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赫胥黎教授 著
关于人类和猿类脑部构造的差异性质和差异程度，早在15年前已发生了争论，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虽然现在所争论的主要问题同以往已经完全不同了。最初有人一再异常顽固地断言，一切猿类的脑，甚至最高等猿类的脑，都和人类的脑有所不同，因其缺少诸如大脑半球的后叶以及这等后叶中所包含的侧室后角和小海马体（hippocampus minor）等那样的显著构造，而这些构造在人类中都是非常明显存在的。
问题中的这三种构造在猿脑中发育之良好，同人类无异，或者说甚至更好；而且具有良好发育的这三部分乃是一切灵长类的特征（如果狐猴类除外），这一真实情况的基础之稳固有如比较解剖学中的任何命题。再者，一长系列的解剖学家，凡是近年来特别注意到人类和高等猿类大脑半球表面上复杂的脑沟（sulci）和脑回（gyri）的排列者，无不承认它们在人类和猿类中的配置形式都是完全一样的。黑猩猩脑的每一个主要脑沟和脑回都明显地代表着人脑的这等部分，所以应用于人脑的专门术语完全可以应用于猿脑。关于这一点，已没有任何不同的意见了。数年前比肖夫教授曾就人类和猿类的脑旋圈发表过一篇论文；⑴我的这位博学同事的目的肯定不在于降低猿类和人类关于这方面的差异价值，所以我愿引述该文如下：
“猿类尤其是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在其体制上同人类很接近，比同任何其他动物都更加接近得多，这是众所熟知的一个事实，已无所争论。单以体制的观点来看事物，大概没有人再对林奈（Linnaeus）的观点进行争论，即，人类仅仅作为一个特殊的物种，也应被置于哺乳动物以及猿类之首。人类和猿类的一切器官表明了它们的亲缘关系如此之近，以致为了证实它们之间确有差异存在，还需要进行极精确的解剖研究。对于脑部也要如此。人类、猩猩、黑猩猩以及大猩猩的脑尽管有非常重要的差异，但彼此还很接近”（原著101页）。
至于猿脑和人脑在基本性状上的相似已无争论余地了；甚至黑猩猩、猩猩和人类的大脑半球上脑沟和脑回的排列细节也表现了惊人的密切相似性，对此亦无任何争论的余地。高等猿类的脑和人脑之间在差异性质和差异程度上也不存在任何严重的问题。众所周知，人类的大脑半球绝对的和相对的大于猩猩和黑猩猩的这一部分；其前叶由于眶脊向上隆起，因而凹入较少；人类的脑回和脑沟的配置通常都对称较差，并且呈现了较大数量的次级褶。而且，众所共认，人类的颞颥后头裂（temporo-occipital）、即“外垂直”裂通常不甚显著，而这是猿脑的一个强烈显著的特征。但这等差异显然并不构成人脑和猿脑之间的明确界限。关于葛拉条雷所谓的外垂直裂，例如人脑的，特纳教授有如下记述⑴：
“在一些人脑中，它简单地表现为大脑半球边缘的一种齿痕，但在另外一些人脑中，它却伸长到一定距离，多少横向外出。我曾见到，它在一只女脑右半球上向外逾出二英寸以上；在另一个标本上，也是右半球，它向外逾出十分之四英寸，然后向下延伸，直达半球外表面的较低边缘。在大多数四手类动物中，这种脑裂沟是有显著特征的，相比之下，大部人脑的这种裂沟就不那样完全明确了，其所以如此，乃是由于人脑具有某种表面的、十分显著的次级旋圈，以沟通诸裂沟，并把颅顶叶（parietal lobe）和后头叶（occipital lobe）连接在一起了。这等第一级的起沟通作用的脑回位置同纵向沟裂愈近，则颅顶后头的外在沟裂就愈短”（原著12页）。
因此，葛拉条雷所谓的外垂直裂的消失，并不是人脑的一种固定特性。另一方面，它的充分发育也不是高等猿类脑的一种固定特性。因为，在黑猩猩脑的这一侧或那一侧外垂直脑回由于起沟通作用的脑旋圈而或多或少强烈消失的情况，已由罗尔斯顿（Rolleston）教授、马歇尔先生、布罗卡以及特纳教授一再予以记载。特纳教授在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专门论文中写道：⑵
“葛拉条雷曾试图形成一种概念，把第一级起连接作用的脑旋圈的完全缺如以及次级脑旋圈的隐蔽作为黑猩猩脑的基本特征，但刚才描述的这种动物脑的三个标本证明了这一概念决不能普遍应用。只有一个标本的脑在这等特点上符合葛拉条雷所表明的法则。关于起沟通作用的上部脑旋圈，我以为它是存在于一个脑半球之上的，至少迄今为人所绘出的或所描述的多数黑猩猩脑是如此。起沟通作用次级脑旋圈的表面位置显然较不常见，我相信，到目前为止只见于这份报告中所记载的A脑。两个脑半球上的旋圈排列是不对称的，以往的观察家们对此已有所描述，在这些标本中也得到了清楚的图示。”（8,9页）
颞颥后头脑沟或外垂直脑沟的存在，即便说是高等猿类和人类之间的一个区别标志，但阔鼻猴类脑的构造使这种作为区别的性状的价值很可怀疑了。事实上，尽管颞颥后头脑沟为狭鼻猴类、即旧世界猴类的最固定的一种性状，但在新世界猴类中，它的发育从来不很强烈；在较小的阔鼻猴类中根本没有这种性状；在僧面猴（Pithecia）中它的发育是残迹的；⑶在蛛猴（Ateles）中它已经被起沟通作用的脑旋圈或多或少地所消除。
在单独一个类群范围内如此容易变异的一种性状不会有任何重大的分类价值。
已经进一步证实，人脑两侧旋圈的不对称程度有很大个体变异；而且在经过检查的布什门（Bushman）族的那些个体中，其两半球上的脑回和脑沟远不如欧洲人的复杂，但比他们的对称，然而，在黑猩猩的一些个体中，脑回和脑沟的复杂性和不对称性却是值得注意的。布罗卡所绘制的一只幼小雄猩猩的脑，其情况尤其如此（《灵长目》，L'ordre des Primates，165页，图11）。
再者，就脑的绝对体积问题来说，已经证明最大的和最小的健康人脑之间的差异，比最小的健康人脑同最大的黑猩猩脑或猩猩脑之间的差异为大。
还有一种情况使猩猩脑和黑猩猩脑同人脑相类似，而同低等猿类的脑有所区别，这就是前者具有两个ru头体（corpora candicantia）——而犬猿这一类（Cynomorpha）只有一个。
鉴于这等事实，在这1874年我毫不踌躇地重复并坚持1863年我提出的主张：⑴
“就脑部构造来说，显然，人类同黑猩猩或猩猩之间的差异，甚至小于后者同猴类之间的差异，而且，黑猩猩脑同人脑之间的差异，如黑猩猩脑同狐猴脑之间的差异相比，就几乎微不足道了。”
在我以前引用的那篇论文里，比肖夫教授并不否认这一叙述的第二部分，但第一，他文不对题地说，如果一个猩猩脑和一个狐猴脑很不相同，那是毫不足怪的；第二，他继续断言，“如果我们连续地以人脑同猩猩脑相比较，以猩猩脑同黑猩猩脑相比较，以黑猩猩脑同大猩猩脑相比较，以次及于长臂猿（Hylobates）、天狗猴（Semnopithecus）、鼯猴（Cynocephalus）、长尾猴（Cercopithecus）、猕猴（Macacus）、卷尾猴（Cebus）、绢毛猴（Callithrix）、狐猴（Lemur）、懒猴（Stenops）和狨（Hapale），我们在脑旋圈发育程度上所看到的间隙并不比人脑同猩猩脑或黑猩猩脑之间的间隙更大，甚至相等。”
对此我回答如下：第一，不论这一主张的真伪如何，都同《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所提出的主张毫无关系，该书所讨论的并非仅仅是脑旋圈的发育，而是脑的整个构造。如果比肖夫教授不厌其烦地阅读一下他所批评的该书第96页，实际上他将会看到下文：“值得注意的一个情况是，就我们现有知识所能达到的来说，在猿猴类脑的一系列类型中存在着一种真正的构造上的间隙，而这种间隙并不存在于人类和类人猿之间，而是存在于较低等的和最低等的猿猴类之间，换句话说，即存在于旧世界的和新世界的猿类、猴类和狐猴类之间。每一种已经被检查过的狐猴的小脑实际上都是可以部分地从上面看得见的；它的后叶及其所包含的后角（posterior cornu）和小海马体或多或少都是残迹的。相反，每一种狨、美洲猴、旧世界猴、狒狒或类人猿的小脑在其后方为大脑叶所遮蔽，都是完全隐匿不露的，并且有一个大型后角以及一个十分发育的小海马体。”
这一叙述是根据当时已知的严格准确的有关记载作出的；而且在我看来，此后虽然发现合趾猿（siamang）和吼猴（howling monkey）的小脑后叶相对地不甚发育，但这一叙述显然并未因此而减弱其力量。尽管这两个物种的小脑后叶例外地短小，还没有任何人会以此为借口说，它们的脑以最轻微的程度接近狐猴类的脑。如果不把狨类置于它的自然位置之外，像比肖夫教授最令人不解地所做的那样，则可把他所选用的那些动物系列排写如下：人类，猩猩，大猩猩，长臂猿，天狗猴，鼯猴，长尾猴，猕猴，卷尾猴，绢毛猴，狨，狐猴，懒猴，我敢再次重申，在这一系列中，狨和狐猴之间的间隙最大，这一间隙比这一系列中任何其他二类之间的间隙都大得多。比肖夫教授忽视了在他撰写该文很久以前葛拉条雷就提出的一个事实，即，完全根据大脑的性状就可以把狐猴类分出于灵长目之外；弗劳尔教授在描述爪哇懒猴的过程中曾做过如下观察：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猴类、即阔鼻猴类群的较低成员，普通被认为在后叶以外的其他方面都同大脑半球态短的狐猴类相接近，就后叶的发育来说，其中没有一种猴类是同狐猴类接近的。”
过去十多年来如此众多的研究者所做的研究大大地增进了我们的知识，就成熟的脑的构造而言，这些知识充分证明了我在1863年所做的叙述。据说，即使承认人类和猿类的成熟的脑是彼此相似的，但其实它们之间的差异还是重大的，这是因为它们在发育方式上表现了根本的差异。如果这等发育的根本差异确实存在的话，恐怕我比任何人都乐意承认这一论点的力量。但我否认确有这等根本差异存在。相反，人类和猿类的脑在发育上却是根本一致的。
引起葛拉条雷作出有关人类和猿类的脑在发育上存在根本差异的论述；在于他认为：在猿类中，脑沟最先出现在大脑半球的后区，而在人类胎儿中，脑沟最初出现在脑的前叶⑵。
这一论述总的是以两种观察为基础的，其一，有一只快要生产的长臂猿，其后部脑回十分发达，而前叶的脑回则“几乎看不见”⑶（原著，39页）；其二，有一个怀孕22个或23个星期的人类胎儿，它的脑岛还没有被覆盖起来，尽管如此，“脑前叶仍有齿痕，一种不很深的裂沟显示着脑后叶的分离，其沟甚浅，与其发育期相应。而脑之其余表面则处于完全平滑状态”。
该书第二图版的1、2、3图只示明了这个大脑半球的上面、侧面和下面，而未示明其内面。值得注意的是，该图决不能证明葛拉条雷的描述，因为大脑半球后半部表面上的裂沟（前颞）比前半部所模糊显示的任何裂沟都更显著。如果该图是正确的话，则决不能证明葛拉条雷的结论是正确的。他的结论是：“在美发猴和长臂猿的脑同人类胎儿的脑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即人类的颞颥脑沟未出现之前，额部脑沟久已存在。”
然而，自从葛拉条雷时代以来，关于脑回和脑沟的发育，已由施密特（Schmidt）、比肖夫、潘施（Pansch）⑴等人重新进行了研究，尤其埃克尔的研究⑵不仅是最近完成的，而且是迄今最完善的。
他们研究的最后结果可总结如下：
1．人类胎儿的西耳维厄斯氏裂（Sylvian fissure）是在怀孕的第三个月内形成的。在第三个月和第四个月，大脑半球平滑而圆（西耳维厄斯氏凹除外），远远向后突出于小脑之外。
2．所谓真正的脑沟是在胎儿的第四个月末到第六个月初这段时间内才开始出现，但埃克尔慎重地指出，不仅它们的出现时期，而且它们的出现次序都有相当的个体变异。然而，无论额部脑沟或颞颥脑沟都不是最早出现的。
事实上最早出现的是在大脑半球的内面（无疑，葛拉条雷似乎没有检查过胎儿的内面，所以忽略了这一点），无论内垂直脑沟（即顶枕脑沟）或小海马脑沟都是这样，此二者密切接近，终于合二而一。通常顶枕脑沟（occipito-parietal）在二者之中较先出现。
3．在上述期间较晚阶段，另一种脑沟，即“顶后脑沟”（posterio-parietal）或罗兰德氏裂（Fissure of Rolando）发育了，继此，至胎儿的六个月期间内，其他额叶、颅顶叶、颞颥叶和枕叶的重要脑沟发育了。然而，还没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中某一种脑沟永远出现在另一种脑沟之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埃克尔所描述的和绘制的这一时期的脑（见原著212—213页，第二图版，1、2、3、4图）示明，作为猿脑的显著特征的前颞颥脑沟（平行裂Scissure parallèle），其发育如果不比罗兰德氏裂更好，至少也是一样的，前颞颥脑沟比正常的额部脑沟要显著得多。
根据现今已知的事实，我以为人类胎儿的脑沟和脑回的出现次序，同进化的一般原理以及人类是从某种与猿相似的类型进化而来的观点完全符合；虽然那种与猿相似的类型在许多方面同现今生存的灵长类任何成员都不相同。
50年前，冯·贝尔教导我们说，亲缘关系相近的诸动物在其发育过程中最初带有它们所属的那较大类群的性状，以后逐渐地呈现它们那一科、属和种所专有的那些性状；同时他也证明了，一种高等动物的任何发育阶段都不会同任何低等动物的成熟状态确切相似。可以十分正确地说，一只蛙曾经通过一条鱼的状态，因为在其生命的某一时期，蝌蚪具有一条鱼的所有性状，如果它不再进一步发育，势必要被列入鱼类之中。但同等正确的是，一个蝌蚪同任何已知的鱼都很不相同。
同样地，五个月人类胎儿的脑可以被正确地说成不仅是一种猿的脑，而且可以说成是一种钩爪类（Arctopithecine）*的或一种同狨相似的猿的脑；这是因为它的大脑半球具有大的后叶，而且除了西耳维厄斯氏脑沟和小海马脑沟外，并无其他任何脑沟，这种特性只有在灵长目的钩爪类中才能找到。但同等正确的是，正如葛拉条雷所说的，在其宽阔的西耳维厄斯氏裂方面，它同任何真正的狨都不相同。毫无疑问，它同一只狨的令期较大的胎儿的脑就要相似得多。但我们对狨类脑的发育情况却一无所知。关于阔鼻猴类（Platyrhini），我所知道的唯一观察是由潘施做的，他发现一只卷尾猴（Cebus apella）胎儿的脑除了西耳维厄斯氏裂和深的小海马裂之外，仅有一个很浅的前颞颥裂（即葛拉条雷所谓的“平行裂”）。
像松鼠猴（Saimiri）那样的阔鼻猴类具有前颞颥脑沟，它们仅在大脑半球的外部前一半表现有脑沟的残迹，或根本全无，这一情况以及上述事实毫无疑问为葛拉条雷的假说提供了良好的证据，即，他认为阔鼻猴类的后脑沟出现在前脑沟之前。但是，决不能因此就把适用于阔鼻猴类的规律扩充到狭鼻猴类。关于犬猿类的脑，我们还没有掌握任何材料；关于类人猿，除了上述有关即以诞生的长臂猿的脑以外，并无其他记载。现在，没有一点证据可以阐明黑猩猩的或猩猩的脑沟的出现次序和人类的不同。
葛拉条雷以如下格言开始了他的序文：“在科学上急于下结论，极为危险。”我恐怕他在其著作中讨论人类和猿类的差异时一定忘记了这一正确的格言。毫无疑问，这位优秀的作家对于正确理解哺乳动物的脑还是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最卓越贡献，如果他活到今天，从这方面研究的进展得到益处，他大概会首先承认他的研究数据是不够充分的。不幸的是，他的结论被那些不懂得其基本原则的人们用来作为支持愚昧主义的论据了⑴。
但重要的是应该指出，葛拉条雷在其关于颞颥脑沟或额部脑沟相对出现次序的假说中无论是对还是错，事实仍然是存在的，即，在颞颥脑沟或额部脑沟出现之前，人类胎儿的脑所呈现的性状只有在灵长目的最低等类群中（狐猴类除外）才能找到；如果人类从某一类型逐渐变化而成，而这一祖先类型同其他灵长类所来自的类型正好相同，那恰恰是我们所期待的确应如此的情况。
* * *
⑴《人类大脑的裂纹》（Grosshirnwindungen des Menschen），1868年，96页。这位作者以及格拉条雷（Gratiolet）和艾比（Aeby）的关于脑的结论，均经赫胥黎教授讨论过，见本版序言中提及的那篇附录。
⑵《生理学讲义》（Lec.sur la Phys），1866年，890页，达利（M.Dally）在《灵长目与进化论》（L'Ordre des Primates et le Transformisme，1868年，29页）中加以引用。
*即狂犬病。——译者注
⑶林赛（W.L.Lindsay）博士在《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Mental Science），1871年7月；以及《爱丁堡兽医评论》（Edinburgh Veterinary.Review），1858年7月，相当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⑷一位评论家非常激烈而轻蔑地批评了我在这里所说的[《不列颠每季评论》（British Quarterly Review），1871年10月1日，472页]，但我并没有用“相等”这个字眼，我看不出我有多大错误。在我看来，两种不同动物因感染同样疾病而产生同样的或密切相似的结果，与对两种不同液体用同样化学试剂所进行的测定，是非常近似的。
⑸《巴拉圭哺乳动物志》（Naturgeschichteder Sugethiere von Paraguay），1830年，50页。
