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现任天皇继位，明治时代正式开始。当时形势严峻，日本面临史无前例的新考验。
我们在前面已经描绘过，着色风格一直是民族宗教和艺术生活的标志：奈良的理想是闪烁的琥珀色微光。藤原时代有嫣红艳丽的秋色，消失在镰仓的碧海或足利的银月中。各种着色风格依次向我们展现其荣光，犹如青枝绿叶在滂沱夏雨中。不过，明治新时代已经过去了34年，其盛衰兴废时时刻刻都带来伟大的新计划，以自相矛盾的迷宫包围我们，极难概括和统一基本观念。
的确，批评家谈起当代艺术，总会面临走不出自己阴影的危险。斜阳从他身后照过来，在地上留下了巨大、怪诞的阴影。今天，日本人的心灵受到两种强大力量的奴役。这两条龙相互纠缠斗争，都想完全主宰生命的珠宝，都一再迷失于骚动的海洋中。一种是亚洲的理想，充满了伟大的宇宙直观，横扫一切具体与个别。另一种是欧洲的科学和组织文化，以分门别类的知识为武装，精力旺盛，锐意进取。
150年前，两种对立运动几乎同时唤醒了意识。第一种试图让日本找回统一的感觉；无论中国和印度文化的多次浪潮带来什么样的色彩和力量，终究会越来越模糊混融。
日本的民众生命集中于皇室，天皇万世一系，孕育了无与伦比的纯洁和光荣。但我们居于奇特的孤立处境，长期缺乏对外交流。因此丧失了一切自我认识的机会。在政治上，藤原氏贵族政治以及其后的源氏、足利、德川幕府军事独裁已经过滤了我们神圣的有机共同体。
日本从几百年的昏睡中醒来，原因甚多，其中包括：第一，明代儒学复兴反映在德川早期的学术上。推翻元朝的明太祖本人是和尚。不过，他认为：宋代学者的新儒家个人主义以印度思想为基础，有害于大帝国的统一。因此，他压制新儒家，同时清扫蒙古人带进中国的西藏密宗，然后试图重建本土的最高政治权威。既然新儒家是佛门诠释的儒家，皇帝这种政策其实是要回归纯粹的儒家。于是，明代学者重返汉学注疏[1]。博古研究的时代开始了，在皇帝和太后统治的清王朝达到高潮。
日本学者追随这个伟大的先例，将注意力转向古代历史。200年前，水户藩主下令编撰《大日本史》。此书大力彰显舍生取义的英雄，例如在镰仓末期光荣地自我牺牲的正成[2]。读者渴望大政奉还，为时已久。
这一时期有一段重要对话。一位杰出学者以敬畏印度和中国圣哲著称，论敌问他：“如果你五体投地的这些大师率军入侵日本，佛陀任大元帅，孔子任副元帅，你会怎么办？”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砍下释迦牟尼的头，腌了孔子的肉！”
100年后，火炬传到三洋[3]手中。他提炼的叙事史诗激励了今天日本青年的祖辈投身革命，今天的日本青年仍然能够体会诗歌熊熊燃烧的激情。
在本居宣长[4]和村田春海[5]两位大师推动下，纯粹的日本古史研究开始流行。他们对语法和文献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现代学者没有多少东西可以补充。
这自然导致神道教复兴。神道教是日本人在佛教以前的纯粹古代崇拜。但长期以来，尤其是由于空海的天才，采用了佛门的诠释。这种民族宗教总是集中于天皇个人，天皇是神的苗裔。因此，神道教复兴是爱国主义自我意识觉醒的一种形式。
幕府授予佛教世袭的特权，保持和平和世故的态度，因此削弱了佛教。佛教完全无力同化觉醒的神道教。事实上，佛教寺庙和禅林的财富灰飞烟灭，流落四方，令我们非常难过。这时，僧侣和祭师不得不改信神道教，否则立刻就面临灭顶之灾。确实，新皈依者的狂热经常给强制改教火上浇油。
民族意识重新觉醒的第二个原因无疑是西学侵蚀亚洲，对我们的民族独立构成潜在威胁。荷兰商人让我们跟外界的潮流保持接触，我们由此知道欧洲的征服大军正在向东方步步紧逼。
