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 接触现实；尽管没有个性乌尔里希却精力充沛而热情洋溢
乌尔里希果真决定去拜见施塔尔堡伯爵，这有种种原因，其中的一个便是他急于想知道个究竟。
施塔尔堡伯爵在霍夫堡皇宫里供职，而卡卡尼的皇帝和国王则是一位有传奇色彩的老先生。迄今为止已经写了许多论述他生平事迹的书，人们清楚地知道，他做了什么、阻止或放弃了什么，但是当初，在他和卡卡尼的生命的最后十年里，熟悉科学和艺术发展状况的较年轻的人有时不免要怀疑究竟有没有他这个人。人们见到的他的肖像的数量几乎和他的帝国的居民数一样多；给他过生日和给救世主过生日会吃、喝掉同样多的东西，山上火光熊熊，成百万人齐声保证，他们爱他如父亲；最后，一首向他表示敬意的歌成为诗歌和音乐的唯一形象，这首歌每一个卡卡尼人都会哼唱一两句：但是这种通俗性和大众化极度令人信服，简直可以说，对他的信仰的情况完全就像星星，人们如今看见这些星星，虽然自几千年来就不再有它们了。
乌尔里希乘车到霍夫堡皇宫去时所发生的第一件事，是送他去那儿的马车在外面的庭院里便停住了，马车夫要求付给报酬，他声称，他虽然可以驶过这外面的庭院，却不可以在里面的庭院里停住。乌尔里希生这马车夫的气，认为他不是骗子就是胆小鬼，企图催促他；但是他对此人的胆怯拒绝无能为力，他突然在马车夫的拒绝中感觉到一股力量在起作用，这股力量比他更强大。当他走进内部庭院时，数量众多的红色、蓝色、白色和黄色的上衣、裤子和花翎便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们像沙滩上的鸟儿那样直挺挺站立在那儿的阳光下。迄今为止他一直认为“陛下”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习语，人们保留住了这个词儿，完全就好像人们可以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却说“上帝保佑，你好”；但是这时，他的目光顺着高墙向上望去，看到这里是一座灰色、封闭、带武装的岛，城市快速运动着毫无所知地箭一般从它旁边疾驰而过。
他通报了自己的来意后，便有人带领他走过楼梯和过道，穿过房间和厅堂。虽然他穿着得很好，却边走边觉得自己受到他所遇到的每一束目光的堂而皇之的掂量。这里似乎没有一个人会把精神的尊贵跟现实的尊贵混淆，除了通过讽刺抗议和公民批评而得到的满足以外，乌尔里希得不到任何别的满足。他发觉自己正穿行于一幢摆设很少的大房子里；厅堂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但是这种空寥的味道不带有高贵风格的苦味；他从一列松散站立着的卫兵和仆人身旁走过，他们构成一种与其说是华丽不如说是笨拙的护卫，让五六个报酬丰厚、受过专门训练的侦探来担任这种护卫工作效率一定更高；尤其是那些像纸币那样穿灰衣戴便帽的仆役，他们在仆从和卫兵之间走动，让他想起一个不充分将办公室和私人寓所分开的律师或牙医。“人们清楚地感觉到，”他想，“这种华丽过去可能曾吓唬住过毕德迈耶尔派[1]的人物，但是今天它连一家饭店的华美和舒适都比不上，所以就相当机灵地表现出高贵而又节制和拘谨的态度。”
但当他走进施塔尔堡伯爵的办公室时，伯爵阁下却在一间比例协调的中空大棱柱体房间里接待他，这个不显眼的、秃顶的人，身体略微前俯，罗圈着双腿，站在房间中央，瞧他那样子，就像一个出身高贵家庭的宫廷执事，不可能显现出自己的本来面目，而是只会仿效别人的举止动作。他的双肩往下塌着，嘴唇垂下来；他像一个年老的法警或一个正派的监察审计官员。突然，对于他像谁，再也不存在什么怀疑了；施塔尔堡伯爵变得显而易见了，乌尔里希领悟到，这个自一八七〇年来一直是最高权力的最高中心的人必定会从退到自身后面并像臣仆中最顺从者那样自我观望中感到某种满足；于是，在这位至高无上者身边的良好举止和谨慎风范干脆就是不要显得比他更有个性。这似乎曾经是国王们也十分喜欢称自己是国家的头号仆人的含意之所在，迅速一瞥后乌尔里希便确信，伯爵阁下确实蓄着卡卡尼的所有法警和铁路员工都有的那种灰白、下巴剃干净的短连鬓胡子。人们曾以为，他们在外貌上努力仿效他们的皇帝和国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更深切的需要是以互惠为基础的。
乌尔里希有时间进行这番思考，因为他得等候一会儿伯爵阁下才会和他说话。演员演戏似的化装和变形的原始本能，这种属于生活乐趣之一的原始本能，不带一丁点儿异味地，甚至完全没有做戏预感地呈现在了他的眼前；如此强烈，以至于他竟觉得，除这种无意识的、经常的自我表现艺术之外，盖剧院和把戏剧变成一种人们租用几小时的艺术的这种市民习惯是某种完全不自然的、迟到的和分裂破碎的东西。伯爵阁下终于将一片嘴唇抬离另一片并对他说了声“您亲爱的父亲”就顿住，但在这声音中却含有某种让人感觉到那双相当漂亮的淡黄色手的东西以及某种像笼罩在整个人物周身的一种绷紧的端庄态度的东西。这时，乌尔里希觉得这颇吸引人，便犯了一个有才智人很容易犯的错误。因为伯爵阁下随后就问他，他是干什么的，当乌尔里希回答说是数学家时对方便说：“啊，很有意思，在哪所学校？”乌尔里希明确声言，他与学校毫无关系，于是伯爵阁下便说：“啊，很有意思，我懂，科学，大学。”这话让乌尔里希听了觉得十分亲切和正派，完全就像人们想象中的一段文雅的对话，以致他竟不由得做出仿佛这里是自己家里一样的行为来，不遵守客观情况和社交礼仪的规定，却按自己的思绪行事。他突然想到莫斯布鲁格尔。有权减刑的人就近在咫尺，他觉得最简单的做法莫过于试一试，看人们能不能使用这权力。“阁下，”他问，“我可以趁这个有利的机会为一个被不公正地判处死刑的人说句话吗？”
一听到这个问题，施塔尔堡伯爵惊异得目瞪口呆。
“一个强奸杀人犯，的确，”乌尔里希承认，但是这时他认识到自己举止失礼了。“当然是个精神病患者，”他试图迅速纠正自己，他几乎要补充说“阁下知道，我们上个世纪中叶的立法在这一点上落后了”，但他不得不话到嘴边又收住。指望和这个人进行一次讨论，这是一种失常行为，注重精神活动的人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做出这种事来。这样几句话，恰到好处地插入进来，可能会像松软的园圃泥土那样丰饶，但是在这个地方它们就犹如一小撮被人不小心随着鞋子带进房间来的泥土。但是施塔尔堡伯爵察觉到了他的困窘，便向他显示出很大的善意。“是呀，是呀，我想起来了。”乌尔里希说出了那个名字之后，他带着几分勉强地说，“您是说，这是一个精神病人，您想帮助这个人？”
“他帮不了自己的忙。”
“是呀，这一直都是特别麻烦的案件。”施塔尔堡伯爵似乎很为这类案件的麻烦感到苦恼。他一脸无可奈何的神色，望着乌尔里希，仿佛没有任何别的指望了似的问他，是否已对莫斯布鲁格尔作出终审判决。乌尔里希不得不否认。“啊，您瞧，”他松了口气，继续说道，“那就还有时间嘛。”他开始谈论起“父亲”来，客客气气、不明不白地把莫斯布鲁格尔案撂在了一边。
乌尔里希因自己的失常行为曾慌了一会儿神，但奇怪的是这个错误居然没给伯爵阁下留下什么坏印象。施塔尔堡伯爵虽然起初几乎缄默不语，好像人们当着他的面脱掉了上衣似的；但是随后他便觉得一个如此深受欢迎的人的这种单刀直入的作风显出此人精力充沛、热情洋溢，他高兴找到了这两句话，因为他有意要在自己心中形成一个好印象。他把它们（“我们有望找到一个精力充沛和热情洋溢的助手”）立刻写进了给这一伟大爱国行动的首脑人物的介绍信里。当乌尔里希过了一会儿拿到这封介绍信时，觉得自己像一个被人往小手心里塞了一小块巧克力打发走的孩子。于是，他一边在指缝间夹着什么，一边接受着另作一次拜访的指示，这些指示既可以是一项委派的任务也可以是一项要求，不容他进行任何分辩。“这实在是一种误解，我丝毫也不曾有这个意图……”他真想这样说；可是这时他已经走在穿过宽大过道和厅堂回去的路上了。他突然站住脚，心里在想：“这简直是把我像一块软木那样举起来并放在一个我根本不想去的地方嘛！”他好奇地思索着这种狡狯而又简单的安排。他可以平心静气地对自己说，这现在也没给他留下什么印象；这仅仅是一个没有被清除掉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已经让他感觉到哪种强烈的、特殊的个性了呢？见鬼，人们几乎没有别的词儿来表述它：它简直就现实得叫人吃惊。
二一 莱恩斯多夫伯爵真正发明平行行动
但是，这个大型爱国行动的真正推动力——从现在起，为了省略并且由于它“要充分显示出一个七十年的、多福祉多忧患的周年纪念日比一个仅仅是三十年的具有更重的分量”，这个行动也就叫平行行动了——却不是施塔尔堡伯爵，而是他的朋友，莱恩斯多夫伯爵阁下。就在乌尔里希造访霍夫堡皇宫的当儿，秘书正手捧一本书站在这位达官显贵的漂亮、高窗户的办公室里——在层层的寂静、虔敬、金丝绶带和庄严光荣的氛围中——给伯爵阁下诵读书中的一个段落，这是伯爵要他找的。这一回是费希特[2]的一段话，是他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设法找出来的，他认为这段话很合适。“为了从懒散的原罪，”他朗读，“及其伴生物怯懦和虚伪中解放出来，人们需要这些榜样，这些榜样给他们先设计好自由之谜，它们通过宗教创始人已经复活。对道德信念的必不可少的谅解在教会中实现，教会的象征不应被视为教材，而是应该被视为宣布永恒真理的教学用具。”他特别重读了“懒散”、“先设计”和“教会”这几个词。伯爵阁下露出赞许的神色倾听着，把书拿过来看了看，但随即便摇起头来。“不，”这位直属皇帝和中央的伯爵说，“这本书倒是不错，但是这个讲到教会的新教段落不行！”秘书像一个不得不被董事会把一项行动计划第五次退回给自己的小公务员那样露出闷闷不乐的神色，小心翼翼表示异议说：“但是费希特给各界国民的印象将会是很好的吧？”“我看，”伯爵阁下回答，“我们必须暂时放弃这个。”随着书啪的一声合上，他的脸也合上，看到这张无声地下着命令的脸，秘书也啪的一声顺从地一鞠躬，接过费希特，把它收起来，在隔壁图书馆里把它重新排进世界哲学体系的分类中去；有些人自己不做饭，而是让手下人去料理。
“所以，”莱恩斯多夫伯爵说，“暂时仍然守住这四点：和平皇帝、欧洲里程碑、真正奥地利以及产业和教育。您必须按这四条撰写这份通函。”
伯爵阁下在这一瞬间心里曾产生过一个政治的想法，用话语来表示这个想法大体就是：他们会自动来的！他指的是他的祖国的那些个阶层——他们觉得自己不隶属这个国家而是隶属德意志民族——他们使他感到不快。倘若他的秘书找到了一段迎合他们情感的合适引文（因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选中了费希特），那么这段话也就被写下来了；但是此刻，一个扰人的细节妨碍他这样做，莱恩斯多夫伯爵轻松地舒了口气。
伯爵阁下是这个大型爱国行动的发明人。当从德国传来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时，他首先想到了和平皇帝这个词儿。它立刻就和一个八十八岁统治者、一个各民族真正的父亲以及一个连续掌权七十年的政府的概念联结在一起。这两个概念都带有他所熟悉的他的皇帝老爷的特性，但是笼罩在这两个概念上的却不是陛下的，而是这个骄傲的事实的光辉：他的祖国拥有这位世界上年纪最老、在位时间最长的统治者。不明事理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倾向于把这仅仅视作对一种稀罕物件的喜悦（就仿佛莱恩斯多夫伯爵会把罕见得多的横条纹的带透明水印花纹和缺一个锯齿的撒哈拉钟摆放在比一幅格列柯[3]的画更高的位置上，实际上他也这样做了，虽然他拥有两幅后者的画并且不是完全无视自己家宅的这些著名藏画。），但是他们愣是不理解，一个譬喻甚至会比最大的财富还更具有何等充实的力量。对于莱恩斯多夫伯爵来说，这个关于老统治者的譬喻中同时蕴含着他所热爱的祖国和应把他的祖国视为模范的世界。莱恩斯多夫伯爵胸中激荡着巨大和痛苦的希望。他恐怕说不出个究竟：这更多的是对自己的祖国感到痛心——因为他看到它在“各国人民的家庭”里没有完全取得理应得到的荣誉席位呢，还是说激荡着他的心胸的，是对普鲁士的嫉妒，是普鲁士把奥地利从这个席位上推了下去（一八六六年，通过阴险、奸诈手段），抑或不过是对一个古老国家的贵族的自豪感和要证明这贵族堪称典范的渴望充满于他的内心；因为按照他的意见，欧洲各国人民都在一种唯物主义的民主中随波逐流，而一个崇高的象征则浮现在他的眼前，对于他们来说这将既是提醒又是反躬自问的标志。他明白，必须做出点使奥地利崭露头角的事来，以便使这一“奥地利的光辉的生命公告”成为全世界的“一个里程碑”，从而为全世界效劳，使它重新找到自己的本真，而这一切是和拥有一位八十八岁的和平皇帝联结在一起的。更多或更详细的情况莱恩斯多夫伯爵确实还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已经将他攫住。这个思想不仅激起他的热情——对此，一个受过严格和负责任的教育的基督徒毕竟是不得不依然抱怀疑态度的——而且显而易见地直接倾注进诸如统治者、祖国和现世幸福这类十分崇高和闪光的观念中。尚附着在这个思想上的模糊不清的东西并不使伯爵阁下感到不安。伯爵阁下很熟悉模糊神性观察这个神学原理，这种模糊的神性本身是无限清楚的，但是对于人类的悟性来说却耀眼和黑暗；此外，这是他的终生信念：一个做大事的人一般不知道为什么。克伦威尔就说过：“一个人若不知道自己去哪儿，他就永远不会有出息！”莱恩斯多夫伯爵心满意足、津津有味地品味着他的这个譬喻，一如他所感觉到的，这个譬喻的不可靠性比其可靠性更强烈地让他感到振奋。
撇开譬喻不谈，他的政治观点却具有一种不寻常的坚定性和一个大人物的那种自由，只有通过全然不存疑心才可能取得的那种自由。他凭长子继承权当上上院议员，但既不积极从政，也不在宫廷或国家机构担任任何职务；他是“纯粹的爱国者”。但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以及他独立的财富，他成了所有其他忧心忡忡注视着帝国和人类发展的爱国者们的中心。不当漫不经心的旁观者，而是对事态发展“从上面伸出援助之手”，这个道德职责贯穿着他的一生。他深信“人民”是“好”的；不仅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公务员、职员和仆人，而且因为在经济上无数的人也都有赖于他们。除了星期日和节假日里看到百姓们成群结队、熙熙攘攘，像一个歌剧合唱队从幕后冒出来，他从未看到过他们有什么别的模样。所以，凡是和这个观念不一致的，他一概归于“挑唆分子”；在他看来，这都是不负责任的、不成熟和“有制造轰动效应瘾”的人干的。莱恩斯多夫伯爵受过宗教和封建教育，在和平民交往中从未遭到过反对，并非不博学，但是由于受到呵护了他的青年时代的教会教育学的影响而一辈子都受到阻碍，除了协调一致或错误偏离他自己的原则之外，绝不会在一本书里看出一点别的名堂来。就这样，他只从议会、斗争和报刊论战中了解合时宜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而由于他有足够的知识，可以分辨出其中众多的浅薄知识，所以他每天都加深着自己的偏见，以为真正的、被较深刻地理解了的市民世界无非就是他自己所以为的那个。“真正的”这个政治观点的搀和剂压根儿就是他的一种辅助手段，好使自己适应于一个由上帝创造的、但过于频仍地弃绝他的世界。他坚信，甚至连真正的社会主义都是与他的观点一致的。架设一座桥，让社会主义者们在这座桥上迈步走进他的阵营，这简直一开始就是他的一个最有特色的想法，他甚至还对自己部分地隐瞒着这个想法。明摆着的嘛，帮助穷人是一项高贵的任务，对于真正的上层贵族来说，一个资产阶级的工厂主和他的工人之间不可能有多大的区别；“我们大家在内心深处都是社会主义者嘛”是他的一句口头禅，其含意不多不少，大致是说在来世没有社会地位方面的区别。但在现世他却认为这些区别是必要的事实并期盼着，一旦人们在物质福利问题上满足劳工的要求，他们就会放弃不明智的、已被印入他们脑海中的口号并领会自然的世界秩序，在这种世界秩序中每一个人在为他规定的那个范围内恪守义务和得到发展。所以在他看来真正的贵族和真正的手工业者一样重要。其实，对于他来说，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解决将通向一个被他称为祖国的和谐的幻象。
伯爵阁下大概也无法说明，他在自秘书离去之后的一刻钟内对此想了些什么。也许什么都想到了。这个中等个儿、年逾花甲的男子一动不动地坐在写字台前，双手交叉在膝上，竟不知道自己在微笑。他穿一件矮领衬衫，因为他有患甲状腺肿的倾向，并且不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便是由于他由此可以少许有点儿像华伦斯坦时代波希米亚贵族的画像而蓄着一部翘胡须。一间高大的房间把他围住，而这间房间又被前厅和图书馆大而空荡的房间围住，在这些房间的四周又层层叠叠围着别的房间，围着寂静、虔敬、肃穆和两道弧形环状石头楼梯；在这两道楼梯与大门入口的交接处站着一个身穿沉甸甸、披挂着金银丝绶带大衣、手握木棒的高个儿门卫，他从门拱的洞里看外面空蒙的白日雾气，行人们像在一只金鱼缸里那样漂游而过。在这两个世界的交界处，一幢洛可可式房屋正面，纤巧的藤蔓攀缘而上，这幢洛可可式建筑的正面在艺术学专家们中间不仅因其美丽而著名，也因为它的高度大于宽度；今天它被认为是第一次尝试，将一座宽大舒适的乡村小宫殿的皮绷紧在高高耸立于受资产阶级束缚的背景上的市政厅的骨架上，从而被认为是从封建领地主权向资产阶级民主风格的过渡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在这里，莱恩斯多夫家族的存在通过艺术书籍的认证而转入世界精神之中。但是谁若是不知道这一点，谁就会像急速向前喷射的水滴看不到渠道壁那样看不到这一情况；他只注意到平素固定不变的街道上这柔和、带点灰色的门洞，一个令人惊异的、几乎令人激动的凹陷处，在那凹陷的洞穴里闪耀着绶带和门卫木棒圆头的金光。遇到风和日丽的天气，这个门卫来到大门进口处；然后他就站立在那儿，宛如一块彩色的、光芒远射的宝石，包含在一排房屋里，这排房屋不进入任何人的意识之中，虽然是这排房屋的墙壁使得不计其数、没有名字、飘移而过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升格为一条街道的秩序。可以打赌，大部分让莱恩斯多夫忧心忡忡、日夜牵挂在心头的“百姓”一听到有人说起他的名字，除了回想起这个门卫，恐怕不会有任何别的联想的吧。
但是伯爵阁下恐怕并没有把这看作是受歧视的表现，他反倒觉得拥有这样的门卫是“真正的无私”，这和一个高贵男子的身份颇为相称。
二二 平行行动以一位有影响的、具有难以形容的优美才智的女士的形态准备吞下乌尔里希
按照施塔尔堡伯爵的愿望，乌尔里希应该探访这位莱恩斯多夫伯爵，但是他决定不去探访他；他反倒拿定主意按父亲所建议的去拜访他“卓越的表妹”，因为他很想亲眼看看她。他不认识她，但是自一些时候以来他就对她怀有一种极特殊的嫌恶之情，因为反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解他的这位亲戚的情况并对他怀有好意的人劝他：“这个女人您一定得结识一下！”说这话时总是带着那个特别重读的您，这一重读声调是想强调被称呼的人尤其适合于认识这样一块珠宝，并且既可意味着一种真诚的恭维也可意味着一种隐藏的信念——相信这人是个傻瓜，正适合认识这样一个女人。所以，他曾频频打听过这个女人有些什么样的特殊个性，但从未就此得到过令人满意的答复。人们不是说“她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才智上的优美”便是说“她是我们的最美丽、最聪明的女人”，而有些人干脆就说：“她是一个合乎理想的女人！”“这个人多大年纪？”乌尔里希问，但是没有人知道她的年龄，而且被问的人一般都惊讶于自己居然还没想到要知道她多大年纪。“那么现在究竟谁是她的情人呢？”乌尔里希最后不耐烦地问。“一个情人？”这位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经他这么一问，感到莫名惊诧。“您说得对，简直没有哪个人会作这样的猜想的。”“原来是一个有才智的美人儿，”乌尔里希心中暗想，“狄奥蒂玛[4]第二。”从这一天起，他便在心中暗暗叫她狄奥蒂玛，那个著名的爱情女祭司的名字。
但是实际上她叫埃尔梅琳达·图齐，其实甚至只叫赫尔米娜。埃尔梅琳达虽然连赫尔米娜的译名都不是，但是有一天她却通过直觉的灵感获得了取这个漂亮名字的权利，这个名字突然以无法抗拒的真实在她的有才智的耳畔响起，虽然她的丈夫也还继续叫汉斯不叫吉奥瓦尼。乌尔里希对这位图齐司长的偏见并不比对他的夫人的更小一些。他在一个作为皇家外交部比其他政府部门封建色彩浓重得多的部里是唯一担任要职的平民公务员，领导部里这个最有影响的司，被认为是部长们的左膀右臂，据传闻甚至还是他们的智囊，而且属于不多几个对欧洲命运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但是如果一个平民在一个如此值得骄傲的环境中晋升到一个这样的职位，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可以推断出此人具有某些个性，它们必定是以一种有利可图的方式把个人的不可或缺和谦逊退让结合在一起，而乌尔里希也并非无意于把自己作为无可指摘的、必须指挥当一年志愿兵的上层贵族的骑兵中士介绍给这位很有影响的司长。与这相配的是一个作为贤内助的终身伴侣，尽管人们交口称赞她的美貌，他还是想象她不再年轻、虚荣心重并且受过狭隘的市民教育。
但是乌尔里希大吃了一惊。当他拜见她时，狄奥蒂玛露出宽容的微笑接待他，这是那种有名望的女人的笑，这个女人知道自己漂亮并且不得不原谅肤浅的男人们总是先想到这一点。
“我已经在等您了，”她说，乌尔里希不太清楚，这语气是和蔼可亲呢还是含着谴责。她伸给他的那只手丰腴而没有重量。
他紧紧握住这手，握得久了一会儿，他的思绪不能马上离开这只手。它宛如一叶花瓣安放在他的手中；尖尖的手指甲像翅鞘，似乎有能力随时和她一起飞进一片迷茫之中。女人手的过度奋激已经把他制服，这是一个从根本上看来相当不知羞耻的人体器官，它像一张狗嘴那样什么都触摸，但在公众场合却集忠诚、高贵和温柔于一身。在这几秒钟里他发现狄奥蒂玛的脖子上有好几个鼓块，蒙着最细嫩的皮肤；她的头发挽成一个希腊式的发髻，它硬邦邦地翘起来，完全像一个马蜂窝。乌尔里希感觉到自己心中怀着某种敌意，一种想激怒这个笑眯眯的女人的欲望，但是他不能完全无视狄奥蒂玛的美貌。
狄奥蒂玛也久久地、几乎用审视的目光望着他。她曾听说过某些有关这位表兄的事，这些事在她听来带有一种轻微的私人丑闻的色彩，此外，这个男人和她是亲戚。乌尔里希发现她也不能完全摆脱他给她留下的身体上的印象。他习惯于这种印象了。他的脸上胡须刮得光光的，身材高大，身体受过良好的锻炼，柔韧而肌肉发达，他的脸光亮却让人看不透；一句话，有时他觉得自己就像一种偏见，大多数女人对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尚还年轻的男人所抱有的那种偏见，只不过就是他并不总是拥有可以使她们及时改变这种偏见的力量罢了。但是狄奥蒂玛抗拒着，她在精神上同情他。乌尔里希可以观察到，她一个劲儿地端详他，显然心中并没有不愉快的情感，也许她心里正在暗想，他如此显而易见地拥有着的高贵的个性，它们一定受到一种恶劣的生活的抑制，不过是能够得到拯救的。虽然她并不比乌尔里希年轻多少并且处在身体敏感的成熟少妇时期，但是她的外貌却透着某种才智上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的气息，这和她的自我意识形成一种特殊的对照。甚至在他们已经讲起话来之后，他们还这样相互端详着。
狄奥蒂玛开始阐述，她认为平行行动简直是一个实现人们认为是最重要、最伟大的东西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必须并且愿意实现一个无比伟大的思想。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绝不放过这个机会！”
乌尔里希天真地问：“您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没有，狄奥蒂玛没有什么具体想法。她怎么会有什么具体想法呢！没有哪个谈论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事物的人认为真有其事。但是这比得上世界的哪个特殊个性呢？一切均导致这一件事比另一件事更伟大、更重要或者也更美丽、更可悲，就是说导致一种顺序和一种比较级，那么此外就没有尖顶、没有最高级了吗？然而，人们一旦让某个正好想谈论最重要和最伟大的事情的人注意这个情况，这个人便顿生疑窦，以为自己是在和一个无感情和非理想主义的人打交道。狄奥蒂玛的情况便是这样，乌尔里希便是讲了这样的话。
作为一个才智备受惊叹的女人，狄奥蒂玛觉得乌尔里希的异议是对她的失敬。片刻过后她微微一笑，回答说：“有这么多伟大和美好的事还没有实现，所以实在不容易作出选择。但是我们将任命由各阶层人士组成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协助我工作。抑或阁下，您不认为，这具有一种巨大的优越性，可以趁这样一个机会号召一个民族，实际上甚至是号召整个世界在追求物欲的时候也想着精神的东西？您可别以为，我们是在追求某种在早已被用滥了的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的东西。”
乌尔里希用一句玩笑话支吾搪塞。
狄奥蒂玛没有笑；她只微笑。她习惯于有才智的男人，这些男人通常也还有点名堂。像这样的自相矛盾性她觉得不成熟，这使她觉得有必要向她的这位亲戚指出现实的严肃性，这种严肃性给予这个伟大的爱国行动尊严和责任。于是，她用另外一种语气讲话，带着总结性和展示性；乌尔里希情不自禁地在她的话语之间搜索那种在各个部里用来装订并捆扎文件的黑黄双色细绳。但是从狄奥蒂玛嘴里说出来的并非仅仅是有执政能力的，而且也是有才智的行家的话，诸如“没有感情的、只受逻辑学和心理学支配的时代”或“当代和永恒”，其间也突然谈到柏林和“情感的宝藏”，跟普鲁士相反，奥地利精神如今还保存着这个宝藏。
乌尔里希作过几次尝试，企图扰乱这个有才智的国王议会演说；但是眼下，高等官僚主义的法衣室气味掩盖住这干扰，轻柔地遮掩住她的不策略。乌尔里希惊讶不已。他站起来，他的初次拜访显然已告结束。
在这个退却的时刻，狄奥蒂玛以从她丈夫那儿学来的那种温柔的、为谨慎起见、并且明显带一点夸张的殷勤对待他；她丈夫在和眼下是他的下属但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他的部长的年轻贵族打交道时就采取这样的态度。在她邀请他再来的态度中蕴含着才智对比较粗鲁的生命力感到的某种自负和不安全。当他将她那只柔和的、没分量的手又握在自己的手中时，他们互相盯住对方的眼睛。乌尔里希分明感觉到，他们注定了要通过爱情互相增添烦恼。
“真的，”他想，“一头美丽的海德拉[5]！”他打算表面上应付一下这个大规模爱国行动，可是它在狄奥蒂玛心中已经有了轮廓并且决意要把他吞没。这是一个颇有点引人发笑的印象；尽管有了一把年纪和一定阅历，他却觉得自己像一条有害的小蠕虫，一只大母鸡正专心致志地注视着它。“天哪，”乌尔里希心想，“千万别受这精神女巨人挑衅做出什么小不轨的行为来！”他腻烦了自己和博娜黛婀的关系，执意要极其克制。
在离开这寓所时，一个他来时就已经愉快地感受到的印象令他感到欣慰。一个带着出神的眼睛的小侍女送他。方才在黑乎乎的前室里，她的眼睛像一只黑蝴蝶，第一次从他身边翩然向上飞去；现在，在离去时，她的一双眼睛像黑色的雪花在黑暗中降落。某种阿拉伯或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情调，一种他模糊不清地得到的概念如此未被注意、妩媚可爱地笼罩住这个小姑娘，以至于乌尔里希现在也忘记仔细端详她；他到了街上，这才感觉到，这个小姑娘的样子在狄奥蒂玛的形象之后是某种极其生动和令人神清气爽的东西。
二三 一个大人物的初次干预
乌尔里希离去后，狄奥蒂玛和她的侍女仍然处在一种轻微兴奋的状态。但是这只小黑蜥蜴每一回送走一位贵客，心情就愉快得仿佛可以飞快地从一堵发出微光的大墙上蹿上去似的，而狄奥蒂玛则以一个并非不喜欢看到自己受到不适当触动的女人的那种认真态度来对待对乌尔里希的回忆，因为她在心中感觉到了那股温和斥责的力量。乌尔里希不知道，同一天另一个人已闯入她的生活，他像一座巨大的观景山从她脚下耸然而起。
保罗·阿恩海姆博士在抵达后不久便来拜见她。
他极其富有。他的父亲是“铁的德国”的最强有力的统治者，而且甚至是图齐司长屈尊作了这个文字游戏；图齐的原则是，人们必须节用言辞，文字游戏即便在才智横溢的交谈中不可完全没有，但绝不可随便滥用，因为这带有平民气息。他自己就曾建议他的夫人对这位客人要另眼相看；因为如果说这类人在德意志帝国今天还没有爬到最上面、对皇室的影响无法和克虏伯家族相比的话，那么，按照他的观点，明天无论如何情况可能就会是这样，他还添加上一则秘闻：据说这位儿子——他已经四十好几了——绝不仅仅谋求他父亲的地位，而是依仗着时代的特征和自己的国际关系，正准备着要获取帝国部长的职位呢。按图齐司长的意见，这自然是完全不可能的，除非世界末日先期到来。
他料想不到，他这几句话在他夫人心中激荡起多少幻想的巨浪。不过高评价“杂货店老板”，这自然属于她那个圈里的人的信念之一，但是和所有持平民思想的人一样，在完全不依赖于信念的内心深处她赞呗财富，与一个如此异乎寻常地富有的男人私人相会犹如金色的天使翅膀已经向她降落下来那样对她产生着影响。埃尔梅琳达·图齐自其丈夫发迹以来就惯于与荣誉和财富来往；但是人们一和荣誉的获得者交往，这荣誉，这因智力上的成就而获得的荣誉便流散得出奇地迅速，而封建财富则要么带有大使馆年轻参赞的愚蠢债务的形式，要么受到一种沿袭的生活方式的束缚，任何时候也不会获得自由堆积起来的钱山的奔放气质和金子迸发出的那种震颤，大银行或世界工业界便是借此来料理他们的交易的。狄奥蒂玛对银行业所了解到的唯一一个情况就是，连中级职员出差旅行也是坐头等车厢，而她却总是不得不坐二等车旅行，倘若不是有丈夫作陪的话；而她正是据此想象出，一个这样的东方企业的最高暴君们势必为何等的奢侈包围着。
她的小侍女拉喜儿——不言而喻，狄奥蒂玛喊她时总是按法语发这个名字的音——曾听说过梦幻般奇异的事情。她会讲述的最起码的事就是，这位大富豪是坐着自己的专列到达的，租了整整一座饭店并且还带着一名小黑人奴隶。实际情况要朴实无华得多：单就保罗·阿恩海姆举止行为从不引人注目这一点，他也绝不会如此张扬。只有那黑人男孩是真有其事。他是阿恩海姆若干年前在意大利最南端的旅行途中从一队舞蹈者中挑选出来并领养的，既有想美化自己的成分，也搀和着一时高兴的成分，愿意从水深火热中拯救一个生灵，并为他打开精神生活的大门，从而在身上做一件善事。但是后来他很快就失去了这种兴味，只还把这个现在已经十六岁了的小男孩当仆人使唤，而在十四岁前他却曾让他读司汤达和大仲马的作品。但是尽管侍女带回家来的种种传闻如此过甚其词而且带着孩子气，以至于狄奥蒂玛不得不报以微微一笑，她却还是让侍女逐字逐句复述这些传闻，因为她觉得它们天真无邪，只有在这座唯一的“浸透着文化气息”的大城市里才会发生这样的事。而奇怪的是，这黑人少年甚至煽起了她自己的思绪。
她是一位中学教师的三个女儿中的长女，这位中学教师没有什么财产，所以当她的丈夫什么也不是还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平民副领事时，他就已经被认为是她的好对象了。除了自己的骄傲以外，她在自己的少女时代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而由于这骄傲又没有任何可以让自己骄傲得起来的资本，所以它其实只是一种带有伸出感伤触刺的、蜷缩起来的得体的举止。但是这样的一种举止有时也隐藏着虚荣和梦幻，可能是一种难以估摸的力量。如果说远方国家里的远方纠葛的前景起初曾吸引过狄奥蒂玛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失望；因为不多几年后，这只还对羡慕她那一丝儿异国情调的女友们构成一种被审慎利用的优势并且无法抑制这样的认识：外国使领馆里的生活依然还是和别的行李一道从家里带来的那种生活。狄奥蒂玛的虚荣心在很长时间里几乎就要终止在显贵而又毫无希望的第五等级的官阶上，直至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突然使她丈夫得到了晋升，一个好心的和有“进步”思想的部长把这位平民官员调进内阁总理府中央机关任职。由于处于这样的地位，许多有求于图齐的人便纷至沓来，从这一刻起，在狄奥蒂玛的心中几乎令她自己惊讶不已地活跃起珍藏着的大量对“有才智的美和伟大”的回忆，她声称自己是在充满浓郁文化氛围的父母家以及在世界的各个中心，而实际上则是在高级女子学校凭自己的勤奋好学获得了这笔财富，她开始小心翼翼地利用这笔财富。她丈夫平凡而极其可靠的理智不由得也把注意力放在了她的身上，而她则做得十分得心应手，就像一小块湿海绵，把没费多大劲便把储存在自身中的东西又释放出来。一觉察到人们发现了她的才智上的优势，她便在合适的场合怀着巨大的喜悦将小小的“极其富有才智的”想法插入她的闲谈之中。渐渐地，随着她丈夫的不断升迁，越来越多的人都来趋附他，于是乎，他们的家宅便变成一座被认为是“社交和才智”交相辉映的“沙龙”。现在，在与在各个不同领域有所建树的人的交往中，狄奥蒂玛也开始认认真真地发现起自我来了。她还一直像在学校里那样注意学习，好好记住所学的东西并将其联系成一个美好的统一体，她的这种得体的举止简直是通过扩展自动变为才智，而这幢图齐府则赢得了公认的地位。
二四 产业和教育；狄奥蒂玛和莱恩斯多夫伯爵的友谊以及使著名客人与心灵统一的职务
但是由于狄奥蒂玛和莱恩斯多夫伯爵阁下的友谊这才成为一个固定的概念。
就友谊借以取名的身体部分而言，莱恩斯多夫伯爵的部分位于头和心之间这样一个地方，人们只好称狄奥蒂玛为他的知心朋友[6]，如果这个词儿还通用的话。伯爵阁下敬仰狄奥蒂玛的才智和美貌，却并不怀有不可告人的意图。由于他的好意相助，狄奥蒂玛的沙龙不仅获得了一种不可动摇的地位，而且如他惯常所说的，还履行着一个职务。
就他个人来说，直属皇帝和中央的伯爵阁下“只不过是个爱国者而已”。但是国家不仅由王冠和人民以及其间的行政部门组成，而且在国家内部还有另外一些东西：思想、道德、观念！不管伯爵阁下多么虔诚信教，作为一个在自己的庄园上办工厂的充满责任感的人物，他并不孤陋寡闻，也不会没认识到，今天的才智在许多方面已经摆脱了教会的监护。因为他不能想象，譬如，一家工厂、一笔粮食期货交易如何可以按宗教原则加以经营管理，而另一方面，没有交易所和工业，一座现代化大农庄便无法合理运转；而如果伯爵阁下接到他的财务主管的报告，主管向他指出，如果与一批外国投机商建立联系那么一笔生意就比在国内的拥有土地的贵族一边好做，那么，伯爵阁下在大多数情况下必然会决定赞成前一种做法，因为客观情况有其自身的理性，人们不能简简单单按感情去反对这种理性，如果作为一家大型农庄的经营管理者人不仅为自己个人，而且也要为无数别人的生存承担责任的话。有某种类似专业良知的东西，它也许和宗教良知有矛盾，而莱恩斯多夫伯爵则深信，连红衣大主教碰到这样的事也不会采取和他不一样的行动。莱恩斯多夫伯爵当然也时刻准备着在上院的公开辩论会上对这表示遗憾并表示希望生活将会重新找到回归基督教原则的简单、自然、超自然、健康和必然的道路。一俟他张开嘴巴要作这样的阐述，情形就好像人们把一个插头拔了出来，而他则在另一个电路里流淌。顺带说及，大多数人在公开表态时都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有人指责伯爵阁下，说他做了他在公开场合所反对的事，那么，莱恩斯多夫伯爵一定会怀着神圣的信念严厉谴责这种说法是煽动分子的蛊惑人心的谬论，这些人对生活的广泛的责任一窍不通。尽管如此，他自己却认识到，种种永恒的真理与种种比传统的、美好的简朴纷乱得多的商业活动之间的联系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事情，而且他也已经认识到，这种联系哪里也不会有，只有在加深了的平民教育中才有；它将自己那些在法律、义务、道德和审美领域里的伟大思想和观念一直伸展到日常的纷争和矛盾之中，他觉得这就像一座活的杂乱植物搭成的桥。人们立足于它虽然不像立足于教会的教条那样稳固和安全，但是这完全有必要而且责任重大，由于这个原因，莱恩斯多夫伯爵不仅是一个笃信宗教的，而且也是一个热情的平民理想主义者。
狄奥蒂玛的沙龙在其成分方面符合伯爵阁下的信念。狄奥蒂玛的社交聚会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人们在重大的日子会在那儿碰上平时无法与之谈上一句话的人，这些人在某一个专业领域太有名气，以致人们简直无法与他们谈论最新的消息，人们还从未听说过蕴含着他们的世界声誉的那个知识领域的名字。这里有各学科领域里的专家，会发生一位理论语法学家碰上一位半抗原研究员、一位核化学家碰上一位量子理论学家的事，艺术和文学新流派的代表人物不计在内，他们每年更换称号并且可以在他们出了名的专业同行身旁、在有限程度上经常出入那里的沙龙。一般来说，这种交往都是这样安排的：大家杂乱着来，和谐地混合在一起；通常只有年轻的有特殊才能的人狄奥蒂玛才用单独邀请的办法使其避离这种混杂的聚会，而对于罕见和特殊的客人，她就善于不引人注目地优先照顾、兼收并蓄。使狄奥蒂玛的府第比所有相似的府第显得更为出色的，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恰恰就是那门外汉原理；那种实用观念的原理——拿狄奥蒂玛的话来说——从前曾分布在神学核心的四周，作为一群虔诚创作的人，其实是作为一个纯粹由未出家修士和修士组成的团体，简短说，就是那个行为基本原理；而在神学已经受到国民经济学和物理学的排挤、狄奥蒂玛的有待邀请的地球上英才代表名单逐渐增长至《英国皇家协会科学论文目录》的今天，未出家修士和修女因此也就由银行经理、技术员、政治家、政府各部高级官员以及上层社会和附属于它的社会的女士和男士们组成。对妇女们，狄奥蒂玛尤其表示关切，但是比起“有智力的妇女”，她更喜欢“贵妇人”。“今天生活受到知识过重的负荷，”她惯常说，“所以我们绝不可以放弃‘不屈的妇女’。”她坚信，只有不屈的妇女尚还拥有那种与命运抗争的力量，有能力用存在力去拥抱智力，按她的观点，这智力为使自己得救显然很有必要这样做。而且，她的这种关于拥抱妇女和存在力的看法也受到年轻男性贵族的高度评价，他们经常到她的沙龙做客，因为这被认为是习俗，而且图齐司长也并非不欢迎；因为没有分裂的存在如今颇合贵族的胃口，而尤其是对于谈情说爱、做长时间倾心交谈的人来说，图齐府比一座教堂还更受欢迎，在那里人们可以成双成对地深入交谈，而不会惹人注意，这倒是狄奥蒂玛不曾料想到的。
莱恩斯多夫伯爵阁下倒是没有把这两个本身十分丰富多彩的、在狄奥蒂玛这儿混合在一起的原理称作“真正的高贵”，他用“产业和教育”这个名称概括它们；但他更喜欢使用那个“职务”概念，它在他的思想上占有优先地位。他的观点是，每一项工作——不仅是官员的，还有工厂工人或音乐会歌唱家的——都是一种职务。“每一个人，”他惯于说，“在国家都有一个职务；工人、王公、手工业者都是官员！”这是他那始终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实事求是、独立不羁的思想的结果，在他看来，最上层社会的先生们、女士们和这些文人、学者或许多尖端学科的研究者们闲谈并仔细观看在场的财政巨头们的夫人，也就是在履行一个重要的、即便是无法清楚表述的职务。这个职务概念替他取代了被狄奥蒂玛称作自中世纪以来便已失落了的人的行为的宗教统一性。
从根本上看来，所有像她这儿的这种强制的社交聚会——如果它并不完全单纯和粗糙——也确实来源于这样一种需要：佯装人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应该包括人们极不相同的活动并且是永远也不会存在的。狄奥蒂玛称这种假象为文化，并且通常加上一个特殊的修饰语称之为古老的奥地利文化。自从她的虚荣心经扩展变成才智以来，她日益频繁地学着使用这个词儿。她把这理解成为：挂在皇家博物馆里的委拉斯凯兹[7]和鲁本斯的图画；贝多芬几乎可以说是个奥地利人的这个事实；莫扎特、海顿、斯特凡大教堂、城堡剧院；传统上隆重的宫廷礼节；云集着一个五千万人口国家最雅致的服装店的第一市区；高级官员的谨慎行事方式；维也纳的烹调；认为自己是除英国贵族以外最高贵者的贵族，以及这贵族的一座座古老的宫殿；有时散发着真正的、通常则是散发着虚假的文艺灵感的社交聚会气氛。她也把这理解成为这样的事实：在这个国家里，承蒙一位像莱恩斯多夫伯爵这样的大人物看得起，把他自己的文化宏图移置到她的府上。她不知道，伯爵阁下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他觉得不宜对一种往往容易失控的革新打开自己的宫殿大门。莱恩斯多夫伯爵常常暗暗惊骇自己美丽的女友谈论由人们惹起的激情和纷乱或革命思想时的那种自由和宽容态度。但是狄奥蒂玛没察觉这一点。她遵循着一种分离，在几乎可以说是职务方面的不贞洁和私人的贞洁之间，犹如一个女医生或一个社会救济机构女工作人员；如果一句话触犯她个人，那么她总像被触及了一个受伤部位似的很敏感，但是她不带个人色彩地谈论一切并且在谈话时只能感觉到，莱恩斯多夫伯爵显得很受这种混合情感的吸引。
只是，生活若不在别处拆下砖瓦来便什么也建不成。令狄奥蒂玛感到既痛心又惊讶的是，一颗很小的、梦一般甜蜜的幻想杏仁核，当她的生活尚还不含有任何别的内容时曾包含过它；当她下定决心嫁给这个看上去像带着两只黑眼睛的皮旅行箱的副领事图齐时，它也还曾存在过；可在这成功的年代里它却消失不见了。诚然，她所理解的如海顿或哈布斯堡王朝这样的古老的奥地利文化，其中许多一度曾经只是一项麻烦的学习任务，而现在她觉得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有着一种令人着迷的魅力，这和盛夏蜜蜂嗡嗡叫一样具有英雄气概；但是，这不仅逐渐变得单调乏味，而且也费力乃至毫无指望。狄奥蒂玛及其著名的客人们的情况与莱恩斯多夫伯爵及其银行界中间人们的情况没有什么不一样；不管人们还是多么希望使他们与心灵统一起来，这就是做不到。对于汽车和X光线人们可以说，这让人产生感情，但是试问如今每天都产生出来的这无数其他发明和发现，除了完全一般性地赞叹人类的发明才干之外，人们还能拿它们怎么样呢，久而久之这给人相当呆滞的印象！伯爵阁下有时来和一位政治家交谈或让人把一位新客人介绍给自己，他热情洋溢地谈论加深教育，讲得好不轻巧；但是如果人们像狄奥蒂玛那样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情况便表明，不可克服的障碍不是深度，而是教育的宽度。如果人们和行家交谈，那么甚至像希腊的高贵的朴素或预言家的意义这样与人休戚相关的问题也化解成为形形色色无法消除的怀疑和可能性。狄奥蒂玛体会到，著名的客人们在她的晚聚会上也总是成双成对地叙谈，因为一个人早已经充其量只能和第二个人中肯和理智地交谈，而她则实际上和谁也不能进行这样的交谈。可是狄奥蒂玛却因此而从自己身上发现了人们称之为文明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同时代人的痼疾。这是一种不利的状况，充满了肥皂、无线电波、数学和化学公式的傲慢的信号语言、国民经济、通过实验进行的研究以及人们没有能力举办一次简朴而高雅的聚会的这个事实。蕴含在她自身中的智力的贵族与社会的贵族的这种关系，这种责成她十分谨慎行事并且不顾种种成果而带来某些失意的关系，她也逐渐觉得越来越具有不是什么文化时代，而只是一个文明时代所表明的那种性质。
据此，文明就是一切她的智力所不能主宰的东西。因此，这很久以来并且首先也就是她的丈夫。
二五 一个已婚女人的烦恼
她从自己的烦恼中省悟到许多并发现，她已经失落了某种先前并不曾清楚地知道拥有过的东西：心灵。
这是什么？这从反面是容易确定的：这就是那一听见代数级数就躲起来的东西。
但是正面呢？似乎是，它正在成功地躲避种种想把握住它的努力。可能是，当时狄奥蒂玛心中曾有过某种本真的东西，一种预兆不祥的善感，当初蜷缩进她的得体行为的那件浆洗得变薄了的衣裙里的，就是现在她称为心灵并在梅特林克[8]用蜡防法印染的形而上学中重新找到的东西，在诺瓦利斯[9]的诗歌中，但尤其是在机器时代作为对自己在精神上的和艺术上的抗议的表示而曾一度喷射出来的稀薄浪漫色彩和向往上帝的无名浪潮中。也可能是，狄奥蒂玛的这种本真作为一种寂静、温柔、虔诚和善良的东西可以更精确地加以确定，它从未找到过一条正确的道路并且在命运同我们一起做铅卜[10]的时候陷入她的理想主义的奇特形式之中了。这也许是幻想；也许是对一种本能的不从属于意志的工作的预感，它天天在身体保护下进行着，一个美丽的女人通过它深情地望着我们；也许只是出现了不可表述的时刻，她感到胸怀宽广和温暖，情感似乎比通常更有活力，虚荣心和意志沉寂，一种轻微的生命陶醉和生命力充沛的感觉将她攫住，思绪远离表面指向纵深，即便它们只是针对最微不足道的事物，而世上的事件像一座花园前的嘈杂离得远远的。随后狄奥蒂玛便以为自己没费什么劲便直接看见了自己的本真；还没有名字的敏感的经历掀起了她的面纱；她顿时便感觉自己——我们只从她在有关文献中找到的众多描述中略举几项——平和、通人情、虔信宗教、接近根源的深处，这深处使一切从她心中升起的情感变得神圣，让一切不是来自她本源情感的依然带着邪恶：但是即便这一切想得很美好，但就某一特殊状况而言，不仅狄奥蒂玛从未超越过这样的预感和暗示，就是被查阅的预言者们的书籍也同样没做到这一点，那些书用同样的、充满神秘色彩而不精确的话谈论同样的事情。狄奥蒂玛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也把这归咎于一个文明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通向心灵的入口给掩埋了嘛。
很可能，她称为心灵的，无非是她在结婚的时候曾拥有过的一小笔恋爱能力资本；图齐司长没为此提供合适的投资机会。他对狄奥蒂玛的优势一开始并且长时间内都一直是上了年纪的男人的优势；后来又添上了任神秘职位的卓有成效的男人的优势。这个男人不怎么让自己的妻子看到自己的内心世界，赞许地在一旁观看她做着的种种琐事。撇开新婚燕尔不谈，图齐司长始终是一个讲求实际和注重理性的人，他从不失去内心的平静。但他的四周还是围绕着他的行为和他的西服透出的那种得体合身的宁静，他的身体和胡子的那种可以说是礼貌而严肃的气味、他讲话时那种谨慎而坚定的男中音，带着一股气息，它刺激狄奥蒂玛少女的心灵，就像主人的身影刺激把嘴巴贴在他膝头上的猎狗的心灵。一如这条猎狗富有情感地跟在主人身后快步小跑，狄奥蒂玛也在严肃的、讲求实际的引导下涉猎了爱情的无限风光。
图齐司长在这方面喜欢走笔直的路。他的生活习惯是一个虚荣心重的工人的生活习惯。他大清早起床，骑马外出或是散一个小时的步，这不仅有利于保持活力，而且也是一个死板而又简单的习惯，它被一丝不苟地遵循着，和认真负责、成绩斐然者的形象十分相称。晚上，如果他们没有受到邀请也不接待客人，他便立刻躲进自己的工作室，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不得不将自己广博的业务知识保持在那个使他对他的贵族同事和上司获得优势的高度上。一种这样的生活设置着牢固的限制，让爱情适应其他方面的活动。和所有想象力不受色欲损伤的男人一样，图齐在单身汉时期——虽然他为了外交声望的缘故时不时带着普通的剧院女合唱队员们参加朋友们的社交聚会——曾是个从容不迫的妓院常客并且把这一习惯的有规则的气息也传导到婚姻生活中来了。所以狄奥蒂玛了解到的爱情是某种激烈的、突然爆发式的、干脆利落的东西，它每星期只让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释放出来一次。两个人的行为的这一变化以分秒计，不多几分钟便变为一次关于有待补充叙说的当日重要事件的简短谈话，随后便变成平和的睡眠，这是某种人们在这段时间里从不或至多用暗示和隐喻谈及的事（就如同人们对身体的“敏感部位”用外交辞令说了一句玩笑话），这一变化却对她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和充满矛盾的后果。
一方面，这变成她的过度膨胀的概念世界的原因；这个概念世界就是那种半官方的、转向外面的个性，它那爱的力量和心灵的渴望扩展到一切在她的周围可以看得见的伟大和高贵的事物上，并且如此深切地分布在这上面、与之相联结，致使狄奥蒂玛竟给人以那种使男人概念混乱的印象，一个火红火红、但却是柏拉图式的爱的太阳的印象，乌尔里希正是听人描绘了这个印象而极想认识她的。但是另一方面，婚姻接触的缓慢节奏已经纯粹从生理学角度在她内心发展成为一种习惯，它为自身的发展铺平道路并且没有和她的本性中的更高的成分产生联系便像一个雇工饿得肚子直叫唤那样表现出来，这雇工的伙食量不足，但营养倒丰富。随着时间的推移，狄奥蒂玛的上唇忽然长出小茸毛来，在她少女似的气质中混杂进成熟女人偏男性的独立性，当她意识到这一点时，着实吃了一惊。她爱她的丈夫，但是其中混合着日益增长着的厌恶，甚至一种可怕的心灵受辱的感觉，人们终究只能把这和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大规模研究活动的阿基米德可能会有的感受相比，倘若当时那个陌生的士兵不是把他打死，而是向他提出一个性方面的无理要求。而由于她的丈夫既没察觉到这一点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可她的身体最终却每次都违背意志把自己出卖给他，她便觉得自己屈从于一种强制的控制；这大概是一种并不被认为不道德的强制控制吧，但过程却完全和想象一个怪癖的出现或恶习的不可避免一样十分令人痛苦。狄奥蒂玛本来也许只会因此而变得有点儿忧伤，变得更合乎理想。可是不幸的是，这事恰恰发生在她的沙龙也开始给她制造心灵上的困难的时候。图齐司长很自然地奖掖他妻子才智方面的努力，因为他很快就已认识到它们给自己的地位带来多大的好处，但是他从未参与其中过，不妨说，他不认真对待它们；因为这个涉世颇深的人只认真对待权利、义务、高贵的出身以及与此隔着一些距离的理性。他甚至反复告诫狄奥蒂玛，不要往她文艺方面的政府事务里搀进太多的虚荣心，因为即使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生活菜肴里的盐，上流社会说到底是不喜欢吃放盐太多的菜的；他说这话时完全不带讽刺，因为这是他的信念，但是狄奥蒂玛觉得自己受到了藐视。她经常感觉到空中悬着一丝微笑，她的丈夫就带着这种微笑看待她合乎理想的努力；不管他在家还是不在家，也不管这微笑——如果他确实微笑的话，这一点并不总是确定无疑——是以特殊的方式为她而发还是只是一个必须随时显示职业生涯优越性的男人的一种脸部表情，这微笑逐渐地变得越来越让她难以忍受了，她无法摆脱这微笑自以为有的那种不光彩的合法的外表。狄奥蒂玛有时认为一个唯物主义的历史时期应对此负有责任，它把世界变成一场凶恶的、没有意义的游戏，使得处在无神论、社会主义和实证主义夹缝里的一个充满热情的人得不到使自己升华到本真的自由；但是这也不经常奏效。
当这场伟大的爱国行动紧锣密鼓展开的时候，图齐府就处于这样的状态。自从莱恩斯多夫伯爵为了不突出贵族而把活动中心移置到他女友的府上，一种没有说出口来的责任感便主宰着那里的一切，因为狄奥蒂玛决心要么现在，要么永远也不向她丈夫证明自己的沙龙不是玩具。伯爵阁下曾向她透露说，这场伟大的爱国行动需要一个主导思想，她雄心勃勃，切盼着要找到它。想象到必须调动全国的力量并在众目睽睽下去实现某种将成为最大的文化内涵之一的东西，或者说得谦虚一点，也许是实现某种将显示奥地利文化最核心本质的东西——这个想象对她产生的影响，就好比她的沙龙的门猛地开了，无尽的大海像沙龙地板的一个延伸部向门槛涌来——不容否认，她最初感受到的，是一种无法测度的、瞬间正在开启的空虚。
最初的印象往往存在着某种正确性！狄奥蒂玛确信必将会发生某种非同凡响的事，并唤起她众多的理想；她动员自己作为小女孩上历史课时的那种激情，当初她学会用富人和世纪计算；她做了人们在这样的处境必须做的一切事，但是在这样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她不由得发现自己并没有想出什么高明的主意来。狄奥蒂玛此刻对她丈夫感受到的，很可能会是仇恨，倘若她压根儿还有仇恨——一种低下的感情冲动——的能力的话；所以这变成忧郁，一种到那时为止一直是陌生的“怨恨一切”的情绪在她心头油然而生。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阿恩海姆博士在他的小黑人的陪同下抵达这里，此后不久狄奥蒂玛便接受了他意义深远的来访。
二六 心灵和经济的联合。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想品味古老奥地利文化的巴罗克艺术风格魔力，从而给平行行动生出了一个思想
狄奥蒂玛没有什么不适当的想法，但是也许这一天在这无辜的黑人小男孩的后面隐藏着许多事，她将侍女拉喜儿从房间里打发走后，便琢磨起这些事来。自乌尔里希离开，她又和蔼可亲地听了一遍侍女的讲述，这位美丽、成熟的妇人觉得自己年轻并且像是在玩一件叮当作响的玩具。贵族，出身高贵的人曾养过黑人；她想起了诱人的情景，挂三角旗的马拉雪橇、戴羽饰的仆从和披上白霜的树；但是高贵出身的这种富于幻想的一面早已收缩。“今天的社交生活已经变得没有生气了。”她想。这是她心里的某种东西在袒护这个还敢于收养一个黑人的局外人，袒护这个高贵而不合规矩的平民，这个像知识渊博的希腊奴隶曾羞臊过他的罗马主子那样羞臊世袭权力的闯入者。她那让众多顾忌扭曲了的自我意识把他当作知音而投奔过去，而这一与她的所有别的情感相比极其自然的情感甚至使她不理会阿恩海姆博士——尽管谣传自相矛盾，可靠的消息还没有听到——可能有犹太血统：关于他的父亲肯定有这种说法，只是她母亲去世已经很久，得过一段时间才会了解到详细情况。况且也可能是狄奥蒂玛心里怀着一种悲世悯己的思想，根本不盼望有人会起来正式辟谣。
狄奥蒂玛小心翼翼地让自己的思想离开黑人而靠近他的主人。保罗·阿恩海姆博士不仅是一个富豪，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有才智的人。他的声誉超出了作为遍布全世界的商行继承人的身份，他在自己的闲暇时间里写了在思想进步的人的圈子里堪称非同一般的书。构成这样的纯粹智力上的圈子的人是对金钱和平民的嘉奖都不介意的；但是人们不可以忘记，如果一个富有的人使自己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这倒恰恰因此而对他们具有某种特殊的吸引力，而阿恩海姆则在自己的纲领和书籍里宣告的没有什么比恰恰是心灵和经济或思想和权力的联合更微不足道。感觉敏锐的、对未来的事物具有特别灵敏嗅觉的英才们散布消息说，他集在这世上一般都是分开的两极于一身，并推波助澜地散布谣言，说是一种时新的力量正准备着并且有能力有朝一日使国家的、也许乃至世界的命运向好的方向转变。因为旧有的政治和外交原则及方法正在把欧洲这驾马车驶进沟里，这是一种早就普遍扩散开来的感觉，在一切方面背弃专家的时期已经开始了。
