳求,“在这个季节里没有蝴蝶了嘛。”

“啊,这可说不准!”

房间里只留下了她的笑。她拿着那块干酪面包漫步走过草地;这地方安全,她不需要有人陪同。瓦尔特的柔情像一块在不合适的时刻撤离炉火的烤饼那样渐渐凉了下来。他深深叹了口气。然后他迟迟疑疑地又坐到钢琴前,按了几个键。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弹出来的是瓦格纳歌剧主题的幻想曲,在这种他在傲慢时期曾放弃了的放纵涌出的物体的飞溅声中,他的手指头下汩汩地流出涌动的声音。让人们从老远就听到它吧!他的脊髓受到这音乐的麻醉而麻痹了,他的命运得到了宽恕。

一八 莫斯布鲁格尔

在这段时期里,莫斯布鲁格尔案件牵动着公众的心。

莫斯布鲁格尔是一个木匠,一个高个儿、宽肩膀、没有多余脂肪的人,长着一头像棕色羔羊毛皮的头发和温和、粗壮的手。他的脸也透着温和的力量和合理的意愿,即使人们没有看见,也会嗅到它们的,从那粗俗、诚实、枯燥的工作日气味上,这种气味属这个四十三岁男人身上所特有,它来自于和木材打交道、来自于一种既要求从容不迫也要求辛勤努力的工作。

每逢人们第一次遇见这张带有上帝赐予的种种善良标志的脸,便会一动不动地站住,因为莫斯布鲁格尔通常由两个武装法警陪伴,一双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手搁在身子前面,拴在一条结实的钢制小链条上,一个法警手里握着钢链的套索棒。

他一发现人们在注视他,那张宽大、温和、头发蓬乱、蓄着两撇八字胡的脸上便掠过一丝笑意;他穿一件黑色短上衣和浅灰色长裤,他两腿叉开,具有军人风度,但是最让法庭上的记者们捉摸不透的是这种微笑。这可能是一种尴尬的笑,或者是一种诡计多端的笑,一种嘲讽的、阴险的、痛苦的、困惑的、嗜杀成性的、叫人感到无名恐惧的笑——他们显然在搜索矛盾的脸部表情并且似乎在这丝笑意中绝望地寻觅着他们显然在这整个儿的诚实的人物形象上哪儿也没找着的某种东西。

因为莫斯布鲁格尔以令人胆寒的方式杀害了一个女人,一个下等的妓女。记者们详细描绘了一个从喉头一直延伸至脖子上的伤口,还详细描绘了胸部两个刺透心脏的伤口,后背左侧的两个伤口以及两个乳房的切割,这两个乳房人们几乎可以拿下来;他们表达了自己对此所感到的厌恶之情,可是他们不停地详细描绘,直到他们计算出了肚子上有三十五个刺伤并对几乎从肚脐延伸至骶骨的切割伤口作了解释,这个伤口连同一连串无数较小的伤口顺着后背向上延伸,而脖子却有被掐过的痕迹。他们找不到从这样的可怕景象返回到莫斯布鲁格尔的温和面容去的归路,虽然他们自己是性情温和的人,尽管这已发生的事他们描述得客观、内行并且怀着明显的迫切而紧张的心情。连人们面对着的是一个精神病人——因为莫斯布鲁格尔已经因相似的罪行进过几回精神病院——这个最简单的解释他们也不使用,虽然一个好的记者今天非常精通这样的问题;看上去,就仿佛他们暂时还不肯放弃这个恶人,不肯撒手让这个事件从自己的世界进入病人的世界,在这一点上他们和那些曾时而宣布他身体健康时而又宣布他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精神病专家是意见一致的。此外,也发生了这样的奇怪的事情:莫斯布鲁格尔的病态暴力行为在刚刚诉诸报端的时候就已经被上千个谴责报刊追求轰动效应的人觉得是“终于出了点儿趣闻”;他们之中有公事繁忙的公务员们,也有十四岁的儿子们和为琐屑家务所困扰的夫人们。人们虽然对这样一个畸形产物唉声叹气,但是人们对它又比对自己的终身职业还倾心。是呀,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这几天一个正经的司长先生或者一个银行襄理可能会在上床睡觉时对自己的睡眼蒙眬的夫人说:“假如我是莫斯布鲁格尔……你现在会怎么办?”

