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西格里斯特说，“是与整个文化联系最密切的，医学观念的每一个变化都受到时代观念变化的影响”[107，42]。我们刚刚展示的理论，是医学的、科学的，也是哲学的，完美地确证了这一论断。在我们看来，它同时符合了它自己在其中得以形成的文化在那个历史阶段的各种要求和知识公设。
首先，这一理论造成了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的乐观主义信念，即邪恶是不存在的。把19世纪的医学（尤其是巴斯德之前的时期）和前几个世纪的医学区分开来的，是其坚定的一元论特征。18世纪的医学，尽管有机械疗法者和化学疗法者的努力，在万物有灵论者和活力论者的影响下，仍然是二元论的医学，一种医学的善恶二元论。健康和疾病在人身上相互斗争，就像善与恶在世界上互相斗争一样。带着极大的知识满足，我们重提这段医学史的文字：“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e）是一位空想家，范·海尔蒙（Van Helmont）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斯塔尔（Stahl）是一个虔诚派教徒。这三位都是创造性的天才，但却受到他们的环境和所继承的传统的影响。之所以很难评价这三位伟大人物的信仰改革，是因为人们感觉到很难把他们的科学观念与宗教信仰分离开来……我们不能确定的是，帕拉塞尔苏斯不相信可以找到生命的长生不老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范·海尔蒙把健康等同于救赎，把疾病等同于罪恶；而斯塔尔自己，尽管很有脑子，却在《真正的医学理论》（La vraie théorie médicale）中，对关于原罪和人类堕落的信仰，有过度的运用。”[48，311]这超出了范围！作为布鲁塞伟大的崇拜者、19世纪初医学本体论势不两立的敌人，作者如此说道。否定疾病的本体论观念，即对正常和病态之间的数量上的同一性的论断所做的否定性推论，或许，首先是在更深的层次上拒绝承认邪恶。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科学的治疗，要高于魔法的治疗或者神秘的治疗。可以肯定，在需要行动的时候，有知胜于无知，而且，在这个意义上，启蒙哲学和实证哲学的价值，甚至科学主义的价值，是毫无争议的。问题还不在于医生不从事生理学研究和药理学研究。最重要是不要把疾病等同于罪恶和邪恶。但是，邪恶不是一种生灵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邪恶是一个被掏空了意义的概念；也不意味着不存在负面的价值，甚至在有关生命的价值中；也不意味着病态在本质上和正常状态是一样的。
反过来，我们所讨论的这个理论，传达了这样一种人文主义的信念，即对于关于环境和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来说，人类针对环境和自身的行为，能够也应该完全变成透明的；这种行为正常说来必须仅仅是对一种已经建立起来的科学的应用。翻看《糖尿病讲稿》（Leçons sur le diabète），很明显，如果一个人肯定正常和病态之间的同一性和连续性，那是为了建立一门生理科学。这种科学通过病理学的中介作用，能够控制治疗活动。在这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革新的时机与理论进步的相遇，是通过人类意识在自己非理论性的、应用性的、技术性的活动中实现的。除了技术成功地引入的知识外，拒绝承认技术自身的价值，会让知识进步的非常规面貌变得难以理解，也让实证主义者经常看到并为之惋惜的那种超出科学的力量，变得更难以理解。如果技术的莽撞，在不考虑自己将要遇到的各种障碍的情况下，不能够经常凭借系统知识的谨慎来进行预测，那么，需要解决的科学难题（它们在遭遇失败后，会让人震惊），就会变得很少了。在经验主义范围内，这些是真理。而经验主义是知识冒险的哲学，它被受反作用的诱惑而自我理性化的实验方法所轻视。
然而，我们不能够毫无偏差地指责克劳德·贝尔纳忽略了生理学在临床实践中发现的知识刺激。他自己承认，他在血糖和动物机体中的葡萄糖生产上所进行的实验，出发点是对与糖尿病有关的观察，对与吸收的碳水化合物数量和尿液排出的葡萄糖数量之间某些时候引人注目的比例失调有关的观察。他自己总结出了如下一般原则：“首先必须提出医学难题，就像对疾病的观察所提出的医学难题那样，然后，再实验性地分析病态现象，以求为病态现象提供一个生理学解释。”[6，349]不管怎样，对克劳德·贝尔纳来说，病态现象与对它的生理学解释仍然不具有相同的理论重要性。病态现象容纳了解释，而不是激发了解释。这在这句话中更为明显：“疾病在本质上，就是需要确定的新环境中的生理现象。”[6，346]对任何一个了解生理学的人来说，疾病确证了他所了解的生理学，然而，实质上，它们什么也没有教给他；在病态中，现象是一样的，除了环境外。仿佛人们可以在抛开了环境条件的情况下确定现象的本质一样！仿佛环境条件只是一个面具或者外框，并没有改变面孔或图画本身！我们应该把这一论断和前面所引的勒利希的论断相比较，以便体会言语的细微差别在表达上的全部重要性：“在每时每刻，我们身上都有很多生理学无法告诉我们的生理上的可能性。但是，是疾病把它们暴露给了我们。”