狄奥蒂玛的状况可以用愤恨较古老的外交官学校的思维方式来加以表述；所以她立刻便领悟她的和这位天才局外人的地位之间的这种奇异的相似性。况且，一有可能，这位著名人物就拜见了她，她的府第绝对是第一个获得这番殊荣，而一位共同的女友的介绍信则谈到这座哈布斯堡王朝城市的古老文化和这里的人，这位辛勤工作的人希望在处理不可避免的事务的间隙享受一番这古老文化的情趣；当狄奥蒂玛从中得知这位著名的外国人了解她才智的声望，顿时便觉得受到了像作品第一次被翻译成外语的作家那样的嘉奖。她发现，他看上去丝毫也不像犹太人，倒像一个高贵而从容不迫的腓尼基-古希腊罗马类型的人。阿恩海姆也喜不自禁，他发现狄奥蒂玛不仅读过他的书，而且作为一个身材略显丰满的古希腊罗马式女子也符合他理想中的美女形象，这是古希腊式的，多了一点丰满，因而这古典的特征倒也就不那么呆板了。狄奥蒂玛不久便察觉到，她有能力在二十分钟的谈话中为一个在全世界有实实在在广泛联系的人彻底驱散一切疑虑，而她自己囿于有些过时的外交手段的丈夫正是怀着这些疑虑伤害了她的情感的。
怀着轻微的舒适感，她在心中默默重复这次谈话。谈话刚开始，阿恩海姆便说，他到这座古老的城市里来，只是为了使自己在古老奥地利文化的巴罗克魔力熏陶下从一个今天正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文明人的计算、实利主义、荒凉的理性中稍稍恢复一些元气。
这座城市里有着如此活跃的感情丰富的生活——狄奥蒂玛回答说，她对这样的回答感到满意。
“是呀，”他说，“我们没有内心的呼声了；今天我们知道得太多，理智压制我们的生活。”
这时，她回答：“我喜欢和女人交往；因为她们什么也不知道，是不反射的。”阿恩海姆说：“尽管如此，一个美丽的女人远比一个男人懂得多，男人尽管懂逻辑学和心理学，对生活却一无所知。”这时，她告诉他说，一个类似使心灵摆脱文明这样的问题规模宏大，正牵动着这里的权威人士的心；“人们必须……”她说，阿恩海姆打断她说：“这真是妙极了”；“把新思想，或者，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时他轻轻叹息），压根儿就先把思想注入权力范围！”狄奥蒂玛继续说，“人们想建立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各种委员会，以便确立这些思想。”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阿恩海姆说了一些极其重要的话，而且他用这样一种友好中带着热情和尊敬的口吻说了这些话，致使这个告诫竟深深铭刻在狄奥蒂玛的脑海里：用这样的方式，他惊叫起来说，是做不成什么大事情的；不是一种委员会的民主，而是只有个别的强有力的人物，既在现实中也在思想领域有经验的人物，才能驾驭这行动！
直到这里，狄奥蒂玛一直是逐字逐句复述着这次谈话，但话说到这里谈话化为一片光华；她再也回忆不起来自己回答了什么。一种不明确的、紧张的幸福和期盼已经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把她抬举得越来越高；如今她的精神就像一只已经脱了线的、小小的彩色儿童气球，它闪着华美的光彩在高高的空中向着太阳飘去。紧接着就是爆裂。
这时，伟大的平行行动获得了一个思想，一个它直到那时为止还一直不曾有过的思想。
二七 一个伟大的思想的本质和内容
说这个思想是什么，这倒容易，但是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却恐怕没有哪个人能描述得了！因为这正是一个让人心动的伟大思想与一个普通的，也许甚至是普通和悖理得让人不可理解的思想的区别之所在，就是这个思想处于一种熔化状态，使得自我陷入无限的远方，而反过来世界的远方则进入自我之中，而且人们不再能认清什么属于自身、什么属于无限。所以让人心动的伟大思想由一个像人的身体那样敦实但却衰弱的躯体和一颗永恒的心灵组成，这颗心灵构成思想的重要意义，但并不敦实，而是每当有人尝试用冷漠的言语去把握它时便化为乌有。
说明了这一点之后，还得再说，狄奥蒂玛的伟大思想不是别的，无非就是普鲁士人阿恩海姆必须担任这个伟大的奥地利行动的精神领导，虽然这个行动嫉妒的锋芒直指普鲁士-德国。但是这仅仅是思想的死的言语躯体，谁觉得它不可理解或可笑，谁就是虐待一具尸体。至于说到这个思想的灵魂，那么就必须说明，这是一个贞洁的、被许可的灵魂，为谨慎起见狄奥蒂玛可以说是在她的决定里还为乌尔里希留下了一句遗言。她不知道，她的表兄——在比阿恩海姆更低的平地并受到他的影响的遮蔽——已经给她留下了印象，而倘若她明白了这一点的话，她大概会鄙视自己的；但是，尽管如此，她还是本能地采取了一个相应的措施，她在自己的意识面前宣布他为“不成熟”，虽然乌尔里希年龄比她大。她拿定了主意要同情他，这让她坦然地确信，不挑选他而是挑选阿恩海姆领导这个责任重大的行动是她应尽的本分；但是另一方面，在她酝酿出了这个决定之后，心头也不由得生出一种女性的想法，觉得这位受冷落的人如今需要而且也配得上她的帮助。他若短缺什么，那么获得它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在这个伟大行动中出一份力了，这给他提供频繁在自己和阿恩海姆身边逗留的机会。所以狄奥蒂玛也决定了这件事，不过这些当然仅仅是增补性的考虑。
二八 每一个对研究思维没有特殊看法的人都可以略过的一章
这当儿，乌尔里希正坐在家里的写字台前写着什么。他已经把这份研究材料拿了出来，几周前他决心回来时中断了这项研究；他不想把这项研究进行到底，他只是感到开心罢了，这一切他还始终都能办成。天气很好，但是在最近几天里他只是离开过这幢房屋不多几步远，他连外面的花园里都没去，他拉上了窗帘，在减弱了的光线下工作，像观众还没入场前在半明半暗的杂技场上向正厅前排座位上的行家们表演险而新的跳跃的杂技演员。这种在生活中无与伦比的思维的准确性、力量和可靠性使他心中几乎充满了忧郁。
他把那张写满公式和符号的纸推回去，最后在那上面写上了水的物态方程作为物理实例，以便应用一个他所描述的数学过程；但是他的思想开小差却已经有一会儿了。
“我没有给克拉丽瑟讲过什么关于水的事吗？”他暗自思忖，却不怎么回想得起来了。不过，这也无所谓，他漫不经心地遐想。
可惜在文学作品中再没有什么比一个思维着的人更难描绘的了。有一回有人问一位大发明家，他是怎么搞的，他怎么会想出这么多新东西来的，对此他回答说：因为我不停地想着它们。事实上，人们确实可以说，出乎意料的想法不是通过别的途径，而是通过人们的期待而产生的。其中相当一部分的想法是性格、持久的意向、坚忍的功名心和不间断的工作的结果。这样的恒定不变势必有多么的索然无味！在另一方面，一项智力上的任务解决起来又和一只狗嘴里衔着一根棍棒想通过一扇窄门没有多大的不同；这只狗左右转脑袋，直到棍棒从门里滑过去，我们的做法完全和这相似，区别仅仅在于，我们不是毫无选择地瞎碰瞎撞，而是凭着经验就已经大致知道应该怎么做。如果说一个聪明人很自然地在转动方面也远比一个笨人更熟练、更有经验，其实说到底连他自己也是颇感惊异的，居然一下子就滑过去了，人们分明感受到思想没等创立者便自行顺利拓展开来，对此心里有一种轻微的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从前人们也曾把这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叫作灵感，如今许多人把这叫作直觉，并且以为必须从中看到某种超个人特色的东西；但是这只是某种无个人特色的东西，也就是交会在一个头脑里的那些事情本身的亲和性和同属性。
脑袋越好，从脑袋感知到的东西也就越少。所以只要思维没结束，这其实便是一种相当可怜的状况，类似全部大脑回路的一种绞痛，而一旦思维结束，它也就不再具有人们借以经历它的那种思想的形式，而是已经具有了想到的事物的形式，可惜这是一种无个人特色的形式，因为思想随后便转向外面并作好了传导给世人的准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如果一个人在思维，那么人们就不能捕获有个人特色和无个人特色之间的那个瞬间，所以思维显然让作家们感到无比困窘，他们都乐意避开它。
但没有个性的人却琢磨开了。人们应该从中得出结论嘛，这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不是一件带个人特色的事情。那这是什么呢？消亡和熄灭的世界；世界的方方面面在一个头脑里形成。他根本没有想起什么重要的事情来；他把水作为例子加以研究之后就什么也没想起来，只想到水是一种客观实体，它的面积等于陆地的三倍，即使人们只考虑到每一个人所看到的那种水，即江河、大海、湖泊、溪泉。人们长时间里一直以为水和空气同源。伟大的牛顿这样做了，尽管他的大多数其余思想还像今天的人。按希腊人的观点，世界和生命起源于水；那是一个神：俄刻阿诺斯[11]。后来人们编造出女水怪、女精灵、女水神、仙女。人们在河岸湖滨建造了寺庙和神谕宣示所，但是人们也在泉源之上盖了希尔德斯海姆、帕德博恩、不来梅的大教堂。瞧，这些大教堂如今还在吧？人们如今还用水施洗礼吧？不是有好水的人和自然治疗法信徒吗，他们的心灵有着某种特别幽暗深沉而健康的东西吗？原来世界上有一处地方像一处被抹掉的地方或遭践踏的草地。没有个性的人自然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新时代的知识，不管他是否恰好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水是一种无色的、只是在厚层里才显出蓝色的、无臭无味的液体，这些话人们在学校里经常背诵，是永远也不会忘掉的，虽然从生物学上来说其中也有细菌、植物质、空气、铁、硫酸的和重碳酸的石灰，而且从物理学角度来看所有液态的原型从根本上看来都不是液态，而是视情况不同分别是固态、液态或气态。最后，这整个儿化解为各种公式系统，它们彼此有着某种关联，而在这广阔的世界上甚至只有几十个人对一样简单如水的东西有着同样的想法；所有其余的人都用在今天和几千年之间的从前的某个地方通用的语言谈论它。所以人们必须说，一个人只要稍许想一想，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便可以说正在陷入相当混乱的社会之中！
于是乌尔里希也回想起，他确实曾对克拉丽瑟讲述过这一切，她像一头小动物那样缺乏教育，但是尽管她有着种种错误看法，人们却模糊地感觉到与她有一种一致。这就像用一根热针刺了他一下似的。
他恼火。
这种大家都知道的、由医生们所揭示的思维的能力，这种化解和消释从自我的深沉领域生出的根深蒂固、纠结不清的争执的能力，很可能纯粹以它那社会的和外界的、把单个的人和其他的人和事物联结在一起的本性为基础；但是可惜那把它的疗效给他们的东西和那减少他们的个人经历性质的东西似乎是一回事。顺便提及，一个鼻子里的一根毛发，其分量比最重要的思想还重，而行为、感觉和情感在其重复出现时便给人以经历了一个过程，一个或多或少大的、个人的事件的印象，而不管它们是多么的寻常和不带个人特色。
“愚蠢，”乌尔里希心想，“但情况就是这样。”他就像那个既愚蠢又深刻的、令人激动的、直接触及自我的印象，人们一嗅他的皮肤就会有这个印象。他站起来，把窗帘拉向一边。
树皮还带着清晨的潮湿。外面街上弥漫着青紫色的汽油雾气。太阳照射进去，人们熙来攘往。这是一种秋天里的春天，秋天里的一个不合时令的春日，是城市用魔术变出来的。
二九 一种正常的意识状态的说明和中止
乌尔里希和博娜黛婀约定了表明他独自一人在家的信号。他总是独自一人，但是他不给这信号。他早就不得不对博娜黛婀戴着帽子蒙着面纱突然走进来做好了准备。因为博娜黛婀极端嫉妒。如果她拜访一个男人——哪怕只是为了告诉他，她蔑视他——她到达时总是满怀着内心的虚弱，因为一路上的印象以及她所遇到的男人们的目光在她心中摇荡，好像使她得了轻度晕船症。但是如果这个男人猜到这一点并径直向她走去，虽然他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冷酷无情没搭理过她，那她就会在感情上受到伤害，责骂他，尽说些责备的话而推迟进行自己迫不及待期盼着的事，并且带有一只翅膀被子弹打穿了的鸭子的味道，这只鸭子掉进了爱情的海洋，想通过泅水而使自己得救。
有一回博娜黛婀果真突然坐在这里，哭泣并觉得自己受了奸污。
在这样的对自己的情人生气的时刻里，她情绪激昂地请求丈夫原谅她的失足。按照不忠实的女人为不致因说了一句考虑不周的话就暴露自己而使用的行之有效的老规则，她给他讲了那位有趣的学者的事，说是她有时在一位女友的家里遇见这位学者，但不邀请他，因为他在社交生活上太过于娇惯，不肯从自己的家到她的家里来，而她又不够尊重他，不会不顾一切地去邀请他。包含在这些话里的一半真话使她撒起谎来容易些，而那另一半她则归咎于她的情人们——她心里在想，如果她又突然减少与这位被推到前台来的女友的来往的话，她的丈夫会有什么想法呢？她该怎样使他明白这种爱慕之心的波动？！她尊重真实，因为她尊重一切理想，而乌尔里希则强迫她不必要地背离这些，从而污辱了她！
她和他大吵大闹，而当争吵过去后，责备、保证、亲吻便涌进这由此而产生的真空之中。当这些也过去之后，就什么事也没发生；回涌过来的日常琐谈填满空虚，时间像一杯淡而无味的水那样生出了小水泡。
“一撒起野来，她漂亮多了，”乌尔里希心里暗想，“随后这一切又进行得多么机械。”她的模样感动了他并诱使他做出温柔多情的举动；现在，在这已经发生之后，他又觉得，这和他多么不相干。这显示出使一个健康的人变成愤怒的傻瓜的这种变化快捷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他觉得，这种意识上的爱的转化是一种带有某种一般性得多的东西的特殊情况；因为今天，一场戏、一场音乐会、一次礼拜，所有的抒发胸臆都是这样的迅速又被溶化的岛，都是一种暂时被推入寻常状态的第二意识状态之岛。
“不久前我还曾工作过，”他想，“我先到街上去买了纸。我和一个在物理学会里认识的男子打了招呼。不久前我曾和他进行过一次严肃的辩论。现在，如果博娜黛婀愿意快点走的话，那么我还可以去查阅一下我现在从门缝里看到的那几本书。但是这中间我们已经从一片精神错乱的云彩中飞过了，这相当地让人感到不舒服，不知道这些完好的经历现在将怎样在正在消失的缺口上重新合上并显示出自己的坚韧性来。”
但是博娜黛婀不急不忙，于是乌尔里希不得不想点别的事。他青年时代的朋友瓦尔特，已经变得有点儿脾气古怪的小克拉丽瑟的丈夫，有一次曾这样说他：“乌尔里希总是全力以赴地做他并不认为必要的事！”他恰恰在这个时刻想起这件事来；“今天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这么说。”他想。他记得很清楚：一个木质阳台围绕着避暑别墅的四周。乌尔里希是克拉丽瑟父母的客人；那是在结婚前的不多几天，瓦尔特嫉妒他。瓦尔特嫉妒起来真了不得。乌尔里希站在外面的阳光下，克拉丽瑟和瓦尔特走进阳台后面的房间。他偷听他们，没有躲藏。顺带说及，今天他只还记得那一句话。然后还有那情景；深深的阴暗笼罩着房间，就像一只起皱的、稍稍打开的口袋挂在沐浴在耀眼阳光中的外墙上。瓦尔特和克拉丽瑟就在这只口袋的皱褶里；瓦尔特痛苦地拉长了脸，那模样就仿佛那上面有长长的、黄色的牙齿似的。或者不妨说，一对长长的、黄色的牙齿摆放在一只衬上黑丝绒的小盒里。这两个人则幽灵般地站在那儿。这嫉妒当然是胡闹；乌尔里希对朋友的妻子没有兴趣。但是瓦尔特一直都有一种很特殊的能力，一种强烈的感受能力。他从来也不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因为他有这么多的感受。他心里似乎有一台悦耳的小幸运和小厄运的音响放大器。他总是支付小的金、银情感币，而乌尔里希则更多做大动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用思想支票，支票上写着巨大的数字；但是这毕竟只是纸。如果乌尔里希想象瓦尔特的典型形象的话，那么他便躺在树林旁边。那么他就是身穿短裤并令人惊讶地穿着黑色长筒袜。他没有男子汉的大腿，既不是强壮有力、肌肉发达，也不是干瘦而结实，而是长着姑娘那样的大腿，一个不是很漂亮的姑娘，长着柔软的不漂亮的大腿。他枕着双手观望着外面的景色；天知道，人们后来干扰了他。乌尔里希记不得在一件什么让人铭记在心的事情上曾见过瓦尔特这副模样；这个形象是自己浮现出来的，像一个紧凑的印记，过了十五年之后。一回忆起瓦尔特当初曾嫉妒过自己，他心头便美滋滋漾起一股激动之情。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人们尚还对自己感到愉快的时期里发生的。乌尔里希心想：“现在我已经去过他们那儿几次，而瓦尔特却还没回访过我。但是，尽管如此，今晚我还是可以再拜访他们，我才不管这些呢！”
他打算等博娜黛婀一穿好衣服便通知他们；当着博娜黛婀的面不宜做这样的事，因为无聊的盘问将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
由于思想是快捷的而博娜黛婀还久久没穿好衣服，他便又想到了什么事。这一回是一种小小的理论；它简单明了，供他消磨时光。“一个年轻人如果才智活跃，”乌尔里希暗自思忖，大概还是指青年时代的朋友瓦尔特，“那就会不断地放射出各种倾向的思想。但是只有那引起周围共鸣的，才又向他反射回来并凝缩，而所有其他派出去的均散乱地消失在空间！”乌尔里希立即便以为，一个有才智的人拥有任何一种类别的才智，致使才智比个性更原始；他自己是个有许多矛盾的人并想象，在人类身上迄今已表现出来的所有个性都彼此相当靠近地蕴含在每一个人的才智里，如果他压根儿有才智的话。这可能不完全正确，但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善与恶的生成情况，倒和这种情况完全相符：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内心尺码，可以用这个尺码去衡量各种不同的衣服，如果命运给他准备好它们的话。于是乎，乌尔里希便觉得他刚才所想到的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寻常的和不带个人特色的主意完全自动得到加强、不寻常的主意渐渐消失，以致几乎每一个人都以一种机械的联系使得所有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平庸的话，那么这却说明了，为什么尽管我们面前有着千百种可能性，但普通人还是普通人！它也说明了，甚至在事业有成、获得好评的佼佼者们当中也有一种大杂烩，这部分人大约有百分之五十一的深刻和百分之四十九的肤浅，并且获得最大的成功，而很久以来乌尔里希就已经觉得这如此错综而又无意义、难以忍受而又可悲，以致他竟乐意继续对此作一番思考。
他受到了干扰，博娜黛婀还一直没发出已穿好衣服的信号；透过门缝仔细一看，他发现她已经停止穿衣。她觉得，既然是共度良辰美景的最后几个时刻，心不在焉就很要不得；对他的沉默她感到了委屈，她等待着，看他会做出什么事来。她已经拿起一本书来，幸亏书里有漂亮的艺术史插图。
乌尔里希再次作这样的观察时，觉得自己已经等得不耐烦，便陷入一种不明确的焦灼之中。
三〇 乌尔里希听见声音
他突然一凝神，仿佛是从一个已生成的裂口观看似的，他看见了克里斯蒂安·莫斯布鲁格尔，那个木匠，还看见了他的法官们。
对于一个不这样想的人显得可笑已极地，法官说道：“为什么您洗掉了手上的血迹？为什么您扔掉了那把刀？为什么您在作案后穿上了干净衣服和衬衫？因为是星期天吗？不是因为衣服上有血迹吗？为什么第二天晚上您到一家舞厅跳舞去了？这罪行没妨碍您去做这件事？您根本就不觉得后悔？”
莫斯布鲁格尔心头一颤：牢房里的老经验，人们必须假装后悔。这心头的颤动扭歪了莫斯布鲁格尔的嘴，他说：“当然觉得后悔！”
“可是您曾对警察说过：我不觉得后悔，而是只感觉到满腔的憎恨和愤怒！”法官立刻打断他的话。
“可能是，”莫斯布鲁格尔说，神态又坚定和优雅了起来，“可能是，我当初没有别的感受吧。”
“您是个身材高大、体魄强壮的人，”检察官插话，“您怎么会怕黑德维希呢！”
“检察官先生，”莫斯布鲁格尔微笑着回答，“她一个劲儿拍马屁。当时我想象她一定比我平时对这样的女人所估计的更残忍。我看上去确实身体强壮，我也是身体强壮……”
“那就对了嘛。”庭长咕哝道，一边翻阅着案卷。
“但是在某些场合，”莫斯布鲁格尔大声说，“我谨小慎微，甚至胆小怕事。”
庭长的眼睛飞快从案卷上抬起来；像两只鸟儿飞离一棵树枝似的，它们离开刚才蹲在那上面的那个句子。“想当初您和同事在建筑工地上发生争执时，可是一点儿不胆小怕事！”庭长说，“其中的一个让您扔下两层楼去，其他的人让您用刀……”
“庭长先生，”莫斯布鲁格尔厉声喊道，“我的看法今天仍然是……”
庭长一挥手。
“冤屈，”莫斯布鲁格尔说，“这必然就是我的残忍的基础。我是作为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来出庭受审的，我曾以为，法官先生们反正什么都会知道的。但是你们让我失望了！”
法官的脸早已又埋在案卷里了。
检察官面带微笑，和蔼可亲地说：“可是黑德维希却完全是一个清白无辜的姑娘！”
“我觉得她并不是这样！”莫斯布鲁格尔回答，一直怒气冲冲的。
“我觉得，”庭长最后强调指出，“您总是会把过错推给别人！”
“那么您为什么拿刀子捅她？”检察官和颜悦色地又从头开始。
三一 你认为谁对
乌尔里希曾旁听过庭审情况，抑或仅仅读过报导里的情况。这些情况他现在记得清清楚楚，仿佛听见了声音似的。他生平还从未“听见过声音”；老天爷作证，从前他可不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人们听见它，那么这就是像降雪那样静寂地降临的；这里一下子有了墙壁了，从地上直耸入天空；从前空荡荡的，如今人们迈步穿过柔软、厚实的墙，而所有在空气笼中从一处跳向另一处的声音如今却在直至中心都紧密相连的白色墙壁内自由行走。
他大概因工作和烦闷而受到过度的刺激，于是有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他觉得听见声音根本就不是什么坏事。他突然小声说：“人们有一个第二故乡，在那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罪的。”
博娜黛婀摆弄一根绳子。这期间她已经走进他的房间里来。她不喜欢这谈话，她觉得这味道不正，那个谋杀姑娘的凶犯的名字，在报上经常读到的那个名字，她早已忘记了，当乌尔里希谈论起它时，她这才勉勉强强地又慢慢想起这个名字来。
“但是如果莫斯布鲁格尔，”过了一会儿他说，“能够引起这个令人不安的无罪的印象，那么很可能倒是那个可怜的、无人照管的、忍饥挨冻的姑娘，那个头巾下面长着一双鼠眼的人，那个黑德维希，是她乞求到他的房间里栖身并因此而被他杀害了？”
“算了吧！”博娜黛婀建议，并抬起两个白肩膀。因为当乌尔里希转而谈论这个话题时，恰恰是那个被恶意选择好的时刻，他受了委屈并渴望复合的女友半已向上提起的衣裳在她来到这房间里之后重新在地毯上堆成了从中升出阿佛罗狄忒的那个小小的、带迷人神话色彩的泡沫凹穴。所以博娜黛婀准备憎恶莫斯布鲁格尔，对他的牺牲微微打一个寒战便算了事。但是乌尔里希不理这茬，一个劲儿向她描绘莫斯布鲁格尔所面临的命运。“两个男人将把绞索套上他的脖子，倒不是因为他们对他怀有一丝一毫的恶意，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这是有偿服务。也许会有一百个人在一旁观看，有的是出于工作需要，也有的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很想在一生中有机会看一个处决的场面。一个头戴礼帽、身穿大礼服、手戴黑手套的神情庄严的男子拉紧绞索，与此同时他的两个助手抓住莫斯布鲁格尔的双腿吊着，好让他一命呜呼。然后那个戴黑手套的男子便把手放在莫斯布鲁格尔的胸口，露出医生那样的忧虑神态检查心脏是否还在跳动；因为如果心脏还在跳动，那么这整个过程就得有些不耐烦地、少带一些庄严肃穆地重做一遍。现在你究竟是赞成莫斯布鲁格尔还是反对他？”乌尔里希问。
博娜黛婀已经缓慢和痛苦地像一个在不合适的时刻被叫醒的人那样失去了“情绪”——她惯于这样来说自己一时兴起的与人私通。现在，在她的双手已经犹豫不决地扶了好一会儿正在掉落的衣服和已解开的紧身胸衣之后，她不得不坐下。一如每一个处于类似境地中的女人，她也坚决相信一种公共秩序，它是如此公正，以至于人们可以致力于自己的私人事务而不必去想着它；但是如今，有人提醒她注意相反的观点，对莫斯布鲁格尔，对这个牺牲品的同情态度便迅速在她心中确定下来，排除了对莫斯布鲁格尔、对这个有罪的人的每一个想法。
“原来你，”乌尔里希断言，“每一回都是赞成牺牲品、反对行为的。”
博娜黛婀说出了这种可以想见的感觉：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谈话是不得体的。
“但是如果你的判断如此彻底地针对行为，”乌尔里希不立刻道歉，反倒回答说，“那么你想怎样为自己的通奸辩护呢，博娜黛婀？！”
尤其是多数通奸都是味道不正的！博娜黛婀沉默不语，面带鄙夷不屑的神情坐到一把沙发椅上，气愤地抬头看着墙壁和天花板的接缝处。
三二 一位少校夫人的被忘却的、极重要的故事
觉得自己和一个显而易见的傻瓜相似，这是不适宜的，乌尔里希也不这样做。但是为什么一个专家断言莫斯布鲁格尔是个傻瓜，而另一个则断言他不是呢？新闻记者们哪儿来的这种敏捷和客观，竟如此精确地描绘出他使用刀子的细节？莫斯布鲁格尔因为有了哪些个性而引起那样的轰动、让人感到有点毛骨悚然，对于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的二百万居民的一半来说，这大致就相当于一场家庭纷争或解除婚约，搅得人心神不安，抓住了心灵平素静止的领域，而他的案例在外省城市不过就是小菜一碟，在柏林或布雷斯劳更算不了一回事，那儿人们时不时不就有自己的、自己家庭里的莫斯布鲁格尔们？乌尔里希思索着社会和自己的牺牲品进行着的这场可怕的游戏。他感觉到这场游戏正在自己内心重现。没有任何意愿在他内心颤动，既不愿意去解救莫斯布鲁格尔，也不愿意向公正伸出援手，而这种情感则像一只猫的头发那样竖立起来。因为有着某种陌生的东西，莫斯布鲁格尔比他所过着的他那自己的生活与他更休戚相关；他像一首朦胧的诗那样攫住他，在这首诗里一切都有点儿扭曲和错位并显示出一种破碎地在情感深处飘浮着的意识。
“惊险浪漫精神！”他打断自己的思路。他觉得，欣赏梦幻和神经官能症被容许形态中这种惊险或不容许的东西，这和市民时代的人似乎很相称。“非此即彼！”他想，“不是我喜欢你就是我不喜欢你！不是我为你的全部恶行辩护，就是我打自己的嘴巴，因为我在玩弄你的恶行！”末了，甚至连一种冷漠但有力的惋惜也是适宜的；今天已经可以做大量的工作，去防止出现这样的事件和人物，如果社会要求这样的牺牲品作出道义上的努力，而自己却只愿意付出其中的一半辛劳的话。但是随后也还会产生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不妨从这个方面去观察这件事，于是乌尔里希的心中升起奇特的回忆。
我们对一个行为的判断从来就不是对这行为的受上帝酬报或惩罚的那一面的判断：够奇怪的，这话是路德说的。大概是受了一个神秘教徒的影响，他一度和神秘教徒们过从甚密。很可能另有一些信教者也说过这样的话。按市民的说法，他们都是不道德的人。他们区分罪孽和尽管有罪但仍可未受玷污的灵魂，几乎就像马基亚维利[12]区分目的和手段那样。他们的那颗“人道的心”被人“偷走了”。“在基督身上也有一个外表的人和一个内心的人，一切他针对着外表的事物所做的，他都是以外表的人为基准做的，而那个内心的人却一动不动，孤寂地站在一旁。”埃克哈特[13]如是说。说到底，这样的圣徒和信教的人说不定是有能力甚至宣告莫斯布鲁格尔无罪的？！自那以来人类已经进步了；但是即便人类将杀死莫斯布鲁格尔，他仍还是喜欢尊敬那些也许会宣告他无罪的人。
这时乌尔里希想起了一句话，在说这句话之前就已有过一连串不愉快的事。这句话是这样的：“搞兽奸的人可能在人群中行走，而并不担心会出什么事，他的眼睛里可能含着一个孩子的那种显而易见的笑意；因为一切都取决于一个看不见的原则。”这和头几句话没有多大不同，但是它在自己那小小的夸张中散发出甜丝丝的腐败的气味。情况表明，有一个房间和这句话相配，一个桌上摆黄色法语小册子的房间，挂着用连接起来的玻璃棒做的权当房门的帷子——一种感觉在胸中油然而生，就像一只手伸进一只开了膛的母鸡体内，把心掏摸出来那样的感觉：因为这句话是狄奥蒂玛在他登门拜访时自己主动说出口来的。而且这句话还是一位同时代的作家说的，乌尔里希在青年时代曾喜欢过这位作家，但此后便学会把他当作一个沙龙哲学家，而类似这样的话很不合人的心意，就像被浇上香水的面包难吃一样，以至于人们好几十年都不再愿意听到这样的话。
但是不管由此而在乌尔里希心头激起的嫌恶多么强烈，此刻他还是觉得，他一辈子受阻，没回到那门神秘语言的那些其他的、真正的原理上来，这是卑劣的。因为他对它们有一种特别的、直接的理解能力，简直可以说是一种超越理解的熟悉；然而他却还是从来也未能下定决心，完全信奉它们。它们就像——这样的原理用一种亲爱和睦的声音呼吁他，用一种柔和而模糊的与数学和学术语言的专横口吻相对立的丰富的精神生活，但人们却说不出，这是什么样的精神生活——坐落在他的职业活动之间的岛屿，与陆地不相连，人迹罕至；但是只要了解过这些岛屿，那么，稍一眺望它们，他便会觉得，人们能感觉到它们与陆地有关联，就好比这些只是互相稍稍分离的岛屿坐落在一个隐藏其后的海滨对岸，或者就是一个在史前时代毁灭的大陆的残余部分。他感觉到大海、雾和沉睡在黄灰色光中的低矮和幽黑陆脊的温和。他回忆起一次小小的海上旅行，一次按“旅行吧”、“想想别的主意吧”模式的逃避，并且清楚地知道，哪个奇特的、被荒谬地施以魔术的事件通过其威慑力量一劳永逸地挤到所有类似的事件的前面。一个二十岁的人的心在胸膛里跳动了一个瞬间，随着自那以来的岁月的推移，他的胸脯上长毛发的皮已经变厚变粗了。他觉得一颗二十岁的心在自己三十二岁的胸膛里的跳动就像一个少年被一个成年男子的猥亵的亲吻。尽管如此，这一回他不躲避这回忆。这是对他作为二十岁的人在一个年龄上以及尤其是家庭生活老练程度上都比他年长得多的女人那儿感受到的一种结局奇异的激情的回忆。
颇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只模糊不清地记得她的相貌；一张神态拘谨的照片以及他独自一人并思念她的时刻里的记忆，这担负起了直接回忆这个女人的脸庞、衣服、动作、语声的任务。在此期间，她对他来说已经变得如此陌生，以至于认为她是一位少校的妻子的这种说法让他感到有趣而不可信。“现在她大概早就是一位退役上校的妻子了吧，”他这样想。在团队里大家议论纷纷，说她是一个受过正规训练的女艺术家，一位钢琴独奏家，但按其家人的愿望从未公开显露过这一技艺，后来她一结婚这事反正也就不可能了。她确实在团队庆典上弹得一手漂亮钢琴，带着飘浮在情感深谷上空的金灿灿太阳的光辉，而乌尔里希则一开始就不是爱这个女人感官上的存在，而是爱她的概念。这位当初用着他的名字的少尉并不腼腆；他的眼力已经在普通女人身上练习过，甚至还在某些品行端正的女人那儿窥见过那条轻轻踩出的通向她那儿的秘密小径。但是对于这“炽热的爱情”，如果说这些二十岁的军官们压根儿有什么渴望的话，这对他们来说是某种别的东西，一种概念，超出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像只有很大的概念才有的那种缺乏阅历并且正因如此才耀眼而空洞。当乌尔里希生平第一次看到自身有运用这一概念的机会时，这事也就必定会发生；少校夫人所承担的角色无非就是提供促使一种疾病爆发的最后契机罢了。乌尔里希患上恋爱病了。而由于真正的恋爱病不要求占有，而是一种温柔的袒露胸臆，人们乐意为此而放弃占有恋人的袒露胸臆，所以少尉以一种少校夫人还从未听说过的不寻常和坚忍的方式向她解释这个世界。星辰、细菌、巴尔扎克和尼采在一只思想漏斗里旋转，他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这只漏斗的尖端针对着某些按当时时尚不合乎规矩的差别，这些差别将她的肉体和他的肉体分开。她被爱情与按她的意见直到那时还从未和爱情有什么相干的问题的这种紧迫关系搞糊涂了。有一回骑马溜达，他们牵着马行走着，她让乌尔里希握了一会儿自己的手并惊骇地发现这只手像失去知觉了似的搁在了他的手里。霎时间从她的手腕至膝头熊熊烧起一阵火，一个闪电击倒这两个人，他们几乎跌倒在路边，他们在苔藓上坐起，狂热地互相亲吻，最后不知所措了，因为这爱情是如此炽热和异乎寻常，以至于他们感到惊异，除了人们在这样拥抱时惯常所说所做的以外，他们竟想不起什么别的新鲜的来。变得烦躁起来的马匹终于使两个相爱的人摆脱了这种处境。
少校夫人和太年轻的少尉的爱情就其全部过程而言也依然是短促和不真实的。他们惊讶不已，他们还互相搂抱过几次，他们俩感觉到某种情况不对头，即便他们摆脱了衣服和伦理道德的一切障碍也不会在他们拥抱时让他们交媾。少校夫人不想拒绝一种她觉得自己无法判断的激情，但是她在内心暗暗激烈责备自己，为了她的丈夫和年龄差别的缘故，于是乎，当乌尔里希有一天用杜撰得并不充分的理由通知她，说他要开始度长假了，这位军官太太含着眼泪舒了一口气。可是乌尔里希当时已不再有什么别的愿望，他只想纯粹由于爱而尽可能迅速地远离这爱情的发祥地。他坐上火车盲目行驶，直至在一处海滨铁路到达尽头，他便坐一艘小船登上他所看到的最近的那座岛屿，在一个陌生的、意外发现的地方他停歇下来，凑合着住下并胡乱吃了点东西，当即在头一个夜晚便给情人写了一系列长信中的第一封，这些信他从来也没有寄出。
这些白日也充满于他内心的静夜信，后来让他给弄丢了；这大概也是它们命中注定。起先他在信里对他的爱情和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想法还写得很多，但是不久这就越来越让位给风景描写。早晨，太阳把他从睡梦中唤醒，当渔夫们在水面上，渔妇和孩子们在屋子附近，他和一头在岛上这两个居民点之间的丛林和山梁上吃草的驴似乎就是这一块奇异地冒出来的陆地上仅有的较高级的生物了。他学这头伙伴的样，爬上一块石头，或者躺在岛屿边上与大海、岩石和天空做伴。这话说得并不过分，因为大小的差别渐渐消失，就像在这样的共处中精神、生物界和非生物界之间的差别也在渐渐消失，而且事物之间的每一种差别都在变小。说得客观一点，这些差别大概既没有消失也没有缩小，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减弱了，人们“不再臣服于人性的分离”，这和为爱情神秘主义所攫住的信神的教徒们所描绘的完全一样，当初这位骑兵少尉对他们还一无所知。他也不思索这些现象——人们一般都会像猎人追寻野兽踪迹那样去探究一次观察的结果并对它进行认真考——他甚至都不去感知它，而是吸收它。他沉迷于景色，虽然这完全可以是一种非言语所能描绘的被支撑住的感觉，而如果世界超越他的眼力，那么它的意义便从内部乘着无声的波浪向他拍击过来。他已经到了世界的心脏；从它到远方的情人就和从它至最近的那棵树一样远；心灵感应联结没有空间的人，就像在梦中两个人可以步行穿越过对方，而又不互相混合，这心灵感应改变他们的全部关系。但是除此以外，这种状况与梦幻毫无共同之处。它是清晰的并且盈满了清晰的思想。只不过就是他心中丝毫也不思考原因、目的和身体的渴求，一切在总是更新的圈子里传播开去，就像一道没有尽头的光线射进一个水池里。他在信里所描写的东西，无非如此而已。这是一种完全改变了的生活形态；没有成为普遍注意的中心，没有鲜明的轮廓，这样看上去，一切属于这种生活形态的反倒有点儿弥散和模糊；但是显然它又让别的中心充满了柔弱的信心和明朗。因为生活的全部问题和事件都呈现出一种无法比拟的宽和、柔软和安宁，同时还呈现出一种完全改变了的意义。譬如一只甲虫从思维着的人的手旁走过，那么这就不是一种接近、走过和离去，这不是甲虫和人，这是一件难以描绘的激动人心的事件，甚至连一个事件都不是，而是虽然这事发生了，但仍还是一种状态。凭借着这样的寂静的经验，平素构成日常生活的一切内容均获得一种革命性的意义，而乌尔里希则总是碰上这样的事。他对少校夫人的爱在这种状况下也迅速呈现出命中注定的形象。有时他试图想象他不断思念着的那个女人的形象并设想，在这同一个时刻里她可能在做些什么事，他对她的饮食起居了如指掌，所以设想起来很是轻车熟路；但是一俟设想成功，一俟眼前浮现出这情人，他那变得极具预见性的感觉顿时便变得无识别能力，于是他不得不努力把她的形象迅速又减低到有一位高贵的情人在某地为他而存在这样一种极度快乐的信念。没过多久，她就完全变成了不带个人特色的力量中心，变成他的照明设施的已沉没的发电机，后来他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向她解释，这种高贵的爱情生活其实和占有及结合的愿望一点儿也不相干，它们源出于储存、据为己有和贪食的范畴。这是唯一的一封被他寄出的信，大致上曾是他的恋爱病的高潮，不久，随之而来的便是结束和突然中断。
三三 与博娜黛婀决裂
在此期间，博娜黛婀已经伸展四肢仰面躺在沙发榻上，因为她不能老是看天花板嘛，她那柔滑的母亲的肚子在解开了紧身胸衣的白麻纱衣内微微起伏；她称这种姿势为思考。她突然想起来，她的丈夫不仅是法官，而且也是猎人，并且有时用闪闪发光的眼睛谈到猎狗追捕野兽的情景；她觉得，从中必定可以得出某种既有利于莫斯布鲁格尔也有利于他的法官的结论。但另一方面，她却并不希望看到她的丈夫因她的情人而显得理亏，除了在爱情这一点上以外；她的家庭责任感要求看到自个家里的一家之主有尊严、受人尊敬。就这样，她下不了决心。就在这种对立像两片奇形怪状、互相渗流的云彩阴沉遮蔽住她的视野的当儿，乌尔里希则悠闲自在地陷于沉思之中。这实在是持续得太长久了一些，而由于博娜黛婀没想起什么可以让事情出现转机的主意来，她对乌尔里希漫不经心的伤害所感到的悲痛情绪便又在心头泛起，他不做任何补救而白白耗掉的这段时间开始压在她身上令她烦躁不安。“那么你是觉得，我拜访你是冤屈了你了？”她终于缓慢地、有声有调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神情悲哀，但带着昂扬的斗志。
乌尔里希沉默不语，耸了耸肩膀；他早就不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但他觉得不可能在此刻听她絮叨。
“你果真要责怪我吗，为了我们的强烈的爱情？！”
“每一个这样的问题都会有许多个回答，多得就像一只蜂房里的蜜蜂，”乌尔里希回答，“人类的整个心灵紊乱，连同那些永远未曾解决的问题，都以一种令人厌恶的方式与每一个个人密切相关。”他这话当然无非是说出了他在这一天已琢磨过几回的想法而已；但是博娜黛婀却把心灵紊乱看作是针对自己的并觉得这话过分了。她倒是很愿意重新拉上窗帘，以这样的方式来消除纷争，但她同样也痛苦得直想大哭。她突然自以为明白乌尔里希腻烦她了。由于她的天性，除了以受到某种新东西吸引而把什么东西放错地方并丢失的方式以外，她还从未以任何别的方式失去过自己的情人；或者以那种别的方式，即看到自己以同样快的速度和情人们分离和结合，这尽管会有种种个人的懊恼，但却给人以某种存在着一种不可抗力的感觉。所以一遇到乌尔里希的冷静反抗，她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自己已经老了。她的无可奈何的、猥亵的姿势，半裸着在一张沙发榻上遭受的种种侮辱，让她感到羞愧。她不假思索地一跃而起，拿起自己的衣服。但是这簌簌声，她重新穿上的丝绸裙子的簌簌声，并没有让乌尔里希产生悔意。博娜黛婀的眼睛里流露出因无能为力而感到的针刺般的疼痛。“他粗野，他故意伤害我！”她在心里反复说。“他无动于衷！”她这样确认。随着她系上的每一根带子，随着她扣上的每一个钩子，她深深地沉落进深不可测的井里，这是久已被忘却的遭遗弃的孩童痛苦之井。四周笼罩着一片漆黑；乌尔里希的脸像是在最后一线光亮中让人看见，在忧伤的暗色辉映下这张脸显得分外冷酷和粗野。“我怎么会喜欢这张脸的呢？！”博娜黛婀心中暗想；但是与此同时，“永远地完了”这句话揪住了她的整个心胸。
乌尔里希预感并猜着她决定不再来了，他不阻止她作这个决定。于是，博娜黛婀用有力的动作对着镜子理好了头发，接着她戴上帽子，系住面纱。现在面纱已经把脸遮住，一切全结束了；这像死刑判决那样庄严，或者就像一只旅行箱咔嗒一声锁上了。他不会再来吻她并且不会料到他失去了可以这样做的最后的机会！
所以她差点儿没出于同情而热烈拥抱住他痛哭一场。
三四 一束热光和变冷了的墙壁
当乌尔里希送走博娜黛婀又独自一人时，他没有继续工作的兴致了。他到外面街上去，打算找一个送信人给瓦尔特和克拉丽瑟送一张便条，通知他们自己晚上会去拜访。当他从小厅里走过去时，看到墙上有一只鹿角，它和博娜黛婀对着镜子系面纱时的那个动作颇为相似，只不过它并不露出失望的微笑。他环顾四周，打量着周围的摆设。所有这些O形线、交叉线、直线、曲线和编织物，它们构成住宅陈设的主要内容，在他周围堆聚了起来。它们既不是天然风光也不是内在的必要性，而是连每一个细小处都透着巴罗克式的过度华丽。不断流贯我们周围一切事物的流动和心跳停止了一个瞬间。我仅仅是没有被预见到而已，必要性露齿冷笑道；如果人们不带偏见地观看我，那么我的长相和狼疮病人的脸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美人承认说。从根本上来看，这根本不需要作许多解释；一层清漆已经脱落，一种感应作用已经消除，一系列习惯、期望、紧张中断了，感觉和世界之间的一种流动的、秘密的平衡就扰乱了一秒钟之久。人们所感觉到和所做的一切都以某种方式“按生活的方向”进行着，从这个方向引出的最小的运动也是艰难或吓人的。人们只要简简单单一行走起来，情况就完全如此：人们抬起重物，把它推向前并让它落下；但是一旦小有变化，对让自己落进未来感到少许胆怯或者仅仅是对此感到惊奇——人们就再也站不直了！人们不可以对此进行思考。乌尔里希突然想到，他生活中的所有具有某种决定性意义的时刻都和这个时刻一样，留下过一种相似的感觉。
他招手叫来一个差役，把信交给他。这时大约是下午四点，他决定慢慢地步行走这段回去的路。暮春略带秋意的日子使他心旷神怡。空气清新。人们的脸上都带有一些浮动的泡沫。经过最近几天紧张而单调的思索之后，如今他觉得自己被人从牢里放置进一个温水浴盆。他努力神情亲切和谦和地行走。在一个经过良好锻炼的身体内部蕴含着如此之多的运动和战斗的意愿，以至于今天这情况就像一位老戏子那张充满着常常是装出来的不真实的激情的脸，使他感到不愉快。对真实的追求以同样的方式使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精神的运动形式，将它拆成互相对着练习的一组组思想并给他留下一个严格说来不真实的、滑稽的印象，一切，甚至连正直自身也会在其变成习惯的那个时刻呈现出这种印象。乌尔里希这样思索着。他像一个波浪从兄弟波浪堆中流过，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干吗不这么说呢，如果一个人孤独地辛勤工作了一番，如今返回到集体中并感到幸运，可以和这集体按同样的方向流淌！
在这样一个时刻，最模糊不清的恐怕莫过于这个观念了：生活，人们过着的生活，引导着人们的生活，这生活与人们并不很有关系，并不有什么内在的关系。然而，每个人，只要他年轻，还是都知道这一点的。乌尔里希回忆起，十年或十五年前在这些街上的一个这样的日子在他看来曾经是个什么样子。如今一切再度如此美好，然而在这种强烈的渴求中却有着一种对被俘的痛苦预感；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我自以为应够得着的一切，够着了我；一种折磨人的推测：在这个世界上，不真实的、漫不经心的以及就个人而言不重要的言论比最有特色的和真实的言论发出更有力的回响。这种美——人们曾想到过——很好，可是这是我的美吗？我认识的那种真难道就是我的真吗？这些目标，这些声音，这现实，所有诱惑人、招引人和指导人，由人们跟随着并冲进去的东西：这难道就是真正的现实，抑或显示出来的现实并不比不明显地搁在已呈现出来的现实上的多出一丝一毫？使人明显感到疑虑的，是生活的现成安排和形式，是这种同一类的东西，是这种由一代代人预先形成的东西，是这种不仅是口头的、而且也是情感和感觉的现成的语言。乌尔里希在一座教堂前站住。嗳呀，倘若在那阴影里坐着一个年高望重的巨大女人，腆着个皱皱巴巴的大肚子，背靠着房屋墙壁，脸上布满皱纹，长着小疣和脓疱，夕阳照在脸上：他会同样觉得这美吗？噢，天哪，多美呀！人们并不想避开这个事实：人们是带着欣赏这个的义务到世上来的；但正如已说过的，觉得一个年高望重的妇人身上这宽舒、平稳下垂的形式和金银丝编织的褶痕美，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只不过就是说她老更简单罢了。世人的这种从觉得老向觉得美的过渡和那种从年轻人的思想向成年人的较崇高道德的过渡大致是相同的，这种道德一直是一种教育剧本，直至人们突然自己有了它时为止。乌尔里希在这座教堂前只站立了几秒钟，但是它们却铭刻在内心深处并用全部原始抗力压迫他的心，人们原来是用这种原始抗力来抵抗这个硬结成千百万公斤石头的世界，抵抗这凝固、荒凉的情感世界的，人们没有自己的意愿地被推进了这个世界。
可能是，看到这世界上的事除了几件个人无关紧要的事以外都已完成了，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一种方便和支持，而这样一个事是绝不应该受到怀疑的：这从整体来看始终不渝的东西不仅是保守的，而且也是一切进步和革命的基础，虽然必须谈到一种内心深处的、朦胧的不愉快，一种过着独立自主生活的人感觉到的不愉快。就在乌尔里希怀着对精巧的建筑艺术的充分了解观看这神圣的建筑的时候，他突然十分强烈地意识到，人们可能会吃人的，这和建造或遗留下这样的名胜一样容易。旁边的房屋，上面的天穹，一种吸收并引导目光的在所有线条和空间中的非言语所能描绘的一致，下面从一旁走过的人们的相貌和表情，他们的书和他们的道德，街上的树……这一切有时就像屏风一样僵直，像一台压榨机的杵那样坚硬，并且如此——人们没别的说的，只好说完美，如此完美和成熟，以致人们在那旁边竟是一片多余的雾气，吐出的一小口气，谁也不予理会的一小口气。此刻他希望自己是个没有个性的人。但是压根儿在哪个人身上这大概也不会如此完全不相同的。从根本上来说，人到中年很少再会知道，他们究竟是怎样得到自我，得到他们的娱乐、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妻子、他们的性格、职业和他们的成功的，但是他们有一种感觉，觉得如今再也不会有许多变动了。甚至可以断言说，他们受骗了，因为人们在哪儿也找不到充足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一切恰恰如同已经来临的那样来临了；本来也可能会产生另外一种结果的；事件至少是由他们自己引发出来的呀，通常它们均取决于种种情况，取决于完全不同的人的心情、他们的生、他们的死，并且简直仅仅是在适当的时刻向他们急速奔来。所以，在青年时代，生活还像一个不会枯竭的早晨那样展现在他们面前，向四面八方，充满机会和虚无，而在中午就已经突然出现了某种东西，它可以要求成为他们的生活，这从整体来看是如此令人惊讶，就仿佛一天这里突然出现一个人，人们和这个人通了二十年的信，却没见过他，因而完全把他想象成另外一个样子了。但是更加奇特得多的则是，大多数人并没察觉到这一点；他们收留了这个来到他们这儿、已经和他们打成一片的人，现在他们觉得他的经历体现了他们的个性，他的命运是他们的功绩或不幸。有什么东西像一张粘蝇纸对待一只苍蝇那样对待他们；它这儿粘住了他们的一根毫毛，那儿抓住了他们不让动，并且渐渐把他们裹住，直到他们被埋在一个厚厚的套子里为止，这套子只是略微有一点符合他们本来的形态。随后他们就只还模糊地想到那个青年时代，那时他们曾有过某种像反作用力的东西。这另一种力扯拉着，呼呼响着，它哪儿也不愿意停歇，引起一阵无目的的逃避运动的风暴；青年人的嘲讽，他们对现存事物的反抗，青年人愿意做出一切英雄业绩、愿意自我牺牲和犯罪的决心，他们的激昂和严肃以及他们的多变——所有这一切无非就意味着他们的逃避运动。从根本上来说，这些逃避运动仅仅表明了，这个年轻人所做的一切事情当中没有哪件让人从内心觉得是必要的和明确的，即使它们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表明的：就仿佛这个年轻人恰恰在贪婪地攫取的一切完全是刻不容缓的和必要的似的。有个什么人正在发明一种优美的新的手势，一种外表的或内心的——这怎么翻译？一种生命的表情？一种模型，内心的东西流进这模型宛若气体流进一个球形玻璃烧瓶？一种内部压力的表露？一种存在的技术？可能是一部新的小胡子或一个新的思想。这是在做戏，但是和所有的做戏一样自然有一种意义——当前，年轻人像有人撒饲料时麻雀从屋顶上冲下去那样，纷纷扑了上去。人们只需把这件事想象一下：如果外面一个沉重的世界坐落在舌头、手和眼睛上，如果外面是由泥土、房屋、道德、图画和书籍组成的变凉了的月球，而里面只是一片飘忽不定的雾，那么一旦一个人做出一种让人们以为从中认出了自我的表情来，这势必意味着何等样的幸福。有什么比每一个感情强烈的人在普通人之前便占有这种新的模型更自然的呢？！它把存在的瞬间，内部和外部之间、被压散和飞散之间的应力平衡的瞬间送给他。没有什么别的依据——乌尔里希心中暗想，这一切当然也触及他个人；他的双手插在衣兜里，他的脸看上去是那样安详和平和，仿佛他在这旋转进去的阳光里因冻伤而温和地死去似的——他想，原来这永久的现象，这被人称作新的一代、父亲们和儿子们、精神变革、风格更迭、发展、时尚和革新的现象，原来这也没有什么别的依据。使这种生存的修复热变为一种永动机的，不是别的，正是这种不幸：在先行者们朦胧不清的自己和已经凝结成异样外壳的自我之间又插入一个假自我，一个大致合适的群体中的一员。人们只要稍微注点意，就总是能在刚刚抵达的最近的未来中看到正在来临的旧时代。新思想就只不过就是陈旧了三十年而已，但满足并且有点儿肥美或过时，宛如人们在一个姑娘的闪光的面容旁边看见了母亲的那张黯淡的脸；抑或它们没有获得成功，变得憔悴了并且萎缩成一个改良建议，这个建议受到一个老傻瓜的拥护，被它的五十个钦佩者称作伟大的某某。
他又站住脚，这一回站在了一处地方，他认出了这儿的几所房屋并回忆起那些公开的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情绪上的激动。他回想起青年时代的朋友；他们都曾经是他青年时代的朋友，不管他认识他们本人还是只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管他们年纪和他一样大还是比他大，他们都是想创造新事物和新人的造反者，而不管这是在这里还是四散在各个他去过的地方。现在这些房屋就像老实本分、戴老式帽子的姨母那样沐浴在已经开始变得暗淡的晚霞里，十分可爱但无关紧要，丝毫也不激动人心。这诱人露出笑容。但是留下了这些已经变得容易满足的残余部分的人，他们在此期间已经成为教授、知名人士和社会名流，成为知名而进步的发展的一个知名的部分，他们在一条或多或少有些短的路上从雾里出来而进入僵化状态，所以他们的历史在遇到描绘他们的世纪的时机便会报导：那时在场的有……
三五 莱奥·菲舍尔经理和不充分理由原则
这时，乌尔里希被一个突然向他打招呼的熟人打断了思路。此人这天在自己的公文包里，就在早晨离开寓所前打开公文包时，在一个边角隔层里，颇感不快和意外地发现了莱恩斯多夫伯爵的一封信，他耽误了很多日子，竟忘了复信了，因为他那健全的商业意识厌恶高层人士发起的爱国行动。“这事有点儿蹊跷。”当时他曾暗暗对自己这样说过；这断乎不是他在公开场合对此会说过的话，但是，正如记忆力难免会有闪失，他的记忆力按带感情色彩的第一个非官方的委托行事，没等到作出深思熟虑的决断，便漫不经心地把这件事撂在了一边，从而狠狠地捉弄了自己一下。所以当他再次打开来函时，他发现其中有点什么东西让他感到极其尴尬，虽然他从前完全没有理会它；其实那只是一个词语，是三个小小的字，它们在这封信的各个段落里反复出现，但这几个字却使这个仪表堂堂的男人手里拿着公文包在出门前付出了好几分钟犹豫不决的代价，这几个字就是：真正的。
菲舍尔经理——因为这就是他的称谓，洛伊德银行经理莱奥·菲舍尔，其实只是带经理头衔的襄理——乌尔里希可以自称是他从前的一个较年轻的朋友，上一次在此地逗留时曾和他的女儿格达交往甚密，但自返回这里以来只拜访过她一次——菲舍尔经理知道伯爵阁下是一个让自己的钱生利息并跟上时代方法步伐的人，他一审核记忆中储存的信息，便如商务术语所说的那样，“估价出”他是个举足轻重的人，因为洛伊德银行是那些替莱恩斯多夫伯爵代办证券交易的机构之一。所以莱奥·菲舍尔无法理解，他怎么会以漫不经心的态度来对待一个如此动人的邀请，这是伯爵阁下邀请一批出类拔萃的人物随时准备从事一项伟大和共同的事业。他本人其实仅仅是由于完全特殊的、将在后文提及的情况才被纳入这一批人物之中的，这一切便是他刚一看见乌尔里希便向他猛扑过来的原因；他听说乌尔里希和这件事有关系，而且是以“显著的方式”参与此事——这是那些不可理解的、但却并不罕见的传闻中的一种，这些传闻往往不幸言中——于是便像用一把小手枪顶住他胸膛那样向他劈头盖脸提出这三个问题，他究竟怎样理解：“真正的爱祖国”、“真正的进步”和“真正的奥地利”？
乌尔里希猛地惊醒过神来，但仍神思恍惚，他以与菲舍尔交往时惯有的那种方式回答：“PDUG[14]。”
“这——”菲舍尔经理不怀恶意地模仿拼读这几个字母，这一回并不认为这是开玩笑，因为这样的缩略语虽然当初还不像今天这样数目众多，但人们却是从学生社团组织联合会和最高联合会听来，它们散发出信任。但是随后他却说：“啊，请您别说笑话，我得赶紧去参加一个会议。”
“不充分理由原则！”乌尔里希重复说，“您是哲学家嘛，您会明白不充分理由原则是什么意思的。人们只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例外；在我们的现实的，我这是说在我们的个人的生活中以及在我们的社会-历史的生活中总是在发生着这种其实没有什么适当缘由的事。”
莱奥·菲舍尔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不该反驳；洛伊德银行经理莱奥·菲舍尔喜欢推究哲理，在注重实际的行当里还有这样的人，但是他确实有急事；所以他回答：“您不愿意理解我。我知道什么是进步，我知道什么是奥地利，我大概也知道什么是爱祖国。但是也许我无法完全正确地想象，什么是真正的爱祖国、真正的奥地利和真正的进步。我请教您了！”
“好，您知道什么是酵素或者什么是催化剂吗？”
莱奥·菲舍尔只是一抬手做了个推挡的动作。
“这不产生任何物质上的利益，但它促使事件发生。您必定从历史上知道，从来就不曾有过真正的信仰、真正的道德和真正的哲学；然而，因了它们的缘故而被发动起来的战争、卑劣和敌意却有益地改造了世界。”
“改日再谈吧！”菲舍尔申明并试图做出一副真诚的样子，“您听着，我在交易所做的交易和这有关，我确实很想知道莱恩斯多夫伯爵的真实意图，他附加上这个‘真正的’目的何在？”