印度是我们最神圣的纪念地，由于政治冷漠，缺乏组织，琐屑的利益冲突而丧失了独立。我们由此吸取了教训，清楚地意识到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统一国家。中国的鸦片战争，东方各国相继屈服，黑船临海，威力无比，展现了鞑靼舰队的可怕形象，召唤妇女祈祷，男人磨剑。在300年的太平岁月里，宝剑已经生锈了。当今圣上的父皇孝明天皇作了一首简练深刻的诗，充满了自恃自信的男子气概：“竭尽你灵魂的全力，独自跪下；祈祷伊势神风，逐回鞑靼舰队。”美丽的寺钟习惯于奏出爱与安息的曲调，离开了古老的钟楼，铸成保卫海岸的大炮。妇女将铜镜扔进爱国主义的熔炉。不过，当国大佬完全清楚国家面临的危险，要抵抗所谓的西方野蛮人，过于仓促，准备不足。他们的任务是慢慢抑制武士的狂热，同时打开国门，跟西方交流。许多人像井伊一样，公开宣称国家没有做好准备，不能一意孤行，因此丧失了性命。我们应该永远感激这些人，以及美国的武装使节。他们打开我们的国门，不是为了扩张，而是为了启蒙教化。
还有一种（第三种）推动力来自南方的大名。他们的祖先是丰臣秀吉的贵族，德川家康的同僚。德川幕府的绝对主义不断侵蚀他们的权力，几乎将他们贬低到世袭藩臣的地位。萨摩、长州、肥前、土佐的君侯始终沉浸于昔日的光荣中，为触怒江户宫廷的逃亡者提供了避难所。因此，革命的新精神可以在他们的领地上自由呼吸。实力雄厚的政治家在他们的领地上建立了新日本的基础。当今统治日本的伟大精神可以追溯到他们的领地内。这些强大的家族为倒幕准备了将军和士兵。不过荣誉应该归于幕府的水户、越前二藩，他们的联合迅速给帝国带来了和平。归于所有大名和武士，他们做出伟大的牺牲，将源远流长的封邑奉还皇室，跟最卑贱的农民一样，变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民。
因此，明治复辟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精神。民族的忠诚让宗教起死回生，转化为拱卫天皇的光环。德川教育制度已经将读写能力扩大到所有男女儿童，他们在本村小学念书，本村神职人员就是教师，奠定了本朝第一个义务教育法的基础。于是，贵贱合流，举国震动，最卑微的应征士兵都像武士一样，享受死亡的荣誉。
1892年君主制定的宪法自然或不自然地产生了争执，但一句圣旨仍然能安抚政府和反对派，让双方在最激烈的争论中安静下来。
谕旨颁布了道德法典，是日本伦理的基石，在学校里教授。所有其他暗示都抵不上包罗万象的崇敬。
另一方面，100多年前，现代科学的奇迹已经给长崎的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长崎是唯一允许荷兰商人贸易的港口。他们通过这个渠道获得地理学知识，开辟了人类的新前景。西方医学和植物学开始获得研究，但困难重重。武士自然希望获得欧洲的战争技术，因此陷入危险处境。因为幕府将军认为所有这种企图都是在挑战他至高无上的权威。阅读这些西方科学先驱者的历史，令人震撼不已。他们像考古学家通过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解读古文明一样，自己私下摸索，解读荷兰语词典。
17世纪基督教擅自传教，导致岛原基督徒惨遭屠杀。由此，超过一定吨位的船舶禁止建造。任何人不经官方许可接待荷兰人，私自跟外国人交往，其罪当死。这就像一道铜墙铁壁，将日本和西方世界隔绝。冒险的年轻人需要极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才能找到偶然在日本海岸迷路的欧洲船舶。
但渴望知识的火焰无法熄灭。幕府势力和南方的大名为了准备内战，引进法国军官。法国的野心油然而生，想借此阻碍英国在亚洲的扩张。
