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教与科学
二、对于人类文明的认识
三、人类共同的特性
四、宇宙观的取向
一、宗教与科学
在我的《幻想的未来》一书中，我不太重视宗教感觉的深刻根源，而是更关心普通人通过宗教所认识的东西。宗教这个充满教条与诺言的体系，一方面以无可匹敌的完美方针向人们解释了世界之谜；另一方面，又向人们保证，细心的上帝会照料他们的生活，并因为他们在现世所受的挫折而在来世补偿他们。普通人只能把上帝想象成至尊至上的父亲形象，只有这样的存在物才能理解他的人类孩子们的需要，才能被他们的祈祷所感化，才能被他们的忏悔打动而原谅他们。这整个想象显然都是幼稚的，与现实毫不相关。因此任何一个对人类持友善态度的人，想到大多数人永远不能改变这种人生观时，都会感到痛苦。更令人不可容忍的是，生活在今天的大多数人尽管看到这种宗教是站不住脚的，却仍然采取一系列可怜的防守措施，一步步地守卫着它。人们喜欢加入到宗教信徒的队伍中以便对付某些哲学家，进而警告他们：“你们不要轻慢地谈论主，亵渎你们的上帝！”因为这些哲学家认为他们能护卫宗教的上帝，其办法是把上帝变成一条非人格化的模糊而抽象的原则。如果过去某些伟人这样做了，我们不能指责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被迫这样做的原因。
再回到普通人与他的宗教上来，这是唯一应当具有宗教这个名称的宗教，我首先想到的是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歌德在谈到宗教与艺术和科学的关系时所说的很有名的一句话：
拥有科学和艺术的人也拥有宗教；但是，两者都不具有的人，就让他占有宗教吧！
这句话一方面对比了宗教和人类两项最高的成就，另一方面断言在生活价值方面，这些成就和宗教是可以互相说明、互相转化的。如果要剥夺既没有科学也没有艺术的普通人的宗教，显然我们就违背了诗人的意愿。我们另辟蹊径以便进一步理解歌德的话。生活的艰难带给我们不可战胜的痛苦、失望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了忍受这样的生活，我们不能不采用缓和这种艰难程度的办法。正如谢尔多·弗坦告诉我们的：“没有辅助的东西，我们是活不下去的。”大概有三种缓和的方法：极大地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视自己的痛苦；替代性的满足，它可以减少痛苦；麻醉物，它可以麻痹对痛苦的感觉。这类办法是不可缺少的。伏尔泰在《天真》结尾中劝告人们种植花草时，就想到了转移注意力的方法，科学活动也是这类转移。艺术所提供的替代性满足是与现实相对的幻想，但是这些幻想在心理上产生了影响，因为想象在精神生活中起着作用。麻醉物影响到我们的肉体，改变了它的化学性质。在这些方法之中，找到宗教所在的位置是不容易的。我们必须看得更远一些。
人类生活的目的这个问题被提出过无数次，但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也许根本就没有答案。一些提出问题的人说，如果事实上生活是没有目的的，那么一切便都失去了价值。但是，即使这样也不会改变什么。相反，看起来人们好像有权利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它似乎是人类自以为是的产物，这种自以为是的许多其他的表现已为我们所熟知了。没有人谈论动物的生活目的，除非把它说成是为人类服务的。但是，这种观点也站不住脚。许多动物对人类并没有益处，人类只不过是对它们进行描述、分类、研究而已；许多动物种类甚至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在人类看到它们之前，它们就消亡了。宗教再一次表明只有它才能回答生活的目的。生活是有目的的，这个观点随着宗教制度而兴衰——这个推断几乎是不会错的。
因此，我们现在看看规模小一点的问题——人们本身的行为表现了什么样的生活目的？他们向生活要求什么？希望实现些什么？答案几乎毫无疑问是追求幸福，他们想变得幸福并保持幸福。这种追求具有正反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旨在消除痛苦和不快；另一方面，旨在获得极其快乐的感觉。从狭义上讲，“幸福”这个词只指后者。与人的目的两分法相一致，人的活动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其根据在于人的活动所要实现的主要目的甚至唯一目的是哪一个目的。
显而易见，决定生活目的的只是快乐原则的意图。这个意图从一开始就控制了精神器官的活动。它的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的意图是与整个世界（包括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相悖的，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宇宙中的所有规则都与它相悖。人们倾向于认为人类应该“幸福”的考虑，并不包括在上帝“创世”的计划中。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们所说的幸福产生于被深深压抑的那些需要的满足。而且从本质上讲，这种幸福只可能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当快乐原则所渴望的某种状况被延长时，它就只能产生微弱的满足。我们的天性决定了我们的强烈享受感只能产生于对比，而不能产生于事物的一种状态中。因此，我们幸福的可能性已经被本身的气质所限制了。相对来说，不幸则是很容易体验到的。我们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痛苦的威胁：来自我们的肉体，它注定要衰老和死亡，而且如果我们的肉体失去了疼痛、焦虑这些警告信号，它甚至就不可能存在；来自外部世界，它可能毫不留情地以摧枯拉朽的破坏势力与我们抗争；来自人际关系方面的痛苦大概比前两个更厉害。我们时常把它看成是毫无道理的附加物，尽管它与其他的两个一样，都是命中注定的。
关于宗教宇宙观的逐渐衰弱，我所要表达的自然很简略，也是不完善的。关于各种不同过程的秩序，我也说得很不清楚，没有阐述各种力量在唤醒科学精神中的合作情况，也没有论述在宗教宇宙观实行绝对统治和后来受日益增强的批判的影响时它自身的变化。最后，严格地说，我的评论仅限于宗教的一种形式，即西方人的形式。可以说，为了便于说明，我构建了一个解剖学的模型，以期尽可能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众所周知，科学精神反对宗教宇宙观的斗争尚未结束，至今，这种斗争仍在进行着。虽然精神分析一般很少拿起论战的武器，但我并不反对研究这场争论，因为这样就可能进一步阐述对宇宙观的态度。人们将看到，宗教支持者所提出的一些论据是多么容易答复，而也有一些的确难以驳倒。
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反对意见，认为科学把宗教作为研究的一个课题是一种无礼行为，宗教比人类理智的任何活动都崇高和优越，是不可用琐碎的批判进行研究的。换句话说，科学没有资格去评价宗教，它只要固守自己的领域，还是相当有用的，也是值得尊敬的。但宗教不在科学领域内，科学无权干涉。如果我们不被这种粗暴的排斥所吓倒，而是进一步质问：宗教提出的这种对在所有人类事物中占优越地位的要求的依据是什么？那么，我们得到的答复就是，宗教不能用人类的量尺来衡量，它起源于神，是被圣灵作为启示赐予我们的，而人类精神无法理解这个圣灵。人们可能已经想到，没有什么比否定这个论据更容易：它显然是一个预期法则，即“用未经证实的假设来辩论”——我知道德文中没有一个好的相对应的表达方式。这里提出的实际问题是，是否存在神灵及它给予的启示？当然，不是下述说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神性是不能被怀疑的。在分析工作中，我们也常会遇到这种态度。如果一个平时很聪明的人，竟用非常愚蠢的理由来反对某些特殊的建议，则这种逻辑的缺点就表明，在这个人身上存在着一种特别强烈的拒绝动机——这种动机只可能是情感性的，具有一种情感上的联系。
我们也可能会得到另一种回答，它公开承认这类动机：不可以对宗教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它是人类灵魂所产生的最高级、最珍贵和最崇高的事物，表现了最深厚的情感。而且唯有它，才使世界对人们变得包容，生活对人们来说变得有价值。我们无须争论宗教的这种价值，而须关心另外的事。应该强调下述事实：问题的根本不是科学精神侵犯了宗教领域，恰恰相反，是宗教侵犯了科学精神领域。无论宗教可能具有多少价值和重要性，无论如何，它都无权限制思想，因而，无权拒绝对它进行思考。