“我向您发誓，”乌尔里希神情严肃地回答，“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哪个人知道这‘真正的’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它正在被实现之中！”
“您是个玩世不恭的人！”菲舍尔经理说，就要匆匆离去，但迈出第一步后便再次折回并改口说，“我不久前才对格达说过您本来是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家的。我希望，您会很快再次来拜访我们。”
三六 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则，平行行动在人们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之前就明确存在
一如所有银行经理在战争之前所做的，洛伊德银行的莱奥·菲舍尔经理相信进步。作为一个熟悉自己的专业的人，他当然知道，人们只能在自己确实很熟悉的领域有一种自己想获得的信念；广泛开展的业务活动不容许在别处形成信念。所以能干和勤劳的人除了在自己那极狭窄的专业领域之外便没有什么感到外部压力而不会立刻放弃的信念；人们简直可以说，他们由于工作认真而不得不行动和思想不一。譬如菲舍尔经理便压根儿对真正的爱祖国和真正的奥地利就没有任何概念，而对真正的进步他倒有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肯定不同于莱恩斯多夫伯爵的看法；让抵押贷款和证券或别的什么事耗尽了自己的精力，每周进一回歌剧院作为唯一的休养，他相信一种整体的进步，这势必会和他的银行不断赢利的形象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是当莱恩斯多夫伯爵自以为在这方面也比别人懂得多并开始对莱奥·菲舍尔的良知施加影响，此人便觉得简直是永远也不会懂（除了抵押贷款和证券事务以外），而由于虽然不懂，但另一方面却也不想错过机会，他便打定主意，要稍带着去询问一下他的总经理，看看他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但是当他这样做时，总经理出于完全相似的原因已经和国家银行的总裁谈过这个问题，知道了底细。因为不仅洛伊德银行总经理，而且国家银行总裁也理所当然地收到了莱恩斯多夫伯爵的邀请，而莱奥·菲舍尔只不过是个部门经理，他得到邀请压根儿就只是得力于他妻子的家庭关系，她出身于高级官僚家庭并且从不忘记这一层关系，在自己的社交活动中以及在自己与莱奥的家庭纷争中都永不忘记。所以他在和上司谈论平行行动时满足于意味深长地摇晃脑袋，这意味着“伟大的事”，有朝一日也可以是意味着“棘手的事”；这绝不会有什么坏处，但是假如结果证明这件事情棘手，那么菲舍尔会为了自己的妻子而格外高兴的。
然而，受到总经理讨教的总裁迈埃尔·巴洛特眼下却有着极好的印象。接到莱恩斯多夫伯爵的“倡议”时，他走到镜子前面——当然，即使并非因此之故——镜子里大礼服和勋章绶带上方一位平民部长的五官端正的脸向他迎面望过来，这张脸上至多是在很后面的眼睛里还保持着某些金钱的冷酷，他的手指头像无风时的旗帜那样从双手耷拉下来，仿佛它们在一生中从未不得不做银行学徒的急促计算动作似的。这位受过高度官僚熏陶的金融寡头与交易所投机的那些饥饿的、信步漫行的野狗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看到自己面前展现出不明确的、但愉快调节好的可能性，在当天晚上便有机会加强自己的这个观点，因为他在企业家俱乐部里与前部长封·霍尔茨科普夫和维斯尼茨基进行了交谈。
这两位先生是了解情况的显贵而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们曾担任过高级职务，当他们所属的两个政治危机之间的短暂的过渡政府又成为多余的时候，人们为拉拢他们让他们担任了那些职务；这是一辈子为国家和王室效劳的人，除非至尊的主子下命令，他们是不愿意显露头角的。他们知道这个传闻，说是这个伟大的行动将会得到一位可与德国匹敌的首脑人物。在使命失败前后他们都确信，当初就已经使双料君主国的政治生活成为欧洲的传染源的这些令人遗憾的现象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但是正如只要向他们发出这样的命令，他们都曾觉得自己有责任认为这些困难是可以解决的，现在他们也不愿意认为用莱恩斯多夫伯爵所倡导的方法不可能做成什么事；他们尤其感觉到，一个“里程碑”、一种“生命力的辉煌显示”、一种“也对内部关系起着振奋作用的强有力的对外态度”，这些愿望被莱恩斯多夫伯爵表述得如此贴切，以至于人们简直无法躲避它们，就好像这是在要求每一个愿意做好事的人都来报名似的。
不过这倒是有可能的：霍尔茨科普夫和维斯尼茨基作为在公共事务方面见多识广的人感到有某些顾虑，尤其是因为他们可能认为，他们已经被选定要在这一行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担任某一个角色。但是在地面上的人轻易就可以持批评态度并拒绝不合自己心意的东西；然而，如果人们置身三千米高空中那只生命吊篮，就不会轻易从里面出来，即便人们并不是对一切都表示同意。由于在这些个圈里的人确实是忠诚的，并且与先前提及的市民阶级的芸芸众生相反，不喜欢行动和思想不一，所以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满足于对一件事不作太过深入的考虑。所以总裁迈埃尔·巴洛特听了这两位先生的陈述便更加深了对这件事的好印象；即使就他个人而言以及由于自己的职业，他倾向于采取某种谨慎态度，但就凭这已听说的情况也足以让人作出这样的决断：人们是在和这样一件事打交道，人们都将——既肯定又观望地——参与这件事今后的进程。
然而，平行行动其实当时还根本不存在，它将会有些什么内容，这连莱恩斯多夫伯爵本人也还不知道。可以有把握地说的是，唯一已经确定了的，直到那个时刻为止他已经想到了的，是一系列名字。
但这也非常多了。因为此刻在没有哪个人有什么具体想法的情况下便已经存在着一张意愿之网，它罩住一层广泛的关系；不妨说，这是正确的顺序。因为先得发明刀和叉，然后人类才学会规规矩矩地吃饭，莱恩斯多夫伯爵如是说。
三七 一位政论家编造出“奥地利年”从而给莱恩斯多夫伯爵大添麻烦；伯爵阁下渴盼见到乌尔里希
莱恩斯多夫伯爵虽然向许多方面发出了将会“激发思想”的邀请，但是他也许本不会进展得如此之快的，倘若不是一位有影响的政论家设法打听到有什么事正在酝酿之中，迅速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把按他的推测正在形成过程中的这一切当作自己的倡议说了出来的话。他知道得不多——因为他会从哪儿了解到详细情况呢——但是人们觉察不出这一点来，而恰恰正是这一点才使他的两篇文章有可能产生扣人心弦的效应。实际上他就是“奥地利年”这个想法的发明者，他在文中写到了这个想法，而自己却说不出这具体是指什么，但总是不断提到这个词儿，致使这个词儿像在一个梦里那样与别的话结合在一起漫步，唤起一股巨大的热情。起初，莱恩斯多夫伯爵感到惊骇，但这没有根据。人们可以从“奥地利年”这个词儿上推断出，一个天才政论家意味着什么，因为这个词儿是正当的直觉发明出来的。它让本来——想到一个奥地利世纪就一直哑然无声的冲动发出声来，而敦促引来一个这样的世纪，这本来是会被理智的人看作是一种没有人会认真对待的古怪想法的。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恐怕难以说清楚。也许某种让人比往常更少想到现实的不精确性和譬喻性不仅仅激励着莱恩斯多夫伯爵的情感。因为不精确性有一种振奋力和扩展力。
看来正直、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者在哪儿也不会完完全全热爱、认认真真对待现实的。儿时，他爬到桌子下面，以便用这个独创而又简单的策略，当父母不在家时使房间显得惊险离奇；少年时代，他渴望表；作为拿着金表的小伙子，他渴望与这金表相配的妻子；作为有表和妻子的男人，他渴望高的社会地位；当他幸运地实现了这一小圈愿望并像一个摆锤在其中平静地来回摆动的时候，他储存着的未曾得到满足的梦想仍还是似乎没有丝毫减少。因为如果他想振作自己的精神，他就用一个譬喻。显然是因为雪有时使他感到不快，他就把它比作女人的发出微光的乳房，一俟妻子的乳房开始让他感到无聊了，他便把它们比作发出微光的雪；他会感到惊骇的，倘若有一天女人的嘴被证明是有角膜的鸽子嘴或是镶嵌进去的珊瑚，但是这激起他的诗意。他是个万能的工匠——能把雪做成皮肤，把皮肤做成花，把花做成糖，把糖做成粉，把粉又做成淅淅沥沥的雪——因为他显然只在乎把某种东西做成什么不存在的东西，做成是一种证明的东西，证明不管他在哪儿都不会长期忍受得住它。但没有哪个真正的卡卡尼人会从内心忍受得住卡卡尼国的这种状况的。假如人们现在向他要求一个奥地利世纪，那么，他会觉得这像一种极大的惩罚，这是要他可笑地自愿作出努力让自己和世人接受这一处罚。而一个奥地利年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说，我们想显示一下，我们究竟能有什么出息；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暂定的并且至多一年。对此人们愿意怎么想就可以怎么想，这不是一桩永久性的事，这打动人心，人们不知道个中缘由。这使对祖国深切的爱变得生动活泼。
就这样，莱恩斯多夫伯爵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起初也觉得自己的想法是一个这样的譬喻，但此外他还想到了一系列名字，他的道德本性超出不坚定状态；他有一个明确的想法，觉得人们必须把民众的想象，或者如他对一位忠实于他的记者所说的，把公众的想象引导到一个目标上来，这个目标清晰、健康、理智并且与人类和祖国的真正目标相符。这位记者受到他的同行所取得的成功的鼓励，立刻把这记下，由于他胜过他的前任，获得的是“第一手”材料，所以这是他的职业技巧：他用大号字援引这些“来自权威人士方面的信息”；这恰恰也正是莱恩斯多夫伯爵所期望于他的，因为伯爵阁下对不当政治理论家而当一个有经验的实际政治家相当重视，愿意看到在一位天才政论家的奥地利年和负责任的人物的谨慎周到之间画上一条细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使用了平素并不被他乐意看作榜样的俾斯麦的技巧，借报刊文人的口说出真实的意图，然后就分别按一时之需承认或否认它。
但是就在莱恩斯多夫伯爵以如此明智的态度采取行动的时候，有一件事他没考虑到。因为不仅是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看到了这于我们迫切需要的真正的东西，而是无数其他人也以为自己拥有它。人们简直可以把这称之为先前提及的状态的一种硬结形态，在那种状态下人们尚还做着譬喻。不知什么时候对譬喻的兴趣也会消失，于是最终未满足梦幻的储备遗留在人们心中。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设法给自己找到了个地点，他们偷偷凝视这个地点，仿佛人们拖欠他们的世界是从那儿起始似的。在向报界发出信息之后的很短的时间内，伯爵阁下就以为已经发现，所有没有钱的人都在自己心中怀有一个讨人嫌的属于某一教派的人。人的内心中的这个固执己见的人每天早晨一起走进办公室，根本不可能以有效的方式对世道常情提出抗议，但是他却一辈子不再把目光移到一个别人谁也不愿意注意的秘密切点，虽然认不出自己的拯救者的这个世界的全部不幸显然正从那儿开始。让一个人的平衡中心与世界的平衡中心一致起来的固定切点譬如一只简单按一下手柄便可合上的痰盂，或者旅店餐桌上供人们用刀子去蘸盐的盐瓶的废除——从而一下子就可以阻止鞭笞人类的结核病的蔓延，或者厄尔速记法的采用——这大大地节省了时间从而也可以立刻解决社会问题，或者皈依一种依照自然法则的、制止荒漠化的生活方式。但也是一种天体运动的心灵学理论、管理机构的精简和性生活的改革。如果情况对人有利，那么他会自助，有一天他会为他的切点写一本书、一本小册子或至少一篇报刊文章并由此可以说是让人把他的抗议归入人类的档案，这就让人感到无比放心，即便没有人会去读这材料；但这通常会引诱来一些人，他们向作者担保，说他是一个新哥白尼，随后他们便把自己当作未被人理解的牛顿介绍给他。这种彼此百般逢迎的习俗很有益并且广为流传，但是它的效果不持久，因为过一会儿参与者们便吵翻，又归于完全孤独；不过，也会发生一个或另一个人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一小批钦佩者的事，他们以团结一致的力量控告对其被施过涂油膏礼的儿子支持不够的苍天。如果随后一束希望之光突然从高空坠落在这样的一小堆切点上——当初就发生了这样的事，那时莱恩斯多夫伯爵让别人公开说，一个奥地利年，如果确实将会有一个这样的年的话，这还不就等于是，一个奥地利年无论如何都必定会和生活的真正目标相吻合——那么他们就会像看到上帝显灵的圣徒们那样对待这件事。
莱恩斯多夫伯爵曾设想，他的事业应该是一种强有力的、产生自民众自身的意志流露。他想到了大学，想到了宗教界，想到了在有关慈善活动的报导上从未短缺过的几个人的名字，甚至还想到了报刊本身；他指望各爱国党派，指望在皇帝生日挂出旗帜来的市民阶层的“健康意识”，还指望财政巨头们的资助，他甚至也指望政治，因为他暗自希望凭借他的这项伟大事业恰恰使政治成为多余，办法就是把政治统一到祖国这个公分母上来，他企图以后用祖国去除以国家，以便把这位父亲统治者作为唯一的剩余部分留下[15]；但是有一点伯爵阁下干脆就没想到，他对这种广泛蔓延开来的立志改革世界的欲望感到惊讶，它像昆虫卵遇到一场火那样经一个大机会的加热而被孵化出来。这一点伯爵阁下没有考虑到；他曾期待着会涌现出巨大的爱国主义激情，但是他对各种创造才能、理论、世界体系和要求他解除精神枷锁的人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围住他的宫殿，赞美平行行动是促使真实最终获得突破的一个机会，而莱恩斯多夫则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不能和所有这些人一道坐到一张桌旁，可是作为一个充满急切的道德心的有特殊才能的人他也不愿意避开他们，而由于他所受的教育是政治和哲学方面的，绝不是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方面的，所以他捉摸不透这些建议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
在这种情况下他越来越急切地渴望见到乌尔里希，此人恰恰是作为他可以用得着的人被推荐给他的，因为他的秘书或压根儿任何一个普通的秘书自然是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的。有一回他对自己的秘书非常恼火，之后他甚至向上帝祷告——虽然他第二天便为此感到羞愧——愿乌尔里希赶快到他这儿来一趟。当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时，伯爵阁下便有条不紊地自己寻找起来。他让人查通讯录，但那上面还没有乌尔里希。他当即去找他的女友狄奥蒂玛，她通常都有办法，这位令人赞叹的女人也确实已经和乌尔里希会过面，但她忘了让他留下自己的住址了，抑或是以这为挡箭牌，因为她想趁机向伯爵阁下为物色这一伟大行动的秘书人选提出一个新的、好得多的建议。但是莱恩斯多夫伯爵很激动，口口声声地说，他已经看上了乌尔里希，他不能用一个普鲁士人，即便是一个革新普鲁士人，他压根儿就不愿惹更多的麻烦。当他看到他的女友随即显出生气的样子，他感到震惊，并因此而产生了一个独立的主意；他告诉她，他这就直接驱车去找当警察局长的朋友，警察局长终究必定会查找出每一个公民的地址来的。
三八 克拉丽瑟和她的恶魔
当乌尔里希的信送到时，瓦尔特和克拉丽瑟正又在猛烈地弹钢琴，弹得细腿的工厂制造艺术家具直晃荡、墙上的罗塞蒂[16]铜版雕刻直颤抖。那位老差役因为房屋和寓所的门都开着没受任何阻拦，当他一直闯进起居室时，简直惊呆了，他看到自己不自觉地陷进这神圣的喧哗之中，便满脸敬畏地贴着墙站住。克拉丽瑟最后猛敲两个琴键，发泄出紧迫急促的音乐激情，解放了他。就在她读信的当儿，中断了的情感倾诉还在从瓦尔特的手中蜿蜒流出；一个旋律像一只鹳那样颤动，然后展开翅膀。克拉丽瑟边读乌尔里希的信边狐疑地观察着。
当她告诉他朋友要来时，瓦尔特说：“可惜！”
她又坐到他身旁那把弹钢琴时坐的小转椅上，一丝不知什么缘故让瓦尔特觉得残酷无情的微笑咧开她那显得性感的双唇。这是演奏者屏住自己的血液以便能用同样的节奏把它放出来的时刻，是眼轴像四根调整得一样的长柄从他们的头上伸出的时刻，这时他们紧张地抓住那小椅子的座面，那小椅子在木螺杆的长脖子上直摇晃。
紧接着，克拉丽瑟和瓦尔特便像两个并排着急速冲出去的火车头那样被释放了出去。他们弹奏的这支曲子像闪光的铁轨朝他们的眼睛飞奔而来，消失在如雷鸣般的机器里并作为发出响声的、被听见了的、以奇异方式留在眼前的景色躺卧在他们的后面。在这飞快行驶的期间，这两个人的感觉被紧紧压成唯一的一个；听觉、血液、肌肉都无意志地被这同样的经历所吸引；发出微光的、倾斜的、弯曲的音壁迫使他们的身体进入这同样的轨道，联合弯曲它们，扩展和压缩作着同样呼吸的胸膛。一瞬间，欢快、悲哀、愤怒和恐惧、爱和恨、渴慕和厌烦飞快流贯瓦尔特和克拉丽瑟全身。这是一种划一，宛如在受到一场大惊吓时的划一，好几百个刚刚还做着各种各不相同动作的人，如今做着同样的划船逃跑动作，发出同样的无意义的喊叫声，用同样的方式张大着嘴和眼睛，让一股无意义的暴力共同拉前扯后，左右挣扎，吼叫，抽搐，纷乱和颤抖。但是它没有生活拥有的那种同样的、麻木的、极强大的暴力，生活中这样的事件不轻易发生，但却不遇任何阻力便熄灭掉一切个性。克拉丽瑟和瓦尔特飞快经历了的愤怒、爱情、幸福、欢快和悲哀不是完全的感情，它们不比激动得发狂的感情的身体外壳强多少。他们愣愣地坐在他们的小椅子上出神，没有愤怒，没有爱，没有悲伤，抑或每一个人都对别的什么感到愤怒、爱和悲伤，想着不同的事，各人想着各自的心事；音乐的命令把他们集于极大的激情之中，同时像在催眠状态的强制睡眠中那样给他们留下某种恍恍惚惚的感觉。
两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感觉到了这一点。瓦尔特快乐而激动。一如大多数有音乐天赋的人所做的那样，他认为内心的汹涌激昂、波澜起伏的情感，也即被昏天黑地地搅起来的灵魂的身体基础，是简单的、联结所有人的永恒语言。用原始情感的强劲胳臂把克拉丽瑟紧紧搂住，这使他心醉神迷。这一天他下班回家得比平时早。他做了对艺术品进行编目的工作，那些艺术品还具有伟大、不屈的时代的形式，并散发出一股神秘的意志力。克拉丽瑟对他颇友好，如今她在这庞大的音乐世界里已经和他牢牢拴在一起。今天一切都蕴含着一种秘密的成功，一种无声的行进，宛若有众神在一路护佑似的。“也许就在今天了？”瓦尔特想。他不愿意用强制手段使克拉丽瑟回到自己身边来，而是觉得这种认识应该从她自己的内心深处生出并使她缓缓地向自己这边倾斜过来。
钢琴将闪光的音符符头敲打进一道空气墙壁。虽然这个过程最初是完全真实的，但是房间的墙壁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音乐的金门框，这个神秘的房间，自我和世界、感觉和感情、内部和外部在其中极不明确地相互交融，而他自己则完全由感受、明确性、精确性，甚至可以说由有秩序的细节的一种光辉等级组成。固定在这些感官细节上的是从心灵的波涛起伏的雾气中伸展出来的感觉之线；这种雾气映照在墙壁的精密上并且自以为是清晰的。这两个人的心灵像娇小的茧悬在这些线和光束之中。它们越是被裹得厚实，使散发得越广泛，瓦尔特便越觉得舒服，他的梦幻如此强烈地呈现一个小孩童的形态，以至于他有时竟弹出错误的、太富有情感的音来。
但是在这事出现并促使金色雾气中闪出的一个普通情感火花把这两个人带回尘世的相互关系中之前，克拉丽瑟和他的思想在性质上就已经有着那样的区别，这是只有两个带着极其酷似的绝望和巨大的幸福表情并排着奔跑而去的人才会有的那种区别。在飘动的雾气里一个个影像跳跃而起，融和，相互覆盖，消失不见，这就是克拉丽瑟的思维；她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往往是好几个思想同时出现、相互交织在一起，往往根本就没有任何思想，但随后人们便能感觉到思想像恶魔伫立在舞台后面，而这给人以一种真正支撑的时间上的并存在克拉丽瑟心中变为一块面纱，它时而打起重重叠叠的皱纹，时而化为一层几乎看不见的雾气。
这一回是三个人围着克拉丽瑟；瓦尔特，乌尔里希和谋杀妇女的凶犯莫斯布鲁格尔。
乌尔里希跟她谈过莫斯布鲁格尔的情况。
引力和推斥力在其中混合成一股奇特的魔力。
克拉丽瑟啃啮着爱情的根。她内心分裂，既有甜蜜也有悔恨，目光里既有依依不舍也有在最后刹那间痛苦的闪避。“互相和睦相处会滋生仇恨？”她在心中暗想。“规规矩矩的生活愿意做野蛮的事情？平和的事需要残暴？秩序渴求分裂？”这既是又不是莫斯布鲁格尔所激发出来的。在音乐的轰鸣声中，一场世界大战绕着他们飘荡，一场还没有爆发的世界大战；从内部蚀坏着屋梁构架。但是就如同在一种事物既相同但又完全不同的一致里那样，就如同从相同事物的不一致里以及从不相同事物的一致里升起两个烟柱那样，烤苹果和撒到火堆里松树枝的童话般的气味也是如此。
“人们永远也不可以停止弹奏。”乐曲弹完时克拉丽瑟心中暗想并急速翻动活页乐谱重新弹奏起这支乐曲来。瓦尔特拘谨地笑了笑，和着她弹了起来。
“乌尔里希搞数学是要干吗呀？”她问他。
瓦尔特边弹奏边耸耸肩膀，仿佛在驾驶一辆赛车似的。
“人们必须永远不停地弹下去，一直弹到结束，”克拉丽瑟想，“如果人们可以连续不断地弹下去，一直弹到生命结束之时，那么莫斯布鲁格尔会是个什么人？可憎的？一个傻瓜？一只上天的黑鸟？”她不知道。
她压根儿什么也不知道。一天——她几乎可以计算出发生这件事的日期——她从童年时代的睡梦中醒来，这时她也已形成了一种信念，认为她能有所作为，她是被选定了要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也许甚至会成就一番重要的事业。当初她还根本不谙世事。人们对她所讲的有关这方面的话，包括父母、兄长所讲的，她根本一点儿也不信：这是老生常谈，很好很中听，可是人们无法按他们所说的去做；人们就是做不到，就像一种化学物质不容纳另一个不“适宜”于它的物质那样。后来出现了瓦尔特，这就是那个日期；从这一天起一切都“奇异”起来。瓦尔特蓄一部小胡子，一小撮上唇胡；他说：小姐；一下子世界不再是荒凉的、无秩序的、破碎的平面，而是一个闪光的圆，瓦尔特是一个中心点，他们是两个叠合成一个的中心点。土地、房屋、落下而不曾扫掉的树叶、疼痛的空中直线（她回想起那个时刻，幼年时代的一个最折磨人的时刻，那时她和父亲一道站在一个“观景处”，他，这位画家，无休无止地欣赏着美景，而她在沿着那些长长的空中直线远眺时却只感到疼痛，仿佛不得不用指头擦直尺的一个棱角似的）：从前生活由这样的事物组成，如今这一切突然变成她自己的生活，就像她自己的肉身。
如今她知道，她将做出某种泰坦[17]式的事情来；这将会是什么事，她还说不清楚，但眼下她却在音乐上最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她希望瓦尔特会成为一个比尼采还伟大的天才；乌尔里希就不用提了，他后来出现，只送给她尼采的作品。
从这时候起情况就有了进展。进展得多快，现在根本就没法说。从前她钢琴弹得多么糟糕，对音乐了解得多么少；现在她弹得比瓦尔特还好。她读了多少本书呀！那些书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她看眼前这景象如同黑色的鸟儿，它们绕着一个站在雪地里的小姑娘扑翅飞翔。但是晚些时候她便看见一堵黑色的墙和其中的白色斑点；凡是她不了解的，全都是黑色，虽然白色汇聚成小的和较大的岛，黑色却依然不变、无限无尽。这黑色散发出恐惧和激动。“这是魔鬼吗？”她想。“魔鬼变成莫斯布鲁格尔了？”她想。现在她在白色斑点之间发现了细小的、灰色的路；在自己的生活中她便是这样从一条路来到另一条路；这是各种事件；启程，到达，激烈的辩论，与父母的斗争，结婚，房屋，与瓦尔特的闻所未闻的角斗。细小、灰色的路蜿蜒伸展。“蛇！”克拉丽瑟想，“圈套！”这些事件缠绕住她，拉住她，不让她去她想去的地方，它们又湿又滑，使她冷不丁急速冲向一个她不愿意去的地点。
蛇、圈套、湿滑：生活就这样进行。她的思绪开始像生活那样运转。她的手指的尖端浸入音乐的急流之中。蛇和圈套在音乐的河床里沉淀下来。于是，隐藏莫斯布鲁格尔的那座监狱开启，它像一个寂静的港湾那样解了围。克拉丽瑟的思绪打着寒噤迈进他的囚室。“人们必须奏乐，一直奏到结束！”她又说了一遍以鼓励自己，但是她的心激烈地颤抖。当心跳平静下来后，整个囚室便充满了她的自我。这是一种像创伤软膏那样的温和感觉，但是当她想将它永远握住时，它却开始开启，像一个童话或一个梦那样分散开来。莫斯布鲁格尔支着脑袋坐着，她解开他的镣铐。当她的指头转动的时候，力量、勇气、美德、好意、美、财富进入囚室，像一阵风，受到她手指的呼唤，从各个草地奔来。“为什么我愿意做这件事，这完全无所谓；”克拉丽瑟觉得，“重要的只是，我现在正在做这件事！”她把自己的双手、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放在他的眼睛上，当她把指头移开时，莫斯布鲁格尔变成了一个英俊少年，而她自己则作为一个无比美貌的女人站在他身旁，这女人的身体像南方酒那样甜蜜和柔软。根本不像小克拉丽瑟平时的身体那样不愿服从。“这是我们的天真无邪的形态！”她在自己意识的一个思维着的底层深处断言。
可是为什么瓦尔特不是这样呢？！从音乐梦幻的深处升起，她回忆起，当初她十五岁，还何等幼稚，可是她却已经爱恋他，想用勇气、力量和善意拯救他，使他摆脱危及他的天才的种种危险。瓦尔特处处都看见这些深刻的精神上的危险，这多么美妙啊！她暗自思忖，是否这一切都只是幼稚可笑呢？结婚使一切蒙上了一层干扰光。从这门婚事中突然产生出一种爱情的大窘态。虽然最近这段时间依然神奇，也许比前一段时间内容更丰富，但是这场大火，这场闪烁着掠过天空的大火却变成一团怎么也烧不旺的炉火。克拉丽瑟不是很有把握，不知道她与瓦尔特的斗争是否确实还有重要意义。生活的进程犹如这在手的下面消失的音乐。它一眨眼便过去了！极大的恐惧渐渐袭上克拉丽瑟的心头。这时她发觉，瓦尔特弹奏得不稳了。他的情感像大的雨点拍打在琴键上。她立刻猜着他在想什么：孩子。她知道他想用一个孩子来拴住她。这是他们天天争吵的内容。音乐一刻也不停止，音乐不拒绝人。像一张她未曾觉察出其迷惑力的网，这网猛烈而飞快地抽紧了。
这时，克拉丽瑟弹着弹着突然一跃而起，砰地关上钢琴，差点儿没砸着了瓦尔特的手指头。
噢，痛哉！惊魂还未定，他便明白了一切。这是乌尔里希的来访，仅仅是得到了来访的预先通知，她的情绪便高度激动起来了！他这是害她，他残忍地激起瓦尔特本人几乎不敢触动的那种东西，克拉丽瑟身上的那种不祥的特殊才能，那秘密的空洞，某种不吉利的东西在那里用劲扯拉链条，有一天那些链条可能会放松。
他一动也不动，只是不知所措地望着克拉丽瑟。
克拉丽瑟不作任何解释，站在那里，急促地喘着气。
在瓦尔特讲过之后她担保说，她根本就不爱乌尔里希。说是如果她爱他的话，她立刻就会坦白的。但是她觉得自己像受到灯光照耀那样受到他的感染。说是如果他在身边，她便觉得自己又闪耀出更多的光亮、更有价值了。听到这话，瓦尔特只是随时都想关上百叶窗。说是她感觉到什么，这与谁也不相干，与乌尔里希不相干，与瓦尔特也不相干！
但是瓦尔特却在她话语中透出的愤恨和恼怒之间感觉到一颗麻醉的、致命的小颗粒散发出某种不是愤怒的香味。
天色黑了下来。房间里黑咕隆咚。钢琴黑乎乎的。两个相爱的人的影子黑乎乎的。克拉丽瑟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像一盏灯被点着了，在瓦尔特因痛苦而烦躁不安的嘴里，一颗牙齿上的珐琅质宛若象牙般发出微光。尽管外面世界里最大的国家行动正在进行，尽管他有着种种不愉快的事，如今似乎正是一个销魂的时刻，上帝正是为了这样的时刻才创造出人间。
三九 一个没有个性的人由没有人的个性组成
可是这晚乌尔里希没来。菲舍尔经理急匆匆离他而去之后，他便又在琢磨他青年时代的问题，即为什么所有非本意的和在更高意义上不真实的言语竟受到世人如此强烈的支持。“人们恰恰总是撒了谎才会前进一步，”他想，“我本来还应该对他说这句话的。”
乌尔里希是一个有激情的人，但是不可以把激情理解为人们所说的一个个具体的激情。一定有过什么东西一再驱使他进入这些激情状态，也许是情欲吧，但是在激动的和激动行为的状态本身中他的态度是既有激情又冷漠的。他就这样参与了几乎一切事情，并感觉到自己现在还随时都会投身于某种事情之中，这种事对他来说不必具有任何意义，只要激起他的行动欲望便可。所以关于他的生活他可以略带夸张地说，当中的一切都是这样进行的，就仿佛它们互相从属，甚于从属于他。一件事开了头，便总得干下去，不管这事发生在战斗中还是爱情中。就这样，他大概也一定以为自己获得的个性相互从属，甚于从属于他，可以说，如果他仔细检验自己，这些个性中的每一个单个的个性与他的关系并不比与也想拥有它的别人的关系更密切。
但是，尽管如此，人们毫无疑问地为它们所规定并由它们所组成，即使人们与它们并不协调一致。就这样，人们有时觉得自己取静止态度时与取活动态度时一样陌生。如果要乌尔里希说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那么他会陷入尴尬境地的，因为和许多人一样，除了用一项任务和与此项任务相比，他还从未用别的方式检验过自己。他的自我意识既没受损害，也不柔弱、自负，不需要那种人们称为内心揣摩的修整和涂油。他是一个坚强的人吗？这个他不知道；对此他也许处于一种致命的错误认识之中。但是他肯定始终是一个相信自己的力量的人。现在他也不怀疑，是否有自己的经历和个性只是一种态度上的差别，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意志的决定或一般性与个性之间的一个精选的生活等级。简单说吧，人们可以对遭遇到的或所做的事采取更一般性或更有个性的态度。挨了打除了会感到疼痛，也会感到感情受到伤害，于是这打击便越来越厉害；但是人们也可以以运动员的方式来看待它，把它看作是一种障碍，如此既不可以让这给吓住了，也不可以因此而勃然大怒，后来便不时发生这样的事：人们压根儿就不理会它。但是在这第二种情况下没发生任何别的事，无非就是人们把挨打纳入一种一般性的关系之中，即战斗行动的关系之中了，其本质则被证明取决于他所要完成的任务。每一个不把经历看作简单的个人事件而看作一种对自己智力的挑战的人所揭示的恰恰就是这个现象：一个经历因其在一系列合乎逻辑的行动中的地位才获得自身的意义，甚至自身的内容。然后他也会对他所做的事产生较淡漠的感觉；但是奇怪的是，这种在拳击时被认为是优越的智力的东西，由于对一种精神生活的喜爱，一旦在不会拳击的人身上生成，人们便只将它称为冷酷和无情。在这方面还需区别种种不同情况，以便适当运用和要求一般性的或带个性的态度。一个杀人犯若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行动，这就会被理解成为特别野蛮；一个教授在自己夫人的怀抱里继续琢磨一道计算题，这就会被解释成感情僵化、单调乏味；一个踩着别人的尸体向上爬的政治家会按其成就的大小而被理解成为卑劣或伟大；而对于士兵、刽子手和外科医生则相反，人们直截了当地要求他们具有坚定的意志，在别人身上将会遭到谴责的坚定的意志。不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例子的寓意，这种无把握性也会引人注目，人们每一次都是这样把握不定地在客观正确和主观正确的态度之间达到一种妥协。
这种无把握性给乌尔里希的私人问题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背景。从前人们做人比今天更是心安理得。人就像谷物里的草茎；他们大概比今天更剧烈地受到上帝、冰雹、火灾、鼠疫和战争的来回激荡，但是从整体来看，一座城市、一个地区，作为领域，除此之外在个人行动上尚还为单个草茎剩下的东西，这件事的责任是明确的并且是一件清楚划定界限的事。今天则相反，责任的重点不在人，而在实际关系之中。人们难道没有注意到经历已经摆脱了人？它们已经走进剧院，进入书本，进入研究机构和考察旅行的报告，进入志同道合者团体和宗教团体，它们像在一个社会实验中那样以别的种类的经历为代价而形成某些种类的经历，要是这些事件并非恰恰正在活动过程中，便干脆就是正在酝酿之中；今天谁还能说，在有这么多的人干预他并且比他更明白事理的情况下，他的愤怒确实是他的愤怒呢？！已经生成了无数没有人的个性，没有经历者的事件，看上去几乎是，在理想的情况下人压根儿就不再会有任何私人经历，个人责任的美好和重大化解为一个公式体系，表示可能存在的重要意义。长时间来一直把人类当作宇宙中心的、但自几个世纪以来就已经在渐渐消失的人本主义态度的瓦解大概终于已经波及自我本身，因为在经历上最重要的是人们正经历这件事，在行动上最重要的是人们正在做这件事，这种信念开始让大多数人觉得是一种幼稚。大概仍还有人生活得很有个性；他们说“昨天我在某某人和某某人的家里”或者“今天我们做这事和那事”，用不着还有什么别的内容和意义，他们一样感到高兴。他们喜欢一切接触他们的手指头的东西，所以只要有可能他们便尽量是纯粹的个人；世界和他们一有关系，便变成个人世界，并且像一道彩虹那样发光。也许他们很幸福；但是这类人在大多数人眼里看来通常荒谬绝伦，虽然还说不准这是为什么——蓦地，乌尔里希不得不针对这些疑虑而微笑着暗自承认，不管怎么说，哪怕他没有什么坚强的性格，却是个说话算数的人。
四〇 一个有种种个性的人，但他觉得它们无关紧要；一位精神王侯被逮捕，平行行动获得自己的名誉秘书
勾勒乌尔里希这个三十二岁男子的基本特征并不困难，虽然他只知道自己对所有的个性都保持着同样的距离，不管所有这些个性如今已经成为他的还是没有成为他的，他都奇异地觉得它们无关紧要。在他身上还有某种好斗精神与简直是以一种形态很多样的资质为前提的头脑的灵活性结合在一起。他是一个具有男性特质的人。他不善于体会别人的情绪，很少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除非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去结识他们。他不尊重权利，如果他不尊重拥有这些权利的那个人的话，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心中形成了某种否认的意愿，一种柔韧的情感辩证法，这容易诱使他在某种普遍受欢迎的东西中挑毛病却去护卫某种被禁止的东西，并怀着从尽责任的意愿中生出的不满拒绝负起职责。但是，尽管有这个意愿，除了某些他自己容许的例外情况，他直截了当地让骑士般的礼俗去处置道德品行，那种骑士般的礼俗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在相当程度上指导着所有在正常的经济条件下生活的男人，他就这样怀着一个特别适合自己所做的事的人的那种傲慢、冷酷和马虎过着另外一个人的生活，这个人或多或少有些寻常、有益、有利于公益地利用自己的兴趣和能力。他习惯于本能地、不带虚荣地认为自己是实现一个并非不重要的目标的工具，他还打算要及时获悉这个目标呢，甚至现在，在这个已经开始了的不需寻觅的年份，在他看清了漂泊不定的生活之后，很快便又出现那种在寻觅之路上的感觉，而且他制订自己的计划没特别费什么力气。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看清驱动他的激情，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资质和环境从多方面塑造了这个人，他的命运还没有让真正严酷的反作用力揭示出来，但主要的是：要作出决断，这个人尚还短缺某种自己陌生的东西。乌尔里希是一个受到什么东西的强迫而过着跟自己过不去的生活的人，虽然他表面上无拘无束、自由散漫。
把世界看作一个实验室的比喻再次唤醒了他心头的一个旧有的想法。从前他曾常常把自己中意的生活想象成一个这样的大试验场所，在那里必定可以试验最好的做人的方式并发现新的方式。至于整个实验室工作得有些无计划，缺乏总体上的领导人和理论家，这便是另外一码事了。人们甚至可以说，他自己就曾想成为精神王侯、精神主宰这样的人物：可谁又不想呢？！所以精神被认为是最崇高和超越一切起主宰作用的东西，这是很自然的事。世道正在这样教导人。大凡能这样做的人，便都用精神装扮自己、掩饰自己。精神与某种东西一结合，就是世上最广为传布的东西。忠诚的精神、爱情的精神、一种男性的精神、一种有教养的精神、当代最伟大的精神、愿意高举这件事或那件事的精神，我们愿意本着我们的运动的精神行事：直至即便在最低的级别上这听起来都何等坚定和不失体统。与这相比，其余的一切，平日的罪行或获取利益的贪欲便显得就是那种不被公开承认的东西，那种上帝从脚趾甲里剔除出去的污秽。
但是如果精神单独存在，作为赤裸裸的主旨词，光秃秃像一个幽灵，人们真想借给这幽灵一条床单——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人们可以读诗，研究哲学，买画和在夜晚进行谈话：但这就是人们会从中获得的精神吗？假设人们会获得它：可是人们随后就占有它了吗？这种精神是与它出现时的那个偶然形态紧密相连的！它穿透想吸收它的那个人的身体，只留下少许震动。我们拿所有这些精神怎么办？它在大量纸张、石头、银幕上以简直是大得不可想象的规模不断被重新创造出来，同样持续不断地在极大的消耗神经能量的情况下被吸收和享用：可是随后它又怎么了呢？它会像一个幻象那样消失？它会化为微粒？它会逃脱尘世的维护法则？在我们心中向下降落并慢慢安定下来的尘埃微粒比消耗掉的多得多。它哪儿去了，它在何处，它是什么？倘若人们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情况，那么精神这个主旨词就会显得寂静得令人压抑？！
天色已晚；像从空间冒出来的房屋、沥青、钢轨，构成这个正在冷却的贝壳城市。这母贝壳充满儿童般的、欢乐的、愤怒的人的运动。在那里，每一滴水开始时是喷洒的小水珠；以一声小爆炸开始，被墙壁截住并冷却，变得更温和了、静止了，温柔地附着在母贝壳的外壳上并最后凝结成壁上的一颗小颗粒。“为什么，”乌尔里希突然想，“我没有成为朝圣者呢？”纯洁、无条件的，像整个清澈的空气那样无比健康的生活方式，浮现在他的脑际；谁不愿意肯定生活，谁就至少应该说圣徒的“不”：然而简直不可能认真考虑这件事。他同样也不可能成为冒险家，虽然那种生活可能会从一个永久的订婚期获得某种东西，他的肢体和他的心绪都会感觉到这种乐趣。他既没能成为诗人也没能成为一个只相信金钱和暴力的灰心丧气的人，虽然这些方面的资质他都有。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想象自己二十岁：尽管如此，他不会因此而能成什么气候，这一点在他内心却同样是明确的；某种东西把它拉向现有的一切，而一种更强有力的东西却不让他得到这一切。那么他为什么生活得不清不楚、狐疑不决呢？毫无疑问——他心想——把他吸引在一种孤寂和没有名称的生活方式上的，无非就是那种让人去解开和缚住世界的强制，人们用一个他们不喜欢单独听到的词把这称为精神。乌尔里希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一下子心情悲哀地想：“我干脆就不爱我自己。”在城市的冻僵了的、石化了的躯体里，他感觉到他的心脏在内心深处跳动。这是他心中的某种东西，它哪儿都不曾愿意停留，曾沿着世界的墙壁感知到了自己并以为，还有几百万堵别的墙壁；这一滴正在慢慢冷却的、可笑的自我，它不愿意发出自己的火焰，充当这微小的火红的核心。
精神已获悉，美可以让人变好、变坏、变蠢或让人着迷。它肢解一只羊和一个忏悔者并在两者体内找到恭顺和忍耐。它检验一种物质并认识到，这物质量大了是一种毒物，量较小时是一种享乐品。他知道嘴唇的黏膜与肠的黏膜相似，但也知道这嘴唇的恭顺与一切神圣的事物的恭顺相似。它搅乱、解开并重新连接。对它来说，善与恶、上与下不是不可信的相对的概念，而分明是一种功能的诸环节，是价值，取决于自身所处关系的价值，它历经一个个世纪而懂得了恶习可以变为美德、美德可以变为恶习，如果人们还不能在一生中把一个罪犯变为一个有用的人，那么从根本上来说它认为这只是一种笨拙。精神不赞赏任何不许可的事物，也不赞赏任何许可的事物，因为一切事物都可能有一种个性，有一天事物会因此而参与一种重大的新的联系。它暗暗地像憎恨死神那样憎恨一切装作仿佛一劳永逸、固定不变的东西，憎恨那些重大的理想和法则以及它们那小小的呆滞的翻版，憎恨那被包住的性格。它认为没有什么事物，没有哪个自我，没有什么秩序是牢固的；由于我们的知识每天都可能有变化，它便不相信任何约束，一切都拥有其自身的价值，只拥有到下一个创造行为开始为止，像一张脸，人们对这张脸讲话，而这张脸则随着言语而变化着。
所以精神就是大随机应变者，但是它自身却是哪儿也逮不着，人们几乎会以为，除了倾塌以外，它的效应没留下任何别的东西。每一个进步是个体上的一种收益和整体上的一种分离；这是一种权力增长，它导致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的不断增长，人们欲罢不能。乌尔里希觉得自己回忆起了这个几乎每小时都在增长的、事实和发现的身体，精神如果想仔细考察某一个问题，今天就势必会从这个身体上显现出来。这个身体正在脱离内核。健康和病态、清醒和梦幻头脑之各种形态的，各地区和各时期的无数观点、意见、有序的思绪，虽然像几千个敏感的小神经束那样充满他全身，但却缺乏把它们联合在一起的闪光点。人们感觉到危险临近，他将重遭史前时期死于自己高大身材的巨兽族的命运；但是他不能罢休——乌尔里希由此而又想起了那个相当成问题的观念，他长期相信过这个观念，甚至今天也还没完全在心中把它抹掉；世界最好让一个行家里手组成的参议院去驾驭。认为有了病不让牧羊人而是让受过专业教育的医生诊治的人，身体健康时没有理由如他在处理自己的公开事务时所做的那样，去听牧羊人般的饶舌者瞎唠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看重生活的主要内容的年轻人起初便认为世界上的一切既不真也不善也不美的事物——譬如一个金融部门或一场议会辩论——都是次要的东西；至少当初他们是这样的，今天由于受到了政治和经济的教育据说他们不一样了。但是即便是在当初，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世人用商业油脂熏制肉类的精神熏制室更深入的了解，人们学会适应现实，而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的最终的状态则大致是这样的：他只局限于自己的“本行”并为自己的余生带走总体情况也许会不一样的信念，但对此进行思考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在精神方面做出什么成绩的人，他们内心的平衡大致就是这个样子。整个儿这件事突然奇特地以这样一个问题呈现在乌尔里希的面前：既然肯定有着足够的精神，那么，说到底，莫不是就只差精神自己没有精神了吧？
他想嗤笑这种想法。他自己就是这些断念者中的一个嘛。但是颓丧的、尚还有生气的虚荣心像一把剑那样穿透他。此刻有两个乌尔里希在行走。一个微笑着向四下里望了望，心想：“我曾想扮演一个角色，在如同这样的舞台背景之间。有一天我醒来，不是像在母亲怀里那样温和，而是带着坚定的信念，认为必须有所作为。人们向我发出了提示语，而我却感觉到，它们与我无关，当初一切像头晕怯场似的充满了我自己的决心和期望。可是这期间土地悄悄地旋转了，我已经往前走了一段我的路，如今也许已经站在出口处。我马上就会被旋转出去，关于我的伟大角色我刚刚说过：‘马匹已备好。’你们大家都见鬼去吧！”但就在一个乌尔里希怀着这些思绪微笑着行走在夜色之中的当儿，另一个乌尔里希紧握双拳，怀着痛苦和愤怒；他不太容易被人看得见，他所思虑着的是找到一句咒语、人们也许可以抓住的一个把手、精神的本来的精神、弥合上破碎圆圈的那短缺的一块——也许只是一小块。这第二个乌尔里希找不到可供自己支配的言语。言语像猴子那样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但是在人们生根的那个幽暗的领域里缺乏言语的友好中介。土地在他脚下流动。他几乎睁不开眼睛。一种情感能像一场风暴那样升起，然而却根本不是什么猛烈的情感吗？如果人们说到一场情感的风暴，那么无疑是指这样一场风暴，在这场风暴中人的皮层发出吱吱声，人的分支飞舞，仿佛要折断似的。但这是一场在表面完全保持着平静的风暴。近乎一种皈依的状态，一种逆转的状态；脸部表情没有丝毫变动，但是在内心却似乎没有一个原子还待在原来的地方。乌尔里希的神志是清楚的，然而眼睛对每一个殷勤的人，耳朵对每一个声音作出不同于平时的反应。人们不能说作出更尖锐的反应；其实也不是更深刻、更温和，不是更自然或更不自然。乌尔里希根本就没什么可说的，但此时此刻他想到“精神”这个奇特的经历宛如想到一个情人，人们终生受她的欺骗，却并不因此而少爱她几分，这把他和他遭遇到的一切事情联结起来。因为如果人们在爱，那么一切就都是爱，即使那是痛苦和憎恶。树上的小树枝和黄昏时苍白的窗玻璃变成一个被深深沉入自己本质之中的、几乎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经历。这些事物似乎不是由木头和石头，而是由一种了不起的和无限温柔的不道德所组成，这种不道德在与他相合的那个瞬间变为深刻的道德的震动。
这是边微笑边进行的思维活动，而乌尔里希方才在想：“我就待在命运把我送去的地方吧。”不幸的是，这种紧张关系让一个障碍给打破了。
现在所发生的事，事实上，来自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完全不同于乌尔里希方才还像经历自己身体的一个敏感的延续部分那样经历了树和石头的那个世界。
因为一份工人报刊——莱恩斯多夫伯爵大概会这样说的——对这个伟大思想倾注了一大堆破坏性的唾沫，这份报刊声称，这个思想仅仅是紧接着最近的强奸谋杀案之后统治者们制造的一个新的头号新闻，一个正直的工人喝多了点，觉得怒火从心头升起。他走近两个公民的身旁，这两个人对当天所做的事颇感到满意，因意识到好的观念随时都会显现而相当大声地交换着同意这个爱国行动的看法，他们在报刊上读到了有关这一行动的消息。双方产生了口角，一个警察就在附近，这使两个有友好情意的人受到鼓舞，却也惹怒了那位进攻者，于是这场争吵便呈现出越来越激烈的形态。警察先从后面，继而从前面，最后就在近旁看这场纷争；他在一旁观战，宛如国家这座铁起重器的，这座终端是电钮和别的金属部件的铁起重器的一个凸出的杠杆。如今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里，生活中的经常性居住地点却完全有着某种鬼气森然的东西；人们不论到街上去，还是喝一杯水或登上电车，都会碰到一个巨大的法律和关系机构的那些调和杠杆，将它们开动起来或由它们来维持自己那宁静的生活；人们了解其中的占少数者，它们深深扣动人们的心弦，而在另一方面它们都沉入一个网络之中，这网络的全部成分压根儿还没有哪个人弄清楚过；所以人们否认它们，一如国家公民之否认空气并声称空气是一片空虚，但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恰恰表明，一切被否认的，一切像水、空气、空间、金钱和时间的消逝那样无色、无气味、无滋味、无重量和无道德的东西其实是最重要的东西，是生活的某种似鬼魂般的东西。有时人会像在没有自己意愿的梦中那样被一种惊慌情绪攫住，像一头陷进一张网的不可理解的机械装置的动物那样被一种狂乱出击的运动风暴攫住。警察的纽扣对那位工人施加着这样一种影响，而此刻那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应有尊重的国家机构便着手进行逮捕。
逮捕过程不无反抗和煽动性观点的反复显示。这引起来的轰动迎合了醉汉的虚荣心，一种直到那时为止一直秘而不宣的对同类的满腔厌恶发泄了出来。一场激烈的以求获得价值实现的斗争开始了。一种对他的自我的更崇高的情感与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激烈争辩，仿佛他身体不健壮似的。世界也不健壮；它是一丝不稳定的气息，它不断地扭曲、变换形态。房屋歪斜着从空间冒出来；其间那可笑的、密集的、但却亲如手足的糊涂虫便是人类。我有责任为他们建立秩序，这位不寻常的醉汉这样觉得。整个现场充满着某种闪闪烁烁的东西，事件的某一段道路清晰地向他移过来，但随后墙壁又旋转起来。眼轴就像从头上伸出来的叶柄，而脚掌则紧紧抓住地面。一种奇异的从嘴里向外的涌流已经开始；言语从内心深处泛上来，对于这些言语简直不可思议的是，先前它们是怎样进入那里面去的，它们可能都是些骂人的话。这无法加以严格分辨。外部和内部相互交融。愤怒不是内心的愤怒，而仅仅是激动得狂叫的愤怒的身体外壳。一个警察的脸极慢地趋近一只捏紧的拳头，直至终于流起血来。
但是在这期间警察的人数也翻了三番；人群和急忙奔跑过来的保安人员一道聚拢过来，醉汉已经扑倒在地，拒不接受拘捕。这时，乌尔里希做了一件欠考虑的事。他听见人群里有人说了“亵渎君王”这句话，如今却发现，这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没有能力犯什么亵渎的罪行的，人们应该让他去睡觉才是。他没有多作考虑，但是他向不公正的人们走去。这时那个人大声叫嚷，说是他才不把乌尔里希和国王……——一个警察显然把这一反复的过错归因于乌尔里希多管闲事，便厉声呵斥乌尔里希，要他滚开。可是此君不习惯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国家，只会把国家看作一家理应给人们提供礼貌服务的饭店，他竟不许人家用这样的口吻对他讲话，这出乎意料地使警察们认识到，一个醉汉不够三个警察侍候，所以他们顺势就把乌尔里希也带走了。
一个穿制服的人的手抓住他的胳臂。他的胳臂比这侮辱人的扭抓强有力得多，但是如果他愿意和武装国家权力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拳击比赛的话，大就可以挣脱这只手，所以他终究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客客气气地请求人家让他自己跟他们一起走。拘留所设在警察局大楼里，乌尔里希走进拘留所，他一看见地板和墙壁顿时便想到了兵营；不断被带进去的污秽和粗劣的洗涤剂之间的那种同样的阴沉沉的斗争充斥着这间拘留所。接着，他看到了其中还配有文官统治的象征，两张带一个小柱栏杆的写字台，栏杆上缺了几根小柱，其实是作写字台用的木箱，箱面上铺着撕破、烧焦的布，安放在极低矮的球状底座上并且在费迪南德时代漆过黄褐色油漆，如今油漆剥落，木头雕花上只剩最后几片树叶了。随后，房间里充满着这种浓重的感觉：人们在这里不可以发问，只有等待的分儿。他那位警察在报告了拘捕的原因之后便像一根柱子那样站立在乌尔里希身旁，乌尔里希试图立刻说明情况，这个要塞的警官和司令在护送人员走进来时从他已经写过字的案卷上抬起一只眼来，打量了打量乌尔里希，随后那只眼睛又垂下，这位官员一声不吭地继续在案卷上写着。乌尔里希觉得等候了无穷尽的时间。然后，警官把案卷推到一边，从壁架上拿起一本册子，登记上什么，撒上点沙子，把册子放回，拿来另一本，登记，撒沙子，从一摞相似的案卷里拿出一扎来，然后如法炮制地干了起来。乌尔里希觉得第二个无穷尽正在展开，这期间星辰正常旋转，而他则仿佛不在这世上似的。
从这间公事房经过一扇开着的门便可进入一条通道，禁闭室就在这条通道边上。人们立刻就把乌尔里希的被保护人带到那儿去了，而由于再也没听说他有什么动静，所以他大概是飘飘然进入睡乡了吧；但是可以感觉到正阴森森地发生着别的事件。禁闭室所在的那个过道必定还另有一个入口；乌尔里希一再听到人来人往的沉重脚步声、甩门声、压低的语声，蓦地，当又一个人被押解进来时，响起了这样一个声音，乌尔里希听见这个声音苦苦哀求：“求您发发慈悲吧，您别拘捕我啦！”这声音突然变得尖锐刺耳，而这一声向工作人员发出的、要他发慈悲的呼喊，听起来出奇地不合时宜，几乎令人发笑，因为职能是要实事求是地行使的嘛。警官抬一抬头，眼睛没有完全离开案卷。乌尔里希听见许多只脚猛烈擦地的声音，显然是一些人在用身体推搡一个抗拒着的身体。接着便只听见像是在被人一推后两只脚踉跄行走的响声。随后便是一扇房门砰的一声关上，插销咔嚓一响，这时写字台后面那个穿制服的人已经又低垂下脑袋，空气中笼罩着一片沉默，仿佛已经在一句话后面正确的位置上画上了一个句号似的。
乌尔里希猜测他自己还没为警察的宇宙造就出来，但他似乎猜测错了，因为警官随即又一抬头凝视着他，最后写得的几行字仍还湿乎乎地闪亮着，它们没被吸干，而乌尔里希案件则一下子便显得自一些时候以来就已经归入警署受理的案件之列了。姓名？年龄？职业？住址？乌尔里希受到盘问。
他认为，在还没有哪怕只是谈一谈他有罪还是无罪之前，自己便已陷进一台机器之中，这台机器将他剖析为无个人特色的、一般性的成分。他的姓名，语言中最缺乏想象力、但却最富有情感的词，它们在这里根本不说明任何问题。他的论文在一向被认为是响当当的学术界曾给他带来过荣誉，它们在这里这个世界里并不存在；人家一次也没向他问及它们。他的脸只被看作相貌特征的简要描述；他觉得以前从未想到过自己的眼睛是灰色的，现有的四种官方许可的眼睛之一，这样颜色的眼睛有几百万双；他的头发金黄色，他的身材高大，他的脸椭圆形，特别的特征他没有，虽然他本人对此另有看法。按他的感觉，他个头高大、肩膀宽阔、胸部像桅杆上一张鼓起的帆，一旦他生气、争吵或博娜黛婀偎着他，他身上的各关节便像狭窄的钢肢节那样把浑身的肌肉锁起来；但是一旦他读一本扣动他心弦的书或心头掠过一丝于这世上闻所未闻的无国籍的炽热爱情气息，他便瘦削、温柔、模糊，像一块在水里飘浮的水母那样柔软。所以即便在此刻，他也尚还懂得这些统计资料使个人失去了魅力，而警察机构对他使用的量度和描述方法则像一首撒旦编造的爱情诗那样陪伴着他。其中最神奇的是，警察不仅能够剖析一个人，剖析得他什么也不剩下，而且也会把这些微乎其微的构件又不出差错地装配成他并由此认出他来。要作出这一成绩，只需附加上某种不可衡量的东西，某种警察称之为嫌疑的东西。