在这里，趁着文献研究的机会，我们通过再次表达如下观点而获得了智性的愉悦，即内在矛盾最明显的论点自有其传统，而这一传统毫无疑问地表现了其长久以来的逻辑必然性。当布鲁塞把自己的性格的权威性，赋予了建立生理医学的理论时，这一理论也引起了一个不出名的医生，一个叫做维克多·普鲁斯（Dr. Victor Prus）的人的反对。此人在1821年因为一篇旨在清楚地定义股白肿和刺激这两个术语及其对医学实践的重要性的论文，入围了一项竞赛，而受到了加尔医学会（la Société de Médecine du Gard）的奖励。他质疑了如下观点：生理学独立地构成了医学的天然基础；它可以独立地建立起关于各种症状及其相互关系和价值的知识；病理学的解剖，可以由关于正常现象的知识推演而来；对疾病的预测，源于对生理学规则的了解。随后，作者补充道：“如果我们想要深入研究这篇文章所处理的问题，我们需要指出，生理学，远不是病理学的基础，相反，它只能产生于病理学。正是通过那些变化，即把某个器官的疾病，或者有时候该器官行为的完全中止，记录到各种功能中的那些变化，我们才得以了解这个器官的作用和重要性……因而，外生骨疣，通过压缩和阻碍视觉神经、上臂神经和脊髓，将其通常的目的展示给了我们。布鲁松（Broussont）丧失了对实词的记忆；在他临死之际，我们在其大脑前部发现了脓肿，而且，人们由此相信，这就是存储名字的中心……因而，病理学在病理学解剖的帮助下，创造了生理学：每一天，病理学都在清除生理学此前的错误，并帮助其进步。”[95，L]
在撰写《实验医学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a médecine expérimentale）的过程中，克劳德·贝尔纳不仅仅想要宣称有效的行动和科学容易混同，而且，同样的，科学和对现象的规律的发现，也容易混同。在这一点上，他和孔德是完全一致的。孔德在自己的生物哲学中所说的生存条件的原则，被贝尔纳称为决定论（déterminisme）。他自诩是第一个将这一术语引入法国科学界中的人。“我相信，我是第一个将之引入科学中的人，但是，它被哲学家们在其他的意义上使用过。在我计划撰写的一本书——《论科学中的决定论》（Du déterminisme dans les sciences）——中确定这个词的意义，是很有用的。它将会成为我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的第二个版本。”[103，96]“生理学和病理学是同一种东西”这一原则所宣称的，正是对决定论的普遍适用性的坚信。在病理学被拿来和前科学时代的观念捆绑在一起的时代，存在着一种物理化学生理学，满足了人们对科学知识的需要，也就是，通过实验确证的关于量变规律的生理学。可以理解的是，19世纪早期的医师们，很合理地期待一种有效的、理性的病理学，并在生理学中看到了最接近他们的理想的充满希望的模型。“科学拒绝非决定论，而且，在医学中，当我们的观点是建立在切脉、灵感或者关于事物的多少有些模糊的灵感上时，我们就处在科学之外了，而且，得到了一个幻想医学的例子，当它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托付给一个受灵感激发的不学无术之徒的突发奇想时，将最严重的危险展示了出来。”[6，96]但是，正由于生理学和病理学这两者中，只有前者包含了一些规律，并假设了关于其对象的决定论，我们就没必要总结指出，在有了对理性的病理学的合理需求的情况下，病态现象的规律和决定论，就等同于生理学现象的规律和决定论。通过克劳德·贝尔纳，我们知道了谁是持这一信条的先行者。在《有毒物质及其治疗物讲稿》（Leçons sur les substances toxiques et médicamenteuses）一开始论述马让迪的生平与作品的部分，克劳德·贝尔纳告诉我们，他占据了这位教师的讲席并继续了他的课程，而这位教师从著名的拉普拉斯（Laplace）那里“感受到了真正的科学”。我们知道，拉普拉斯在动物呼吸和动物热量的研究中是拉瓦锡（Lavoisier）的合作者。这项有关生物现象的规律的研究，是根据物理学和化学所赞同的实验和测量方法来进行的研究，所取得的第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项工作的结果，就是拉普拉斯保持了对生理学的明确兴趣，并支持马让迪。如果拉普拉斯从没有使用“决定论”这一术语，他也是这一术语的精神之父之一，至少在法国是如此，也是通过这一术语而建立起来的定理的权威和公认的奠基者。