科学思维本质上与一般的思维活动并无不同之处。而后者，则是我们大家，包括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用以照管日常事件的活动。科学思维形成了某些特点：它对那些缺少直接和实在效用的事情也感兴趣；它谨慎地避免个人因素和情感影响；它更严格地考察那些作为结论基石的感知觉的可行性；它用那些使用日常方法不可获得的新知觉来充实自己，并在有意识加以调整的实验中，把这些新知觉的决定因素分离出来。它努力达到与现实，也就是与存在于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的东西相一致。正如经验告诉我们的，这种努力决定着我们的愿望能否实现。把那种与外部真实世界的一致称为“真理”，即使我们不考虑科学研究的实践价值，它也是科学研究的目标。因此，当宗教宣称它可能取代科学的地位，并宣称因为它对人是有益的，并使人高尚，所以它必定也是真的时候，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侵犯。而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应驳斥它。人们已学会如何根据经验法则和现实来处理自己的日常事务，现在若要求他们把切身的利益完全托给自由行使职能，而不受理性思维制约的一种权威，这未免有些太过分了。说到宗教向其信徒承诺的保护，我想，如果汽车司机宣称，他驾驶汽车绝不受交通规则的约束，而是根据他那异想天开的冲动，那么我们当中没有人会打算坐到他的车中。
宗教做出的限制人思想的禁律，会危及个人和人类社会。分析的经验已告诉我们：虽然像这样的禁律最初是局限于某个特殊领域，但它往往向外扩张，后来便成为患者日常行为中各种严厉抑制的起源。该结果也可在女性性生活中找到，这些女性甚至在思想上都不准涉及性。传记可以表明，几乎所有已故的名人，在其生活经历中都受到因宗教对思想的限制而引起的伤害。理智是一种力量，在对人类施加一种统一的影响方面，我们可以对它抱有极大的希望——人类是很难团结一致的，因此几乎难以实行统治。可以想象，只要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乘法表和度量单位，人类社会的存在将是不可能的！我们对将来最好的希望是，理智——科学精神，理性——能够逐渐在人类心理生活中建立起主宰地位。理性的本质是一种保证，保证它以后不会忘记给予人类的情感冲动，以及给予其所决定的东西应有的地位。但是，这样一种理性统治所实行的普通制度，将被证明是团结人类的最有力的纽带，并使团结进一步加强。无论是什么，只要它像制约思想的宗教戒律那样，反抗这样的进步，它对人类的未来而言就是一种危险。
于是，人们会问，宗教为什么不以下述坦率的声明来结束这场对它而言毫无希望的争论呢？“事实是，我不能给予人们一般所谓的‘真理’，如果需要那东西的话，就应坚守科学。但是，我要提供的，相对人们能从科学中所获得的一切而言，是更美丽、更令人宽慰，也更使人高兴的东西。因此，宗教是另一更高级含义上的真理。”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宗教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因为这将使它丧失所有对人类大众的影响。一般人只知道一种真理，即日常语言意义上的真理。他无法想象更高级的或最高级的真理会是什么样子。对他而言，真理似乎与死亡一样，是没有等级和程度之分的，他无法从美飞跃到真，也许会像我一样，认为他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因此，斗争尚未结束。宗教宇宙观的支持者信奉一句古老的格言：最好的防御是进攻。他们问道：这种科学是什么？它竟倨傲地诽谤我们的宗教——我们几千年来一直给无数人带来帮助和安慰的宗教？它迄今为止实现了什么呢？今后我们能期望从中获得什么呢？它自己也承认，它无法带来安慰与兴奋。暂且不谈这些问题，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它的理论又怎么样呢？它能告诉我们宇宙是怎样产生的以及宇宙产生之前是什么样的吗？它能描绘一幅清晰的宇宙图景吗？或向我们表明在那里可以找到无法解释的生命现象或说明心灵力量怎样作用于无生命物质吗？如果它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对它表示尊重。但至今它尚未解答任何一个问题。它提供种种所谓发现的碎片，而无法使之相互协调，它收集事件发展过程中一致性的观察材料，并把这种种一致性称为法则，做出其狂妄的解释。科学赋予其发现的必然性是多么微小！它教导我们的一切都暂时是正确的：今天被称赞为最明智的东西，明天可能被否认，而代之以别的东西，尽管这东西将再次被证明仅仅是暂时的。于是，最新的错误被认为是真理。而且，为了这个真理，我们将牺牲我们的最高利益。
我想，只要自己是受上述言论冲击的科学宇宙观的支持者，这种批评就不会过于严重地动摇自己的信心。在此，我要提起一段曾传遍奥匈帝国的话。有一次，那个“恶魔”对着他所厌恶的议会大声咆哮：“这不是一般的反对意见！它是派别性的反对！”与此类似，正如人们所知，宗教以一种不公正的、邪恶的方式，夸大地指责科学尚未解决有关宇宙的问题。科学的确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取得这些伟大的成就，因为科学还非常年轻——是较晚形成的人类活动。仅选几个日期为例，我们应该记得，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法则距今只有大约三百年；把光分析为各种颜色的光谱，并建立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逝世于1727年，也就是说，距今不过二百多年；拉瓦锡仅是在法国大革命前不久才发现氧的。相对于人类发展的历程，个体的生命是极其短暂的。现在我可能是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了，然而达尔文出版其著作《物种起源》时，我却早已出生了。1867年，镭的发现者居里夫人也出生了。即使再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希腊时期精密科学的起源，追溯到阿基米德，追溯到哥白尼的先驱、萨姆斯岛的阿里斯塔恰斯，甚至追溯到巴比伦时期天文学的最早开端，也只不过涵盖了人类学家所确定的人类，从类人猿形态进化到人的、肯定是十几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而且，我们应该记得，19个世纪产生了如此丰富的新发现，带来了科学如此迅猛的进步，以致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科学的前景充满信心。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承认上述批评的正确性。科学的前进的确是缓慢的、摇摆不定的和艰辛的。这一事实无可否认或改变。难怪在另一个阵营中的先生们感到不满意。他们被宠坏了：“天启”使得他们过得安逸自在。科学研究的进展一如精神分析的进展。我们把各种期望带入工作中，而这些期望又必须严格地加以控制。在观察中，我们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会发现某种新东西，但一开始，它们只是一些不能黏合的碎片。我们提出推测，建立假设，倘若没有得到进一步证实，我们就必须放弃这些推测和假设。我们需要巨大的耐心和准备，用以等待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放弃了早期的信仰，以免因它们而忽视那些意想不到的因素，最后我们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有了回报，那些支离破碎的发现自行组合起来了。我们因而洞察到精神事件的全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可以从事进一步的工作了。但在分析中，我们不得不在没有实验所提供的帮助下进行研究。
宗教在对科学的批判中存在着大量的夸张。它认为科学盲目地从一个实验摇摆到另一个实验，用一个错误取代另一个错误，这都不是真的。科学通常像雕塑家摆弄自己的泥制模型，孜孜不倦地修改着这一样稿或者往上加点什么，或者拿掉一些什么，直到达到一种满意的程度，即他感到作品与他所看到或想象的物体相似为止。此外，至少在那些更古老和更成熟的科学中，甚至今天仍然存在着一种坚实的基本原理，它只是被修改过和改善过，却没有被推翻。在科学活动中，情况看起来并不像批判中的那么糟糕。
