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正是那种抽象的激情促使英国的清教徒来到了美洲的海岸，他们来的目的是想过一种精神上感觉更完美的生活。他们在荒野上建起了自己的教堂，然而他们的移民之路并未终止，他们仍然面对着无涯的精神迁移，他们要逃离殖民地上新的宠儿，逃避被奴役的命运以争取自己的成功，要追求精神的自由和永恒的真理。
19世纪中叶，新英格兰呈现出一派其乐融融的和平昌盛景象，人们心中也都感到暖洋洋的。历史文献的记载笔触欢悦，展示了那个黄金似的时代有多么灿烂辉煌。地灵人杰，诗人、历史学家、演说家、传道士不断涌现。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研读过外国文学作品并且有游历四方的经验，他们是知识渊博的人道主义者。然而，这一切只是金玉其外。这些知名人物在生活中思想贫乏，观念单纯，他们的观念还停在美好的旧时代那纯净的水平上。有时候，他们拿出本地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试图通过这样的讨论使自己的脑子恢复活力；他们希望证明新大陆（美国）为诗歌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们写出了《瑞普·凡·温克尔》[1]、《海华沙之歌》[2]、《伊万杰琳》那样的作品，可是这些作品跟斯威夫特[3]、奥西恩[4]、夏多布里昂[5]的作品相比并没有显示出多少美国特色。这些文质彬彬的作家缺少本土的根基和新鲜的营养，因为美国人的知识领域本身就缺乏这两样东西。他们的文化有一半是顽强地幸存下来的东西，另外一半则是刻意习得之物，它并非是活生生的历练自然而然孕育出的果实。后来也出现过一些令人钦佩的善于分析的小说家，他们如实地描述了美国的生活，然而他们的描述却甚为刻薄、甚为伤感，仿佛生活中的欢乐以及欢乐的幻想对他们毫无触动，他们只是对自己的写作有一种抽象的兴趣。像沃尔特·惠特曼那样的作家虽然也把笔锋深入过美国土地上生发出的情感与形象，并且在其中注入了大量个人的灵感，但是他无疑未能成功地写出有教养的美国人的意识和心态，他笔下的美国人的头脑与躯干好像是分离的。
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乡村
新英格兰是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地区，包括马萨诸塞、罗德岛等六个州，1614年由英国船长命名，后由英国的清教徒开拓。17世纪建立了公立学校及哈佛（1636）和耶鲁（1701）等高等学校。
不过也有值得庆幸之处，那就是美国的纯文学毕竟并不局限于新奥尔良，这样的纯文学总是在两个方面与美国伟大的民族实验保持着接触。一种接触是诗歌与讲演的接触，尤其是宣扬爱国、宗教、道德内容的诗歌，其作用就很像讲演。如果说交谈是贵族的艺术，那么雄辩则是共和国公民的艺术。在公众集会以及宴会上，在布道台前或报刊上，雄辩可以唤起众人的激情，可以使被束之高阁的准则得以重新发挥作用，可以将民族休眠的豪气和灵气调动出来。行动会遇到问题，问题引起思考，把思考出的见解通过演讲发表出来，便能指导或推动行动，有时候在这个过程中还会使思维能力得到显著的提高。尽管美国人以及许多其他民族的人通常说思考就是为着行动，但是显然只有把行动思考得一清二楚时，人们才算得上是真正有生命的人、完全积极主动的人。这时即便他们什么都不做，他们也会终于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思考本身是生命所具有的天赋，而且是一种高级天赋。现在我们来说另一种接触，在这个接触点上美国文学与这个民族的活动融合起来，这也是文学驻足欣赏民族活动的时刻。每种动物都有它正经的欢乐时刻，这时它会摆出喜悦的姿态或梳理一下自己的羽毛或进行思考；有时候它甚至会欣喜若狂，啁啾地歌唱着飞向云霄。人的情况与此有几分类似，当人的思考占支配地位时，它可能会转变为激动的情绪；它可能创造出宗教或哲学——这可是比人们日常想打破的无聊生活更刺激的经历。
在美国，这种精神上的纯净的火焰并不是后来获得或来自异域的新东西。众所周知，正是那种抽象的激情促使英国的清教徒来到了美洲的海岸，他们来的目的是想过一种精神上感觉更完美的生活。他们在荒野上建起了自己的教堂，然而他们的移民之路并未终止，他们仍然面对着无涯的精神迁移，他们要逃离殖民地上新的宠儿，逃避被奴役的命运以争取自己的成功，要追求精神的自由和永恒的真理。精神世界总是包括那些未被发现过的、人烟稀少的大陆，这样的大陆总是愿意接受那些喜欢探索而不是墨守成规的人。美国人是著名的预言家；他们将道德标准应用于公共事务；他们脾气急，热情高。他们的判断带有深刻的思辨含义，他们往往把自己的意见解释得非常清楚。他们讲原则并且喜欢把自己的原则表白出来。此外，他们十分推崇自力更生；遇事自己拿主意，这不仅是一种习惯而且他们还把它看作一种自觉的责任。生活中个人立场的改变以及对神秘经历的追求常使他们那原本根深蒂固的信仰变得貌似新奇，他们这样做可谓很大胆、很激进。从传统上观察，他们常为宗教问题困扰，在宗教问题上比世间任何其他民族都表现得更为随波逐流。如果说宗教是梦幻中的哲学，那么哲学就是清醒时的宗教，像老一代的北方佬那么清醒又那么笃信宗教的民族本该有数量可观的哲学家。