⑹有些在等级上低得多的动物也有同样的嗜好。尼科尔斯（A.Nicols）先生告诉我说，他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养了三只灰色袋兔（Phaseolarctus cinereus），一点也没有教过它们，就对朗姆酒和吸烟有强烈的嗜好。
⑺布雷姆，《动物生活》（Thierleben），第1卷，1864年，75,86页。关于美洲蛛猴（Ateles），参阅105页。关于其他相似记载，见25,107页。
⑴林赛博士，《爱丁堡兽医评论》，1858年7月，13页。
⑵关于昆虫，参阅莱科克（Laycock）博士的《生命周期性的一般法则》，原载《不列颠学会会报》，1842年。麦卡洛克（Macculloeh）曾见到一只狗患间日疟，见《西利曼北美科学杂志》（Silliman's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第17卷，305页。以后我还要重谈这个问题。
⑶关于这一点，我曾在我著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第2卷，15页举出过证据，此外还可补充更多的证据。
⑷许多种类的雄性猿猴确能分别人类的男女，最初凭嗅觉，其次凭外貌。尤雅特（Youatt）先生在伦敦动物园长期从事兽医工作，是最细心、最敏锐的观察家，他曾为我证实此事，动物园的其他饲养员和管理员的说法也相同。安德鲁·史密斯和布雷姆说，狒狒也能如此。权威人士居维叶也多次谈过此事。我以为人类和猿类所共有的现象，其恶劣程度莫有过于此者。有人说，狒狒见到妇女就发狂，但并非见到所有妇女都如此，它能从众人中识别年幼的妇女，以奇特的声音和容态召唤之。
⑸这是小圣·伊莱尔（Isidore Geoffroy St.Hilaire）和弗·居维叶（F.Cuvier）对犬面狒狒（鼯猴）和类人猿所做的论述，见《哺乳动物志》（Hist.Nat.des Mammifères），第1卷，1824年。
⑹赫胥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Man's Place in Nature），1863年，34页。
⑴《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1863年，67页。
⑵人的胚胎图（图1）采自埃克（Ecker）的《生理图解》（Icones Phys.），1851—1859年，表ⅩⅩⅩ，图2。这个胚胎的长度为0.833英寸，所以绘图时放大很多。狗的胚胎图采自比肖夫的《狗卵发育史》（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Hunde-Eies），1845年，表Ⅺ，图42B。这幅图放大五倍，胎龄25天。两幅图中内脏皆略去，子宫附属物亦从略。我所以刊登这两幅图，是受赫胥黎教授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所启发。赫克尔在他的《自然创造史》中也登过相似的图。
⑴怀曼（Wyman）教授，《美国科学院院报》（Proc.of American Acad.of Science），第4卷，1860年，17页。
⑵欧文（Owen），《脊椎动物解剖学》（Anatomy of Vertebrates），第1卷，533页。
⑶《关于人类的大部分脑旋图》（DieGrosshirnwindungen des Menschen），1868年，95页。
⑷《脊椎动物解剖学》，第2卷，553页。
⑸《博物学会会刊》（Proc.Soc.Nat.Hist.），波士顿，第9卷，1863年，185页。
⑹《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65页。
⑺当我读到卡内斯垂尼（Canestrini）的一篇有价值的论文——《原始人类的残迹器官的特征》（Caratteri rudimentali in ordine all'origine dell'uomo），原载《摩德纳自然科学协会年报》（Annuario della Soc.d.Nat.,Modena），1867年，81页——之前，我已经写完了这一章的草稿；我从此文中受益颇多。赫克尔在《普通形态学》和《自然创造史》两书中以“无目的论”（Dysteleology）的标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可称赞的全面讨论。
⑴莫利（Murie）和米伐特（Mivart）两位先生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些很好的评论，见《动物学会学报》（Transact.Zoolog.Soc.），第7卷，1869年，92页。
⑵《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317,397页；《物种起源》，第五版，535页。
⑶例如，理查德（M.Richard）描述和图示他称为“手上足肌”（muscle pédieux de la main）的残迹状态，他说它有时是“非常微细”的。叫做“后胫肌”（1e tibial postérieur）的肌肉一般在手中完全缺无，但它却时时以或多或少的残迹状态出现。
⑷特纳教授，《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刊》（Proc.RoyalSoc.Edinburgh），1866—1867年，65页。
⑴参阅《人类和动物的表情》（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1872年，144页。
⑵卡内斯垂尼引用海塔尔（Hyrtl）的材料，表明有同样情况，见《摩德纳自然科学协会会报》，1867年，97页。
⑶皇家学会会员托因比，《耳病》（The Diseases oftheEar），1860年，12页；卓越的生理学家普瑞尔（Preyer）教授告诉我说，他最近对外耳的机能作了试验，得出与此相似的结论。
⑷麦卡利斯特（A.Macalister）教授，《博物学年刊杂志》（Annals and Mag.of Nat.History），第7卷，1871年，342页。
⑸米伐特，《基础解剖学》（Elementary Anatomy），1873年，396页。
⑴参阅莫利和米伐特两位先生的优秀论文，其中附有狐猴亚目（Lemuroidea）的耳的绘图，见《动物学会会报》，第7卷，1869年，6,90页。
⑵《关于达尔文所论的尖耳》（Ueber das Darwin'sche Spitzohr），见《解剖学和生理学文献集》（Archiv für Path.Anat.und Phys.），1871年，485页。
⑶《人类和动物的表情》，136页。
⑴参阅米勒（Müller）的《生理学原理》（Elements of Physiology），英译本，第2卷，1842年，1117页。欧文（Owen），《脊椎动物解剖学》，第3卷，260页。关于海象，《动物学会会报》，1854年11月8日。再参阅诺克斯（Knox）的《伟大的艺术家和解剖学家》（Great Artists and Anatomists），106页。这一残迹物在黑人和大洋洲人中比在欧洲人中显然多少大一点，参阅卡尔·沃格特的《人类讲义》（Lectures on Man），英译本，129页。
⑵洪堡（Humboldt）关于南美土人所具有的嗅觉能力的记载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已被其他人士所证实。乌泽（M.Houzeau）断言，黑人和印第安人能在黑暗中根据气味来认人，见《心理能力的研究》（Etudessur les FacultésMentales），第1卷，1872年，91页。奥格尔（W.Ogle）博士就嗅觉与嗅区（Olfactory region）黏膜的以及皮肤的色素物质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些奇妙的观察，据此我才谈到黑色人种的嗅觉优于白色人种，参阅他的论文，《外科学学报》（Medico Chirurgical Transactions），伦敦，第53卷，1870年，276页。
⑴《心理的生理学和病理学》（The Physiology and Pathology of Mind），第2版，1868年，134页。
⑵埃舍里希特（Eschricht），《论人类身体的无毛》（Ueber die Richtung der Haare am menschlichen Krper），见米勒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文献集》（Miiller's Archiv für Anat.und Phys.），1837年，47页。以后我将常常引用这篇非常奇妙的论文。
⑶佩吉特，《外科病理学讲义》（Lectures on Surgical Pathology），第1卷，1853年，71页。
⑷同⑵，40,47页。
⑸参阅《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327页。勃兰特教授最近寄给我另一件事例：有一父及其子，生于俄国，具有这等特性。我从巴黎收到这两个人的画像。
⑴韦布（Webb）博士，《人类和类人猿的齿》（Teeth in Man and the Anthropoid Apes），卡特·布莱克（Carter Blake）博士曾予引用，见《人类学评论》（Anthro pological Review），1867年7月，299页。
⑵欧文，《脊椎动物解剖学》，第3卷，320，321,325页。
⑶《关于头骨的原始形态》（On the Primitive Form of the Skull），英译本，见《人类学评论》，1868年10月，426页。
⑷蒙特加沙（Montegazza）从佛罗伦萨写信告诉我，他最近对不同人类种族的最后一个臼齿进行了研究，他得出同本书一样的结论，即，在高等的或文明的诸种族中，这个臼齿正走向萎缩和消灭的途中。
*树袋熊为一种貌似小熊的无尾动物，即Phascolarctos cinereus，栖于树上，澳大利亚产。——译者注
⑸欧文，《脊椎动物解剖学》，第3卷，416，434,441页。
⑹《摩德纳自然科学协会年报》，1867年，94页。
⑺马丁斯（M.C.Martins），《论生物界的一致性》（Del'Unité Organique），见《两个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1862年6月15日，16页。赫克尔，《普通形态学》，第2卷，278页，他们二人都曾谈到这一残迹物有时会引起死亡的奇特事实。
⑴关于它的遗传性，参阅斯特拉瑟斯博士的论文，见Lancet医学杂志，1873年2月15日，以及另一篇重要论文，见同杂志，1863年1月24日，83页。我听说诺克斯博士是注意人类这一特殊构造的第一位解剖学者，参阅他的《伟大的艺术家和解剖学家》，63页。再参阅格鲁勃（Gruber）博士的有关这一骨突的重要论文，见《圣彼得堡皇家学会会刊》（Bullelinde l'Acad.Imp.de St.Pétersbourg），第12卷，1867年，448页。
⑵米伐特先生，《科学协会会报》（Transact.Phil.Soc.），1867年，310页。
⑶《关于直布罗陀的洞穴》（On the Caves of Gibraltar），见《史前考古学国际会议报告书》（Transact.Internat.Congress of Prehist.Arch.），第三届会议，1869年，159页。怀曼最近阐明，来自美国西部和佛罗里达古代坟墩中的人类遗骸具有此孔的，占31%。黑人常具此孔。
*古石器时代的后半。——译者注
⑷考垂费什（Quatrefages）最近搜集了有关这个问题的证据，见《科学报告评论》（Revue des Cours Scientifiques），1867—1868年，625页。弗莱施曼（Fleischmann）在1840年曾展出过一个人类婴儿的标本，具有一条包含一些椎体的尾，这种情形并不多见；这条尾曾被出席埃尔兰根（Erlangen）自然科学者大会的许多解剖学者们严密地检查过，见马歇尔（Marshall），《荷兰的动物学文献》（Niederlndischen Archiv für Zoologie），1871年12月。
⑸欧文，《关于四肢的性质》（On the Nature of Limbs），1849年，114页。
⑴洛伊卡特，见托德编的《解剖学全书》（Todd's Cyclop.ofAnat.）。男人的这一器官只有三至六赖因（1ines，十二赖因为一英寸）长，但像如此众多的其他残迹部分那样，它在发育上以及其他性状上都是容易变异的。
⑵关于这个问题，参阅欧文的著作，《脊椎动物解剖学》，第3卷，675，676,706页。
⑶比昂科尼（Bianconi）在最近发表的一部附有精美雕版图的著作[《达尔文学说与生物独立创造论》（La Théorie Darwinienne et la création dite indépendante），1874年]中，力图阐明上述诸例以及其他各例中的同源构造可以依据与其用途相一致的机械原理得到充分的解释。他对这等构造如何美妙地适应其终极目的所做的阐明，实为他人所莫及；但我相信，这种适应性可以通过自然选择得到解释。在讨论蝙蝠的翼时，我以为他所提出的仅仅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原理（借用奥古斯特·孔德的用语），即“保全此动物的哺乳性质”。他只在少数几个事例中讨论过残迹器官，而所说的仅是那些不完全呈残迹状态的部分，如猪和牛的小蹄，而这与实质性问题根本无关，他明确指出这等残迹器官对动物还有作用。不幸的是，他没有考虑过以下事例，如牛的永不穿出牙龈的小牙，雄四足动物的乳房，存在于密闭翅盖之下的某些甲虫的翅，各式各样花的雄蕊和雌蕊的痕迹，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这等事例。虽然我十分赞扬比昂科尼教授的著作，但大多数自然科学者今天所持的信念，在我看来，是不可动摇的，即，仅仅根据适应原理，残迹构造是不能得到解释的。
⑴古尔德（B.A.Gould）著，《关于美国士兵的军事学和人类学的统计之研究》（Investigations in Military and Anthropolog.Statistics of American Soldiers），1869年，256页。
⑵关于美洲土著居民的头颅类型，参阅艾特肯·梅格斯（Aitken Meigs）的文章，见《费城科学院院报》（Proc.Acad.Nat.Sci.,Philadelphia），1868年5月。关于澳洲人，参阅赫胥黎的叙述，见莱伊尔的《人类的古远性》，1863年，87页。关于桑威奇群岛（即夏威夷群岛。——译者注）的居民，参阅怀曼（Wyman）教授的《头颅观察》（Observations on Crania），波士顿，1868年，18页。
⑶奎因（R.Quain）著，《动脉解剖学》（Anatomy of the Arteries），前言，第1卷，1844年。
⑷《爱丁堡皇家学会会报》（Transact.RoyalSoc.Edinburgh），第24卷，175,189页。
⑸《皇家学会会报》（Proc.RoyalSoc.），1867年，544页；1868年，483,524页，以及以前的文章，1866年，229页。
⑴《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报》（Proc.R.Irish.Academy），第10卷，1868年，141页。
⑵《圣彼得堡科学院院报》（Act.Acad.St.Petersburg），第二部分，1778年，217页。
*指美洲大陆。——译者注
⑶布雷姆，《动物生活》（Thierleben），第1卷，58,87页。伦格尔，《巴拉圭的哺乳动物》（Sugethiere von Paraguay），57页。
⑷《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第十二章。
⑸《遗传的天才：关于它的法则及其推论结果的探究》（Hereditary Genius：an Inquiry into its Laws and Consequences），1869年。
⑴贝茨（Bates）先生说[《亚马孙河上的博物学者》（The Naturalist on the Amazons），第2卷，1863年，159页]，关于同一个南美部落的印第安人，“其头部形状，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其中一人面形椭圆，相貌美好，而另一人则完全是蒙古人的样子，面颊宽阔而突起，鼻孔掀张，两眼斜视”。
⑵布鲁曼巴哈（Blumenbach），《关于人类学的论文》（Treatises on Antropolog.），英译本，1865年，205页。