对科学的这些猛烈的污蔑最终又是为了什么呢？尽管科学目前还不完善，而且困难重重，但对我们而言，科学仍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它，它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进步。而宗教的宇宙观则不然，它的要点完美无缺，如果它曾经是谬误，那么它肯定永远都是谬误。它对科学的贬低绝不可能改变这样的事实：科学正在努力考虑到我们对外部真实世界的依赖性，而宗教却是一种幻想，它的势力来源于我们各种本能的欲望性冲动。
我有责任接着考察与科学宇宙观相对立的别的宇宙观，但我极不情愿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严格地说，我没有能力评判它们。在此，我必须首先提及哲学的各种不同体系，它们敢于根据那些多半是遁世的思想家的想法来描绘宇宙图景。我已经努力对哲学的特征做了普遍的考察，但我恐怕不具备少数人那样的资格，因为他们曾经建立了对哲学不同体系的评价。
第一种宇宙观好似政治上无政府主义的复本，而且可能就来源于它。当然，过去就已有这种理智的虚无主义者，而现代物理学的相对论似乎冲昏了当今虚无主义者的头脑。他们的确是从科学出发的，但他们设法迫使科学自我取消，乃至自绝，他们派给科学一项任务，即通过否认自己的各种权利来消除自身。在这方面，人们通常认为，虚无主义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态度，上述任务一完成，它就不复存在了。一旦科学被消灭了，这个腾出的空间就可能被某种神秘主义填满，或者被陈旧的宗教宇宙观所填满。按照无政府主义理论来讲，并不存在像真理那样的事物，即对外部世界的确定认识。我们所公布的像科学真理的一切都不过是自身需要的产物，因为这些需要一定会根据外部条件来获得满足，这再一次证明，它们是幻想。归根到底，我们只能发现需要的东西，只能看到想看的东西，这是绝无例外的。因为真理的标准与外部世界相一致，是不存在的，它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毫不相关。它们都同样正确或同样错误。任何一个都无权指责另一个是错的。
对认识论有兴趣的人可能发现，探索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借以成功地从科学中得出上述结论的途径——诡辩论，是富有诱惑力的。无疑我们将会遇到类似于那些来自众所周知的科里特人的悖论中的情况，科里特人说所有的科里特人都是撒谎者。但我既不希望也没有能力对这个问题做深入的探讨。我所能说的一切就是，只要这种无政府主义理论涉及关于对抽象事物的看法，它听起来就具有神奇的优越性，但它向现实生活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不成功的。现在，人们的行动是由他们的观点和知识支配的，正是这个同样的科学精神推测出原子的结构或人类的起源，设计了一架能够承受重物的桥梁结构。假如我们信仰的一切均无足轻重，如果根本不存在知识与现实相符而相悖于我们的观念的情形，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硬纸片，而不是用石头来造桥，就可以把催泪瓦斯而不是乙醚当作麻醉剂。即使是这些理智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将强烈地否认他们的理论在实践上的这种应用。就上述有关精神分析与宇宙观问题的关系做一个总结，我认为，精神分析没有能力创建自己的宇宙观。它并不需要自己的宇宙观；它是科学的一部分，所以能够遵循科学的宇宙观。但是，论述这种关系几乎不值得用如此宏大的标题，因为科学宇宙观并非包罗万象，它极不完善，也不被认为是自足的，能建构种种体系。人类的科学思想仍然很幼稚，还有太多的重要问题尚无法解决。建立于科学之上的宇宙观，除了对外部真实世界的强调之外，其性质主要是消极的（例如，服从真理，拒绝幻想），若有人不满于现状，要求获得比现在更多的暂时安慰的地方，他们尽可以到能得到这种安慰之处去寻找。对此，我们无可指责，也帮不上忙，但是，不能因为他们而改变我们的思考。
二、对于人类文明的认识
当开始思考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时，我们遇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观点，以致必须深入思考它。我们称为文明的东西，是我们不幸的主要根源；如果放弃文明，退回到原始状态，我们会更加幸福。我说这种观点会令人吃惊，因为无论用什么方法给文明的概念下定义，伴随着我们力求避免来自痛苦根源威胁的活动的一切事物，确确实实都是这种文明的一部分。
为数众多的人是怎样开始对文明采取这种充满敌意而奇怪的态度呢？我相信它的根源在于对那时的文明状况的长期的不满，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对文明的诅咒，它的起因是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我才疏学浅，不能沿着人类历史的线索进一步追溯它们。但是，这种对文明充满敌意的因素，一定早在基督教世界战胜异教时就已经发生作用了，因为它与基督教教义对世俗生活的藐视密切相关。
倒数第二个起因存在于航海发现的进步，是我们接触到原始部落和种族的时候。由于观察不充分及对当地的礼仪风俗的错误认识，欧洲人感到原始部落的人们过着简朴幸福的生活，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奢望，这种生活是来自比他们优越的文明社会的人所不能得到的。以后的经验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判断。在很多情况下，观察家们错误地把原始部落人们的这种生活归结为没有复杂的文化需要，而事实上他们是因为大自然的慷慨和人类的主要需要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满足。
最后的起因最为我们所熟悉。它产生于人们知道了神经官能症机制的时候，它有着削弱文明人享有的少量幸福的威胁。人们发现，一个人患神经官能症，是因为他不能容忍社会为了它的文化理想，而强加在他身上的种种挫折。由此推论，消除或者减少这些文化理想的要求就有可能恢复幸福。
还有一个因素是失望。在过去的几代人中，人类在自然科学及其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们控制自然的程度是从前的人想象不到的。这一进步的各个阶段是众所周知的，这里没有必要再详细说明。人们为这些成果感到自豪，他们也有权利自豪。但是，人们似乎发现几千年以来就渴望实现和新获得的对时空的控制权以及对自然势力的征服欲，并没有增加他们希望从生活中得到的满足感，也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更幸福。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是人类幸福的唯一前提条件，正像它不是文化所要达到的唯一目标一样。但是，不能由此推出技术进步对我们经济上的幸福也没有价值。
人们也许要问：如果我能够遂愿听到了住在几百英里以外我孩子的声音，如果在我朋友经过长期艰辛的跋涉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后，我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听到他的情况，难道我没有真正获得快乐吗？我的幸福感没有增加吗？医学的成就大幅度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和妇女生产时受感染的可能性，而且还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难道说这毫无意义吗？我可以列出一长串事实与这类有益的成就加在一起，它们产生于我们对科学技术发展极端歧视的时期。但是，在这里，我们所听到的却是悲观的批评和警告：大部分上述满足都是以在逸事中受到极力赞美的“廉价享受”为模式的。例如，在寒冷的冬夜把大腿裸露在被子外面，然后再缩进来而得到的那种享受。如果没有铁路征服了距离，我的孩子就永远不会离开家乡，那么我也就无须通过打电话来听他的声音；如果还不可能乘船过大洋，我的朋友就不会踏上航海的征途，那么我也不必用电缆来解除我对他的担忧。