当乌尔里希一看见手铐上方这张显出一副上帝子女神态的脸,他便迅速折回去,送给近处这家地方法院的一位卫兵几支香烟并打听不久前才离开法院大门的那个车队;就这样,他了解到——然而这么说来,这种情况一定从前就曾发生过,因为人们常读到这样的报导,而乌尔里希则几乎自己就相信这件事,但是同时代的真实是,他仅仅是在报上读了这一切。还过了好久,他才结识莫斯布鲁格尔本人;只是有一回在审案过程中,他才得以事先实实在在地见到了他。通过报纸了解某种不寻常的事物的概率远远大于亲历其境的概率;换句话说,今天在抽象中发生着更为本质的事物,而比较无足轻重的事物则发生在现实中。

乌尔里希通过这个途径所了解到的有关莫斯布鲁格尔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莫斯布鲁格尔小时候是个可怜鬼,一个小村庄里的小牧童,这个小村庄小得可怜,连一条街道都没有,他穷得可怜,从来也不和一个女孩子说话。他永远只能看女孩子;后来当学徒以及随后甚至在漫游期[22]依然如此。不妨想象一下,这意味着什么。某种人们自然地像渴求面包或水那样渴求的东西,他却总是只可以看。过了一些时候他便不自然地渴慕它了。她从身边走过,衣裙绕着小腿肚摇晃;她跨越篱笆,一直裸露到膝盖。他盯住她的眼睛,那双眼睛让人看不透;他听见她笑,便迅速转过身去,顿时就盯住一张脸,这张脸一动不动、圆圆的像一个刚刚有一只老鼠溜了进去的地洞。

所以,莫斯布鲁格尔在谋杀了第一个女孩子之后就辩白说,他经常受到鬼怪的追击,这些鬼怪们白天黑夜都在呼喊他,这种说法人们可以理解。鬼怪们在他睡觉时把他从床上扔下来,还在他干活时骚扰他;后来他听见鬼怪们白天黑夜也都在交谈和争论。这不是精神病,莫斯布鲁格尔不喜欢人们这样来谈论这件事;他有时用回忆教会的说教来美化自己或者按人们在监狱里得到的装假的建议装扮自己,这方面的材料他时刻都准备着;只不过就是给人的印象有点淡薄,如果人们对此不怎么注意的话。

漫游期的情况也是这样。冬季木匠很难找到活儿干,莫斯布鲁格尔常常接连几个星期在街上闲逛。他徒步行走了一整天,来到一个地方,却找不到落脚处,不得不继续行走,直到深夜。他没有钱吃饭,便只好喝烧酒,直喝到两眼直冒金星,光是躯体在行走。他不愿意到“收容站”去投宿,尽管有热汤喝,部分是因为那儿有虱子、跳蚤,部分也因为在那里憋气窝火;所以他宁可讨得几个小钱,钻到一家农户的干草堆里。当然,不去请求这农民,因为不然就得被无休无止地盘问,受尽侮辱。第二天早晨,自然就常常会因行为粗暴、流浪行乞而招致口角和告发,最后这样的犯罪前科便越积越多,每一位新法官都煞有介事地把他的前科抖搂出来,仿佛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了似的。