从古老的意义上说，哲学关注事物的本质，为的是能够充分利用它们；实际上，在美国人的生活实践中、在他们幽默的性情里，从来就不乏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他们往往用幽默与机智对上流社会某些习俗的缺点提出婉转的批评。虽然大家都默默地接受那些习俗，却又感到它们有害处，因为它们违背了实际生活的原则。在惯有的虚伪面前，人们往往会退避三舍。然而对于本地土生土长的哲理，那些富于机智的人也并未认真对待。他们既无空闲也没有足够的智力去琢磨与维护他们朴实的感性认识所暗含的真理。他们那些颇有启发性的见识也只出现于茶余饭后的闲聊。在严肃的场合，他们会诚惶诚恐，早把自己那些见识抛在了脑后。人们所尊崇的倒是官方的那些零碎哲理，或者说是官方的那整套东西，人们习惯于继承或者说引进冠冕堂皇的“至理名言”，就像他们尊崇歌剧和艺术博物馆那样。在社会上，熟悉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是件体面的事，这就如同家里拥有整套的银餐具。对问题的高见必须召之即来，就像家里的烛台，也许上面并没有蜡烛，可是有时候在房间里当作装饰物摆一摆，在电灯的照耀下也会闪闪发光。即使在威廉·詹姆斯的著作里，尽管他的文笔自然流畅又很有鼓舞性，我们还是能感受到他那隐约的惴惴不安；他走出了房门，来到本应充满阳光的地方，可是殿堂的巨大阴影却挡住了阳光。他为必须相信的东西担忧，也为这种强行让人相信的现象担忧。任何他称之为愤世嫉俗的观点统统都被置之不理，没有人会沉吟片刻想一想那观点是否正确。为着不放弃自由意志、往昔的精神以及其他守护神，他决心找出新的经验论的理由。没有人（刚过去的10年也许可以除外）曾试图填补他日常的信念与哲学“问题”之间的沟壑。自然与科学未被忽视，一些学校也经常提到“实践”；可是这些学校只是把哲学搞得难乎其难，而没有提供哲学所需的论据；他们没把哲学的功能置于已知事实的基础上，只是用它去解释已知事实。因此就出现了哲学与生活实践既相联又不相干的荒谬现象，就好比平日与安息日之间、美国方式与美国信念之间的关系那样。
如果传统处在真理的道路上，那么把哲学捆绑在传统上的做法将有极大的好处，好处是可以导致相互理解、导致哲学的成熟与进步。在这种情况下，脱离传统将会违背这样的事实：即尽管一个人思想很活跃，可他却不是自我的主人。遗憾的是，跟其他地方一样，在19世纪的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不仅飘忽不定、常常远离真理之路，而且它已是日过中天，其典型形态已经过时。一种哲学的道理可能会有很高的价值，但那是针对方法、针对其创始者的天资而言的道理，而不是针对事物而言的道理。它可能是综合与想象的功绩，宛如一首了不起的诗，表现了存在的一种永恒的潜力，尽管造物主创造这个世界时碰巧冷淡了这种潜力。人们可能会成为伪哲学家的专家，实际上那比成为精通真理的行家更容易，因为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伪哲学搞得很简单、很和谐。在新英格兰很吃得开的传统大师们就是这样的专家，例如加尔文[6]、休谟[7]、费希特[8]，更不用提其他更具特色的专家了，因为他们的伪哲学家还不够到家。不过这些貌似完美的错误的东西也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它们难以传世或传到别的国家。例如，假如乔纳森·爱德华兹[9]是个信奉原始力的加尔文主义信徒，或许他会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出名的伪哲学大师，那么他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甚至当他在世时就会被他自己的宗派抛弃，会看到世人对他的逻辑充耳不闻，甚至不屑于进行反驳。近来的思辨有一种特色（尤其在美国），即仅仅因为感觉上的变化就丢弃了观念，根本不寻求新的证据或提出新的理由。今天，我们并不批驳我们的先辈，我们只是愉快地跟他们告别。即使我们所有的基本信念都因循守旧，我们也不愿意公开地服从权威。于是像加尔文、休谟、费希特那样的大师就宛如令人生畏的幽灵耸立在他们的美国崇拜者面前，尽管那些大师既陌生又难以捉摸。人们不愿受任何理论体系的束缚，即便是他们自己的理论体系也罢。他们满足于多少知道点某种哲学的东西，满足于用它去解释一下那些碰巧吸引了他们注意力的事情。甚至连爱默生[10]和威廉·詹姆斯有独到见解的哲学也未能逃脱这种被人随便提一提的命运。他们发现了认识旧信念的新方法或者解决旧有的二难推理的新手段。他们不是经院意义上的任何人的弟子或精通任何学派的大家。即使他们知道经院式的方法，他们也不喜欢用它来表述自己的意见。他们坚持个人的新风格，不愿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得很明确，除非那思想碰巧本身就很清晰。他们的逻辑往往晦涩难懂。
