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格雷拐进圣多米尼克街,看到了那群人,低声抱怨起来。圣伊莱尔伯爵的府邸前面聚集了十二个摄影师和记者。其中几个人好像打算长期守在这里,坐在人行道上,背靠着墙。

他们从远处就认出了他,快速向他跑来。

“这些人会使我们亲爱的克罗米埃先生发疯的!”他向让维耶低声抱怨道。

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一件事情经由社区警察局,就会有人通知媒体。

关于麦格雷,那些摄影师在他们的资料中已经制过几百次版了,但现在又连续拍他,好像他跟昨天或者随便一天有什么不一样。记者提出一些问题。庆幸的是,那些问题表明他们知道的内容比他害怕的要少。

“警长先生,这是一起自杀事件吗?”

“有文件不见了吗?”

“先生们,目前,我无可奉告。”

“可以得出结论说这可能是一起政治事件吗?”

他们在他前面后退着走,手里拿着笔记本。

“您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透露一点呢?”

“或许明天,或许八天后。”

他不高兴地补充道:

“或许永远都不会。”

他尽量挽救这句蠢话,说:

“当然,我开玩笑的。请多多谅解,让我们能够平静地查案。”

“他真的在写回忆录吗?”

“千真万确,有两册已经出版了。”

一个穿制服的警员站在门前。过了一会儿,听到麦格雷按门铃,托伦斯只穿了件衬衣就过来开门。

“老板,我不得不叫来一位城里的中士。他们已经进入大楼,还每隔五分钟就按一次门铃来自娱自乐。”

“有新消息吗?有电话打来吗?”

“有二十多通电话。都是记者。”

“那个老妇人在哪儿?”

“在厨房里。每一次电话铃响,她都快速跑过来,希望在我之前接到电话。第一次她还试图把听筒从我手里抢过去。”

“她有没有打电话?你知道卧室里还有一部电话吧?”

“我把办公室的门打开,以便能听到她来来回回走动的声音。她没有去卧室。”

“她没离开过?”

“没有。她想要离开,跟我说要去买一些新鲜的面包。因为没有得到您的允许,我就没让她去。我现在要做什么呢?”

“回警署去吧。”

过了一会儿,麦格雷也想到回警署,把雅格特带回那里,他想要从容不迫地盘问她。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这次审讯。他更喜欢在公寓里慢慢地走,最后,他很有可能是在圣伊莱尔的办公室里,尽力使这位老佣人跟他多说些话。

他打开那个两扇的落地窗,坐在伯爵以前经常坐的地方。门打开时,他的手正伸向一个信盒。是雅格特·拉里厄进来了,她的声音比以往更刺耳和不屑。

“您没有权力这样做。”

“您知道这些信是谁写的吗?”

“我知不知道不重要。这是私人信件。”

“您回厨房或者自己的房间里去吧,这样会让我高兴一点。”

“我没有权利出来吗?”

“现在没有了。”

她犹豫了一下,试图找到一些尖刻的反驳理由,但是没找到。她被气得脸色惨白,屈服地走出办公室。

“去给我找找今天早上我在卧室看到的那幅镶着银色镜框的相片。”

今天上午,麦格雷并没有太关注这幅相片。有太多东西对他而言还都是陌生的。这是他的一个原则,不要尝试着太快下结论,因为他不相信第一印象。

在露台上吃午饭时,他突然想到一幅版画,他曾经连续好几年都在父母的卧室里看到过那幅版画。应该是他妈妈挑选并挂上去的。画框是白色的,二十世纪初的风格。他看到一个年轻女人站在湖边,穿着一条王妃的裙子,头戴一顶巨大的鸵鸟毛帽子,手拿一把尖尖的小阳伞。脸部的表情透露出忧郁,像风景一样。麦格雷很肯定他妈妈觉得这幅画很有诗意。难道这不是那个时代的诗意吗?