可是谁会想到,接连几天、几个星期不好好洗脸洗身,这会意味着什么。皮肤变得那样僵硬,你简直只会做粗暴的动作,你想做温和的动作也做不出来,在一层这样的硬表皮下活生生的心灵凝固了。理智可能没因此受到多大触动,必要的事人们相当理智地做了;理智可能恰似一小盏灯在一座巨大的流动灯塔里点亮着,这座灯塔充满被踩碎的蚯蚓或蝗虫,但是一切人格均在其中被搓碎了,只剩那激动的有机物质在漫行。后来,当穿过一个个村庄或在偏僻的街上行走时,漫游中的莫斯布鲁格尔便往往会遇见整队整队女人的宗教仪式行列。这会儿走来一个女人,虽然半小时后才又有一个,但是即使她们隔着这么大的间隙并且相互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从整体来看,这却是宗教仪式行列。她们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或者只是刚刚朝屋前看了一眼,她们围着厚厚的披巾或短上衣,它们弯弯曲曲盘旋在髋部,她们走进暖和的房间或驱使着她们的孩子们朝前走或孤零零在街上,人们简直可以用石头像打击一只乌鸦那样打击她们。莫斯布鲁格尔声称,他不可能是强奸杀人犯,因为他心里总是只怀有对这些女人的厌恶的情感,这种说法似乎并非不可信,因为人们也是愿意理解一只猫的嘛,它蹲在一只鸟笼前,一只胖乎乎的金黄色金丝雀在笼子里跳来跳去;或者将一只老鼠扑击,放开,又扑击,只是为了再一次看它逃跑;一只狗,它跟在一个滚动的轮子后面奔跑,只是嬉戏着撕咬,它,人类的朋友,它在干什么?!从对活生生的、活动着的、一声不吭在前滚动着或轻快奔跑着的事物的态度中触及到了一种对自己周边沾沾自喜的活物的秘密厌恶之情。如果她大声喊叫,人们到头来该怎么办呀?人们只能醒过神来,或者,如果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也就只好把她的脸摁在地上并把泥土塞进她的嘴里。

莫斯布鲁格尔只是一个木工、一个形影相吊的人,虽然在所有工作场所他都颇受伙伴们的喜爱,可是他没有一个朋友。最强烈的欲望时不时残忍地向外展示他的本性;但是也许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他只是缺乏教育和机会,所以才没有成为别的什么人,没有成为剧院纵火犯或死亡天使,没有成为大无政府主义者;因为那些联合结成秘密社团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他鄙夷不屑地称他们是假无政府主义者。他显而易见是有病;但是即使他的病态的天性使他有别于其他人,显然说明了他怪异行为举止的理由,他仍然觉得这就像是对他的自我的一种更强烈、更崇高的情感。他的整个一生就是一场令人发笑和惊愕的笨拙的战斗,目的是为了强求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当学徒时他就曾打碎过一个雇主的手指头,当时那位雇主想惩罚他。对另一个雇主他卷钱潜逃;据他说,出于必不可少的公平原则。在哪个工作场所他也干不长;只要他如同一开始惯常发生的那样,以他那少言寡语、带着友好平静和宽大肩膀干活的方式让人感到畏惧,他就留下;一俟他们和他交往时开始变得过分亲密和失敬,仿佛已经把他看透彻了似的,他便卷铺盖走人,因为他被一种阴森可怕的感觉攫住,就好像他的处境不安全了。有一回他行动得太晚了;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四个泥瓦匠密谋策划,要给他点厉害瞧,要从最高一层把支架推下去;他已经听见他们在他背后嗤笑着走近,他竭尽全力向他们猛扑过去,把其中的一个推下两道楼梯,还把另外两个人的胳臂划得伤痕累累。他居然因此而受到惩罚,据他说,这使他大为震动。他移居外国,移居土耳其;后来又回来,因为世界上的人到处都结合在一起反对他;没有什么咒语、没有什么善心对付得了这种阴谋活动。

