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当代的精神病医生们在自己的学科里，对正常和病态这两个概念进行了修正和重新解释，而医师和生理学家们明显无意由此得出和他们有关的教训。或许，个中缘由，应该从精神病学通过心理学的中介作用而与哲学发生的密切联系中去寻找。在法国，布朗德尔（Blondel）、丹尼尔·拉加什（Daniel Lagache）和尤金·闵科夫斯基（Eugene Minkowski）在界定病态或非正常的精神状况及其与正常的关系方面，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在《病态意识》（La conscience morbide）中，布朗德尔描述了精神错乱的案例。在其中，病人似乎对人对己都显得无法理解，而且，医生确实有处理的是另一种精神结构的感觉；他试图在病人把自己的体感（cœnesthésie）数据翻译为通常语言的不可能性当中，寻找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医师无法根据病人的讲述，去理解病人的经验，因为病人用通常的概念所表达的，并非他们的直接经验，而是他们对经验的解释。对这些经验，他们已没有足够的概念来表达。
拉加什远没有这样悲观。他认为，在非正常的意识中，必须区分性质的变化和程度的变化；在某些精神病案例中，病人的个性与此前的个性是异质的，在另一些案例中，则存在着一种个性向另一种个性的延伸。和雅斯贝尔斯（Jaspers）一道，拉加什把无法理解的精神病和可以理解的精神病区分开了；在后者的案例中，精神病似乎明显地与先前的精神生活有关。因而，不考虑在理解其他精神病方面的普遍困难，精神病理学所提供的文献资源，在普通心理学中可以得到利用，也是照射正常意识的光源[66，8.08-8]。然而，而且，我们也正想指出的是，这种立场，与前面所提到的里博的立场完全不同。根据里博的说法，疾病，作为实验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在方法论上对等的替代品，达到了难以达到的地步，但却很尊重正常要素的性质——疾病把各种心理功能分解在了那些正常要素中。疾病破坏了组织（désorganise），但却没有改造组织，它暴露了问题却不提供替代方案。拉加什并不承认疾病和实验是类似的。实验要求对现象存在的条件进行深入的分析，同时，也要对各种条件进行严格的界定（为了观察这些条件的影响，人们要让它们不断地变化）。精神疾病不可能在以上任何一个方面与实验相提并论。首先，“自然在其中造成这些经验、精神疾病的条件，是最让人误解的：某种精神疾病的开端，常常不为医生、病人及其身边的人所注意；其精神病理学、病理学解剖都是模糊不清的”[66，8.08-5]。其次，“在把心理学中的病理学方法和试验方法看作是类似的这种幻觉的深处，存在着对精神生活的原子主义和联想主义的表述，一种官能心理学”［同上］。由于不存在可分离的基本的精神现象，病理学症状就无法与正常意识中的因素相比较，因为一种症状只有在临床环境中才有病理学意义。症状表达的是一种整体性的障碍。比如，一种言语的心理运动幻觉，和精神错乱有关，而精神错乱和个性的改变有关[66，8.08-7]。结果是，普通心理学，能够以同样在知识论上合法的方式，来使用精神病理学的数据和在正常人身上观察到的事实。和里博不同，拉加什认为，病态的组织破坏，并不是对正常组织的对称性的翻转。在病态意识中，也可能存在一些在正常状态中没有对等物的形式，而普通心理学可以从它们那里得到丰富：“甚至最异质性的结构，在其内在的研究价值之外，可以为普通心理学提出的问题提供数据；它们甚至会提出新的问题，而精神病理学词汇的一种奇特的独特性，就是接纳那些在正常的心理学中没有对等物的负面表达：我们怎么能不承认，像不协调这样的观念，投射在我们对人类的认识上的新光芒？”[66，8.08-8]