我们必须记住自从苏格拉底那个时代以来，特别是基督教创立以后，就常出现欺诈现象。某些誓约阻碍了对真理的探求，事先便把可能出现的结论分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有启发性的和骇人听闻的、高尚的和低劣的。人们不再对哲学的根源感到疑惑，而是有时对受欺骗感到恼火，有时候又对知道了真相感到恐惧。在存在里面，发亮的和不发亮的东西浪漫地混合在一起，其奇异之处不再像茫茫大海那样可供人们去做智力冒险，引诱有才智的人根据已发现的规律去琢磨天地万物的某种需要胆识的奇妙体系。正相反，人们面对着正统观念（虽然并不总是同一种正统观念），小声传播着种种奥秘，发出一连串的咒骂。他们的才智全用来解决传统问题，其中许多问题都是人为的问题，还有些问题则是占主导地位的正统观念通过其随意的假设所制造出的。因此人们就在某些极显然的真理中发现了难题；有些浅显的寓言一旦被联想神圣化，拿来相互一比或跟事实相比，就会出现荒谬之处；许多实际的现象被证明不可能存在或者被虚假的描述所掩盖。在保守的学校里，学生学习并试图透彻理解被普遍接受的解决办法；在开明的学校里学生也许可以寻求自己的解决办法，可是那解决办法也是针对一些老问题的。如果自由只是名义上的自由，那么它就是一种临时性的自由；无论你有所收获的那个领域跟正统观念多么风马牛不相及，只要你离开正统不及时回返，那么你就是个误入歧途的人；如果你与正统的要求不符，那么你就会被指责为浅薄。大多数有才智的人都被这种诋毁吓倒了；然而就连那些对诋毁满不在乎的人也不能幸免，他们不禁会感到若坚持把铁锹叫作铁锹自己就显得太无礼、太不懂事了；或者如果他们灵机一动的念头太真实而不适合正统，他仍然会不知不觉地形成跟权威的意见完全不同的看法，因此他们的方法同样是不正确的——这是在向他人的错误上税。只有为数不多的像斯宾诺莎那样伟大而甘于寂寞的智者能够完全毫无怨恨地忍受诋毁或者能够遭受恶意的挑衅而不受影响。
爱默生
爱默生，美国散文作家、思想家、诗人。他的讲演辞《美国的学者》，宣告美国文学已脱离英国文学而独立，被誉为美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独立宣言”。即便如此，桑塔亚那仍然认为19世纪的美国人对爱默生学说仍不够重视，这是19世纪的美国大形势决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只有正统观念有所收敛，给没有偏见的探索让出越来越大的空间，或者（如开明的路德宗教徒那样）只有正统观念的心肠已经变软、已经开始接纳最为异己的东西并且准备变成对任何人都有魅力的思想观念——只有在这时，思辨才会变得坦率与愉快。这就是英国和美国近一百年来的秘密——是它们的先验论哲学得以大为流行的秘密。这种方法可以使一个人在内心里更新他所有的观念（科学观念和宗教观念），赋予它们新的地位与解释，使之成为自己不同时期的经验和想象，于是在他看来他似乎不拒绝任何东西、不受任何约束，他只服从有创造力的自我。这种先验论的方法其实是一种个人的、需要勤奋的却徒劳的方法，它需要时时更新。虽然许多人并不想应用这种方法，却对这位或那位先验论哲学家的成果或格言有深刻的印象，例如“每种意见都会导致重新解释它的另一种意见”或“有一利必有一弊”。这些人用自认为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宗教信念验证了这些观点。
耶鲁大学法学院
耶鲁大学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缜，建于1701年，1717年更名为耶鲁大学，以纪念英国富商和慈善家E.耶鲁的捐助。耶鲁办学早期注重古典学科，严格坚持正统的清教派观点。
尽管有这种深层的重大转变、其锋芒也大有收敛，新英格兰的传统信念还是保持了它的连续性和宗教式的热忱。宗教教师与哲学家们可以悄悄地背离加尔文主义，甚至背离基督教教义，而不会影响地位的提升或严肃的形象。他们发现逃避“过去”很容易而且感到很痛快，因此对“过去”也就没有抱怨了。他们觉得世界是个很安全的地方，慈祥的上帝关照着它，而上帝要求他的孩子们回报他的只是他们的快乐和彼此间的友善。美国国旗宛似天空上的一道彩虹，预示着一切暴风雨都已经结束。或者即使有暴风雨来临（譬如那场南北战争），它们也并不难战胜，而且还能考验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精神的功效。如今我们还看不到威胁美国的更难对付的危险——人们对物欲的贪心追求还没达到有什么不好的兆头的程度，商业、企业发展的压力还没影响到老式的生活，或者还没有跟旧的道德和谐格格不入。新型的美国人还没出现，也就是说那种无教养、一意孤行、孤儿似的四海为家、在举止上自以为是可是在道德上却把握不住自己的人。对这种人来说，性格耿直的老式美国人几乎就是外国人。《圣经》中的“增加”不就是“利益”的代名词吗？“充裕”不是就等于或者几乎等于“幸福”么？