这样的话他在精神病院和监狱里都勤奋学习过;他还学了几句支离破碎的法语和拉丁语,他讲着讲着会在不合适的场合甩上那么几句,因为他发现,正因为会讲这几种语言,统治者才有了“决定”他的命运的权力。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在庭审中竭尽全力讲一口漂亮的规范德语,譬如,“这必须充当我的残忍的基础”或者“我曾经比我平时估价这类女人时更残酷无情地想象过她们”;但是如果他看到连这也不奏效,往往就会振作精神做出一种一本正经演戏似的姿态来,用嘲讽的口吻宣称自己是“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者”,随时可以让社会民主党人们来拯救他,如果他想接受这些剥削无知劳动民众的最恶劣的犹太人的什么馈赠的话:所以他也有一门“学问”,一个领域,这是令博学、傲慢的法官也不敢望其项背的。

这通常招致法庭检查他的“值得注意的智力”,使他在审讯期间受到光荣重视和较严厉的惩罚,但是从根本上看来,他的虚荣心觉得这些庭审是他生命的光荣时期。所以他最刻骨铭心地憎恨的也就莫过于那些精神病医生了,他们竟然以为用几个外来词便可轻而易举地把他的整个难对付的性格处置掉,仿佛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桩平平常常的事务似的。一如在这类案件中惯常的那样,对他精神状况的医学鉴定迫于上级司法机构的压力总是动摇不定,而莫斯布鲁格尔则不放过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在公开审讯中证明自己比精神病医生强并揭露他们吹牛行骗的愚蠢行为,说是他们完全无知,在他装病时不是把他送进他应去的监狱,而是送进疯人院。因为他不否认他的所作所为,他愿意看到它们被理解成为一种伟大人生观的不幸事件。嗤笑的女人们尤其对他不怀好意;她们都有自己的相好的人;一个严肃的男人的正直的话她们认为一钱不值,她们不认为是一种侮辱便是万幸。他尽量避开她们,好不让自己受刺激;但是这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得到。有些日子里,他作为男子脑袋里浑浑噩噩,什么事也干不了,心神不定得双手都出了汗。如果说他后来不得不屈从的话,那么可以确信的是,在迈出第一步时就已经有这样一种流动的毒物像一支别人派出的前哨巡逻队那样在远处路边徘徊,这是一个女骗子,她一边私下嘲笑男人,一边削弱他并在他面前装腔作势,如果她不是肆无忌惮地还会对他做出糟糕得多的事来的话。

于是,那个夜晚就产生了这样的结局,那是一个狂饮了一通闷酒的夜晚,用喧哗吵闹抚慰着内心的焦灼不安的夜晚。即便没喝醉,这世界也可能孕育着危险。街道两旁的房屋像舞台布景那样摇晃,布景后面的演员等提示语一发出就要出场。在城市边缘,在进入空旷的、月光明亮的原野的地方,四周更安静了。莫斯布鲁格尔必须从那儿折回,拐一个弯找到回家的路,就在这时候,在铁桥附近,那姑娘与他攀谈。那是这样一个姑娘,像那些在下面草地里把自己出租给男人的那种,一个失业的、逃跑出来的女佣,一个小女人,只露出头巾下面那两只诱人的小眼睛。莫斯布鲁格尔拒绝她,加快了步伐;但是她乞求他把她带回家去。莫斯布鲁格尔走自己的路;一直向前,沿街角转弯,最后无可奈何地来回走;他跨大步,她跟随在身边;他站住,她像影子一样停住。他硬是甩不掉她,就是这么回事。他还作了一次尝试,企图吓走她;他转过身,朝她脸上啐了两口。但是这无济于事,她是不受伤害的。

这事发生在那座几小时路程远的公园里,他们必须在由狭窄地段穿过这座公园。这时,莫斯布鲁格尔才猛然省悟,原来这姑娘需要身边有一个保护人;因为否则她哪儿来的这勇气,死乞白赖定要跟着他呢?他将手伸入裤袋抓住那把水果刀,因为人家想戏弄他呀,也许又要袭击他;女人后面总藏着另一个男人,另一个嘲笑人的男人。压根儿,他不觉得她像一个乔装成女子的男人吗?他看见影子在移动并听见木柄发出喀嚓声,而这个诡计多端的女人则在他身旁像一只作着大弧形摆动的钟每隔一小会儿便重复一遍她的请求;但是找不到任何东西让他的巨大力量猛扑上去,于是他开始惧怕起这种叫人害怕的平安无事来了。