正是婴儿死亡率下降最严重地限制了我们生育孩子的数量，因此，虽然普遍提高卫生水准，但我们没有比提高卫生水准以前的时代养育更多的孩子；同时，这也为婚姻中的性生活带来了困难，也许我们还在与自然选择的有益效果作对。由此看来，降低婴儿死亡率又有什么用呢？最后，如果生活艰辛、没有乐趣、不幸备至，以致我们只想以死来逃脱它，那么寿命长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在当今的文明中，我们确实并不感到舒适，但是我们很难知道早期人类是否幸福，他们幸福的程度，以及他们的文化条件在幸福问题上起什么作用。我们应该永远客观地考虑人们的疾苦，也就是说，把我们自身，连同自己的需要和感情，置于他们的条件中，然后再探索我们应该从中发现他们幸福或不幸福的原因。这种探索事物的方法之所以好像很客观，是因为它不考虑主观感情的变化。但是，它理所当然地是最主观的方法，因为它把人们自身的精神状态强加在其他人身上，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但是，幸福是某种本质上主观的事物。不论我们对某些情况多么望而生畏。例如，古代的苦工、战争时期的农民、宗教法庭的牺牲者、将被屠杀的犹太人，我们仍然不可能设想进入这些人的环境中，来推测大脑最初的愚钝状态逐渐的愚昧化过程，希望消失以及更冷酷、更精致的令人麻痹的方法，对前人接受快感和不快感的状况所造成的变化。而且，在极端痛苦的情况下，人们将具有一些特殊的精神保护装置。我感觉到继续探索问题的这个方面没有多大益处。
现在，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到文明的本质上来，因为人们怀疑文明是否具有作为获得幸福的手段的价值。在通过研究而得到某种结论之前，我们不应该只是寻找几句话来概括出表达文明本质的公式。因此，我们将再一次满足地说：“‘文明’这个词是指所有使我们的生活不同于我们祖先的生活成就和规则的总和，它们具有两个目的，即保护人类抵御自然和调节人际关系。”为了了解更多的东西，我们将一个个地把表现于人类社会中的文明的各种特点汇集在一起。在这样做时，我们毫不迟疑地以语言用法或者说语言感觉为指导，并且坚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公正地对待排除用抽象术语进行表达的内在洞察力。
第一步是简单的。我们认为一切有助于人类改造地球以使它效劳于人类、有助于抵御自然势力的凶猛进攻等活动，都具有文明的性质。文明的这一方面几乎是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如果我们追溯过去，可以发现文明的最初行动是使用工具、控制火和建造住房。在这些成就中，对火的控制尤为突出，它是一项非同凡响和前所未有的成就；其他的成就开辟了人类从此一直遵循的道路，这种动力是显而易见的。每一种工具的使用都使人类改善他的运动器官或感觉器官，或者说消除对这些器官的限制。运动力具有巨大的力量供人使用，就如同人们可随心所欲地使用肌肉一样。有了船和飞机，水和空气就不能阻碍人的运动；有了眼镜，人纠正了眼球晶体的缺陷；有了望远镜，人看到很远的地方；有了显微镜，人克服了视网膜结构造成的视力限制。在照相机中，人创造了一种可以保留转瞬即逝的视觉印象的仪器，就像唱片可以保留转瞬即逝的听觉印象一样。这两者从本质上说都是人类所具有的记忆能力的物化。借助电话就可以听到远方人的说话，这在童话故事中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文字起源于不在场的人的声音，住房是母亲子宫的代替物。子宫是人的第一个住所，人类十有八九还留恋着它，因为那里安全舒适。
科学技术使人类在地球上实现了所有这些成就。最初，人在地球上只是软弱的动物有机体，人类物种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无能为力的乳儿，都要重新在地球上找到立足之地1。这些成就不仅听起来像个童话，事实上也差不多是每一个童话都希望实现的。人类可以把所有这些资产称为文化的成果。很久以前，人类就形成了自己的理想观念，即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人类把自己不能实现的希望或者受到禁止的一切，都寄托在上帝身上。因此，人们也许要说上帝就是文化的理想。今天，人类几乎实现了这些理想，他们本身也快变成上帝了。这种说法只在通常理想是根据人类的普遍判断实现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而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在某些方面，根本就不对；在另外一些方面，对错参半。人类可以说已经变成了被弥补的上帝。当他用上所有的辅助器官时，他确实很伟大。但是，他并不具备这些器官，有时这些器官也给他带来许多麻烦。但是，他有资格用这样一种想法安慰自己，即这种发展不会恰恰在1930年停止。在将来的岁月里，文明的这个领域将会有崭新的，也许是想象不到的伟大发展，人类将更像上帝。但是，在我们的探索中不会忘记，现代人在他上帝般的特性中并没有感到幸福。
我们承认，如果看到在一些国家中，有助于人类利用地球和抵御自然力的一切事物，都受到了关注，并且有效地实现了，那么这些国家的文明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这些国家中，可能淹没土地的河流得到了治理，河水通过运河被引到缺水的地方；土壤经过精耕细作种上了适宜的植物；地下矿产资源经过艰辛的劳动开采出来，制成所需要的器物；交通工具又多又快又可靠，家畜的饲养昌盛起来。但是，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要在文明中索取其他的东西。显然，我们也希望看到这些东西在上述国家中得以实现。我们好像要否认我们最初提出的要求，因为如果看到人们也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或无用的东西，例如，城市中所需要的被当作运动场并用来储存新鲜空气的绿色空间放上了花坛，或者在住宅的窗户上摆了花盆，我们赞同这种做法，因为这是文明的表现。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希望文明所重视的这种无用的东西就是美。我们要求文明人尊重美，在自然中看到的美以及在手工艺品中创造的美都应得到尊重。但是，对文明提出的要求并未停止。除了美以外，我们还希望看到清洁和秩序。当我们读到在斯特拉特福的莎士比亚父亲家门前有一个很大的垃圾堆的描述时，我们就会认为莎士比亚时期英国乡镇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当我们发现威那瓦尔德的道路上乱扔的废纸时，我们便义愤填膺地将之称为“野蛮”（与文明相对立），觉得一切污秽都与文明相悖。我们也把清洁的要求扩展到人体。当听到太阳王身上有股令人讨厌的气味时，我们感到吃惊。在爱色拉岛上，当看到拿破仑早晨漱洗用的小脸盆时，我们不禁摇头，甚至把是否用肥皂看成是文明的一个实际尺度，我们也不会感到吃惊。秩序也不例外，它像清洁一样只适用于人类行为。在自然界中是不是需要清洁？但是，秩序是从自然界模仿来的。人类通过对浩瀚天体规模的观察，不仅发现了把秩序引入生活的模式，而且也找到了这种做法的出发点。秩序是一种强迫性的重复。当一条规律被永久性地确定下来时，秩序就决定一件事应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做。这样在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就不必犹豫不决了。秩序的好处是无可争议的。它使人们能够在最大限度内利用时空，同时又保持了他们的体力。我们应该有理由希望，在最初的人类活动中，秩序就可以毫无困难地取得它的地位，而且我们可能很惊讶：这种情况居然没有发生，而是恰恰相反，人类在他们的行为中表现出一种没有规则和不可靠的天性，并且需要通过艰苦的训练，才能学会以天体模式为榜样。
美、整洁和秩序在对文明的要求中，显然占有特殊的地位。谁都不会认为它们与我们对自然力的控制和我们将要了解的其他因素在生活中同等重要。但是，也没有人会愿意把它们放到微不足道的地位上。文明不仅仅包括有用的东西，这在谈美的例子中已经说明了；在谈论文明的重要内容时，我们倾向于省略美这个内容，秩序的用处则是不言而喻的。至于清洁，必须牢记它是我们对公共卫生的要求。可以猜测，甚至在有科学预防法之前的时期，公共卫生和清洁的关系对人类来说就不完全是陌生的。但是，可用性并没有完全说明这些成就。除此之外，其他的因素也一定在起着作用。