美国佩里[6]（Perry）准将的出现最终打开了日本的门户。西方知识的洪流一拥而入，日本历史标志几乎荡然无存。这时，日本民族生命的意识重新觉醒，亟欲穿上新衣，抛弃过去的残余。中国和印度文化将日本囚禁在东方的幻象下，因此对民族独立极其危险。新日本组织者的当务之急，似乎就是抛弃这些束缚。他们不仅追求西方的武备、工业和科学，而且追求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他们的眼睛还没有经验，觉得西方的理想光彩照人，而且分不清光明和阴影。日本人以同样的热情欢迎基督教和蒸汽机，接受西服和机关枪。政治理论和社会改革在自己的母国已成陈词滥调，在这里跟曼彻斯特（Manchester）的陈货一样重新大受欢迎。
这种热爱欧洲的狂热大肆破坏国粹古俗，受到伟大政治家岩仓[7]和大久保[8]毫不犹豫的谴责。但即使他们也认为：为了国家在新竞争中不致落败，任何牺牲都不过分。因此，现代日本地位独特，解决了史无前例的问题；或许只有15-16世纪生气勃勃的意大利精神才能与之媲美。那时的西方也必须努力应对双重困境：一方面有奥托曼土耳其崛起，希腊罗马的历史遗产；另一方面有科学和启蒙的新精神，宗教改革的诞生，自由思想的崛起，有助于超拔中世纪的阴霾。这双重的吸纳构成了文艺复兴。
意大利各小共和国在鼎盛时期竞相寻找新的生活之道，提出的目的就是为了接受争论的考验。明治时代就是这样，到处冒出自以为是的自信，对世界充满了无可比拟的兴趣，只是立刻染上了感伤和荒谬的色彩。
个人主义的狂野旋涡把自己狂暴的意志变成了法律，现在以其毁灭性的爆发响彻云霄，又一次狂躁地引入西方宗教和政治的新片段。如果没有坚如磐石的忠诚构成不可动摇的基础，这些片段就会造出一片沸腾，把国家撕成碎片。
万世一系的君主制养育了奇特的民族韧性，中国和印度人抛弃了他们创造的理想，而我们却保存了这些理想的纯粹形式。民族韧性赞赏藤原文化的精细，同样享受镰仓武风的狂欢，默许丰臣的豪奢，同时热爱足利艺术的古朴纯洁。民族韧性保存了今天的日本。虽然遭遇不可理喻的西方思想潮流，仍然完好无损。她虽然接受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新色彩，仍然忠于自身。她从祖辈的训练中获得了阿德维塔（Adwaita）[9]理念，自然是她的根本所系。她成熟的判断归功于东方文化本能的折衷主义，因此她从许多不同的来源选择她需要的当代欧洲文明元素。150年来，我们民族的活力一直在表现自己，自然又有所增进。当时元老政治家远见非凡，这些也在他们预料之中。我们现在变成了新兴亚洲强国，面临巨大的问题和责任。我们负有使命：不仅要回到过去的理想，还要体会和复兴古老亚洲共同体沉睡的精神。西方社会的悲惨问题促使我们在印度宗教和中国伦理中寻找更高的解决方案。欧洲自身的趋势在德国哲学和俄罗斯精神中发展到最高境界，传入东方，有助于我们恢复更微妙更高贵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可以引导这些国家在物质的暗夜中接近星辰。
明治复辟的双重性体现于艺术领域。艺术像政治意识一样，为了更高的和谐而斗争。历史研究的精神和古代文献的复兴将艺术带回德川以前的时代，超越浮世绘的大众民主理念，立刻回到土佐派和镰仓英雄时代。学者的考古研究丰富了历史画的材料，历史画越来越流行。为康和泉春是镰仓复兴的先驱者，通过养斉的作品影响京都自然画派，甚至反映北斋的大众化风格。同时，戏剧和小说也发生了平行的运动。