当他们走进第一条街道,一条还很幽暗的街道,他额头上直冒汗,他发抖。他目不斜视,转身走进一家还在营业的咖啡馆。他一口气喝下一杯不加牛奶的咖啡和三杯白兰地,可以安心坐一坐了,也许坐上一刻钟;但是当他付账时,心头又产生了这想法:如果她在外面等候,那他该怎么办?有这样的想法,它们像扎物的细绳,它们结成无数个活套缠在胳臂和大腿上。他刚在这黑暗的大街上迈出几步,他便感觉到那姑娘在自己身边。她现在根本就不再低声下气,而是狂妄、稳健;她也不再请求,而是一味地缄默不语。于是他认识到,他将永远摆脱不掉她,因为拽着她跟在自己身后走的是他自己。一种带着哭诉的憎恶充塞他的喉咙。他行走,而这几乎跟在他后面的却又是那第二个他。与他总是遇到的宗教仪式行列完全一样。有一次,他曾自己动手切割下一大块卡进大腿的碎木片,因为他太心急,没顾得上等医生来;现在他怀着完全相似的心情感觉到他的那把刀,它又长又硬,在他的裤兜里。

但是莫斯布鲁格尔凭着一种简直是超自然的道德力量突然想到,另外还有一条出路。在这宽厚的板条后面,现在这条道路的边上,有一个运动场;在那儿不会被任何人看见,于是他一拐弯。他在那间窄小的账房里躺下,把脑袋挤在最黑暗的角落里;那个温和的、该死的第二个自我躺到他身旁。所以他装出好像立刻就睡着了似的,以便一会儿可以偷偷溜走。但是当他双脚前伸着轻轻往外爬行时,那姑娘又来了,她用胳臂搂住他的脖子。这时,他感觉到她的或他的衣袋里有某种坚硬的东西;他把它拉出来。他不太清楚,那是一把剪刀呢还是一把小刀;他用它刺过去。她曾说过,那只是一把剪刀,但那是他的小刀。她一头栽倒在这间小屋里;他把她拖出来一段路,拖到松软的地面上,他一刀一刀扎她,直到完全把她从自己身上分离开。然后他也许还在她身旁站了一刻钟并端详她,这时夜晚又平静了下来,显得少有的滑溜。现在她再也侮辱不了哪个男人了,再也不能缠磨他了。最后,他背着尸体走过街道,把尸体放在一丛小树前面,据他称,好教它更容易被人发现和掩埋,因为如今这不能怪她了嘛。

在审讯中,莫斯布鲁格尔给自己的辩护人制造了种种最意料不到的麻烦。他大模大样像个旁听者坐在自己的长凳上,每逢检察官对他的危害治安提出某种在他看来他理应受到的指控时便向检察官大声喝彩,并向证人们分发赞许性的书面证明材料,这些材料声言,从未在他身上发现过什么特征,可以让人推断出他神经错乱。“您是一个可笑的怪人。”主持审讯的法官时不时恭维他并认认真真地抽紧着被告已经套在自己身上的圈套。随后,莫斯布鲁格尔惊讶得像一头在圆形竞技场上受挑唆的公牛那样站立片刻,用眼睛扫视四周并由四周坐着的人的脸上看到了他所不能理解的事,这就是他已经又一次加深了一层自己的罪过。