乌尔里希突然领悟，他只能凭借清醒的理解才能摆脱自己因愚蠢而陷入的困境。人们继续询问他。他设想，如果在被问到住所时把一个陌生人的住所说成是自己的住所，或者对他为什么做了自己所做的事这个问题回答说，他总是做某种不同于他确实认为重要的事，这将会产生什么效果？但是他做出规矩本分的样子，说出了街道和房屋门牌号并试图编造一种替自己的态度辩解的托词。这时，才智的内在权威以一种极其令人难堪的方式对警官的外在权威表现出无能为力。尽管如此，最终他还是窥见一个转机。当被问及职业，他在回答“私人”的当儿——私人学者他没说得出口——便已经感觉到一束目光盯住了自己，这目光直勾勾地看着他，仿佛他说了“无家可归”似的；但是当他在个人履历里提到父亲并且情况表明，他父亲是上院的议员——这时，这目光顿时便变了样。它还始终带着狐疑，但不知什么东西立刻给乌尔里希一种宛如一个在大海的波涛里来回翻滚的人用大足趾触到了陆地的感觉。他精神为之一振，便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他当即减弱已供认的一切，向这位已处于值勤宣誓状态的权威警官提出要接受警察局长亲自审问的强烈要求，而当这只引起对方微微一笑时，他撒谎——成功地装出自然的神态，很随便地并准备立刻再否认这个断言，倘若人们用这来设置圈套想从他嘴里套问出详细情况的话——自称是莱恩斯多夫伯爵的朋友和人们大概已在报刊上读到过的那个伟大爱国行动的秘书。他顿时便发现，这句话使对方开始进行那种他迄今一直未曾得到过的较为严肃认真的思考，于是便紧紧抓住这个优势。结果就是，这位警官恼怒地打量他，因为既不想承担过分长久扣留这个捕获物的责任，也不想放走他；而由于这时没有更高一级的官员在场，他便想到一个招儿，这一招儿给这位普通的警官开出一份绝妙的证明，证明他从上司处理棘手案卷的样式上已经学了一手。他做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并神色凛然地表示猜测说，乌尔里希不仅犯有侮辱值勤人员和妨碍执行公务罪，而且如果考虑到他声称自己所居的地位的话，也有从事情况不明的、也许是政治方面的勾当的嫌疑，所以他得让自己了解清楚这方面的情况，以便把这件事交警察总局政治司去处理。
所以，不多几分钟以后，乌尔里希便乘坐一辆警察局提供的车辆向夜色中驶去，身边坐着一位不苟言笑的穿便服的警察。当他们驶近警察总局时，被拘捕的人看见二楼的窗户灯火辉煌，因为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最高首脑还在主持召开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所房屋不是昏暗的厩房，而像一个部，他已经呼吸到一股更亲切的气息。他也很快便发现，自己被带到一位值夜班的官员面前，这位官员马上便察觉出，这家被激怒了的市郊机构告发此人实在是瞎折腾；然而，他却觉得从正义的魔掌中释放一个满不在乎自己闯进去的人，这很不合适。于是总局的官员也摆出一副铁机器的神态，向被拘捕者明确声言，说是他欠考虑的行为让人觉得很难对释放负责。被拘捕的人已经把情况陈述了两遍，这一切曾对分局的警官产生过很有利的影响，但是对这位地位更高的官员这就不管事了，可是正当乌尔里希对自己的事已不抱希望的时候，他的这位法官的脸部表情倏地现出一种奇异的、近乎感到高兴的变化。他把告发材料又仔细看了一遍，让乌尔里希又说了一遍自己的名字，问清楚了他的住址，彬彬有礼地请求他稍等片刻，就离开了这间房间。过了十分钟，他又回来，这时的他就像一个想起了什么很开心的事的人，竟出奇地礼貌地邀请被拘留的人跟他走。在楼上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门口他没说什么别的话，只说了句“警察局长先生想亲自和您谈谈”，于是乌尔里希当即便站在了一位从邻近的会议厅里走出来的蓄着分开的络腮胡子的男子面前，这种络腮胡子他曾经见过。他决心用温和的指责把自己的到场解释成为警察分局的一个失误，但局长抢先一步向他表示欢迎说：“误会了，亲爱的博士，警长先生全对我讲过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让您受到一个小小的惩罚，因为——”说到这里他调皮地（倘使对一位官衔最高的警察官员可以用这个词的话）盯着他，仿佛要让他自己猜这个谜似的。
乌尔里希却根本猜不出来。
“伯爵阁下！”局长帮腔。
“莱恩斯多夫伯爵阁下，”他补充说，“不多几个小时之前还火急火燎地向我打听过您呢。”
乌尔里希这才明白了一半。“您不在姓名地址录上，博士先生！”局长用开玩笑的责备口吻解说道，仿佛只有这才是乌尔里希的罪行似的。
乌尔里希一欠身，仪态大方地微微一笑。
“我估计，为了一件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事情您明天必须去拜会伯爵阁下，所以我不忍心用监禁来妨碍您。”铁机器的主人这样结束他小小的玩笑。
人们可以认为，在任何一种别的情况下局长也会觉得逮捕是没有道理的，而警长则是偶然记起乌尔里希的名字不多几小时以前第一次在这所房屋里出现的前后经过，他完全照实向局长描述了事情的经过，所以谁也不曾任意干预过事态的进程。况且伯爵阁下从来就不知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乌尔里希觉得自己应该在发生这起亵渎君王事件之夜的次日去参谒他，并因此而当即成为伟大爱国行动的名誉秘书。莱恩斯多夫若知道这件事的始末根由，恐怕也不会说什么别的话的，而只会说这是由一个奇迹促成的。
四一 拉喜儿和狄奥蒂玛
此后不久，在狄奥蒂玛府上举行了爱国行动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客厅旁边的餐室变成了一间会议室。餐桌被拆开并铺上绿色桌布，摆放在房间中央。象牙白色的部级用纸和各种硬度的铅笔摆在每一个座位的前面。餐具柜已撤走。房间的四角空荡而严峻。四壁光秃得令人敬畏，只有一幅国王陛下的画像，是狄奥蒂玛挂上去的，还有那幅穿紧身胸衣的女人像，这是图齐先生当领事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带回家里来的，虽然它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位女祖先的画像。狄奥蒂玛本来还很想在桌子的一端摆上一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像，但是图齐司长出于礼节方面的考虑在这一天离开家之前曾嘲笑过她。
因为这平行行动一开始应完全以私人面目出现。没有部长或政府要员出席；也没有一位政治家到场；这是有意安排的；一开始在小圈子里只召集了这个思想的无私的仆人们。国家银行总裁，封·霍尔茨科普夫先生和维斯尼茨基男爵先生，上层贵族的几位贵妇，市民福利事业界的知名人士以及忠实于莱恩斯多夫伯爵的“产业和教育”原则的各高等学校、各艺术协会、工业界、本地房地产业和教会的代表将参加这次会议。各政府机关委派不起眼的年轻官员作全权代表，他们在社交方面适合这个圈里的人并且得到自己的首长的信任。这种组成成分符合莱恩斯多夫伯爵的愿望，他想到了一种无拘无束从民众内部流露出来的意愿，但在有了处置种种问题的经历之后便觉得知道人们得与谁打交道，这也是一种很令人欣慰的事。
小侍女拉喜儿自早晨六点起便忙碌开了。她架好了大餐桌，搭接上了两张纸牌桌，铺上了绿色桌布，如今正特别认真地拂拭灰尘并以极大的热情做着每一种繁重的工作。前一天晚上，狄奥蒂玛对她说：“明天我们这里也许将创造世界历史！”拉喜儿高兴得浑身火辣辣的，急切盼望着和女主人一道经历这样一个事件，这对这个事件很有利，因为拉喜儿的黑色小连衣裙下面的身体像迈森瓷器那样惹人喜欢。
拉喜儿十九岁，相信奇迹。她出生在加利钦地区的一所破旧茅草屋里，草屋的房门柱上挂着犹太教经文纸条，地板开着裂口，泥土从裂口冒上来。她受到诅咒，被赶出门外。母亲现出一脸无奈的神色，兄弟姊妹们神色惊恐地冷笑。她双膝跪地苦苦哀求，羞耻感使她的心缩紧了，但谁也帮不了她的忙。一个没良心的小伙子诱奸了她；她不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她不得不在陌生人家里分娩，然后便离开了那个地区。拉喜儿踏上了旅途；绝望随着她乘坐的破旧木板车的轮子一起滚动；哭干了眼泪，她看到她受某种本能的驱使向之逃奔而去的首都像一道大火墙出现在自己面前，她想冲进这道火墙，以求一死。但是，啊，真正的奇迹啊，这道墙分开并接纳了她；从此以后拉喜儿就不曾有过什么别的心绪，她只觉得仿佛生活在金色火焰的内部似的。偶然事件把她引到狄奥蒂玛的府邸，而这位主妇则觉得，既然她逃离了加利钦父母的家，那么因此而来到自己这儿，这便是很自然的事了。在她们彼此熟悉了之后，她有时便给小姑娘讲经常到府上来做客的那些显要人物的情况，拉喜儿能为他们效劳，这是莫大的荣幸；连有关平行行动的情况她也已经向她透露过一些，因为能欣赏拉喜儿的那双眼睛是一大赏心乐事，每听到一些情况那双眼睛便闪闪发光并像金色的镜子那样反射出女主人那容光焕发的形象。
因为小拉喜儿虽然因一个没良心的小伙子而受到父亲的诅咒，但是，尽管如此，她却是一个品行端正的姑娘，简直喜爱狄奥蒂玛身上的一切：她可以早晚梳理的那一头柔软的乌发，她帮她穿上身的那些衣服，中国漆器和印度小雕花桌，四处摆放着的、她一个字也读不懂的外语书籍。她也喜爱图齐先生，最近也喜爱上了那位大富豪，他在到本地后的第二天就拜访了她仁慈的女主人；拉喜儿在前室里满怀热情地像凝视从自己的金柜里爬出来的基督徒救世主那样凝视着他，唯一让她感到沮丧的是，他来拜访她的女主人时没把他的索利曼带来。
但是今天，在一个这样的世界性事件即将来临的时候，她确信一定也会发生什么与她有关的事，她估计这一回索利曼大概会陪同他主人一起来，这是因为这件事场面隆重需要这样做。然而，这一期待却并不是主要的事，而仅仅是恰如其分的纠葛、冲突或阴谋而已，这些东西哪一本拉喜儿为修身养性而读的小说里都不短缺。因为拉喜儿可以读狄奥蒂玛放在一旁的小说，就如同她也可以改裁狄奥蒂玛不穿了的衣服供自己使用。拉喜儿熟练地缝制和阅读，这是她的犹太人遗传特征，但是如果她手里捧着一部被狄奥蒂玛说成是伟大艺术品的小说——这样的小说她最喜欢读——那么，她就当然只如同人们从远距离或在异国他乡观看一个生动的事件那样去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她为她不理解的内心激动驱动、攫住，而自己却说不出个所以然，她很喜欢这样。如果人们派遣她上街或有贵宾来访，她便以同样的方式品味一座皇城的热烈和激动人心的姿态和多得异乎寻常的闪光的单个事件——她直截了当地通过置身于某个受偏爱的位置参与那些事件。她根本不想更好地理解这件事；她早期所接受的犹太教的基本教育、她父母家的那些聪明的格言，她因愤怒而全忘却了并且如今也不需要它们，犹如一朵鲜花不需要用羹匙和叉子去吮吸土地和空气的液汁。
现在她把全部铅笔再次集中在一起，把熠熠发光的铅笔尖端插进桌子边角上的一台小机器里，一摇曲柄，那机器便把铅笔头削得光滑锃亮，即便再削一遍也不会掉下一根细丝来；然后她又把铅笔放回到丝绒般柔软的纸张那儿，每一张纸旁边放三枝式样各异的铅笔，她想到，这台允许她操作的完美的机器来自外交部和皇室，是一个仆人昨天晚上从那儿拿来的，铅笔和纸也是如此。这时已经是七点了；拉喜儿迅速扫视四周，全面检查了一下各个细小环节，便急忙离开房间，去叫醒狄奥蒂玛，因为十点一刻会议就要开始，狄奥蒂玛在男主人离去后还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这几个和狄奥蒂玛一道度过的早晨让拉喜儿感到特别高兴。爱情这个词儿解释不了这个；倒不如用尊敬这个词儿，倘若人们忆及这个词的全部意义的话，转义的敬意如此充盈一个人的心胸，使他直至内心深处都为它所充满并且简直被它在自己心中的特殊位置排挤掉。拉喜儿自从自己那桩在家乡的风流韵事以来便有了一个小女孩，这孩子现在已一岁半，她准时在每月月初的那个星期日把工资的一大部分付给一个养母，她也在这时见上女儿一面；虽然她不疏忽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但是却只把这看作一种偿还旧债，她的情感则还如贞洁的身体没有被爱情开启过的姑娘一般。她走到狄奥蒂玛的床前，目光像一个登山者在晨光熹微中看到微微闪着蓝光的雪峰那样敬慕地掠过狄奥蒂玛的肩头，接着她才用手指触摸那真珠母般细嫩的温暖皮肤。随后她品味手上微妙而错综的气味，这手迷迷糊糊从被子下面伸出来让她亲吻，还带着前一天的香水味道，也带有睡眠的污浊空气味；她把早晨穿的拖鞋向着寻找着的光脚递过去并感觉到了那正在醒来的目光。但是对这个极美丽的女人身体的感官接触对她来说本来本不会如此美妙的，倘若她不是被狄奥蒂玛的道德上的意义完全浸透了的话。
“你给伯爵阁下放上那把带扶手的椅子了吗？在我的座位旁边摆上那只小银铃了？在记录员的位置上放上十二张纸了？还有六支铅笔，拉喜儿，六支，不单单是三支，在记录员的位置上？”狄奥蒂玛这一回说。每听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拉喜儿便在心中对自己所做过的一切又屈指数上一遍，因虚荣心作怪而大吃一惊，仿佛一个生命遭到了危险似的。她的女主人已经披上了一件晨服并走进会议室。她教育拉喜儿的方式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或是放弃什么事，狄奥蒂玛都提醒她注意，人们永远也不可以把这只看作是自己个人的事情，而是必须想到普遍的意义。拉喜儿打碎一只玻璃杯，那么她便会得知，这损失本身完全微不足道，但是这透明的玻璃杯却是日常细小责任的一种象征，这些细小责任几乎不为眼睛所觉察，因为眼睛喜欢盯住更崇高的东西，而正因为如此人们恰恰就必须特别注意这些责任——每逢听到这种部长般的彬彬有礼的教诲，拉喜儿便一边收拾碎片，一边禁不住热泪盈眶，感到悔意和幸福。狄奥蒂玛要求女厨具体思考并认识已犯的错误，自拉喜儿受雇以来，女厨已经更换多次，但拉喜儿却真心诚意地爱听这些绝妙的说辞，就像她爱看皇帝，爱看天主教的葬礼和黑暗中那放光的蜡烛。为了摆脱困境，她有时会撒谎，但事后便觉得很后悔；她也许甚至爱说些小小的谎言，这时，与狄奥蒂玛相比她会感到自己的全部卑劣，但通常只有在她希望有能力私下里迅速把某种虚假变为真实的时候，才允许自己说这样的谎言。
如果一个人在各方面都如此景仰另一个人，那么就会发生这样的事：他的身体脱离自身并像一块小陨石那样坠落进另一个身体的太阳之中。狄奥蒂玛没有挑出什么毛病，亲切地拍了拍小侍女的肩膀；然后，她们便走进浴室，开始为这盛大的节日梳妆打扮起来。如果说拉喜儿搀和温水、让肥皂起泡沫或用浴巾像擦自己的身体那样大胆地擦狄奥蒂玛的身体，那么，这给她带来的快乐却远比打理自己的身体时多得多。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微不足道且不值得信任，她一点也没有哪怕只是以比较的方式去想到自己的身体的意思，当她触摸着狄奥蒂玛那塑像般的丰满躯体时，她觉得自己的心情就像一个农家小伙子当上了一个辉煌而美好的团队的新兵。
狄奥蒂玛就这样为迎接这一盛大的节日作好了准备。
四二 重要会议
规定时刻的最后一分钟刚一摆动过去，莱恩斯多夫伯爵便在乌尔里希陪同下来到。拉喜儿已是满脸绯红，因为到那时为止不断有客人前来，她必须给客人们开门帮他们宽衣，她立刻又认出乌尔里希并满意地注意到，他也不是一位无足轻重的来访者，而是一个把意味深长的关系带进女主人的府第的人，这一点现在正在显示出来，因为他陪伴着伯爵阁下又来了。她步履轻快地走到房门口，庄重地打开房门，此后便在钥匙孔前蹲下，想看一看将会发生什么事。这是一个宽大的钥匙孔，她看见了银行总裁刮掉胡子的下巴、高级教士尼多曼斯基的紫色领带以及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将军的佩剑缨子——他受国防部派遣而来，虽然国防部其实并未受到邀请；尽管如此，它却致函莱恩斯多夫伯爵，声言在一桩如此“高度爱国主义的事务中”，不想置身事外，即便它与这桩事务的起源及其期待中的进程没有直接的关联。而狄奥蒂玛却忘记把这一层关系告诉拉喜儿了，所以看到有一位军官出席会议拉喜儿心情非常激动，但暂时却一点也弄不清楚会议室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期间，狄奥蒂玛已经会见了伯爵阁下，对乌尔里希没显示出多大的注意，因为她正介绍在场的人并且首先把保罗·阿恩海姆博士引荐给伯爵阁下，她解释说，一件幸运的偶然事件把这位著名的朋友引到这儿来了，即使他作为外国人不需要参加各种形式的会议，她还是要请求让他当她的私人顾问；因为——说到这里她立刻添上一句温和而带威胁性的话——他在国际文化领域里以及在这些问题与经济问题的种种联系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关系对她来说是一种无可估量的支柱，说是迄今为止她一直不得不独自一人报导这方面的情况，将来大概也不会很快有人能取代她，不过，尽管如此，她还是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力不从心。
莱恩斯多夫伯爵觉得自己受到突然袭击，自他们的关系开始以来，他第一次对这位平民女友的不策略感到惊讶。阿恩海姆也觉得愕然，像一个入场仪式没让人给安排妥当的君主，因为他曾坚信莱恩斯多夫伯爵知道自己受邀并对此是同意了的。但是狄奥蒂玛此刻满脸绯红并现出一副执拗的样子，她不松口，一如所有在婚姻道德问题上极其问心无愧的女人，在涉及一件合乎道德准则的事情时，她能够施展出女人软磨硬泡的功夫来。
她早就已经爱上了在这期间已拜会过她几次的阿恩海姆，但由于没有经验，她对自己感情的性质懵然无知。他们谈论感动心灵的东西，这心灵使脚掌和头发根之间的肉身显得高贵，并使杂乱的文明印象变成和谐的精神振荡。但是这也已经不简单了，而由于狄奥蒂玛惯于谨慎从事，一辈子都小心翼翼，绝不让自己出乖露丑，所以她觉得这份亲密来得太突然，于是不得不调动起十分高贵的感情来，简直可以说是绝对高贵的感情，那么人们最容易在哪儿找到这种感情呢？在世人将它们安排进去的那个地方：在历史事件里。对于狄奥蒂玛和阿恩海姆来说，平行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那日益增长的心灵交往中的安全岛；他们把在一个如此重要的时刻使他们相聚在一起的那种东西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命运，而且他们之间没有丝毫意见分歧，一致认为这项伟大的爱国行动对于有才智的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机会和责任。阿恩海姆也说这话，虽然他从不忘记补充一句，说是这件事首先取决于强有力的、既在经济领域也在思想领域有经验的人，其次才取决于组织的规模。就这样，在狄奥蒂玛的心目中，平行行动已经密不可分地和阿恩海姆联结在一起了，起先与这个行动联结在一起的思想空虚已经为一种丰富的想象所取代。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蕴含在奥地利精神中的感情宝藏可以通过普鲁士的思想培育而得到增强，这种期望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些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这位无可指摘的女人在邀请阿恩海姆参加成立大会时并不觉得是在搞突然袭击。现在改变主意为时已晚；但是阿恩海姆约莫了解到这层关系，觉得其中有着某种本质上是和解的东西，尽管陷入这种境地使他感到恼火，然而伯爵阁下从根本上来说对他的女友太过友善，除了情不自禁流露出的惊讶之情，是不会有什么更严厉的表示的；他听了狄奥蒂玛的解释沉默不语，在尴尬的小小间歇之后，他亲切地向阿恩海姆伸出手，以自己惯有的那种极彬彬有礼和讨人喜欢的方式向他表示欢迎。其他在场的人多数大概注意到了这个小小的插曲，凡是知道他身份的人也都惊奇阿恩海姆的在场，但是在有良好教养的圈子当中，人们以一切都有其可靠的理由为先决条件，而好奇地探听根由则被认为是没有教养的行为。
其间，狄奥蒂玛已恢复了她那如画般的安详举止，稍过片刻便宣布会议开始并请求伯爵阁下为她的府邸增光，担任会议主席。
伯爵阁下讲话。这篇讲话他已经准备了好几天，他的思维有着太过于坚定的性格，所以未能在最后一刻对讲话内容作什么改动，只来得及把对普鲁士针击着火系统（它在一八六六年比奥地利的前膛炮阴险地抢先了一步）最不加掩饰的影射缓和了一下。“使我们相聚在一起的，”莱恩斯多夫伯爵说，“是这种一致的看法，我们都认为，一种强有力的、来自人民中间的意愿不可以听任其自然发展，而是需要对之施加一种具有广泛远见性的影响，并且是由一个能纵观全局的部门，即由上面来施加这种影响。陛下，我们亲爱的皇帝和主子，将在一九一八年举行造福社会登基七十周年世所罕见的庆祝活动；所以多亏上帝保佑，我们习惯于惊叹他的充沛精力和蓬勃朝气。我们确信奥地利各界感恩图报的民众将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举行这个庆祝典礼，这种方式将不仅向世人显示我们的衷心爱戴，而且也要显示出奥匈帝国坚如磐石般屹立在它的君主周围。”讲到这里，莱恩斯多夫伯爵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提及种种分裂现象，即便在举行皇帝和国王的共同庆祝活动时这块磐石也遭受到分裂了；因为人们不得不考虑到匈牙利的反抗，匈牙利只承认一个国王。所以伯爵阁下本来想说两块磐石，它们岿然屹立；但是即便这种说法也还是没正确表达出他的奥匈国家情感。
这种奥匈的国家情感是一种具有如此特殊性质的东西，以致给一个没有亲身体验过它的人去解释它是什么必定会显得近乎徒劳。它并非由一个奥地利的和一个匈牙利的部分组成，像人们随后就以为的那样相得益彰，而是由一个整体和一个部分组成，也就是说由一个匈牙利的和一个奥匈的国家情感组成，而这第二种国家情感则在奥地利流行，这就使得奥地利的国家情感实际上成了无祖国的了。奥地利人只存在在匈牙利，而且在那里是受人嫌恶的；在家里他自称是在帝国参议会里有席位的奥匈君主国各王国和各州的国民。他并不是带着什么热忱做这件事，而是为了一个他所讨厌的观念，因为他不喜欢匈牙利人，匈牙利人也不喜欢他，这就使事情变得更错综复杂了。所以许多人干脆就称自己是捷克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或德国人，因此便开始了进一步的塌落和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如莱恩斯多夫伯爵所说“对内政策性质的令人不快的现象”，按他的观点它们是“不负责任、不成熟、渴望耸人听闻消息分子的作品”，这些人没有遭到政治上太缺乏锻炼的广大居民的应有的拒绝。听过这番提示之后——关于它们所提及的内容迄今许多知识丰富和聪明的书籍都曾写到过——人们将乐意接受这样的保证：这时候不会，将来也不会去作这可信的尝试，去画一幅历史画并和现实进行竞赛。如果人们发现，二元性（这是专业术语）的种种秘密至少像三位一体的秘密一样难以被人领会，这就完全足够了；因为历史的进程或多或少地到处都像一个有成百个附带条款、附属物、调解和抗辩的法律进程，注意力只应该被引到这上面去。平常人懵然无知地在此间生死，但完全只为了自身的康宁，因为如果他想弄清楚自己被卷入了一个什么样的进程，与哪些律师、附加费用和动机有关联，大概在每一个国家里都会让被追踪的妄想攫住。对现实的理解仅仅是一件历史—政治性思想家的事情。对于这位思想家来说，莫哈奇战役或吕岑战役之后是当代，就如同喝完汤吃烤肉，他熟悉全部记录，每一刻都觉得这是一种有法律根据的必然；如果他竟然像莱恩斯多夫伯爵那样是一位在政治-历史方面训练有素的贵族思想家，而且他的祖父辈、同宗族的人都亲自参与过先期的协商，那么对他来说这结果便像一条上升的线条那样一目了然。
所以莱恩斯多夫伯爵阁下在会议之前便暗自思忖过：“陛下决心给人民以某种共同决定权去处置自己的事情，这还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嘛，本来到处都会出现那种政治上的成熟了，这种成熟是配得上最高当局慷慨给予的信任的。由此可见，人们将不必像猜忌的外国那样，把这种本身该受诅咒的、可惜我们正在经受着的现象看作一种老态龙钟、寿终正寝的征兆，而是不妨把它看作奥地利人民尚不成熟的、因此就是不气馁的青春力量的一种象征！”他本来也想在会议上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的，但是由于有阿恩海姆在场，他没有把自己考虑过的全部想法都说出来，而是仅限于就外国不了解奥地利的实际情况以及对某些令人不快的现象的过高估计作了一番暗示。“因为，”伯爵阁下最后这样说，“如果我们要对我们的力量和团结作出一种不容忽视的陈述的话，那么这样做也完全是符合国际的利益的，因为在欧洲各国大家庭内部的一种成功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敬和尊重别人权力的基础上的。”随后他只是又重述了一遍，说是这样一种天然的有效功率确实必然来自人民之中，因此必须受到上面的引导，而召开这次会议正是为了找到这方面的途径。如果人们想到，不久前莱恩斯多夫伯爵还只是想到了几个人的名字，仅仅是从外部接受了一个奥地利年的思想，那么现在则可以断言事情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虽然伯爵阁下远没有把他所想到的全部讲出来。
在这篇演说之后，狄奥蒂玛讲话，阐述主席的意图。她说，伟大的爱国行动必须有一个伟大的目标，这个目标，正如伯爵阁下所说的，产生自人民之中。“我们今天第一次聚集在这里，我们不是觉得自己有责任就要定下这个目标，而是先聚一聚，建立一个组织，着手收集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建议。”说罢，她宣布讨论开始。
起先，大家都沉默不语。你若将不知道自己会出什么事的不同种和不同语言的鸟儿关进一只共同的笼子里，那么，它们最初也就是这样沉默不语。
终于有一位教授请求发言；乌尔里希不认识他，伯爵阁下大概是在最后一刻让自己的私人秘书邀请这位先生的。他谈历史途径。我们朝前看——他说道—— 一道不透明的墙！我们向左看和向右看：过多的重大事件，没有可辨识的方向！他说是只列举几件事：当前和门第内哥罗的冲突、西班牙人需在摩洛哥经受的艰难斗争、奥地利帝国参议会里乌克兰人的梗阻。但是如果人们向后看，那么像是有命运神奇安排似的一切都有秩序有目标……所以，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都在经历一种神奇指引的秘密。他赞成让一个国家的人民睁开眼睛，让人民自觉地看到天命，办法就是可以要求人民在某种特别庄严的场合……他就只想说这些。这就好比是人们根据同时代人的教育学让学生和教师一道学习，而不是把现成的答案摆在学生的面前。
与会者表情呆滞，却神态亲切地望着那块绿色桌布出神；连代表大主教的高级教士在参加这桩俗务时也像政府高级官员们那样只保持着同样的礼貌等待的态度，没有让自己的脸上流露出丝毫衷心赞同的神态。人们似乎有一种仿佛有人在大街上出乎意料地、大声地并对所有的人讲起话来的感觉；所有的人，也包括那些方才根本什么事也没想的人，随后便都突然觉得：他们正在为实现严肃的、实实在在的目标而努力或者正在滥用街道。教授在讲话的时候一直力图克制拘束，他讲起话来磕磕绊绊、断断续续，仿佛让风呛得透不过气来似的；但现在他等待着，不知自己的讲话会不会引起反响，并不无威严地又在脸上摆出等待的姿态。
在这起意外事件之后，皇室民事办公厅代表迅速要求发言并向与会者介绍在周年纪念年可望从最高当局内库中获得的捐赠和题词的大致情况，这时大家都有一种像是得救了的感觉。先是谈到资助建造一座朝圣教堂和提供一笔捐款支持贫穷的天主教副神甫，随后便是大公爵卡尔和拉德茨基老兵协会，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八年战役中的军人、寡妇和孤儿，接着是一个支持退役下级军官的基金会和科学院，如此等等；这份名单本身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每逢遇到公开显示至高无上者的好意时它总有某个固定的过程和惯常的位置。当这份名单读完时，一位名叫韦格胡伯的女工厂主立刻站了起来，这是一位对慈善事业有重大贡献的女士，她完全不能想象还有什么事比她心里牵挂着的更重要，她向与会者建议搞一个“大奥地利弗兰茨·约瑟夫施汤所”，与会者们面带赞同之情倾听着。只有文教部的代表说，他们部里也有人提出了一个有些相似的倡议，这就是出版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和他的时代》。但是在开了这么一个好头之后会场上又出现了沉默，大多数在场的人都觉得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倘若在来开会的时候问他们是否知道什么是历史性的、重大的或诸如此类的事件，他们一定会给予肯定的回答，但是面对着要创造一个这样的事件，面对着这个急切的要求，他们渐渐地泄了气，他们受一种很自然的本性驱使，在心里小声抱怨了起来。
在这个危险的时刻，已经准备好冷饮点心的狄奥蒂玛毅然中止了会议的进行。
四三 乌尔里希与这位要人首次会晤；在世界历史上没发生任何不理智的事，但狄奥蒂玛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真正的奥地利是整个世界
在休息的时候阿恩海姆发表意见说：组织越广泛，大家提的建议便越分散。这是只建立在理智基础上的当代发展趋势的一个标志。但是全体人民意识到意志、灵感和比理智更深邃的本质，恰恰因此就意味着一种要强制全体人民的巨大决心。
乌尔里希以提问作出反应，问他是否认为这个行动会有什么结果。
“毫无疑问，”阿恩海姆回答，“重大事件永远是一般形势的标志！”今天就出现了这种形势；在某个地方有可能举行一个像今天这样的聚会，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了这次聚会有其深刻的必要性。
乌尔里希说，但是在这方面却有着某种难以区分的东西。譬如说吧，假定最近一出世界著名轻歌剧的作曲家是个阴谋家并且以世界著名的总统自居，凭他深受大家的爱戴这确是可能范畴内的事：那么这是历史的一次跳跃，抑或是精神状况的一种标志呢？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阿恩海姆博士神色凛然地说，“一个这样的作曲家既不可能是个阴谋家也不可能是个政治家；否则，他的音乐奇才便没法理解，而在世界历史上是不会发生任何不理智的事的。”
“可是在世界上却有这么多不理智的事？”
“在世界历史上绝不会有！”
阿恩海姆显然心烦了。在近旁，狄奥蒂玛和莱恩斯多夫伯爵站着进行小声而热烈的交谈。伯爵阁下向女友表示了自己的惊讶之意，居然会在这个具有浓厚奥地利特色的聚会上遇见一个普鲁士人。由于策略上的原因他认为一个异国人在平行行动中担任领导角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虽然狄奥蒂玛指出这种不讲政治私利的做法必定会对外国产生有利和安定人心的影响。但是这时她改变自己的斗争方式并出其不意地扩大自己的计划。她谈到女人的策略，说这策略是一种对感情的自信并且不把社会的偏见放在心上。说是伯爵阁下应该听一听这种呼声。阿恩海姆是个欧洲人，一个在全欧洲知名的重要人物；正因为他不是奥地利人，所以由于他的参与便可证明这样的人物在奥地利倍感亲切，说着她突然提出真正的奥地利是整个世界这个看法。她解释说，只要各国人民在世界上不像奥地利各民族在自己的祖国这样生活在高度的和谐统一之中，世界便不会得到安宁。一个大奥地利，一个世界强国奥地利，在这幸运的时刻她让伯爵阁下想到了这个，这就是平行行动迄今所缺乏的顶峰思想——美丽的狄奥蒂玛楚楚动人、一脸平和地站在她显赫的朋友面前。莱恩斯多夫伯爵还不能下定决心放弃自己的不同看法，但他又一次赞叹这火辣辣的理想主义和这个女人的远大目光并在考虑，与阿恩海姆攀谈会不会比对如此重要的提议立刻作出答复更有利。
阿恩海姆心神不定，因为他预感到会有这场谈话，却不能影响它。他和乌尔里希被好奇的人围住，他们被这位大富翁吸引住了，只听见乌尔里希正在说：“有好几千种职业，人们完全献身于这些职业；那里蕴含着他们的聪明才智。但是如果人们要求他们具有普遍的人性和一切共同性，那么其实只能剩下三样东西：愚蠢、金钱或至多少许宗教的回忆！”“完全正确，宗教！”阿恩海姆断然插话说，并问乌尔里希是否认为宗教已经完全消失、被连根铲除了？他如此响亮地突出“宗教”这个词儿，好让莱恩斯多夫伯爵也听到它。
这期间，伯爵阁下似乎已经和狄奥蒂玛和解了，因为现在他正在这位女友的带引下向知趣地散开的人群走去，并和阿恩海姆博士攀谈。
乌尔里希看到自己一下子成了孤身一人并且可以咬嘴唇了。
他开始——天知道怎么回事，是为了消磨时光还是为了不如此孤寂地站在那儿——回想乘车来参加这次聚会的情景。莱恩斯多夫伯爵让他搭乘了自己的车，作为一个新派人物莱恩斯多夫伯爵有汽车，但是由于他同时也坚持传统，所以他有时也用一辆两匹漂亮栗色马拉的马车，他把这辆四轮轻便马车连同马车夫一道保存了下来，而当总管家来听取指令时，伯爵阁下觉得乘坐这样两头漂亮的、几乎已经是历史性的创造物的马车去参加平行行动成立大会，这样比较合适。“这是佩皮，这是汉斯，”莱恩斯多夫在途中解释说；人们看见蹦跳着的棕色土堆般的马屁股并且有时还看见一个摇曳的脑袋，它有节奏地向一边一晃，泡沫从嘴角飞出来。这些牲口心里在想些什么，这难以理解；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它们在奔跑。也许饲料和奔跑是马仅有的癖好，倘若人们考虑到，佩皮和汉斯是被骟过的，不知道爱情是具体的要求，而只知道它是一丝微风、一抹柔光，有时给它们的世界蒙上闪微光的云彩。对饲料的癖好保存在一只盛有可口燕麦粒的大理石马槽里，在一个有干草的饲草架上；聚拢在温暖马厩的烟雾气味里，含氨的强烈的自我感觉像针那样穿透它那浓郁、平滑的芬芳：这是马！奔跑起来的情形可能就有些不同了。在这方面，这可怜的家伙还和群体联结在一起呢，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一股力注入马群前头那匹领头的牡马之中，于是马群便没命地飞奔起来；因为如果这牲口感到孤单，而无限辽阔的空间又向它敞开着，那么，一阵癫狂的震颤常常会掠过它的脑壳，它无目的地不断飞奔，可怕地尽情飞奔，东奔西突，漫无目的，直至无奈地站住、被人用一碗燕麦诱回为止。佩皮和汉斯是训练有素的驾车的马；它们奔驰，用蹄子拍击被阳光照耀、让房屋围住的街道；对它们来说，人类是一个灰色的群体，这个群体既不传布快乐也不传布恐惧，商店的五光十色的橱窗，容光焕发、光彩夺目的女人，一块块不可食用的草地；沿街的帽子、领带、书籍、钻石：一片荒野。只有厩房和小跑这两个梦中之岛从其中突现出来，有时汉斯和佩皮像在梦中或戏耍中受到一个阴影的惊吓，挤到辕杆边上，挨了一鞭才又抖擞起精神，感激地让缰绳把自己勒住。
莱恩斯多夫伯爵突然在软垫上挺直了身子问乌尔里希：“博士先生，施塔尔堡曾告诉过我，说是您在替一个人说情？”乌尔里希冷不丁没有回过神来，莱恩斯多夫继续说：“您做得很好。我全知道。我是说，没有多少办法，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家伙；但是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有的那种不可理解的个性和需要宽宥的特性常常恰好在这样一个家伙的身上显现出来，而如果人们自己想做点什么重要的事，那么就应该最恭顺地想着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也许可以让他再接受一次体检。”莱恩斯多夫伯爵在马车的颠簸上挺直身子发表完长篇大论之后，便又向后倒在软垫里并补充说：“但是不可以忘记，眼下我们应该把全部力量奉献给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其实，乌尔里希对这位还一直站着与狄奥蒂玛和阿恩海姆交谈的天真的老贵族颇有一点儿好感，而且几乎还有一点妒意。因为谈话似乎进行得很热烈；狄奥蒂玛微笑，莱恩斯多夫伯爵惊愕地睁大着眼睛倾听着，阿恩海姆高贵而从容地讲着话。乌尔里希偶然听这样的话：“在权力范围内获取思想。”他不能忍受阿恩海姆，一般来说，不能忍受这种生活方式，原则上来说，不能忍受这个阿恩海姆样板。这种才智、商业、奢侈生活和博览群书的结合是他极其难以忍受的。他确信阿恩海姆在前一天晚上便在心里全盘算好了，以便在早晨既不作为第一个也不作为最后一个抵达会场；但是，尽管如此，他却肯定没在动身前看过表，而是也许最后一次看了看表，然后就坐下吃早饭并听取他的秘书汇报情况、读他秘书递给他的邮件：这时他已经把可供支配的时间变成他在动身前的内心活动，而如果说他随后无拘无束地沉浸在这一活动之中的话，那么他确有把握，认为它将完全填满这时间，因为正确的事和他的时间通过某种神秘的力量互相关联，就像一件雕塑品和它应摆放于其中的那个房间，或者标枪投掷手和那他看也不看便投中的目标。乌尔里希已经听说过许多有关阿恩海姆的事并读过一些他写的书。在一本他写的书里有这样的话：一个对着镜子端详自己那身西服的人是没有能力采取一种坚定不移的行为方式的。因为那镜子，他这样阐述说，本来是应该给人带来快乐的，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恐惧的工具，就像钟表，它是一种代用品，有了它我们的各种活动便不再自然地交替进行了。
乌尔里希不得不转移自己的视线，使自己不致无礼地盯着邻近的几个人，他的目光便停留在那个小侍女的身上，她在闲谈的人群之间穿行，面带敬畏的神情提供饮料。但是小拉喜儿没注意他；她已经把他给忘了，甚至都没端着托盘给他来送饮料。她已经走近阿恩海姆，把饮料像敬献给神那样敬献给他；当他那只短而安静的手伸出来接过果汁汽水、心不在焉地握住杯子却没喝时，她真想亲吻他的这只手。在这个高潮过去之后，她便像一台迷惘的小自动售货器那样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并迅速退出这间人人都在走动和交谈的世界历史性的房间，重又走进外面的前室。
四四 重要会议的继续和结束；乌尔里希喜欢拉喜儿；拉喜儿喜欢索利曼；平行行动有了一个固定的组织
乌尔里希喜爱这类姑娘，她们虚荣心重，举止有礼，在她们那有教养的畏缩态度方面就像小果树，有一天那成熟甘甜的果汁会掉进一位年轻情郎的嘴，如果他屈驾启开双唇的话。“这种姑娘一定像石器时代的女人那样勇敢和顽强，她们夜晚分宿军营，白天在行军途中背负兵士的武器和家用器具。”他心中暗想，虽然他自己除了在往昔男性觉醒的最初岁月以外，从未在这样的战争小道上走过。他叹息着坐下，因为会议又开始了。
在回忆时他注意到，人们让这些姑娘们穿在身上的黑白相间的礼服和修女服有着同样的颜色；他第一次发现这一点，他对此感到惊讶。但是这时神妙的狄奥蒂玛已经在讲话，她解释说：平行行动必须以一个伟大的标志为最高峰。这就是说，它不能随便定一个在广泛的范围内可以看得见的目标，哪怕它很有爱国主义的特色。这个目标必须打动世人的心坎。它不仅注重实际，而且必须有诗意。它必须是一个里程碑。它必须是一面镜子，世人一照这面镜子便会脸红。不仅脸红，而且像在童话里那样看到了自己真正的面容并不再将它忘怀。伯爵阁下为此而提出了和平皇帝的倡议。
既然已经有言在先，我们就不能不看到，迄今所讨论过的建议都是不符合这个精神的。如果说她在会议的前半段说到象征，那么当然不是指施汤所，而无非是指重新找到那种由于变得极其不同了的人的利益而已经丢失了的统一的人性。于是，不由得便产生这样的问题：当前的时代和今天的各族人民压根儿是否还有能力提出这样的极其重要的共同的思想？大家所提的建议全都是很好的建议，但是我们的意见有很大分歧，这表现在，这些建议中没有一个拥有关键性的起统一作用的力量。
在狄奥蒂玛讲话的时候，乌尔里希观察阿恩海姆。但是引起他恼怒的不是一个个具体的相貌特征。而是整个儿这个人。虽然这些具体的特征——腓尼基人的坚硬贵族商人脑壳，轮廓分明、但像是由于材料太少因而造得扁平的面庞，英国男服裁缝式的沉静，露在那一身西服外面的，是那双手指有些太短的手——真是够显著的了。激怒乌尔里希的，是一切均处于这种良好的关系之中。阿恩海姆的书也具有这种自信心；只要阿恩海姆观察了世界，世界就有了秩序。就在他在一旁观看此人怎样尽心竭力装作注视他们不得不参与的愚蠢进程的当儿，一种想用石头或街头污物扔向这个在完美和财富中长大的人的满街游荡的恶少般的念头在乌尔里希心头油然而生；他简直像一个行家那样品味着这些愚蠢的进程，这行家的脸在说：我不愿意说得太多，但是这是个相当高贵的家伙！
这时，狄奥蒂玛已经讲完话。就在休会后，他们刚刚又坐下来的时候，从所有在场人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确信现在会有结果了。没有哪个人在此期间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大家都持一种期待着发生什么重要事情的态度。这时，狄奥蒂玛结束她的讲话——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当前的时代和今天的各族人民压根儿是否还有能力提出这样的极其重要的共同的思想，那么人们必须并且可以添上一句：提供这种拯救的力量！因为这是一种拯救。一种拯救性的发展。简短说：即使人们还不能确切想象这种发展。它必须来自全体，要么压根儿就不会来。所以她在征询了伯爵阁下的意见后冒昧地提出如下的建议作为今天会议的终结：伯爵阁下正确地注意到，其实政府各大部已经按其主要观点把世界分成宗教和教育、商务、工业、法律等等这样的部门。如果人们因此而决定建立各委员会，让这些政府部门委派一人来领导这些委员会，并选派各主管群众团体的代表协助委员会工作，那么，人们就要建立一种结构，它已经有序地含有世界上主要的道德力量，这些力量能够涌进这种结构并在其中得到筛分。然后将在总委员会里作最后的综述，而这种结构则还需由几个特殊的委员会和下属分委员会来加以补充，譬如一个宣传委员会、一个筹款委员会等等，而她本人则想自告奋勇负责筹建一个进一步研究基本思想的精神委员会，当然要与所有其他委员会取得协调一致。
大家又沉默不语，但这一回心情轻松。莱恩斯多夫伯爵不时点头。有人为充实理解而问，这个如此设想好的行动如何体现出奥地利特色来呢？
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将军站起来回答，而在他之前的所有发言者都是坐着讲话。他说，他深知士兵在会议室里应该扮演一个谦逊的角色。但是如果他还是要讲话的话，那么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插手于对迄今所提出的建议的无与伦比的评论，这些建议都是很好的。然而我仍想在最后听凭下面这个思想接受一次友好的检验。计划好的意向显示应该对外部产生影响。但对外部产生影响的，是一国人民的力量。欧洲国家大家庭里的形势，如伯爵阁下所说，也表明一个这样的意向显示肯定不会是毫无意义的。国家的思想就是权力的思想嘛，这是特赖奇克[18]说的；国家就是在国际斗争中保存自己的力量的权力。如果他提醒大家记住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记住这种因议会的漠不关心而使我们的炮兵建设以及舰队建设所处的状况，那么他也只是在触动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伤口。所以他请大家考虑一下，万一找不到别的目标，现在情况当然还不是这样，那么大众广泛关注陆军和陆军装备问题倒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你若要和平，首先当备战！人们为和平而发展的力量可以防止战争或者至少缩短战争的时间。所以他可以肯定地说，这样一项措施也能起到使各国人民和解的作用，并成为一种给人深刻印象的和平意向的显示。
这时，会议室里出现了某种怪异。大多数与会者起初都有这样的印象，觉得这些话与他们这次聚会的本来的任务不相称，但是当将军越讲声音越洪亮时，这听起来就像排列整齐的步兵大队那种使人镇静的行军步伐。平行行动的“比普鲁士好”这个本意羞羞答答地显现了出来，仿佛远处一个团部小乐队吹响了向土耳其人进军的奥伊盖尼乌斯亲王的进军号。可是话说回来，倘若这时伯爵阁下，不过他根本就有这个意图，站起来建议人们让那位普鲁士兄弟阿恩海姆来领导这个团部乐队，那么人们在这种自己所处的不明确的内心的情绪高昂的状态中准保会以为在胜利者的桂冠里听到了欢呼声，也就几乎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
在钥匙孔上，拉喜儿发出信号：“现在他们在谈论战争！”
她之所以在休息快结束时回到了前室，也有一点儿是因为这一回阿恩海姆真的把他的索利曼带来了。由于天气变坏，这小黑人便拿着一件大衣跟随在他主人的身后。拉喜儿给他开门时，他做了一副小鬼脸，因为他是一个被惯坏了的年轻柏林人，女人们以一种尚还让他感到不知所措的方式宠爱他。但是拉喜儿曾以为人们必须用黑人语言与他交谈，压根儿就没想到可以试试讲德语；由于她无论如何也要表述自己的心思，便干脆用胳臂搂住这个十六岁男孩的肩膀，把他带进厨房，推给他一把椅子，让他随便吃点心喝饮料。她一生中还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情，当她从桌旁站起来时，她的心怦怦跳，仿佛糖在研钵里被捣碎似的。
“您叫什么？”索利曼问，他会讲德语！
“拉喜儿！”拉喜儿说完便匆匆离去。
这其间，索利曼在厨房里享用了点心、葡萄酒和小面包，点燃了一根香烟，和女厨师交谈了起来。当拉喜儿服务完毕回来时，这刺痛了她的心。她说：“那里面马上又要讨论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啦！”但是这没给索利曼留下什么印象，女厨师是个上了岁数的人，她哈哈大笑。“这也可能会变成一场战争的！”拉喜儿激动地补充说，说是事情几乎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她的这个钥匙孔报告极大地增加了紧张气氛。
索利曼仔细倾听。“有奥地利将军在场吗？”他问。
“您自己去看嘛！”拉喜儿说，“是有一个。”说罢，他们一起向钥匙孔走去。
在那里，目光时而落在一张白纸上，时而落在一个鼻子上，时而一个大阴影从一旁走过，时而一枚戒指闪闪发亮。生命分解为光亮的细节；他看见绿色的布像一块草地那样伸展；一只白手随意安放在什么地方，像蜡像陈列馆里的蜡制手；如果他们完全斜着往里看，便可以在一个角落里看见将军佩剑上的金缨子闪闪烁烁。连被惯坏了的索利曼也显得心情激动。生命童话般地、阴森森地增长，透过一个门缝和一种想象去看。这弯腰弓背的姿势使血液在耳朵里嗡嗡作响，门后的语声时而轰隆隆如岩块落地，时而又像在涂了肥皂的厚木板上滑行。拉喜儿慢慢直起身来。土地似乎在她脚下升高，事件的精神把她围住，仿佛她把脑袋钻到一块魔术师和摄影师利用的黑布里了。接着，索利曼也直起身来，血液颤动着从他们的脑袋里向下沉降。小黑人微微一笑，蓝嘴唇后面顿时闪现出一口鲜红的牙龈。
就在前室里的这一秒钟在很有影响的人物们挂在墙上的外衣之间像吹喇叭那样缓缓消逝的当儿，在会议室内部，在莱恩斯多夫伯爵说应该万分感谢将军先生的极其重要的倡议，但暂且还不想讨论实质性问题而是只想确定基本组织原则之后，大家精神振奋，只等会议作出决定。但是，除了需按政府各部想法要点使计划适应世情外，还需作出一个最后决议，其内容是，与会者们一致同意，一俟通过他们的行动人民的愿望已经得到证实，便立刻向陛下陈述这种愿望并极恭顺地请求拥有出于至高无上的仁慈届时将筹集好的资金，以便从物质上确保该愿望的实施。这样做的优点是，人民能够给自己——然而却是通过至高无上的斡旋意志——定下那个被认为是最庄重的目标，而且这是按伯爵阁下的特殊愿望决定的，因为虽然只是一个形式问题，他却觉得这是至关重要的：人民做任何事都不单单从自身考虑出发、都不是没有第二个符合宪法的因素，也并不尊敬这个因素。
其他与会者大概没怎么太认真看待这件事，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就没什么要反对的。会议最后作出一个决议，这是对头的。因为人们最后是否动刀子了结一场殴斗或者在一首乐曲结束时是否用十个指头同时敲打几下琴键，或者男舞蹈者是否向他的女士鞠躬，或者人们是否决定作出一项决议：如果一个个事件无声无息悄悄溜走，不在最后再次毫不客气地使人确信它们已经发生，那么这就会是一个叫人感到莫名恐惧的世界；所以人们作出一项决议。
四五 两座山峰的沉默相遇
当会议结束时，阿恩海姆博士不引人注意地巧施手腕，让自己作为最后一个留下，这是狄奥蒂玛的主动提议；司长图齐遵守一个君子协定，肯定不会在会议结束之前回到家里来。
在客人们离去和巩固残局之间的这几分钟里，在从一个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的期间——这不时为小小的、横插进来的指示、考虑和一个刚发生的重大事件留下的不安所打断——阿恩海姆一直面带微笑目视着狄奥蒂玛。狄奥蒂玛觉得自己的寓所处于颤动之中；所有为了这个事件的缘故而不得不离开了自己原来的位置的物件如今一一依次返回原地，这情形，就仿佛一个巨浪从无数小坑和沟渠里涌出后如今又在沙滩上缓缓流淌。就在阿恩海姆神态高雅地默默等候直至她以及她四周的这种运动又平静下来的当儿，狄奥蒂玛回想起，尽管有许多人经常出入她的府第，但是除了图齐司长以外，还从未有一个男人和她一道这样单独待在家里，以至于让她感觉到这空荡寓所的那种无声的生活。蓦地，她的贞洁被一种极不寻常的想象搞乱了；她觉得，这个连她丈夫也不在的、变得空荡荡的寓所像一条阿恩海姆已经穿在身上的裤子。是有这样的时刻的，它们可能会像黑夜的畸形产物，发生在最贞洁的人身上，一种灵魂和肉体完全成为一体的爱情，这种爱情的奇异梦幻在狄奥蒂玛的心头闪现。
阿恩海姆对此懵然不知。他的裤子与锃亮的镶木地板构成一条无可指摘的垂直线，他的燕尾服、他的领带、他那颗安详微笑的高贵的脑袋不说话，它们是如此的完美无缺。他本来曾打算为来时的意外事件责备狄奥蒂玛并为将来作些预防措施；但是在这个时刻却有着某种东西，它使这个和与他同样地位的美国金融巨头来往并受到过皇帝和国王们接见的人，使这个大富豪，使这个能用白金抵偿每一个女人的大富豪没提出责备，反倒着了魔似的凝视着狄奥蒂玛，凝视着这个其实叫埃尔梅琳达，甚至只叫赫尔米娜·图齐并且只不过是一位高级公务员的妻子的狄奥蒂玛。在这里必须再次使用灵魂这个词儿来解释这种某种东西。
这是一个已经频繁出现的，但却不是恰好在最清楚的关系中出现的词儿。譬如作为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丢失了的或者与文明不协调的那种东西；作为与身体的欲念和婚姻习惯相悖的那种东西；作为将通过平行行动而获得解放的那种东西；作为被一个杀人犯不仅仅是勉强激发出来的东西；作为莱恩斯多夫伯爵的宗教思考和在神奇的雾中思考的东西；作为许多人的那种对譬喻的爱，如此等等。但是在灵魂这个词儿的所有特性中，最最奇特的却是，年轻人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没有一个不笑的。连狄奥蒂玛和阿恩海姆也对贸然使用这个词儿有所顾忌；因为有一个伟大的、高尚的、怯懦的、勇敢的、卑劣的灵魂，这还好说，但是直截了当地说我的灵魂，这就难以启齿了。这是一个对上了岁数的人来说有鲜明特色的词儿，而这只可以被理解为，人们假设在生命的过程中有某种东西必须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可以被人感觉到，人们迫切需要为这种东西找到一个名字，却一直没找到，最后便终于很勉强地用了这个本来就遭鄙薄的名字。
那么人们该如何描述它呢？人们可以随意站住或行走，重要的不是人们在眼睛和鼻子底下拥有、看见、听见、期望、抓取、克服什么。它作为地平线，作为半圆形体出现在前面；但是连接这个半圆形体的两端的是一个弦，这个弦的平面从正中央穿过世界。前面，脸和手从这个平面向外探出，感觉和努力在它前面奔走，没有人怀疑：人们在那儿所做的事永远是合理的或者至少是感情强烈的；这就是说，外部关系以一种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的方式要求我们采取行动，抑或如果我们囿于强烈的感情做出不可理解的事，那么毕竟连这也有其自己的方式方法。但是不管一切显得多么完整和自成一体，却总是伴随着一种模糊的感觉：这只是某种不完全的东西。有些缺乏平衡，于是人就向前推进，为了不致摇晃，一如走钢丝演员所做的那样。由于他渗入生活并在身后留下生活过的痕迹，尚有待去生活的和已生活过的便形成一堵墙，于是他的道路最后便像木头里的一条蛀虫的路，这条蛀虫可以随意曲折而行，甚至也可以折回，但总是在自己身后留下空洞的空间。从一切填塞物之后一个模糊不清的、被切断的空间的这种可怕的感觉上，从即使一切已是一个整体但仍还一直短缺的这一半上，人们最后终于觉察到了这种人们称之为灵魂的东西。
此外，人们当然还会随时思虑、预感、感觉到它；在各种极不同的替代物中，并各按其禀性不同而有所不同。在青年时代作为人们在做一切事时的一种清楚的无把握的感觉，虽然这件事做得对。在老年时代便作为惊讶的感觉，人们只做了本来计划要做的事中多么少的一部分啊。在这两者之间则作为一种慰藉，原来人们竟是该死的、能干的、正直的家伙，即使并不是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有具体而正当的理由；抑或世界也不是像它所应该的那样，致使到头来人们所失误的一切还会形成一种公正的均衡；最后有些人甚至会超越一切地想到一个神，这个神在口袋里装着他们所缺少的一切。只有爱情在这方面占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在这种例外情况下那第二个一半会被遮没。那个亲爱的人似乎站立在平素经常短缺什么东西的那个地方。灵魂几乎可以说是背靠背地联合起来，并使自己成为多余。因此大多数人在青年时代的一段大的恋爱经历消逝之后便不再感觉到灵魂的缺少，这种所谓的蠢事便是在完成一项值得花费工夫的社会任务。
狄奥蒂玛和阿恩海姆都不曾爱恋过哪个人。狄奥蒂玛的这个特点人们是知道的，但是这位金融巨头也拥有一个在扩大了的意义上的贞洁的灵魂。他一直都害怕他在女人身上激起的情感可能不是为他而发而是冲着他的金钱而来，所以只和也不要他付出情感只要他付钱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他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朋友，因为他担心自己的信任被人滥用，而是只有生意上的合伙人，即使这种生意上的交换是一种精神的交换。所以当他遇见命运为他选定的狄奥蒂玛时，他老谋深算，具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但却贞洁并处于独身的危险之中。蕴藏在他们心中的神秘力量互相碰撞。这只能与信风的吹拂，与海湾洋流，与地壳的火山震荡波相比；极大地胜过人的力量的、与星星相似的力量运动了起来，从一个人传动给另一个人，超越时日的界限；无法测度的流动。在这样的时刻里，讲什么话是完全无所谓的。从熨出的垂直裤褶儿向上，阿恩海姆的躯体似乎如高山般孤单屹立；通过山谷里的波浪与他联合在了一起，浑身闪着孤独光亮的狄奥蒂玛站在另一边，身穿时尚的连衣裙，这连衣裙在上臂形成皱裥，在胸脯上开出一个富于艺术性的褶皱口子并在腘窝下面又贴紧小腿肚。门帷上的玻璃绦带像池塘一样闪闪发亮，墙上的梭镖和箭颤悠悠发出装上羽毛的、致命的激情，而桌上的卡尔曼莱维出版的文集则像柠檬小树林一样缄默不语。我们怀着敬畏略过开始时所说的话。