E.闵科夫斯基也认为，精神错乱现象不能够被化约为一种疾病现象，参照普通或正常人的形象或具体观念而确定的疾病现象。当我们说另一个人精神错乱时，我们是出于直观，“是作为人，而不是作为专家”。疯人“越出了常轨”，不是与他人对比，而是与生活对比；他并没有偏离到不同的地步。“通过非正常，一个人把自己与人类和生活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分离开来了。而正是非正常，向我们展示了，同时，因为以一种特别极端惊人的方式，又完好地隐藏了，一种完全‘奇异’（singulière）的生存形式的意义。这种状况解释了为什么‘生病’并不能完全穷尽精神错乱这种现象。当‘不同’这个词在表示性质时，我们获得了一个角度，让它进入了我们注意的范围，并且，面对从这一角度进行的精神病理学思考，它直接地保持着开放。”[84，77]根据闵科夫斯基的说法，精神错乱或者精神上的非正常展现了自己的特征。他相信这些特征并不局限在疾病的概念中。首先，在非正常中，负面的东西占据了首位；当善浸染着生命的活力，并且在“为了扩展与这一即将成型的标准有关的每一个概念化的定则而持续的进步中”[84，78]找到了自身的意义时，恶就远离了生命。在身体领域，情况难道不是一样吗？难道不正是因为存在着疾病，人们才讨论健康吗？然而，根据闵科夫斯基的说法，精神疾病是一个比疾病更直接的生命范畴：身体的疾病能够引发高级的经验的精确性，和更好的明确的标准化；身体的疾病并没有破坏同类生物间的和谐，病人在我们面前是什么样，在他自己面前也是什么样，然而，精神上的非正常，对其自身的状态，毫无意识。“个体在精神异常范围内的统治地位，远甚于他在身体领域的统治地位。”[84，79]
在后一点上，我们并不赞同闵科夫斯基的观点。和勒利希一样，我们认为，健康就是生命处在器官的沉默中，而且，最终，在生物学上正常的，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只有通过对标准的违反才能够显示出来，而且，这种关于生命的具体的，或者说科学的意识，只有通过疾病才能够存在。我们同意西格里斯特所说的“疾病造成分隔”[107，86]，而且，即便是“这种分隔并没有造成人们的疏远，而是相反，让人们更加接近病人”[107，95]，没有一个敏感的病人不会注意健康人为了接近他而强行实施的放弃和限制行为。我们同意戈尔德斯坦的说法，病理学中的标准首先是一种个体标准[46，272]。总之，我们认为，像闵科夫斯基（他对柏格森哲学的同情，表现在《精神分裂》［La schizophrénie］或《过去的时间》［Le temps vécu］等著作中）那样，把生命看作是一种超验的动力，就是迫使自己把身体的非正常和精神的非正常同样对待。作为闵科夫斯基的赞同者，艾（Ey）写道：“正常不是一种和社会概念发生联系的方式，它不是对现实的一种判断，而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个有限的观念，定义了一个人的心理能力的最大值。正常没有上限。”[84，93]在我们看来，完全可以用“身体的”（physique）来替换“心理的”（psychique），以便能够纠正生理学和机体疾病医学，在不怎么关心其准确意义的情况下，每天所使用的那个关于正常的概念。
然而，这种漫不经心也有其合理的理由，尤其是对实践的医师来说。那就是，最终，是病人们自己最频繁地判断着，而且是从非常不同的观点来判断，他们是否再也不正常了，或者他们是否已经回到了正常。如果一个人的未来几乎总被认为是从过去的经验开始的，那么，对他来说，再次变得正常，就意味着采取一种非连续性的行动，或者至少，根据个体趣味或者环境的社会价值，而采取一种被认为是对等的行动。即便这种行动被减少了，即便可能的行动不及以前多样化和灵活，个体也并不总会细致地考虑它。从病人几乎陷入的那个虚弱的或者苦难的深渊中，实质的东西出现了；这个实质的东西，就是徒劳地逃离。比如，近期检查的一个年轻人，跌落在了来回运动着的锯子上，在其手臂往上四分之三处被横切了一道口，但其内部的血管神经束并未受到伤害。一台及时而谨慎的手术可以让手臂得救。其手臂表现出了全部肌肉的萎缩，包括前臂。整个手臂都是冰凉的，手掌发紫。在电子检查中，整个伸肌群表现出了一种纯粹退化的反应。前臂的弯曲、伸张和反掌运动都受到了限制（弯曲仅限于45°内，伸张仅限于170°左右），而内转差不多是正常的。伤者很高兴地知道恢复他手臂的大部分功能是可能的。诚然，与另一只手臂相比，那只受伤的、并经过受伤恢复的手臂，从营养和功能的角度来看，是不正常的。然而，大体上说（en gros），这个人还是会继续这项他已经选择的或者环境委派给他的职业，如果不是被逼的话。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有生存的理由，哪怕是很庸俗的理由。从现在起，即便这个人得到了相应的技术成果，能够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做出复杂的手势，根据以前的标准，他仍然会得到社会的赏识，他仍然还是一个修车匠或者司机，但不是从前的修车匠或者司机。