尤其吸引乌尔里希的是,对他的辩护显然是以一个隐隐约约可以辨别的计划为基础的。他既不怀有杀人的意图,为了他尊严的缘故也不可以说他有病;至于性欲则根本就谈不上,有的只是厌恶和蔑视:因此这必定是一起故意杀人案,是一个女人的,用他的话来说,是“一个女人的这幅漫画”的这种可疑的举止引诱他犯下了这起杀人案。如果人们正确理解他的话,那么他甚至要求人们把他的谋杀看作是一种政治罪行,有时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好像他根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这种法制体系奋斗。法官对此所采用的策略是惯常的那种,这就是把一切只看作是一个杀人犯想逃脱罪责而惯用的笨拙伎俩。“为什么您洗了您那双血迹斑斑的手——为什么您把那把刀扔掉——为什么您作案后穿上了干净衣服、干净衬衣——因为是星期天吗?不是因为它们有血迹吧?为什么您去闲聊了?那么这犯罪行为没妨碍您去做这件事喽?您压根儿感到后悔了没有?”乌尔里希清楚地懂得莫斯布鲁格尔在这样的时刻控制自己不充分的教育时的那种深刻的舍弃,由于他受的教育不充分,所以他无法解开这张用不理解编织成的网,但用义正词严的法官的话来说这就是:“您总会把罪责推给别人!”这位法官把一切归结为一点,所依据的是警察局的报告和这流浪汉之前的生涯,并把这一点说成是莫斯布鲁格尔的过错;但是对于莫斯布鲁格尔来说,那纯属由个别事件组成,这些事件相互毫无关联,每一个事件都另有原因,这原因在莫斯布鲁格尔以外、在整个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在法官看来,他的罪行是他主动犯下的,在他看来它们像飞过来的鸟儿那样找上他的门来的。对于法官来说,莫斯布鲁格尔是一个特殊案例;对于他自己来说,他是一个世界,要就一个世界说些令人信服的话,这是很困难的。这是两种互相斗争的策略,两种统一且合乎逻辑的行动;但是莫斯布鲁格尔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他那些奇特的虚无缥缈的动机连一个比他更聪明的人也说不清楚。它们直接来自他那纷乱而孤独的生活,所有的别人的生活都为成百个人存在——过那样生活的人都这样看,所有别的认可那样生活的人也这样看——而他的真正的生活只为他而存在。这是一层薄雾,它不断变形,变换形态。诚然,他本可以问他的法官们,他们的生活本质上是否就不一样?但是这样的问题他根本想都不想。在司法面前,一切依次排列起来曾是十分自然的东西,无意义地并排排列在他心中,他竭尽最大努力,要使其具有一种意义,一种丝毫也不应有逊于他的显贵对手们身份的意义。法官显出几乎亲切友好的样子,竭力支持他并把种种观念提供给他,哪怕它们是些会让莫斯布鲁格尔遭受最可怕后果的观念。

这就像一个影子和墙的斗争,最后莫斯布鲁格尔的影子还在拼命闪跃。乌尔里希旁听了最近那次庭审。当庭长宣读鉴定书宣布他应负有责任时,莫斯布鲁格尔当即站起来,通知法庭:“我对此感到满意,我达到我的目的了。”周围的人用嘲讽而不信任的眼光回答他,他愤怒地补充说:“由于是我迫使进行了这场控告,因此我对庭审是满意的!”庭长露出一脸严厉执法的神色,叱责他说,法庭才不管他满意还是不满意呢。接着,他向他宣读死刑判决书,完全就像对在整个审讯期间莫斯布鲁格尔为取悦所有在场的人而说的一套胡话如今作出一番认真严肃的回答。莫斯布鲁格尔听罢什么话也不说,好不至于显得像是受了惊吓。然后,审讯结束,一切都成为过去。但这时他的精神动摇了;他向后退去,对这些无理解力的人的傲慢束手无策;法警就要把他带出法庭,这时他转过身来,挣扎着想说什么话,他伸出双手,一边甩开看守们的推搡,一边大声喊道:“我对此感到满意,即使我不得不向您承认,您判决了一个神经错乱的人!”