⑶米特福德（Mitford）的《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第1卷，282页。色诺芬（Xenophon，希腊哲学家、历史学家，公元前434？一前355。——译者注）所著的《回忆录》（Memorabilia）第2卷第四章中有一段也谈到，男人择妻应以孩子们的健壮和精力旺盛为目的，这是希腊人所公认的原则（赫尔牧师使我注意到这一段）。希腊诗人色奥格尼斯（Theognis）生活于公元前550年，他明显地看出选择如被谨慎地应用，对人类的改进是何等重要。他还看出财富往往会抑制性选择的适当作用，因而乃作诗如下：
克氏（Kurnus）养马牛，凡事依规则，
选种贵血统，避免劣与弱，
为了增收益，成本所不恤。
吾人婚配中，钱却为一切，
为了金钱故，男人娶其妻；
复为金钱故，女人嫁其夫，
恶棍与流氓，亦愿随君去；
财源大茂盛，子女择配时，
门当须户对，夸富其门族，
万事皆混杂，贵贱已无殊！
外貌与精神，退化斑驳多，
劝君莫惊异，起因至明白！
后果徒悲叹，吾种已低劣。
⑴戈德隆，《论物种》（De l'Espèce），第2卷，第3册，1859年。夸垂费什，《人种的一致性》（Unité de l'Espèce Humaine），1861年。他的有关人类学的讲义，载于《科学报告评论》，1866—1868年。
⑵《畸形组织志及其分类》（Hist.Gén.et Part.des Anomalies de l'Organisation），三卷本，第1卷，1832年。
⑶在我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第二十二章、二十三章中，对这些法则曾进行过充分讨论。杜兰德（M.J.P.Durand）最近（1868年）发表过一篇有价值的论文，《论环境的影响》（De l'In fluence des Milieux）。关于植物，他非常强调土壤的性质。
⑷古尔德，同前书，1869年，93，107,126，131,134页。
⑴关于波利尼西亚人，参阅普里查德（Prichard）的《人类体格史》（Physical Hist.of Mankind），第5卷，1847年，145,283页。再参阅戈德隆的《论物种》，第2卷，289页。居住在上恒河（Upper Ganges）和孟加拉（Bengal）的印度人在外貌上也有显著差异；参阅埃尔芬斯通（Elphinstone）的《印度史》，第1卷，324页。
⑵《人类学会纪要》（Memoirs,Anthropolog.Soc.），第3卷，1867—1869年，561，565,567页。
⑶布雷肯里奇（Brakenridge）博士，《特异素质理论》（Theory of Diathesis），见《医学时报》（Medical Times），1869年6月19日，7月17日。
⑷在我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297—300页中，为某些陈述给以根据；耶格尔（Jaeger）博士，《论骨的伸长生长》（Ueber das Lngenwachshthum der Knochen），《耶拿学报》（Jenaischen Zeitschrift），B.V,Heft.i。
⑸古尔德，同前书，1869年，288页。
⑴ 《巴拉圭的哺乳动物》（Sugethiere von Paraguay），1830年；4页。
⑵ 《格陵兰史》（History of Greenland），英译本，第1卷，1767年，230页。
⑶ 《近族通婚》（Intermarriage），亚历山大·沃克著（Alex.Walker），1838年，377页。
⑷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1卷，173页。
⑸ 《生物学原理》（Principles of Biology），第1卷，455页。
⑹ 佩吉特，《外科病理学讲义》，第2卷，1853年，209页。
⑺ 海军士兵的视力不及陆军士军，是一个奇特而料想不到的事实。古尔德博士证明确系如此，《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公共卫生报告》（Sanitary Memoirs of the War of the Rebellion，1869年，530页）；他以海军士兵的视野“受到船身长度和桅杆高度的限制”来解释这种情形。
⑻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1卷，8页。
⑼ 《巴拉圭的哺乳动物》，8,10页。我曾有良好的机会观察火地人的异常视力。再参阅劳伦斯（Lawrence）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见《生理学讲义》，1822年，404页。吉拉德-托伊仑（M.Giraud-Teulon）最近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证据来证明近视的原因是由于眼睛的过度疲劳。
⑽ 普里查德，《人类体格史》，布鲁曼巴哈之说见该书第1卷，1851年，311页；帕拉斯的述说见该书第4卷，1844年，407页。
⑾ 普里查德引用，见上书，第5卷，463页。
⑴ 福布斯先生的有价值的论文现发表于《伦敦人种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Ethnological Soc.of London），新辑，第2卷，1870年，193页。
⑵ 维尔肯斯（Wilckens）博士最近发表一篇有趣味的论文，阐明生活于山岳地区的家养动物如何在其骨架上发生变异，见《农学周报》（Landwirthschaft.Wochenblatt），第十期，1869年。
⑶ 《关于畸形小头的研究报告》（Mémoire sur les Microcéphales），1867年，50，125,169，171,184—198页。
⑴ 莱科克博士总结了畜生般的白痴的特性，称他们为“野兽般的白痴”（theroid），见《心理科学杂志》（Journal of Mental Science），1863年7月。斯科特（Scott）博士常常观察到低能儿嗅闻食物，见《聋与哑》（The Deaf and Dumb）第2版，1870年，10页。关于这个问题以及白痴的多毛性，参阅莫兹利博士的《躯体和精神》（Body and Mind），1870年，46—51页。关于白痴的多毛性，皮内尔（Pine1）也曾举出过一个显著事例。
⑵ 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57页）中，我把并非很罕见的妇女额外乳房的事例归因于返祖。由于这等附加的乳房一般都对称地位于胸部，乃使我认为这大概是一个正确的结论；特别是使我有此想法的还有一个事例，即，一个单独的有效乳房发生在一位妇女的腹股沟区（inguinal region），她是另一位具有多余乳房的妇女的女儿。但是，现在我还发现在其他部位发生的异位乳房（mammae erraticae）（参阅普瑞尔教授的《论生存斗争》，Prof.Preyer,Der Kampf um des Dasein,1869年，45页），如在背上、腋下和股上的这等乳房分泌的乳汁如此之多，以致可以把小孩养育起来。这样，附加乳房是由于返祖的可能性就大大削弱了；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这大概是正确的，因为两对乳房常常对称地位于胸部；关于这一点，我曾收到过几个事例的报告。众所周知，狐猴类正常有两对乳房位于胸部。关于男人生有一对以上的乳房（当然是痕迹的），曾经记载过五个事例；参阅《解剖学和生理杂志》（Journal of Anat,and Physiology），1872年，56页，其中有汉迪赛德（Handyside）博士举出的一个事例说，有两兄弟显示了这种特性；再参阅巴特尔斯（Bartels）博士的一篇论文，载于《里卡兹和鲍依斯-雷蒙的文献集》（Reichert'sand du Bois-Reymond,s Archiv.），1872年，304页。巴特尔斯博士所提的事例之一：一个男人生有5个乳房，其中一个居中，正好位于脐眼之上；梅克尔·冯·黑姆斯巴哈（Meckel von Hemsbach）以为上述事例可以由某些翼手类（Cheiroptera）的居中乳房得到阐明。总之，如果人类的早期祖先不具有一对以上的乳房，则人类男女决不会有附加的乳房发育起来；倘不如此，我们就要发生重大的疑问了。
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12页）中，经过很大踌躇我还把人类和各种动物常见的多趾畸形（polydactylism）归因于返祖。导致我有此想法的，部分是由于欧文教授叙述某些鱼鳍类（Ichthyopterygia）具有5个以上的趾，所以我设想它们保持了原始状态；不过格根鲍尔（Gegenbaur）对欧文的结论表示怀疑，《耶拿学报》（Jenaischen Zeischrift，第5卷，第3册，341页）。另一方面，按照冈瑟（Günther）博士晚近提出的意见：角齿鱼（Ceratodus）的鳍有一列骨为中轴，在其两侧生有分节的骨质鳍刺，通过返祖，一侧或两侧可能会重现6个或更多的趾，承认这一点似乎不致有很大困难。祖特文（Zouteveen）博士告诉我说，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事例：一个男人生有24个手指和24个足趾！导致我作出“多余指的出现是由于返祖”的结论，主要是根据如下的事实：多余指不仅是强烈遗传的，而且如我那时所相信的，在截断后还有再生的能力，就像低等脊椎动物的正常趾在截断后的情形一样。但我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版）那部书中曾经说明，为什么我对记载下来的这等事例很少信赖。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到抑制的发育同返祖是两种关系极为密切的过程，所以处于胚胎状态或受到抑制状态的各种构造——如裂口盖、双叉子宫等，往往伴随着多指畸形。梅克尔和小圣·伊莱尔都曾极力主张这一点。但现今最安全的方针还是完全放弃以下的概念，即多余指的发育同返归人类某一低等构造的祖先有任何关系。
⑴ 参阅法尔博士在《解剖学和生理学全书》（Cyclopaedia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第5卷，1859年，642页。欧文，《脊椎动物解剖学》，第3卷，1868年，687页。特纳教授，《爱丁堡医学杂志》（Edinburgh Medical Journal），1865年2月。
⑵ 《摩德纳自然科学协会年报》，1867年，83页。卡内斯垂尼关于这个问题曾摘录了各种权威著作。劳里拉德（Lauri11ard）说，因为他发现两片颧骨的形状、比例以及它们的接合，在几具人类尸体和某些猿类中完全相似，所以他不能把这等部分的这种安排视为偶然的。关于这同样的畸形，沙威奥提（Saviotti）博士发表过另一篇论文，载于《临床学通报》（Gazzetta delle Cliniche），都灵（Turin），1871年，他说，在成年人头骨上发现有分离痕迹的约为百分之二；他还说，突颚的头骨（并非雅利安种族的）较其他头骨更常发生这种情形。再参阅德勒伦则（G.Delorenzi）关于同一问题的著作，《颧骨畸形的三个新例》（Tre nuovi casi d'anomalia dell'osso malare,Torino）（都灵），1872年。还有，莫索利（E.Morselli）的《关于颧骨的罕见畸形》（Sopra una rara anomalia dell'osso malare,Modena）（摩德纳），1872年。关于这块骨的分离，格鲁勃最近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之所以举出这些参考书目，是因为有一位评论家没有任何根据毫无顾忌地对我的叙述表示了怀疑。
⑴ 小圣·伊莱尔在他的《畸形志》（Hist.des Anomalies），第3卷，437页中举出了一系列的事例。一位评论家对我大加责备，说我没有讨论过见于记载的有关各种部分发育受到抑制的大量事例[《解剖学和生理学杂志》（Jour.of Anat.and Physio.），1871年，366页]。他说，按照我的理论，“一个器官在其发育中的每一个瞬变状态，不仅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其本身也曾一度是一种目的”。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不一定对。为什么在发育早期发生的变异同返祖没有关系？而这等变异如果有任何一点用处，如缩短和简化发育过程，大概都会被保存下来并得到积累。还有，为什么有害的畸形，例如同以往生存状况没有任何关系的萎缩的或过度肥大的诸部分，不在早期以及成熟期发生？
⑵ 《脊椎动物解剖学》（Anatomy of Vertebr），第3卷，1868年，323页。
⑶ 《普通形态学》，1866年，第2卷，160页。
⑷ 卡尔·福格特（Carl Vogt），《人类讲义》，英译本，1864年，151页。
⑸ 卡特·布莱克（C.Carter Blake），《关于脑雷特人的一只颚》，见《人类学评论》，1867年，295页。沙夫豪森（Schaaffhausen），同前杂志，1868年，426页。
⑴ 《表情解剖学》（The Anatomy of Expression），1844年，110,131页。
⑵ 卡内斯垂尼教授引用，见《摩德纳自然科学协会年报》，1867年，90页。
⑶ 任何人要是想知道人类的肌肉为何常常发生变异，而且终于变得同四手类动物的肌肉相似，都应该读一读这些论文。下列参考文献同我的著作中少数几点有关：《皇家学会会报》，第14卷，1865年，379—384页；第15卷，1866年，241,242页；第15卷，1867年，544页；第16卷，1868年，524页。我在这里可以补充一点，穆里博士（Dr.Murie）和米伐特先生在他们有关狐猴类的研究报告中曾阐明，这等动物——四手类的最低层成员——的某些肌肉非常容易变异。在狐猴类中，有一些肌肉渐次变得与等级更低的动物的构造相似。
⑷ 再参阅麦卡利斯特教授的文章，见《爱尔兰皇家学会会报》（Proc.R.Irish Academy），第10卷，1868年，124页。
⑸ 钱普尼斯（Champneys）先生，《解剖学和生理学杂志》（Jourhal of Anat.and Phys.），1871年11月，178页。
⑹ 《解剖学和生理学杂志》，1872年5月，421页。
⑺ 麦卡利斯特教授，《爱尔兰皇家学会会报》，121页。他曾把他的观察材料制成表，发现最常出现肌肉畸形的是在前臂，其次在面部，再次在足部，等等。
⑴ 霍顿（Haughton）牧师举出一个有关人类拇指长屈肌（flexor pollicis longus）的显著事例之后，接着说道（《爱尔兰皇家学会会报》，1864年6月27日，715页）：“这个显著的例子阐明，人类拇指以及其他手指的腱（tendon）的排列有时具有猕猴的特性，但这样一个事例究应被视为猕猴向上变为人，人向下变为猕猴，或者是一种先天的反常现象，我还不能说。”这位富有才华的解剖学者和进化论的强硬反对者竟会承认他的任何一个最初命题的可能性，听到这一点已经可以使人满足了。麦卡利斯特教授也曾描述过拇指屈肌以它们同四手类的同样肌肉的关系而引人注意（《爱尔兰皇家学会会报》，第10卷，1864年，138页）。
⑵ 在本书第一版问世以后，伍德先生发表过一篇专题报告[《科学学报》（Phil.Transactions），1870年，83页]，阐明人类的颈、肩、胸的肌肉变异。他在这里指出，这些肌肉是何等容易变异，而且这些肌肉又何等常常而密切地同低类动物的正常肌肉相似。他总结说：“如果我成功地阐明了人类尸体中所发生的比较重要的变异类型，以充分显著的方式显示了它们可以作为达尔文的返祖原理或遗传法则在解剖科学中的证据和例子，那就是达到我的目的了。”
⑶ 这几段叙述的根据，见我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320—335页。
⑴ 在我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第23章中对这整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⑵ 参阅永远值得纪念的《人口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马尔萨斯牧师著，第1卷，1826年，6,517页。
⑶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111—113,163页。
⑷ 塞奇威克（Sedgwick），《英国及国外外科学评论》（British and Foreign Medico-Chirurg Review），1863年7月，170页。