四六 理想和道德是填满被人们称为灵魂的这个大窟窿的最好手段
阿恩海姆首先摆脱这股魔力。因为按他的观点，较长时间滞留在这样一种状态不可能不使人要么向下沉落去作一种含糊、无内容、安详的思考，要么把一个固定的思想和信念的框架强加于这专致凝神，而这种框架却不再与专致凝神有着完全相同的本质。
这样一种手段虽然杀死灵魂，但随后似乎将灵魂保存在小罐头里供普遍使用，它向来就一直是灵魂与理智、信念和具体行动的结合，所有的道德、哲学、宗教便都是成功地照本宣科的。这样说来，真是天知道，究竟什么是灵魂！只听从灵魂的劝告，这一强烈的愿望留下一个无法测度的活动余地，一种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对此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怀疑，而且人们有实例，证明几乎可以说从化学角度看，纯洁的灵魂在肆无忌惮地犯罪。一旦与此相反地，一个灵魂有了道德或宗教、哲学、职责和美的领域里的加深了的市民教育和理想，它便得赠一套规章、条件和施行条例，灵魂必须先执行这一套，然后才可以想到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灵魂，而它的火焰则像一座高炉的火焰那样被引入美丽的长方形沙盘之中。然后，基本上就只还剩下合乎逻辑的问题有待解释，即这一类问题：一个行动是否会受到这一戒律或那一戒律的约束，而灵魂则对大战后的战场一目了然，死者静静地躺在那里，人们立刻就能发现哪里还尚存一息生命。所以人便尽可能迅速地实行这一过渡。如果他像青年时代有时会出现的那样受到信仰方面的忧虑困扰，那么他便立刻转向迫害无信仰的人；如果他受到爱情的惊吓，便使爱情成为婚姻；而如果他被一种什么别的兴奋情绪攫住，便避开长久生活在这种激情中的不可能性，办法就是，他开始为这种激情而活着。这就是说，他用为自己的理想状态所做的工作，用众多达到目的的手段、障碍和可以可靠地担保自己永远不需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意外事件，不是度过他的理想状态的，而是他每个日子的众多时刻——每一个这样的时刻都需要一种内容和推动力。因为只有傻瓜、精神病人和有固执念头的人才能长久坚持住这生气勃勃的激情；健康的人不得不满足于发表声明，说是没有一丝儿这种神秘的激情他便会觉得生命没有了生命的价值。
阿恩海姆的生活充满活力；他是一个讲现实的人，他面带友好的微笑并且不无感受力地倾听老派奥地利人的良好社交辞令，人们在这个他亲身参加的会议怎样谈到了一个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施汤所和责任感以及军事进军之间的关系；他丝毫没有像乌尔里希所做的那样对此进行取笑的意思，因为他确信，能理解伟大的思想远不如承认这样寻常而有些可笑、外貌好看的人是理想主义的动人核心显得更有勇气和优越性。
但是当狄奥蒂玛，这个带有一种维也纳人优势的古希腊罗马式女子在讲话中间提及世界-奥地利这个词儿，一个像火焰那样灼热和违反常情的词儿，某种情感袭上了他的心头。
人们讲述过一则有关他的故事。他在自己柏林的寓所里有一个厅，厅里摆满了巴罗克式的和哥特式的雕塑品。可是不同于天主教教会（阿恩海姆极其爱戴它）往往用很幸福的、甚至欣喜若狂的姿势来塑造它的圣徒和行善的先驱。那里的圣徒们则在各种状态中死去，灵魂拧一个个肉体犹如拧一件衣服，好像要拧干这件衣服的水。胳臂和扭转的脖子那如军刀般交叉的姿态，脱离了它们原来的环境并在一间陌生的房间里联合了起来，给人以精神病院里紧张症患者大聚会的印象。这一套收藏受到高度评价并把许多艺术学者引到阿恩海姆这里，使他得以与他们进行学术交谈，但是他也常常只身一人坐在厅里，于是心情便完全不一样了；他心中有一种像面对一个半癫狂世界的具有惊恐性质的惊讶感觉。他觉得，在道德中本来曾燃烧过一团难以描绘的火，连他这样一个有才智的人一看到这团火也不能有更多的作为，只有死死盯住这堆已烧尽的煤的分儿。全部宗教和神话通过讲述各种法律最初是由诸神赠送给人类而所表达的东西的这种模糊的现象，对灵魂的一种叫人感到无名恐惧，而势必令诸神感到喜爱的早期状态的约莫了解，这随后便在他那平素沾沾自喜展开的思维的四周形成一圈奇异的不安的痕迹。阿恩海姆有一个助理园丁，一个据他所称极纯朴的人，他常常和此人谈论花卉的生命力，因为人们从这样一个人那儿可以比从学者们那儿学到更多的东西。直至有一天阿恩海姆发现这位助理园丁偷他的东西。甚至可以说，他简直是在拼命弄走他到手的一切东西，并且把变卖所得的进款储蓄起来，以便使自己能独立自主，这是日夜盘踞在他心头的唯一念头；但是有一回丢失了一件雕塑品，叫来帮忙的警察搞清楚了来龙去脉。在阿恩海姆获悉这一发现的那个晚上，他让人把此人叫来，为他误入强烈获利欲望的歧途而责备了他整整一个晚上。人们讲述说，当时他自己很激动，有时简直快要躲进旁边一间黑暗房间里去哭泣。因为他羡慕这个人，出于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原因；第二天早晨他让警察把他带走。
这则故事得到了阿恩海姆的亲近朋友的证实，而这一回他的心情也和这相似，他和狄奥蒂玛单独站在一个房间里并感觉到某种像这四壁的周围世界在熊熊燃烧似的东西。
四七 把我们大家分开的，全集于阿恩海姆一身
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狄奥蒂玛的客厅里宾客盈门、热闹非凡。人们来这儿，为了打听有关平行行动的最新消息，为了看看这位新的人物，据说狄奥蒂玛已经委身于此人，这是一个德国大富豪，一个富有的犹太人，一个怪人，此人写诗、控制煤炭价格并且是德国皇帝的私人朋友。不仅莱恩斯多夫伯爵圈里的和外交界的女士们和男士们来了，经济和文化界的平民人士也显示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于是乎，相互还从未听见过什么音讯的埃维语专家和作曲家，企业家和神父，一听到Kurs[19]这个词儿便会想到竞赛路程、交易所行情或研究班课程的人，他们碰到一起了。
但是这时却发生了一桩从未有过的事情：有一个人，这个人和每一个人都谈得来，而这个人就是阿恩海姆。
由于在第一次正式会议开始时那个难堪的印象，从此以后他便躲开各种正式会议，但是他也不总是参加社交聚会，因为他经常不在城里。秘书职位一事当然不再谈论了；他自己就曾向狄奥蒂玛说明这个想法不合适，他也不宜当这个秘书，而狄奥蒂玛虽然一看乌尔里希便总觉得他是个篡位者，但还是听从了阿恩海姆的意见。他来了又走了，三天或五天悄然逝去，他从巴黎、罗马、柏林返回；狄奥蒂玛府上所发生的事，只是他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断。但他喜爱这个片断并且全身心地沉浸其中。
他能够和大工业家们谈工业，和银行家们谈经济，这可以理解，但是他居然能够一样无拘无束地闲谈分子物理学、神秘主义或射鸽。他是个非同一般的演说家；他一旦讲起话来，便很少会轻易停下，犹如只有要说的话全说出来之后人们才能结束一本书；但是他有着一种平静、雅致、流畅的讲话方式，一种几乎对自己感到忧伤的方式，宛如一条两边都是幽暗灌木丛的小溪，而这便仿佛赋予多讲话以某种必不可少的性质。他的博览群书和他的记忆力确实已经达到异乎寻常的程度；他能够向专门家们发出他们那个知识领域里的最准确的提示语，但同样也熟知英国、法国或日本贵族社会的每一位重要人物，并了解不仅欧洲的、而且也包括澳大利亚和美国赛马场和高尔夫球场的情况。就这样，连来看一个怪诞犹太富翁的猎羚羊者、驯马者和宫廷剧院固定包厢拥有者们也都会怀着敬意摇一摇头，离开狄奥蒂玛的府邸。
有一回，伯爵阁下把乌尔里希拉到一边并对他说：“您知道吗，上层贵族在最近几百年里和他们的家庭教师打交道尽碰上倒霉事儿了！从前这都是些后来大部分都进入百科全书的人物，他们一道带来了音乐和图画教师，为了表示感激便做了人们今天称为我们的古老文化的事情。但是自从有了新的和公共的学校，自从我这个圈子里的人，请您原谅，获得博士头衔，家庭教师们不知怎么就变坏了。我们的青年人射野鸡和野猪，骑马，寻觅漂亮女人，他们做得对嘛——如果人家年轻，那么对此就没什么可以说三道四的；但是从前家庭教师们把这种青春活力的一部分引导到让人们既爱护野鸡也爱护精神和艺术上去了嘛，而今天就缺少这种东西。”伯爵阁下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他有时就会想起这样的事情来；他突然完全向乌尔里希转过身去并最后说：“您瞧，这就是这灾难性的一八四八年，是它把平民和贵族分隔开来使双方受到损伤！”他神色忧郁地望着大家。每逢议会反对派的演说中发言人吹嘘平民文化，他总感到恼火，并巴不得看到在贵族身上找到真正的平民文化；可是可怜的贵族却觉得它没什么意思，它是一件贵族看不见的武器，人们用这件武器打击贵族，而由于贵族在这种事态发展过程中丧失了越来越多的权力，人们最后便到狄奥蒂玛这儿来探个究竟。所以有时他观察这里的活动，便总是感到忧心忡忡；他多么希望看到人们会以比较严肃的态度看待机会赋予这所宅第的使命。“阁下，今天平民阶级和知识分子们的情况与当初上层贵族和自己的家庭教师们的情况完全相同！”乌尔里希试图安慰他，“这是上层贵族所不熟悉的人。噢，您请看，大家多么惊叹这位阿恩海姆博士。”
但是，莱恩斯多夫伯爵在整个这段时间里都只注视着阿恩海姆。“顺便说及，这已经不再是什么精神，”乌尔里希就这种惊讶之情发表见解说，“这种现象像一条虹，人们能够抓住这条虹的脚并真正地触摸它。他谈论爱情和经济，化学和皮划艇竞赛，他是一个学者、一个庄园主和交易所经纪人；一句话，把我们大家分开的，全集于他一身了，所以我们才感到惊讶。阁下您摇头？但是我确信，没有人往里看一眼的所谓的时代进步之云已经把他搬上舞台了。”
“我并不是因为您而摇头，”伯爵阁下纠正说，“我是想到了阿恩海姆博士。总而言之，人们必须承认，他是一个有趣的人物。”
四八 使阿恩海姆出名的三个原因和整体的秘密
但是，这一切都只是阿恩海姆博士这个人物的寻常效果。
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他的活动扩展到地球上的各大洲，涉及知识的各个领域。他什么都懂：哲学、经济、音乐、世情、体育。他流利地操五门语言。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家是他的朋友，明天的艺术他今天便提前收购，以还没有被抬高的价格。他出入皇室宫廷并和工人们交谈。他拥有一幢最现代风格的别墅，它的照片作为现代建筑艺术的样板被刊登在各种杂志上，他在最贫瘠的边界地区的某块贵族领地上也拥有一座破旧宫殿，它看上去简直就像普鲁士思想的腐朽摇篮。
这样的扩展和接受能力是很少会有什么特出的成就的；但是在这一点上阿恩海姆也是例外。他每年一两次躲进自己的庄园，在那儿写下自己的人生经验。他已经撰写了一大批这样的书籍和文章，它们都很走俏，出了许多版次并且被译成许多种语言；因为对一个患病的医生人们没有信任感，但是一个善于照料好自己的人有什么话要说，这当中准保会有某些真东西。这是他出名的第一个泉源。
第二个泉源发源于科学事业。科学在我们这儿享有很高的声誉，这是对的；但是即使科学事业确实完全占据了一个人的一生，人们献身于肾功能的研究，那么，也总会有某些时刻——不妨可以说是人道主义的时刻吧——有必要提醒人们注意肾和全民族的关系。所以，在德国，歌德频频受到引证。但是如果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想以完全特殊的方式显示他不仅有丰富的知识而且也有生动活泼、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那么，证明自己的最好办法是拿出一些作品来，熟悉这些作品不仅让人觉得是件荣耀的事，而且还会给他带来更多的荣耀，犹如一种正在升值的有价证券，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保罗·阿恩海姆著作中的引文便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他为了支持自己的一般性观点而涉足各个学术领域，这种做法当然并不总是符合种种最严格的要求。它们分明表明他轻松自如地便拥有了广博的知识，可是专家却必然会发现其中那些小疏漏和误解，从这上头人们分明看得出这是一件半瓶醋作品，就如同从针脚上就可以将一件由家庭女裁缝所做的衣服和来自地道的时装店的衣服区别开来。不过绝不要以为这会阻碍专家们钦佩阿恩海姆。他们沾沾自喜地微微一笑；作为具有某种完全现代气息的人，作为一个所有报纸都在谈论着的人，他令他们感到敬佩，他是一位经济巨头，与上了岁数的巨头们在精神领域里的成就相比，他的成就毕竟是卓越的，而如果他们还可以补充说明他们在自己的领域显示出某种与他极不相同的东西的话，那么，他们只会对此表示感谢，称他为一个有才智的人、一个天才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全才，这在专家们中间就好似在男人们中间议论一个女人，说她是一个符合女人口味的美人儿。
阿恩海姆出名的第三个泉源是经济。他和经济界的年老的、有航海经验的船长们的交情都不坏；如果要和他们洽谈一大笔生意，他便做出最精明的商人的样子。他们虽然不怎么瞧得起作为商人的他，并称他为“太子”以区别于他的父亲，后者尽管舌头又短又厚讲话不利索，却能在极广泛的范围内和从极细微的征兆上嗅得出什么买卖有利可图。对这个人他们既惧怕又尊敬；但是当他们听到那些富于哲理的要求，那些太子向他们这一行当提出的，甚至被纠缠到纯业务性的会谈中去的富于哲理的要求时，便报之以微笑。他有一件广为流传的荒唐事，这就是他在管理委员会会议上引用诗人的话并坚持认为经济是某种人们不能将其与别的人类的活动分开的东西，是某种人们只能统筹兼顾到民族的、精神的，乃至最内心世界的生活的全部问题方可加以处置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说，虽然他们对此一笑置之，却不能完全忽视这个事实：小阿恩海姆恰恰是用这些涉及生意经的语录不断吸引了公众舆论的注意。时而在各国各大报的经济版，时而在政治版或文化版上刊登出一则有关他的消息，评价他撰写的一部作品，报导他在什么地方作的一次值得注意的讲话，通告他受到某一位君主或某一个艺术协会的接待，于是很快平素悄然无声并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活动的大企业家圈子里便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在外界受到如此普遍关注的了。人们绝不可以以为，各银行、冶炼厂、康采恩、矿山和航运公司的董事长监事、总经理和经理先生们在内心深处就是坏心眼的人，虽然他们常常被描述为那样的人。除了很强烈的家庭意识以外，他们生活的内在理性便是金钱的理性，这是一种牙齿很健康胃却很不好的理性。他们大都确信，如果直截了当地听凭世界去作供应和需求的自由游戏，不让装甲战舰、刺刀、君王和不懂经济的外交家们去主宰世界，那么这世界就会好得多；仅仅是因为世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还因为怀着某种古老偏见，生活——它首先为自己的并由此而才为公共的利益效劳——受到比骑士精神和国家观念更低的评价，又因为国家订货在道义上比私人订货高贵，所以他们是绝不会不去考虑这一点的；众所周知，他们利用这些好处，这是武装关税谈判或镇压罢工的军队给社会福利提供的好处。但是通过这种途径事情往往会被引向哲学，因为没有哲学，今天就只有罪犯，人们甚至还敢损害别人，所以他们便习惯于把小阿恩海姆看作是他们事业中一种梵蒂冈的代表。尽管他们对他的种种爱好竭尽讥讽之能事，却颇感愉快，因为有了他就是有了一个既能在主教大会上也能在社会学家代表大会上代表他们需要的人；最后他对他们产生出一种类似一位美丽和爱好文艺的夫人所施加的那种影响，这位夫人贬低永恒的账房间的工作，却对做买卖有利，因为她受到所有人的赞赏。于是人们只需要想象一下梅特林克或柏格森的哲学应用到煤炭价格问题上和卡特尔组成政策上的作用，便可估量小阿恩海姆时而在巴黎时而在彼得堡或开普敦，在工业家大会上和在经理办公室可能会起到多么令人沮丧的作用，一旦他作为父亲的使节去到那里，人家便不得不自始至终听他滔滔不绝。生意上的成功既显著又神秘，从这一切中便生发出那则大家都知道的谣言，说他是个极端重要的人物，做什么事都得心应手。
就这样，或许还能讲述某些阿恩海姆的成功。可以由外交家们来讲述，这些外交家怀着必须照料一只不是完全靠得住的象的人那样的谨慎处理尽管不符合他们本性但却至关重要的经济领域里的事务，而他则以天赋的护理员的那种漫不经心对待那只象。可以由艺术家们来讲述，他很少能帮这些艺术家什么忙，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却有一种与一位艺术倡导者往来的感觉。最后还可以由记者们来讲述，他们甚至有资格先要求人们讲讲他们自己，因为是他们用自己的钦佩使阿恩海姆成为一个大人物，他们没有看到还会有这种反向的关系嘛；因为人们逗引他们，而他们就以为自己是当代绝顶聪明的人了。他的成功的基本形象到处都一样；在他财富的魔光和重要的谣传围绕下，他不得不总是与在自己的领域里胜过他的人往来，但是他作为拥有他们这一行里惊人知识的外行而中他们的意并使他们胆怯，他体现出他们的领域与别的他们懵然无知的领域的关系。就这样，作为一个整体和全面的人对一个专业人员团体产生影响，便成了他的本性。有时他眼前浮现出魏玛或佛罗伦萨的工业和商业时代，浮现出强有力的、增加着财富的人物们的领导集团，这些人必定是有能力将技术、科学和艺术的各个单项成就集于一身，并高屋建瓴地加以引导。他觉得自己有这种能力。他有这种才能：绝不在什么可以证实的事情上和个别的事情上逞强斗胜，但却通过一种流动的、随时都在新陈代谢的平衡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精神轻快，这也许确实是一位政治家的基本能力，但是此外阿恩海姆还确信一个深邃的秘密。他称它是“整体的秘密”。因为连一个人的美也几乎不在任何个别和可证实的东西之中，而在某种有魔力的东西之中，这种东西甚至可以使小小的丑陋为自己服务；同样地，一个人的深深的好意和爱、尊严和伟大几乎不依赖于他所做的事，它们能够使他所做的一切显得高贵。在生活中，整体以神秘的方式突现于各个部分之前。所以如果说无论如何小人物可能有其美德和缺陷的话，那么，大人物则先赋予自己的个性以应有的地位；如果说他成功的秘密就是这种成功不能从他的任何功绩和个性出发来加以正确理解，那么一定存在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大于任何功绩与个性的表象，这恰恰就是支撑生活中一切伟大事物的秘密。在一本他自己撰写的书里阿恩海姆便是这样描述了这个秘密，而当他把这写下来的时候，他几乎以为在大衣的褶纹上把握住了非尘世的东西，并且也在字里行间流露出这种想法。
四九 新、旧外交间开始出现的对立
与生下来就是世袭贵族的人的交往在这方面并不成为例外。阿恩海姆抑制自己的高贵气派并且谦逊地满足于当个了解自己优点和局限的精神贵族，以至于一会儿以后有上层贵族姓氏的人在他身边便显得仿佛被这个姓氏的负担压弯了腰了似的。最清晰地看出这一点的，是狄奥蒂玛。她凭借一位艺术家的理解力看出了这个整体的秘密，这位艺术家看到自己终生的梦想已经以一种好得不能再好的方式得以实现。
她如今又完全和自己的沙龙协调一致了。阿恩海姆告诫大家别过高估计外部的组织；粗俗的物质利益将会压倒纯洁的意图；他更加重视这个沙龙。
图齐司长却表示担心，怕人们这样下去将陷入高谈阔论的深渊。
他跷起二郎腿并将青筋暴起、瘦削而黝黑的双手交叉在腿前；他蓄着一部小胡子，长着一双南欧人的眼睛，在身穿质地柔软、做工精致的西服，挺直上身坐在那儿的阿恩海姆身旁看上去就像一个近东窃贼在不来梅大商人身旁。两种高贵在这里互相碰撞，而奥地利的高贵符合一种由多种成分组成的最佳口味，喜欢做出一丝儿漫不经心的神态，它并不认为自己更卑微一些。图齐司长用一种和蔼可亲的方式打听平行行动的进展情况，仿佛他自己不可以直接知道家里正在发生什么事似的。“如果可以尽快了解到眼下的计划，我们会感到高兴的。”他说，面带一丝亲切的笑容望着他的夫人和阿恩海姆，那笑容好像是在说，在这种事情上我在这里是外人嘛。接着他又说，他的妻子和伯爵阁下的这项共同事业已经给各行政机构带来严重的忧虑。部长最近汇报工作时曾小心地探听陛下的口气，询问哪些外部周年纪念活动可能会获得陛下的批准，尤其是，由他本人抢在前面去担任一个国际和平行动的领导，这个计划在多大程度上会合陛下的心意——因为，图齐解释说，如果人们想从政治上领会已经在伯爵阁下脑海里浮现出来的世界奥地利思想，那么这也许是唯一的可能性了。但是陛下怀着他那至高无上、世界著名的认真精神和克制态度——他继续讲述说——立刻严辞拒绝了：“啊，我不想出这个风头。”于是人们便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一种极明显地表示反对的、至高无上的意志宣示。
图齐就这样以一种委婉的方式不委婉地处理这些职业方面的小秘密，一如一个同时善于保守较大秘密的人所做的那样。最后他说，现在各驻外使团都得探究外国宫廷的气氛，因为人们对自己宫廷的气氛没有把握，可是却必须在某个地方获得一个牢固的地位。因为说到底，从纯业务角度来看许多可能性已经具备，从召开一次一般性的和平会议到一次二十国君主会晤，直至用奥地利艺术家的壁画装饰海牙宫或捐款救助海牙女佣的孤幼儿。紧接着他便提出问题，问普鲁士宫廷对这个周年纪念年有什么想法——阿恩海姆说是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奥地利式的玩世不恭使他厌恶；他自己本是个十分善于优雅地与人闲谈的人，现在却觉得自己在图齐身边一本正经得就像这样一个人：一谈起国家事务来，这个人便要强调指出，这需要态度冷静和严肃。两种对立的高雅、国务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就这样略带醋意地呈现在狄奥蒂玛的面前。但是你若把一只灵缇放到一只哈巴狗的旁边，把一棵杨柳放到一棵白杨旁边，把一只酒杯放到一块翻耕过的田地上或者把一幅画像不是拿到画展上去而是放进一只帆船里，简短说，你若把两种受过良种培育和个性突出的生活模式并排放在一起，那么两者之间便会产生一种空虚、一种扬弃、一种深不可测的完全恶性的荒谬。这一点狄奥蒂玛虽然不理解，但却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感觉到了，她惊骇地当即扭转谈话方向，毅然决然地向丈夫解释说，她打算通过平行行动首先取得某种精神方面的重大成果，让真正新派人的需要传入领导层！
阿恩海姆心怀感激地感觉到，这个思想又恢复了自己的尊严；因为恰恰由于不得不抵抗某些沉醉的瞬间，所以他不想拿可以堂而皇之为他与狄奥蒂玛相聚正名的事开玩笑，一如一个要淹死的人不拿自己的救生圈开玩笑。但是令他惊讶不已的是，自己竟声调中不无疑虑地问狄奥蒂玛，她打算挑选谁进入平行行动的最高领导层呢？
狄奥蒂玛对此当然还完全不清楚；与阿恩海姆相聚的这些日子给她带来了如此丰富的激励和思想，以致她竟没顾得及选择确切的结果。阿恩海姆倒是已经对她反复申述过几次，说是关键不在于各委员会是否民主产生，而在于是否有强有力的、有广泛代表性的名流，但是她听了简直有这种感觉：你和我——即使还不是这个决心，甚至连这个认识都不是；这大概恰恰就是那种东西，是阿恩海姆语声中的悲观主义使她想到的那种东西，因为她回答说：“今天压根儿有什么东西可以被人们称为很重要、很伟大，要人们全力以赴去实现的呢？！”
“这是一个时代，一个丧失了健康时代内在自信的时代的标志，”阿恩海姆接过话茬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难得有什么可以渐渐成为最重要和最伟大的东西。”
图齐司长垂下眼睛看裤子上的一小撮尘土，不妨把他的微笑解释为同意。
“确实，这会是什么呢？”阿恩海姆用审视的目光继续说，“宗教吗？”
这时，图齐司长抬起他的笑脸；阿恩海姆虽然没有像当初在伯爵阁下身旁时那样有力和毋庸置疑地说出这个词儿，但是毕竟声音悦耳且透着严肃。
狄奥蒂玛抗议她丈夫的笑脸并插话说：“为什么不呢？也是宗教！”
“当然是的，但是既然我们必须作出一个具体的决定：您可曾想过选一位主教进入委员会，让他为行动找到一个合乎时代的目标呢？上帝是极其不时髦的：我们无法想象上帝身穿燕尾服，刮光了胡子和留着小分头，我们按老祖宗的方式行事。除了宗教之外还存在什么？民族？国家？”
听到这里狄奥蒂玛高兴了，因为图齐通常把国家当作一桩男人的事务对待，人们是不跟女人谈论这种事情的。但是现在他沉默不语，只在眼睛里做出一种仿佛对此还有一些话要说的样子。
“科学？”阿恩海姆继续问，“文化？还有艺术。真的，说不定艺术是最早反映存在的统一以及内在秩序的哩。但是我们是了解艺术的现状的。普遍的支离破碎；没有关联的极端。在本世纪初，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福楼拜就已经为新的、机械化了的社会和情感生活创造了史诗，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林堡和弗洛伊德则揭示了底层的魔力：我们这些今天活着的人深深感到在各方面已经没留下什么要我们去做的事了。”
这时图齐司长插话说，如果他想读点什么精纯的东西，他就读荷马，或者读彼得·罗泽格尔[20]。
阿恩海姆接过这个话茬：“您还得加上《圣经》。有了《圣经》、荷马和罗泽格尔或罗伊特[21]事情就好办了！而且也就在问题的最核心区域了！假定我们有一个新荷马：扪心自问吧，我们压根儿有没有能力去听他吟唱呢？我以为，我们必须作否定的回答。我们没有他，因为我们不需要他！”阿恩海姆坐上马鞍骑行起来。“如果我们需要他的话，我们就会有他！因为归根结底世界历史上是不发生任何消极的事。所以我们把一切真正伟大和重要的东西安排在过去，这意味着什么呢？荷马和耶稣基督不会再有，更谈不上被超越；再也没有什么比《雅歌》更美的了；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在近代之前犹如平原人口前的山地；今天的伟大君主形象在哪儿？连拿破仑的事迹与法老们的事迹相比，康德的著作与佛祖的、歌德的与荷马的相比，也显得多么呼吸短促！但是我们毕竟活着，并且必须为某种东西而活着：那么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没有别的结论，只有……”话说到这里，阿恩海姆却顿住并声言，他迟疑着没把这话讲出来。因为只剩下这个结论，即人们认为重要、以为伟大的，全都与我们生命的核心力量毫不相干。
“那么这力量是？”图齐司长问；对于人们把大多数事物看得过于重要这一观点，他有少许反对意见。
“这个问题今天谁也说不好，”阿恩海姆回答，“文明的问题只能用心灵去解决。通过一个新人的出现。通过内心的想象力和纯洁的意志力。除了将伟大的过去减弱为自由主义，理智没办成什么别的事。但是也许我们看得不够远，太谨小慎微；每一个时刻都可能是世界转折的时刻！”
狄奥蒂玛本想表示异议说，那平行行动就压根儿没剩下什么事要做的了。但是奇怪的是她被阿恩海姆模糊不清的幻觉给吸引住了。也许“讨厌的练习题”的一丝残余留在了她的身上，每逢不得不阅读最新的书籍并谈论最新的绘画时，她总是心情沉重；对艺术的悲观主义使她摆脱了许多她其实根本不喜欢的美；对科学的悲观主义减轻她对文明、对大量很有价值和影响的知识的恐惧。所以，阿恩海姆对时代的绝望判断对她来说是一件好事，这一点她一下子就感觉到了。阿恩海姆的伤感与她有某种关联，这个想法愉悦地袭上了她的心头。
五〇 继续发展。图齐司长决定弄明白阿恩海姆这个人物
狄奥蒂玛猜对了。自从阿恩海姆发现这个曾读过他论述灵魂书籍的神奇女人胸中激荡着一股人们不会误解的力量，自从这一刻起，他便沉溺于一种平时没有的沮丧情绪之中，用简短的话并按他自己的认识来说，这是一下子并出乎意外地在人间遇到了天堂的道德家的沮丧，如果人们想与他有同样的感受，那么只需想象，倘若我们四周尽是静静的蓝色水坑，上面漂浮着一包包柔软、白色的羽毛，那将会是什么情形。
就本身而言，有道德的人是可笑的、令人不愉快的，一如那些忠诚、可怜的人的名声所表明的，他们把道德称作自己所特有的；道德需要伟大的任务，从这些任务上道德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意义，所以阿恩海姆总是在世界大事中，在世界历史上，在渗透自己行动的思想意识中寻找对自己的倾向于道德的本性的补充。在势力范围内支撑思想以及只把事务与精神方面的问题挂在一起加以处理，这是他最喜爱的一种观念。他喜欢借用历史上的比喻，并往其中注入新的生命；他觉得当代金融的作用类似天主教，这是一股在幕后起作用的、在与各统治力量的交往中既不迁就又迁就的力量，而他有时则在行动中把自己看作一位红衣主教。但是这一回，他其实更多是凭一时的兴致出门旅行；不过，如果真的完全无计划的话，连一趟旅行也不会成行，只不过他记不得，这个计划，这是一个重要的计划，究竟是怎样在他心中产生的。这趟旅行被某种事先预料不到的灵感和突然的决断所支配，大概就是这种短暂的自由心境使得一次到孟买去的假日旅行难以给他留下比无意之中来到的某座边远德国大城市更具异国风味的印象。他受到邀请在平行行动中扮演一个角色，这个在普鲁士完全不可想象的念头最后竟一锤定音，并像一个梦那样使他产生富于幻想、不合逻辑的心绪，他虽然慧眼有识领悟到这个梦的荒谬，却不能抵御它童话般美景的魅力。他本来也许用简单得多的方式、走笔直的路也能达到他来的目的，但是他把一再返回这里看作是从理性中恢复过来的一次休养假，并因这种童话转换而受到自己的事业心这样的惩罚：他把一个他本应给予自己的道德上的黑色污点磨擦成普遍的灰色。
不过，像那次图齐在场时那样在朦胧中所作的广泛思考却没有过第二次；之所以没有，是因为图齐司长通常只是匆匆露一下面，而阿恩海姆则必须把自己的话语分摊到各个不同的人的身上，他觉得在这个美丽的国家里人们都具有惊人的悟性。在伯爵阁下在场时他称批评是无益的，现在这个时代是无神的，而且他还再次暗示，只有通过心灵人才能从这种消极的生存中被拯救出来，并紧接着对狄奥蒂玛断言说，只有文化高度发达的德国南部还可能会有能力使德意志民族，从而也许也使世界摆脱理性主义和计算本动的骚扰。在四周围着贵妇们时，他谈到必须想办法做到内心温柔，以便使人类免遭军备竞赛和感情冷漠。他向从事文艺创作的人解释荷尔德林的名言：在德国不再有人了，而是只剩职业。“没有哪个人在从事自己的职业时不带感情却能为一种高度统一做出什么成绩来；金融家最不能！”他结束这段论述说。
人们喜欢听他讲话，因为这是件美事，一个有这么多的思想的人还有钱；而每一个和他谈话的人都获得这种印象，觉得一桩像平行行动这样的事业是极其可疑的、附带着最危险的精神矛盾的事情，这种情况加深了大家的这一印象：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哪个人更适宜担任这项冒险活动的领导的了。
只是如果图齐司长对阿恩海姆在他府邸上的全面存在毫无察觉的话，那么他也就不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为这个国家居于领导地位的外交家之一了；只不过就是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不把这显露出来，因为一个外交家从不显露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个外国人让他感到极不舒服，个人感情上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也是原则上的；他显然选中他妻子的沙龙作为实现某种秘密意图的行动基地了，图齐认为这是一种挑衅。他一刻也不相信狄奥蒂玛的保证，说什么这位大富豪之所以如此频繁地探访多瑙河畔的帝国直辖都市，仅仅是因为他在其古老文化的氛围里觉得神清气爽。但图齐司长首先面临着一项任务，他缺乏任何解决这项任务的依据，因为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官方关系中还没出现过。
自从狄奥蒂玛向他说明她计划让阿恩海姆在平行行动中担任一个领导职位并抱怨伯爵阁下反对，图齐便感到事态严重。他既没把平行行动也没把莱恩斯多夫伯爵瞧在眼里，但他却觉得他妻子政治上的想法是如此惊人地不策略，以致此刻他心里竟然觉得，仿佛他做了多年、足堪自夸的男人的教育工作像一幢纸牌搭成的房子那样坍塌了。甚至连这个比喻图齐司长都已经在内心深处用上了，虽然他平时从不使用比喻，因为比喻太具有文学色彩并且有一股蹩脚社交的味道；可是这一回他深深受到了震动。
不过，后来狄奥蒂玛又用固执改善了自己的地位。她的声调变得既温和又粗鲁，她讲到一种新型的人，这种人再也不能无所事事地听凭职业控制者们去承担世道常情的智力上的责任。随后，她谈到了女人的策略，这种策略有时可能是一种先知的天赋，可能会比日常的职业工作更有远见。最后她说，阿恩海姆是个欧洲人，一个在全欧洲都著名的人物，欧洲在领导国政方面太缺乏欧洲特色、太没有文化艺术方面的修养，只要这世界没充溢着世界奥地利精神，一如古老奥地利文化盘绕在君主政体土地上各个不同语言的种族上那样，这世界便不会得到安宁——她还从不曾敢于如此果敢地对抗她丈夫的优势，但是图齐司长倒因此而暂且又安定下来了，因为他从来也没有把他夫人的这些努力看得比缝制衣服的问题更重要，看到别人欣赏她他便感到高兴，如今他也用较宽厚的态度看待这件事，大致就看作一个爱用鲜艳色彩的妇女有一回挑选了一条色彩太鲜艳的带子。他仅限于严肃而又礼貌地向她重述在男人们看来绝不可以让一个普鲁士人在众目睽睽下决定奥地利事务的理由，但另外也承认，与一个有着这样特殊地位的人结交，这可能有好处，并向狄奥蒂玛保证说，她若从他的疑虑中得出结论，认为他看到阿恩海姆如此频繁地与她相伴便在心里感到不舒服，那么便是曲解他的疑虑了。他暗暗希望，通过这个途径将会找到机会，给这位外国人设一个套。
当图齐不得不眼睁睁看着阿恩海姆处处都获得成功，才又重新想到，狄奥蒂玛太过于热心地和这个男人一道抛头露面，但是如今他再次体会到她不像平素那样尊重他的意愿，她反对他并认为他的忧虑是无中生有。他决定作为男子汉不再与一个女人的雄辩术争斗，而是静观其变，等待他的预见自动得胜的时刻到来；然而这时却发生了使他获得巨大推动力的事。因为一天夜晚，某种听上去无限遥远的啜泣声令他感到不安；这啜泣声起先几乎没怎么扰乱他，他根本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有时，当心灵的距离缩短一大截，蓦地，那危险的骚扰便贴近在他的耳畔，他突然从睡梦中惊起，在床上坐直身子。狄奥蒂玛向另一边侧身躺着，没有一丝动静，但他从不知什么东西上感觉到她醒着。他轻轻喊她的名字，重复着询问并试图用亲热的指头将她白皙的肩膀向自己这边扭转过来。但是当他一用力，当黑暗中的那张脸展露时，她竟恶狠狠地望着他，露出悖逆，而且曾经哭过。可惜这时图齐睡意正浓，又迷迷糊糊起来，顽固地向后一仰，倒在了枕头上，狄奥蒂玛的脸仍像一张浅色、痛苦的歪脸浮现在他脑际，只是他再也理解不了。“怎么啦？”睡眼蒙眬中他低声低气地哼哼，顿时耳畔便传来一声清楚、激动、令人不快的回答，这一声回答掉进他浓重的睡意里并停留在其中，宛如一枚闪光的硬币留在了水里。“你睡得这么不安稳，人家没法在你身边睡觉！”狄奥蒂玛用严厉而清晰的口吻说；他的耳朵已听出这口吻，但是这时的图齐再也醒不过来，无法进一步考虑这指责了。
他只觉得他遭到了严重误解。安安稳稳睡觉，按他的观点这是一位外交家的主要美德之一，因为这是每一次成功的先决条件。人们是不可以在这一点上侵犯他的，而他却觉得狄奥蒂玛的意见严重危及到了他自身。他醒悟到，她身上发生了变化。虽然睡眼惺忪中他根本没想到怀疑妻子有什么明显的不忠行为，然而还是一刻也不怀疑自己遭受到的不愉快必定与阿恩海姆有关。他简直可以说是怒气冲冲地一直睡到清晨，醒来时抱着坚定的决心，务必要弄清楚这个扰乱者的来龙去脉。
五一 菲舍尔一家
洛伊德银行的菲舍尔经理就是那个出于起先是不可理解的原因忘记对莱恩斯多夫伯爵的邀请作出回答，此后便没再受到邀请的银行经理，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就是那个有经理称号的银行襄理。他受到第一次邀请也完全要归功他夫人克莱门蒂娜的种种关系。克莱门蒂娜·菲舍尔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公务员家庭，她的父亲曾当过总会计署署长，她的祖父曾当过财政顾问，她的三个兄弟在各部担任要职。二十四年前她由于两个原因嫁给了莱奥；首先是因为高级公务员家庭有时孩子多财产少，但是其次也出于浪漫精神，因为与她父母家里的那种捉襟见肘的节俭相反，她觉得银行业是思想自由、符合时尚的职业，而且在十九世纪一个有教养人不按照对方是犹太人或是天主教徒来评价另一个人的价值；是的，在当初那种情况下，她几乎觉得，将普通百姓天真的反犹太主义的偏见置之不顾，这是某种特别有教养的表现。
后来，这个可怜的女人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民族主义的幽灵在全欧洲出现，而且随之也兴起了一股攻击犹太人的浪潮，这浪潮将几乎可以说是被她捧在怀里的丈夫从一个受尊敬的自由意志者变成一个异乡后裔和腐蚀别人灵魂的人。起先她以一颗“思想高尚的心灵”的全部愤懑奋起反抗，但是她逐渐地受到幼稚而残忍的、不断蔓延开来的敌意的消耗，受到普遍偏见的惊吓。是的，她甚至还不得不经历这样的事：一遇到这些在她和丈夫之间渐渐越来越明显显现出来的对立——由于他从来也不愿意正经说清楚的原因，他越不过襄理这一级并失去了有朝一日成为真正的银行经理的一切希望——她便总是耸耸肩膀对自己解释这些伤感情的事：莱奥的性格和她的性格就是不一样嘛，尽管她对局外人从不放弃青年时代的原则。
这些对立当然从根本上来说无非就是由于缺乏协调而生成的；犹如一俟许多婚姻不再呈现出虚假的幸福美满景象，就会有一种几乎可以说是自然的不幸浮现出来。自从莱奥的发展道路犹犹豫豫卡在交易所部门主管的职位上以来，克莱门蒂娜便不能再说什么他不是坐在一间宁静如镜的政府部级办公室里而是坐在“飞奔着的时代织布机”前，来为他的某些特性开脱，而且谁知道，她当初是不是恰恰因为歌德的这句话才嫁给他的呢？！他剃去了的络腮胡子连同架在鼻梁上的夹鼻眼镜曾让她想起一位得宠的英国勋爵，现在却让她觉得像一个交易所经纪人，而且一些举止言谈方面的习性开始让她觉得简直无法忍受了。起先克莱门蒂娜还试图纠正他，但是她碰到了特殊的困难，因为事实表明，世界上哪儿也没有什么标准可以衡量，一部络腮胡子会让人想到英国勋爵还是经纪人，鼻梁上是否适合架一副夹鼻眼镜，它加上一个手势便表达出热情或愤世嫉俗。况且，莱奥·菲舍尔也根本不是那种肯让人来纠正自己身上毛病的人。他认为想把他造就成内阁部级参事的基督教-日耳曼式的美的最高典范而做的种种指责是上流社会的笨拙无聊的戏谑，他认为这有失一个有理性的人的体面而拒绝进行这样的讨论，因为他的夫人越是对细枝末节有反感，他便越是强调理性的大的方针路线。因此菲舍尔家渐渐演变成两种世界观的战场。
洛伊德银行经理菲舍尔喜欢推究哲理，但是仅仅每天十分钟。他喜欢把人的生命看作合情合理的，相信精神的效益，他按一家大银行的层次分明的秩序来想象这种效益，他每天颇有兴致地关注着报上读到的新进步。这种对不可动摇的理性和进步的方针的信仰使他在长时间内有可能耸一耸肩膀或用一句尖刻的答话置妻子的责难于不顾。但是不幸的是，在他们的婚姻中，时代情调偏离那些旧的、于莱奥·菲舍尔有利的自由主义原则，偏离自由意志、人的尊严和自由贸易的伟大榜样，西方世界的理性和进步为种族理论和街头标语所代替，所以他也不能超然物外。起先他压根儿就不承认有这种趋向，一如莱恩斯多夫伯爵惯于否认某些“公众舆论的令人不愉的现象”那样；他等待着这些现象自动消失，这种等待是将将还可以感觉得到的一度恼怒折磨，是生活施加给思想正直的人的一种折磨。二度折磨通常叫作“毒药”，所以菲舍尔也这么称它。这毒药是一点一滴出现的道德、艺术、政治、家庭、报纸、书籍和交际方面的新观点，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觉随之出现，人们愤怒否认的同时却又不能避免对客观存在的承认。但是菲舍尔经理还得忍受第三度和最后一度的折磨，眼看着新生的一阵阵蒙蒙细雨汇聚成一场持久的雨水，这逐渐变成一种最可怕的折磨，一个每天只给哲学十分钟的人所能经历到的最可怕的折磨。
莱奥了解到，人可能会在多少事情上有不同的意见。显示自己有理的欲望，一种几乎与人的尊严具有相同意义的需要，开始在菲舍尔家大显神威。这种欲望在几千年里催生了数千种值得钦佩的哲学、艺术品、书籍、事迹和同道中人，而如果说这种值得钦佩的、但也狂热和巨大的、人性中固有的欲望不得不满足于十分钟人生哲学或家政原则问题的辩论，那么它像一滴灼热的铅爆裂到无数伤人最甚的尖角和尖齿上便是不可避免的事了。它在诸如女佣该不该辞退、牙签该不该放在桌上这种问题上破裂；而且不管面对什么问题，它都会立刻充实变成为两种极其富具体内容的世界观。
这在白天还过得去，因为这时候菲舍尔经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是在夜晚，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这就极大地恶化了他和克莱门蒂娜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今天的各种事物错综复杂，一个人只能完全熟悉一个领域里的情况，而就他而言这个领域就是抵押贷款和证券，所以他在夜晚乐意谦让一些。而克莱门蒂娜却在夜晚也仍然尖刻和毫不谦让，因为她在公职人员家庭有责任感的、坚忍不拔的氛围中长大，而且她的等级意识也不容许把卧室分开，使原本就不宽敞的住房变得更窄小。但是共同的卧室一旦变得阴暗起来，就会使一个男人处于类似演员的境地，这位演员必须在看不见的剧场观众面前扮演一位狮子般怒吼的英雄，这角色固然值得一演，但毕竟已经给演滥了。几年以来，莱奥的黑乎乎的观众厅对此既没发出些许喝彩声也没显出丝毫拒绝的迹象，可以说，这能够震撼最坚强的神经。早晨，按照可尊敬的传统，早饭是在一起吃的，克莱门蒂娜生硬得像一具冻僵了的尸体，而莱奥则浑身剧烈震颤。连他们的女儿格达也每次都有所察觉并满怀着恐惧和憎恶把这种夫妻生活想象成为漆黑夜晚的一场猫咬猫式的争斗。
格达二十三岁，首当其冲成了父母之间争斗的目标。莱奥·菲舍尔觉得，是时候了，她该让他许一门合适的婚事了。但是格达却说：“你的看法过时了，亲爱的爸爸。”她在一群基督教-日耳曼同龄人中选择了自己的男朋友们，这些朋友没有丝毫糊口之计，却蔑视资本并教训人说，还从未有一个犹太人证明自己有能力提出一种伟大的人性的象征来。莱奥·菲舍尔称他们为反犹主义的无赖，想将他们拒之门外，但是格达说：“这你不懂，爸爸，这仅仅是象征性的嘛。”格达神经过敏并且贫血，如果人们不小心对待她马上就会情绪激动起来。就这样，菲舍尔容忍这种交往，就像从前奥德修斯不得不在自己的家里容忍珀涅罗珀的求婚者们，因为格达是他生活中的一丝慰藉；但是他不默默容忍，因为这与他的禀性不符。他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道德、什么是高尚的思想，而且他一有机会就这样说，以便对格达施加有利的影响。而格达则每一回都回答说：“是的，爸爸，倘若人们不必从根本上用不同于你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那么你就无论如何都是对的了！”当格达这样说话时，克莱门蒂娜做什么呢？什么事也不做！她一脸顺从地不吭一声，但莱奥分明觉得她会在他背后支持格达的意愿，就好像她知道什么是象征似的！莱奥·菲舍尔经常有种种理由认为自己那颗上等的犹太人脑袋比他夫人的那颗强，再没有什么比看到她从格达的癫狂中得利更令他气愤的了。为什么他偏偏会突然不再能够适应现代化的思维了呢？这是一种指导思想！随后他回想起夜晚。这已经不再是毁人声誉；这是把声誉连根挖掉！在夜里人们只穿一件睡衣，睡衣下面立刻显出本性来。没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才智会保护他。人们投入自己的全部身心。此外别无他物。那么，每逢谈到基督教-日耳曼观点时克莱门蒂娜脸上便现出一副仿佛他是个野蛮人似的模样，这算是什么意思呢？
可是人是像一张薄纸受不了雨淋那样受不了别人猜疑的生物。自从克莱门蒂娜不再觉得莱奥出色，她便觉得他难以忍受，而自从莱奥觉得自己受到克莱门蒂娜的怀疑，他便一直时刻窥探着自己家里的阴谋活动。在这方面，克莱门蒂娜和莱奥像受到道德和文学熏陶的世人那样囿于成见，总以为他们因其自身的激情、性格、命运和行为而互相依赖。可是实际上生活当然一大半不是由行为组成，而是由其意见为人们所吸收的论文，由意见和与之相对立的反对意见以及积贮起来的人们已听见、所知道的事物的那种无个性的特性组成的。这夫妇俩的命运一大部分取决于某些思想的阴暗、坚韧、杂乱的分层，这些思想根本不隶属于他们而是隶属于公众舆论并和公众舆论一道起了变化，而他们却无法使自己免受其害。与这种依赖性相比，个人的相互依赖性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一种被极大地过高估计了的残留物。他们虚妄地要对方相信有私人生活，并且对对方的性格和意愿提出质疑，可极大的困难却就在于这场争执的不现实性中，他们用种种令人恼怒的事情来掩盖这种不现实性。
莱奥·菲舍尔的不幸是，他既不打纸牌也不乐意带漂亮的姑娘外出游玩，而是忙于工作，疲于奔命，患有一种明显的家庭意识症，而他那位不做任何别的事、只是一味地日夜充当这个家庭的内核的夫人则再也不受这方面富于浪漫色彩的观念的迷惑。莱奥·菲舍尔有时受到窒息感的侵袭，这种感觉捉摸不定，从四面八方向他逼来。他是社会的躯体内的一个能干的小细胞，本分地履行着自己的义务，但却只从四面八方得到毒汁。虽然这远远超出他对哲学的需要量，但是在遭到自己伴侣的遗弃之后，作为一个看不到有什么理由要放弃青年时代的合理时尚的上了岁数的人，他还是开始隐约感到精神生活的深刻空虚，感到自己那种永远变换着形态的无定形性，那种总是随着自身转动一切的缓慢、但动荡不定的变革。
在这样一个为家庭问题困扰着的早晨，菲舍尔忘记了回复伯爵阁下的来信，在随后的许多个早晨他听人描述了发生在图齐司长夫人圈子里的事，感到错过这样一个可以让格达进入上流社会的好机会实在是件莫大的憾事。菲舍尔自己并不是完全心安理得，因为他自己的总经理以及国家银行总裁都去了嘛，但是众所周知，人们在有罪与无罪的夹缝里心情越是紧张，便会越猛烈地反驳对他的指责。但是每逢菲舍尔怀着实干家的优越感试图取笑这桩爱国事务时，他总是被告知，一个像保罗·阿恩海姆这样站在时代顶峰上的金融家想法就是不一样。真是令人惊讶，克莱门蒂娜，还有格达——在别的方面她自然都是悖逆她母亲的愿望的——了解到了何其多的有关这个人的情况呀，而且在交易所里人们也在谈论他的某些奇闻轶事，所以菲舍尔被迫采取守势，因为他跟不上，可也不能对一个有着如此广泛商务联系的人妄下断语，说什么人们可以不认真对待他。
但是如果说菲舍尔被迫采取守势的话，那么这颇恰当地具有反坑道[22]的形态，这就是说，他对种种涉及图齐家、阿恩海姆、平行行动以及他自己的不顶事的暗示都讳莫如深地保持沉默，探询阿恩海姆的行为，暗暗等待着发生一个事件，好一下子暴露这种种事物内部的空洞并粉碎这件事高扬的家庭行情。
五二 图齐司长发现自己部里工作中的一个缺陷
图齐司长在下定决心要弄清楚阿恩海姆博士这个人的情况之后不久，便满意地在建设他十分关心的皇家外交部上发现了一个重大缺陷：它不了解阿恩海姆这样的人的情况。文艺书籍中，除了回忆录以外，他自己只读《圣经》、荷马和罗泽格尔，为此他颇感得意，因为这使他避免分散精力；但是在整个外事部门找不到一个曾读过阿恩海姆的一本书的人，这他认为便是一个错误了。
图齐司长有权召见其余各负责官员，但是在那个被眼泪搅得心神不宁的夜晚之后的早晨他自己去找新闻司司长，心里怀着这样一种感觉：他不好把这个让他去找人交换意见的因由说成完全是出于公务需要。新闻司司长钦佩图齐司长知道大量有关阿恩海姆的个人情况，承认自己也曾常常听说这个名字，但立刻否定了他们司的档案里有此人材料的猜测，因为据他所知此人从未成为一份官方报告的对象，而报刊材料处理理所当然地不包括私人的一般言论。图齐承认这并不出乎自己的意料，但发表意见说，人物和现象的官方和私人意义之间的界线今天并不总是可以清楚地确定，新闻司长觉得图齐司长看问题目光敏锐，两位司长一致认为，这是体制方面的一个很有趣的缺陷。
这显然是一个欧洲稍微有点平静的上午，两位司长把办公室主任找来并让他建立一份卷宗，在封面写上“阿恩海姆，保罗博士”的标题，虽然这份卷宗暂时还空空荡荡。在办公室主任之后轮到了档案室和剪报资料室的各位领导，他们立刻凭记忆并颇得意于自己的精明地汇报说，他们没有收集过任何有关阿恩海姆的资料。末了，二人还把官方记者们一一找来，他们天天收集整理各报刊上的资料并编成摘要呈各位司长阅读，当他们被问及阿恩海姆时，全都露出一副煞有介事的神情，并保证说，此人的名字在他们的报刊上经常被提到而且名声还极好，然而对他的文章的内容却全然不知，因为他的活动——他们立刻就会说——不属于官方报告的任务范畴。一摁电钮，事实便证明外交部的机构运转得无可指摘，所有的官员离开这间房间时都觉得良好地显示了自己的可信赖性。“情况和我对您说过的完全一样，”新闻司长满意地对图齐说，“没有人知道什么情况。”
这两位司长面带庄重的微笑听取了这些汇报，坐在——简直像被环境制成了永恒的标本似的，像琥珀里的苍蝇——华丽的皮靠背椅里，在柔软的红地毯上，在这间还是从玛丽娅·特蕾莎时代传下来的白色和金色相间房间的深红色高大窗帘的后面，并认识到，他们如今至少已经发现了的这个系统中的空白将是难以填补的。“我们司，”这位司长自夸说，“收集整理每一样公众意见；但是公众舆论这个概念总得有一定的范围吧。我可以担保，一位议员本年度里在任何一个邦议会上插入的每一声呼喊在十分钟内便可在我们的档案资料里找到，最近十年的每一声插入的呼喊，只要涉及对外政策，至多在半小时内便可找到。这也适用于每一篇报刊政论文章；我的属员们工作认真负责。但这都是些具体的，几乎可以说是负责任的言论，它们与固定的关系、力量和观念相关联。如果纯粹从专业角度考虑，搞文摘或编目的官员应该把某人的一篇杂文登记在哪个词条下，仅仅是对他这个人……那么该举出谁的名字来呢？”
图齐乐于助人地举出与狄奥蒂玛往来密切的最年轻作家中的一个。
新闻司司长侧着耳朵、心神不安地抬眼望着他。“我们就说是这个人吧；但是人们所注意和所忽略的东西之间的这条界线应该划在哪儿呢？甚至也已经有过政治诗。人们就应该把每一个写诗的人……抑或人们也许只应该把维也纳皇宫剧院剧作家……”
两位司长都笑了。
“要怎么精确摘录出这种人的意见呀，如果他们都是席勒和歌德？！一种更崇高的意义自然总是有的，但是一遇到实际目标他们每讲两句话便都自相矛盾。”
这当儿，两位司长已经明白，他们有致力于某种“不可能的事情”的危险，如果也用对社交界荒谬事的那种鉴赏来对待这个词儿的话，外交家们对这种鉴赏力有一种很敏锐的感觉。“人们不能把一套书评家和剧评家班子并入到部里嘛，”图齐微笑着断言，“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人们一旦注意到这一点，那么就不可否认，这样的人对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形成不无影响并且通过这个途径也对政治起作用。”
“世界上没有哪个外交部是这样干的。”新闻司长帮了他一把。
“没错。但是水滴石穿。”图齐觉得这句引文很好地表达了某种危险，“是不是也许还是得试着做点什么组织方面的事？”
“我不知道，我有阻力。”另一位司长说。
“我当然也有！”图齐补充说。他在这次谈话快结束时有一种如同舌上长了舌苔的痛苦感觉，并且不能正确区别自己谈到的是否都是废话，抑或事实是不是还会证明这是感觉敏锐的一种表现，他就是以感觉敏锐著称的嘛。新闻司长也不能加以区分，所以两位司长互相保证，这个问题他们以后还要再谈一次。
新闻司长委托属员给部图书馆订购阿恩海姆的全部著作，也算使这件事有一个了结，而图齐司长则来到政策研究室，他请求那里的人委托驻柏林大使馆搞一份关于阿恩海姆其人的详细报告。这是他目前唯一可干的事，在这份报告到达之前，想了解阿恩海姆的情况便只有找他的妻子，而这已经让他感到了十分的不愉快。他回想起伏尔泰的名言：人运用言语，只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而使用思想，则只是为了说明自己不公正的理由。当然，这始终都是外交。但是一个像阿恩海姆这样的人为了把自己的真实意图藏匿在言语的后面而讲得这么多、写得这么多，这让他感到不安，也令他觉得有点新鲜，他必须探清这件事情的原委。
五三 人们把莫斯布鲁格尔送进一座新监狱
杀害妓女的凶手克里斯蒂安·莫斯布鲁格尔在各报刊停止刊登有关审理他的案件的报导之后不多几天便被忘却了，公众的兴奋情绪已经移往别处。只有一些专职人员还在继续和他打交道。他的辩护律师已经提出案件复审申请，要求重新审查他的精神状态，此外还做了几件别的事：处决不定期推迟了，人们把莫斯布鲁格尔送进另外一座监狱。
看到移监时狱方那样谨慎从事，他感到受宠若惊；荷枪实弹，许多人，手铐脚镣：人们重视他，人们惧怕他，莫斯布鲁格尔却喜欢这样。当他登上囚车时，他期盼着受赞叹，看了一眼过路人那惊讶的目光。顺着街道刮下来的冷风吹拂着他的鬈发，他有点弱不禁风。两秒钟之久；随后，一个法警在他屁股上推了一把，把他推上了车。
莫斯布鲁格尔爱虚荣；他不喜欢这样被人推上车；他担心卫兵会碰撞他，呵斥他或取笑他；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的巨人不敢看一眼他的押送人员，自觉自愿地挪移到车厢的前壁边上。
但是他不怕死。人活着就必须忍受许多痛苦，这一定比受绞刑更难受，多活还是少活几年，这是完全无所谓的事。一个长时间受监禁的人的消极的自尊心禁止他惧怕受惩罚；但是除此之外他也并不留恋生活。这生活他有什么可爱恋的？总不会是春天的风或辽阔的公路或太阳吧？这只会使人疲倦、炎热、生出灰尘。真正了解这情况的，没有一个人会喜欢的。“讲讲总可以的吧，”莫斯布鲁格尔心想，“昨天我在那儿的街角饭店里吃了一份极好的烤猪肉！”这已经不简单了。但是连这个人们也可以放弃。要是说有什么事会让他感到高兴的话，那恐怕就是满足他那一直遭到愚蠢的侮辱的虚荣心了。一阵杂乱颠簸从车轮经长凳传入他的身体；路面石块从车门栅条后面向后退去，载重马车落在后面，有时男人、女人或儿童踉踉跄跄横穿过栅条，一辆出租马车远远地从后面慢慢移近过来，越来越近，开始像锻砧溅出火花那样迸发出生机，马头似乎要冲破车门，然后马蹄声和橡皮轮胎软乎乎的声音便从车壁后面掠过。莫斯布鲁格尔慢慢扭过头去，又望着他面前与侧壁相接的盖板。外面的嘈杂声沙沙沙、嘟嘟嘟；像一块拉紧的布，时不时有某个事件的阴影从那上面掠过。莫斯布鲁格尔把这趟行程看作消遣，没怎么在意它的内涵。在两种幽暗、静止的监狱时间之间的冒着不透明白色泡沫的一刻钟。他也总是这样感知自己的自由的。不特别美妙。“最后的晚餐这则故事，”他想，“在一切完结之前，监狱神父、刽子手们和这一刻钟都不会有多大变化；它也会在自己的轮子上向前蹦跳，人们将会像现在这样不断地有事要做，以便在碰撞时不致从长凳上滑下，他们不会见到、听到许多，因为尽是所有人在围着一个人跳跃。如果人们终于放下一切而安静下来，这将是最明智的做法！”