同时，各教派对自己的过去也感到有些羞愧了，它们开始赞颂如此美好的世界。虽然被认为主张“因信称义”，可是它们却并没能预言世界的末日，或者提供躲避世界毁灭的办法，或者宣传对这种毁灭的蔑视。它们的存在只是为它服务，它们最神圣的信心是世界需要它们。无宗教信仰、放荡、悲观据认为会自然而然地并肩而行，但它们绝不可能兴盛；它们跟效率不相容。效率是最大的考验。我曾听到耶鲁学院的院长对集合起来的学生喊道：“做基督教徒。做了基督教徒你们就会成功。”宗教只要不走极端，它还是必不可少的、神圣的。然而神学倒可能是多余的。为什么非得跟另一世界对话而分散这个世界的注意力呢？给今天以足够的关注才能从今天得到益处。宗教应该尽量与历史、与权势、与玄学脱离，应该真正落在人们美好的情感上、落在人们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和对生活的信仰上。如果惊人的新发现总是出现在遥远的过去或外国，那么它也就算不上什么奇迹了。它应该直接出现在我们身边，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说服力。如果进化论被认真看待，而且进化包括精神道德的进化，那么以往的伟大人物只是我们自己品格赖以上升的台阶。要进步就要包容与总结以往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并且增添合适的新内容。毫无疑问，某些历史人物的形象很漂亮，我们也不得不体谅巴勒斯坦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因为那里比马萨诸塞州要原始得多、落后得多。耶稣是比他的前辈更有吸引力、离我们自己更近的预言家；可是谁又能否认自他那个时代以来的两千年进步为爱默生、钱宁[11]、菲利普·布鲁克斯[12]奠定了更崇高地位的基础呢？把这种看法说得毫无隐讳也许有些不得体，他们之中的一位或者两位可能会反对这种看法。然而，在他们追随者的生活和格言中，可以看出这种看法却光彩熠熠。
不过，这种开明的倾向却根本没有触动传统的正统观念的核心。有些人貌似很前卫却感到自己继承的是父辈的信念并且仍然忠实于那种信念，他们的感觉基本上没错。在19世纪末，在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的身上正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背离正统观念会被视为可耻。正统观念认为天地万物完全为人类或人类的精神而存在与被支配。这种见解尽管看似傲慢，实际上却是一种软弱无力的说法而不是一种自豪的表现。灵魂原本就有生长能力，它能感觉到躯体内的甘苦。有行动力和捕猎、逃窜本能的动物也开始注意起外界的东西，不过动物主要关注的是那些东西是好还是坏、是友善的还是有敌意的、离得是远还是近。就动物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来说，它所处的位置及其利益成了它衡量一切东西的标准。外界事物的好坏、善恶、远近对动物是生死攸关的关键点。只有理性才敢漠视这些幼稚的观察，通过互相比较来消除偏见，深刻认识日常客体活动的领域，同时发现快捷的原则或对外界每种事物的性质作出预测。但理性是这个世界上的后来者而且相当脆弱，习惯和道义假设的强大阻力常常妨碍理性发挥作用。西方世界里正统的宗教和传统的哲学正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和恢复原始灵魂舒适生长的自由，才吃力地一步一步前进的，而印度的智者则不会干这种傻事。虽然从内里来看，这两种体系如今都并非不感到内疚，同时还有点忧心忡忡（因为它们与光明背道而驰），可是在外表上它们却道貌岸然。它们将许多伦理古训与自负或人道主义混合在一起，其混合的程度超过了印度人将伦理古训与对无限的崇敬混合起来的程度。它们崇拜人的利益，因此它们自然就研究它、恰当地表现它，但是那些看出了人类善举相对性的人常试图藐视它们（这种藐视本身并不理智），想把它们全都奉献给单纯的崇拜之情或单纯的绝望之情。可能除了最清醒时的希腊人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人意识到做有理性的动物的愉悦与荣耀。