⑴ 亨特著，《孟加拉农村年报》（The Annals of Rural Bengel），1868年，259页。
⑵ 《原始婚姻》（Primitive Marriage），1865年。
⑶ 一位作者在《旁观者》（Spectator，1871年3月21日，320页）对这一段进行了如下的批评：“达尔文先生被迫再倡导人类堕落的新学说。他阐明高等动物的本性远比未开化人种的习惯更为高尚，所以他所再倡导的学说实质上乃是一种正教类型的，对此他似乎并未觉察；作为一种科学假说，他提出这样的学说，即，暂时的，但长期延续的道德败坏的原因，乃是由于人类获得知识，未开化部落的腐败风俗，特别是婚姻表明了这一点。有一种犹太传说，谓人类的道德堕落是由于夺得知识，这是他的最高本性所禁止的，其说有过于此否？”
⑴ 关于这种效果，参阅斯坦利·杰文斯（W.Stanley Jevons）的优秀记载，《根据达尔文学说的推论》（A Deduction from Darwin's“Theory”），载于《自然》（Nature），1869年，231页。
⑵ 拉瑟姆（Latham），《人类及其迁徙》（Man and his Migrations），1851年，135页。
⑶ 莫利和米伐特二位先生在其《狐猴类的解剖》（《动物学会会报》，第7卷，1869年，96—98页）一文中说道：“有些肌肉在分布上是如此不规则，以致无法恰当地把它们归入上述任何类群中。”这等肌肉甚至在同一个体的相对两侧也互不相同。
⑷ 《自然选择的范围》（Limits of Natural Selection），见《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1870年10月，295页。
⑴ 《每季评论》（Quarterly Review），1869年4月，392页。这个问题在华莱士先生的《对自然选择学说的贡献》（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1870年）中进行了更充分的讨论，本书所引用的一切论点均在该书重予发表。《人类随笔》（The Essay on Man）曾受到欧洲最著名的动物学者克拉帕雷德（Claparède）教授的巧妙批评，见《一般书目提要》（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1870年6月。本书所引用的华莱士的话，将使每一个读过他的《从自然选择学说推论人种的起源》（The Origin of Human Races deduced from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那篇著名论文的人感到惊异，该文最初发表于《人类学评论》（1864年5月，158页）。关于这篇论文，我不能不在这里引用卢伯克（Lubbock）爵士的最公正的评论[《史前时代》（Prehistoric Times），1865年，479页]，他说，华莱士先生“以特有的无私精神把自然选择的概念无保留地归功于达尔文先生，虽然，众所周知，他独立地发现了这一概念，而且同时予以发表，即使他叙述得不如达尔文详尽”。
⑵ 劳森·泰特（Lawson Tait）在他的《自然选择法则》（Law of Natural Selection）一文中引用，见《都柏林医学季刊》（Dublin Quarterly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1869年2月。凯勒（Keller）也引述过同样的效果。
* “四手类”系一种旧的动物分类，除去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均包括在内；而两手类（Bimana）只包括人类。——译者注
⑴ 欧文，《脊椎动物解剖学》，第3卷，71页。
⑵ 《每季评论》，1869年4月，392页。
⑶ 合趾长臂猿（Hylobates syndactylus），如这个名字所表示的，它的两个足趾固定地结合在一起；布赖茨（Blyth）先生告诉我说，敏捷长臂猿（H.agilis）、白手长臂猿（H.lar）、银灰长臂猿（H.leuciscus）的足趾有时也是如此。疣猴是严格树栖的，而且异常活泼（布雷姆，《动物生活》，第1卷，50页），但它是否比近缘属的物种更善于攀登，我还不知道。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树栖性最强的动物——树懒（sloths）的脚与钩异常相似。
⑷ 布雷姆《动物生活》，第1卷，86页。
⑸ 《人手》（The Hand），见《布里奇沃特论文集》（Bridgewater Treatise），1833年，38页。
⑴ 赫克尔（Hckel）关于人类变为二足动物的步骤进行了精彩的讨论[《自然创造史》（Natiirliche Schpfungsgeschichte），1868年，507页]。比希纳博士关于人把脚用为把握器官举出了一些好例子[《达尔文学说讨论集》（Conférences sur la Theórie Darwinienne），1869年，135页]；他还写过高等猿类的行进方式，我在下一节将提到；关于这个问题，再参阅欧文的《脊椎动物解剖学》，第3卷，71页。
⑵ 布罗卡（Broca）教授，《尾椎的构造》（La Constitution des Vertèbres caudales），见《人类学评论》（La Revue d'Anthropologie），1872年，26页（单行本）。
⑶ 《论头骨的原始形态》（On the Primitive Form of the Skull），译文见《人类学评论》（Anthropological Review），1868年10月，428页。欧文论高等猿类的ru头状突起，《脊椎动物解剖学》，第2卷，1866年，551页。
⑴ 《动物界的边际；用达尔文学说进行的观察》（Die Grenzen der Thierwelt,eine Betrachtung zu Darwin's Lehre），1868年，51页。
⑵ 迪雅尔丹（Dujardin），《自然科学年刊》（Annales des Sc.Nat.），第14卷，第3辑，动物部分，1850年，203页。再参阅洛恩（Lowne）先生的《一种蝇（Musca vomitoria）的解剖及其生理》，1870年，14页。我的儿子F.达尔文为我解剖了红褐林蚁（Formica rufa）的脑神经节。
⑶ 《科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1869年，513页。
⑷ 《关于选择》（Les Sélections），布罗卡，见《人类学评论》，1873年；再参阅沃格特的《人类讲义》（Lectures on Man），英译本，1864年，88,90页。普里查德，《人类体格史》（Phys.Hiot.of Mankind），第1卷，1838年，305页。
* 更新世晚期，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分布在欧洲、北非、西亚一带。——译者注
⑸ 在刚才提到的那篇有趣的文章中，布罗卡教授很好地谈论了：在文明民族中由于保存了相当数量的身心皆弱的个人，其头骨的平均体积一定要降低，这些人如在未开化状态下，将会立刻被淘汰。另一方面，在未开化人中这个平均数仅包括那些在极其艰苦生活条件下能够生存的富有才能的个人。于是布罗卡说明了一个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说明的事实，即洛泽尔（Lozère）的史前穴居人的头骨平均容积为什么要比近代法国人的为大。
⑹ 《法兰西科学报告》（Comptes-rendus des Sciences），1868年6月1日。
⑴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1卷，124—129页。
⑵ 沙夫豪森所举的有关痉挛和疤痕的例子，系根据布鲁曼巴哈（Blumenbach）和布施（Busch）的材料，见《人类学评论》，1868年10月，420页。贾洛得（Jarrod）博士所举的有关头骨由于头的部位不正而发生变异的例子，系根据坎波尔（Camper）和他自己的观察，见《人类学》（Anthropologia），1808年，115,116页。他相信某些行业的人，如鞋匠，由于头部经常向前倾，前额变得较圆而且凸出。
⑶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1卷，117页，论述头骨的变长；119页，论述一只垂耳的效果。
⑷ 沙夫豪森引用，见《人类学评论》，1868年10月，419页。
⑴ 欧文，《脊椎动物解剖学》，第3卷，619页。
⑵ 小圣·伊莱尔谈到人类的头部被有长发[《自然史通论》（Hist.Nat.Générale），第2卷，215—217页]，还谈到猴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的朝上表面比朝下表面具有较厚的毛。不同的作者同样也观察到这一点。然而热尔韦兹（P.Gervais）教授却说，大猩猩的背部却比朝下部分的毛稀，这部分是由于被摩擦掉了。
⑶ 《博物学家在尼加拉瓜》（Naturalist in Nicaragua），1874年，209页。我引用的下述丹尼生（W.Denison）爵士所写的一节，是同贝尔特先生的观点一致的，“据说澳洲人有一种习惯：当蚤虱来找麻烦的时候，就用微火灼烧自己”。
⑷ 圣乔治·米伐特先生，《动物学会会报》，1865年，562,583页。格雷（J.E.Gray）博士，《大英博物馆目录：骨骼部分》（Cat.Brit.Mus.）。欧文，《脊椎动物解剖学》，第2卷，517页。小圣·伊莱尔，《自然史通论》，第2卷，244页。
⑸ 《人类学评论》，1872年；《尾椎的构造》（La Constitution des Vertèbres caudales）。
⑴ 《动物学会会报》，1872年，2l0页。
* 1“赖因”为1/12英寸。——译者注
⑵ 《动物学会会报》，1872年，786页。
⑶ 我所指的是布朗-西奎（Brown-Séquard）对豚鼠在施行手术后所发生的癫痫症的遗传效果以及最近对切断颈部交感神经的相似效果所进行的观察。今后我还有机会提到沙尔文（Salvin）先生所举的有趣事例，即摩摩鸟（motmots）自己咬去其尾羽的遗传效果。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般论述，参阅《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22—24页。
⑴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280,282页。
⑴ 《原始人类》（Primeval Man），1869年，66页。
* 南非卡拉哈里沙漠地区一个游牧部族。——译者注
**加里曼丹（Kalimantan）的旧称，为亚洲一大岛。——译者注
⑴ 关于这几方面的证据，参阅卢伯克的《史前时代》，354页等。
* Henry Howard，英国诗人，1517?—1547。Thomas Clarkson，英国人，奴隶废除主义者，1760—1846。——译者注
Isaac Newton，英国自然科学家，1642—1727。William Shakspeare，英国诗人，戏剧家，1564—1616。——译者注
⑴ 《关于昆虫的本能》（L'Instinct chez les Insectes），见《两个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1870年2月，690页。
⑵ 《美洲河狸及其行为》（The American Beaver and His Works），1868年。
⑶ 《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第2版，1870年，418—443页。
⑴ 《对自然选择理论的贡献》（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1870年，212页。
* 河狸巧于筑巢，常在巢外筑堤为堰贮水，以防敌袭。筑巢所用的材料主要为木枝、黏土和砾石，入林采取木枝及搬运方法亦非常巧妙。——译者注
⑵ 关于这个问题的证据，参阅摩格芮芝（Moggridges）先生的有趣著作，《农蚁和螲蟷》（Harvesting Ants and Trap-door Spiders），1873年，126,128页。
⑶ 《蚁类习性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Maeurs des Fourmis），1810年，173页。
⑴ 所有以下根据这两位博物学家所做的叙述，均引自伦格尔的《巴拉圭哺乳动物志》（Naturgesch.der Sugethiere von Paraguay），1830年，41—57页；以及布雷姆的《动物生活》，第1卷，10—87页。
⑵ 林赛博士（Dr.L.Lindsay）在他的《低于人类的动物精神生理学》（Physiology of Mind in the Lower Animals）一文中引用，见《心理学杂志》（Jour.of Mental Science），1871年4月，38页。
⑶ 《布里奇沃特论文集》（Bridgewater Treatise），263页。
⑷ 一位批评者毫无根据地对布雷姆所描述的这种行为的可能性提出质疑[《每季评论》（Quarterly Review），1871年7月，72页]，这不过是为了攻击我的书而已。所以我自行试验，发现我能够容易地用我的牙把一只将近五周的小猫的小利爪咬住。
⑴ 在我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第43页简短谈到这种情形。
⑴ 马丁（W.C.L.Martin），《哺乳动物志》（Nat.Hist.of Mammalia），1841年，405页。
⑵ 贝特曼（Bateman）博士，《关于失语症》（On Aphasia），1870年，110页。
⑶ 沃格特引用，《关于畸形小头的研究报告》，1867年，168页。
⑷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1卷，27页。
⑸ 《自然科学年刊》（Annales des Sc.Nat.），第22卷，第1辑，397页。
⑴ 《蚁类习性的研究》（LesMaeurs des Fourmis），1810年，150页。
⑵ 莫兹利博士在其《精神的生理学和病理学》（Physiology and Pathology of Mind）一书中引用，1868年，19,220页。
⑶ 杰尔登（Jerdon）博士，《印度鸟类》（Birds of India），第1卷，1862年，21页。乌泽说，他养的长尾小鹦鹉（parokeets）和金丝雀（canary-bird）会做梦：《动物的心理官能》（Facultés Mentales des Animaux），第2卷，136页。
⑷ 《动物的心理官能》，第2卷，1872年，181页。
⑸ 莫尔根先生的《美洲河狸》（The American Beaver）一书为这一叙述提供了一个良好例证。然而我不得不认为他过于低估了本能的能力。
⑴ 《关于兽类的动作》（Die Bewegungen der Thiere），1873年，11页。
⑵ 《动物的心理官能》，第2卷，1872年，265页。
⑴ 赫胥黎非常清晰地分析了一个人和一只狗的心理等级，他作出的结论和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看法相似。参阅他的文章《批评达尔文先生的人们》（Mr.Darwin's Critics），见《当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1871年11月，462页，并见《评论及短论》（Critiques and Essays），1873年，279页。
⑵ 贝尔特先生在他那部最有趣的著作《自然学者在尼加拉瓜》中同样也描述了一只驯服的卷尾猴的各种行为，我以为这明显地阐明了这种动物具有某种推理力。
⑶ 《沼和湖》（The Moor and the Loch），45页。哈钦森上校，《狗的训练》（Dog Breaking），1850年，46页。
⑴ 《个人记事》（Personal Narrative），英译本，第3卷，106页。
⑵ 我高兴地看到像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先生那样敏锐的思想家当谈到人类和低等动物的心理之间那道假定的不可逾越的障壁时说道[见《达尔文主义和神学，自由思想论文集》（Darwinism and Divinity,Essays on Free-thinking），1873年，80页]：“诚然，划出这种区别所依据的根据在我们看来，并不比其他大量的形而上学的区别所依据的根据更好一点，这就如同说，因为你能给两种东西起不同的名字，所以它们一定有不同的性质。难于理解凡是曾经养过一只狗或者见过一头象的人，怎么还会怀疑动物实质上有可以完成推理过程的能力。”