艺术被视为无关紧要的奢侈品，在爱国主义牺牲的关键时刻是致命的。于是，佛教禅林没落，大名宝库散失。艺术精神面对古代艺术迄今未知的一面，犹如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人面对希腊罗马的杰作。由此，日本具体艺术协会领导的明治时代第一波重建运动就是保存和模仿古代大师的作品。这个团体由贵族和鉴赏家组成，每年展出古代杰作，举办保守主义精神的竞争性沙龙，自然沦为形式主义和毫无意义的重复。另一方面，西方现实主义艺术的研究在德川晚期渐渐普及。柴犬和安多的努力显而易见，现在有了自由发展的机会。西方的美学建立在科学、文化和工业基础上。他们对西方的知识怀有热切而深厚的仰慕，毫不犹豫地将最低级的彩色图片当作伟大艺术理想的范本。
我们接触的欧洲艺术正处于最低潮，直到世纪末唯美主义自赎其罪，德拉克洛瓦（Delacroix）揭开传统明暗法僵硬的面纱，米勒（Millet）和巴比松（Barbizons）画派的画家们掌握了光线与色彩的秘密，罗斯金（Ruskin）解读前拉斐尔画家高贵的纯洁性。于是，日本官方艺术学校从襁褓开始试图模仿西方，聘请意大利教师，就是在黑暗中匍匐前进。随后，甚至在初有小成的时候就接受了风格矫饰的僵硬外壳，这层外壳直到今天还在阻碍其进步。但明治时代有积极的个人主义，在其他思想周期中充满了生命，不可能满足于在正统保守主义或激进欧化强加于艺术的框架内墨守成规。第一个十年过去了，内战的创伤多多少少已经复原。这时，一批严肃的艺术工作者开始谋求第三种表现形式，在更高层次上完成日本古代艺术的可能性，以西方艺术创造最有共鸣的爱与知识为目标，试图在新的基础上重建民族艺术。民族艺术的基调应该是：“忠于自我。”这场运动产生了上野、东京的官方艺术学校。1897年，日本具体艺术协会的学院解体。以后，协会每两年在谷中郊区举行一次展出，代表当代日本的艺术活动。
协会认为：自由是艺术家最大的特权，但自由的意义始终在于进步和自我发展。艺术既非理想，亦非现实。模仿自然、古代大师，或同时模仿所有这些，就是个性表现的自杀行径。在生命、人类、自然的伟大戏剧中，个性表现始终在发挥原创性作用。
协会还认为：亚洲的古老艺术是艺术冲动的存在理由，比任何现代流派更加根基深厚，原因在于理想主义的进程，而不在于模仿。事物有限，暗示无穷，这就是我们对艺术家的要求。随后，艺术的力量表现为：笔触和明暗体现美，色彩体现感情。所有自然主义的批评家追寻美，体现理想，可以视为有效的回应。
大自然的片段各有千秋：黑云蕴藉沉睡的雷霆；松林寂静雄浑；宝剑渊临岳峙；缥缈白莲出黑水而不染；星形梅花的香气；英雄血点染贞女袍；烈士暮年垂泪；战争的恐怖与悲情；刹那芳华逝。这些情怀和象征沉入艺术家的心灵，然后他以妙手揭开宇宙隐藏的秘密。
因此，艺术变成了片刻安息的宗教，或是爱在半意识停顿的片刻。这时，爱踏上追寻无限的朝拜之途，徘徊凝望功德圆满的过去和影影绰绰的未来。艺术是暗示的梦幻，没有什么确定——但艺术是精神的暗示，无比高贵。
因此，技术变成了艺术冲突的武器。解剖学与透视学的知识就是支持军队的后勤部门。日本艺术安全地从西方接受了这些技术，没有贬低自己的本性。然而，理想是艺术家心灵活动的模式，相当于一个国家在战争中策划的战役方案。战役方案总是出自大元帅之手，他泰然自若，战争与和平系于他举手投足之间。
根据艺术自由的新概念，题材范围和表现方法更加广泛。当时的伟大艺术家狩野和桥本去世后，无数天才步其后尘。这两位大师自己是幕府末年的狩野画派主要教授，首倡复兴足利时代和宋朝的纯洁风格，研究土佐、光琳的着色法，同时没有放弃京都画派的自然主义。
这些画家体现了民族神话和历史编年的古老精神。从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到瓦格纳（Wagner）和北欧诗人，所有伟大的艺术复兴时代都是这样。他们的绘画给这些伟大的主题赋予了新的火焰和意义。