据我们所知，犹太人认为正是世界的创造者——天地万物的上帝将他们当作自己的选民。基督教徒则宣称是下凡的上帝亲自创建了他们的教会。按照希伯来人这种传说，人类的尊严并不在于人类有思考能力（人类无疑有思考能力），而在于人类在物质上受到特别优惠，并且比世界上的其他动物寿命更长、命运更好。在希伯来人的宗教中，这种对物质存在的兴趣竟然如此强烈，于是当我们按照其他民族的见识来理解时，我们惊讶地发现这种兴趣恰是无宗教信仰的本质。跟存在拉开一定的距离、跟得到丰富物质的希望拉开一定的距离，这种思想确实通过柏拉图哲学渗入了基督教。苏格拉底及其弟子赞美这个世界，然而他们却并不特别贪求这个世界或者说并不希望长久地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也不想改善它。他们所关心的是这个世界所表现的某种观念或某种美好事物，是超出这个世界之外的某种永恒的东西，在这种东西里可能确实容纳着思考的理智。苏格拉底的这种哲学和犹太人的哲学一样富有人文主义意味：如果说它并没有用简朴的方法去解释天地万物，那么它至少用艺术的方式解释了世界。对善的追求（人类大概总在做这样的追求）应该能够鼓励自然界中的一切活动，这种善近似于希腊哲人用智力获得的愉悦，天地间极愉快的事都因为有了这种善才不断出现。大自然即是位追求某种观念的哲学家，自然科学于是有了教化作用，如今这种教化作用依然没有完全消失。苏格拉底对天文学的要求是，如果它是真科学，那么它就应该表明太阳和月亮现有的状态是最佳状态。柏拉图说得更精辟，他让我们相信眼睛长在脑袋的前面而不是长在后面是因为前面才是更像模像样的地方，此外我们的肠道之所以长，为的是在两餐之间我们好有空闲研究哲学。奇怪的是，最终目标的敌人会受到感染，为了无情的利益而从反面给事实标上绝对的标准；在美国你可以常常听到“只要是存在的就是正确的”的说法。这些自然主义者虽然指责道德主义者的这样一种看法——自然界因我们的利益而受到奇妙的控制，他们却认为自然界的受控制状态还是非常可爱的，尤其是它藐视我们，只受它自身法则的控制。于是我们便在利己主义和偶像崇拜之间徘徊。
16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改革运动并没能改变在天地万物中人类至上的信念或改变上帝有人的特征的信念。正相反，那场运动十分认真地采纳了那种信念（还有许多其他信念），不再把它只看成无足轻重的古典修辞上的说法，或者不再把它只看成依赖启示的神秘观念。人类、上帝的特选子民、基督的选民就像精神殿堂里的殿堂，然而最神圣的东西却是精神本身，是一个人自己的精神和经验，这才是一切东西的中心。新教的哲学满怀信心地在科学与历史领域中探索，确信发现了在其中行走的精神，它认真谨慎，不可能误述自己的发现。由于令人敬畏的事实不可能改变，就不得不对它们暗中做手脚。做手脚的方式是将心理学变成玄学，于是我们便可得出非凡的结论：人的精神与其说是世界的目的，倒不如说是世界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的是独一无二的世界。
这个结论从批判的角度或者说从科学的角度概括了唯心论，它并没有让宗教才俊觉得更舒服，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大量的支持而不是崇高的独立。有了这种结论便有了费希特或尼采的狂妄自负，却没有出现静悄悄的湖边绿茵茵的牧场。然而唯心论中的批判成分可以用来摧毁自然界里的信念，通过这种做法它则能够为另一种唯心论开辟道路，后一点唯心论没有一点儿批判性，可以被称作高级迷信。它把世界看成一种神谕或字谜，其中隐藏着激动人心的整体性或公式或准则，所有经验的存在都是为了说明这种隐藏着的东西。将存在看成一种谜（其谜底出人意料，我们自以为已经找到了它）的习惯即是相当复杂的情感的根源。事实依然如故，相互矛盾的解释随时都会出现；我们偶然发现的那种解释也许并不特别令人感到鼓舞。基督教徒也许会受那种解释的影响转而变成异教徒，人文主义者也许会变成泛神论者，我们赖以本能地面对生活的希望也许历经磨难后变成了随波逐流的习惯。然而，无论我们的高级迷信结果被证明多么令人寒心、多么残酷，它终将使我们感到我们掌握了一种难解的秘密，我们有需要捍卫的信念，同时跟所有哲学家一样，我们握有一张彩票，如果我们由于意外地中彩而发现了事实真相，即便那真相是一片空白，我们也算拔得了头筹。
新英格兰的正统观念即便有了很大变化——变得不那么执拗，但是它当然仍难以独自坚守阵地。在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有本能上的唯物论者，也总有孤僻的绅士，牧师和教授们是难以骗得了他们的。这里或那里总会有医生或科学家或文人能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悟出一些事物的共性；或者出现政治上的激进者，他们怀着难泯的愤怒，抨击一切对教会和国家的敌意不够强烈的意见。不过这些聪明人并没有组织起来，他们并非总是喜欢动笔写作，也没有足够的思索的习惯，所以还不能把自己的信念总结成一个体系。这就会造成一些对正统观念原本很积极支持的人以及一些一本正经的教师很自然地涌向另一个阵营。那些在自己专业领域里有一定水平的科学家和行家里手受自己那点水平的束缚而不愿将自己的知识进行总结归纳或者虽然进行了总结归纳却有片面性，因此他们的思辨就十分脆弱、十分模糊。他们所描述的东西以及他们所忽视的东西把他们孤立了起来，使他们鲜有影响，因为只有那些精通某一学科的人才能感受到从那个领域总结出的类比的效力，反之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都可能受情感和心理、甜言与蜜语的影响而动摇。此外，在美国，唯物主义学派缺少民众热情的支持；而在许多欧洲国家，唯物主义学派却通过与反教权主义或与革命的政治主张的联系得到了民众热情的支持。美国的唯物主义学派在主张上还缺乏成熟、自信与缜密；而在欧洲历史更悠久的社会里，清醒的哲学主张从总体上说就不乏这种成熟、自信和缜密，在那里数百年来，智者、批评家、名不见经传的哲学家、善于处事的人总是一起愉快地评论着他们的贺拉斯[13]、伏尔泰[14]、吉本[15]。神学家对无宗教信仰的恐惧完全渗入了普通美国人的心里，他们猜疑无宗教信仰便没有愉快的生活，更找不到通向本质、真理和可靠幸福的路。