⑶ 参阅林赛博士的《动物的疯狂》（Madness in Animals），见《心理学杂志》，1871年7月。
⑷ 莱伊尔（C.Lyell）爵士引用，《人类的源远流长》（Antiquity of Man），497页。
⑴ 关于更多的详细证据，参阅乌泽的《论心理官能》（Les Facultés Mentales），第2卷，1872年，147页。
⑵ 关于海洋岛上的鸟类，参阅我的《“贝格尔”号舰航海研究日志》（Journal of Researches during the voyage of the“Beagle”），1845年，398页。《物种起源》，第五版，260页。
⑶ 《有关动物智力哲学的书信集》（Lettres Phil.surl'Intelligence des Animaux），新版，1802年，86页。
⑷ 关于这个问题的证据，参阅《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1卷，第一章。
⑸ 《动物学会会报》（Proc.Zoolog.Soc.），1864年，186页。
⑹ 萨维奇（Savage）和怀曼（Wyman），《波士顿博物学杂志》（Boston Journal of Nat.Hist.），第4卷，1843—1844年，383页。
⑺ 《巴拉圭哺乳动物志》，1830年，51—56页。
⑻ 《印度原野》（IndianField），1871年，3月4日。
⑼ 《动物生活》，第1卷，79,82页。
⑴ 《马来群岛》（The Malay Archipelago），第1卷，1869年，87页。
⑵ 《原始人类》（Primeval Man），1869年，145,147页。
⑶ 《史前时代》（Prehistoric Times），1865年，473页等。
⑴ 胡卡姆（Hookham）先生给马克斯·米勒（Max Müller）的一封信，见《伯明翰新闻》（Birmingham News），1873年5月。
* 一名“猛犬”，种类不少，大部分用以助猎。——译者注
⑵ 《达尔文学说讨论会文集》（Conférences sur la Théorie Darwinienne），法文版，1869年，132页。
⑶ 牧师麦卡恩（J.M'Cann）博士，《反对达尔文主义》（Anti-Darwinism），1869年，13页。
⑷ 《人类学评论》（1864年，158页）引用。
⑴ 伦格尔，同前书，45页。
⑵ 参阅我写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1卷，27页。
⑶ 《动物的心理能力》，第2卷，1872年，346—349页。
⑷ 在泰勒（E.B.Tylor）先生的很有趣味的著作《对人类初期历史的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中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1865年，第2—4章。
⑸ 关于这种效果，我曾收到几份详细报告。海军上将沙利文（B.J.Sulivan）爵士，据我所知是一位谨慎的观察家，他向我保证说，在他父亲家中长期饲养的一只非洲鹦鹉可以准确地叫出某些家人和客人的名字。在吃早饭的时候，它向每一个人说“早安”，在夜间它又向每一个离开那间屋子的人说“晚安”，从来没把这两句问候话弄颠倒过。对沙利文爵士的父亲，它惯常在“早安”之后还要加上一个短句，可是自从他父亲死后，它一次也没有重复说过这个短句。它猛烈地责骂一条从窗户蹿进屋去的生狗；它还责骂另一只鹦鹉，“你这顽皮的家伙”，当那只鹦鹉逃出鸟笼去吃厨案上的苹果的时候。关于这同样效果，再参阅乌泽的《动物的心理能力》，第2卷，309页，论鹦鹉。莫西科（A.Moschkau）博士告诉我说，他知道有一只欧椋鸟（starling）永远能够无误地用德语向来人说“早安”，向那些离去的人说：“再见，老朋友。”我还能再举出几个这样的事例。
⑹ 参阅惠特尼（Whitney）教授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好意见，见他的著作《东方及其语言学的研究》（Oriental and Linguistic Studies），1873年，354页。他观察到人类彼此之间的愿望交流，乃是一种生活力，这种生活力对语言的发展“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发生作用：就达到直接目的而言，是有意识的；就此种行为的进一步结果而言，则是无意识的”。
⑴ 戴恩斯·巴林顿，《科学学报》，1773年，262页。再参阅马尔的文章，见《自然科学年刊》（Ann.des.Sc.Nat.），第10卷，第3辑，动物部分，119页。
⑵ 《论语言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韦奇伍德著，1866年。《语言问题》（Chapterson Language），法勒著，1865年。这是最有趣味的两本著作。再参阅阿尔贝·勒穆瓦纳（Albert Lemoine）著，《口头语的自然规律》（De la Phys.et de Parole），1865年，190页。已故的施莱歇尔教授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已被比克尔斯（Bikkers）博士译成英文，名为《受到语言学考验的达尔文主义》（Darwinism tested by the Science of Language），1869年。
⑶ 沃格特，《关于畸形小头的研究报告》，1867年，169页。关于未开化人，我在《航海研究日志》（1869年）中举出过一些事实。
⑷ 关于这个问题的明显证据，参阅经常引用的布雷姆和伦格尔的两本著作。
⑸ 乌泽在他的《动物的心理能力》一书中，举出过他对这个问题所观察到的一项很奇妙的记载。
⑴ 参阅莫兹利博士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见《精神的生理学和病理学》，第2版，1868年，199页。
⑵ 关于此事，曾记载过许多奇妙例子，参阅贝特曼的《关于失语症》，1870年，27，31，53,100页及其他。再参阅《关于智力的调查》（Inquires Concerning the Intellectual Powers），1838年，150页。
⑶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6页。
⑷ 关于《达尔文先生的语言哲学》的讲演，1873年。
⑸ 杰出的语言学家惠特尼对于这一点的评论远比我所能说的更为有力。当谈到布利克（Bleek）的观点时，他说道（见《东方及其语言学的研究》，1873年，297页），“因为语言广泛地是思想的必要辅助手段，思想赖此而发展，认识力赖此而达到清晰、丰富多彩和复杂化，以至对意识的充分掌握；所以不得不制造出没有语言就绝对不可能有思想的说法，把能力和它的工具等同起来。”他好像有道理地断言，人手如果没有工具就不能起作用。从这种教条出发，他就不能不陷入米勒的最恶劣的谬论，谓婴儿（不会说话的）不是人类，聋哑人没有学会用手指模仿说话以前不具理性。马克斯·米勒用斜体字标出下面的警句（“对于达尔文先生的语言哲学的讲演”，1873年，第三讲）：“没有无语言之思想，也没有无思想之语言。”他在这里给思想这个词所下的定义是何等奇怪！
⑹ 《自由思想论文集》，1873年，82页。
⑴ 关于这一效果，参阅莫德斯雷的一些好议论，见《心理的生理学和病理学》，1868年，199页。
⑵ 麦克吉利夫雷（Macgillivray），《大不列颠鸟类》（Hist.of British Birds），第2卷，1839年，29页。最优秀观察家布莱克瓦尔（Blackwall）说道，喜鹊（magpie）可以学会念出单字甚至短句，它们几乎比其他任何英国鸟都容易做到这一点；可是接着他又说，在长期周密地研究了它的习性之后，他从来没有发现它在自然状态下表现有任何模仿的异常能力。
⑶ 莱伊尔爵士在《关于人类的源远流长的地质证据》（1863年，第二十三章）中指出，在语言发展和物种发展之间有很有趣的相似性。
⑷ 关于这种效果，参阅法勒牧师在一篇题名《语言学和达尔文主义》（Philology and Darwinism）的论文中的意见，见《自然》（Nature），1870年3月24日，528页。
⑸ 《自然》1870年1月6日，257页。
* 欧洲比利牛斯山西部地区古老居民的语言。——译者注
分布在挪威、瑞典、芬兰和苏联各国北部的拉普人的语言。——译者注
⑴ 韦克（C.S.Wake）在《论人类》（Chapters on Man）101页引用。
⑵ 巴克兰（Buckland），《布里奇沃特》，411页。
⑶ 关于语言的简化，参阅卢伯克爵士的一些好议论，见《文化的起源》（Origin of Civilisation），1870年，278页。
⑴ 《旁观者》（The Spectator），1869年12月4日，1430页。
⑵ 关于这个问题，参阅法勒牧师所写的一篇最优秀的论文，见《人类学评论》，1864年8月，217页。关于进一步的事实，参阅卢伯克爵士的《史前时代》，第2版，1869年，564页；特别是《文化的起源》（1870年）有关宗教的篇章。
⑴ 《对动物和植物的崇拜》（The Worship of Animals and Plants）见《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1869年10月1日，422页。
⑵ 泰勒，《人类的早期历史》（Early History of Mankind），1865年，6页。再参阅卢伯克的《文化的起源》（1870年）中关于宗教发展那引人注目的三章。赫伯特·斯宾塞先生在《双周评论》（1870年5月1日，535页）的一篇有独创性的论文中以相似的方式说明了全世界宗教信仰的最初形式，谓人类通过梦境、形影以及其他原因的引导，把自己看成是双重的实体，即肉体的和灵魂的。由于设想死后灵魂还存在，而且富有威力，所以用各种祭品和仪式向它祈求赎罪和保佑。于是他进一步阐明，用某种动物或其他物品给一个部落的早期祖先或创始人所起的名字或绰号，经过长期以后就会被设想为代表这个部落的真实祖先：这个动物和物品自然地会被信为依然存在的灵魂，并且把它视为神圣，作为一位神而受到崇拜。尽管如此，我不能不猜想，还有一个更早的、更原始的阶段，以为那时任何显示有力量和运动的东西都被赋予了和我们自己近似的某种生命形态和心理官能。
⑴ 参阅欧文·派克（L.Owen Pike）先生的一篇富有才智的文章，见《人类学评论》，1870年4月，63页。
⑵ 《宗教、道德等与达尔文学说》（Religion,Moral,&c.,der Darwin'schen Art-Lehre），1869年，53页。据说（林赛博士，《心理学杂志》，1871年，43页），培根（Bacon）很久以前以及诗人伯恩斯（Burns）均持有同样见解。
⑶ 《史前时代》，第2版，571页。在这部著作中，关于未开化人的变化无常的奇异风俗有最好的记载。
⑴ 关于这个问题，参阅夸垂费什（Quatrefages）的《人种的一致性》，1861年，21页及其他。
⑵ 《关于伦理学的论述》（Dissertation on Ethical Philosophy），1837年，231页及其他。
* 德国哲学家（1724—1804）。——译者注
⑶ 《伦理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Ethics），森普尔（J.W.Semple）译，爱丁堡，1836年，136页。
⑷ 关于这个问题写过著作的，贝恩（Bain）先生列过一个20位英国作家的名单《心理学和道德学》（Mental and Moral Science），1868年，543—725页，他们的名字素为人人所熟悉：在这些人士中似乎还可以加入贝恩先生自己的名字，以及莱基（Lecky）先生、沙德沃思·霍奇森（Shadworth Hodgson）先生、卢伯克爵士以及另外几位的名字。
⑴ 布罗代（B.Brodie）爵士在论述人类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之后问道[《心理学探究》（Psychological Enquiries），1854年，192页]：“关于道德观念是否存在的问题的争论，应该由此得到解决吧？”许多人似乎都有过同样的看法，如古代的罗马皇帝兼哲学家玛卡斯·奥瑞利亚斯（Marcus Aurelius）就是其中一个。米尔（J.S.Mill）在其著名的著作《功利主义》（Utilitar ianism，1864年，45，46页）一书中说道：“社会感情是一种强有力的自然感情”而且是对功利主义道德的感情之自然基础”。他又说，“道德官能就像上述后天获得的智能那样，如果不是本性的一部分，也是从那里自然生长出来的：而且像它们那样，能够在一定微小程度上自然发生”。但是，同所有这种说法相反，他还指出：“据我所信，道德感情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获得的，但并不因此而不是自然的。”对于如此渊博的一位思想家的看法，我大胆提出完全不同的意见，确有些踌躇，但几乎无可争辩的是，社会感情在低等动物中乃是本能的或先天的；那么，社会感情在人类中为什么不应如此呢？贝恩先生[例如，参阅《情绪与意志》（The Emotions and the Will），1865年，481页]以及其他人士相信，道德观念乃是每个人在其一生期间所获得的。根据进化的一般理论，至少这是极端不大可能的。在米尔先生的著作中对所有遗传的心理属性的忽视，我以为今后将被评价为最严重的缺点。
⑴ 西奇威克（H.Sidgwick）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很好的讨论（《科学院报告》，1872年，6月15日，231页。）：“我们可以肯定，一只优良的蜜蜂大概渴望用比较温和的方法去解决种群数量问题。”然而，根据许多或大多数未开化的人的习惯来判断，人类是用杀害女婴、一妻多夫以及男女乱交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可充分怀疑这是否为比较温和的方法。科比（Cobbe）女士对上述说法也进行过评论，说道[《达尔文主义在道德观上的应用》，Darwinism in Morals，见《神学评论》（Theological Review），1872年，4月，188—191页]：社会义务的原则将如此而被颠倒；我以为她所说的意思是，履行社会义务将危害个体；但她忽视了她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即蜜蜂的这种本能被获得乃是为了群体的利益。她甚至说道，如果本章所提倡的伦理学原理确能被普遍接受，“我将不得不相信，其胜利之时，即为人类美德的丧钟敲响之日！”可以期望，众多人士对这个地球上人类美德永存的信念并不会如此短命。
⑵ 《达尔文学说》（Die Darwin'sche Theorie），101页。
⑶ 布朗（R.Brown）先生，《动物学会会报》，1868年，409页。
⑷ 布雷姆，《动物生活》（Thierleben），第1卷，1864年，52,79页。关于猴彼此拔掉扎在身上的棘刺，参阅54页。关于树精狒狒翻动石头，是根据阿尔瓦雷斯（Alvarez）提出的证据（76页），布雷姆认为他的观察是十分可靠的。关于老雄狒狒攻击狗的例子，参阅79页；关于鹰的例子，56页。
⑴ 贝尔特（Belt）先生举过一个尼加拉瓜的蛛猴例子，人们听到它在树林中大喊大叫差不多达两个小时之久，并且发现有一只鹰落在它的近旁。显然当它们面对面时，鹰不敢发动攻击；贝尔特先生根据他对这些猴的习性的观察，相信它们三两只聚在一起，防备鹰的攻击。《博物学者在尼加拉瓜》，1874年，118页。
⑵ 《博物学年刊》（Annals of Mag.of Nat.Hist），1868年11月，382页。
⑶ 卢伯克爵士，《史前时代》，第2版，446页。
⑴ 莫尔根先生引用，《美洲河狸》（The Amer ican Beaver），1868年，272页。斯坦斯伯里还做过一个有趣记载：一只很小的鹈鹕被激流冲跑，有六只老鹈鹕从旁鼓励它游向岸边。
⑵ 贝恩先生述说，“从适当的同情心可以产生对于一个受难者给予有效的帮助”，《心理学与道德学》，1868年，245页。
⑶ 《物种的分类》（Thierleben），第1卷，85页。
⑷ 《物种的分类》，1869年，97页。
⑸ 《关于达尔文学说》，1869年，54页。
⑹ 再参阅胡克的《喜马拉雅旅行记》（Himalayan Journals），第2卷，1854年，333页。
⑴ 布雷姆，《动物生活》，第1卷，76页。
⑵ 参阅他的一篇极有趣的论文：《牛类和人类的群居生活》（Gregariousness in Cattle,and in Man），见《麦克米伦杂志》（Macmillan's Mag.），1871年2月，353页。