伊莎贝尔和圣伊莱尔伯爵的故事,让他想起记忆里的那幅画,如此清晰,他甚至又看到父母卧室里带蓝色条纹的发白墙纸。

让维耶把那幅画给他拿过来。在这个银色相框里,他又看到了相同的轮廓,一条同样风格的裙子,还有一模一样的忧郁。

他毫不怀疑,这就是一九一二年前后伊莎贝尔的一张照片。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也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未来的大使遇到了她。

她不高,或许是因为胸衣的缘故,看上去腰很细,上半身很丰满,就像人们当时那么说的一样。这些特征都明显地描绘了出来,薄薄的嘴唇,明亮的蓝色或者灰色的双眸。

“老板,我要做什么呢?”

“坐下。”

他需要一个人检验他的印象。在他前面,那些信盒都按照年份排列好了,他一个接一个地拿起来,当然,没有全部都读,那样要花上他几天的时间,他只是这里读一段,那里读一段。

我漂亮的朋友……亲爱的朋友……温柔的朋友……

再后来,或许是因为她觉得她和收信人的关系更密切了,就只写“朋友”。

圣伊莱尔保留了所有信封,上面贴着不同国家的邮票。伊莎贝尔去了很多地方。譬如,很长一段时间里,八月份的信来自巴登—巴登或者是玛利亚温泉市,这两个地方是那个时期贵族阶级的水城。

也有一些从季罗尔寄来的信,还有很多从瑞士和葡萄牙寄来的。她得意、愉快地讲述生活里充斥的零碎小事,风趣地描述自己遇到的人。

通常她都只写出他们的名字,有时候只用简单的首字母。

麦格雷深陷其中一会儿。在邮票和内容的帮助下,他一点一点地解读着这些字谜。

譬如玛丽在那个时期还是摄政女王,是罗马尼亚的女王。她和父亲在布加勒斯特的宫廷停留了几日,伊莎贝尔在那里写过信。他还发现一年之后伊丽莎白又到了意大利的宫廷里。

我的表哥H……

这个名字再次完整地出现在另一封信里,指的是朱利安王子,他和其他一些贵族,基本上都是伊丽莎白的表兄或者表弟。

一九一四年战争期间,她通过法国到西班牙的大使渠道寄送信件。

昨天,父亲向我解释了为什么我必须嫁给V王子,你曾经在家里见过他几次。我请求父亲给我三天时间考虑,这三天来,我哭了很多次……

麦格雷小口小口地抽着烟斗,时不时地瞥一眼花园,看看那棵椴树的叶子,把信一封一封地递给让维耶,然后观察他的反应。

面对这些在他看来如此不真实的联系,他快要抓狂了。他还是个小孩子时,在父母的房间里,他难道不是带着和如今一样的不自在去看湖边的那个女人吗?在他眼里,这是假诗意,是一个不真实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

然而,现在在这个已经发生过天翻地覆变化的世界里,在这个变得更加生硬的世界里,他又看到了那张活生生的、几乎一模一样的脸。

今天下午,我和于贝尔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我完完全全坦白了。他知道我爱您,知道有太多的障碍把我们分开,也知道我在爸爸的意愿面前妥协了……

就在上周,麦格雷处理了一起简单又粗暴的情感犯罪,一个情人用斧头杀死了他爱的那个女人的丈夫,然后又把那个女人杀了。最后,他想要割腕自杀,但是没有成功。圣安托万镇的小市民们中间真的会发生这种事。

他同意我们的婚姻只是名义上的,我也向他保证,再也不见您。他知道我给您写信。他很尊重您,对于您总是对我表现出来的尊重也不怀疑……

有那么一会儿,麦格雷排斥这些信件,一种近乎身体上的反抗。

“让维耶,你相信吗?”

这位探员很诧异。

“好像她是忠诚的……”

“看看这封吧!”