伤者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因为他的受伤，他从此会缺少一系列神经肌肉的适应和即兴动作，即失去他或许从未（这完全是因为缺少机会）用来提高他的效率或者超越自己的那种能力。伤者认为，他没有任何明显的残疾。这种伤残观，必须从医学专家的角度得到研究，而且这位专家不能仅仅在机体中看到一架其效率要通过数字化来计算的机器，他还应该是合格的心理学家，会从恶化而不是从百分比的角度来看待损伤。[23]然而，一般来说，这样的专家从事心理学研究，仅仅是为了追踪病人展示给他们的请愿精神病（psychoses de revendication），并为了讨论暗示病（pithiatisme）。尽管如此，从业的医师们常常很高兴地同意他们的病人根据自己个体的标准来对正常和非正常进行定义，当然，除非病人自己对动植物细微的生理解剖状况产生了严重的误认。我们记得曾在一次手术中见过一个内心纯朴的农场工人。他的两条胫骨都被车轮压断了。而他的雇主没有送他去治疗，因为雇主怕别人知道自己要担负一定的责任。他的胫骨以一个钝角相交。在受到邻居谴责后，此人被送往医院。他的胫骨必须被重新切断并复位。很明显，做出这一决定的科室主任头脑中人腿的图像，与这个可怜人和他的雇主头脑中的图像不一样。同样清楚的是，他所采用的标准，将不会令让·布安（Jean Bouin）和谢尔盖·里法尔（Serge Lifar）感到满意。
雅斯贝尔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次，在医学上确定正常和健康，存在着困难：“对‘健康和疾病’这两个词的意义，考察得最少的，恰恰是医生。他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考虑生命现象的。是患者的意见和周围环境中的主流观点，而不是医生的判断，决定了什么叫‘疾病’。”[59，5]在今天和过去赋予疾病这一概念的不同意义中，我们发现，其中的共同点在于，它们构成了一种对潜在价值的判断。“疾病是表示无价值的一般性概念，包含了所有可能的负面价值。”[59，9]生病，就是变得有危害，或者不被欢迎，或者社会价值降低等。反过来，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希望从健康中得到什么，是很明显的，而且，这赋予了身体疾病这一概念一种相对稳定的意义。受欢迎的价值是“寿命、长寿、进行繁衍和体力劳动的能力、力量、抗疲劳、没有伤痛、在对存在的愉快的感觉之外对身体的注意越少越好的那种状态”[59，6]。然而，医学的构成，并不在于思考这些通俗的概念，以便得到一个有关疾病的一般性概念。它真正的任务在于，确定哪些现象是生命攸关的（人们因此可以说自己病了）、它们的起源、它们的演化规律、对它们进行修正的行动等。关于价值的一般性概念，在有关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概念中被具体化了。然而，尽管在这些经验主义的概念中，全部的价值判断都明显消失了，医师还是坚持谈论疾病，因为医学活动，通过临床问询和治疗，与病人及其价值判断发生了关联[59，6]。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医师们对一个在他们面前显得很粗糙和玄妙的概念毫无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诊断和治疗。原则上，治疗意味着把某种功能或者器官恢复到它们所偏离的标准上。医师们通常从他们的生理学（被称为研究正常人的科学）知识中，从他们有关机体功能的实际经验中，从对特定时期社会环境中的标准进行的共同表述中，来获取他们的标准。在这三项权威中，生理学将他带得最远。现代生理学，呈现为与荷尔蒙调节和神经功能调节有关的功能常数的经典汇集。这些常数被称为正常，因为它们确定了一般性的特征，其中大部分通常都可以观察到。然而，它们被称为正常，还因为它们完美地进入了被称为治疗的那个标准化的活动。生理学常数，因此在统计学意义上意味着正常。这是一个描述性的意义，而从治疗学的意义上讲，是一个标准化的意义。然而，关键在于要搞清楚，是否是医学将这个描述性的和纯理论性的概念，转化（如何转化？）成了生物学的理想，或者，医学，在从生理学那里接受了事实这一概念和常规的功能常数后，是否也不会接受（或许在生理学家不知道的情况下）标准意义上的标准概念。而且，关键在于要搞清楚，医学在这一过程中，是否不会从生理学那里要回它曾经给予的东西。这个难题，正是现在要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