⑴ 参阅亚当·史密斯的《关于道德感的理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的引人注目的第一章。再参阅贝恩的《心理学和道德学》，1868年，244页，以及275—282页。贝恩先生说道：“同情乃是间接地使同情者感到愉快的一个源泉”；他通过互易性（reciprocity）来解释这个问题。他又说，“受到恩惠的人或代替他的其他人，当以同情和有力的帮助作为报答以补偿对方所作出的一切牺牲。但是，同情如果严格地是一种本能——看来似乎就是如此，那么它的行使就会给人以直接愉快，其方式正如上述行使差不多每一种其他本能的情形一样。”
⑴ 詹尼斯（L.Jenyns）牧师说，这一事实最初是由杰出的詹纳（Jenner）记载的，见《科学学报》（Phil.Transact.）1824年，此后又为几位观察家、特别是布莱克瓦尔所证实。后面这位细心的观察家连续两年在晚秋检查了36个鸟巢；他发现，12个鸟巢有死去的幼鸟，5个鸟巢有即将孵化的卵，3个鸟巢有接近孵化的卵。有许多鸟还未长大，难作长途飞行，同样也遭到遗弃而落在后边。参阅布莱克瓦尔的《动物学研究》（Researches in Zoology），1834年，108,118页。关于另外的证据，虽无必要，亦可参阅勒罗伊的《科学通信》（Letters Phil.），1802年，217页。关于东亚雨燕（swifts），参阅高尔得的《大不列颠鸟类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Birds of Great Britain），1823年，5页。亚当斯（Adams）先生在加拿大观察到相似的情况，见《通俗科学评论》（Pop.ScienceReview），1873年7月，283页。
⑴ 休姆（Hume）说[《关于道德原理的探讨》（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1751年，132页]：“似乎必须承认，他人的幸福和悲痛并非是同我们毫不相干的景象，而是看到前者……将使我们暗暗感到喜悦；而后者的出现……则会在我们的想象上投射一层忧郁的阴影。”
⑵ 《心理学和道德学》，1868年，254页。
⑴ 我在这里涉及的是所谓实质的和形式的道德之间的区别。我高兴地看到赫胥黎教授关于这个问题持有和我同样的观点。莱斯利·斯蒂芬先生说[《论自由思想和坦白讲话文集》（Essays on Freethinking and Plain Speaking），1873年，83页]，“在实质的和形式的道德之间形而上学的区别正如其他这等区别那样，是彼此不相干的”。
⑵ 我曾举过这样一个事例，即：三个巴塔戈尼亚地方的印第安人宁愿一个跟着一个地被枪毙，也不泄露其同伴的作战计划。
⑴ 仇恨或敌意似乎也是一种高度持久的情感，也许比可以指出名字的任何其他情感更加持久。嫉妒的解释是，对他人的某种优点或成功感到憎恨，培根极力主张（《论文第九》）“在所有情感中，嫉妒是最缠绕不休而永续的”。狗很容易憎恨生人和生狗，尤其是它们居住靠近而又不属于同一个家族、部落或氏族时更加如此：这种情感似乎是天生的，而且肯定是最持续的一种。它同真正的社会本能似乎相辅而又相反。从我们所听到的未开化人的情况来看，似乎差不多也是这样。倘真如此，如果同一部落的任何成员对任何人有所损害或者成为他的敌人，那么后者把这等感情转而施于前者，只要再跨进一小步就可以了。一个人对敌人加以伤害，不会受到原始良心的谴责，而如果不是为自己报仇的话，那就要受到原始良心的谴责，这并非是不可能的。以德报怨，施爱于敌，乃道德之顶峰，社会本能本身是否曾导致我们如此，实属可疑。在任何这等金科玉律被想到和被遵从之前，这等本能以及同情，应该受到高度的磨炼，并且在理性、教育以及对上帝的爱和惧的帮助下而加以扩大。
⑴ 安大略，《涉及法律的精神错乱》（Insanity in Relation to Law），美国，1871年，1页。
⑴ 泰勒，《当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1873年4月，707页。
⑵ 普罗斯佩尔·德斯平（Prosper Despine）博士在他的《天赋心理学》（Psychologie Naturelle）（第1卷，1868年，243页；第2卷，169页）一书中举出有关最恶劣罪犯的许多奇特事例，这些罪犯显然完全没有良心。
⑴ 参阅一篇富有才华的论文，见《北英评论》（North British Review），1867年，395页；再参阅巴奇霍特（W.Bagehot）先生讨论服从和团结一致对原始人类的重要性的文章，见《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1867年，529页；1868年，457页及其他。
* 加里曼丹的一种原始人。——译者注
⑵ 我所见过的最充分的记载是由格兰德（Gerland）作出的，见他的著作《自然民族的消亡》（Ueber dan Aussterben der Naturvlker），1868年，但在后一章我势必还要对杀婴问题进行讨论。
⑶ 关于自杀的很有趣的讨论，参阅莱基（Lecky）的《欧洲道德史》（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第1卷，1869年，223页。关于未开化人，温伍德·里德（Winwood Reade）告诉我说，西非的黑人常常自杀。众所周知，自从被西班牙征服之后，在悲惨的南美土著居民中多么盛行自杀。关于新西兰，参阅《“诺瓦拉”航海记》（The Voyage of the“Novara”），以及关于阿留申群岛（Aleutian Islands），参阅乌泽在《论智力》（第2卷，136页）一书中引用的米勒著作。
⑷ 参阅巴奇霍特的《医学与政治学》（Physics and Politics），1872年，72页。
⑸ 例如，参阅汉密尔顿（Hamilton）关于卡法尔人（Kaffirs）的记载，见《人类学评论》（Anthropological Review），1870年，15页。
⑴ 关于这个问题，伦南（Lennan）先生搜集了一些很好的事实，见他的著作《原始婚姻》（Primitive Marriage），1865年，176页。
⑵ 莱基，《欧洲道德史》，第1卷，1869年，109页。
⑶ 《出使中国记》（Embassy to China），第2卷，348页。
⑷ 参阅卢伯克的《文化的起源》第七章，其中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充实证据。
⑴ 例如，莱基的《欧洲道德史》，第1卷。
⑵ 《威斯敏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1869年10月，498页，载有一篇富有才华的论文始用这一术语。关于“最大幸福原则”参阅米尔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17页。
⑶ 米尔（Mill）以最明晰方式承认（《逻辑体系》（System of Logic），第2卷，422页），行为可以通过习性而完成之，无须预先感到愉快。塞吉威克先生在一篇《论愉快和愿望》的文章[《当代评论》（The Contemporary Review），1872年4月，671页]中也说，总之，有一种学说谓自觉行为的冲动永远指向在我们本身产生令人愉快的感觉：与此相反，我则主张，我们到处都可以在意识中发现不受注重的冲动，这是指向某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的：在许多场合中；这种冲动同自重如此不能和谐共存，以致二者不易在意识中同时存在。”我不能不认为，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以为我们的冲动决非永远来自任何同时发生的或预先感到的愉快；这种模糊的感觉正是接受道德的直觉论而反对功利论或“最大幸福”论的一个主要原因。关于后一理论，行为的标准和动机无疑往往被搞乱了，实际上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混淆不清。
⑴ 华莱士先生在《科学上的意见》（Scienti fic Opinion，1869年9月15日）举出了一些好事例；在他的《对自然选择学说的贡献》（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1870年，353页）一书中有更加充分的叙述。
* 南美亚马孙河以南的大草原。——译者注
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译者注
⑴ 坦尼森（Tennyson），《国王的叙事诗》（Idylls of the King），244页。
⑵ 《罗马皇帝奥瑞利亚斯·安东尼纳斯的思想》（The Thoughts of the Emperor M.Aurlius Antoninus），英译本，第2版，1869年，112页。奥瑞利亚斯生于公元121年。
⑶ 斯宾塞给米尔的一书信，见贝恩先生的《心理学和道德学》，1868年，722页。
⑷ 莫兹利，《躯体和精神》（Body and Mind），1870年，60页。
⑴ 一位作者在《北英评论》（1869年7月，531页）中很好地作出了一个合理判断，表示强烈支持这一结论。列基先生（《道德史》，第1卷，143页）的看法似乎与此吻合。
⑵ 参阅他的名著《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1869年，349页。阿盖尔（Argyll）公爵（《原始人类》，1869年，188页）关于人类本性在是非之间的斗争有过一些好议论。
⑴ 《奥瑞利亚斯的思想》，139页。
⑴ 《人类学评论》，1864年5月，158页。
⑵ 正如亨利·梅因（Henry Maine）爵士所说的，被吸收进另一个部落中的诸成员或部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便设想他们是同一祖先的共同后裔，见《古代法律》（Ancient Law），1861年，131页。
⑴ 莫洛特（Morlot），《自然科学普及协会》（Soc.Vaud.Sc.Nat.），1860年，294页。
⑵ 我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196页）举出过这方面的事例。
⑴ 他以《自然科学与政治学》（Physics and Politics）为题，发表了一系列卓越的论文，见《双周评论》，1867年11月；1868年4月1日；1869年7月1日；以后印成单行本。
⑴ 华莱士先生在《对自然选择学说的贡献》（1870年，354页）举出过有关事例。
⑵ 《古代法律》，1861年，22页。关于巴戈霍特先生的叙述，见《双周评论》，1868年4月1日，452页。
⑴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1卷，309页。
⑵ 《弗雷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1868年9月，353页。这篇文章似乎打动了许多人，由此引出两篇卓越的论文和一篇答辩，见《旁观者》，1868年10月3日及17日。在《科学季刊》（Q.Journal of Science，1869年，152页）：劳森·泰特（Lawson Tait）在《都柏林医学季刊》（Dublin Q.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1869年2月）；兰克斯特先生在《长寿的比较》（Comparative Longevity，1870年，128页）均对此进行过讨论。《澳大利亚西亚人》（或可译为大洋洲人。——译者注）（Australasian，1867年7月13日）也出现过相似观点。我曾借用过其中几位作者的观念。
⑶ 关于华莱士先生，参阅上面引用的《人类学评论》；关于高尔顿先生，参阅《麦克米伦杂志》，1865年8月，以及他的巨著《遗传的天才》，1870年。
⑴ 菲克（H.Fick）教授关于这个问题以及其他各点做过良好叙述，见《自然科学对权力的影响》（Ein fluss der Naturwissenschaft auf das Recht），1872年。
⑵ 《遗传的天才》，1870年，132—140页。
⑶ 考垂费什（Quatrefages），《科学报告评论》（Revuedes Cours Scientifiques）。1867—1868年，659页。
⑷ 参阅兰克斯特（Lankester）先生的《长寿的比较》一书中根据权威材料编制的表格第五栏和第六栏。
⑴ 《遗传的天才》，1870年，330页。
⑵ 《物种起源》，第5版，1869年，104页。
⑶ 《遗传的天才》，1870年，347页。
⑷ 兰克斯特，《长寿的比较》，1870年，115页。关于酗酒者的统计数字，采自尼逊（Neison）的《生命统计》（Vital Statistics）。关于荒淫生活，参阅法尔博士的《结婚生活对死亡率的影响》（Influence of Marriage on Mortality），曾在“社会科学全国促进会”（Nat.Assoc.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上宣读，1858年。
⑴ 《弗雷泽杂志》，1868年9月，353页。《麦克米伦杂志》（Macmillan's Magazine），1865年8月，318页。法勒（Farrar）牧师持有不同的观点（《弗雷泽杂志》，1870年8月）。
⑵ 《关于妇女生育性的规律》（On the Laws of the Fertility ofWomen），见《皇家学会会刊》（Transact.Royal Soc.），爱丁堡，第24卷，287页：现以单行本出版，书名为《生殖力，生育性及不育性》（Fecundity,Fertility and Sterility），1871年。再参阅高尔顿先生的《遗传的天才》，352—357页，有对上述效果的观察材料。
* 五、六世纪入侵并定居于英国的日尔曼族。——译者注
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居住在中欧、西欧的部落，其后裔今散布在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等地。——译者注
⑶ 《苏格兰的出生与死亡情况第十次年度报告》（Tenth Annual Report of Births,Deaths&c.,in Scotland），1867年，29页。
⑷ 引文系摘自关于这等问题的英国最高权威法尔博士的一篇论文：《结婚生活对法国人死亡率的影响》，此文曾在“社会科学全国促进会”宣读，1858年。
⑸ 法尔博士，同上文，下述引文亦摘自同一篇著名论文。
⑴ 我引用的数字是《苏格兰的出生和死亡情况第十次年度报告》（1867年）中所载的五年平均数。引用斯塔克博士的话载于《每日新闻》（Daily News），1868年10月17日，法尔博士认为此文写作严谨。
⑵ 关于这个问题，邓肯博士说道（《生殖力、生育性及不育性》，1871年，334页）：“在各个时期，健康而美丽者常从未婚一方走到已婚一方，于是未婚一方便充满了不幸的病弱者。”
⑶ 参阅高尔顿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有独创性的最初论点，见《遗传的天才》，340—342页。
⑴ 格雷格先生，《弗雷泽杂志》，1868年9月，357页。
⑵ 《遗传的天才》，1870年，357—359页。法勒牧师提出过相反的论点（《弗雷泽杂志》，1870年8月，257页）。莱伊尔爵士在一段引人注目的文章中[《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第2卷，1868年，489页]要求人们注意宗教审判所产生的恶劣影响，通过选择它降低了欧洲的一般智力标准。
⑶ 高尔顿先生，《麦克米伦杂志》，1865年8月，325页。再参阅《达尔文主义与国民生活》（On Darwinism and National Life）一文，见《自然》（Nature），1869年12月，184页。
⑷《美国的最后冬天》（Last Winter in the United States），1868年，29页。
⑴ 我非常感激约翰·莫利（John Morley）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好批评：再参阅布罗卡（Broca）的《论选择》（Les Sélections），见《人类学评论》（Revued'Anthropologie），1872年。
⑵ 《论文化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Civilisation），见《人种学会会报》（Proc.Ethnological Soc.），1867年11月26日。
⑶ 《原始人类》（Primeval Man），1869年。