狩野芳崖[10]最后的杰作是《慈母观音》。观世音是宇宙之母，体现人类的母性特征。她站在空中，三轮光环消失在纯金色天空中。她手持玉净瓶，泼洒创造之水，每一滴都会化作婴儿。婴儿裹在襁褓一样的胎膜中，向她抬起无意识的眼睛，落向下面的雪山，雪山从深蓝色迷雾笼罩的大地上升起。这幅画着色的力量犹如藤原时代，辅以丸山作品的优美，体现神秘与虔诚，热情与真实。
桥本雅邦的画《家老》兼有雪舟的有力风格和宗达的浓墨重笔，体现和重现了古老的道家观念。魔法师面带沉思的微笑，打量他刚刚从葫芦里变出的驴子。画面表现了游戏人生的宿命论。
下村观山的《佛陀火葬图》令我们回想起平安时代的豪奢壮丽，辅以宋初的遒劲笔力，立体感与意大利艺术家不相上下。画面表现伟大的阿罗汉和菩萨围绕火葬堆，怀着神秘的敬畏，观看缥缈的火焰吞噬神秘的棺材。有朝一日，佛陀的弃绝之光注定要充斥宇宙。
横山大观将狂野的意象和激荡的构想带进了这个领域。他的《屈原徘徊荒野图》呈现一片风中水仙——代表纯洁沉默的花——仿佛暴风雨正在他的灵魂中郁积。
今天的镰仓史诗英雄图对人性的理解更加深入。神话以其太阳崇拜的意义获得诠释。就此，中国和日本的古代歌谣向我们打开了一片迄今未经探索的领域。
雕塑和其他艺术形式相去不远。奇妙的琥山制釉法不仅复兴了中国早期陶器，还重新创造了光琳式的梦幻色调。
漆器从德川晚期精雕细琢的风格中解放出来，恣意享受更加广泛的材料与色彩。姊妹艺术刺绣、织锦、珐琅、金工在广泛的领域中焕发出新生命。于是，虽然艺术保护人已不存在，机械工业累人不浅，艺术仍然力争上游，表达当代日本民族灵感的生命力。但全面总结，时机尚未成熟。每天都会开放新的可能性和希望，大声疾呼，为重新觉醒的民族精神寻找位置。中国和印度也在力争新的表现形式，有待于未来的探索。
【本章补说】
1.三洋 日本作家，以其历史和爱国题材的诗歌著称。他生活在19世纪初，多年云游全国，为他的史书搜集材料。德川氏压制民族意识，所以人民并不欢迎他。
2.阿德维塔理念 阿德维塔这个词的意思是不二，用于伟大的印度教义：一切现存事物，表面上虽然繁杂，其实却是一体。因此，探索一切真理都必须穷尽每一个细微差异。全宇宙一切细节无不相互联系。因此，一切都同样珍贵。
* * *
[1] 原文如此，但史学家一般认为明代以朱子学为主，汉学复兴是清代的现象。
[2] 楠木正成（？-1336），幼名多闻丸，为镰仓幕府末期到南北朝时期著名武将。
[3] 三洋，日本19世纪初爱国诗人。
[4] 本居宣长（1730-1801），日本江户中期学者，日本复古国学集大成者，为日本国学的发展和神道的复兴确立了思想理论基础。
[5] 村田春海（1746-1811），日本歌人，国学者。
[6] 马修·佩里，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1853年，佩里舰队的“黑船”，从大西洋绕好望角经上海驶入日本江户湾浦贺港，要求幕府派官阶相当的代表来接受美国总统的国书。佩里拒绝幕府代表让其转往长崎登陆的要求，派出三四千名水兵强行上岸，将国书强行塞给不知所措的日方代表。佩里宣称，美国总统要求日本政府改变锁国政策，与美国缔结友好通商条约，他第二年将来听取回音。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黑船事件”，直接迫使日本幕府敞开国门。
[7] 岩仓具视（1825-1883），幕府末期、明治初期的公卿、政治家，其思想观念直接影响了明治维新的发展。
[8] 大久保利通（1830-1878），日本明治维新第一政治家，号称东洋的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宰相兼外交大臣）。
[9] 阿德维塔，梵文意为“独一无二”。
[10] 狩野芳崖，日本画家。明治十七年（1884）与冈仓天心相识，二人协力创造明治新日本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