还有一种不利条件，那是一种更具专门性的不利条件，跟在英国一样，在美国自然主义哲学也是在这种不利条件下费力地跋涉着。自然主义哲学受到了怀疑论的阻挠，怀疑的是感性认识的正确性，这使自然主义哲学几乎变得与心理学完全相同。当然，对任何一个有自然主义思想的人来说（如同英国经验主义者，起初总像很幼稚的人那样思考问题），心理学是对动物王国里很表面、很次要的不同感觉复合现象的描述。它探讨的是心中奇妙的感受性和转瞬即逝的思想活动，这感受性和思想活动又是由身体的发育和变化所唤醒的。在注意这些思想活动和情感时，我们便可以观察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构成了世界的真知，因为它们就出现在这个世界里；还可以观察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个世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诗歌、话语句法跟世界耍花招；诗歌和话语句法都是它们从自己丰富的语言中创造出来的，因为幻想力是种多产的、变化莫测的东西，正如我们之中的每个人做梦时都会发现的那样。然而梦可以进入醒时的生活，于是有时生活就充满了梦，梦变成了生活的基础。我们每个人总是怀疑自己可能在做白日梦，怀疑演讲和传统也许会欺骗我们，因为正是演讲和传统早在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就曾怂恿固执的英国人放弃惯有的信念而求助于“经验”。由于每个人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中多少都带点外来的背景，他便急于除掉那些让他特别感到不安的诡辩和欺骗。他们认为经验将无可怀疑地证明事物的本质，因为通过经验，他便可以理解由与客体直接接触产生的认识。从这种意义上说，经验即是一种获得发现的方法，是对智力的运用，它同样是对事物的观察，它严密、带有积累性和分析性，是产生自然科学的途径。它以涉及自然的假定为基础（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何时、从何处找到所需的论据），不会导致实利主义。英国的经验主义所以没有得出这种显而易见的结论则在于它民族气质的独特。英国人不仅对太多的推理、太多的理论有怀疑（科学与实利主义有大量的推理和理论），而且还喜欢左思右想、喜欢将自己的心扉封闭起来。因此英国人的经验主义是内省式的经验主义，就像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哈姆雷特那样，往往停留在方法上。他们开始琢磨“思想”。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如何抓住他们所经历的经验。虽然经验的存在不可否认，但是它出现的形式却不确定，于是他们便不相信它。对心扉封闭的人来说，经验的这种单纯的存在、这种幽灵般的出现即是经验主义哲学现在能够声称所发现的一切。它非但不是对智力的运用，而只是撤销了所有的理解、所有的解释、所有的本能的信念；它非但没有提供对自然界真理的可靠记录，而只是提供了一系列病态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只是哲学被动的论题。如今这些事实似乎是唯一值得采用的事实，而对哲学家来说，心理学则成了唯一的科学。虽然经验发现不了任何东西，可是一切发现都必须被撤销，以便它们回返到经验的事实并且在那里终结。显然，当自然背景和经验的意义就这样淡出画面时，经验主义就成了一种形式的唯心论，因为无论我们偶然遇到的客体是什么，它们都会成为我们心中“先验的理由”、“坚固的印象”、“感觉上的突出点”。若从这种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对逻辑的嘲弄实际上就将英国的经验主义推到了先验主义和德国哲学的起点地位上。
伏尔泰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作家，著有《哲学书简》等作品。他是欧洲历史上颇有名气的一位哲学人物，其哲学主张成熟、自信和缜密，这恰恰反衬了19世纪美国哲学家在哲学主张上的不成熟和不自信。