⑴ 曾在“大不列颠皇家协会”（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宣读，1867年3月15日。还有，《对人类初期历史的研究》，1865年。
⑵ 《原始婚姻》，1865年。再参阅显然是同一位作者所写的一篇优秀的论文，见《北英评论》，1869年7月。还有，莫尔根先生的《关于亲属关系的社会等级，体系的起源之推测》，见《美国科学院院报》（Proc.American Acad.of Sciences），第7卷，1868年2月。沙夫豪森博士说过“在荷马史诗和《旧约全书》中都曾记载过用人做献祭品的遗风”，见《人类学评论》，1869年10月，373页。
⑶ 卢伯克爵士，《史前时代》，第2版，1869年，第十五、十六各章。再参阅泰勒的《人类的早期历史》一书中最优秀的第九章。
* 为澳洲土著的武器，用曲形坚木制成，打出去可飞回原处。——译者注
南太平洋塔希提岛上的土著居民。——译者注
⑷ 米勒在《诺瓦拉游记：古生物学，第三部》（Reise der Novara：Anthropolog.Theil，Abtheil.Ⅲ，1868年，127页），做过一些良好的论述。
⑴ 关于各个博物学者在其分类法中给人类安排的位置，小圣·伊莱尔有过详细叙述，见《博物学通论》，第2卷，1859年，170—189页。
⑴ 关于蚁类的习性，贝尔特先生在其《博物学者在尼加拉瓜》（1874年）一书中，发表过一些最有趣的事实。再参阅莫格里奇先生的令人钦佩的著作《农蚁》（Harvesting Ants），1873年，以及《两个世界评论》，1870年2月，682页。
⑵ 韦斯特伍德（Westwood），《昆虫的近代分类》（Modern Class of Insects），第2卷，1840年，87页。
* 即猿类。——译者注
⑴ 《动物学会会报》（Proc.Zoolog.Soc.），1863年，4页。
⑵ 《关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的证据》（Evidence as to Man's Place in Nature），1863年，70页及其他诸页。
* 即Semnopithecus nasalis，多群栖于加里曼丹等处的沿河乔木上，鼻长而突出，雄性老猴者尤长，可运动自如，且如吻，故又名“长鼻猴”proboscis monkey。——译者注
⑴ 若弗鲁瓦（Isid.Geoffroy），《博物史通论》（Hist.Nat.Gén.），第2卷，1859年，217页。
⑵ 《论人类身体的无毛》（Ueber die Richtung der Haare），见米勒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历史文献》（Archiv für Anat.und Phys.），1873年，51页。
⑶ 里德（Reade）引用，《非洲见闻录》（The African Sketch Book），第l卷，1873年，152页。
⑴ 关于长臂猿的毛，参阅《哺乳动物志》（Nat.Hist.of Mamm.），马丁著，1841年，415页。关于美洲猴和其他种类，也可参阅若弗鲁瓦的《博物史通论》，第2卷，1859年，216,243页，埃舍里希特，同前书，46，55,61页。欧文，《脊椎动物解剖学》，第3卷，619页。华莱士，《对自然选择学说的贡献》，1870年，344页。
⑵ 《物种起源》，第5版，1869年，194页。《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1868年，348页。
⑶ 《动物分类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Animal），1869年，99页。
⑴ 这同米伐特先生暂定的分类法差不多是一样的（《科学协会会报》，1867年，300页），他把灵长目分为狐猴科（Lemuridae）、人科（Hominidae）和猴科（Simiadae），这三者相当于狭鼻猴类、卷尾猴科（Cebidae）和狨科（Hapalidae），后两个类群则相当于阔鼻猴类。米伐特先生现仍坚持上述观点，参阅《自然》，1871年，481页。
⑵ 《动物学会会报》（Transact.Zoolog.Soc.），第6卷，1867年，214页。
⑶ 米伐特先生，《科学协会会报》（Transact.Phil.Soc.），1867年，410页。
⑷ 莫里先生和米伐特先生论狐猴科，《动物学会会报》，第7卷，1869年，5页。
⑴ 关于这一点，赫克尔作出同样的结论，参阅《论人类的发生》（Ueber die Entst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见微尔和（Virchow）的《普通学术报告》，1868年，61页。再参阅赫克尔的《自然创造史》，1868年，在该书中他详细地叙述了他的关于人类谱系的观点。
⑵ 福尔西·马若尔（C.Forsyth Major）博士，《在意大利发现的猴类化石》（Sur les Singes Fossiles trouvés en Italie），见《意大利博物学会会报》，第15卷，1872年。
⑴ 《人类学评论》，1867年4月，236页。
⑵ 《地质学原理》，1865年，583—585页。《人类的源远流长》（Antiquity of Man），1863年，145页。
⑶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105页。
⑴ 在他的《普通形态学》一书中有详细的各表阐明及此，在他的《自然创造史》（Natiirliche Schpfungsgeschichte）一书中特别论及人类。赫胥黎教授在评论后一著作时[《科学院院报》（The Academy），1869年，42页]说道，他认为赫克尔可称赞地讨论了人类由来的系统，虽然他对某些方面还持有异议。他对全书的要旨和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⑵ 《古生物学》（Palaeontology），1860年，199页。
⑶ 我在福克兰群岛于1883年4月满意地看到了一种复海鞘的能够运动的幼体，这一发现早于其他博物学者数年之久：复海鞘同Synoicum密切近似，但显然不是同属。其尾长为椭圆形头部的五倍左右，尾端为一很细的丝状体。我曾用简单的显微镜绘制过它的图，它明显地被横向不透明的部分分开，我设想这代表柯瓦列夫斯基所绘的大细胞。在发育的早期阶段，尾部紧密地缠绕在幼体的头部。
⑷ 《圣彼得堡科学院研究报告》（Mémoires de l'Acad.des Sciences de St.Pétersbourg），第10卷，第15期，1866年。
⑴ 但是，我理应补充一点：有些有能力的评论家们对这一结论还有争议，例如，捷得在《实验动物学文献》（1872年）中就此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尽管如此，这位博物学家还谈到（281页），“海鞘类幼虫的组织非任何假说和理论所可解释，由此可见，仅仅依靠对生活条件的适应，自然界就能使无脊椎动物产生出脊椎动物的基本形态（脊索的存在），我们虽不知这两大门动物的过渡在实际上是怎样完成的，但根据这一过渡的简单可能性，这两大门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就得以填平了。”
⑴ 这是比较解剖学最高权威格根鲍尔（Gegenbaur）教授所做的结论，见《比较解剖学的主要特点》（Grundzüge der vergleich.Anat.），1870年，876页。这主要是对两栖类进行研究的结果；但是，根据沃尔戴耶（Waldeyer）的研究（《解剖学和生理学杂志》，1869年，161页），甚至“高等脊椎动物在性器官的早期状态时都是雌堆同体的”。相似的观点长期以来为某些作者所坚持，但直到最近还缺乏坚实的基础。
⑵ 雄的袋狼（Thylacinus）提供了最好的事例。欧文，《脊椎动物解剖学》（Anatomy of Vertebrates），第3卷，771页。
⑶ 在鮨鱼属（Serranus）的几个种中以及在某些其他鱼类中曾经观察到雌雄同体的情况，这等鱼类或是正常而对称的，或是异常而单侧的。祖特文（Zouteveen）博士给过我关于这一课题的参考资料，特别是哈尔贝茨玛（Halbertsma）教授在《荷兰科学院院报》（Transact.of the Dutch Acad.of Sciences）第16卷发表的一篇论文尤为重要。京瑟（Günther）博士怀疑这个事实，但现在有如此众多的优秀观察家们做过这方面的记录，以致没有任何争论的余地了。莱索纳（M.Lessona）博士写信告诉我说，他曾证实卡沃利尼（Cavolini）对鮨鱼所做的观察。埃科利尼（Ercolani）教授阐明鳗鲡是雌雄同体的[《波洛尼亚科学院院报》（Accad.delle Scienze,Bologna），1871年12月28日]
⑷ 格根鲍尔曾阐明[《耶拿杂志》（.Jenaische Zeitschrift），第7卷，212页]，在几个哺乳动物目中有两种不同模式的ru头，这二者怎么会来源于有袋类的ru头，而后者又来源于单孔类的泌乳器官，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参阅麦克斯·赫斯（Max Huss）关于乳腺的研究报告，同前杂志，第8卷，176页。
⑴ 洛克伍德（Lockwood）先生[《科学季刊》（Quart.Journal of Science），1868年4月，269页]根据对海马发育的观察，雄者的腹囊壁在某种方式上提供营养。关于雄鱼在口中孵卵，参阅怀曼教授的一篇很有趣的论文，见《波士顿博物学会会报》（Proc.Boston Soc.of Nar.Hist.），1857年9月15日；再参阅特纳教授的论文，见《解剖学和生理学杂志》，1866年，11月1日，78页。京瑟博士也描述过相似的事例。
⑵ 鲁瓦耶（C.Royer）在她的《人类的起源》（Origine de l'Homme）中提出过相似的观点。
⑴ 海岸生物所受潮汐的影响一定很大，无论生活在高潮线或低潮线的动物都必须每两周通过一次潮汐变化的完全循环。因此，它们的食物供给每周都要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等动物在这等条件下生活了许多世代，其生活功能几乎都要规则地按每周运转。那么，有一个难以理解的事实，即在高等的、现今为陆栖的脊椎动物以及另外一些纲中，许多正常的和异常的过程都是以一周或多周为期的：如果脊椎动物起源于同现今在潮汐中生存的海鞘类相近似的动物，上述情况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可以举出许多有关这等周期过程的事例，如哺乳动物的妊娠期、疾病的间歇热等皆是。卵的孵化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例子，因为，按照巴特利特（Bartlett）的说法[《陆与水》（Land and Water），1871年1月7日]，鸽卵的孵化为两周；鸡卵的孵化为三周；鸭卵的孵化为四周；鹅卵的孵化为五周；鸵鸟卵的孵化则为七周。就我们所能判断的来说，任何一种过程或机能的循环周期，如果是在大致准确的期间内进行的，一旦获得之后，就不易再起变化：因而它将会通过几乎任何代数这样被传递下去。但是，如果机能变化了，周期势必也要变化，而且会按整个一周几乎突然地发生变化。这个结论如果正确，则是高度值得注意的：因为，每一种哺乳动物的妊娠期、每一种鸟卵的孵化期以及许多其他生命过程就这样向我们泄露了这等动物的原产地。
⑴ 《印度史》（History of India），第1卷，1841年，323页。利巴神甫对中国人也做过同样记述。
⑴ 古尔德著，《关于美国士兵的军事学和人类学的统计之研究》，1869年，298—358页，载有关于白人、黑人、印度人的大量测定数据。《关于肺的容量》（On the capacity of the lungs），471页。再参阅魏斯巴赫（Weisbach）博士根据舍策尔（Scherzer）博士和施瓦茨（Schwarz）博士的观察材料所举出的大量有价值的表，见《诺瓦拉游记》（Reise der Novara），1867年。
⑵ 例如，参阅马歇尔先生关于一个布西门妇女的脑的记载，见《自然科学学报》，1864年，519页。
⑶ 华莱士，《马来群岛》，第2卷，1869年，178页。
* 生活于西南非洲。——译者注
⑷ 关于埃及著名的Abou-Simbel洞窟画像，普歇（M.Pouchet）说[《人类种族多源论》（The Plurality of the Human Races）英译本，1864年，50页]，有些作者相信画上有12个以上民族的代表可以被辨认出来，但他都远远辨认不出来。甚至特征最显著的种族也不能被证实一致到那样的程度，就像在一些著作中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例如诺特（Nott）和格利敦（Gliddon）两位先生说[《人类的模式》（Types of Mankind），148页]，埃及国王拉米塞斯二世的面貌非常像欧洲人，而另一位坚决相信人类种族是独特物种的克诺斯（Knox）当谈到（《人类的种族》，1850年，201页）少年门南，（Memnon，伯契先生告诉我说，他就是拉米塞斯二世），却强烈地主张他的特性同安特卫普的犹太人相同。再者，当我看到阿姆诺甫（Amunoph）三世的塑像时，我同意博物馆两位职员的看法（两位都是优秀的鉴定家），即，他有特征显著的黑人面貌：但诺特和格利敦两位先生则把他描写成一个混血儿，但没有同“黑人混血”（同前书，146页，53图）。
⑸ 诺特和格利敦在《人类的模式》（1854年，439页）中引用。他们还举出了确实的证据；但C.沃格特以为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⑴ 《人类种族起源的多样性》见《基督的检查员》（Christian Examiner），1850年7月。
⑵ 《爱丁堡皇家学会会报》（Transact.R.Soc.of Edinburgh），第22卷，1861年，567页。
⑴ 《关于人属的混血现象》（Onthe Phenomena of Hybridity in the Genus Homo），英译本，1864年。
⑵ 参阅默里先生在《人类学评论》（1868年4月，53页）中发表的一封有趣的信，这封信驳斥了斯特莱斯基伯爵的如下叙述：澳洲土著妇女同白种男人生了孩子之后，再同自己种族的男人结婚就不生孩子了。夸垂费什也搜集了许多论据（《科学报告评论》，1869年3月，239页），证明澳洲土著居民和欧洲人交配，并非不育。
⑶ 《对亚加西斯教授的动物界自然分布区概述的检查》，查尔斯顿，1855年，44页。
⑷ 罗尔夫斯（Rohlfs）博士写信给我说，他在撒哈拉大沙漠发现一些混合种族，系来源于三个部落的阿拉伯人、栢栢尔人，以及黑人，他们特别能育。另一方面，里德先生向我说，黄金海岸的黑人虽然称赞白人和黑白混血儿，但有一句格言：黑白混血儿不应彼此结婚，因为他们生孩子少而且多病。正如里德先生所论述的，这一信念值得注意，因为白人访问和居住在黄金海岸已有四百年历史了，所以黑人有充分的时间通过经验而得到知识。
⑸ 古尔德著，《关于美国士兵的军事学和人类学的统计之研究》，1869年，319页。
⑴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109页。我在这里提醒读者注意，物种杂交不育并不是一种特别获得的特性，就像某些树彼此不能嫁接在一起那样，这是由其他既获得的差异而附带发生的一种情形。这等差异的性质还不明，但它们特别同生殖系统有关系，而同外部构造或体质的正常差异的关系就少得多。物种杂交不育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然在于一方或双方长期习惯于固定的条件；我们知道条件变化对生殖系统会产生特别影响，我们有良好理由相信（如上所述），多变的家养条件有消除不育性的倾向，而物种杂交不育在自然状况下则非常普遍。我在别处曾阐明（同前书，第2卷，185页，《物种起源》，第5版，317页），杂交物种的不育性并不是通过自然选择获得的：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类型如果已经成为很不育的了。那么它们的不育性几乎不可能通过保存那些日益不育的个体再把它们的不育性扩大；因为，当不育性增大之后，产生出来的后代则愈来愈少，最后仅仅在极稀疏的间隔时间内产出极少的个体而已。但是，还有较此为甚的更高级的不育性。格特纳（Grtner）和克尔罗伊特（Klreuter）都曾证明，在包含许多物种的植物属中，从杂交后结籽愈来愈少的物种到决不结一粒种子的物种可以形成一个系列，但它们仍受其他物种的花粉的影响，从子房的膨大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这里，要想选择更加不育的个体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个体已经停止结籽了：所以，如果仅是子房受到影响，极度的不育性是无法通过选择而得到的。这种极度的不育性，无疑还有另外一些等级的不育性，乃是杂交物种体质中某些未知的差异所造成的附带结果。