已经是三年后了。

朋友,我知道您将会很痛苦,但是,我比您更痛苦,希望您能稍稍宽慰……

那是一九一五年。她说朱利安,V王子率领军队的哥哥在阿戈纳被杀害了。她和获准来巴黎的丈夫又长谈了一次。

她亲口告诉自己的爱人,她不得不和王子发生关系。当然,她没有用这些词。她的信里没有出现任何一个粗俗的、令人震惊的词,她让“发生关系”这个意思以一种近乎虚幻的方法呈现出来。

朱利安活着时,于贝尔不担心,说服自己说他哥哥会有继承人的,而且V的这个名字……

他的哥哥不在了。因此,于贝尔有义务传承子嗣。

我整个晚上都在祈祷,第二天早上,我去见了我的神父……

神父和王子的看法一致。我们不能因为爱情,使得五世纪以来存在于法国历史每一篇章中的一个姓氏销声匿迹。

我明白了我的义务……

她做出了牺牲,因此,菲利普,一个男孩子出生了。她也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爱人,关于这一点,有一句话使得麦格雷联想翩翩:

感谢上帝!是个男孩……

这不是白纸黑字地表明,如果是女孩,她又得重新再来一次?

如果第二个孩子也是女孩,然后第三个也是女孩……

“你看了吗?”

“看了。”

他们两个此时仿佛遭受着同样的不安。他们两人都知道一个事实:他们要了解的这种激情最终是以悲剧收场的,不然他们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想要在心中找到一丝灵感不太可能。麦格雷和属下竭力想要勾勒出信中人物的轮廓,但他们总是面目模糊,和那个湖边女人一样不可靠。

麦格雷几乎是把所有的信都胡乱塞进了绿色窗帘旁边的家具里,小声抱怨道:

“一堆蠢话!”

但他产生了一种近似同情的敬意。由于不想被骗,他尽力使自己强硬起来。

“你相信吗?”

她又认识了一些王公,还在葡萄牙遇到了被罢黜的国王。然后她在丈夫的陪同下去肯尼亚旅游。接着是一次美国之行,伊莎贝尔在美国感觉手足无措,因为那里的生活太粗暴了。

菲利普越长越像您。这难道不是很神奇吗?这不就像是上天想要补偿我们的牺牲一样吗?于贝尔也发现了,我们对孩子的爱是一样的……

不管怎样,于贝尔没有获得允许躺在那张双人床上,而他也没有放弃在别处寻求安慰。信里没有再出现于贝尔,而是用H代替。

可怜的H有了一种新的精神错乱,我怀疑这会让他痛苦。他一下子就瘦了,也变得越来越精神紧张……

这种“精神错乱”每五六个月就会爆发一次。另一方面,在阿尔芒·圣伊莱尔的信里,他应该没有试图使她相信他自己一直禁欲。

圣伊莱尔担任大使之后,伊莎贝尔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我希望土耳其的妻子比人家说的更胆小,尤其希望丈夫们不要太残酷……

她补充写道:

朋友,请小心。我每天早上都为你祈祷……

当他出任古巴和阿根廷大使期间,她又很担心有西班牙血统的女人。

她们太美丽了!而我,离您又远又平凡,一想到您会坠入爱河,我就会发抖……

她担心他的健康状况。

您的疖子还让您痛苦不堪吗?这么炎热的天气下,应该……

她认识雅格特。

我写信给雅格特了,告诉她怎么做您非常喜欢的杏仁派……

她不是向她丈夫保证过不再见圣伊莱尔的吗?但她在一封信中写道:

昨天,我远远地在歌剧院看到您了,那种幸福难以形容,但我同时也是痛苦的……我喜欢您开始变得花白的鬓角,微微发福的身体使您看上去无与伦比的高贵……整个晚上,我都为您感到骄傲……

直到我回到瓦雷纳街,在镜子里看自己,我才震惊了……我怎样才能不让您失望呢?女人总是凋谢得很快,我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个老女人了……

他们就这样远远地看到过对方很多次,还一起出去约会过。

明天,大概三点左右,我和儿子一起去杜伊勒利宫散步……

圣伊莱尔提前几个小时就在窗户下面等着。

谈到十几岁的儿子时,她在信中写了一句特别的话,麦格雷大声读了出来。

有一次,菲利普又发现我在写信,他天真地问我:你又在给你的爱人写信吗?