一个已经摆脱了求生愿望的人，他的优越性是很大的。莫斯布鲁格尔回想起在警察局最早审问他的那位警长。那是一个举止文雅的人，他轻声讲话。“您看，莫斯布鲁格尔先生，”他说，“我简直是打从内心请求您：您高抬贵手让我获得成功吧！”莫斯布鲁格尔回答说：“好啊，如果您想获得成功，那我们现在就做记录。”法官后来不愿相信竟有这样的事，但警长在法庭上证实确有此事。“如果您不是自愿摆脱良心上的重负，那么行行好，就算为让我高兴这样做了吧。”警长在全法庭面前重述了这段话，甚至连庭长也怡然自得地笑了，莫斯布鲁格尔则站了起来。“我对警长先生的这段证词表示充分的敬意！”他大声宣称并潇洒地一鞠躬补充说，“虽然警长先生打发我走时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大概永远不会再见面了’，可我今天却荣幸和愉快地又见到了警长先生。”
一丝洋洋自得的笑意使莫斯布鲁格尔容光焕发，他忘记了坐在对面的士兵，他们和他一样随着车子的颠簸而来回晃动着。
五四 在与瓦尔特和克拉丽瑟的谈话中乌尔里希表现得反动
克拉丽瑟对乌尔里希说：“人们必须为莫斯布鲁格尔出点力，这个杀人犯有音乐才能！”
乌尔里希终于在一个空闲的下午补做了这趟因他的被捕而后果严重地被耽误了的访问。
克拉丽瑟在齐胸高处抓住他的上衣角；瓦尔特带着一副并不完全真诚的面孔站在一旁。
“你这是什么意思：有音乐才能？”乌尔里希笑问道。
克拉丽瑟脸上现出一副快乐而害羞的样子。不自觉地。仿佛满面羞惭似的，而她则必须快乐地绷紧脸，以便抑制羞惭。她松开他。“就是这个意思，”她说。“你现在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人了嘛！”乌尔里希并不总是猜得透她是什么意思的。
冬去春来。这里，在城外，还有积雪；白茫茫的田野，其间是黑水似的黑色泥土。太阳普照大地。克拉丽瑟穿一件橙色短上衣，戴一顶蓝色羊毛便帽。他们仨一起散步，乌尔里希不得不在这杂乱开裂的自然界给她讲解阿恩海姆的著作。这些著作涉及代数级数和苯环，涉及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普遍主义历史观，涉及桥墩、音乐发展、汽车精神、哈塔六〇六、相对论、布尔的原子论、气焊法，喜马拉雅植物志、心理分析、个性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种种其他成就，这些成就阻碍一个拥有这些成就的时代造就出善良、完整、统一的人。但是所有这一切以一种极其令人安心的方式出现在阿恩海姆的著作里，因为他保证，一切人们所不理解的东西仅仅是不结果实的理解力的一种越轨行为而已，而真实则始终就是简单，是人的尊严以及对超人的真理的本能，这种本能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如果他生活简朴并与星星联合在一起的话。“今天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看法，”乌尔里希解释说，“但是人们相信阿恩海姆的观点，因为人们可以设想他是个大富翁，他肯定十分了解自己所谈论的事情，他自己就曾去过喜马拉雅山麓，拥有汽车和苯环，要多少有多少！”
克拉丽瑟想知道苯环是什么样子，一种对光玉髓环的模糊回忆驱使着她。
“你真可爱，克拉丽瑟！”乌尔里希说。
“谢天谢地，她不必明白每一句化学上的胡言乱语！”瓦尔特为她辩护。但是随后，他就为他读过的阿恩海姆的著作辩护起来了。说是他不想说阿恩海姆是人们能想象得到的最优秀者，但是他毕竟是当代所产生出来的最优秀者。这是新的精神！虽然是无可指摘的科学，但同时也超越出知识以外！散步就这样结束。对大家来说，最终结果便是湿乎乎的脚，兴奋的脑子，仿佛细小的、在冬日阳光下闪亮的光秃树枝作为碎片卡在视网膜上一般，喝杯热咖啡的共同愿望以及人性失落的感觉。
雪化成汽从鞋上升起，克拉丽瑟感到高兴，因为房间脏了，而瓦尔特则在整个这段时间里都噘着女性化而强健的嘴唇，因为他心里不痛快。乌尔里希讲述平行行动。一谈到阿恩海姆他们又争执起来。
“我将告诉你，我对他有什么看法，”乌尔里希重复说，“今天，科学的人是一件完全不可避免的事情；人们不能，不能视而不见！专家和门外汉的经验差别在任何时期也没有像在现在这个时期这么大。从一位按摩师或一位钢琴演奏家的能力上人人都可以觉察出这一点来；今天人们再也不会不作特殊的准备便将一匹马送上赛马场。只是在做人问题上人人还觉得自己有职责作出决断，而一个古老的偏见则声称，人们作为人而出生并作为人而死去！但是如果说我知道五千年前女人给她们的爱人写着字面上与今天完全一样的信的话，那么我现在读这样的信时再也不能不想一想，情况是否该改变了！”
克拉丽瑟表示乐意赞同。而瓦尔特却像一个苦行僧那样微笑，即使拿一根扣帽饰针刺这个苦行僧的面颊，他也不会动一下眼睫毛的。
“这没有任何别的意思，无非就是说你暂时拒绝做一个人！”他插话。
“差不多吧。这上面带有一种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浅尝辄止的感觉！”
“但是我还愿意给你添上几句完全不一样的话，”略一沉吟后，乌尔里希继续说，“专家们永远不会尽善尽美。不单单是今天如此；而是他们根本就不能想象自己的工作会完美无缺。也许连这样希望也不会。譬如，人一旦学会完全从生物学和心理学角度去理解和对待灵魂，他还会有灵魂吗？可是我们仍在追求这种状态！情况就是这样。知识是一种行为、一种爱好，从根本上来说，一种未经许可的行为；因为一如饮酒欲、性欲和暴力欲，必须拥有知识的这种执着也培养出一种难以处于平衡状态的性格。认为研究者追求真理，这是完全不对的，是真理追求研究者。他忍受它。真实的东西是真实的，事实是实际存在的，这不关他的事：他仅仅是有这种爱好，热衷于真实，这勾勒出他的性格，至于他的论断会不会成为一种完整的、有人性的、完美的东西或者压根儿别的什么东西，这与他丝毫也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备受折磨而又极其精力充沛的人！”
“还有什么？”瓦尔特问。
“什么还有什么？”
“你总不会是想宣称，人们可以让它听其自然吧？！”
“我想让它听其自然，”乌尔里希心平气和地说，“我们对周围的人的观点，也包括对我们自己的观点，天天都在变。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时期。如果我们不比迄今为止更好地抓住我们最深刻的任务，那么这段时期也许会延续到这颗行星的末日。尽管如此，当人们被放到黑暗中，他们本不应该像孩子那样害怕得唱起歌来。但是如果人们装作好像知道在这个人世间应该怎样规定自己的行为，那么这就是一首因害怕而唱出来的歌；你可以声嘶力竭地吼叫，然而这只是害怕而已！此外我还深信：我们在骑马疾驰！我们离目标还远，它们不移近过来，我们根本看不见它们，我们还将常常迷路并不得不更换马匹；但是总有一天——后天或两千年后——地平线会流动起来并向我们急速奔驰过来！”
天色暗了下来。“谁也不敢正视我的脸，”乌尔里希暗想，“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撒谎。”他讲起话来就像人们在一个捉摸不定的瞬间总结几十年现实的结果。他回想起，他责备瓦尔特爱幻想，这种青年时代的梦幻其实早已变得空空洞洞了。他不愿意再说什么。
“难道我们应该，”瓦尔特厉声回答，“放弃任何一种生活的意义吗？！”
乌尔里希问他，他究竟需要意义干什么？这样不也行嘛，他说。
克拉丽瑟嗤笑。她并没有恶意，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实在古怪得很。
瓦尔特点着灯火，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让乌尔里希在克拉丽瑟面前利用这种黑暗中的男人的优越性。恼人的耀眼灯光倾泻到三个人的身上。
乌尔里希执拗地解释说：“人们在生活中所需要的，仅仅是相信自己的事情会比邻人的更顺利。这就是：你的图画，我的数学，随便哪个人的孩子和妻子；所有这一切，它们向一个人承诺，保证他虽然不会成为什么不寻常的人，但他的这种做个寻常人的方式却是独一无二的！”
瓦尔特还没有重新坐下。他心里感到惴惴不安。胜利的喜悦。他叫喊：“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得过且过！你根本就是一个奥地利人。你在宣扬得过且过的奥地利国家哲学！”
“这也许不像你想象得这么糟糕吧，”乌尔里希回答，“人们会出于对机敏和精确或美的强烈需要而发现，得过且过比体现了新精神的种种努力更讨人喜欢！我祝贺你发现了奥地利的世界使命。”
瓦尔特想回答。但是事实表明，使他情绪高昂起来的那种感觉不仅是胜利的喜悦，而且——怎么说呢——也是要出去方便一下的愿望。他在这两种愿望之间犹豫不决。但是两者不可兼得，他的目光从乌尔里希的眼睛滑到通向门口的路上。
当只剩下他们时，克拉丽瑟说：“这个杀人犯有音乐才能。这就是说……”她顿住，随后诡秘地接茬说，“这根本不可言传，但是你必须为他出点力。”
“要我干什么呢？”
“释放他。”
“你在做梦吧？”
“你对瓦尔特说的，你全不是那个意思吧？！”克拉丽瑟问，她的眼睛催他作出一个他猜不着其内容的答复。
“我不知道，你这话什么意思？”他说。
克拉丽瑟任性地望着他的嘴唇，然后她重申：“尽管如此你还是应该按我说的去做。你会变样的。”
乌尔里希打量她。他不太明白。他准是漏听了什么，一个比喻或者说明她讲话意义的某个关键词。没有了这层意义，她如此自然地讲话，仿佛在讲有过的一个寻常的体会似的，这听起来很奇特。
但这时候瓦尔特回来了。“我可以向你承认……”他开了腔。这一打断，谈话便缓和了下来。
他又坐在钢琴旁边那把小椅子上并满意地望着自己那双粘着泥土的鞋。他想：“乌尔里希的鞋上为什么没粘着泥土？只有这泥土还能帮欧洲人的忙。”
但乌尔里希却在看瓦尔特鞋子上方的腿：它们穿着黑色棉袜，呈现出不好看的柔软的女孩子的大腿形状。“如果一个人今天还在力图成为某种完好的人，人们必须对此刮目相看。”瓦尔特说。
“这种情况不会再有了，”乌尔里希说。“你只需瞄一眼报纸。它充满了极大的不透明性。那里面谈到的事情如此之多，简直逾越了莱布尼茨的思维能力的界限。但是人们根本觉察不到这一点；人们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不再是一个完好的人面对一个完好的世界，而是某种有人性的东西在一种一般性的营养液里移动。”
“非常正确，”瓦尔特立刻说。“再也没有符合歌德本意的那种完好的教育了嘛。但是因此今天有一个思想也就会有一个反思想，有一种倾向也就立刻会有与之相对立的倾向。今天，每一个行动和与它相反的行动都在悟性中找到最机智的理由，人们用这些理由既可以为它们辩护也可以批判它们。我不明白，你怎么会为这个辩护的！”
乌尔里希耸耸肩膀。
“人们必须完全引退。”瓦尔特小声说。
“这样也行，”他的朋友回答，“也许我们正在去蚂蚁国的途中或者正在用另一种非基督教方式瓜分成果。”乌尔里希心中暗想，原来人们既可以相争也可以一致。客套中含着的鄙视清晰得像肉冻里的一块肉。他知道，他最后这几句话一定会惹恼瓦尔特，但是他开始渴望与一个可望与自己意见完全一致的人谈一谈。这样的谈话在瓦尔特和他之间曾经有过。在作这样的谈话时，话语被一股秘密的力量从肺腑掏出，没有一句话言之无物。但如果人们怀着嫌恶讲话，那么话语便像雾那样从冰面升起。他不怀怨恨地望着瓦尔特。他确信对方也有这种感觉，觉得这场谈话越是继续下去便越是会在心中毁损自己的形象，但他确信此人把这归罪于他。“人们所想的一切，不是好感便是反感！”乌尔里希想。此刻，他无比清楚地觉得这种观点正确无误，以致他竟意识到这就像一种对身体的强制，类似于被紧挨着拴在一起的人的接触和摇晃。他四下张望，寻找克拉丽瑟。
但是克拉丽瑟看似早就不再听他们的了；她不知什么时候拿起了摆在面前桌上的报纸；然后她暗自思忖，为什么这让自己感到如此深切的愉快。她感觉到眼前是乌尔里希曾谈到过的那种无法测度的不透明性，双手之间是报纸。双臂展现出黑暗并自动张开。双臂和躯干一起构成两根十字形梁，它们之间挂着报纸。这就是这愉快，但是可以描写这愉快的言语没有在克拉丽瑟的脑海里出现。她只知道，她看着这报纸却没在读它，她觉得，乌尔里希身上蕴含着某种极其神秘的东西，一种使自己感到亲切的力量，可她对此没想起什么更确切的内涵来。她的双唇虽然已经张开，仿佛会微笑似的，但是这动作是无意识的，只显得有点愣怔。
瓦尔特继续轻声说：“你说今天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严肃、理智或哪怕只是可以看清楚的了，这话说得对；但是你为什么不愿意理解，这恰恰正是使整体充满瘟疫的增强着的理性的过错。变得越来越理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使生活合理化、专门化，这种要求已经植入到所有人的头脑之中，而同时却又没有能力去设想，如果我们把一切东西都认识了、分解了、典型化了、变成机器了、标准化了，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不能这样下去了。”
“我的天哪，”乌尔里希沉静地回答，“修道士时代的基督徒必须虔信，虽然他只能想象出一个天空，天上有云，有竖琴，有点索然无味；我们害怕这个理智的天空，它让我们回想起学生时代的那些直尺、长凳和可怕的粉笔图形。”
“我有这种感觉，似乎结果将是幻想的一种无节制的放荡不羁，”瓦尔特若有所思地补充说。这句话里包含着一种小小的怯懦和计谋。他想到了克拉丽瑟身上那种神秘的反理性的特性，而当他谈到理性造成放荡不羁的行为时，他想到了乌尔里希。另外两个人没感觉到这一点，这使他心头产生未被理解者的痛苦和胜利的喜悦。他真巴不得能请求乌尔里希只在城里待着，别再踏进他的家门，如果这有可能做得到，并且不会激起克拉丽瑟的激烈反对的话。
两个男人就这样在一旁默默看着克拉丽瑟。
克拉丽瑟突然发现他们不再争论了，便揉揉眼睛，眯缝着眼友好地望着乌尔里希和瓦尔特，他们在黄色灯光照耀下像在一只玻璃柜里那样坐在薄暮的窗玻璃前。
五五 索利曼和阿恩海姆
杀害姑娘的凶手克里斯蒂安·莫斯布鲁格尔还另有一位倾慕者。他的罪责或他的痛苦的问题在几个星期前像打动了许多别人的心那样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她对这个案件的看法与法庭有所不同。克里斯蒂安·莫斯布鲁格尔这个名字颇中她的意，她想象一个孤独、魁伟的男子，坐在长满苔藓的磨坊旁边，倾听轰隆的流水声。她坚信人们对他提出的那些指控将会以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得到澄清。每逢她坐在厨房或餐室里做针线活儿，便觉得仿佛莫斯布鲁格尔抖落了身上的锁链，正朝她走来，接着便浮想联翩。其中不排除有这样的幻想：倘若他克里斯蒂安及时结识了她拉喜儿的话，那么就会放弃杀害姑娘这种勾当，并显示出自己原来是个很有前途的强盗头子。
这个可怜的男子在牢房里料想不到这颗心，这颗俯在狄奥蒂玛需要修补的内衣上方为他跳动着的心。图齐司长的府邸离地方法院根本就不远。一只鹰只需稍稍扑棱那么几下翅膀便从一个屋顶到了另一个屋顶；但是对于毫不费劲就使各大洋和各大洲沟通起的现代的人来说，要与住在附近街角处的人建立联系，却比登天还难。
就这样，磁流又消散了。自一些时候以来，拉喜儿不再爱莫斯布鲁格尔，倒爱上平行行动了。即便里面房间里事情进行得并不完全顺当，前室也会忙得不可开交。从前总有闲暇读从主人那儿弄到厨房来的报纸的拉喜儿，自从早到晚当小哨兵为平行行动站岗以来，便再也没这个工夫了。她爱狄奥蒂玛、图齐司长、莱恩斯多夫伯爵阁下、大富豪，而且自她发现乌尔里希开始在这个家里扮演一个角色，她也爱他了；一条狗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感觉，但也带着各种不同的嗅觉——它们意味着激动人心的环境变换——爱它的家中的朋友的。但是拉喜儿是个聪明人。譬如从乌尔里希身上她分明察觉到，他总是与别人有一点儿对立，她的幻想已经开始认为他在平行行动中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还没弄清楚的角色。他总是和颜悦色地看她，小拉喜儿还发现，只要他以为她不知道，他便特别长久地端详她。她认为他一定是要她做什么事，那就等着瞧吧；她的白色小毛皮充满期望地收缩起来，从她那双美丽的黑眼睛里时不时有一束小而尖的金色光芒急速射向他那边！在她围着华丽的家具和客人们踅来踅去的时候，乌尔里希莫名其妙地感觉到这个小女人的咔嚓声，这使他有几分走神。
他在拉喜儿的注意力中的位置多半要归功于神秘的前室谈话，在这些谈话中阿恩海姆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动摇；因为这个光彩夺目的人不知道自己除了乌尔里希和图齐之外还有第三个敌人：他的小仆人索利曼。这个黑男孩是平行行动束在拉喜儿的魔腰带上的闪光的扣子。一个滑稽的小男孩，跟着他的主人从童话国来到了这条拉喜儿当差的街上，他简直是作为童话中直接指定给她的部分而被她占有了；事情就是这样由社会地位规定好了的：大富豪是太阳，属于狄奥蒂玛，索利曼属于拉喜儿，是一块在阳光下闪亮的、惹人喜爱的彩色碎片，她把它珍藏了起来。但是这并不完全是这男孩的看法。尽管他身量小，但已十六七岁，是个充满浪漫精神、恶意和个人要求的人。阿恩海姆当初在意大利南方从一个舞蹈队里把他领出来并收留了他；这个特别神经质的小男孩，目光中流露出忧郁，扣动了他的心弦，于是大富翁便决定为他打开美好生活的大门。这是一种对真挚、忠诚的伴儿的渴望，这种渴望不时作为一种偏爱袭上孤独的阿恩海姆的心头，但他通常用增加工作来掩盖它，他一直这样不经意地把索利曼当作同等地位的人看待，直至索利曼十四岁，就像人们从前在富人家庭里抚养自己孩子的同乳母兄弟姊妹，他们可以参加一切游戏和娱乐活动。白天和黑夜索利曼蹲在写字台旁边，或者在主人与著名客人作数小时之久的谈话期间蹲在他的脚跟、背后或膝头。如果桌上恰好散乱地放着司各特、莎士比亚和大仲马，他就读，他借助简明词典学了拼写字母。他吃主人的糖果，在无人看见时也早早地吸起主人的雪茄来。主人专门为他请了一位教师——因为经常旅行所以有些不定期——上初等教学课。学这些功课时索利曼感到无聊已极，他最喜爱的莫过于干一个男仆的差使，他同样可以分担这些差事嘛，因为这是一种真正的、成年人的工作，这迎合他的干活的积极性。但是有一天，这还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他的主人把他叫到自己身边并友好地向他解释说，他所期望于他的，他还没有完全实现，说是他现在不再是孩子了，作为主人，他阿恩海姆有责任让索利曼，让这个小仆人成为一个正派人；所以他已经决定从现在起完全把他当作他必须成为的那种人来看待，使他可以及时习惯起来。许多卓有成效的男子——阿恩海姆补充说——都是从擦皮鞋和刷盘子干起，这方面恰恰是他们的力量所在，因为最最重要的是，人们一开始做什么事就全力以赴。
从一个不明确的高级宠儿被提升为享受免费膳宿并有一份微薄薪金的仆人的时刻在索利曼的心中造成一片荒芜，对此阿恩海姆却懵然无知。索利曼根本没听懂阿恩海姆向他说明的情况，但却分明凭感觉猜着了，自地位发生变化之日起，他便憎恨上了他的主人。他此后也没放弃书籍、糖果和雪茄，但是从前他只是喜欢什么便拿什么，现在却是完全有意识地偷阿恩海姆，并且即便如此也无法使自己的复仇情感得到满足，以致他有时就干脆把东西打碎、藏匿或扔掉，阿恩海姆隐约记得那些东西，可他感到纳闷，那些东西竟再也不出现了。一方面，索利曼宛若小精灵般进行报复，但另一方面，他竭力控制自己，履行公务尽心尽职、举止行为讨人喜欢。他仍然是所有女厨师、女仆、饭店雇员和女性客人的头号新闻，受到她们的目光和微笑的溺爱，受到满街游荡的男孩子们的讽刺眼光的盯视，依然习惯于觉得自己是个有吸引力的、重要的人物，即使他受到了压抑。连他的主人有时也还给他投去满意和得意的一瞥或说一句友好和贤明的话，人们一致称赞他是个伶俐、讨人喜欢的男孩，如果索利曼在这之前正巧刚犯下了特别该受谴责的事，那么他就会殷勤而带着嘲笑地品味自己的优越性，一如品味一个吞下肚去的通红而冷森的冰球。
拉喜儿在告诉他屋里也许正在酝酿一场战争时赢得了男孩的信任，打那以后她便不得不听他对她的偶像阿恩海姆说些难听的话。尽管索利曼自命不凡，他的幻象看上去就像插满剑和匕首的针插，在所有他向拉喜儿讲述的有关阿恩海姆的事情中，马蹄发出隆隆响声，火把和绳梯摇晃。他向她透露，他根本不叫索利曼，并给她说了一个长长的、怪声怪调的名字，这个名字他说得如此之快，以致她根本没法记住。后来他又添加上一个秘密，说他是一位黑人王公的儿子，他父亲拥有几千名武士，还有大批牛群、奴隶和宝石，他小时候被人从他父亲身边偷走了；阿恩海姆买了他，为了将来可以以昂贵得不得了的价格把他再卖给王公，但是他想逃跑，迄今为止之所以还没能这样做，仅仅是因为他父亲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拉喜儿没那么愚蠢，会去相信这些故事；但是她相信它们，因为对她来说在平行行动中没有哪个不可信事物的尺度是够大的。她也很想禁止索利曼这样谈论阿恩海姆；但是她不得不停留在仅仅对他的狂妄表示搀杂着畏惧的不信任，因为尽管有种种可疑，她不知怎么却总觉得，他的主人不可信赖这一论断是平行行动中的一种巨大的、正在临近的、紧张的复杂情况。
那是雷雨云，在长满苔藓的磨坊里的那个身量高大的男子在这雷雨云的后面消失了，一抹惨淡的光集拢在索利曼的小猴脸起皱的怪相上。
五六 平行行动各委员会的繁忙工作；克拉丽瑟致函伯爵阁下并建议尼采年
在这段时间里乌尔里希必须每周拜访伯爵阁下两至三次。那儿为他准备好了一间高而细长、作为办公室很惹人喜欢的房间。墙上挂着一幅暗色的画，画上有深沉闪亮着的红色、蓝色和黄色斑点，上面画着一些骑兵，他们把长矛刺进别的落马骑兵的两肋；对面墙上是一位孤零零的贵妇，她的两肋受到一件绣金紧身胸衣的严密保护。看不出人们为什么把她孤伶伶放逐到这道墙上，因为她显然曾经是莱恩斯多夫家庭的一个成员，她那张年轻的扑粉的脸看上去和伯爵的相似得犹如干巴巴的雪地上的一个脚印类似潮湿黏土地上的一个脚印。顺带说及，乌尔里希很少有机会端详莱恩斯多夫伯爵的脸。平行行动自最近那次会议以来便频频展开对外活动，以致伯爵阁下竟再也无暇静心思考重大问题，而是不得不以审阅呈文、接待来客、进行会晤和乘车出行来度过自己的时间。就这样，他已经和总理交谈过一次，会晤过一次大主教，到皇家办公厅去会谈过一次，并且还在上院与上层贵族和资产阶级显贵进行了几次接触。乌尔里希未曾受邀参加这些讨论，只知道各方人士均估计会遭到对立面的强烈的政治反抗，所以所有这些部门都声称，他们越少在其中抛头露脸，便能越有力地支持平行行动，所以他们暂时只派观察员参加各委员会。
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委员会的工作正一周一周地取得大的进展。它们已经如同在成立大会上所决定的那样从宗教、教育、商务、农业等等角度把世事进行了分类，每一个委员会里已经有了一个相关各部的代表，所有委员会已经开始致力于各自的任务，每一个委员会与所有别的委员会协同步调等待着职责范围内所属的各团体和民间组织的代表，以便听取他们的愿望、建议和请求并将其转达给总委员会。人们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让国家“最主要的”道德力量有序和集中地流向总委员会，并且已经满意地看到这种书信来往正在增长。不久之后，各委员会发给总委员会的函件就可以援引别的已经给总委员会发去过的函件了，并且开始以一句一次比一次变得更重要的句子打头：“分别查找这个位数的数字某某某某号和某某号……”接下去又是一个数字，所有这些数字随着函件的增多而变大。这已经具有某种健康增长的特性，而且各公使馆也以半官方途径报告奥地利爱国主义的力量显示给外国留下的印象；外国使节已经在小心翼翼寻找机会探听情况；变得留神起来了的下议院议员们探询意图；私人的活动力在一些商号的询问中初露端倪，这些商号冒昧地提出建议，或者请求为他们的公司与爱国主义相结合提供有力依据。一个机构已经存在，而由于它已经存在，它就必须工作，又由于它工作，它便开始跑动起来；如果一辆汽车在一片广阔的田野上开始跑动起来，哪怕没有人在驾驶它，它也会跑完某一段路，甚至是一段给人印象很深刻的、特殊的路。
一股强大的推进力就这样产生了，莱恩斯多夫伯爵分明感觉到了这股推进力。他戴上他那副夹鼻眼镜，极其认真地把所有来信从头读到尾。这不再是起初事情还没上轨道时铺天盖地向他涌来的热情的陌生人的建议和愿望，而且即使这些呈文或询问来自百姓中间，它们也是由阿尔卑斯人合作社理事会签了字的，是由自由意志者联盟、处女联合会、工商业联合会、社交联盟、市民俱乐部以及其他那类小团体签了字的，那些小团体是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过渡的前导，一如一阵旋风卷起一小堆垃圾。即使伯爵阁下并不同意向他提出的全部要求，他还是基本上确认这是一大进步。他取下夹鼻眼镜，把来信送还给部员或移交给他的秘书，并满意地点点头，没说一句话；他觉得平行行动正在一条好的、有条理的道路上，会找到真正的道路的。
接过信的部员照例把它放在另一摞信件上，而如果最后一封信放在上面，他便会揣度伯爵阁下的眼神。随后他就会说出伯爵阁下想说的话：“这一切好极了，但是只要我们对我们的中心目标还不知道任何原则性的意见，便既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但是这是部员读每一封在这之前已送到的信件时从伯爵阁下的眼神里所揣度出来的意思，而这也就完全成为他自己的意见，他手里握着一支镶金小铅笔，他已经用它在每一封来信的结尾写上“Ass．”这句有魔力的套语。在卡卡尼各公务机关里正在使用的“Ass．”实际上是“Asserviert”，大致相当于德语的“留待以后解决”，是谨慎从事和不急不躁的榜样。譬如被留待以后解决的有小公务员要特殊产妇补助的请求，这个请求一直拖到孩子长大成人并有了独立工作能力时才得以解决，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也许只有到那时才能完成这方面的立法手续，而上司们心地慈善不愿意在这之前先拒绝这个请求；但是被留待以后解决的也有有影响的人物或行政机构的申请，人们不可以用拒绝来得罪人，虽然他们知道，另一个有影响的机构反对这些申请，而原则上凡是第一次向一个机构提出的申请都得留待有了类似情况的先例后才能得以解决。
但是取笑各机构的这种习惯，这就是完全错误的了，因为在这些办公室以外还有更多的事被留待以后解决。如果考虑到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句子，一个有时产生出那酷似一头长翅膀公牛的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进步速度的句子，被完全删去或被完全写完，那么在国王们的登基誓言里还一直有与土耳其人或异教徒交战的诺言，这简直就没什么意义了。各机构这样做起码是会丢失一些东西的，但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也不会丢失。所以留待以后解决是我们生命大厦的基本套语之一。但是如果伯爵阁下觉得什么事特别紧急，那么他就必须选择另一个办法。他会派人先把这倡议送呈宫廷，送呈他的朋友施塔尔堡伯爵，询问人们是否如他所以为的那样会认为这倡议是“暂时明确的”。一些时候以后总会有这样的答复反馈回来：目前还不能转达这方面的最高意志，可取的做法似乎还是先让公众舆论自己形成，并按公众舆论对该建议的接受情况以及其他应有的必要条件留待以后予以考虑。围绕着这倡议生成的一套卷宗就这样送达部里的有关科室并从那里又返回来并加上这样的附注：本科室认为自己无权对此单独作出决定。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莱恩斯多夫伯爵便会预先记上一笔，以便在总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提议成立一个内部的分委员会来研究这件事。
只有在送来一份既没有一个协会理事会也没有一个国家承认的宗教、学术或艺术团体签名的文件时，他才毅然采取果断措施。这几天，克拉丽瑟就寄来了一封这样的信，她在信中引证乌尔里希并建议举行一个奥地利的尼采年，还建议人们必须同时为杀害女人的凶犯莫斯布鲁格尔做点什么事；说是作为女人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提这个建议，此外也由于这意味深长的一致：尼采曾患有精神病，莫斯布鲁格尔也这样。当莱恩斯多夫伯爵把此信拿给乌尔里希看时，乌尔里希当即从那特有的不成熟的、但充斥着粗体字和加重线的行文上认出了这封信，他几乎不能用一句玩笑话来掩饰自己的恼怒。然而莱恩斯多夫伯爵，当他以为觉察到了乌尔里希的困窘时，却严肃而和蔼地说：“这并非无足轻重。这是，我想说，这热情而有力；但是可惜我们必须将所有这类个人建议搁置起来，否则我们就达不到目标。既然您似乎认识这位写信的女士，也许就由您把这封信交给您的表妹夫人吧？”
五七 情绪高昂。狄奥蒂玛对伟大思想的本质有特殊体会
乌尔里希把信塞进自己的衣袋，准备把它扔掉，和狄奥蒂玛谈论这件事本来就不会很容易，因为自从那篇论述奥地利年的文章刊登出来之后狄奥蒂玛便一直觉得自己被一种完全杂乱的高昂情绪攫住。不单单是乌尔里希有时看也没看就把从莱恩斯多夫伯爵那儿得来的全部文件交给她，而且邮局也每天送来一杳杳信件和剪下来的报纸文章，书商们给她寄来大量供试看的书籍，她家里社交来往的上涨，就像海水受到风和月亮联合吸引，电话铃声也一刻不停地响着，倘若不是小拉喜儿像天使长那样尽心尽力地守在电话机旁并自己回答大多数人的询问——因为她认识到不能让人没完没了地来打扰她的女主人——狄奥蒂玛简直会在这重压下崩溃的。
但是，这种永远不发生而总是在她体内颤动的神经崩溃却给狄奥蒂玛带来一种她还从未有过的幸福。那是一阵冷战，因自己地位重要而感到的一阵战栗，像国际大厦屋脊上一块砖头在重压下发出的一阵沙沙声，像人们坐在突出于远近群山之上的一座山峰时感到的虚无缥缈兴奋刺激感。一句话，那是一种地位感，一位普通中学教师的女儿兼平民副领事的年轻夫人——尽管她的地位有所上升，但迄今她在骨子里依然还是这样的身份——突然意识到的地位感，这样一种地位感是未被觉察、但却极其重要的生存状态中的一种，犹如地球转动或我们为感官感觉所作的那一份个人贡献的未被觉察。由于人们被教导不可将自己的虚荣心存放在心中，所以他们便将绝大部分虚荣心携带在脚下，他们在一个伟大祖国的、在一种宗教的或所得税级别的土地上漫步，在没有这种地位的情况下甚至满足于人人会有的东西，即处于从虚无中升起的时间柱的临时最高点上，这就是说，恰恰生活在现在，生活在从前的虚荣心已经灰飞烟灭、后来的虚荣心还未形成的时候。但是，如果这种通常无意识的虚荣心出于某种原因一下子从脚部升至头部，那么这就能产生出一种轻度的癫狂，类似自以为胸怀着全球的处女们的那种癫狂。连图齐司长现在也对狄奥蒂玛表示敬意，向她打听情况并有时请求她接受这样和那样的小委托，以往他在谈到她的沙龙时惯有的那种笑容让位给了一种庄重和严肃。人们还一直不知道，站到一个国际和平主义运动的前列，这个计划会在多大程度上为至高无上的当局所接受，但是他一再对这种可能性忧心忡忡并附加这样的请求：希望狄奥蒂玛在对外政策领域不要事先不征求他的意见就有任何轻举妄动。他甚至立刻提出忠告，什么时候当真要发动一场国际和平行动倡议时得首先设法避免从中生出政治纠葛来。他向他的夫人解释说，人们不必拒绝一个如此美好的思想，甚至在存在着实现这个思想的可能性的时候也不必加以拒绝，但是一开始就给自己留好各种前进的路和退路，这却是绝对必要的事。随后他便向狄奥蒂玛阐述一次裁军会议、一次和平会议、一次首脑会晤往下直至那已被提及的捐款和用当地艺术家的壁画装饰海牙和平宫殿之间的区别，他还从未这样实实在在地和他的妻子谈过话。有时他甚至夹着皮公事包再次返回卧室，对自己的阐述作一些补充，譬如他忘记附带说明他个人理所当然地只是结合一项和平主义的或人道的事业才认为与世界奥地利这个名字相关联的一切是可能的，如果人们不应该被认为是危险而不可揣度的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狄奥蒂玛面带耐心的微笑回答：“我将尽量考虑你的愿望，但是你不要把外交政策对我们的意义想象得过分重要了嘛。现在存在着一种简直是拯救性的高涨情绪并且来自人民的无名的内心深处；你不知道，每天有多少请求和建议向我涌来。”
她是值得钦佩的；因为她得不动声色地与巨大的困难作斗争。在大的、按宗教、公正、农业、教育等等观点建立起来的中央委员会各次会议上，人们对所有较重要的倡议都持那种冰冷和胆怯的克制态度，狄奥蒂玛就分明在她丈夫身上体味到这种态度，当时他还没这么关心这件事；有时她觉得自己焦急万分、沮丧已极，无法向自己掩饰这个事实：懒散的世人的这种抵抗将是难以粉碎的。虽然对她自己来说奥地利年将成为世界奥地利年、奥地利各民族将成为世界各民族的榜样是清清楚楚明摆着的，但是事实却清楚地表明，这对于慢性子的人来说还需有一些特殊的内容并且必须得到一个神来之笔的补充，这个想法得是个因为超越宽泛的意义而更加容易被理解的想法。狄奥蒂玛研读众多书籍数小时之久，想找到一个有这种功能的思想，而且这理所当然地也将是一种象征性的奥地利思想；但是狄奥蒂玛对伟大思想的本质有特殊体会。
事实表明，她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这时代充满伟大的思想。但是别忘了，即便所有条件——包括人们所说的那个条件——具备，实现其中最伟大和最重要的思想会有多么困难：每逢狄奥蒂玛几乎已经下定决心选定一个这样的思想，便总是身不由己地发现，实现它的反面可能也有某种伟大之处。情况就是这样，人们对此无能为力。理想有着奇特的个性，其中也包括这样的个性：如果人们严格遵循理想，那么理想便会突然变成荒谬。就拿托尔斯泰和苏特纳[23]来说吧——这两位作家的思想人们当初大都经常听说——但是人类怎么可能，狄奥蒂玛心想，不用暴力就弄到烤鸡吃呢？倘若像那些人所要求的那样不应该杀戮，那么人们拿士兵们怎么办呢？他们就会失业，这些可怜的人们，罪犯们就会无法无天。但是还是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提案，而且听说已经在收集签名了。狄奥蒂玛压根儿就从来也不能想象一种没有永恒真理的生活，但是如今她不胜诧异地发现，每一个永恒真理都有双重性和多重性。所以理智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由此甚至得到某种名誉拯救的图齐司长——对永恒真理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虽然永远不会否认它们是不可缺少的，但却深信按字面去理解它们的人都是疯子。按他所了解的情况——他主动向他夫人提供了这些情况——人的理想包含大量要求，如果人们不是一开始就不完全认真对待它们，那么理想势必会走向毁灭。作为这方面的最好证明，图齐提出，像理想和永恒真理这样的词儿在正经八百的办公室里是根本不说的；说是一个部门负责人心血来潮在一份文件里用了这样的词儿，当即便有人建议他让官方医生检查身体、开证明去休假。尽管狄奥蒂玛神情忧郁地听他讲话，到头来却还是从这种性格弱点里又吸取了全力以赴投入研究之中的新的力量。
当莱恩斯多夫伯爵终于找到时间前来出席一次磋商时，也对她的旺盛精力感到吃惊。伯爵阁下要了解来自民众之中的意愿。他真诚希望查明民意并通过上面小心翼翼地施加影响净化这种民意，因为他不想把它作为一种谄媚逢迎的赠品，而是作为在民主漩涡中飘动的各民族的自我意识的征象呈示给陛下。狄奥蒂玛知道，伯爵阁下还一直坚持“和平皇帝”这个思想并坚持一种真正奥地利的光辉，只要一个集合在族长周围的各民族大家庭的情感在其中得以正确表达出来，他原则上就不会拒绝世界奥地利这个建议。不过，伯爵阁下却私下里不声不响地把普鲁士排除在这个家庭之外，虽然他对阿恩海姆博士个人觉得无可厚非并且甚至曾经明确地把他称作为一个有趣的人物。“我们当然不想要任何爱国主义方面的陈词滥调，”他告诫说，“我们必须唤醒国家，唤醒世界。我觉得搞一个奥地利年这个主意不错，其实我自己就曾对记者们说过，人们必须把公众的想象引到这样一个目标上去。但是您已经考虑过了吗，我亲爱的，如果要搞这个奥地利年，我们今年应该做些什么事？您看，就是这么回事！这件事人们也必须知道。人们必须在上面帮一把手，否则不成熟分子们就会占了上风。可我却实在找不出时间来过问这件事！”
狄奥蒂玛觉得伯爵阁下内心充满忧虑，便热烈地回答：“这行动必须以一个伟大的象征为最高峰，要不就根本不会有最高峰！这是肯定无疑的。它必须打动世人的心，但也需要上面施加影响。这是不容置疑的。奥地利年是一个极好的建议，但是我认为一个世界年更妙；一个世界奥地利年，这就可以让欧洲精神在奥地利看到自己真正的故乡！”
“小心！小心！”莱恩斯多夫伯爵警告说，他曾经常常受到他女友思想上的大胆的惊吓，“您的思想也许总是有一点儿太伟大了，狄奥蒂玛！您已经说过一回这个意思了嘛。可是怎么小心谨慎也不过分！您想出什么主意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年里应该做些什么？”
莱恩斯多夫伯爵受到那种使他的思维非常具有特色的率直的指引，恰好用这个问题触到了狄奥蒂玛的最痛处。“阁下，”她踟躇了片刻说，“这是世上最难的问题，您要我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我打算尽快邀请一批著名人士、诗人和思想家，我想看看这些人会提出些什么建议来，在这之前我不发表什么看法。”
“这就对啦！”伯爵阁下叫起来，对这种观望的态度立刻表示赞同，“这就对啦！怎么小心谨慎也不过分！要是您知道，现在我天天都听到些什么！”
五八 平行行动引起疑虑。但是人类历史上没有人自愿走回头路
有一回，伯爵阁下也有时间与乌尔里希深入交谈。“这个阿恩海姆博士我看不太顺眼，”他向他透露，“不错，一个极有才智的人，您的表妹的态度并不令人惊奇；但毕竟是个普鲁士人。他那看人的眼神。您知道，那时我还是个小男孩，一八六五年，我已故的父亲的夏洛蒂宫里来了一位参加狩猎的客人，这个人也总是用那样的目光看人，一年后情况表明，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邀请他到我们这儿来的，后来才发现他竟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少校！我这话当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可是我心里感到不痛快，我的事这个阿恩海姆全知道。”
“阁下，”乌尔里希说，“我感到高兴，您给我机会让我讲一讲心里话。是时候了，该采取点措施啦；我了解到一些情况，它们引起我深思，它们对一个外国观察家不合适。平行行动应该使所有的人感到幸福快乐，这也是阁下您所希望的吧？”
“嗯，是呀，当然啦！”
“但是恰好相反！”乌尔里希喊道。“我的印象是，平行行动让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心生疑虑，感到悲伤！”
伯爵阁下摇摇头，用一个拇指绕着另一个拇指转，每逢他心情阴郁、沉思不语，便总是做这样的动作。事实上他也已经了解到一些情况，它们与乌尔里希如今向他报告的情况颇为相似。
“自从大家都知道我和平行行动有点关系，”乌尔里希说，“只要我碰上某个想和我随便拉扯几句的人，那么不出三分钟，这个人总会对我说：‘您搞这个平行行动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今天再也没有什么伟大的业绩、伟大的人物了嘛！’”
“对呀，只不过他们这话当然不是指他们自己！”伯爵阁下插话，“这情况我知道，我也听到过这种话。大工业家们骂政策给他们带来的保护关税不够，政治家们骂工业界给他们的竞选资金太少。”
“非常正确！”乌尔里希接茬解释道，“外科医生们完全明确地知道，自比尔罗特[24]时代以来外科学当然取得了进步；他们只不过是在说，其余的医学以及整个自然科学研究对外科学太没有用处了。如果阁下允许的话，我甚至想断言，神学家们也深信，今天的神学比耶稣基督时代更……”
莱恩斯多夫伯爵举起手来做出宽容而抗拒的样子。
“如果我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我请求原谅，这话本来也完全可以不说的；因为我想说明的是，这似乎有着某种完全一般性的含义。外科医生们，我已经说过了，他们断言，自然科学研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必然的诉求。可是如果人们和一个自然科学家谈论当代的问题，那么他就会抱怨说，自己一般来说喜欢将目光抬得高一些，却在剧院里感到无聊，也找不到可以使他得到消遣和激励的长篇小说。人们若和一位诗人交谈，那么这位诗人就会说，现在没有信仰。如果人们和——因为现在我想把神学家们放一放——一位画家交谈，那么他们可以相当有把握，这位画家一定会断言，在一个具有如此糟糕的文学和哲学的时代，画家们是不可能创作出什么优秀作品来的。一方向另一方推诿责任的顺序当然并不总是一成不变，但都具有某种推诿于人的特性；而作为其基础的规则或规律我却都弄不明白！我担心，不得不这么说，每一个人独独只对自己还算满意，但整个地说，出于某种无所不包的原因他对自己的处境不甚满意，看来平行行动是注定要使这暴露出来。”
“嗳呀！我的天哪！”伯爵阁下对这一席话这样回答，谁也不清楚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无非是忘恩负义！”
“顺便说一句，”乌尔里希继续说，“我已经看了两满包一般性质的书面提议，还没找到机会将它们给伯爵阁下放回原处去。我已经给其中一包标上‘放回’的标题。多得出奇的人告诉我们，早先时代的世界已经达到比现在更好的水准，平行行动只需将世界带回到那个水准上即可。如果我不算回归信仰这个理所当然的要求，那么还有回归巴罗克式，回归哥特式，回归自然状态，回归歌德，还有回归德意志法律，回归道德纯正以及其他一些回归。”
“嗯，是的；但是也许其中确有一个真正的思想，我们不应该使它气馁吧？”莱恩斯多夫伯爵说。
“这倒可能；可是我们该怎么回答呢：多次认真考虑过您的尊贵提议，目前我们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或者：怀着兴趣读过贵函，请您详细说明有关重新建立巴罗克式、哥特式世界的愿望，如此等等？”
乌尔里希微微一笑，但是莱恩斯多夫伯爵觉得，他此刻有点儿太轻狂了，便面带愠色，聚精会神地将一个拇指绕着另一个拇指转。他那张有翘胡须的脸上的严厉神态让人想起华伦斯坦时代，随后他便发表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见解。“亲爱的博士，”他说，“在人类历史上没有自愿的回归！”
这句话首先让莱恩斯多夫伯爵自己感到吃惊，因为他本来想说点完全与这不一样的话。他守旧，对乌尔里希感到恼火，本来想说市民阶层已经鄙弃了天主教的广博精神，如今正在自食苦果。赞美专制中央集权主义时代，赞美那时的世界尚还受有责任感的人按统一的观点领导，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嘛。但是就在搜索词句的时候，他突然想起，如果他一天早晨醒来发现既没有洗热水澡的浴室，也没有铁路，没有晨报，却只有一个皇家宣布官骑马走街串巷，那么自己确实会感到惊讶和别扭的。莱恩斯多夫伯爵心中暗想“已经存在过的东西，是永远不会又以同样的方式存在的”，他一边这样想，一边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假定在历史上没有人自愿走回头路，那么人类就像一个受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漫游狂驱策向前行进的人，这个人既不回头也达不到目的地，这是一种很值得注意的状况。
而伯爵阁下虽然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能力，能很在行地将两个互相抵触的思想严格分开，永远不让它们在他的意识里相遇，但是这个思想，这个针对他所有原则的思想他本来是必须拒绝的。只是他已经对乌尔里希怀有某种好感，繁忙事务之余一有空闲，便很乐意给这个思想活跃、令他感到十分满意的人，给这个只是作为平民而有点儿偏离真正重大问题的人用严格的逻辑思维讲解政治话题。但是人们一旦讲起逻辑来，让一个思想自动紧跟前面的思想，那么人们便永远不会知道这将怎样结束。所以莱恩斯多夫伯爵不收回自己的意见，而只是恳切而沉默地望着他。
乌尔里希拿起第二只公文包，并利用这个间歇把两只包交给伯爵阁下。“我不得不给第二包标上‘呈送’的标题。”他开始解释，但是伯爵阁下猛地跳起，觉得自己的时间已经过去。他急切请求把这个问题留待下次继续商谈，以便有更多考虑的时间。“顺带说及，您的表妹将为此邀请一批著名人士进行座谈，”他说着已经站了起来，“您得去，请您务必要去。我不知道是否抽得开身去！”
乌尔里希收拾公文包，莱恩斯多夫伯爵在深色的门框处又一次转过身来。“一次大规模的试验当然会使所有的人气馁，但是我们会让他们振作起来的！”他的责任感不允许他不说一句宽心的话就把乌尔里希撇下。
五九 莫斯布鲁格尔沉思录
这期间，莫斯布鲁格尔已经好歹在新监狱里安顿下来。监狱大门刚关上，他便受到大声呵斥。如果没记错的话，他破口痛骂时人们曾威胁说要狠狠揍他。人们把他关进一个单间。在庭院里散步时他的双手被手铐铐住，看守们的眼睛死死盯住他。他的头发被剃掉了，尽管对他的判决还不具有法律效力；据称是为了给他量身高。人们用一种发臭的软皂给他擦了身，以消毒为借口。他是个老旅行者，他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在铁门后面维护荣誉，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们随心所欲地任意处置他。他求见监狱长并提出控告。监狱长不得不承认有些做法不符合规定，但是他说，这不是惩罚，而是谨慎。莫斯布鲁格尔向监狱牧师诉苦，但是此人是个好老头儿，他的友好关怀有个陈旧的弱点，这就是遇到性犯罪就失灵。他以连性犯罪的边也没擦过的身体的无知憎恶它们，并且甚至对此感到惊骇：莫斯布鲁格尔以诚实的外貌在他内心激起了私人同情心；他让他去找狱医，而他自己则一如在所有这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仅仅是向上帝提出一个重要的请求，这个请求不考虑细节，如此一般地谈到尘世的纷乱，以至于在作祈祷的时刻莫斯布鲁格尔和自由思想家以及无神论者一样也包括在内了。但是狱医却对莫斯布鲁格尔说，他所诉说的一切根本就没那么严重，医生轻轻拍了他一下，对他的申诉丝毫不予理会，因为如果莫斯布鲁格尔明白事理的话，那么只要他是真有病还是装病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专家们的回答，这便是多此一举。莫斯布鲁格尔气愤地预感到，这些人当中的每一个都在侃侃而谈，而且正是这种谈论给他们以随心所欲处置他的力量。他有着普通人的情感，觉得人们应该割下这些有教养的人的舌头。他望着那张有刀伤的医生面孔，那张从内部变干涸了的牧师面孔，那张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公事房主管面孔，看到每一张面孔都用一种别样的方式望着他的面孔，这些面孔上有着某种对他来说不可企及、但为他们所共有的东西，这种东西毕生都是他的敌人。
在外面，一股收敛的力量将每个人的自负费劲地挤进他们各自的身体；而在这所牢房里，尽管有着种种纪律的约束，这股力量还是稍稍软弱了一些，在这里大家都在等候中过日子，人和人之间的活生生的关系，即使粗俗、激烈也罢，均受到一个不现实的阴影的损害。莫斯布鲁格尔用整个强壮的身体对庭审斗争之后的松弛作出反应。他觉得自己像一颗松动的牙齿。他的皮肤发痒。他觉得自己受到传染，感到很不舒服。那是一种易伤感的、轻微神经质的过分敏感，有时他会突然过分敏感起来；那个躺在地下，给他惹来了这些麻烦的女人，每逢他拿她与自己作比较，他便觉得她是孩子面前的一个阴险毒辣的泼妇。尽管如此，总的说来莫斯布鲁格尔并非不满意；他能够从许多迹象上觉察到，自己在这里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心里美滋滋的。甚至连所有囚犯无区别地得到的那份照顾也使他感到满意。自从他们犯下了什么罪过以来，国家便给他们饭吃、给他们澡洗、给他们衣穿，还为他们的工作、健康、书籍和歌唱操心，而它先前却从未操过这份心。莫斯布鲁格尔享受着这份照顾，虽然它是严厉的，宛如一个孩子成功地迫使母亲一边生气一边为他的事操心；但是他不希望这份照顾旷日持久：一想到自己可能会被减刑为无期徒刑或者又被交给精神病院，他心中顿时便产生一种抵触情绪，这是一旦逃避生活的一切努力一再把我们引回到那同样的、可恨的生活处境之中时，我们会感觉到的那种抵触情绪。他知道，他的辩护律师正在尽力谋求重新审理他的案子，他将再次接受检查，但是他拿定主意要及时采取对策，坚持让人们处死他。
他必须死得与他的身份相称，这一点对他来说是肯定无疑的，因为他的一生就是一场为谋取自己的公理的斗争。在这间单人囚室里莫斯布鲁格尔在考虑什么是他的公理。这个他没法说。但是这是人们在他一生中都不曾给予他的那种东西。一想到这一点，他的情绪便激昂起来。他的舌头拱起，准备做一个像牡马遛蹄那样的动作，想如此显贵地强调指出这一点。“公理，”他异常缓慢地沉思，为了确定这个概念，他这样沉思，就仿佛在和什么人讲话似的，“这就是，如果人们不干什么不公正的事，对不对？”这时他突然想起：“公理是权利。”就是这样，他的公理是他的权利！他望着他的木床，随即便坐到床上，动作迟缓地转身，徒劳地在拧紧在地上的铺板上挪移并踌躇着坐定。他的权利人们没有给他！他回忆起那位师母，那时他十六岁。他做了个梦，梦里某种凉丝丝的东西向他肚子上吹来，随后这凉丝丝的东西便消失在他的体内，他大声喊叫，从床上掉落下来，第二天早晨他觉得筋疲力尽。可是别的学徒有一回曾告诉过他，说是如果向一个女人这样伸出拳头，让拇指在中指和食指之间露出来一点点，那么这个女人便会抵御不住的。他心里乱糟糟的；他们声称都已经试验过这一招儿，但是每逢想到这一点，他心里总是觉得发虚，要不就是他的脑袋开始以不同于他所习惯的那种方式安坐在脖子上，简言之，他身上发生了某种有一丁点儿偏离符合人类天性的秩序并且不完全可靠的事。“师母，”他说，“我想给您做点您喜欢的事……”他们单独在一起，她盯住他的眼睛，必定是从他的眼神中察觉到了什么并回答说：“你从厨房里滚出去！”接着，他便将露出拇指的拳头向她伸过去。但是这魔力只起了一半作用；师母满脸通红，迅速用手里拿着的木勺打他的脸，打了他个措手不及；当鲜血开始从嘴唇往下流淌时，他才明白过来。但这时他神志清楚了，因为鲜血一下折回，向上漫流，从眼睛上流出去；他向那个身强力壮的女人猛扑过去，她如此卑劣地侮辱了他，师傅闻声赶来，从这时起直至他摇摇晃晃站立在街上、行李卷被扔在身后的时刻，这期间所发生的事仿佛就是人们将一大块红布撕成碎片。他们就这样嘲讽和打击了他的权利，他又开始漫游了。人们会在大街上找到这权利吗？！所有的女人都已经是不知哪个人的权利了，所有的苹果和住宿地也都已属于别人；而警察和地方法官比狗还坏。
但是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人们总是揪住他不放，他们究竟为什么将他投入一座座监狱和精神病医院，这一点莫斯布鲁格尔永远也弄不明白。他长时间愣愣地凝视着地板，使劲地盯着他这间囚室的一个个角落；他这时的心情就像某个人，此人把一把钥匙掉落到地上，可是他找不到这把钥匙；地板和四角又如同白昼般灰蒙蒙，它们刚才还像一个梦幻中的阁楼，只要说一句话，里面便会突然长出一个物件或一个人来。莫斯布鲁格尔集中自己的全部逻辑。他只能清楚地回忆起发生这些事的全部地点。他简直可以将它们一一列举并描绘一番。有一回是在林茨，另一回在布莱拉。其间隔着若干年。最后一次是在这儿，这座城里。他看见了眼前的每一块石头。如此清楚，通常石头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他也回想起每一回发生这种事时他的心情都不好。可以说，仿佛他血管流着的不是血而是毒汁似的，如此等等。譬如他在户外干活，女人们从一旁走过；他不想看她们，因为她们妨碍他，可是不断有新来的女人从一旁走过；于是，他的眼睛便终于怀着厌恶跟踪起她们来，于是又是老样子，又是这种慢慢地来回转动眼睛，就像在沥青和凝固的水泥里搅动似的。随后他发现，他的思维开始变得迟钝起来。他的思维本来就慢，说话磕磕绊绊，从来就没有足够的词儿，有时他与某人谈话，谈着谈着对方突然惊讶地望着他，竟不明白莫斯布鲁格尔慢条斯理地说出来的一个单句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妒忌所有在青少年时代便学会轻松自如地谈话的人；恰恰在需要口齿伶俐地说话的时候，他却往往像软腭让胶水死死粘住了似的笨嘴拙舌说不出话来，于是往往要过好长的工夫，他才会蹦出一个字来并又说上几句。这样的解释不容拒绝：这已经不再是生理上的原因了。但是如果说他在法庭上说是共济会成员或耶稣会会士或社会主义者在以这种方式迫害他，那么是没有人听得懂他这番话的。法学家们虽然讲起话来比他流畅并尽可能对他提出种种异议，但是对事情的真实原委他们却懵然无知。
如果这种情况延续久了，莫斯布鲁格尔便会害起怕来。叫一个人去试试看吧，叫他手上戴着手铐走到大街上去看大家会怎样对待他吧！他意识到他的舌头或某种仍还存在在他体内的东西像是让胶水粘住了，这在他心里引起一种可悲和不踏实的感觉，他不得不每天费力将其掩盖。但是随后突然出现一种清晰的、几乎也可以说是无声的界线。突然出现一丝冷气。或者在空中紧挨着他出现一颗大弹丸并飞进他的胸膛。与此同时，他感觉到自己身上、眼睛里、嘴唇上或脸部肌肉上粘住了某种东西；周围整个环境在消退，在变暗，就在一幢幢房屋压到一棵棵树上的当儿，也许从树丛里蹿出几只飞奔疾驰的猫。这种情景只延续一秒钟，随后便消失不见。