⑵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92页。
⑶ 考垂费什关于巴西的“保罗信徒”的成功和精力做过有趣的记载（《人类学评论》，1869年1月，22页），他们是葡萄牙人和印第安人多次混血的一个种族，而且还混有其他种族的血液。
* 分布在亚洲东南部及大洋洲。——译者注
⑴ 例如美洲的和澳洲的土著居民。赫胥黎教授说（《史前人类学国际会议文献》，1868年，105页），南部德国人和南部瑞士人的头骨和“鞑靼人的一样短而阔”，等等。
⑵ 关于这个问题，魏茨（Waitz）做过好的讨论，参阅《人类学概论》（Introduct.to Anthropology），英译本，1863年，198—208,227页。我曾引自塔特尔（H.Tuttle）的《人类的起源及其古远性》，波士顿，1866年，35页。
⑴ 内格利（Ngeli）教授在其《植物的中间类型》（Botanische Mittheilungen，第2卷，1866年，294—369页）一书中仔细地描述过几个显著事例，阿萨·格雷教授对北美菊科植物的一些中间类型做过同样叙述。
⑵ 《物种起源》，第5版，68页。
⑶ 关于这种作用，参阅赫胥黎教授的看法，见《双周评论》，1865年，275页。
⑴ 《人类讲义》，英译本，1864年，468页。
⑵ 《关于猪的族》（Die Racen des Schweines），1860年，46页。《关于猪头骨历史的预备研究》（Vorstudien für Geschichte,&c.,Schweineschdel），1864年，104页。关于牛，参阅考垂费什的《人种的同一性》（Unité de l'Espèce Humaine），1861年，119页。
⑴ 泰勒，《人类的早期历史》，1865年：关于姿势语言，参阅54页。卢伯克，《史前时代》，第2版，1869年。
⑵ 《关于器具的相似形状》，见《人类学会纪要》，韦斯特罗普著。《斯堪的纳维亚的原始居民》（The Primitive Inhabitants of Scandinavia），英译本，卢伯克爵士编，1868年，104页。
⑶ 韦斯特罗普，《关于上古遗物大石台》（On Cromlechs），见《人种学会杂志》的“科学意见”栏，1869年6月2日，3页。
⑷ 《贝格尔号航海研究日志》，46页。
⑸ 《史前时代》，1869年，574页。
⑴ 译文见《人类学评论》，1868年10月，431页。
⑵ 《史前考古学国际会议报告书》，1868年，172—175页。再参阅布罗卡的文章，其译文见《人类学评论》，1868年10月，410页。
⑶ 格兰德博士，《原始民族的消亡》（Ueber das.Aussterben der Naturvlker），1868年，82页。
⑷ 格兰德（同前书，12页）举出了一些事实以支持这一叙述、
⑸ 关于这种影响，参阅霍兰（H.Holland）的著作《医学札记和回忆录》（Medical Notes and Reflections），1839年，390页。
⑹ 我搜集过许多有关这个问题的好例子（《贝格尔号航海研究日志》，435页，再参阅格兰德的材料，同前书，8页）。波皮格（Poeppig）说“未开化人接受文明如饮毒药”。
⑴ 斯波罗特，《未开化人生活的景象及其研究》（Scenes and Studies of Savage Life），1868年，284页。
⑵ 巴奇霍特，《医学与政治学》（Physics and Politics），见《双周评论》，1868年4月1日，455页。
⑶ 邦威克（Bonwick）著，《塔斯马尼亚人的末日》（The last of the Tasmanians），1870年，这里的叙述均引自该书。
⑷ 这是塔斯马尼亚长官丹尼森（Denison）爵士的记载，《副总督生涯种种》（Varieties of Vice-Regal Life），1870年，第1卷，67页。
⑴ 关于这些事例，参阅邦威克的《塔斯马尼亚人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 of the Tasmanians），1870年，90页，以及《塔斯马尼亚人的末日》，1870年，386页。
⑵ 《对新西兰土著居民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Aboriginal Inhabitants of New Zealand），政府出版，1859年。
⑶ 肯尼迪（Alex.Kennedy）著，《新西兰》（“New Zealand”），1873年，47页。
⑷ 扬格（C.M.Younge）著，《帕特森传记》（Life of J.C.Patteson），1874年，特别注意参阅第1卷，530页。
*位于大洋洲。——译者注
* 即夏威夷群岛（Hawaiian Is.）。——译者注
根据复算，应为60.45%。——译者注
⑴ 以上记述，主要引自下列著作：贾维斯（Jarves）的《夏威夷群岛的历史》，1843年，400—407页。奇弗（Cheever），《桑威奇群岛上的生活》（Life in the Sandwich Islands），1851年，277页。邦威克引用鲁申贝格的材料，见《塔斯马尼亚人的末日》，1870年，378页。贝尔彻（E.Belcher）爵士引用毕晓普的材料，见《环球航海记》（Voyage Round the World），第1卷，1843年，272页。历史人口调查的统计数字，系在尤曼斯（Youmans）博士的请求下，由寇恩先生慷慨提供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曾把尤曼斯的数字同上述各书的记载进行过比较，我没有用1850年的统计，因为我发现两个数据相差太远。
⑵ 《印度医学公报》（The Indian Medical Gazette）。
* 南太平洋塔希提岛上的土著居民。——译者注
* 尼尔吉里（Nilgiri）山中的牧民。——译者注
⑴ 关于诺福克岛民的密切亲缘关系，参阅丹尼森（Denison）爵士的《副总督生涯种种》，第1卷，1870年，410页。关于图达人，参阅马歇尔（Marshall）上校的著作，1873年，110页。关于苏格兰西方诸岛，米切尔（Mitchell）博士，《爱丁堡医学杂志》（Edinburgh Medical Journal），1865年3—6月。
缅甸中部的古城。——译者注
⑵ 关于这个问题的证据，参阅《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111页。
* 即Cynaelurus jubatus Schreb.，印度人驯养之，使其猎羚羊和鹿等。——译者注
⑴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16页。
* 位于大洋洲。——译者注
⑵ 这些数字引自《受到宽大的叛变者》（The Mutineers of the“Bounty”），贝尔契夫人著，以及英国下院1863年5月29日命令出版的《皮特凯恩岛》（Pitcairn Island）。关于桑威奇群岛的下列叙述，引自《檀香山公报》（Honolulu Gazette）以及寇恩（Coan）先生的著作。
⑴ 《人类学》（On Anthropology），译文载于《人类学评论》，1868年1月，38页。
* 婆罗门为印度封建种姓制度的第一种姓。僧侣。——译者注
⑵ 《孟加拉农村年报》（The Annals of Rural Bengal），1868年，134页。
⑶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95页。
⑷ 帕拉斯（Pallas），《圣彼得堡科学院院报》（Act.Acad.St.Petersburg），第二部，1780年，69页。
⑸ 安德鲁·史密斯爵士（Sir Andrew Smith），诺克斯引用，见《人类的种族》，1850年，473页。
⑹ 参阅夸垂费什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见《科学报告评论》，1868年10月17日，731页。
⑺ 利文斯顿，《南非旅行调查记》（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Africa），1857年，338,339页。多比尼和戈得隆在《论物种》中引用，第2卷，266页。
⑴ 参阅1813年在皇家学会宣读的一篇论文，见1818年出版的他的《论文集》。关于韦尔斯博士的论点，我曾在《物种起源》的“历史概述”中有所说明。关于肤色同体质特性的相关，我曾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227，335页）举过种种事例。
⑵ 例如，参阅诺特（Nott）和格利敦（Gliddon）合著的《人类的模式》，68页。
⑶ 塔洛克（Tulloch）少校1840年4月20日在统计学会上宣读的一篇论文，载于《科学协会会刊》（Athenaeum），1840年，353页。
⑷ 《人类种族的多源论》（The Plurality of the Human Race），英译本，1864年，60页。
⑸ 考垂费什，《人种的一致性》，1861年，205页。魏采，《人类学概论》，英译本，第1卷，1863年，124页。利文斯顿在他的《旅行记》中举过同样事例。
* 在圭亚那。——译者注
⑹ 1862年我曾得到陆军军医总监的许可，向海外驻军的医生发出空白表格，并附如下意见，但未获得答复，“有几个被记载下来的十分明显的事例表明，在我们的家养动物中，皮肤附属物的颜色同其体质有一定关联；众所周知，人类种族的肤色同其住地的气候也有某种有限度的关联；下述调查似乎值得注意。即，欧洲人的毛发颜色同他们感染热带地方疾病之间是否有任何关联。如果各军队的医生驻在对健康有害的热带地区，请在发病时先数一下军队中有多少人的毛发是浓色的，多少人是淡色的，多少人是中间色或不确定的颜色的；如果同一位医生对疟疾、黄热病、痢疾患者，也作出相似的统计，那么当表上有三千来个这样事例之后，很快就可以看明，在毛发颜色同感染热带病的体质之间是否存在着任何关联。也许不会发现这种关联，但这样调查还是值得一做的。倘获得正的结果，则这一结果在选用人员担负任何特殊任务时是有一定实际应用价值的。在理论上，这一结果大概也是重要的，因为它指明了自从远古以来就在对健康有害的热带气候下居住的一个人类种族，在悠久的连续世代中由于深色毛发和深色皮肤的个体更好地被保存下来而成为深色的一个途径。”
* 位于西印度群岛。——译者注
⑴ 《人类学评论》，1866年1月，21页。夏普（Sharpe）博士也说，“在印度，生有淡色毛发和红润面色的人比生有深色毛发和青白面色的人感染热带地方病者为少；据我所知，这一意见似乎有充分的根据”（《人类是一种特殊创造物》，1873年，118页）。另一方面，塞拉利昂的赫德尔（Heddle）先生则持有直接相反的观点，“他手下的职员死于西非海岸气候者比其他人为多”（里德著，《非洲随笔》，African SketchBook，第2卷，522页），伯顿上尉持有同样见解。
⑵ 《人类是一种特殊的创造物》（Man：a Special Creation），1873年，119页。
⑶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336,337页。
⑷ 例如，参阅考垂费什有关在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居住效果的记述（《科学报告评论》，1868年10月，724页）以及其他相似的事例。罗勒（Rolle）博士说（《人类的起源》，Der Mensch，seine Abstammung，1865年，99页），根据汉尼柯夫（Khanikof）的权威材料，大多数德国人的家族在佐治亚（Georgia）定居两代之后，头发和眼睛将会变为黑色。福布斯（Forbes）先生告诉我说，安第斯山的基切亚人（Quichuas）按照彼等所住山谷的位置，其肤色变异很大。
⑸ 哈伦（Harlan），《医学研究》（Medical Researches），532页。考垂费什（《人种的一致性》，1861年，128页）曾就这个问题搜集了重大证据。
* 巴西的印第安人，他们在下嘴唇穿装一木塞子，叫做“botoque”，因是得名。——译者注
⑴ 参阅沙夫豪森的著述，其译文见《人类学评论》，1868年10月，429页。
** 赛奥恩印第安人（Siouan Indians）的一个著名部落，在北达科他（Dakota）州，1837年由于天花的流行，几遭覆灭。——译者注
⑵ 凯特林（Catlin）说（《北美的印第安人》，第1卷，第3版，1842年，49页），曼丹人（Mandans）的整个部落，l0个人或12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的头发是明亮的银灰色的，而且这是遗传的，一切年龄的男女都是如此。现在，这种头发之粗硬如马鬃，而其他颜色的头发还是细而软的。
⑶ 关于皮肤的气味，参阅戈德隆的《论物种》（Sur l'Espèce），第2卷，217页。关于皮肤上的分泌孔，参阅威尔肯斯的《家畜饲养技术的任务》（Die Au fgaben der Landwirth.Zootechnik），1869年，7页。
⑴ 《关于人类的大部分脑旋圈》（Die Grosshirn-Windungen des Menschen）《巴伐利亚学院论文集》（Abhandlungen der K.Bayerischen Akademie），第10卷，1868年。
⑴ 《人类大脑旋圈局部解剖学》（Convolutions of the Human Cerebrum Topographically Considered），1866年，12页。
⑵ 《特别关于黑猩猩的起沟通作用的脑旋圈的记载》（Notes more especially on the bridging convolutions in the Brain of the Chimpanzee），见《爱丁堡皇家学会会报》，1865—1866年。
⑶弗劳尔，《僧面猴的解剖》（On the Anatomy of Pithecia Monachus），见《动物学会会报》，1862年。
⑴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1862年，102页。
⑴ 《动物学会学报》（Transactions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第5卷，1862年。
⑵ 葛拉条雷在其《关于人类脑褶痕的研究报告》（39页，第四图版，第3图）中说道，“在一切猿类，皆为脑后叶褶痕最先发达，而前部褶痕则发达较迟，颅顶后头部裂沟在胎体中比较大。人类的前部裂沟最先出现，这是显著的例外，不过大脑前叶的普通发育同猿类均依同一规律”。
⑶ 葛拉条雷说（原著39页）：“此胎体的脑后部裂沟发育甚好，而脑前部的裂沟几乎不可见。”第四图版第3图中的罗兰德氏裂（Rolando fissure）和前部裂沟均甚明晰。阿利克斯（Alix）在他所写的《对葛拉条雷的人类学观点的评论》（见《巴黎人类学会会报》，1868年，32页）一文中说道：“葛拉条雷所有者为一长臂猿胎体的脑，这种猿与猩猩相近，处于生物界的很高等级，最有名的博物学家把它列入似人猿类。例如，赫胥黎力持这种看法。葛拉条雷从长臂猿的一个胎体发现脑前叶的裂沟尚未出现时，脑后叶的褶痕已有很好的发育了。这就是说，人类的褶痕的出现，由α在ω，而猿类的褶痕的发达，乃由ω在α。”
⑴ 《人类和猿类大脑半球主要部分的脑沟和脑回的典型排列方式》（Ueber die typische Anordnung der Furchen und Windungen auf den Grosshirn-Hemisphren des Menschen und der Affen），见《人类学文集》（Archiv für Anthropologie），第3卷，1868年。
⑵ 《人类胎儿大脑半球主要部分的脑沟和脑回的发育过程》（Zur Entwickelungs Geschichte der Furchen und Windungen der Grosshirn-Hemisphren im Faetus des Menschen），见《人类学文集》，第3卷，1868年。
*属灵长类，其性质在狭鼻猴类和阔鼻猴类之间，形小，尾长。前肢的拇指不能同其他四指对向；后肢的拇指虽有普通猿类所具有的那样扁爪，但其他趾则有钩爪而同食肉兽类相似。——译者注
⑴ 例如，勒孔特（Lecomte）神甫所写的那本很糟的小册子，《达尔文主义和人类的起源》（Le Darwinisme et l'origine de I'Homme），18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