麦格雷叹着气,擦擦汗,把信盒一个个重新捆起来。“尽量给我接通蒂代尔医生的电话。”

他需要重新回到坚实的土地上。他把那些信放回到图书室的原来的地方,决定再也不碰它们了。

“老板,电话通了……”

“喂,医生……是的,我是麦格雷……您十分钟前就完成了?不,当然,我不会问您所有细节……”

他听电话的时候,在圣伊莱尔的本子上潦草地写了一些字,画了一些没有意义的符号。

“您确定吗?您已经把子弹拿给贾斯廷·勒内特了?我待会儿给他打电话……谢谢……您最好把这份报告呈给预审法官……他会很高兴的……再次谢谢您……”

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双手背在身后,时不时地停下来看看花园,一只不怕人的乌鸦在离他几步远的草丛里跳来跳去。

“第一颗子弹,”他向让维耶解释道,“是从正面射出的,几乎是用枪口顶着死者射击的……是一颗七点六五毫米口径的手枪子弹,涂着镀镍的铜子弹……蒂代尔不如保罗医生有经验,但是他基本上可以确定子弹是由一把勃朗宁自动手枪射出的……有一点,他很确定:第一颗子弹基本上立刻就要了他的命。他的身体往前倾,从椅子滑到地毯上……”

“他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其余几枪都是从高往低射的。”

“还有几枪?”

“三枪。两枪在腹部,一枪在肩膀。自动手枪都有六颗或七颗子弹。下一颗子弹已经滑到弹膛里了,我在想为什么凶手会在开了四枪以后突然停止呢。除非是手枪卡住了……”

他看看地毯,虽然凑合地清洗过,但还是能发现血迹的轮廓。

“或许凶手不再开枪是因为他坚信受害人已经死了。或许他开那么多枪是因为当时他极度兴奋,机械地连续开枪。帮我打电话给莫尔斯,好吗?”

今天上午,他被这起事件奇怪的一面搞得晕头转向的,已经无法自己处理这些实际的线索了,于是就把这些留给罪犯体貌特征档案科的专家。

“莫尔斯吗?是的……您现在在哪呢?就这么说定了……请先告诉我,您在办公室里有没有找到弹壳……没有吗?一个都没有?”

这很奇怪,好像表明凶手并未惊慌失措。在四声巨响过后——如果真的是勃朗宁七点六五毫米口径的手枪,响声应该很大——他又花时间在房间里寻找不知道被弹到哪里的弹壳。

“门把手上呢?”

“唯一算清晰的指纹是那个佣人的。”

“酒杯上呢?”

“只有死者的指纹。”

“办公桌和家具呢?”

“没有,老板。我想说没有任何陌生的指纹,除了您的以外。”

“锁芯、窗户呢?”

“在放大的照片上没有发现任何撬动过的痕迹。”

伊莎贝尔的那些信看上去或许不像麦格雷平时接触的情人间的信件,但是这起犯罪对他而言是真实的。

然而乍一看有两个细节自相矛盾。凶手持续射击死者,这个不动了的男人头被打爆了,场面相当恐怖。麦格雷想到他花白但还浓密的头发粘在敞开的头颅上,一只眼睛睁着,骨头暴露在外面。

法医断定,挨了第一枪以后,尸体已经倒在地上,在椅子腿附近,就是他们发现他的位置。

凶手肯定是在办公室的另一边,他折回来,对着死者重新开枪,一枪,两枪,三枪,从高往低。非常近,蒂代尔说,不到五十厘米。

在这种距离下,根本就不需要瞄准就能打到某个准确的位置。换句话说,凶手有意打中他的胸部和腹部。

这是否表明这是一次报复行为呢,他和死者有不共戴天之仇?

“你确定寓所里面没有武器吗?你到处都找了吗?”