然而，尊重并鼓励人类较高的精神活动（理智的、科学的和艺术的成就），承认在人类生活思想中具有主导作用，是对文明最好的概括。在这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宗教体系，在《幻想的未来》中，首先，阐述了宗教的复杂结构。其次，哲学的沉思。最后，可以说是人类的“理想”，即关于个人、民族或者全人类可能达到的至善至美境界的思想，以及建立在这些思想基础之上的要求。事实上，人类的这些创造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紧密相连的。这不仅增加了说明它们的困难，而且还增加了追溯它们的心理起源的困难。如果我们在最普遍的意义上认为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力都是追求实用和创造快乐这两个相互交融的目标，就必须承认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文明现象也是如此，尽管这种动力只在科学的和审美的活动中才显而易见。但是，绝不能由此怀疑其他的活动也是满足人类的强烈需要，虽然只是满足少部分人的需要。我们也不要被有关特定的宗教、哲学体系或者理想等价值判断引入歧途。无论是想在它们当中找到人类精神的最高成就，还是把它们当成心理失常来探讨，我们都只能承认在它们所存在的地方，尤其是在它们占有统治地位的地方，具有高度的文明，这是不言而喻的。
文明特性的最后一点，还有待评价，即调节人际关系以及人的社会关系的方式。这些关系影响到作为邻居、帮助的来源，另一个人的性对象，家庭和国家成员。这里尤其困难的是避开特定的理想要求，探讨什么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明。也许，我们可以从解释文明这一成分最初产生时，对这些社会关系进行调节的努力着手。如果不进行这种努力，社会关系还是将受个人的随心所欲所支配，也就是说，体格比较强壮的人将根据他自己的利益和本能冲动来决定社会关系。如果这个体格较强壮的人遇到了比他还强的人，后者也会这样做。当大部分人聚集到一起时，就比单独的个体强壮得多，就可以团结一致对付一切个体。只有在这时，共同的人类生活才有可能实现。集体的力量被认为是正确的，是得到确认的，它与被诅咒为“蛮力”的个人力量截然相反。个体的力量被集体的力量所代替是文明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因此，文明首先要求公正，也就是要保证法律一旦制定，就不能徇私枉法。这并不表示法律的道德价值。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似乎使法律不再代表一个小集体的意愿，即一个等级或者人类的一个阶层，或者一个种族群体的意愿，因为这个小集体反过来就像是暴戾的个体一样对待其他的，也许是更多的群体。最终的结果便是所有的人，通过牺牲他们的本能创造了法律规则，没有人可以保留蛮力，除了那些没能加入集体的人以外。
个体的自由不是文明的恩赐。在文明产生以前，自由的程度最高，尽管那时自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个体几乎不能保护他的自由。文明的发展限制了自由，公正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受到限制。在人类集体中，以渴望自由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是人类对现存不公正的反抗，因此，它可能有助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还可能与文明一致。但是，它也可能产生于人类原始性格的遗迹中，这种性格还没有被文明所改造，因此，它可能成为敌视文明的基础。对自由的渴望被转到反对文明的特定形式和要求，或者彻底反对文明的方向上，似乎并非一切影响都能够诱使一个人把他的本性变成白蚁的本性。人类的大部分斗争都围绕着一个任务，即寻找调节个体的上述要求与群体的文明要求的便利的办法，也就是说，能够带来幸福的办法。涉及人类命运的问题之一是，这种调节办法是否可以通过文明的某种特殊形式获得，或者这种冲突是否不可以调节。
通过承认人类共有的感觉是指导确定人类生活的文明特性的根据，我们已经对文明的概况有了清晰的了解。但是，到目前为止，还确实没有发现任何异乎寻常的东西。同时，我们也应当小心谨慎，以免陷入偏见之中，认为文明就是完善的同义词，是人类预先注定的通往至善至美境界的道路。但是现在，提出一个有可能把我们引到不同方向的观点。我们看到，文明发展是人类所经历的一个独特的过程，我们熟知其中的某些内容。根据文明所引起的人类一般本能特性的变化，我们可以圆满地概括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我们生命的有效利用的任务。这些本能中的一些成分被消耗掉了，被某种其他的东西取代了。在个体身上，我们称这种东西为性格特征。这个过程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幼儿的肛门性欲。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他们对肛门的排泄作用、排泄器官和排泄物的最初兴趣转变为一组特征，即所熟悉的吝啬、秩序感和清洁感。虽然这些特性本身大有益处、备受推崇，却仍然有可能被强化，直至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形成所谓的肛门性格。我们不清楚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但是这种发现的正确性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已经看到秩序和清洁是文明的重要条件，尽管它们对于生命的重要性与它们适于作为享受来源的性质一样不是非常明显。从这点上说，我们不禁想到文明过程与个体原欲发展过程的相似性。肛门性欲之外的本能则被诱使改变其获得满足的条件，而去寻找其他的途径。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个过程与我们所熟知的升华过程（本能目的的升华）是一致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有不同之处。本能的升华是文明发展的极其引人注目的特点，由于它的存在，科学、艺术、思想意识等较高层次的心理活动才在文明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人们只看表面现象，会认为升华作用完全是文明强加于本能的一种变化。但是，最好还是进一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最后即第三个因素似乎是最重要的，即文明在多大程度上要通过消除本能才能得到确立；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克制、压抑或其他手段）要以强烈的本能得不到满足为前提条件，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被忽略的。这种“文明挫折”在人类的社会关系中占据很广泛的领域。我们已经知道，它造成了一切文明都必须反对的对文明的敌意。它也对科学工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对此我们尚需做许多解释。认识如何剥夺对本能的满足是不容易的，要毫无危险地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本能的损失得不到满意的补偿，那么严重的混乱肯定会接踵而来。
精神分析的工作向我们表明，被称为神经官能症的那些人所不能忍受的恰恰是对这些性生活的抵抗。神经官能症患者在他的症状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些替代性的满足，这些满足不是本身造成他的痛苦，就是成为他的痛苦的来源，因为它们使他很难与周围环境和他所属的社会相处。后一个现象是容易理解的，前者却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但是文明除了需要性满足的牺牲外，还需要其他牺牲。
我们把文明发展的困难追溯到原欲的惰性和它不愿放弃旧的位置，而更换一个新的位置的倾向，这样我们就把文明发展中的困难当作一般发展的困难来对待了。性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的第三者只能是多余的或是碍事的，而文明依赖于相当多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当我们从这一情形推论文明与性欲间的对立时，我们说的大都是一回事。当爱的关系发展到高潮时，恋人们对外界就毫无兴趣了。对于一对恋人来说，有他们彼此就足够了，甚至不需要共同生育孩子来使自己幸福。在其他情况下，爱神并没有这样明显地表现出他的本性的核心，即他要使多结合为一的目的。但是当他以众所周知的方法通过两个人的恋爱，达到这一目的时，他就拒绝再往前走了。