对拉普拉斯来说，决定论并不是一种方法论的要求，一个标准的研究假设，足够灵活，而不能够预见其结果的形式，它自己就是现实，是完整的，在牛顿和拉普拉斯的力学框架中变得不可更改。我们可以认为，决定论对它们所联系在一起的定理公式和概念的不断修正，保持着开放，而对自己假设的确定性内容保持着封闭。拉普拉斯建立了封闭决定论的理论。克劳德·贝尔纳并没有以其他的方式来处理它，这毫无疑问就是为什么他并不相信病理学和生理学之间的合作，能够引来对生理学概念的进步性修正。在这里，很适合重提怀特海（Whitehead）的格言：“各门科学总是彼此借用对方一些东西，但一般只是借用三四十年前的老东西。我童年时期的物理学假定，就是这样，对今天生物学家的思想造成了深刻影响。”[21]
最终，决定论假设的后果，就是像由生理学和病理学的本质同一性所暗示的那样，质量被化约为数量。把一个健康人和一个糖尿病人之间的差异，化约为体内葡萄糖含量的差异；把一个糖尿病人和一个还未达到肾脏临界点的人进行区分的任务，简单地等同于程度上的数量差别，意味着对各种物理科学精神的服从。这些学科，以一些规律为基础，只有把这些现象化约为某种有共同度量标准的东西，才能够解释它们。为了把一些项引入到构成和从属的关系中，首先应该获得这些项的同质性。正如爱弥尔·梅耶逊（Emile Meyerson）已经表明的那样，人类通过识别实在和数量来获得认识。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尽管科学知识让质量变得无效，使其显得虚幻，但它并未取消它们。数量是被否定了的质量，却不是被取消了的质量。被人眼感知为不同颜色的简单光线在质量上的多样性，被科学化约为波长的数量差异，然而，以数量差异形式存在于波长计算中的，仍然是质量上的多样性。黑格尔认为，通过增加或减少，量变上升为质变。如果一种与质量的关系，并不存在于那个被否定了的、被称为数量的质量中，这一点就完全难以想象。[22]
从这一观点看来，认为病态实际上是生理状态更大或者更小的一种变化，就完全不合理了。要么，这种生理状态被想象为对于这个活着的人来说具有某种质量和价值，因而，把这种在自身的变化中保持一致的价值，引申到其价值和数量与前者都不同而且在根本上相对立的所谓病态中，是很荒谬的。要么，被理解为生理状态的东西，是对数量的一个简单总结，没有生物学价值，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或者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学现象，然而，因为这一状态不具有重要价值，它就不能够被称为健康的、正常的，或者生理的。正常的和生理的，在生物学对象被化约为胶状平衡的和电离的溶液时，就没有意义了。生理学家在研究他所谓的生理的状态时，就这样把它变成了质了，哪怕是无意识地；他把这种状态当作是由生命所质化、且对于生命来说质化了的状态。然而，这种质化了的生理状态，并不能在不断延伸时还始终保持与自己的同一性，直到达到另一种能够无法理解地获得疾病性质的状态。
当然，这并不是说，对病态的功能的条件及其产物的分析，不能够给予化学家和生理学家一些数字上的结果，即比得上用同样的分析（这种分析涉及相应的所谓生理的功能）方法所得到的数字上的结果。但是，更多和更少这两个词，一旦在把病态定义为正常状态的量变时被采用，是否就具有了纯粹的量化的意义，这是值得讨论的。同样值得讨论的，是克劳德·贝尔纳的原则的逻辑一致性：“一种正常的机能所遇到的障碍，如果在量变中增强或变弱，就造成了病态。”正如在谈到布鲁塞的观念时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生理的功能和需要的指令下，人们所说的更多或者更少，是相对于正常而言的。比如，组织的水化作用，就是一个可以用更多或更少这两个术语来表述的事实；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血液中的钙含量。这些在数量上有差别的结果，在实验室中是没有质量、没有价值的，如果实验室和医院或者诊所没有联系的话。在后两种场所，这些结果的数值，要么是非尿毒症的数值，要么是非破伤风的数值。因为生理学处在实验室和诊所的十字路口，这里采用了两种有关生物现象的观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互换。用量的渐变来取代质的反差，并不会取消这种对立。对那些选择采用理论的、度量的观点的人而言，它总会留在脑后。当我们说健康和疾病通过中间状态联系在一起时，当这种连续性变为同一性时，我们忘了，这种差别在两极之上仍然表现了出来。没有它，各种中间状态就不能发挥其中介作用；毫无疑问，人们无意识地，然而不合理地，混淆了对各种同一性的抽象计算和对各种差异的具体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