“连烟囱都找了。”让维耶回答道。

麦格雷也找过那个老女佣跟他提到过的那把手枪,她说到这把枪时闪烁其词。

“你去问问门前值班的那个警察,看他腰里佩戴的是不是七点六五毫米口径的手枪。”

城里面很多穿制服的中士配备的都是这个规格的武器。

“让他借给你一会儿。”

他自己也走出办公室,穿过过道,推开厨房门,雅格特·拉里厄坐在一张椅子上,腰杆挺得笔直。她的眼睛闭着,好像在睡觉。一听到响声她立即跳起来。

“请跟我来……”

“去哪儿?”

“去办公室。我想问您几个问题。”

“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一到办公室,她就环顾四周,确保他们什么都没有弄乱。

“请坐。”

她迟疑了一下,可能是不太习惯面对着主人的位置坐在这个房间里。

“请坐到这张椅子上……”

她勉强地服从了,以一种比以往更不信任的眼神看了看警长。

让维耶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把自动手枪。

“把这个给她。”

她不希望拿着手枪,张开嘴想说什么,又闭上了。麦格雷可以发誓她差点说:

“您在哪里找到的?”

这把枪吸引着她。她无法把眼光从它上面挪开。

“您认得这把枪?”

“我怎么可能认得?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观察过枪,我猜人们不会只制造出了一把这样的枪吧。”

“伯爵有的那把枪就是这样吗?”

“我猜是的。”

“尺寸呢?”

“我不知道。”

“把它拿在手里。是不是差不多一样重呢?”

她断然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这没有用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碰过抽屉里的那把枪。”

“让维耶,你可以把枪还给那个中士了。”

“您不需要我了吧?”

“请留下。我猜您不知道您的主人是不是把枪给过或者借给过别人,譬如说,他的外甥,或者其他人。”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只知道有很长时间没看到那把枪了。”

“圣伊莱尔伯爵害怕小偷吗?”

“当然不怕。他不怕盗贼,也不怕杀人犯。证据就是,他夏天睡觉都是开着窗户的。尽管我们就在一楼,尽管不论是谁都可以进到房间里来。”

“他没在家里放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您和您的人比我更清楚这里都有些什么。”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工作的?”

“一九一四年战争一结束就来了。他从国外回来。他的侍者死了。”

“您那时候二十几岁?”

“二十八岁。”

“来这里之前您在巴黎多久了?”

“几个月。在那之前,我和爸爸在诺曼底生活。爸爸去世了,我只能出来工作。”

“您有过感情经历吗?”

“什么?”

“我问您有没有爱人或者未婚夫。”

她怨恨地看了看麦格雷。

“不是您想的那样。”

“这么说,您一个人和圣伊莱尔伯爵住在这栋寓所里?”

“有什么不妥吗?”

麦格雷没有严格按照逻辑顺序提问,因为在他看来这件事毫无逻辑可言,他从一个话题过渡到另一个话题,好像在寻找敏感点。让维耶回到房间,坐在门口。他点燃一支烟,把火柴扔到地上,这个老女人——什么都逃不过她的眼睛——用命令的口吻对他说:

“您可以使用烟灰缸。”

“说实话,您老板抽烟吗?”

“他很早之前就抽了。”

“香烟吗?”

“雪茄。”

“最近一段时间,他不抽了?”

“是的。因为他有支气管炎。”

“但是他看上去很健康。”

蒂代尔医生在电话里告诉他圣伊莱尔的身体应该很好。

“他的骨骼很结实,心脏状态良好,没有硬化现象。”

但是有几个器官被这几颗子弹严重地损伤了,没法再做全面的诊断。

“当初您来这里工作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男人。”

“他比我大三岁。”

“您知道他恋爱了吗?”

“是我把他的信送到邮局的。”

“您不嫉妒吗?”

“我为什么要嫉妒?”

“您没有见过他天天写信的那个女人来过这里吗?”

“她从来没有来过家里。”

“但是您见过她吧?”

她沉默了。

“请回答。现在这个案件已经移交到阿西斯了,他们会向您提一些更尴尬的问题,您没有权利保持沉默。”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问您有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有。她从街上经过。有时候我也会拿着信亲手交给她。”

“偷偷地吗?”