目前，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文明集体，它的成员是具有双重性别的个人，原欲在他们自身中即能获得满足，因此他们通过共同工作和共同利益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文明就不必再从性欲中汲取力量了。但是这种称心如意的状况并不存在，也从来没有存在过。现实告诉我们，文明是不满足于现在存在于集体的那些关系的。它的目标还在于把集体的成员用一种原欲的方法联系在一起，并且运用各种手段达到此目的。它赞成可以在集体成员间建立强烈的、敏感的一切途径。它在最大程度上唤起目标被控制的原欲，以便借助友谊关系加强集体的纽带。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对于性生活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不能理解迫使文明沿着这条途径发展，并且引起文明对性欲的对抗的必要性是什么，一定还有某种我们尚未发现的起着干扰作用的事实。
三、人类共同的特性
至此我们考察了两种人为的群体，并发现，二者都被两类情感联系所支配。其中之一即与领袖的联系，这似乎比群体成员之间的联系更具有主导作用。
现在，在群体的形态方面仍然还有许多别的问题有待考察和描述。我们应该从如下确定的事实出发：仅仅是人的集合还不算一个群体，只要在这个集合里还未确立这些联系。但不得不承认，在人的任何集合中，形成一种心理群体的倾向可能非常容易涌现出来。我们应该关注不同类型的、或多或少稳定的、自发形成的群体，研究它们起源和解体的条件。尤其应该关心有领袖群体和无领袖群体之间的差别。我们应该考虑：是否有领袖的群体可能不是更原始和更完全的群体；是否在其他群体中，一种观念、一种抽象概念可能不会取代领袖的地位（具有无形首领的宗教群体构成了向有领袖状态的过渡阶段）；是否一种共同的倾向，许多人共有的一种愿望，可能不会同样地起一种替代物的作用。再者，这种抽象概念可能或多或少体现在我们称为副领袖那样的人物身上，有趣的变化便起源于观念和领袖之间的关系上。可以这样说，领袖或主导的观念也可以是否定性的；对特殊的人或机构的憎恨正是以同样统一的方式起作用的，并可以作为积极的维系物唤起同样类型的情感联系。于是出现的问题是，一个领袖对于群体的本质来说是不是真正不可缺少的，此外还有其他问题。
但是在群体心理学文献中得到这些问题的部分研究成果，不会使我们转移到研究群体的结构方面。我们首先将集中注意力考虑：哪一个问题把我们最直接地带到这样的证据上，即力比多联系是标志群体特征的东西。
让我们观察一下人与人之间具有的一般情感联系的性质。叔本华曾说过一个著名的比喻：一群冻僵的豪猪有一只能忍受它的同伴过于紧密地靠近它。
精神分析的证据表明，在任何一种亲密的情感关系中——如婚姻、友谊，以及父母和孩子等，只要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持续很长时间，都沉积着嫌恶和敌意的感情，只是由于压抑而感觉不到罢了。可是在同事之间常见的口角或者在下属对上级的抱怨中，这种嫌恶和敌意就多少公开化了。当人们集合成较大的单位时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每当两个家庭联姻时，他们中的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比另一个更高贵或出身更好。就两个毗邻的城市来说，彼此之间是最忌妒的对手，每一个小州都蔑视地看待其他的州。
当这种敌意被指向在其他方面所爱的人时，我们把这描述为感情的矛盾心理。正是通过在这种亲密关系中产生的种种利益冲突的情况，来解释这一事实的——也许这种方式过于理性化了，在人们对不得不与之相处的陌生人产生的毫无掩饰的反感和厌恶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自爱即自恋的表现。这种自爱是为了个体的保存，似乎任何背离他特定发展路线的出现，都意味着对这种路线的批评以及进行改变的要求，于是他从事自爱的行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敏感正好会针对这些差异的细节，但可以确定的是，在这整个联系中，人们容易表现出憎恨和攻击性。对此，其来源尚未得知，有人试着把它归于一种基本特征。
但是当形成一个群体时，这种整个的不宽容在该群体内便暂时或永久地消失了。只要一种群体形式持续存在，或在它存在的范围内，该群体中的个体的行动似乎就是统一的，容忍其他成员的特性，把自己与他们等同起来，对他们的感情不存在反感。根据我们的理论观点，这样一种自恋性限制仅仅通过一种因素，即与其他人的力比多联系而得以产生。对自己的爱只有一个障碍，即对他人的爱或对对象的爱。立刻会被提出的问题是：利益共同体本身——没有任何附加的力比多——必然不会导致对他人的容忍吗？可以这样回答这一反驳：以这种方式仍然无法引起对自恋的持续限制，这种容忍与从他人的合作所获得的直接利益相比不会持续更长。但是这一讨论在实践上的重要性比设想的东西要小。经验表明，在同事之间合作的情况下，那延续他们之间关系的联系，通常会达到超出纯粹功利的程度。像精神分析研究个体力比多发展过程所熟悉这样的情况，同样也出现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力比多使自己隶属于伟大生命需要的满足，并选择共享这一满足过程的人作为它的第一个对象。在作为整体的人类发展中，正如在个体发展中一样，唯有爱——在它引起从利己主义向利他主义变化的意义上——起着文明因素的作用。这不仅对妇女的性爱是如此，连同不损害妇女心爱之物的所有义务，而且对男人非性欲的、升华了的同性爱——这种爱起源于共同的工作，也是如此。
所以，如果在群体中，自恋性的自爱受群体之外不起作用的各种限制的支配，那么这就有力地说明：一个群体形式的本质就在于该群体成员中新型的力比多联系。
现在，我们的兴趣引向这样一个迫切的问题，即群体中存在的这些联系的性质可能是什么。在精神分析有关神经症的研究中，迄今几乎无一例外地关注着爱的本能——这种本能仍然追求直接的性目的——所形成的对象之间的联系。在群体中，显然不存在这类性目的的问题。这里关心的是转移了其原初目的的爱的本能，虽然它们并不因此而以不足的能量起作用。现在，在通常的性对象贯注范围内，我们已经观察到本能转移其性目的的现象，把它们描述为爱的程度，确认它们涉及对自我的某种入侵。现在我们要把注意力更密切地转向爱本身的这些现象——坚定地期待在它们中发现能改变群体中存在的各种联系的条件。但我们也想知道，这种对象贯注，正如我们在性生活中知道的那样，是否代表了与其他人情感联系的唯一方式，或者，我们是否必须说明这类对象贯注的其他机制。事实上，从精神分析得知，的确存在情感联系的其他机制，即所谓的认同作用——一种未充分知晓的过程，但很难描述。不过对认同作用的研究将暂时使我们离开群体心理学的主题。
四、宇宙观的取向
我们应该大胆地迈出一步，回答一个人们常常提出的问题：精神分析会导致一个特殊的宇宙观吗？如果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宇宙观呢？
我想，假如我尝试着给它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看来必定是笨拙的。我认为，宇宙观是一种理智的结构，它基于某种凌驾一切的假设，统一地解决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因此，它没有留下任何尚未做出解答的问题，而且，我们所关心的一切事情都可在其中找到固定的位置。不难理解，拥有这样一种宇宙观，是人类的美好愿望之一。信奉它，人们就能在生活中拥有安全感，就能知道追求什么，才能最恰当地对待自己的感情和兴趣。
如果这就是宇宙观的性质，那么就极易做出有关精神分析的回答。作为一门特殊的科学，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一种深度心理学或潜意识心理学，精神分析建构一种自己的宇宙观是不适宜的，它应该接受一般科学的宇宙观。但是，科学的宇宙观已经很显然地异于我们的定义。诚然，它也规定了对宇宙解释的统一性，但其解释仅仅是作为一个纲领，该纲领的实现有待于将来。除此之外，它具有各种消极的特征，局限于目前所知的一切，并且强烈反对某些特定的异己成分。它断言，除了对认真检查过的观察资料所进行的理智研究，换句话说，即我们称为调查研究的东西，就不存在其他获得宇宙知识的源泉了，同时，没有任何知识产生于天启、直觉或预卜。这个观点好像是在最近这几个世纪中才逐渐得到普遍承认的，而到我们这个世纪，却发现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反对意见，认为像这样的宇宙观同样毫无价值，不受人欢迎，它忽视了人类理智的要求和人类心理的需要。