经验这个词有时候指的是跟事物的接触，有时候又指纯粹的感觉。英国和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无可奈何地被这两者扯来扯去，他们从未表现出过选定其中一种的勇气与自知之明。我认为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其观点是这样的：情感或观念是存在的绝对原子，它们没有任何背景或根源，于是它们那个世界的成分都是精神成分；然而它们又认为这些精神成分被放在了具体的时间，甚至某种空间里（因为同时存在着许多种精神成分）。因此这些哲学家在对实体的认识上是唯心论者，而对存在物的顺序与关系的认识上则是自然主义者。当他们想到个别情况时，他们所说的经验指的是感觉，可是当他们泛泛地去想历史或科学时，他们所说的经验却指宇宙的星云或地球上的瀑布（那是情感所构成的东西）——星云或瀑布都不是经验的客体，然而却是想象中存在的、很粗略地描述出来的东西。这些人在内心里很实用地相信自然，他们其实是实利主义者。可是在理性上他们却顾虑重重，似乎认为暗自持有一种见解比公开地承认一种见解更能够少冒风险。
如果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例如赫伯特·斯宾塞）把心理学约束在其恰当的位置上并且还能仍然是个纯粹的自然主义者，那么他会常常通过泛化手段，掩盖他从科学研究中得到的有事实根据的信息，结果便丢掉了他的优势。于是高级迷信（即认为自然跟着某种无所不包的公式或某种神秘韵律的指挥棒转的观念）又重新出现在那些声称为自然科学辩护的人们身上。他们浪漫地赞同自然，同时又认为自然极为赞同他们自己。他们忽略了自然无穷的复杂性及其频繁的嘲弄，竟然憨直地相信他们可以用拃来测量自然。哲学家们为什么竟然用语言编织的玩具渔网在茫茫的存在物大海里拖来拖去以期捞起那里所有的鱼呢？那张小网其实只适合捕捉蝴蝶。他们为什么不把世界上各种颇具特色的科学所能告诉我们的东西直接记录下来呢？毫无疑问，将这些各具特色的科学综合在一起时，它们已经为世界画出了一幅很奇妙、很真实、很全面的画像。我们是否急切地想知晓一切呢？可是即便科学的范围已经扩展得很大，它还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局限，世界上总会仍然有无数的未被发现的客观事实，我不想说仍然有大量的未解决的问题（因为“问题”是由我们的不耐烦和我们在看法上的不一致制造出来的）。自然就像个美女，无论你从远处看还是在近处瞧都同样真正秀色可餐。因此反反复复地去识别她是不是美女，不管是从远处还是在近处这么做都是愚蠢的行为，因为那会白费力气。在哲学上跟在艺术上一样，喜欢包罗万象的做法是危险的。自然的味道只能通过我们自己的感观和洞察力去品尝，一份整个世界的略图，即便不是粗制滥造的，也不会告诉我们许多值得了解的有关偏僻地区的信息。我们根本不是在暗示对人类的研究只能局限于人类本身，因为这种研究也可以涉及风景或数字。然而我们却可以有把握地说人们的研究应该不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并且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因此主要考虑人的生活只能把自然当作人的陪衬的伦理学家常常是比喜欢推测的自然主义者更好的哲学家。在人的生活中，我们会感到无拘无束，我们对生活的看法（如果是片面的）也会因此而表现出我们的性格与际遇。自然主义哲学家有一个令人遗憾的特点，即他们对人的内心世界的看法通常是肤浅的、令人厌恶的。他们对爱国主义、对宗教麻木不仁，他们讨厌诗歌、想象，甚至讨厌哲学本身；如果有修养的学术界鄙视他们（尤其是在他们的科学像常见的那样是虚构的、含糊的情况下），更愿意回过头去欣赏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或黑格尔的童话，我们也不必感到奇怪，因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至少熟悉人类的精神。
赫伯特·斯宾塞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19世纪中期英国哲学家。进化论的先驱，被誉为“社会达尔文之父”。他比较厌恶柏拉图学说，原因可能是斯宾塞是一个怀疑论者，而柏拉图却是一个攻击怀疑论的辩证论者。
哲学家们对其他哲学家总是苛求有加，因为他们的期望值太高。即便在最为有利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要求任何一个凡人掌握完整的真理或者真理的核心。由于从一个角度观察时，知觉只能让我们知道事物的某些侧面，只能向我们汇报象征式的事实，但是却难以充分反映我们周围事物的全部性质，这就像火车司机夜间所观察的象征着危险或可通行的彩色信号，因而我们的思辨（它是一种全景意识）常常从外围接近事物并且根据我们人类的经验来表现它们。现在的情况是一种正统观念多年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这就扭曲了世界，使其变成了为道德服务的东西；同时甚至连那些持异端者都陷入了怀疑主义，那是一种严重偏见的、专断的怀疑主义，它用心理学（一门最缺乏独立性的、含混不清的科学）代替了对经验的直接而理智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思想受到了主观主义多么大的感染啊！