其实这时候才开始了他们大家都想了解并且不断谈论的那段时间。他们向他提出最无用的抗辩，可惜他只能不清晰地、根据意识回忆自己的经历。因为在这些时间里他的意识完全清醒！它们有时延续数分钟，但有时也持续好几天，有时则渐渐演变成别样的、相似的能延续数月的时间。先开始回忆这些事，因为它们比较简单，按照莫斯布鲁格尔的意见也能够为一个法官所理解，所以随后他便听见声音或音乐或一阵呼呼声和嗡嗡声，也听见嗖嗖声和丁零声或乒乓声、轰隆声，笑声、喊声、讲话声和耳语声。这来自四面八方；它在墙壁里，在空气中，在衣服里以及他的身体内部。他觉得，只要它沉默，他便在体内携带着它；它一逃逸出来，便隐匿在四周，但也从不离他很远。每逢他干活，这些声音便往往用很不连贯和很短的语句不断对他说话，它们骂他、批评他，每逢思考着什么，自己还没来得及张口，它们就把这讲出来，或者凶恶地说些与他想说的相反的话。对于人们想因此而宣称他有病，莫斯布鲁格尔只能一笑置之；他自己对待这些声音和幻觉的态度无异于猴子。听听、看看它们在干些什么勾当，他觉得这挺好玩；这比他自己有的那些坚忍、棘手的思想美好得无法比拟；但是如果它们很惹他生气，他便会愤怒起来，这说到底是很自然的事嘛。由于他经常十分留意人们说到他时所使用的各种话语，所以莫斯布鲁格尔知道，人们把这称作产生幻觉，并且同意这种看法：他在产生幻觉这个特性方面胜过其他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因为他也看到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旖旎的风光和地狱里的牲畜，但是他觉得人们极大地夸大了他这种特性的重要性了，每逢他觉得待在精神病院里不舒服了，便毫不犹豫地声称他感到头晕。头脑聪明的人问他，那声音有多响；这个问题没有什么道理：他所听见的，有时当然像一个霹雳那样响，有时是最微弱的耳语声。有时折磨他的那种疼痛也可能会难以忍受或者只是轻微得像一种错觉。这不是最重要的事。他常常不能精确描述看见、听见并感觉到了什么；然而，他还是知道那是什么。有时那是很不清楚的；幻觉来自外部，但是稍一观察他同时也就觉得，尽管如此，它们还是来自他自身。重要的是，某种东西在外部还是在内部，这根本就没有任何重要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这就犹如一道透明玻璃墙两边的光亮的水。
在他的这些重要的时间里，莫斯布鲁格尔根本不重视这些声音和幻觉，他沉思。他这样称呼这件事，因为这个词儿总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比别人思考得更好，因为他里外都在思考。他违背自己的意志在内心进行思考。他说，他是在进行被动思考。他虽然没有失去男性的缓慢从容，但连最琐屑的小事也能使他激动，这情形就如同一位乳房里奶水鼓胀的妇女。随后他的思绪便像一条受到数百条奔腾溪水浸润的小溪潺潺流过一片肥沃的草地。莫斯布鲁格尔耷拉着脑袋，从指缝间望着木床板。“这里的人管松鼠叫栗鼠！”他突然想起，“可是要是有人去试试，口齿清楚、一脸正经地去说‘栗鼠’！大家就会抬起头来，就仿佛在一阵放屁声中突然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在黑森林他们管这叫树狐。一个走南闯北的人知道一点这种事。”精神病科医生们感到惊讶和好奇，每逢他们将一只松鼠的画像拿给莫斯布鲁格尔看，他总是回答说：“这是只狐狸，或许是只兔子嘛；这也可能是只猫什么的。”随后他们每一回都相当快地问他：“十四加十四是多少？”他从容地回答：“大约二十八至四十。”这个“大约”给他们制造了困难，莫斯布鲁格尔对此会心一笑。因为这简单已极；他也知道，人们若是从十四再往前走十四便到达二十八，但是谁说人家就必须站在那儿不走了呢？！莫斯布鲁格尔的目光继续往前扫视一段距离，就像一个人已经到达一座画在天空的小山脊，这个人如今看到，在这后面还有好几座相似的小山脊。如果一只栗鼠不是猫，不是狐狸，并且像狐狸吃的兔子一样有牙齿没有角，那么人们也就不需要这么认真对待这件事了，但是它以某种方式用种种材料缝合而成并一一从它们上面越过。按莫斯布鲁格尔的信念和体会，人们不能为自己挑选出什么东西来，因为一样东西有赖于另一样东西。在他这一生中也已经发生过对一位姑娘说“您这张可爱的樱桃小口”这样的事，但是这句话突然在接缝处减弱，于是便出现某种非常尴尬的情形：脸色变得灰白，像泥土，雾笼罩着泥土，在一根长长的树干上显现出一颗樱桃；然后便是这诱惑，禁不住要拿起一把刀把它割下或给它一击，以便让它又退回到脸上去，这种诱惑大极了。当然，莫斯布鲁格尔并不总是立刻就拿刀子；他只是在没有别的辙时才这样做。通常他总是使出全部的心神和力量去固定住这个世界。
他在心情好时可以望着一个人的脸并在这张脸上看到他自己的脸，犹如从一条浅溪的小鱼和光亮的石头间照见自己的脸；但在心情不好时他只需粗粗审视一个人的脸便会看清这就是他到处与之发生争执的那个人，尽管此人每次都把自己装扮成不同的模样。人们和他有什么过不去的？！我们大家几乎总是与那同一个人发生争执。如果调查一下是什么人让我们如此眷恋，那么情况必定会表明，是那个和我们过不去的人。在爱情方面吗？多少人日复一日地盯着那同一张可爱的脸庞，但如果他们闭上眼睛，便说不清这张脸是什么模样。或者也没有爱和恨：各种事物各按习惯、性情和立场而遭受到怎样的变更啊！欢乐何等频繁地湮灭，一个不可摧毁的悲哀内核便显露出来？！一个人何等频繁而冷静地打击另一个人，但同样也能不去打搅他。生活形成一个表层，它装出仿佛它必须是现在有的样子似的，但是在这表层皮下，事物在熙熙攘攘、忙忙碌碌地活动着。莫斯布鲁格尔总是双腿站在两块土块上并将它们固定住，明智地尽力避开一切可能会把他搞糊涂的东西；但是有时他嘴里蹦出一个词儿来，怎样的革命、梦幻随后便会从一个像栗鼠或樱桃小口这样变冷、变暗了的双关词中涌现出来！
就在他坐在囚室里同时也是他的床和桌子的条凳上的当儿，他抱怨自己所受的教育不曾教导他按应有的方式去表述自己的体会。那个长着一双小鼠眼的小女人早已躺在地下，可现在还在给他制造这么多的麻烦，那个小女人惹他生气。大家都站在她那一边。他慢慢腾腾地站起来。他觉得自己像烂木头一样老朽了。他又饿了；监狱里的伙食对于这个壮汉来说太差劲了，而他又没有钱去改善伙食。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回想起一切人们想从他那儿了解到的情况。方才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连续几天，连续几周，就像三月或四月的来临，后来就发生了这件事。他所知道的有关她的情况也并不比警察局审讯记录里的更多一些，他甚至都不知道，这些情况是怎么进入到那儿的记录里去的。他回忆起来的那些原因，那些考虑过的因素，反正都已经在审讯过程中说了；但是实际上发生的事，在他看来就仿佛是突然流畅地用一种外语讲了些什么话，这些话曾使他感到非常高兴，可是他现在却重复不出来了。
“但愿这一切尽可能快地了结了吧！”莫斯布鲁格尔心中暗想。
六〇 漫游逻辑-道德王国
按理说对莫斯布鲁格尔案件人们用一句话便可加以概括。莫斯布鲁格尔是那些介于两可之间难以确定的案例中的一个，从法学和法医学角度来看连门外汉们也知道这是降低了刑事上对自己的行动的责任能力的案件。
这些不幸的人的特点是，他们不仅有着劣等的健康状况，而且也患有劣等的疾病。造化有一种奇特的偏好，喜欢创造出大批这样的人来；它不跳跃，它喜爱过渡并且一般说来也将世界保持在一种低能与健康之间的过渡状态。但是法学对此并不在意。它说：non datur tertium sive medium inter duo contradic toria，译成德语：人要么有能力做违法的事，要么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在两个对立面之间没有任何第三者和中间地带。因具有这种能力他便成为可处刑的，因具有这种可处刑的特性他便成为法人，而作为法人他必须分担法律的超个人的善行。若不能立刻懂得这个道理，就请想一想骑兵。如果一匹马在人们每次试图骑它时都举止像发疯，那么它就会受到特别细心的照料，得到最柔软的绷带、最优秀的骑兵、最精选的饲料和最耐心的治疗。相反，如果一个骑兵犯了什么罪过，那么人们便把他关进一只充满跳蚤的笼子里，不给他吃，给他戴上手铐。这样区别对待的理由就在于，马只隶属动物的经验王国，而骑兵则分享着漫游逻辑-道德王国。在这个意义上人优于动物，不妨添上一句，人也优于患精神病的人，他凭着自己精神和道德的特性有能力去做违法的事，去犯一桩罪行；而由于可处刑性才是那个使他升华为有道德的人的特性，法律学家必须铁面无私地坚持这个特性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可惜本来负有使命要与之抗衡的法院精神病医生通常在行使其职责时比法律学家们胆怯得多，他们只宣布这样的人确实有病，但不能治愈这样的人；这是一种适度的夸张，因为他们也治愈不了别人。他们区分各种不可治愈的精神病，区分在上帝的帮助下过一些时候病情会自动好转的精神病，以及最终医生虽然也不能治愈、但病人却可以避免的精神病，前提当然是，通过命运的安排正确的影响和考虑及时对他产生作用。对于这第二和第三群体的那些只不过是劣等的病人，医学天使虽然把他们当病人对待——如果他们到他的诊所里来就医的话——但却谨慎地让法律天使来决定他们的命运——如果他在法庭上与他们遭遇的话。
莫斯布鲁格尔就是这样一桩案子。在他为一种阴森森的嗜杀狂罪行打断的诚实的一生中，人们常常在精神病院里抑制或释放出他的情感；直至在最近那次审讯中两位法医把他的健康又还给他之前，他一直被认为是麻痹症患者、妄想狂患者、癫痫患者和精神错乱者。当初在那间挤满了人的大厅里当然没有哪个人，包括他们在内，会不相信莫斯布鲁格尔有什么病；但这不是那种符合法律提出的条件并可以为认真仔细的专家们所承认的那种病。因为如果一个人部分有病，那么按法学教师的观点他也就是部分健康；可是如果一个人部分健康，那么他也就至少部分有责任能力；既然部分有责任能力，那么就是完全有责任能力；因为据他们说，有责任能力就是人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拥有不受每一种强制他的必然性的影响、从自身需要出发为达到某一个目的而规定自身行动的力量，而这样一种确切性人不是可以同时拥有和缺乏的。
虽然不排除会有这样的人，这些人的状况和素质使他们难以如法学家们所说的抵抗“不道德的推动力”并找到“向善的内在动力”，而莫斯布鲁格尔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自身的那些情况根本触动不了别人，却会在他身上引起从事犯罪行为的“决心”。但是首先，按法庭的观点，只要用上了智力和理解力这罪行同样也可以不犯，那么他的智力和理解力就是没受损害，这样的话也就没有理由把他排斥在责任的道德规范之外。其次，每一桩罪行，如果是蓄意所为，就要受惩罚，这就要求有一种有秩序的司法。第三，司法逻辑认为，在所有精神病人身上——除了那些完全不幸的人以外，那些人在人家问他们七乘七是多少时伸舌头，或者在该说皇帝和国王陛下的名字时说“我”——尚还存在着一种最低限度的分辨能力和自决能力，本来只需鼓足智力和意志力便能认清行为的犯罪性质并抵御住犯罪的动机。但是这恐怕是人们可以向如此危险的人物提出的最起码的要求了吧！
法庭就像藏着一瓶瓶前人智慧的地窖；人们打开这地窖就想哭泣，人类的精确性努力的最高成熟度在最终完美无缺之前是何等地令人不堪忍受。然而它却似乎使未经受锻炼的人陶醉。医学天使听久了法学家们的阐述往往就会忘记自己的使命，这是一种大家都知道的现象。然后他就拍击翅膀，在法庭上的行为就像一个法学后备天使。
六一 三篇论文的理想或精密生活的空想
莫斯布鲁格尔就这样获得了死刑判决，只是多亏了莱恩斯多夫伯爵的影响以及此人对乌尔里希的友好情意才有希望对他的精神状态再次进行审查。不过乌尔里希当初并没打算进一步为莫斯布鲁格尔的命运操心。令人沮丧的残暴和忍受的混合物，这是这种人的本质，这和精确和疏忽的混合物——它构成人们惯于对这种人作出的那种判断的特征——一样都使他感到不快。他分明知道，如果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案件，他应该对莫斯布鲁格尔有怎样的看法；他也知道，对这样的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这种人既不宜被投进监狱也不宜获得自由，对于他们来说精神病医院也不够用。但是他同样也清楚地知道，成千上万个别的人也知道这个情况，每一个这样的问题都在被他们不间断地讨论着，从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方方面面推敲着，国家终究将处死莫斯布鲁格尔，因为在这样一种不完备状态下这根本就是最明了、最合理和最稳当的解决办法。勉强接受这样的做法可能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但是就连快捷的交通工具也比印度的全部老虎要求更多的牺牲者；使我们可以忍受这种状况的肆无忌惮、不讲道德和漫不经心的信念显然在另一方面使我们有能力取得别人无法对此加以否认的成绩。
这种精神状态对最近的事物洞察力极强、对整体则视而不见，它在一种理想中获得自身最重要的表露，人们不妨称这种理想为一种终身事业的理想，它由不多于三篇的论文组成。有一些这样的精神活动，它们让人为之感到自豪的不是大部头的书，而是小论文。譬如如果有人发现石头在迄今还未被观察的情况下能够讲话，那么他只需用不多几页纸便可描述并说明这样一个划时代的现象。而关于好的思想人们则可以一再写上一本书，这完全不只是一件高深莫测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一种方法，用这方法人们永远弄不清最重要的切身问题。人们可以按所需要的言语的数量来区分人的活动；所需的言语越多，他们的性格状况就越糟。反映人类从茹毛饮血到上天飞行这一过程的全部认识连同其处于完备状态的证明，不会多于一个阅览室的开架书；而一只和地球一样大的书柜却远远装不下剩余下来的一切知识，而且还完全不计那极广泛的讨论，那不是用笔而是用剑和镣铐进行的讨论。人们很容易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们不按在方式上极有示范作用的各门科学的式样行事，那么就是在极不合理地进行人类的事业。
这也确实曾经是一个时代的——一些年，不到几十年的——情调和意愿，其中有一些还是乌尔里希曾亲身经历过的。当初人们想到这一点——但是这个“人们”是一种有意不精确的说明；人们没法说谁以及多少人这样想，无论如何，这事即将来临——人们也许可以精确地生活。今天人们会问，这是什么意思？回答大概会是，人们既可以把一桩毕生的事业想象成由三篇论文也可以把它想象成由三首诗或三个行动组成，而个人的工作能力则在其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提高。所以这大致就意味着，人们若没什么话要说，那就沉默不语；人们若没什么特别的事情要料理，那就只做必须要做的事情；而最最重要的则是，人们若没有要张臂并让一股创造浪潮提高情绪的感觉，那就保持无感觉的状态！人们会发现，这样一来我们的大部分精神生活势必将会停止，但是这也许也不见得是多么了不起的损失。肥皂销售量大证明人们普遍爱洁净，这个论点不需要适用于一种道德学，按这种道德学，显著的洗涤需要预示着并不完全干净的内部情况这一近代原理更为正确。如果人们愿意极度地限制伴随一切行动的道德消耗（不管哪种道德）并满足于只在值得这样做的例外情况下才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准则，但在所有别的情况下对自己的行为不作不同于对铅笔或螺钉规格的看法，那么这将是一次有用的尝试。这样做当然不会收到许多好的效果，但会收到一些较好的效果；这样就不会剩下什么才能，而是只会剩下天才；单调乏味的移印下来的图画会从生活的图画中消失，这些图画产生自行为与美德所具有的那种微弱的相似性之中，它们那令人陶醉的虔敬与一致将美德取而代之。一句话，每一百公斤道德中将会剩下一毫克精髓，这一毫克中还有百万分之一毫克是极其令人喜悦的。
但是人们会提出反对意见，说这是一种空想！当然，这是一种空想。空想大致相当于可能性；一种可能性不是真实，这个命题所表达的无非就是，当前与一种可能性交织在一起的情况妨碍了它，因为否则的话它也就只是一种不可能性了；人们若解除它所受的约束并为它提供发展机会，那么便会产生空想。这是与研究者研究一个要素在复合现象中的变化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相类似的过程；空想意味着实验，意味着在实验中观察一个要素的可能的变化和它在那个复合现象中将会引起的、我们称之为生活的那些效应。倘若这个被观察的要素十分精确，倘若人们突出这个要素并使它得以显示出来，倘若人们把它看作思维习惯和生活状况而且让它榜样的力量对一切与它接触的事物产生影响，那么，人们就被引导到一个人的身边，精确性和不确定性在这个人身上不合理地结合在一起。他拥有那种坚定不移的有意识的自制力，这种自制力体现出精确性的气质；但是超越出这个特性之外，其余一切便都是不确定的。由一种道德保证的、牢固的内部情况对一个想象力指向变化的人没有多少价值；此外，如果最精确和最圆满实现的要求从智力领域转到激情领域，那么就会如同已暗示的那样显示出这个令人惊异的结果：激情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某种类似原始火焰般的性能——这就是精确性的空想。人们将不会知道，这个人应该怎样度过他的日子，因为他不能持久地悬浮在创造行为中并将受限制的情感炉火供奉给一场想象中的大火？但是今天存在这个精确的人！作为普通人，他不仅生活在研究者之中，而且也生活在商人、组织者、运动员、技术员中；即使暂时只是在白天的时间里，在他们不是称作生活而是称作职业的时间里。因为认真细致、不带偏见地看待一切事物的他，最憎恶的莫过于认真细致看待自己这个想法了，可惜几乎不容置疑的是，他将会把自己的空想看作在认真忙碌着的人身上所做的一次不道德的试验。
所以，在人们该不该使其余的群体适应内部功率最强大的群体这个问题上，换句话说，在人们能不能为正在和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找到目的和意义这个问题上，乌尔里希一生一直是相当孤单的。
六二 凡人，尤其是乌尔里希，也崇尚杂文体空想
精确性作为人的品行也要求精确的行为和存在。它要求一种最大限度要求意义上的行为和存在。可是这里必须有所区别。
因为实际上不仅有幻想的精确性（实际上还根本不存在这种精确性），而且也有一种学究气的精确性，而这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幻想精确性坚持事实，学究精确性坚持幻象。譬如使莫斯布鲁格尔的特殊精神被纳入一个两千年的法律观念体系的精确性，就像一个想用一根针叉起一只自由飞翔的鸟儿的傻瓜的那种学究的努力，丝毫也不关心事实，而是关心学究气的法律观念。而精神病专家在其对人们可不可以将莫斯布鲁格尔判处死刑这个重大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确性则相反，它是彻底精确的，因为它不敢多说一句，只敢说他的病象不确切符合任何迄今被观察到过的病象，它让法学家们去作进一步的决断。这是一种生活景象，是法庭趁此机会呈现出的景象，因为所有这些活生生的人物，他们觉得使用一辆车龄五年以上的汽车或让人按十年前的最好原则诊治一种疾病是完全不适宜的，他们反正把自己的全部时间自愿或不自愿地花在促进这种臆造上，并且想尽法儿使属于他们职责范围内的一切合理化，所有这些人物，他们最喜欢把美的问题，公正、爱情和信仰的问题，简短说，把一切人道问题，只要它们不带商务方面的成分，交托给他们的妻子去处理，倘若她们还不完全够用，便交托给一种男人，这种男人用千年的习语向他们讲述人生的得意和坎坷，他们漫不经心地、懊恼和满腹狐疑地听这些人讲述，并不相信他们的话，没想到会有这种可能性：人们也可以用别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所以实际上有两种精神状态，它们不但互相克制，而且通常——这更糟糕——相互并存，却不交谈一句话，它们仅仅互相担保，说它们俩都合乎人们的愿望，每一种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一种满足于精确并坚持事实；另一种不满足于此，而是总是看着整体并从中推导出他们的对所谓的永恒和伟大的真理的认识。一种成就越来越大，另一种范围和等级越来越扩大。非常清楚，一个悲观主义者也可能会说，一种精神状态的结果毫无价值，而另一种精神状态的结果不真实。因为在世界末日，在掂估人类著作的分量的时候，人们拿了篇论述蚁酸的论文派什么用场呢？而且哪怕是三十篇这样的论文？！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连到那时为止蚁酸能变成些什么都不知道，人们对世界末日会知道些什么呢？！
自人类第一次获悉在世界的末日将会有一个这样的精神法庭，在这约莫多于十八个和还不到二十个世纪的时间里，世界就一直在这种“既不也不”的两极之间来回发展。这符合这一经验：在这过程中总是向一个方向发展之后接着就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虽然可以想象，可以向往，这样一种逆转会按螺旋式进行，每转换一次方向螺纹升高一次，但是由于未知的原因发展所得到的很少会多于它因走弯路和遭毁坏所失去的。保罗·阿恩海姆博士当初对乌尔里希说，世界历史从不允许什么消极的东西，他这话说得完全正确；世界历史是乐观的，它总是热情地决定采取这一个步骤，事后才决定采取与此相反的步骤！所以即使在精确性的最初的幻想之后也不会出现实现这些幻想的尝试，人们倒是会任凭工程师和学者们对它们作无翼使用并又转向更庄重、更广博的精神状态。
乌尔里希还能清楚地回想起，这种无把握的东西是怎样又享有威望的。意见越来越多，从事一种有点儿不稳定行当的人、诗人、批评家、妇女以及从事新的一代人的那种职业的人抱怨说，纯粹的知识像某种不祥的东西，它撕碎一切崇高的人造物，却不能将它重新装配，他们要求一种新的人类的信仰，要求回归内心的原始钟楼，要求精神高涨和种种此类性质的东西。起先他曾天真地以为，这是些骑马擦伤了腿、跛着一条腿下马的人，边下马边叫喊，说是人们在他们身上涂灵魂；但是他必定是渐渐认识到，这反复出现的呼喊声，这种他起先觉得十分可笑的呼喊声，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知识开始变得不合时宜了，这种不精确类型的人，这种控制住当代的人已经开始贯彻自己的意图了。
乌尔里希曾反对认真对待这件事，如今以特有的方式在进一步培养自己的精神爱好。
自培养起自信心的少年时代——以后又注视这个时代，这往往是件感人肺腑、动人心魄的事——至今还有种种一度被喜爱过的想象留在他的记忆之中，其中就有“按假设生活”这句话。这句话还一直表达出勇气和非自愿的不知生活——每一步都是一桩没有经验的冒险行动，表达出对重大关联的渴望和一个年轻人迟迟疑疑步入生活时所感觉到的那一丝儿可收回性。乌尔里希心想，其实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收回的。一种被选定去做什么事的紧张感觉是第一次用目光打量世界的那个人心中的美好的东西和唯一确切的东西。如果他看管好自己的情感，那么他就对任何事物都不能无保留地说是；他寻找可能存在的情侣，但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个合适的情侣；他有能力杀人，却不确切知道他是否必须这样做。他自己的本性的那种发展自己的意愿禁止他信仰完美无缺的事物；可是他所遇到的一切事物都做出一副完美无缺的样子。他隐约感到：这种秩序不像它自称的那样稳定；没有哪种事物，没有哪个自我，没有哪种形式，没有哪个原则是稳定的，一切都处于一种看不见的、但却永不停歇的变化之中，在不稳定中比在稳定中蕴含着更多带未来性质的东西，而现代无非就是一种假设，一种还没有为人们所超越的假设。除了在那种善良的意义上，在一位研究者对事实——它们想引诱他过于匆忙地去相信自己——所保持着的那种意义上避开尘世，他还能做出什么更好的事来呢？！所以他踌躇着不表现自己；一种性格、职业，一种坚强的本性，对他来说这就是种种表象，在这些表象下最后应从他身上剩下的那副骨架便显现了出来。他试图用别的方式来了解自己；怀着一种对一切丰富他内心世界的事物的爱好，即使它在道德或才智方面是不准许的也罢，他觉得自己像一个脚步，这一步可以向各个方向自由迈出，但是它从一个平衡状态导向下一个平衡状态并且永远通向前方。一旦他认为有了这个合意的想法，他便觉察到，一滴难以描绘的火焰已经坠落到尘世，它的光亮将使地球显出另一副模样。
后来，智力增长了，这便在乌尔里希心里变为一种观念，如今他不再把这个观念与“假设”这个看不见的词儿，而是出于某种原因与一篇随笔这个特有的概念结合起来。大致犹如一篇随笔按各段顺序从多方面考察一样事物，而没有从总体上把握这样事物——因为一样从总体上被把握住的事物会一下子失去其规模并融合为一个概念——他自以为能够最正确地观察并论述世情和自己的生活。一个行动或一种个性的价值，甚至连它们的本质和天性他觉得都有赖于它们周围的客观情况，有赖于它们所服务的目标，一句话，有赖于时而具有这种、时而又具有另一种性质的总体，它们所隶属的这个总体。再者，这仅仅是简单描绘了这个事实：我们可以觉得一桩谋杀是一种犯罪行为或一种英雄行为，爱情的时辰是一个天使翅膀或一只鹅的翅膀上掉下来的羽毛。但是乌尔里希使它们一般化。于是，所有道德的事件便在一个力场内发生，这个力场的态势使它们具有意义，而它们则包含善和恶，一如一个原子包含各种化学的化合可能性。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它们所变成的那个东西；就如同艰辛这一个词儿按其分别与爱情、粗鲁、勤奋或严厉相连的不同情况表明四种完全不同的本质那样，他觉得所有道德的事件就其含义而言都是别的事件的从属功能。一张无尽的关系网就按这样的方式而产生出来，在这张关系网里根本就不再有寻常生活在一种粗略的初步接近中所赋予行动和个性的那种独立的意义；表面上的稳定在其中变成许多别的意义的不紧密的托辞，正在发生的事变成某种也许不曾发生，但却整个儿被感觉到的事情的象征，而作为自己的种种可能性的缩影的那个人，那个潜在的人，他的生存的那首没有写出的诗则迎向那个作为记录、作为现实和性格的人。从根本上来说，乌尔里希觉得按照这种观点自己有能力去做任何有道德和不道德的事，而美德和不道德行为在一个平和的社会制度下一般地——即便不公开承认——都被人觉得同样讨人厌，这一点恰恰向他证明了这种在自然界处处都在发生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种力量的相互作用都在努力趋向一种中间价值和中间状态，一种均衡和一种凝固。对于乌尔里希来说，通常意义上的道德不再是一种力量体系的年龄形式，这种力量体系是不可以不损失道德的力量便与道德混同的。
可能在这些观点中也表现出某种生活不安全感；可是不安全感有时无非就是寻常的安全装置不够，此外大概也可以提请人们记住：连如此有经验的人类也是表面上按完全类似的原则行事。人类持续地撤销着自己已做的一切，并用别的事去取代它们，对人类来说罪行也会逐渐变为美德，反之亦然，人类建立起各种事件的重大精神联系并让它们在几代人之后又坍塌；只不过就是这是先后依次发生的，它们不是发生在一种统一的生活意识之中，而且人类的一连串尝试没有任何增强的迹象，而一种人类的有意识的随笔体手法却可能大致发现了需将世人的这种漫不经心的意识状态变成一种意志的任务。许多单一的发展轮廓表明，这样的事不久可能就会发生。一家医院里的女护士，穿一身雪白的衣服，用酸洗液在一只小白瓷盆里病人留下的污垢上擦抹，盆上现出一层紫色涂层，这层颜色是对她专注工作的酬报，这位女护士现在就已经——即使她并不知道这一点——置身在一个比在街上面对同样的污物吓得发抖的年轻女人更变化无常的世界。已经陷进自己行为的道德力场的罪犯只还像一个不得不在一条湍急的河流中随波逐流的游泳者那样活动，每一个自己的孩子曾被卷入其中的母亲都知道这一点；人们只不过就是迄今一直不相信她会知道，因为人们容不下这种信念。精神病学把极度的轻松愉快叫作一种轻松愉快的恼怒，仿佛这是轻松愉快的反感似的，并且已经让人觉察到：所有大的增长，贞洁和肉欲，认真和轻率，残酷和同情的增长都汇入病态之中；如果健康的生活只是把两种夸张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作为目标的话，那么它就会显得多么无足轻重！如果健康生活的理想确实无非就是对夸张其理想的否认，那么它就会多么贫乏？！这样的认识导致在道德规范中看到的不再是固定不变规章的静止状态，而是一种灵活的平衡，一种在每一个瞬间都要求为革新健康生活而作出成绩的平衡。人们开始总是觉得这太受局限，开始把不自觉获得的重复倾向归咎于一个人的性格，然后让这个人的性格对这些重复现象负责。人们学会看清内部和外部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恰恰是通过对人身上的不带个人特色成分的认识人们才发现了个人特色的新的踪迹，发现了个人的某些简单的基本行为方式，发现一种筑自我欲，它像鸟儿的筑巢欲那样用许多种材料按几种方法筑起它的自我。人们已经如此接近于能够施加某些影响像挡住一条山涧那样挡住各种已经蜕变了的状态，以致如果人们不及时使罪犯变为大天使，这就几乎只还会导致一种社会的疏忽大意或一种残余的笨拙。所以许多东西都可以引证，涣散的东西、互相还没有接近的东西，它们共同起作用，使得人们厌倦在较简单条件下为其应用而产生的那种粗暴的亲近，使得人们渐渐体验到有必要在形式的基础上去改变一种道德，一种两千年来总是只在小处符合那可变的口味的道德，并将它换成另一种道德，换成较准确地贴近事实可变性的道德。
按照乌尔里希的信念，现在是万事俱备，只缺公式；只缺那种表达方式，还在一个运动的目标被达到之前，这个目标就必须在某个幸运的时刻找到那种表达方式，以使最后一段路程得以走完，而这总是一种大胆的、按事情的态势还不能被证明有道理的表达方式，一种精密和不精密的结合，精确性和激情的结合。但是恰恰是在本应使他感到鼓舞的那些年代里，在他身上发生了某种奇特的事。他不是哲学家。哲学家是运用暴力的人，他们没有军队可供自己使用，所以就以将世界关闭进一个体系里这样的方式征服世界。大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僭主政治时期曾经有过具有伟大哲学气质的人物，而在进步的文明和民主时期造就不出一门令人信服的哲学来的原因吧，至少按人们听到的普遍就此表示的惋惜之情来判断，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今天讨论哲学的短篇文章多得惊人，以致现在只剩人们不讲世界观就可以买到什么东西的店铺了，而对大部头哲学著作人们却怀着极大的不信任。人们认为它简直不成体统，乌尔里希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他按自己在学术方面的实际知识对它抱有某种嘲讽的想法。这决定了他的态度，他的所见所闻一再促使他进行思考，可他却对太多的思考怀有某种畏惧。但是最后决定了他的态度的，还是某种别的东西。乌尔里希的性格中有着某种东西，它对逻辑整理，对明确的意愿、方向明确的功名心原动力起着一种涣散、麻痹、解除武装的作用，而且这也和他当初选择的杂文体这个名字有关，虽然他性格中的这种东西恰好含有他逐渐地、无意识谨慎地排除在杂文体这个概念之外的那些成分。据已有的情况来看，杂文这个词的译文，这种作为尝试的译文只是不准确地含有对这个文学样式的重要暗示；因为一篇杂文不是暂时或捎带着表达了一种信念，一种一遇良机就升华为真理、但同样也有可能被认为是谬误的信念（只有被有学问的人作为“他们的工场里的垃圾”拿出来供人阅读的那些文章和论文才具有这样的性质）；一篇杂文是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在一个决定性的思想中所呈现出来的无可比拟、无可更改的形象。一篇杂文最感到陌生的莫过于人们称之为主观性的那些想法不负责任性和不完备性，但是真和假、聪明和不聪明也并不是可以用在这样的思想上的概念，这些概念却还是服从看似柔和已极、实则相当严酷的法律。曾经有过不少这样的内心飘忽不定生活的杂文家和大师，但是去列举他们的名字，这没有什么意义；他们的王国在宗教和知识之间，在范例和学说之间，在amor intellectualis[25]和诗之间，他们是带和不带宗教色彩的圣徒，有时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沉迷于一桩冒险奇遇的人。
况且再也没有比这非自愿的经验更说明问题的了，这是人们作有学术水平和合理的尝试时所获得的经验：人们尝试着去诠释这样的大杂文学，将现在这样的生命学说变成一种生命知识并从被感动者的感动中获得一种内容；从这一切当中所剩下的大致和从一个被人举出水平并放到沙滩上的美杜莎的细嫩彩色身躯上所剩下的一样多。受感动者的学说在未受感动者的理性中化为尘土、矛盾和荒谬，可是人们其实并不可以称它为温柔的和生活多变的，因为否则人们为了忍受得住一个没有空气的、不符合他的生活需求的空间，就也得称一头象是太温柔的动物了。如果这些描述会令人产生神秘的印象或者哪怕只是一种竖琴音响和叹息式阶进滑奏占主导的音乐的印象，那么这就很令人惋惜了。相反的话是真的，而乌尔里希则觉得以这些描述为基础的问题根本就不仅是概念，而且也完全平平淡淡地表现为如下的形式：一个愿意求真的人成为学者；一个愿意施展自己的主观性的人也许会成为作家；但是一个愿意谋求介乎两者之间的某种东西的人应该做些什么呢？但是这样的“介乎两者之间”的例子每一句道德警句都可以提供，譬如这句著名而简单的警句：你不应该杀人。人们一眼便看出，这句警句既不是真理也不是主观性。人们知道，我们在某些方面严格遵守它，而在其他方面则允许有某些例外，允许有数量很众多、然而却受严格限制的例外，但是在数量很大的第三种情况下，比如在想象中，在愿望中，在剧院看戏时或者在津津有味阅读报刊新闻时，我们完全无序地漫游于厌恶和诱惑之间。人们间或称某种既不是真理也不是主观性的东西为一种要求。人们已经将这个要求固定在宗教的教条上，固定在法律的教条上，并由此而使这个要求具有了一种派生真理的性质，但是小说作家们给我讲述各种例外情况，从亚伯拉罕的牺牲直至击毙其情人的那个最年轻的漂亮女人，并且又使其融化在主观性中。所以人们可以要么紧紧抓住桩子，要么在各桩子之间随着汹涌的波浪来回漂荡；但是怀着怎样的情感呀？！人对这句警句的情感是一种偏狭的服从（包括那“健康的天性”，它连想都不去想这样的事，但是，只要让酒精或激情稍稍挪移开了自己的位置，便会立刻做出这样的事来）和一阵充满可能性的巨浪中漫不经心的潺潺声的混合物。这句警句确实只应该被人这样来理解吗？乌尔里希觉得，一个全心全意想做点什么事的人按此方式既不知道他是否应该做也不知道他是否应该不做这件事。可他却隐约感到，人们可以用全部身心去做或放弃这件事。一个想法或一个禁令在他看来毫无意义。与一项法律的向上或向内的联系激起他的理智的批评，还不止于此，在这种通过一种起源使这个自信的瞬间变得高贵的需要中也含有一种价值贬低。尽管如此，他的胸腔依然缄默，只有他的脑袋在讲话；但是他感觉到，按另一种方式他的决定可能会和他的幸福一致。他会感到幸福，因为他不杀人，或者他会感到幸福，因为他杀人，但是他永远也不会漫不经心地接受向他提出的要求的。他在此刻所感受到的，这不是准则，这是一个他已经进入的领域。他领悟到，其中的一切已经确定并且像母乳那样安抚着心神。但是对他说这话的不再是思维，也不是寻常样式的、分成块块式的感觉；这是一种“完全领悟”，却也又仅仅是仿佛风将一个信息从远方捎带过来，他觉得这个信息既不真也不假，既不理性也不反理性，而是他深受感动，仿佛一股极度幸福的心绪微微注入了他的心胸似的。
人们不能使一篇杂文的各真实的部分成为一种真理，但是人们却能从一种这样的状态中获得一种信念；至少不会不放弃这种状态，就像一个恋人必须离开爱情方能去描写爱情。有时促使他无所事事的那种无限的激动心情同乌尔里希的活动欲有抵触，这种活动欲坚持限度和礼节。在人们让情感讲话之前先有求知的愿望，这很可能是正确的、自然的，而他则不自觉地想象，他有朝一日会发现的东西——即使不是真理——在坚定性方面将不会亚于这种激动心情；但是在他的特殊情况下他因此而就像一个人在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渐渐淡忘了自己这样做的目的。不管人们什么时候在他撰写数学和数学逻辑学论文或在他研究自然科学时问过他什么目标浮现在他眼前，他都会回答说，只有一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这就是正当生活的问题。但是如果人们长时间提出一个要求而不采取什么具体行动，那么脑子就会麻木，完全就和胳臂长时间高举什么东西就会麻木一样，而我们的思想则像夏天阅兵式上的士兵，同样也是不能长时间停住不动的；如果它们被迫等候得太久，它们干脆就会晕倒。由于乌尔里希大致在二十六岁时已经完成了自己人生观的构思，所以他在三十二岁上便觉得自己的人生观不再完全真诚。他没有进一步提炼自己的思想，除了人们闭上眼睛期盼着什么时会有的那种捉摸不定和紧张的感觉以外，自从那颤抖的最初认识的日子过去以来，他身上也没有显现出许多个人内心激动的迹象。可能这仍然还是一种具有这样性质的秘密的内心激动，这渐渐地延缓了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并妨碍他将自己的全部心智投入其中。他因此而陷入一种奇特的内心冲突之中。人们不可以忘记，精确的精神状态从根本上来说比文艺的精神状态更虔信上帝；“他”一旦屈驾在它为承认“他”的真实性而规定的条件下向它显形，它就会服从“他”，反之，“他”一发表意见，我们的文艺爱好者们便只会觉得他的才能不够地道，他的世界观不够明白易懂，人们无法把他放到一个具有真正是得天独厚的天赋的级别上去。乌尔里希不能像这种类型的随便哪个人那样轻易地就沉溺于不明确的预感之中，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同样也不能隐瞒，他持续好几年只是违抗着自身生活在纯粹的精确性之中，他希望，某种未预料到的事会发生到他身上，因为当他做这种他略带嘲弄意味称之为“生活假期”的事的时候，不管是在这一个方向还是在另一个方向他都不拥有任何给他安宁的东西。
也许人们可以举出在某些年里生活流逝快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一点来为他开脱。但是人们在谢世之前就得开始献身于自己的遗愿，这样的日子为期尚远，是不容挪移的。自从几乎过了半年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以来，他觉得这一点已经清清楚楚的了。他来回奔波于他已接受了的这平平常常、滑稽可笑的工作之间，他讲话，喜欢讲太多的话，他以一个将自己的网放入一条空荡荡的河里的渔夫的那种绝望的坚毅生活着，他不做任何符合他无论如何总算显示着的那种个性的事，他故意不做这样的事，在这期间他等待着。只要个性这个词儿表明一个人的由世情和生活经历塑造成的那部分的特性，他就躲在自己的个性的后面等待着，他那平静的、被拦阻在后面的绝望情绪与日俱增。他处在他生命的最严重的紧急状态之中并因自己的疏忽职守而蔑视自己。重大的考验是大人物的特权吗？他巴不得相信这一点呢，但是这是不对的，因为连头脑最简单的神经质的人也都有自己的危机。所以其实只在这大动荡中给他剩下那种所有英雄和罪犯都拥有的不可动摇性的残余部分，这不是勇气，这不是意志，这不是信心，而是简简单单一种坚韧的固定自我，它难以被驱除，如同生命难以从一只猫身上被驱除，哪怕这只猫已经完全被狗们咬碎。
如果人们愿意想象这样一个人独自一人时怎样生活，那么至多可以说，夜晚房间里的灯光照亮着窗户玻璃，而思想则在被使用过后懒散地闲坐着，就像一位律师的接待室里的当事人，他们都不满意这位律师。或者也许是，乌尔里希有一回在这样的夜晚打开窗户，愣愣地望着弯曲而光秃的树干，它们那螺旋形线纹黑乎乎、平滑滑奇异地伫立在树梢和地面的积雪层之间，他一时兴起，穿着身上的一件睡衣便要到楼下的花园里去；他想亲身体验一下这冷意。一到楼下，他便关灯，好使自己不致站在灯火通明的门前，只从他的工作间里有一个光亮的顶盖突现出来伸进阴影里。一条路通向对着大街的栅栏门，第二条路模糊而又清晰地与它相交。乌尔里希缓步向这一条路走去。随后在树冠间高耸的黑暗便突然奇异地让他回想起莫斯布鲁格尔的巨大身形，他惊讶地觉得这一棵棵光秃的树就像一个个躯体；丑陋和潮湿得像蠕虫，尽管如此却还是让人禁不住想拥抱它们并泪流满面地跪倒在它们身旁。但是他没这样做。多愁善感的感情冲动同时把他推回到触动他时的那个状态。这时，迟到的步行人穿过乳状泡沫般的雾气从花园栅栏前走过，在黑糊糊的树干间身穿红色睡衣，他这样离开这些行人而去，他这形象在他们看来本来可能会显得像一个傻瓜的；但是他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上这条路并相当满意地走回到他的屋里，因为如果说为他保存下来了什么东西的话，那么这必定是某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六三 博娜黛婀有一个幻觉
当乌尔里希在这一个夜晚之后的次日早晨很晚才四肢乏力地起床的时候，他被告知博娜黛婀来访；这是自他们反目之后第一次重新见面。
博娜黛婀在这段分离的时间里常常伤心地哭泣。博娜黛婀在这段时期里常常觉得自己被糟蹋了。她常常像一只蒙上薄纱的滚筒那样旋转。她有过许多艳遇，也有过许多失望。虽然在经历每次艳遇时对乌尔里希的回忆都沉入一口深井，但在经历过每次失望后这回忆便又从那深井里升起；束手无策、满怀责备，就像一张儿童脸上那被离弃的痛苦。博娜黛婀已经成百次地在内心里请求她的朋友原谅自己的嫉妒，惩罚了如她自称的她那“恶劣的自尊心”，末了，她终于下定决心，要主动与他缔结和约。
当她坐在他面前时，她亲切、抑郁和美丽，感到胃里不舒服。他“像一个年轻小伙”那样站在她面前。他的皮肤让她相信他会做出的那些外交活动磨得大理石般光洁。她还从未注意到，他的面容看上去显得多么有力和坚毅。她真巴不得能彻底投降，可是她不敢走得这么远，而他则不动声色，也丝毫没有鼓励她这样做的意思。这种冷漠令她感到说不出来的悲伤，但却像一尊雕像那样高贵。博娜黛婀突然抓住他的下垂着的手吻了起来。乌尔里希若有所思地抚摩她的头发。她的双腿以世界上最富有女性的方式软绵了起来，她眼看就要跪下。这时，乌尔里希将她轻轻按到椅子上，拿来威士忌加苏打并点燃了一支香烟。
“女人上午不喝威士忌！”博娜黛婀抗议说。一眨眼，她又有了做出受委屈样子的力量，她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因为她觉得，乌尔里希让她喝一种如此烈性而且她自以为如此放荡不羁的饮料时的那种认为理所当然的心理包含着一种冷酷无情的暗示。
但是乌尔里希亲切地说：“你喝了会觉得舒服的；所有搞过重大政治活动的女人，也都喝过威士忌。”因为博娜黛婀为了把自己再次引荐给乌尔里希曾说，她钦佩这场伟大爱国行动并很想为此出一份力。
这就是她的计划。她总是同时相信好几件事，不充分的真实有助于她撒谎。
威士忌略带金黄色，像五月太阳一样暖人身体。
博娜黛婀有一种感觉，仿佛自己是七十岁老妪，坐在一所房屋前面的一张花园长凳上。她老了。她的孩子们在长大。最大的孩子现在已经十二岁。跟着一个根本不了解底细的男人走进一所住房，仅仅是因为这个男人长着一双仿佛在一扇窗后窥视她的眼睛，这毫无疑问是可耻的。人们清楚地分辨得出——她暗自思忖——这个人的那些可能不合人心意并可能是一种警告的底细；人们根本就可以——只要在这样的时刻有什么东西可以止住一个人——满面羞惭，甚至怒气冲冲地中止的；但是由于没有发生这样的事，这个男人便越来越迷恋起自己的角色来。在这过程中人们自己分明觉得就像一种受人造光照射的舞台背景；人们在眼前看到的，是舞台眼睛、舞台小胡子、正在解开的戏装纽扣，而从走进这房间直至这可怕的第一次又清醒的内心激动之间这些个时刻均发生在一种意识之中，这种意识已经从头脑走出去，如今正在给房间墙壁糊上一层幻觉壁纸。博娜黛婀没有完全使用这些同样的话，压根儿就只是部分地用言语在思考这件事，但是就在她力求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立刻又只得听任意识的这一变化摆布了。“谁能描写这种状况，谁就是一位大艺术家。不，他就是一个色情文学作家！”她一边望着乌尔里希，一边这样暗自想着。因为这些善良的意图以及崇尚端庄品行的最良好的愿望，即便在处于这样的状态期间她也一刻也没丧失掉。然后他们便站在外面等待着，他们对这个被肉欲改变了面貌的世界无话可说。博娜黛婀的理智归来之时，也就是她最感痛苦的时刻。性陶醉引起的意识变化，它被别人当作某种自然的东西而置于不顾，在她身上却因陶醉以及悔意的深刻和突然而达到一种她一返回到家庭的安宁氛围里便使她惊恐的强烈程度。于是她就觉得自己像一个狂人。她几乎不敢正眼看自己的孩子，她怕自己可能会用自己那堕落了的目光伤害了他们。每逢她丈夫用更亲切一些的目光打量她，她便总是大吃一惊，并害怕一人独处时的那种无拘无束状态。所以在分离的这几个星期里，她在心里酝酿成熟了这个计划：除了乌尔里希之外不再拥有任何一个别的情人；他应该给她提供支撑并保护她，别让她做出新的放荡不轨的行为来。“我怎么会冒昧地去责备他的呢，”如今她第一次又坐在他面前，她心中暗想，“他比我完美得多。”她在受他拥抱的这段时间里曾是个改过自新的人，她把这个功劳记在他的名下，她大概也想到，在举办下一次筹款慈善活动时他一定会将她引见给他的新的社交界里的人。博娜黛婀默默发下庄严的誓言，就在她思量着这一切的当儿，她眼里含着泪水。
但是，乌尔里希像一个必须增强一项艰难决心的男子那样慢吞吞饮完他的威士忌——他向她解释说，眼下还不可能将她引荐给狄奥蒂玛。
博娜黛婀理所当然地想了解详情，为什么这不可能。随后，她就想确切知道，什么时候这将成为可能。
乌尔里希不得不向她解释，说是她既没在艺术上又没在学术上，也没在福利事业上显露出什么头角，所以还得经过很长时间，他才能使狄奥蒂玛领会她有必要参与。
但是博娜黛婀在这期间内心已经充满了对狄奥蒂玛的特殊情感。她对这个女人的美德已有足够耳闻，所以倒也没生出什么醋意来；她反倒羡慕并欣赏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没向她的情人作出有失体统的承诺便将他吸引住了。她将她自以为在乌尔里希身上发现的这种沉着冷静的神态归因于这一影响。她称自己是个“感情强烈的人”，她既把这理解成为自己的寡廉鲜耻，也把这看作是对此的一种总算还是光荣的开脱；但是她怀着与不幸的永远湿手的人将自己的手放在一只特别干燥和漂亮的手上时同样的感觉赞赏冷淡的女人。“她是这样的女人，”她心想，“她使乌尔里希起了这么大的变化！”一把坚硬的钻头钻她的心，一把甜蜜的钻头钻她的膝头：当她遭到乌尔里希抵抗时，这两把同时而又彼此相对转动着的钻头几乎使博娜黛婀晕了过去。她打出她的最后一张王牌：莫斯布鲁格尔！
经过痛苦的思考她逐渐明白，乌尔里希对这个可怕的现象有着一种特殊的偏爱。她自己对她深信体现在莫斯布鲁格尔的行为中的这种“粗野的肉欲”反感已极；她在这个问题上的感受当然是不自觉的，完全就像，怀着完全不混合的情感、没有任何市民的罗曼蒂克把一起强奸杀人案直截了当看作是对自己职业的一种威胁的妓女。但是，她需要一个包括了她的不可避免的过失在内的有条理和真实的世界，而莫斯布鲁格尔就可以为她重建这个世界效劳。由于乌尔里希偏爱他，而她又有一个当法官并能够提供有用信息的丈夫，在她孤寂独处的时候一个想法便完全自动地在心中酝酿成熟，这就是通过她丈夫的中介将自己的偏爱与乌尔里希的偏爱联结起来，而且这个急切的想法具有一种有幸获得正义感的肉欲的安抚力。但是当她向她那位善良的丈夫作试探时，此人对她的这种法学热情感到惊讶，虽然他知道她动不动就会倾心于一切从人道角度看善良和崇高的事物；由于他不仅是法官而且也是猎人，所以他便用亲切而拒绝的口吻回答说，唯一正确的做法是不带着许多伤感地去除掉各地的猛兽，说完他就不再多说什么。当过了一些时候她作第二次尝试时，博娜黛婀只从他那里听到了这么一个补充意见，说是他认为生儿育女是女人的事，但杀人却是一件男人的事情；由于她不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因过于热心而招惹嫌疑，她的这条法律之路暂时就给堵死了。这样，她便找到了这条得宠之路。她为讨好乌尔里希而想替莫斯布鲁格尔出把力，这是仅存的一条道路了。这条道路与其说是出人意外地不如说是颇具吸引力地通过狄奥蒂玛。
她在思想上把自己看作狄奥蒂玛的朋友并满足为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的缘故必须结识这位令人赞叹的情敌的愿望，即使她太骄傲，不会出于个人的需要去做这样的事。她已经打定主意，要争取狄奥蒂玛支持莫斯布鲁格尔，而正如她很快就已经猜着了的，乌尔里希显然未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她想入非非，给自己描绘出各种美好的情景。冷漠而高贵的狄奥蒂玛用胳臂搂住博娜黛婀温暖的、罪孽深重的肩膀，而博娜黛婀则大致期盼着扮演用一滴脆弱剂去涂抹这颗美妙而贞洁的心灵的角色。她向她这位负心朋友作着解释的，就是这个计划。
但是今天无法让乌尔里希对拯救莫斯布鲁格尔的想法产生任何兴致。他了解博娜黛婀的这种高尚情感并知道，在她身上一种单一的美好的情感冲动多么容易地会变为一场烧及全身的大火的惊慌。他向她解释说，他丝毫也没有想插手人们向莫斯布鲁格尔提起的这桩诉讼案的意思。
博娜黛婀用感到受辱的漂亮眼睛望着他，眼睛里像冬去春来时水在冰面上那般漂浮。
不过乌尔里希从未完全丢弃对那个夜晚他们那稚气而美好的初次相会的知恩知报之情，当时他神志昏迷躺在铺石路面上，博娜黛婀蹲在他脑袋旁，世情、青春和情感的无把握而离奇的不确定性从这位少妇的眼里滴落进他那正在觉醒的意识里。于是，他便设法缓和这伤人感情的拒绝态度并将它化解为一次较长的谈话。“假设，”他建议，“你夜晚穿过一座大公园，两个无赖对你施行非礼。你会想到，这是值得怜悯的人，社会对他们的粗野行为负有责任？”
“但是我从不在夜晚穿行公园。”博娜黛婀立刻回答。
“但是如果来了一个警察，你会让警察逮捕这两个人吗？”
“我会请求他保护我！”
“这不就是他逮捕他们吗？”
“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会拿他们怎么样。况且莫斯布鲁格尔也不是无赖嘛。”
“那么就假设，他在你寓所干木工活。只有你和他在屋里，他的一双贼眼来回滑溜了起来。”
博娜黛婀抗辩：“这真可恶，你要我去干什么呀！”
“没错，”乌尔里希说，“可是我是想向你说明，这种容易失去平衡的人是极其令人讨厌的。其实只有当别人受到打击时，人们才可以对他们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当然随后他们就会激起我们的极其温柔的情感，他们就是一种社会制度或命运的牺牲品。你必须承认，如果人们用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的过错，那么就没有哪个人对自己的过错负有责任；它们对他来说充其量也不过就是错误或一个整体上的坏特性而已，这个整体不会因为这些坏特性的缘故而变得不好；当然，他是完全对的！”
博娜黛婀要整一整她的长筒袜，便不得不因此而稍稍仰起脑袋望着乌尔里希，致使在没受她眼睛照管之下，衣服上的尖头贴边、平滑长筒袜、张紧的手指头以及轻轻放松的柔和皮肤在膝头上形成一种富有对照的活动。
乌尔里希迅速点燃一支香烟，继续说：“人不是善，人永远是善；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你懂吗？人们取笑这种利己主义的诡辩术，但是人们却会从中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来，即人压根儿就不会做什么恶事，他只会起恶的作用。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算是对一种社会道德的认识有了一个正确的开端。”
博娜黛婀发出一声叹息，将她的裙子又捋回到合适的位置，直起腰来并试图喝一口那黯淡的金黄色火辣辣的饮料以镇静自己的心绪。
“现在我要给你解释，”乌尔里希微笑着补充说，“为什么人们可以对莫斯布鲁格尔有种种感受，但是，尽管如此，却爱莫能助。从根本上来说，所有这些案例像一截露出来的线头，人们一拽它，整个社会组织便开始拆开。我将先用纯理性的问题给你说明这个道理。”
博娜黛婀不可思议地竟然丢失了一只鞋。乌尔里希弯腰去捡，于是那只脚趾暖烘烘的脚便像一个小孩儿那样向他手中的那只鞋迎过去。“别，别这样，我自己来吧！”博娜黛婀边说边把脚向他伸过去。
“这首先是精神病治疗学兼法学方面的问题，”乌尔里希毫不留情地继续解释说，这时降低了的刑事责任能力的气息从那只大腿向他扑鼻而来，“关于这些问题我们知道，医生们几乎现在就已经有办法解决它们，只要我们愿意投入必要的资金，大多数这样的犯罪行为他们都能阻止。所以这只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啊，你快别提这个！”当他已经第二次说到“社会”这个词儿时，博娜黛婀恳求说，“在家里一谈到这个，我就从房间里走出去，这让我感到无聊死了。”
“那好，”乌尔里希就势说道，“我本来是想说，就像人们早就已经有技术用兽类腐尸、垃圾、破烂和有毒物质做成有用的东西，心理学方面的技术几乎也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但是世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太拖沓。国家出钱去干每一件蠢事，但是要解决这些最重要的道德问题它却一个子儿也没有。这是它的本性决定的，因为国家是所有的人当中最愚蠢、最凶恶的人。”
他说得斩钉截铁；但是博娜黛婀试图让他回到事情的核心上来。“最亲爱的，”她深情地说，“这恰恰对莫斯布鲁格尔最有利，他不负责任呀？！”
“处死某些负责任的人也许比防止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被处死更重要！”乌尔里希严词拒绝。
现在他紧挨着她面前走来走去。博娜黛婀觉得透着革命气息，而且有火药味；她抓住他的手，她把这只手放到自己的胸脯上。
“好，”他说，“现在我向你解释感情方面的问题。”
博娜黛婀张开他的手指，将他的手摊开在她的乳房上。眼里同时流露出来的目光会感动了一颗铁石心肠的；紧接着，乌尔里希便以为感觉到乳房里有两颗心，像一家钟表店里钟表敲打声那样咚咚咚乱成一片。他使出浑身的意志力整理好那只乳房并轻声说：“不，博娜黛婀！”
博娜黛婀几乎要流出眼泪来，乌尔里希赶忙劝慰她。“你为这一件事生气，因为我偶然给你讲了，而你对天天发生的成百万件同样大的不公正事件却熟视无睹，这岂不是太矛盾了吗？”
“可是这和这件事毫不相干嘛，”博娜黛婀抗辩说，“这一点我现在才知道！要是我还保持平静，那我就是个坏人啦！”