对于这种反对意见，再猛烈的抨击也不为过。它毫无根据，因为理智和心灵恰恰和任何非人类存在物一样，也同样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精神分析拥有一种特权，可在这一方面为科学的宇宙观辩护，因为人们无法指责它在宇宙图景中忽略了心灵事物。它对科学的贡献，恰恰在于把研究伸向了心灵领域。附带说一句，没有这样的心理学，科学就不会完整。然而，如果把对人类（和动物）的理智与情感功能的研究包含在科学中，那么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科学态度总体上没有改变，也尚未形成新的知识源泉或研究方法。即使存在直觉和预卜，它们也不会成为科学的源泉。但它们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幻想，是对愿望性冲动的满足。也不难看出，对某种宇宙观的这些要求仅仅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科学注意到下述事实：人类心理产生了这些要求，并准备考察它们的源泉，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要求是合理的。相反，科学把这种情况视为一种警告，从而小心翼翼地把每种幻想以及类似的情感要求的产物，与知识区分开来。
这绝不意味着，这些愿望将会被轻蔑地抛弃，或其对人类生活的价值将会被低估。我们将描绘出这些愿望得到满足的状况，这些满足是人们在艺术作品以及宗教和哲学体系中创造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下述事实：允许这些要求进入知识领域，将是不合理的，也将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做就会打开通向各种精神病——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精神病——的道路，而且将会把人们大量的宝贵精力从直接指向现实的努力中抽取出来，以便尽可能地去满足其愿望与需要。从科学的角度看，在此人们无可避免地要运用批判的能力，继续做出反对和驳斥。有人声称，科学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一个领域，宗教和哲学是其他领域，它们至少与科学是等价的。因此，科学无权干涉其他两个领域：双方都有相等的权力成为真理，而且每个人都可自由地做出选择，并从选择中汲取信心，寄托信仰。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当然有人认为这种观点极其正确、宽容厚道，摆脱了狭隘的偏见。但不幸的是，它站不住脚，而且具有完全属于非科学的一切有害特点，在实际上它也就等同于后者。事实很简单：真理不具有宽容性，它不容许妥协或限制。研究表明，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属于它，如果其他任何势力试图接管它的任何一部分，它必将对之进行无情的批判。
在三种可能对科学的基本立场质疑的势力中，唯有宗教被真正当作敌人。艺术几乎总是无害而有益的，它追求的只不过是一种幻想。除了制造出一些被说成是被艺术“迷住了”的人外，艺术并不企图侵占现实王国。哲学与科学并不对立，它像科学一样行事，并局部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但它又有别于科学，坚持某种幻想，即人们有能力描绘出一幅天衣无缝的、连贯统一的宇宙图景，尽管随着我们知识的进步，这种幻想一定会破灭。它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逻辑活动所具有的认识价值，承认了诸如直觉等别的知识源，结果在方法上误入歧途。当诗人谈到哲学家时，他所做的嘲弄性评论通常就显得不无道理：“用睡帽和睡衣上的破布条，他在弥补着宇宙结构的罅隙。”
但哲学对芸芸众生没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在知识分子这一高层次人群中，也只是极少数人对它有兴趣，而对其他人来说，哲学几乎是难以理解的。宗教则是一股巨大的势力，它支配着人类最强烈的情感。众所周知，在较早的时期，它包括了在人类生活中起理智作用的一切，在几乎还没有像科学那样的东西存在时，它扮演着科学的角色，它构建了一种具有无可比拟的连贯性和自足性的宇宙。虽然人类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但这一宇宙观仍延续至今。
如果要说明宗教的自负性质，我们必须记住它为人类所做的一切。它为人类提供了关于宇宙的起源及其形成的资料；它向人们保证，在人生沉浮中给予人们保护和最终的幸福；它运用其全部的权威所制定的戒律来指导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从而它实现了三种功能。第一种功能，宗教满足了人类对知识的渴求，它用自己的方法去做科学打算做的事，并在这点上与科学分庭抗礼。宗教的最大影响无疑应归功于它的第二种功能。当宗教消除了人们对生活的险恶和沧桑的恐惧时，当宗教保证人们将获得幸福的结局并在不幸之中给予安慰时，科学全然不可与之匹敌。诚然，科学能够教我们去避免某些危险，它也能够战胜某些困苦。否定科学是人类有力的帮助者，这显然是极不公正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科学不得不任由人们遭受苦难，而只能劝人们屈服于苦难。第三种功能是，宗教发布戒律，制定禁忌和限制。在这种功能中，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最大的差别，尽管科学也的确从其应用中产生了指导人们生活的规则和告诫，但它热衷于调查研究和证明事实。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规则和告诫与宗教所提供的一样，它们的理由却是各不相同的。
宗教这三个方面的联系并不很清晰。关于宇宙起源的解释与关于某些特殊的道德戒律的教诲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其中关于提供保护和幸福的保证与道德要求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道德要求是对满足这些需要的报答，只是那些遵守道德要求的人才有可能指望得到好处，而惩罚则等待着不遵守道德要求的人。
宗教教导、安慰和要求的奇特结合，只有在接受发生学科方面的分析之后，才能够理解。我们可以从最显著的聚合点，即从关于宇宙起源的教导开始研究。人们可能会问：宇宙起源论为什么会成为宗教体系的一个固定成分？宗教教义说，宇宙是由一个类似于人的存在物创造的，但该存在物在各个方面，如在力量、智慧和情感力量上都被夸大了——相当于一个理想化的“超人”。把动物作为宇宙的创造者表明了图腾崇拜的影响，对此我们稍后至少会简略地说一说。这是一个有趣的事实：即使有许多神灵受到崇拜，但宇宙的创造者总是单个的存在物。同样有趣的是，虽然并不缺乏女性神灵，但创造者通常都是男性。实际上在有些神话中，宇宙的创造开始于男性神灵废除被认为是女妖的女性神灵的过程，这就展开了各种最有趣的细节问题，不过，我们无暇论及。我们所做的下一步易于识别，因为这个神性的创造者被直呼为“父亲”了。据精神分析推断，他的确是父亲，曾披着所有的神奇外衣出现于幼儿面前。宗教信仰者描绘宇宙的诞生，就像描绘他自己的起源一样。
这样，我们就容易解释，安慰性的保证和严格的道德要求是如何与宇宙起源论结合起来的。儿童把自己的存在归于与父亲具有相同特点的人，此人也在儿童弱小和无助的状态中向他们提供保护和监护。由于儿童面临着潜伏在外部世界的一切危险，所以他在父亲的保护下感到安全。当然，他知道，当他独立地长大了，他就会拥有更大的力量，对生活中危险的认识也会变得更深刻。他正确地断言，从根本上讲，他仍然像童年时一样无助和无法自我保护，面对世界，他还是一个孩子。因此，没有像在童年时代享受到的那种保护，他什么也干不成。不过他很早就认识到，父亲的能力极为有限，父亲并不具备所有优秀特征。因此，他又返回到那个早在童年时给予甚高评价的状态，把记忆中的父亲形象抬高成一个神灵，并使之成为某种当代的和真实的东西。这种记忆中的父亲的强大力量和要求保护的执着性，一起支撑着他对神的信仰。