这是一种前后不一致的态度;但是乌尔里希屏息凝神地坐着。这显然是神经错乱,并且同样也显然只是我们自己的存在要素的一种被扭曲了的关系。这支离破碎、迷雾重重。但是乌尔里希不知怎么地竟想到:如果作为整体的人类会做梦的话,那么莫斯布鲁格尔便一定会出现。这位“可怜的辩护人小丑”——忘恩负义的莫斯布鲁格尔有一回在审讯过程中曾这样称呼过他——在高个子当事人被押解走的时候宣布要为某些细节而提出上诉,这时他才醒过神来。

一九 书信劝诫和获得个性的机会;两种登基的竞争

时光便这样消逝着,后来乌尔里希收到了他父亲的一封来信。

我亲爱的儿子!一晃又几个月过去了,从有关你的一鳞半爪的消息中还是没看出你在事业的发展道路上向前迈出了最微小的一步或已经准备好要迈出这样的一步。

我愿意愉快地承认,在最近几年里我从好几个可靠的渠道满意地听到人们称赞你的成绩并据此断定你前途无量。但是一方面是你的——当然不是从我这儿继承来的——爱好,就是说,如果一项任务吸引你,你就会迅猛地迈出头几步,但随后便仿佛完全忘记你对自己以及对那些对你寄予希望的人负有什么责任;另一方面的情况是,我从有关你的消息中也看不出丝毫迹象,表明你对自己今后的行动有什么计划,这些都不由得让我感到忧心忡忡。

不单单是你已经到了别的男子已为自己在生活中谋到了一个稳当职位的年龄,而且我随时都会死,我以同样的份额留给你和你妹妹的财产虽然将不会是菲薄的,但在今天的情况下它也不会如此丰厚,以至于单凭它你就可以获得一个牢靠的社会地位,这个地位你也许最终必须自己去谋取。想到你自获得博士学位以来只是完全泛泛地谈到涉及最广泛领域的、你以你那惯常的方式也许极其高估了的计划,却从未写及一种一份大学任教委任状将会给你带来的满足,既没听说你为这样的计划而与哪所大学取得什么联系,也没听说你和权威人士有过什么别的接触,一想到这些,我有时心里不由得深深感到惶恐不安。我当然不会遭受嫌疑,以为我想贬低科学的独立性,四十七年前在我的那部你熟悉的、现在印了第十二版的著作《萨穆埃尔·普芬多夫的责任能力学和现代法学》中我揭示出真正的内在联系,第一个和较旧的刑法学派在这方面的偏见决裂了嘛,不过按照一个饱经世故的人的经验我同样也不能赞赏人们只依仗自己的力量而忽视科学的和社会的关系,它们给予个人的工作以支持,凭借着这种支持个人的工作才会取得丰硕而有益的成果。

所以我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尽快听到你的消息并看到我为你的进展而付出的心血得到酬报,看到你在返回家乡后建立起这样的关系并且不再忽视它们。我也是本着这个精神给我多年的真正的朋友和保护人,稽核部前部长和内廷总监办公厅所属最高家庭地方法院现任主席,施塔尔堡伯爵阁下,写了信,请他友好地接受你即将向他提呈的请求。这位身居高位的朋友也已经满怀善意地立刻给我写来了回信,你还真幸运,他不仅将接待你,而且对你的由我向他描述的成长过程,表现出热烈的兴趣。就这样,只要我力所能及并且判断正确,只要你善于引起伯爵阁下对你的好感并同时巩固住权威的学术界人士对你的看法,你的前程是有保证的。