不过，主观主义的这种特性也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是有害的，它是一种暖色的紫染料。当一种思想方法在土壤里深深地扎下根并且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天性甚至一个民族特有的谬见时，它则会具有一种不受其真义控制的价值；它将构成人的生活的一个阶段，能够强有力地影响它在其中充当某些角色的理智戏剧。正是这种价值通常与现代哲学有关，尤其是与我即将讨论的美国思想家有关。假如用纯科学的标准，或者甚至用典型的聪慧标准来衡量美国的思想家，指责他们没有达到理论上的连贯性或者指责他们的理论条理不清，则有失公允。富有激情的人（其他人不算数）不是镜子而是灯光。如果纯粹真理恰好是他们热切地想要得到的东西，那么他们将一心一意地去探索它，在他们能力所及的问题上，他们很可能会发现这种真理。然而，发现纯粹真理的愿望（像其他愿望一样）要等到其本身成熟起来，遇到有利的条件时，才会实现。19世纪的美国还不会出现这样的成就。在19世纪的美国，那些最博学的人认为自己是提问者、倡导者而不是心态宁静的哲学家（的确如此）。我们不应过分赞扬他们，把他们传统中和研究范围里所没有的功绩都归于他们，就好像他们已有的崇高（他们的道德心、活力、发现问题的及时性和影响）还需要填充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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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瑞普·凡·温克尔》，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所著《见闻札记》里的一篇短篇小说名及其主人公姓名。小说叙述温克尔为躲避悍妻而藏身深山，沉睡20年后发现妻子已故，住屋已成废墟，世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海华沙之歌》，美国诗人朗费罗的长诗。
[3] 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作家，讽刺文学大师，《格列佛游记》的作者。
[4] 奥西恩，传说中的3世纪爱尔兰英雄和吟游诗人。
[5]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
[6] 加尔文（1509—1564），法国神学家，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的创始人。著有《基督教原理》，否认罗马教会的权威。
[7] 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认为知觉是认识的唯一对象，否认感觉是外部世界的反映，主要著作有《人性论》、《人类理智研究》等。
[8] 费希特（1762—181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真正的知识只能是“自我”的创造活动，强调自我的能动性，主要著作有《知识学基础》、《人的使命》等。
[9] 乔纳森·爱德华兹（1703—1758），美国基督教清教派神学家和哲学家，为正统宗教改革提供哲学论证，主张合理宗教，认为真正的德行应是对上帝的爱，著有《意志自由》等。
[10] 爱默生（1803—1882），美国思想家、散文作家、诗人，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强调人的价值，提倡个性的绝对自由和社会改革，著有《论自然》等。
[11] 钱宁（1780—1842），美国基督教公理会自由派牧师、著作家，信奉上帝一位论。1825年组成美国一位论协会，主张神学人文化，反对蓄奴、酗酒、贫困和战争。
[12] 菲利普·布鲁克斯（1835—1893），美国基督教圣公会牧师，笃信自由神学和美国文明，曾长期任波士顿圣三一教堂牧师。
[13] 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古罗马诗人，从倾向共和转而拥护帝制，作品有《讽刺诗集》、《歌集》、《书札》等。
[14]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主张开明君主制，信奉洛克的经验论，两次被捕入狱，后被驱逐出国，著有《哲学书简》、哲理小说《老实人》，悲剧《扎伊尔》等作品。
[15] 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写有史学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