宗教纲领的第三个主要方面即道德要求，也很容易符合这种儿童状况。康德的著名论断，把星空与我们的道德规则相提并论。这种并列听起来是多么奇怪啊！因为，天体与关于人类生灵间是彼此热爱还是彼此残杀的问题，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然而，它到底还是触及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学真理。给予儿童生命和保证儿童避开危险的父亲（或父母亲职能），也教导他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教导他必须习惯于限制自己的本能性欲望，并使他明白，如果想成为家庭中和更大的社交圈中可被接受和受欢迎的成员，他就应该更加关心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姐妹。通过爱的奖惩体系，儿童受到教育，从而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职责。他被告知，其生活中的安全感依赖于父母爱他以及他也爱父母。所有这些关系向来都被人原封不动地引入其宗教中。父母的告诫和要求作为一种道德意识，在他身上保留下来。借助于这种相同的奖惩体系，上帝统治着人的世界，分配给个人的保护及幸福的数量，取决于他满足道德需要的情形。他对上帝的爱和为上帝所爱的意识，是他生活安全感的基石，他被这种爱及意识武装起来，得以抵御来自外部世界和人类环境的危险。最后，在祈祷中，他确信自己直接影响了神的意志，并在这种影响下分享着神的全能。
宗教的宇宙观取决于我们童年时的状况。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点就更值得注意：尽管这个宇宙观仍具有幼稚性，但它还是一个先驱。毫无疑问，人类历史上有过一个没有宗教、没有神灵的时期，它被称为泛灵论阶段。那时世界充斥着类似于人的精神存在物——我们称为“魔鬼”。外部世界的所有物体都是它们的栖息之地，或者可以说等同于它们的住所。但不存在某种更卓越的势力，创造了所有的魔鬼，随后又统率着它们；也不存在这种人类能够向其请求保护和帮助的势力。尽管泛灵论中的魔鬼大多对人类持敌对的态度，但人类那时似乎比后来更自信。他们肯定常常处于一种对这些邪恶精灵的极度恐惧之中，但他们却以种种行动来对付它们、保护自己。即便撇开这点不谈，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没有抵御能力。如果要向大自然祈求某些东西，如企求降雨，他们并不直接向天气之神做祈祷，而是做些法术动作，以期直接影响大自然：他们自己完成与降雨相似的事情。在与周围环境的各种力量的斗争中，他们的第一个武器就是“法术”——现代技术的鼻祖。据猜测，我们对法术的依赖来自对自己的理智作用的高估，以及对“思想万能”的崇拜。我们可以猜想，当时的人类特别为他们在语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而在这种成就中肯定伴随着思维的重大发展。他们认为法术的力量产生于词汇。这个特征后来被宗教所继承。“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而且他们的法术行动的事实表明，泛灵论时期的人并不仅仅相信他们愿望的力量，他们更期望的是采取这一行动的结果，这个结果可促使大自然模仿该行动之力。如果他们企求降雨，他们就自己泼水；如果想让土地果实累累，他们就在田间向土地演示戏剧性的性交行为。
任何事物一旦在精神上得到了体现，就不容易消失了，所以如果听说许多泛灵论的话语一直保留至今，人们也不会感到惊讶。更有甚者，几乎不能否认这样一种观点，即今天的哲学保留着泛灵论时期的思维模式的一些本质特征——如过高地估价语词的神奇、相信世界上的真实事件都是按照我们的思维试图强加其上的方向前进的。因此，看起来的确存在着一个不具法术行动的泛灵论时期。我们可以猜到，甚至在那个时候就有了某种伦理，即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的戒律，但我们没有发现它们与泛灵论时期的信仰有任何密切的关系。它们可能是人们相对力量以及实际需要的直接表现。
值得去了解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从泛灵论到宗教的转变。可以想象到，人类精神演化的这些原始的时期，至今仍是模糊不清的。宗教所表现的第一种形式似乎就是图腾崇拜，即动物崇拜这个奇怪现象，而最初的伦理戒律即“禁忌”都是这一现象的结果。在一本名为《图腾与禁忌》的书中，我曾详细地论述了一种观点，该观点把上述转变的原因一直追溯到人类氏族环境的一次变革上。与泛灵论相比，宗教的主要成就在于从精神上帮助人们战胜了对魔鬼的恐惧。不过，这个史前时期的残余即邪恶精灵，在宗教体系中仍占一席之地。
上述宗教宇宙观的史前史，现在转向研究那以后发生的和仍在眼前发生的事情。凭借着对自然过程的考察而强大起来的科学精神，终于开始把宗教当作一件人类的事，并使之接受批判性的考察。宗教不能经受起这种考察。首先被怀疑的是宗教关于各种奇迹的传说，虽然这些神话与严肃的观察所指出的一切相矛盾，而且也清晰地表现出人类想象活动的影响。随后，那些解释宇宙起源的宗教教义遭到了否定，它们表现出一种具有古代特征的无知。由于人们对自然法则日益增加的了解，知道这些法则比教义更为优越。关于宇宙是通过类似于人类个体起源的交媾或发生行为而形成的看法，已不再是最明显且不证自明的假设了，因为具有心灵的生物与非生物，自然界之间的区别已经给人类思想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区别使人类不可能再保留原始泛灵论中的信仰。我们也不应忽视各种不同宗教体系的比较研究的影响，以及它们彼此排斥和不相容的作用。
科学精神凭借这些初步的论战而强大起来，最终获得了足够的勇气，以至于敢对宗教宇宙观中最重要的、最具情感价值的成分进行考察。人们可能始终看到——尽管敢于公开讲出来是很久以后的事——宗教向人们承诺，只要他们能遵守某些道德要求，就向他们提供保护和幸福，但这种表态也已表明其自身是不值得信赖的。宇宙中似乎并不存在那种力量，它以父母般的关怀保护人们的安康，并给他们的所有活动带来圆满的结局。相反，人类的命运可能既不符合“宇宙行善”的假说，也不符合与此有些相冲的“宇宙公正赏罚”的假说。地震、海啸、大火，根本不分善良与邪恶，虔诚与不敬。更何况，我们谈论的不是非生物自然界，而是人，其命运依赖于他人的种种关系，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绝不是规律。凶暴、狡猾或残忍的人往往占有令人羡慕的世间财富，而善良的人一贫如洗。各种黑暗的、无情的和没有爱心的力量在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宗教赋予宇宙统治的奖惩体系似乎并不存在。这再次说明，我们有理由抛弃宗教从泛灵论那里获得的一部分理论。
通过证明宗教是如何起源于儿童的无助，以及通过在成人的愿望和需要中的童年残迹去探求宗教的内容，精神分析学对宗教的宇宙观提出了最新的批评。确切地说，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宗教，但它仍然是对认识宗教的一种必要的完善，而且至少在这方面，它是对宗教的一种否定，因为宗教自身表明宇宙起源于神。当然，如果我们对神的解释可以被宗教接受，那么它在这方面肯定就没有什么错了。
总之，这就是科学对宗教宇宙观的评价。种种不同派别的宗教在为谁占有真理而争论不休，而我们认为关于宗教的真理性问题无法获得彻底的回答。宗教企图控制感性世界。由于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必然性，我们在内心中产生了一个渴望的王国。借助于这一渴望的王国，我们置身于感性世界之中。但是，宗教并不能实现这一点，其教条留有它们所产生的那个时代（即人类童年的无知时代）的印迹。它的安慰不值得信任。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并非保育室。相反，宗教努力强调的那些道德要求应该给予另外的基础。它们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是不可缺少的，把对它们的服从与宗教信仰联系起来是危险的。如果我们试图确定宗教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那么它看来并不是永恒的获取物，而是与个体文明者从童年到成人的发展中必须经历的、与神经症相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