乌尔里希则说，人们应该保持平静；简直是暴风雨般地平静——他补充了一句。他已经挣脱开身，在离她不太远的前面坐下。“今天一切事都‘在这同时’和‘暂时’发生，”他说，“必须这样。因为我们被迫从我们的理智的有责任心变为我们的情感的一种可怕的无责任心。”这时，他已经又给自己斟了一杯威士忌并把双腿搁到长沙发椅上。他开始感到疲倦了。“每一个人都在对整个生命进行追本求源的思考，”他解释道，“但是他思考得越周密，这便收缩得越紧。如果此人成熟，那么你面对着的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像全世界至多另外二十来个人那样熟悉某一平方毫米的情况，这个人清楚地看到，所有不怎么十分熟悉情况的人怎样对他的事胡说八道，可是这个人却动弹不得，因为只要他离开自己的位置一毫米，他自己就会胡说八道，”现在他的疲倦像摆在桌上的那淡金黄色饮料一般纯真。“所以我也已经胡说八道了半个小时了，”他心中暗想；但是这种受贬抑状态是令人愉快的。他只担心这一件事：博娜黛婀会突然想起坐到他身边来。对此只有一个办法：说话。他支撑起了脑袋，像梅地塞教堂里的墓室像那样伸直四肢躺在那儿。他突然想到了这一点，而且在他采取这个姿势的期间确实有一种极妙的感觉流贯他的全身，一种宁静和飘浮，他觉得自己比实际上更强有力；他第一次以为从远方看懂了这些艺术品了，迄今为止他只像看陌生事物那样观看过它们。他不说话，他沉默不语。博娜黛婀也感觉到了什么。这是一个“瞬间”，人们就是用这来称谓人们无法表述的东西的。某种装出来的高雅情感把这两个突然哑然不语的人联合在一起。
“我身上还剩下些什么呢？”乌尔里希苦涩地暗自思忖，“也许是一个勇敢的不走俏的人，一个自以为为了内心自由的缘故只尊重不多几样外部法律的人。但是这种内心自由就在于人们可以设想一切，在于人们在每一种通情达理的情况下都知道，为什么人们不必受这种情况的约束，并且永远也不知道，人们想受什么情况的约束！”在这个不怎么幸运的时刻，在这个曾将他攫住过一秒钟的奇特的小小感情浪潮又消散的时刻，他真想承认，他什么能耐也没有，只有一种可以看到每一件事情的两面的能力，那种道德方面的矛盾感情，它使几乎所有他的同时代人都显得突出并形成他那一代人的资质或者也成为他这一代人的命运。他与世人的关系已经变得苍白、虚幻和否定。他有什么权利恶待博娜黛婀呢？总是这同样的令人不愉快的谈话，在他们之间重复着。这产生自空荡的音响效果，它让一声枪响发出双倍响亮的回响并不停地发出隆隆声；这使他心情沉重：他根本就再也不能以别的方式，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对她讲话——由于这种方式的特殊的、由她给两个人带来的痛苦，他想起了“空虚的巴罗克”这个伴有深意的漂亮名字。他站起来，想对她说几句亲切的话。“现在有些事使我感到奇怪，”他向博娜黛婀转过身去，她还一直庄重地坐在那儿，“这是一桩怪事，一种奇怪的差别：刑事上对自己的行动有责任能力的人总也能有其他办法，没有责任能力的人永远不能！”
博娜黛婀回答了一句什么很重要的话。“你也是！”她回答说。这是仅有的一次中断，紧接着又是沉默。
每逢乌尔里希当着她的面谈论一般性的事物，她总是不喜欢。在自己的种种失足行为中，她正当地总是觉得自己是置身在一群与她相似的人之中，并且对他不用情感而用思想款待她，对他这种做法中的不合群、夸大其辞和孤僻有着一种正确的感觉。无论如何，罪行、爱情和悲伤现在已经在她心中联合成一个极其危险的观念圈子。如今她觉得乌尔里希远远不再像再次相会开头时那样令人胆怯和完美无缺了；但是作为补偿他获得了某种稚气，它像一个不敢从什么东西的旁边走过而奔向他母亲怀抱的孩子那样激起了她的理想主义。她早就对他怀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抑制不住的柔情。但是自从乌尔里希拒绝了她在这方面所作的初次暗示之后，她便尽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她还没有把她上一次来访时在这里脱衣并无可奈何地躺在他的长沙发椅上的情景从自己的记忆中抹掉，她已经拿定主意，必要时宁可戴着帽子蒙着面纱在自己的椅子上一直坐到底，好让他学会懂得，他面对着的是一个像对手狄奥蒂玛那样善于在必要时控制住自己感情的人。博娜黛婀觉得自己一挨着一个情人情绪便会极其激动起来，但却缺少高贵的思想；自然这是某种人们大概针对多激动少意义的整个人生而言的东西，但是博娜黛婀不知道这个，她试图说出某一个思想。她觉得乌尔里希的思想中缺乏她所需要的那种尊严，看样子她在寻找一种更美好、更富于感情的思想。但是，理想的踌躇和普通的吸引，吸引和一种怕过早被吸引的恐惧，与沉默的推动力——失败的行动在其中颤动——以及对一种高贵的宁静的回忆——这种宁静曾把她和她的情人结合起来一秒钟之久——混合在一起。最后，这就好比一场雨挂在空中，而雨却下不起来：一种精神恍惚。它向全身蔓延开来并让博娜黛婀大吃一惊，她生怕自己会不知不觉地失去自制。
突然她灵机一动，幻想出一个有实体的形象，一只跳蚤。博娜黛婀不知道。这是真实还是幻想。她感觉到脑中一阵震颤，一个不可信的印象，仿佛一个想象摆脱了其余想象的幻影般的束缚似的，然而这只是一种幻想而已；她同时感觉到全身一阵毋庸置疑的、与现实相符的震颤。她屏住气息。如果什么东西踢踢踏踏上楼来，而人们知道楼梯上空荡荡，可人们分明听见踢踏声，人们就有这种感觉。博娜黛婀像受到一道电光照亮似的豁然醒悟到，这是在不情愿地继续丢失鞋子这一幕。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一种绝望的探问手段。然而，就在她想驱逐这个幽灵的时候，她还是感到一阵剧烈的刺痛。她轻轻尖叫一声，满脸通红，要求乌尔里希帮她寻找。一只跳蚤和一个情人一样都偏爱那些同样的地方；长筒袜一直被搜查到脚跟，衬衫不得不解开而露出乳房。博娜黛婀说，这跳蚤也许从电车上带来或者来自乌尔里希身上。但是这跳蚤找不着，它没有留下痕迹。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博娜黛婀说。
乌尔里希出乎意外地露出亲切的微笑。
这时，博娜黛婀像一个举止不得体的小姑娘那样哭泣了起来。
六四 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将军拜访狄奥蒂玛
施图姆·封·博尔特韦尔将军拜谒了狄奥蒂玛。这就是国防部派去参加那次重要的成立大会的那个军官，他在那次会议上作了一个发言，给大家留下了印象，却未能阻止在按各部的样式拟定促进这项伟大和平事业各委员会时，国防部出于明显的理由被忽视——他是一个不很魁梧的将军，长着一个小小的肚子，上嘴唇蓄着一撮小胡子。他对狄奥蒂玛说，在会议室里士兵只宜扮演一个谦逊的角色。组成各委员会时国防部不在被考虑之列，从政治角度来考虑这是不言而喻的。说是然而他还是要大胆声言，这个计划中的行动应该对外起作用，可是对外起作用的却是一个民族的威力。他重申，著名哲学家特赖奇克曾说过，国家就是在各国间的争斗中保存自己的那种威力。人们在和平时期展开的力量可以防止战争或者至少减弱战争的残酷程度。他还谈了一刻钟之久，引证了几句经典文句，他补充说，从中学时代起他就爱回忆这些名句。他还声言，在文科中学学习的这几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试图让狄奥蒂玛感觉到，他钦佩她并对她主持那次重要会议的方式感到无比欣喜；只想再次重申，如果正确理解，那么扩建远远落后于其他大国的国防军可能就意味着最富有表现力地显示了和平信念，此外他还声称自己充满信任地期待着民众对陆军问题的一种广泛关注将会自动出现。
这位可爱的将军让狄奥蒂玛吓得要死。当初在卡卡尼有一些家庭里常有军官进进出出，因为它们的女儿们嫁给军官，也有一些家庭的女儿们或是因为没有结婚保证金或是从一定的原则出发而不嫁给军官，所以这些家庭里也没有军官出入；狄奥蒂玛的家庭出于这两个原因而曾属于第二种之列，结果就是，这位认真而又美貌的女子把一种对军队的想象带进生活之中，这种想象大致跟对挂着布块的死神的想象一样。她回答说，世界上伟大和美好的事物如此之多，以至于选择很不容易进行。说是在世界上一片实利主义的喧闹声中可以发出一个伟大的信号，这是一大优越性，但也是一种艰难的责任。而这种意愿最终应该自己从民众中间产生出来，所以她必须把她自己的愿望稍稍向后放一放。她小心翼翼遣词造句，像用黑、黄色细绳装订案卷那样，并细细品味自己的这一套透着高级官僚气味的说辞。
但是在将军辞别之后，这位贵妇的内心便昏厥、崩溃了。倘若她有能力拥有像憎恨一种低级的情感的话，那么她一定会憎恨这个眼睛滴溜溜转动、肚子上有金纽扣的矮胖男人的，但是由于这对她来说依然是件不可能的事，所以她模模糊糊的有一种受辱的感觉而说不出这是为什么。她不顾冬天的寒冷打开窗户，在房间里快步走了好几个来回。当她又关上窗户时，眼里含着泪水。她很惊讶。她无端地哭泣，这已经是第二次发生这样的事了。她回想起那天夜晚她在她丈夫身旁痛哭流涕，她竟说不出有什么因由。这一回，事情没头没脑的，这纯粹神经过敏的性质便更明显了；这个胖乎乎的军官像一个洋葱那样呛得她眼里流出了眼泪，谈不上有什么合理的情感在起作用。她有理由因此而感到不安；一种充满预感的恐惧告诉她，有一只看不见的狼悄悄地在她的牧羊场四周溜达，现在已经刻不容缓，必须立刻用思想的力量驱逐这只狼。于是乎，在将军来访之后她便下定决心，要加快行动步伐，以使拟议中的社会名流大会尽快得以召开，这次大会将帮助她确定这一爱国行动的具体内容。
六五 阿恩海姆和狄奥蒂玛谈话录
令狄奥蒂玛心情感到轻松的是，阿恩海姆恰好旅行归来，可以助她一臂之力。
“才在几天之前，我曾和您的表兄有过一次关于将军们的谈话，”他立刻回答说，说这话时脸上露出一个既暗示一种可疑关系可又不想将其捅破的人的那种神色。狄奥蒂玛感觉到这样的印象：她这位充满矛盾的、对行动的伟大思想不甚热心的表兄也还会给来自那位将军身上的不清晰的危险添油加醋哩，而阿恩海姆则继续说：
“我不想在您的表兄的面前使这件事受到嘲笑，”说罢，他话锋一转，“但是我要让您感觉到某种您作为不相干的人几乎不会自动想到的事情：商业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我指的当然是大范围内的商业，全球商业，我生就在这个位置上，是注定了来搞这种商业的；它与文学相近，它具有违背理性的、简直是神秘的特点；我甚至想说，商业尤其具有这些特点。您看，钱是一种极其不宽容的力量。”
“在人类全力以赴去做的一切事情中大概都有某种不宽容性。”狄奥蒂玛略带迟疑地回答，未完成的谈话的第一部分还在她脑际萦绕。
“尤其是在钱中！”阿恩海姆迅速说，“没有头脑的人自以为，有钱是一大乐事！其实那是一种很不舒服的责任。我不愿意谈那无数依赖于我甚至几乎由我为他们代表命运的人；您就让我只谈谈这个吧：我的祖父是从一座莱茵地区中等城市里的一家清除垃圾公司起家的。”
听到这里，狄奥蒂玛确实突然感到一阵战栗，她觉得这就像经济帝国主义；但这是一种混淆，因为她对她的社交圈里的人并不完全缺乏偏见，而由于她听到清除垃圾公司便按她家乡的语风想到了收集城市里粪便的农夫，她的朋友的这一番勇敢表白便使她脸红了起来。
“在这种垃圾加工制造运输业中，”这位表白者继续说，“我的祖父为阿恩海姆家族奠定了影响力的基础。但是我的父亲也还显得是个白手起家的人，如果人们考虑到他在四十年里将这家公司扩建成世界规模的公司的话。他在一所商业学校里读了不到两年的书，但却一眼看透了世界上的最错综复杂的关系，知道了他需要知道的一切，比别人知道得早。我学过国民经济和各种可以想得到的学科，但是它们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而人们则无法解释他是怎么干的，但是他从未有丝毫的闪失。这就是充满力量的、简朴的、伟大而健康的生活的秘密！”
阿恩海姆讲到他父亲时，他的声音带有一种不平常的、崇敬的语气，仿佛这训诫式的宁静语声在什么地方跳过一小段似的。这尤其引起狄奥蒂玛的注意，因为乌尔里希曾告诉过她，说人们把老阿恩海姆简简单单描绘成一个矮小、宽肩的家伙，骨头突出的脸上长着一个圆顶形鼻子，总是穿一身胸怀大敞开的燕尾服，像一个下棋的人对待自己的卒子那样坚韧和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股票。片刻过后，阿恩海姆不等她回话便接茬说：“如果一家商号的扩展达到我在这里谈及的不多几家商号的规模，那么生活中就几乎没有一件事会不和这家商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个缩小了的宇宙。您会感到惊讶的，如果您知道，我有时与老经理交谈时必须讨论那些看似完全非商业性的问题，讨论艺术上的、道德的、政治的问题。但是公司不再像我想称之为英雄式的开始时期那样蓬勃发展。和对于一切有机体一样，对于商业来说，尽管诸事顺遂，也仍还有一个神秘的增长的限度。您曾经考虑过吗，为什么今天再也没有哪种动物个头比象更大的了。您会在艺术史上以及在各民族、各种文化和时代生活的特殊关系中发现这同样的秘密的。”
狄奥蒂玛现在后悔她一听清除运输垃圾就大吃一惊，并感到困惑。
“生活充满了这样的秘密。存在着某种一切理性都对之感到无能为力的东西。我的父亲对此心领神会。但是一个像您的表兄这样的人，”阿恩海姆说，“一个总是满脑瓜子装着应该如何变更、改善各种事物的积极分子，就没有这样的感受。”
当乌尔里希的名字又一次出现，狄奥蒂玛便莞尔一笑表示，一个像她的表兄这样的人并没有权利来对她施加什么影响。阿恩海姆的匀净、有些淡黄色的皮肤，它在脸部平滑得像一只梨，这时却已经涨得满脸通红。他顺从了一种奇异的内心的需要，一种狄奥蒂玛较长时间以来就在他心头激起的不加防范向她倾吐肺腑的需要。这时，他又把自己关闭住，从桌上拿起一本书，视而不见地读了读书名，不耐烦地将书放回，用他那寻常的声音说，此刻这声音就像一个人拿起自己的衣服来遮身时的那个动作那样让她感到震惊，她从这动作上看出他曾赤身露体：“我离题远了。关于这位将军我要对您说的是，您最好的做法莫过于尽快实现您的计划并通过人道精神及其公认的代表性人物的影响来提高我们的行动。但是您也不必从根本上拒绝这位将军。他本人也许有良好的愿望，而您是知道我的原则的：人们永远也不应该避开将精神注入一种纯权力范畴的机会。”
狄奥蒂玛抓住他的手，将这次交谈总结为这样一句告别辞：“我感谢您的真诚！”
阿恩海姆犹豫不决地让这只柔和的手在自己的手中滞留了片刻，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它，仿佛他忘记说什么话了似的。
六六 乌尔里希和阿恩海姆有点儿不对劲
她的表兄当初常常乐滋滋地向狄奥蒂玛描述他在伯爵阁下身边办事所积累的经验，并特别注重一再给她看那一夹夹呈递到莱恩斯多夫伯爵那儿的建议。
“了不起的表妹，”他报告说，手里拿着一厚摞卷宗，“我一个人再也忙不过来啦。似乎全世界的人都在期待我们改善他们的状况，其中的一半以‘起始自……’这样的话开头，而另一半则以‘向前至……’开始！我这里有各种要求，从起始自罗马直至向前至蔬菜培养。您要看哪类的？”
将同时代人向莱恩斯多夫伯爵提出的愿望理出个头绪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这些来信中有两类因其篇幅之大而显得突出。一类将时代弊端归咎于某一个细节并要求将其消除，而这样的细节无非是犹太人或罗马教会，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机械的思想方法或忽略技术发展，人种混杂或种族隔离，大庄园或大城市，唯理智化或不充分的民众教育。另一类则标明了一个预定目标，达到这个目标便可万事皆休，而第二类的这些值得努力追求的目标，它们和第一类的值得毁坏的细节没有什么别的不同，只有表达方式和感情色彩上的不同，显然是，因为世界上就是有爱批评和爱肯定的人嘛。所以第二类来信大致是带着愉快的否定透露出但愿人们最终会与对艺术的可笑的狂热崇拜决裂，因为生活是一位比所有拙劣作家更伟大的诗人，这些信件要求汇编审讯报导和游记供普遍使用；而在同样情况下，第一类来信却带着愉快的肯定断言，登山者的登顶感觉高出艺术、哲学和宗教的全部山头，所以宁可赞助阿尔卑斯山各俱乐部也别去奖掖这些山头。人们要求按这种双重渠道方式像悬赏征求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那样放慢时代速度，因为生活不是令人不能忍受便是美好而短暂，而人们则希望既通过花园住宅区、使妇女摆脱被奴役地位、舞蹈、体育或住宅布置艺术也通过无数别的途径使人类获得解放。
乌尔里希啪的一声合上夹子，开始进行私人谈话。“了不起的表妹，”他说，“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一半人在未来中，而另一半人则在过去中寻求安康。我不知道人们应该从中推断出什么结论来。伯爵阁下会说现代是为人所不齿的。”
“伯爵阁下在教会方面有什么打算吗？”狄奥蒂玛问。
“现在他终于已经认识到，人类历史上没有自愿后退。但是令人感到困难的是，我们也没有适用的前进。请您允许我把这称为一种奇特的境况：既不前进也不后退，而且现在的这个时刻也被认为是不可忍受。”
每逢乌尔里希这样讲话，狄奥蒂玛便总是隐匿于她那高大的身躯之中，一如隐匿在导游手册上有三颗星的钟楼里。
“仁慈的太太，您以为某一个今天为拥护或为反对一件事而战斗的人，”乌尔里希问，“如果他明天通过一个奇迹成为拥有无限权力的世界的主宰，还会在当天就去做他毕生要求做的事吗？我确信，他会欣然拖延几天的。”
说罢，乌尔里希停歇片刻，这时狄奥蒂玛便出其不意地向他转过身来，不是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厉声问：“您出于什么动机让将军对我们的行动寄予希冀？！”
“哪个将军？”
“施图姆将军！”
“就是第一次大会上的那胖乎乎、矮墩墩的将军吗？我？打那以后我一次也没见过他，更谈不上允诺他什么了！”
乌尔里希的惊讶是令人信服的，并要求对此作出解释。但是由于一个像阿恩海姆这样的人也不可能讲假话，所以一定有误解，于是狄奥蒂玛便解释她的猜测有何依据。
“我会和阿恩海姆谈论过施图姆将军？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呀！”乌尔里希担保说，“我和阿恩海姆——请您给我一点时间。”他想了想，他突然笑了起来。“这简直太让我感到荣幸了，阿恩海姆竟会如此看重我说的每一句话。最近我曾和他多次交谈过，如果您愿意这样称呼我们的矛盾的话，有一回我确实也谈到过一个将军，但没谈某一个将军，而只是泛指一般。我说，一个将军出于一个战略方面的动机把整营整营的士兵送上肯定无疑的死路，这个将军是一个杀人犯，如果人们把他和这挂上钩的话：这是千百个母亲的儿子；但他立刻变成别的什么，如果人们把他与别的想法联系在一起，比如与有必要作出牺牲或短促的生命无关紧要。我也举了大量别的例子。但是话说到这里，您得允许我讲几句题外话。出于很明显的理由每一代人都把自己所面对的生活当作固定存在的来对待，只有少数东西是例外，人们对这类少数情况的变化感兴趣。这是有益的，但这是错误的。世界可能随时也会向所有方向发生变化或向任意一个方向；这是它的本性决定了的。所以，这便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如果有人试图不像某个世界里——我想说，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几个纽扣可以倒卖，人们竟称这是发展——的某个人那样行动；而是一开始就像一个天生就有改变世界的才干的人那样行动，这个人为一个特别适合于改变的世界所环抱，也就是大致像一片云里的一小滴水。您鄙视我吗，因为我又讲不清楚了？”
“我不鄙视您，可是我听不懂您的话，”狄奥蒂玛说，“您把这个谈话讲给我听听吧！”
“好吧，阿恩海姆挑起了这场谈话，他拦住我，和我正式进行交谈，”乌尔里希讲述了起来，“‘我们商人，’他带着一种很自然的笑容对我说，这与他平素保持的那种安详的态度有些矛盾，但却很威严，‘我们商人不像您也许以为的那样会计算。而是——我当然是指领导人物，小人物们毕竟是喜欢不停地计算的——学习把我们的确实卓有成效的想法看作某种不顾任何算计的东西，类似于政治家的个人成就以及最终还有艺术家的个人成就所显示出来的那样。’然后他要我以也许需要某种违背理性的宽容来判断他现在要说的话。他对我直言相告，说是自从他见到我的第一天起便在琢磨我，而据说您，仁慈的太太，据说您也给他讲过我的某些事情，可是他声言，他大可不必先听了您讲的那些事，他对我说，奇怪的是我选择了一个完全抽象的、与概念打交道的职业，因为不管我多么具有这方面的才干，我当科学家，这是走错了路，说是尽管我会感到惊讶，我的主要的才干还是在于行动和个人效果！”
“噢？”狄奥蒂玛说。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乌尔里希急忙回答，“我对什么事都没有才能，我只对我自己有才能。”
“您总是嘲笑，不献身于生活。”狄奥蒂玛说，她还在为文件夹的事生他的气。
“阿恩海姆说了与此相反的话。我觉得需要从我的思维中得出对生活的太彻底的推论——他这样断言。”
“您在嘲笑，您总是持否定态度，您总是闪闪烁烁，回避每一个现实的决定！”狄奥蒂玛明确地说。
“这简直就是我的信念，”乌尔里希回答，“思维是一种特殊机构，而现实生活则是另一种机构。因为现在这两者之间的等级差别太大。我们的大脑几千岁了，但是如果它一切都只彻底考虑一半而忘却其另一半，那么它的忠实的描绘便是现实。人们只能拒绝给予现实精神方面的同情。”
“这不意味着做事情太不费力了吗？”狄奥蒂玛问，她并不是想侮辱人，只不过就是像一座山俯视山脚下的一条小溪而已，“阿恩海姆也爱理论，但是我以为，他并不是不审时度势，一味凭自己主观臆断：您不认为，全部思维的意义就是加强联系实际的能力……？”
“不。”乌尔里希说。
“我想听听，阿恩海姆对此向您作了什么回答？”
“他对我说，今天精神是现实发展的一个无力的旁观者，因为它绕开生活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他要求我观察各门艺术在论述什么，哪些琐碎小事占据了各个教会，连博学多才的人的视野也多么狭隘！我应该想到，在这当儿地球可真是正在被瓜分。随后他向我解释说，他恰恰正想对我谈这方面的问题！”
“那么您怎么回答的呢？”狄奥蒂玛急切地问，因为她自以为猜到阿恩海姆是想责备她的表兄对平行行动的各种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我回答他说，任何时候去实现一个思想都不如不曾被实现的思想对我更有吸引力，我这话不仅是指未来的事，而是尤其是指过去的事和错过的事。我觉得，我们历来都是如此，每逢我们些许实现了一个思想，便喜滋滋地将这个思想较大的剩余部分未完成地撂在了一边。出色的机构通常都是搞糟了的思想构思，而且出色的人物也是。这就是我对他说的话。这可以说是观察方向上的一种差别。”
“您真是好争辩得很！”狄奥蒂玛气恼地说。
“可是他却告诉我，每逢我为了某一个空缺着的想象中的总规定的缘故而否认活动力时，他觉得我像什么样子。您愿意听吗？像一个人，他不躺在为他准备好的床上，却躺在床旁边的地上。这是浪费能量，甚至是某种物理学上不道德的东西，他特意为我添加了这么一句。他一个劲儿规劝我，要我理解，大规模的精神目标只有利用现有的经济、政治以及精神的力量对比才能达到。说是就他个人而言，他认为使用它们比荒废它们更有道德。他一个劲儿规劝我。他称我为一个取防御态势、取局促不安的防御态势的很积极的人。我以为，他有某种有点儿叫人感到无名恐惧的理由，他想赢得我的尊敬！”
“他想帮您的忙！”狄奥蒂玛用责备的口吻叫喊。
“噢，不，”乌尔里希说，“我也许只是一小块卵石，而他则像一个华丽、凸肚的玻璃球。但是我的印象是，他怕我。”
狄奥蒂玛对此不置一词。乌尔里希所讲的可能是无知妄言，但是她突然想到，他复述出来的这次谈话并不完全与阿恩海姆在她心中唤起的那个印象相吻合。这甚至使她感到不安。虽然她认为阿恩海姆绝不会耍弄什么阴谋诡计，但是乌尔里希的话却越来越让人觉得可信，于是她便问他，他在施图姆将军这件事情上有何高见。
“避开他！”乌尔里希回答，而狄奥蒂玛则不能不对自己提出这一指责：这中她的意。
六七 狄奥蒂玛和乌尔里希
狄奥蒂玛与乌尔里希的关系在这段时间里因这种已习以为常的聚会而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们必须经常一道外出访客，他每星期多次并且往往事先不通知而且在不通常的访客时间来找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俩感到很方便，他们可以从他们的亲戚关系中获得好处并用家庭气氛来缓和严格的社交规范。狄奥蒂玛并不总是在客厅并且从发髻直至衣裙贴边裹得严严实实地接待他，而是有时穿轻便松散的便服，即便这仅仅意味着一种很谨慎的松散。他们之间已经出现一种休戚相关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交往的形式上；但是形式有一种向内的影响力，而成为形式组成部分的情感则也可以通过形式被唤醒。
乌尔里希有时十分迫切地感觉到狄奥蒂玛很美。于是他便觉得她像一头年轻、高大、丰满的良种牛，一边稳步行走一边用深沉的目光打量着自己正在拔除的干草。即便在这时候，他望着她时心里也不无那种恶意和讥刺，那种用动物界里的比喻报复精神贵族狄奥蒂玛并来自一种深层愤怒的恶意和讥讽；这不是针对这个没头脑的模范学生的，这是针对学校的，这学生的成绩在学校里取得了成效。“她会是个多么可爱的人呀，”他想，“假如她缺乏教育、马虎草率并且温和亲切犹如一个不自以为有特殊思想时的身材高大而温暖的女人身体的话！”遭许多人背后窃窃私议的图齐司长的这位著名夫人于是便从她的身体飘逸而出，而只有这个身体自身像一个梦留下，这个梦连同软垫、床和做梦者一起变成一片白云，这片纤柔白云孤零零在这世界上。
但是乌尔里希若从这样一次想象力遨游返回，那么他便总在自己面前看见一个有进取心的市民阶层的人物，这个人试图与高贵的思想交往。再者，强烈性格反差下的身体上的亲和性令人感到不安，而亲和性观念，这种自我意识也就已经足以令人感到不安的了；兄弟姊妹有时会以一种方式相互不能忍受，这种方式远远超出一切可以借此证明自己正确的东西，它仅仅来自于他们因自己的存在就互相怀疑并互相有一种反射影响。有时单就狄奥蒂玛不致和乌尔里希一样高大便足以唤起她与他相似的想法，并让他对她的身体感到反感。他已经委托给她——虽然带有一些变化——一项平素由他青少年时代的朋友瓦尔特承担的任务；实际上就是贬抑和刺激他的倨傲的任务，就像让重新见到自己的旧的讨人厌的画像在我们面前贬抑我们并同时挑起我们的傲气。由此可以推知，八成在乌尔里希对狄奥蒂玛表示的猜疑中也含有某种有约束力的和有凝聚力的东西，简单说就是一丝真正的爱慕之意，犹如从前的对瓦尔特的亲密情意还会在不信任的形式中继续存在下去。
这在长时间里使乌尔里希感到诧异，因为他并不喜欢狄奥蒂玛嘛，他不明白这件事的底细。他们有时一起短途出游；在图齐的支持下，风和日丽的天气被用来不顾不利的季节向阿恩海姆展示“维也纳近郊名胜古迹”——狄奥蒂玛从不使用别的词语，总是只用这个陈旧的用语——而由于图齐司长脱不开身，乌尔里希每次一同出游便不得不扮演一位年纪较长亲戚的角色，担负起护驾的责任，而后来情况则表明，在阿恩海姆外出旅行的时候，乌尔里希和狄奥蒂玛也单独出行。阿恩海姆为这样的郊游，后来也为直接为平行行动办事提供了车辆，要多少有多少，因为伯爵阁下的带有纹章装饰的马车在城里太惹人注目；而且那也不是阿恩海姆自己的汽车，因为富人总是找得到别人，让别人甘心情愿地为自己效劳。
这样的出行不单单为了消遣娱乐，而且也有谋求有影响或富有的人物参与这项爱国行动的目的，这种出行在市区范围内比在乡村还多。这两位亲戚在一起看到许多美好的东西：玛丽娅·特蕾莎时代的家具，巴罗克宫殿，还由仆人们用手抬着周游世界的人，有一排排大房间的新时代的房屋，银行宫殿和高级国家公务员住房里混合着西班牙的严谨和中产阶级生活习惯的设备。总的说来，大凡涉及贵族的，便都是一种没有自来水的上流社会生活状况的残余，而在富有的市民阶层的房屋和会议室里，这种生活状况则作为卫生状态改善了的、更美观但更苍白的复制品而重复出现。一个贵族阶层总是有点儿未开化的样子：没有被时代的余烬烧掉的残渣依然留在贵族的宫殿里，就在它们残留的地方，紧挨着豪华的楼梯，脚踩在软木地板上，而可憎的新家具则毫不在乎地伫立在奇异的旧家具之间。暴发户阶级则相反，他们迷恋自己的先辈们的壮观和伟大的时刻，不由自主地进行了严格而精细的挑选。一座宫殿若为市民阶层所占有，那么这座宫殿就不仅显得像一件家传纪念物，像一盏枝形吊灯，人们拉动电线操纵这盏吊灯，配备了现代的舒适设备，而且在内部设施方面也剔除了较少美好的东西、聚集了有价值的东西，不是按自己的选择，便是按专家们的无可争议的建议。此外，这种优雅化根本就不是在宫殿里，而是在城市住宅里表现得最为强烈，这些城市住宅合乎时代精神地配备了一艘远洋轮船的无个性的豪华设施，但在这个有教养的社会功名心的国家里却通过一丝不可复制的气息、一种几乎觉察不到的分开摆放家具或一幅画像在一面墙上的居高临下的位置而保持着一种久已消失的重大音响的柔和而清晰的回声。
狄奥蒂玛对这么多的“文化”感到心醉神迷；她早就知道她的家乡保藏着这样的珍宝，但是它们居然如此丰满，连她见了也感到吃惊。他们应邀一起访问乡村，乌尔里希发觉，他不时看到人家不削皮用手拿水果吃等诸如此类的事，而在富有的市民家庭里则严格保留着刀叉礼仪；这种现象也可以从言谈上观察得到，几乎只有在市民家庭里才有完美而高雅的言谈，而在贵族圈子里那种著名的不拘束的、令人想起赶马车者的言谈方式占压倒优势。狄奥蒂玛热情为此辩护批驳她的表兄。她承认说，市民的乡间别墅有更多的卫生设备和更浓的文化氛围。在贵族的乡村宫殿里，人们冬天挨冻，狭窄、踩坏的楼梯并不罕见，而有霉味的、低矮的卧房则与豪华的客厅并存。没有饭菜升降机，也没有仆人洗澡间。但是这在某种意义上恰恰就更具本色，是经继承而得的，既了不起而又不修边幅！最后她这样兴奋地说。
乌尔里希利用这样的出行机会，研究把他和狄奥蒂玛联结在一起的那种情感。但是由于一切都充满着旁生的枝节，所以人们在获取真经之前不得不先稍稍跟随他们走一段路：
当时妇女都穿从脖子到脚跟都封闭的衣服，而男人们虽然今天还穿与当初相似的衣服，但在那时候他们却觉得妇女穿戴得颇合宜，因为她们还用生动的联系向外体现出无可指责的完整性和严格的矜持，这种矜持被认为是一个深通世故的人的标志。展现自己的赤身裸体，这种澄清如水的坦率，当初即便在一个没有什么偏见、在赏识脱去衣服的肉体时不受任何羞耻感阻碍的人看来也是一种向动物性的倒退，不是因为裸体的缘故，而是因为放弃了文明的服装爱情手段。其实人们在那时候可能说过，这是倒退到动物中间去；因为一匹三岁的良种马和一只赛跑的灵缇赤身裸体时比一个人的肉体所能达到的表现力丰富得多。而它们却不能穿衣服；它们只有一张皮，人当时却还有许多张皮。人们用那件高贵的衣裳，用它的褶子、皱裥、钟形褶痕和花边为自己建立了一个表面，它比原来的表面大四倍，形成一只多褶裥、难以接近、充盈着性爱紧张的高脚杯，它将那头瘦削、白皙的动物隐匿在自己的内部，那头动物惹人怜爱，着实叫人渴慕。这是那种已标明的方法，每逢大自然为了在爱情和惊恐中使至关重要的客观过程上升至非人世间的愚蠢行为而叫自己的创造物竖起皮毛或喷射昏暗云雨，便总是使用那标明的方法。
狄奥蒂玛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被这种游戏——即便是以最委婉的方式——深深地触动了。她不是不会卖弄风情，因为这属于一位贵妇必须掌握的社交任务之一；年轻男子的目光常常流露出某种不同于对她崇敬的神情，这也从未曾逃过她的眼睛，她甚至喜欢这样，因为当她强迫像一头公牛的角那样死死盯住她的一个男人的目光转向她的嘴说出的高尚话题时，这让她感觉到了温和女性指点正确方向的威力。但是在亲戚关系和无私协助平行行动的掩护下，在那则于他有利的遗嘱附言的保护下，乌尔里希有恃无恐，直捣她的理想主义的分叉编织网。就这样，有一回他们行车越过田野，汽车从风光旖旎的山谷旁边驶过，覆盖着郁郁葱葱松林的山坡从山谷之间向路边突显过来，狄奥蒂玛触景生情吟出了“美丽的森林啊，是谁把你培育，在那高耸的群山”这几行诗；这几句她当然是当作诗来引用的，与此相配的那首歌她连哼都没哼一声，因为她觉得这一哼起来就显得恶浊、毫无内容了。但是乌尔里希回答说：“是下奥地利土地银行。这个您不知道吗，表妹，这里的全部森林都属于土地银行所有？您想赞美的那位师傅是受雇于土地银行的一位林场主任。这里的自然景致是森林工业的一个有计划的产品，一座排成行的纤维素制品仓库，这也是不难看得出来的。”他频频作出这样性质的回答。如果她谈美，他便谈一层皮下脂肪组织。如果她谈爱情，他便谈显示出生率自动升降的年度曲线。如果她谈艺术中的伟大人物形象，他便谈把这些人物互相连接起来的那一连串借用语。反正情况总是这样，狄奥蒂玛一讲起话来，仿佛上帝在第七天把人当作珍珠放进世界贝壳里了似的，他马上便提醒说，人是一个小地球仪最外面那层外壳上的一小堆小点。乌尔里希说这话有什么企图，这不是轻易就看得透的；显然这是针对她对之心怀着感激的那个高贵的领域的，而狄奥蒂玛则尤其感到这是一种肆意侮慢和自以为是。她不能忍受在她看来已是个坏孩子的表兄竟自以为比她还懂得多一些，而他的那些实利主义的异议——对此她一窍不通，因为这是他从算计和精确性的低级文明中得来的——则极大地惹怒了她。“谢天谢地，总算还有人，”有一次她厉声回答他说，“尽管见多识广却仍然能够相信普普通通的事物！”
他们养成了习惯，常常以一起谈论阿恩海姆的方式来交流各自的思想。因为和所有恋人一样，狄奥蒂玛也觉得谈论自己爱恋的对象而又如她至少以为的那样不露出马脚是一件惬意的事；而由于乌尔里希觉得这犹如对于每一个对自己的后退不怀有隐蔽动机的人那样是不堪忍受的，所以一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往往就会对阿恩海姆大肆诋毁。把他与这个人一结合，便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关系。如果阿恩海姆没有出外旅行，他们便几乎天天碰面。乌尔里希知道图齐司长怀疑这个外国人，一如他自己从第一天起就一直在观察此人对狄奥蒂玛的影响。只要一个第三者能作这样的判断，那么这两个人之间似乎也就还没什么不合理的事，这个第三者坚定了自己的这个推测，因为这一对情侣之间存在着太多的合理的成分，它们虽然竭力效法柏拉图精神共同体的最崇高的榜样。在这方面，阿恩海姆却显示出一种引人注意的意向，他愿意让他的女友（抑或也许是情妇？乌尔里希暗自思忖；他认为很可能是某种胜过女友像是情妇的关系，介乎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这位表兄也共享这层亲密关系。他常常用一位年长朋友的口吻对乌尔里希说话，这种口吻因年龄差别是许可的，但因地位的差别却带上了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居高临下的味道。乌尔里希对此也几乎总是报之以拒斥的口吻并且态度中含着相当的挑衅，就仿佛他丝毫也不知道珍视与这样一个人的交往；这个人可以不和他而是和国王们和总理大臣们讨论自己的想法。他常常不礼貌地并且以不恰当的讽刺口吻反驳他，而且自己就对这种失态感到恼怒，因为他本来是完全可以愉愉快快地采取沉默观望态度的。但是令他自己感到惊诧的是，他觉得自己被阿恩海姆大大地给激怒了。他把他看作一种他所憎恨的精神发展的、备受宠遇的、模范的个别情况。因为这位著名作家相当聪明，足以领悟人类自从不再在溪水的反光里而是在自己才智的锐利断面上寻找自己的形象以来已经使自己陷入的这种可疑的处境；但是这位著书立说的钢铁大王把这归咎于才智的出现，而不归咎于才智的不完美。在这种煤炭价格和精神的结合中存在着一种欺诈，这种结合同时也是一种有用的分离，是阿恩海姆有意识所做的事与他怀着朦胧预感所讲和所写的话的分离。除此以外，还有一件事在乌尔里希心中激起更多的不愉快，这对他来说是件新鲜事，这就是精神和财富的结合；因为如果阿恩海姆近似一位专家那样谈论某一个个别问题，随后又突然带着一种懒散的姿态让受到“一个崇高思想”光辉照耀下的个别部分一一消失，那么这多半来源于一种并非不合理的需要，但是这种向两个方向的自由支配却同时让人回想起这个干一切善事和宝贵事的富豪。在一种总是有点儿让人想起实际财富处置的意义上来说，他是有才智的。也许这也还不是那种东西，不是最刺激乌尔里希惹得他要给这位著名人物制造麻烦的那种东西，这也许是一种爱好，是他的精神对一种宫廷和家庭事务表示出来的爱好，这种爱好自动导致与传统事物及不寻常事物的精髓的结合；因为在它那善于品味的鉴赏能力的镜子里，乌尔里希看到了一张装腔作势的鬼脸，如果人们从中去除掉那些不多而确实强烈的激情和思维的相貌特征，那么这便是时代的面孔；乌尔里希因此而几乎找不到机会更好地去研究这个人，人们大概也会在背后说这个人有种种功绩的。这当然是一场完全没有意义的战斗，他在进行这场战斗，在一个人们一开始就承认阿恩海姆正确的环境里，为了一项根本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事业；充其量人们可以说，这种无意义具有彻底自我浪费的意义。但是这也是一场完全没有希望取胜的战斗，因为如果有朝一日乌尔里希果真得以伤害他的对手，那么他就必定会看到他打中了那虚假的一面；如果精神人阿恩海姆似乎被战败而躺在地上，那么随后现实人阿恩海姆便会像一个长翅膀的人那样，面带一丝宽宏的微笑站起来，摆脱掉这种废话连篇的谈话，飞快采取行动奔向巴格达或马德里。
这种不可伤害性使他得以用那种此人自己也弄不清楚其来源的同志式友好情谊来对抗这个年纪较轻的男子的失礼行为。当然，乌尔里希自己心中有数，绝不会去过分贬低他的对手，因为他决心不这么随随便便又投身于什么冒险活动，他以往的生活中充盈着这种不完整和有失体面的冒险活动，而他所觉察到的阿恩海姆和狄奥蒂玛之间关系的进展情况则大大增强了他的这种决心。所以他通常这样安排他攻击的矛头，一如花剑的尖端，它们柔韧弯曲并且为一层友好减弱撞击的小小外壳所包围。顺便说及，这个比喻是狄奥蒂玛找到的。她与她的表兄的情况颇有些奇特。他的率直的脸和那明净的额头，他的平静起伏着的胸脯，他那潇洒自如的举止动作，这一切都向她显示，这个身体中不可能潜伏着恶意、阴险、扭曲而淫欲的需要；她对自己家族一个成员的这种非凡仪表也并非完全没有自豪感，并且在他们刚刚相识时便立刻下定决心，要将他纳入自己的引导之下。假如他长着黑头发、溜肩膀、不干净的皮肤和低矮的额头，那么她就会说，他的观点跟他的相貌相称；但是看他现在实际上的这副相貌，只有与他的观点的某一个不一致处引起了她的注意并让人在心中感到莫名其妙的忧虑。她那著名的直觉的触须徒劳地搜寻原因，但是这种搜寻却在触须的另一端令她感到舒心愉快。在某种意义上，当然不是在一种完全认真的意义上，比起与阿恩海姆来，她有时甚至更喜欢与乌尔里希交谈。她在优越感方面的需要在他身上得到更大的满足，她更牢靠地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而她认为是他的轻佻、古怪或不完全成熟的那些东西给她以某种满足，这抵消了那种变得日益危险起来的理想主义，她眼看着这种理想主义在自己对阿恩海姆的情感中正令人难以估摸地增长着。灵魂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因此实利主义便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她调节自己和阿恩海姆的关系和安排好自己的沙龙一样感到很吃力，而对乌尔里希的藐视则使她的生活变得轻松些。她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却分明看到了这种作用，而这就使她有可能在她因她的表兄的一句话而对他发怒的时候从侧面给他投去一瞥，这一瞥只是眼角的一丝微笑，而眼睛则理想主义、无动于衷地，甚至略带轻蔑地直视前方。
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狄奥蒂玛和阿恩海姆对待乌尔里希的态度就像两个战斗着的人，他们抓住一个第三者，他们怀着变化不定的恐惧在自己之间拉动他，而这样的情形对他来说并非没有危险，因为这个问题因狄奥蒂玛而变得生气勃勃：人是不是必须与自己的身体协调一致？
六八 离题话：人必须与自己的身体协调一致吗
不管脸上的表情说明着什么，车辆的晃动在长时间行驶过程中摇动着这两位亲戚，使他们的衣服互相触动，略微重叠，又互相分离；人们只能从肩膀上看出这一点来，因为别的情况让一条共同使用的毯子给遮住了，但是身体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这种受到衣服抑制的接触宛如人们透过夜晚的月光隐隐约约看事物。乌尔里希对这种爱情游戏并非没有接受能力，也就是并不特别认真看待它罢了。渴慕从肉体传导到衣服、从拥抱传导到抗拒或者一句话从目的传导到途径，这种极精细的传导迎合他的本性；她受肉欲驱使而成为妇人，但却受到更崇高的力量的节制而避开这个陌生的、与她不相称的人，如今她突然无比清晰地看见这个人就在自己面前，使她总是处于好感与嫌恶的深刻矛盾之中。但这就是说，肉体的崇高美、人性美，精神的旋律从天性的乐器中升起的那个瞬间，抑或身体像一只为神秘饮料充满的高脚杯的另一瞬间，这是他毕生所不熟悉的，如果不计及那些梦幻的话——它们涉及少校夫人并久已在他心中消除了这样的爱好。
打那以后，他所有的与女人的关系便都是不合理的，可惜只要双方都有几分良好的意愿这事就很简单。只要男人和女人一开始就有这个想法，愿意占有情感、行为和纠葛，那么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模式，男人和女人的模式，而这却是在内涵上反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近的事件向前突现，不再是泉水涌流；这种两个人的纯粹相互喜欢，这种最朴素和最深刻的恋爱情感，这种一切别的情感的自然起源，在这种精神上的反转过程中压根儿就不再出现。就这样，乌尔里希在与狄奥蒂玛一起出行途中也不时回想起他初次造访时他们告别的情景。当初他用自己的手握住了她那只柔和的手，一只矫揉造作、高贵完美、轻飘飘的手，他们一边握着手一边相互对视；他们俩想必都感到嫌恶，但都想到，他们可能会互相渗透，融为一体。某种带有这一幻觉的东西在他们之间滞留了下来。于是乎，在上面两个脑袋把一片可怕的冷漠倾注给对方，而下面的身体却无抵抗地、炽热地互相融和渗入。一如在两头神和魔鬼的脚爪里存在着的某种恶毒神秘的东西，它曾把在青年时代时常有此体验的乌尔里希频频引入歧路，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事实便证明这无非就是一种极其富市民色彩的爱情诱导剂，与用脱光衣服代替赤身裸体完全具有同样的意义。任何东西也不会像这个讨人喜欢的体验一般勃然激发起市井小民的爱情：人们拥有把一个人驱入兴奋状态的力量，让他兴奋得如此癫狂，以致人们简直得成为杀人犯，如果他们想按第二种方式成为这样的变化的原因的话——确确实实，存在这样的文明人的变化，这样的作用出自我们自身！这种疑问和诧异不是就在所有那些人大胆而呆滞的目光里吗，那些人在肉欲的孤岛上停靠，他们是这个孤岛上的杀人犯、命运和神，并以极其悠闲的方式经历着最高程度的反理性和冒险性？
他渐渐滋生的对这种样式的爱情的嫌恶最后也扩展到他自己的身体上，他对女人装出一副通常的男性的样子——对此乌尔里希拥有太多的才智和内心矛盾——从而使自己的身体总能够促进这种反转结合的完成。有时他简直嫉妒自己的形象宛如嫉妒一个手段蹩脚而不诚实的对手，这暴露出了一种矛盾，这种矛盾也在别人身上存在，但这些人感觉不到。因为是他自己从事体育锻炼保养这个身体并赋予它形态、表现力、行动意愿，这种行动意愿对内的作用并不太微小，人们完全可以将它和一张永远微笑或严肃的面孔对情绪的影响加以比较；令人惊讶的是，多数人不是有一个缺乏保养的、由偶然事件塑成并扭曲了的身体、一个与其精神和气质似乎几乎毫无关联的身体，便是有一个被体育运动的假面具遮盖住的身体，这个假面具使他具有休养生息中的那种相貌。因为这是人们继续做一个愿意具有某种外貌的白日梦的时刻，是人们继续做一个从上流社会期刊里捡起的白日梦的时刻。所有这些皮肤晒黑、肌肉发达的网球运动员、骑马者和驾驶者，这些有望创造最高纪录的人，虽然他们通常只是掌握好自己的事情——穿着上等衣服或在脱衣服的女人——他们是白日做梦者，与普通白日做梦者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的梦不是留在脑子里，而是共同留在野外；作为群众心理的一个产物它被人作实体的、戏剧性的刻画，联想到极其可疑的神秘现象，不妨说，它被人作表意形象刻画。但是他们和普通的梦幻编造者一样，其梦幻都有某种浅薄的特性，不仅就梦幻接近觉醒而言，也就梦幻的内容而言。总体外貌问题似乎今天还在潜伏；虽然人们已经学会从笔迹、语声、睡姿和天知道什么东西中推断出人的性格，这些推断有时甚至惊人地正确，但是对于作为整体的身体而言眼下只存在时兴的模式，人们按照这些模式塑造自身的形象，或者至多有一种道德的自然医疗哲学。
但是这是我们精神的，我们观念、预感和计划的身体或者——漂亮的包括在内——我们用来做蠢事的身体吗？乌尔里希曾经喜爱过并且至今还部分地拥有这些蠢事，这并不妨碍他在这个由它们所创造的身体中觉得不自在。
六九 狄奥蒂玛和乌尔里希。续
尤其是狄奥蒂玛，是她以一种新的方式增强了他心头的这种感觉：他的生命形象的表面和深处不一致。在与她出行的途中，在有时像在月光中行驶的出行途中，这位少妇的美貌从她的整个形象脱离出来并像一个幻象片刻遮住他的眼睛的出行途中，这种感觉便清晰地突显出来。他分明知道，狄奥蒂玛将他所说的一切和普世的言论——即便是在一般性的某个高度上——作比较，而她觉得这“不成熟”，这令他感到愉快，致使他经常犹如坐在一架反向对着自己的望远镜前。他变得越来越顺从并且每当和她谈话时便以为，或至少差不多要以为，当自己充当恶人和实用主义的拥护者时自己从中听到了他本人求学时代后期的谈话，当初他和他的同学们之所以如醉如痴地谈论世界历史上的种种作恶者和坏蛋，仅仅是因为这些人被教师们带着理想主义者的厌恶打上了诸如此类的标记。每逢狄奥蒂玛心怀不满望着他，他便总是更顺从些并且通过英雄主义和膨胀欲的道德到达少年气盛时那些倔强虚伪、放浪不羁的年月——自然只是用很譬喻的方式来讲，犹如人们在一个表情上、一句话里能够发现一种与早已被自己抛弃掉的表情或言语，甚至还是一种只容人们梦想或不情愿地在别人身上见到的表情的轻微相似性；但是至少在他触怒狄奥蒂玛的欲望中是带着这种情绪的。这个若没有她的才智本会显得无比美丽的女人，她的才智在他心中激起一种不近人情的情感，也许是一种对才智的恐惧，一种对所有卓越事物的反感，一种情感，一种极微弱的、几乎无法分辨的情感——也许对于如此呵出的气息来说情感已经是一个太过于苛求的词语！但是如果人们将它放大成话语，那么这些话语必定是说，他有时在自己眼前不仅具体地看到了这个女人的理想主义，而且也看到了整个世界的理想主义，看到了这种理想主义的分岔和传播，在希腊一手宽的头顶上方飘浮着；倒不见得就是魔鬼头上的角！然后他又一次变得更顺从些并返回到，还是用譬喻的方式来说，童年时代激昂的第一道德，在这种道德中，无论诱惑还是惊恐，都仿佛闪在一只羚羊的眼睛里。这个时代的温存感受能够在唯一的献身的时刻点燃整个的、此时尚还微小的世界，因为它们既没有什么目标也没有促成什么事情的可能，是地地道道无限的激情；这跟乌尔里希很不相配，但是按照童年时代的情感——他已经几乎无法想象这种情感，因为它们与一个成年人的生活条件很少有共同之处——他终于渴望与狄奥蒂玛做伴。
有一回他差一点儿便向她承认这一点。在一次出行途中，他们弃车步行走进一个小山谷，在那里，草地上陡峭的河岸覆盖着森林的河口并形成一个弯曲的三角形，在这个三角形的中间是一条蜿蜒前进的、已经轻微冻结的小溪。山坡上的树木差不多要伐光了，只剩下零星几棵，在光秃的轮伐区和小山脊上看来就像种植的羽毛信号旗。这一景致诱使他们继续步行；这是那些动人的无雪日子中的一天，不妨把冬天里的这种光景看作一件褪色的、已不时兴的女式夏装。狄奥蒂玛突然问她的表兄：“阿恩海姆究竟为什么称您是一个唯意志论者呢？他说，您脑袋里总是装满着应该怎样用别的和更好的方法去做各种事情。”她突然回想起，她和阿恩海姆议论乌尔里希和将军的谈话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就结束了。“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接茬说，“因为我觉得您很少认真对待什么事情。但是我必须问您，因为我们共同承担着一项责任重大的任务！您还记得我们最近的一次谈话吗？谈话中您说了些话，您曾断言说，没有哪个人，即便他完全有这个力量，会实现他想干的事的。现在我想知道，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不是一个可怕的思想吗？”
乌尔里希先是沉默不语。在这段寂静的时刻里，在她尽可能俏皮地说出了她的话之后，她明白了，自己正在多么热切地琢磨着这个未经许可的问题：阿恩海姆和她是否会实现两人暗地里想做的事。她突然觉得在乌尔里希面前暴露了自己。她脸红了，又因为试图阻止脸红，脸更红了，便力求带着尽量无动于衷的表情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顺着山谷向前望去。
乌尔里希观察到了这一过程：“我很担心，阿恩海姆如您所说称我是一个唯意志论者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他高估了我在图齐家里的影响，”他回答说，“您自己知道，您多么不在乎我说的话。但是此时此刻，您问了我倒是让我明白了，我可能会对您有什么影响。我可以把这告诉您吗，您不会立刻又责备我吧？”
狄奥蒂玛默默点头，以示同意，并试图在精神涣散的背后重新敛起神来。
“我曾断言说，”乌尔里希开了腔，“没有人会实现他想做的事，即使他可以这样做。您记得我们那些装满建议的文件夹吗？现在我问您：一个人不会陷入窘境吗，倘若突然就要发生一件他一生孜孜以求的事情？倘若譬如天国突然降临到天主教徒的头上或者未来的理想国降临到社会主义者的头上？但是也许这什么也证明不了；人们惯于提出要求，却并不准备马上去实现要求；也许许多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么我再问您：毫无疑问，音乐家把音乐、画家则把绘画看作是最重要的事；也许一个混凝土专家甚至会把建造混凝土房屋看作是最重要的事，那么您以为，后者会因此就把亲爱的上帝想象成为一个钢筋混凝土专家，而另一些人则宁愿要一个画出来的或用次中音号吹出来的世界也不愿要这个现实的世界吗？您会认为这个问题荒唐，但是全部严肃性就在于，人们必定会要求这种荒唐的！现在请您别以为，”他神色凛然地向她转过身去，“我无非是想说，难以实现的东西引起每一个人的兴趣，而同时他们却鄙弃确实能得到的东西。我想说：在现实性中潜伏着一种对不现实性的荒唐要求！”
他毫不顾惜狄奥蒂玛，带着她走进小山谷的纵深；也许是由于山坡上渗下雪来，越往上走，土地便越湿，他们不得不从一个小草丛跳到下一个小草丛，这就把话语分成段落并使乌尔里希能够一再跳跃式地继续讲话。所以也就使狄奥蒂玛对他所说的话有了如此之多的异议，以致竟一时无法择定。她弄湿了自己的脚，无奈而胆怯地稍许撩起一点衣裙站定在一处土块上。
乌尔里希向后转过身来，笑道：“您已经开创了某种极端危险的事业，高贵的表妹。人人都会高兴得了不得的，如果就这样随他们的便，放任他们可以不实现自己的思想的话！”
“那么您将会做些什么呢，”狄奥蒂玛气恼地问，“假如您执掌一天统治世界的大权的话？！”
“我大概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好废除现实！”
“我确实想知道，您怎么着手进行这件事！”
“这我也不知道。我甚至都不太清楚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极大地高估了现代的东西、现代的情感和现在存在的一切；我认为，这就像现在您和我在这个山谷里，仿佛被塞进一只筐里，瞬间的盖落在了上面。我们高估了这一切。我们记住这一点吧。一年以后我们也许还能够讲述，我们曾怎样在这儿站立过。但是那种真正引起我们，至少引起我思考的东西却止步不前——姑且这样慎重地讲，我不想为这寻找解释和名称——总是与这种经历的方式处于某种对立之中。这被排挤出现代；按这种方式它不可能带有任何现代特性！”
乌尔里希所说的话，在这峡谷里听起来显得响亮和混乱。狄奥蒂玛突然感到无名的恐惧并企图回到汽车那儿。但是乌尔里希拦住她并让她观赏周围的景色。“这里在几千年前是冰川。即便是现在世界也并不完全就是它眼下假装出来的这副样子，”他解释说。“这个略带圆形的有生命物体有一种神经质的性格。今天它正在扮演进行哺育的市民母亲。当初世界像一个奸刁的姑娘那样缺失性感、冷漠无情。再往前推几千年，它到处都是酷热的幼牡牛森林、炽热的沼泽和着魔的动物。人们不能说，它经过了一个臻于完美的发展阶段，而且这也不是它的真实状态。这对它的女儿、对人类也同样适用。您只要想象一下在时间推移过程中人类站立在我们现在所站立的地方时所穿的那些衣服。用疯人院的概念来表述，这一切就像持续不断的伴随着突然出现的意念飘忽的强迫观念，照这些强迫观念看来一种新的生活观念已经出现。您一定看到了吧，现实正在把自己废除！”
“我还想对您说几句，”片刻过后乌尔里希重新开腔说，“有了依傍和得到保障的感觉，大多数人觉得十分自然的这种感觉，在我身上并不很强烈。您想一想，您小时候是怎样的：极其温和的炽热感情。然后是豆蔻年华，少女憋不住要说出自己的渴望。至少在我心中某种东西在奋起反抗让所谓的成熟的男子壮年时期成为这样的发展的顶峰。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某种意义上又不是。假如我是蚁幼虫的话，那么我会对此感到非常害怕的：一年前我是蚁蛉，是宽阔、灰色、退行的蚁蛉，它生活在森林边缘一个圆锥形沙堆顶端下的一个洞里，它先通过一阵神秘的沙粒轰击耗尽蚂蚁的体力，之后便用那把看不见的钳子夹住蚂蚁的腰。有时我确实对我的青年时代有完全相似的害怕的感觉，即使我当初是一只蜻蜓，现在将成为一头怪兽。”他自己都不太知道想说什么。他稍稍仿效了一下阿恩海姆的渊博。可是他却忍不住想说：“赠我一次拥抱吧，纯粹出于亲切爱意的拥抱。我们是亲戚；不完全分离，不完全一致；无论如何应该是一种庄重、严格的关系的对立面嘛。”
但是乌尔里希想错了。狄奥蒂玛属于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对自己感到满意，因此也就把自己的年龄阶段看得像是一道从下向上的楼梯。乌尔里希所说的，她完全听不明白，尤其因为她不知道他没有说出口的话；可是这当儿，他们已经到达汽车旁边，于是她便感到心神宁静，便又甘心把他的话看作是她熟悉的、摇摆在娱乐消遣和惹人生气之间的饶舌，对这种饶舌她不屑一顾。其实这时候，他对她完全没有什么影响，除了让她清醒以外。一片拘束的纤云，从她心田的某个角落升起，已经化成枯燥和空虚。也许是头一遭，她一清二楚地看到了这个事实：她与阿恩海姆的关系迟早会让她作出一个抉择，这个抉择可能会改变她的整个生活。本来就不能说这件事现在会使她感到幸福；但是这有着一座确实存在着的大山的重量。一个弱点克服了。那种“不做人们想做的”瞬间已经有了一种极其荒唐的、她不再理解的光辉。
“阿恩海姆完全是我的对立面；每逢时间和空间在当前时刻与幸福会面，他便经常过高估计它们有的幸福！”乌尔里希叹息着笑道，感到极有必要把自己已说出的话说完；但是关于儿童时代他不再谈论，所以狄奥蒂玛能结识他富有情感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