“不是。我请求见她,有人就把我领到她的寓所。”

“她跟您聊天吗?”

“有时候会。她会问我问题。”

“您是说四十多年前吗?”

“那时候是这样,最近也是。”

“哪一类问题?”

“主要是关于伯爵先生的身体。”

“没有问他都见过什么人吗?”

“没有。”

“您跟着主人去过国外吗?”

“去过很多地方!”

“作为公使和大使,他必须有一个重要的管事的人。您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我照顾他。”

“您是想说您和其他佣人的地位不一样吧?您不用操心做饭、清洁和接待吧?”

“我监督这些。”

“您的称谓是什么?管家吗?”

“我没有什么称谓。”

“您有情人吗?”

她愣住了,目光比之前更加不屑。

“您是他的情妇吗?”

麦格雷害怕看到她朝自己扑过来,把所有的爪子都露出来。

“我知道,他在信里说了,”他继续说道,“他有很多情感经历。”

“他有权这么做,不是吗?”

“您嫉妒吗?”

“我是送过一些人到门口,因为她们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她们使他很反感。”

“换句话说,您负责他的私生活。”

“他人很好。还很天真。”

“然而,他将大使这个微妙的角色演得很出色。”

“这不一样。”

“您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吗?”

“他在信上提到了?”

轮到麦格雷不回答了,他坚持问:

“您和他分开了多久?”

“五个月。”

“什么时候?”

“他出任古巴公使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女人要求他把我赶出去。”

“什么样的女人?”

她没有说话。

“她为什么不能忍受您呢?她和他住在一起吗?”

“她每天都来看他,经常在公使馆里过夜。”

“您去了哪里?”

“我在普拉多附近租了一间小屋。”

“您的老板去看过您吗?”

“他不敢,只是给我打过电话,让我耐心等待。他很清楚这不会持续很久。但我还是买了回欧洲的票。”

“但是您没走?”

“我要走的前一天晚上,他来找我。”

“您认识菲利普王子吗?”

“如果您真的看过那些信,就不需要再问我了。人不应该翻看死者的信件。”

“您还没有回答我。”

“他还小的时候,我见过他。”

“在哪儿?”

“瓦雷纳街。他经常和他妈妈在一起。”

“今天早上,您在去凯多塞之前,没有想到给王妃打电话吗?”

她毫不犹豫地看着麦格雷的眼睛。

“您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既然据您所说,您是他们两个之间的纽带。”

“因为今天举行葬礼。”

“那之后呢,今天上午我们都不在时,您没有试图通知她吗?”

她盯着电话机。

“办公室里总是有人。”

有人敲门。是在人行道上值班的中士。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感兴趣。但我很想给您看看今天的报纸。”

这是一份下午的日报,一个小时前刚刚出版。头版上有个占了两行的粗体标题:

《大使离奇死亡》

文章很短。

今天上午,有人在其圣多米尼克街的住所,发现阿尔芒·德·圣伊莱尔伯爵的尸体。圣伊莱尔伯爵曾长期担任法国驻外大使,在罗马、伦敦和华盛顿等多国首都任职。

多年前退休后,阿尔芒·德·圣伊莱尔已经出版两册回忆录。据说被害之时,他正在修改第三册的校样。

这起犯罪是一个老女佣一大早发现的。

现在还不知道是否有偷窃动机,或者是否有一些更神秘的原因有待发掘。

他把报纸递给雅格特,看了看电话,神情呆滞。他在想,瓦雷纳街上会不会有人已经看过这份报纸了,会不会有人已经把这个消息告诉伊莎贝尔了。

她如果知道了,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她敢亲自来吗?她会让儿子来打探消息吗?她会只满足于在她那栋寂静的个人宾馆里,穿着丧服等待着吗?窗户或许还是关着的。

麦格雷难道不应该……

他站起身来,对自己很不高兴,对所有东西都不高兴。他站在花园前,对雅格特的愤怒摆出一副高傲的姿态,在鞋跟上磕了磕烟斗,把里面清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