至于这请求,你一旦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一定会乐意向伯爵阁下提出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德国将于一九一八年,在六月十五日前后的日子里,举办一个大型的、把德国的伟大和力量印入世人脑海的庆祝活动,庆祝威廉二世皇帝执政三十周年;虽然在这之前尚有好几年,但是,人们却从可靠方面获悉,对方如今就已经在作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了,尽管理所当然地,暂时完全是非官方的。你大概也知道,在这同一年我们的值得尊敬的皇帝将庆祝他登基七十周年,这个庆典的日期是十二月二日。鉴于我们奥地利人在所有涉及自己祖国的问题上都显示出过分的谦逊,人们不由得担心,我们,这话我不得不说,我们又将经历一次克尼希格雷茨,这就是说,德国人将用他们那训练有素的方法先我们一着,就像当初他们采用了一种新式步枪给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那样。

幸好我刚才所说的我所担心的事,别的有良好社会关系的爱国人士也已经想到了,我可以向你透露,维也纳正在酝酿一个行动,以便消除这种忧虑,充分显示出一个七十年的、多福祉多忧患的周年纪念日比一个仅仅是三十年的具有更重的分量。由于十二月二日自然无法被挪到六月十五日之前,人们便想到了这个好主意,要把一九一八年全年扩大成一个纪念我们的和平皇帝的周年纪念年。我当然是仅仅由于我所属的团体有机会对这倡议发表看法才得以了解到一些情况,详细情况你一见到施塔尔堡伯爵就会知道的,他已经在筹备委员会给你谋好了一个尊重你青春朝气的职位。

另外,我还得劝你,别再以那同样的、简直令我难堪的方式不去同皇室和外交部司长图齐一家建立关系,而是立刻去拜访他的夫人,这位夫人,你是知道的,是我的已故兄弟的妻子的一位堂兄弟的女儿,所以算来竟是你的表妹呢,你得去拜访她,因为有人告诉我,在我方才在信里向你谈及的这个项目中她占有一个卓越的位置,而我尊敬的朋友,施塔尔堡伯爵,则已经怀着极大的好意向她预告你即将登门造访,所以你切不可贻误时机,快把这事办了吧。

关于我没什么可说的;修订、新版我所说的那本书占去了除讲课以外的全部时间和上了年纪的人尚还拥有的剩余劳动力。人们必须利用好自己的时间,因为这时间不多了。

关于你的妹妹我只听说,她身体健康;她有一个能干、正直的丈夫,即使她永远也不会承认她满意于自己的命运并觉得自己快活。

祝你好运。

你的爱你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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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给狂暴的疯子穿的紧上衣。

[2] 拉丁文,腹部延伸。

[3] Joseph Scheffel(1826—1886),德国作家。

[4] Bona Dea,拉丁语的意思是“仁慈女神”,意大利的丰饶女神。罗马帝国时代,庆祝丰饶女神节变为放荡不羁的狂欢密祭。

[5] 作者虚构的地名,取自奥匈帝国正式名称Kaiserliche und Königliche Monarchie的缩写字母。

[6] “皇帝-国王的”的缩略写法。

[7] “皇帝和国王的”的缩略写法。

[8] 对奥国皇太子的称呼。

[9] Ralph Emerson(1803—1882),美国哲学家和诗人。

[10] Baron Münchhausen(1720—1797),德国漫游探险家,以喜欢讲述夸大和令人不可思议的诙谐故事而著称于世。

[11] 童话中一步能跨七里的靴子。

[12] 中古高地德语史诗《小玫瑰园》中的侏儒国王。

[13] 一种麻醉用草药。

[14] Elissa Dido(前840—前760),据古希腊和古罗马史料记载,曾是古迦太基女王,迦太基城的建城者。

[15] Adalbert Stifter(1805—1868),奥地利作家。

[16] Jean Ingres(1780—1867),法国画家。

[17] 日耳曼人中的一支。

[18] Saint Sebastian(256—288),天主教圣徒,为弓箭射死而殉教。

[19] Peter Altenberg(1859—1919),奥地利作家。

[20] 十九世纪末德国的一个艺术流派。

[21] 古代哲学中的水、火、风、土。

[22] 手艺匠人外出一面干活一面学习和交流手艺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