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man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是照老样子过下去;我们按照一定的钟点就寝和起床,还住在那些房间里;早点、晚茶、午饭、晚饭,都照往常的时间开;桌椅都摆在原来的地方,家里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丝毫变化;只是她不在了……

我觉得,经过这样的不幸,一切都应该有所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是对她的悼念的一种侮辱,它清清楚楚地提醒我她不在了。

出殡的前一天,吃过午饭,我困了,于是到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的房间里去,打算躺在她那柔软的羽毛床垫上,钻进暖和的绗过的被子。我进去时,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躺在床上,大概是睡着了;听见我的脚步声,她微微欠起身来,掀开她盖在头上防苍蝇的羊毛披巾,扶正包发帽,坐到床边。

以前我常到她的房里午睡,所以她猜到我的来意,她一面从床边站起来,一面说:

“怎么样,我的宝贝,你大概是来休息的吧?躺下吧!”

“您怎么啦,纳塔利娅·萨维什娜?”我说,拉住她的胳膊,“我根本不是为这个来的……我是来……您自己也很累呀,快躺下吧。”

“不,少爷,我已经睡够了,”她对我说(我知道,她三昼夜没有睡了),“况且,现在也睡不着。”她长叹了一声补充说。

我想跟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谈谈我们的不幸:我知道她那份真诚和爱,因此同她抱头大哭一场对我会是一种安慰。

“纳塔利娅·萨维什娜,”我说,沉默了一会儿,坐在她的床上,“您料到这事了吗?”

老妇人带着莫名其妙和好奇的神色望了望我,大概不明白我为什么问她这个。

“谁会料到这事呢?”我重复了一句。

“噢,我的少爷,”她说着,投给我一个最温柔的同情的目光,“不但没有料到,就是现在我也不能设想啊!像我这样的老太婆,老早就该让我这把老骨头歇歇了;我何必还活着呢?我的老主人,——你的外祖父,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公爵、他的两个兄弟、他的妹妹安娜,全都逝世了,他们都比我年轻,我的少爷,现在,显然因为我罪孽深重,她也比我先去了。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把她带走,是因为她配得上,上帝那里也需要好人呀。”

这种纯朴的想法给了我很大的慰藉,我更移近纳塔利娅·萨维什娜一些。她把手交叉在胸前,向上望了一眼;她那深陷的潮润的眼睛里流露出深沉而平静的悲哀。她坚信上帝不会使她同她全心全意地爱了多年的人分离多久了。

“是的,我的少爷,好像不久以前我还抚育她,用襁褓包住她,她管我叫‘娜莎’。她常常跑到我跟前,用小胳膊搂住我,开始吻我,说:

“‘我的娜莎,我的美人儿,你是我的母火鸡!’

“我就开玩笑说:‘不对,小姐,您并不爱我;等您长大了,结了婚,您就会忘了您的娜莎。’她想了一阵说:‘不,要是不能把娜莎带去,我宁愿不结婚;我永远也不离开娜莎。’现在她离开我,不等我了。您故去的妈妈,她多么爱我呀!说真的,她谁不爱呢?是的,少爷,千万不要忘记您的母亲;她不是凡人,而是天使。等她的灵魂将来到了天国的时候,她还会爱您,为您高兴。”

“为什么您说,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将来到了天国的时候’呢?”我问,“我想,她现在已经在那里了。”

“不,少爷,”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压低声音说,在床上坐得更挨近我,“她的灵魂现在就在这儿。”

她指指上面。她几乎是用耳语声说的,声音里充满了感情和确信。我不由自主地抬起眼来,望望檐板,在那里寻找什么东西。

“我的少爷,一个正直的灵魂必须经过四十道苦难,过了四十天,才能升到天堂,因此可能还留在自己家里……”

她这样继续说了好久,说得那么朴实,那样满怀信心,好像在说她亲眼看见的、谁都不会发生丝毫怀疑的、十分平常的事情一样。我屏息凝神地听着她讲,虽然对她的话并不十分懂,却完全相信她。

“是的,少爷,现在她就在这儿,望着我们,也许还在听我们谈话呢。”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结束说。

接着,她低下头,默不作声了。她需要一块手帕擦干落下的眼泪;她站起来,直勾勾地望着我的脸,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说:

“通过这件事,上帝使我更接近他好几步。现在,这儿还给我留下什么呢?我为谁活着呢?我爱谁呢?”

“难道您不爱我们吗?”我责备说,几乎忍不住掉下泪来。

“天知道我多么爱你们这些宝贝,但是我从来没有,而且也不能,像爱她那样爱任何一个人。”

她说不下去了,转过身去,痛哭起来。

我再也不想睡了;我们面对面不声不响地坐着流泪。

福卡走进屋来;他看见我们这种情景,大概不愿意惊动我们,就停在门口,默默地,怯生生地张望着。

“你有什么事,福卡?”纳塔利娅·萨维什娜问道,用手帕揩着眼泪。

“要一磅半葡萄干,四磅糖,三磅黍米,做八宝供饭[96]。”

“就来,就来,亲爱的。”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说着,连忙吸了一撮鼻烟,快步走到箱子那边。当她在尽自己认为是十分重要的职责时,由我们的谈话所引起的悲哀连最后一点点痕迹都没有了。

“为什么要四磅?”她唠叨说,拿出糖在天平上称一称,“三磅半就够了。”

于是她从天平上取下几小块。

“昨天我刚给了他们八磅黍米,现在又来要,真不像话!随你的便,福卡·杰米德奇,但是这个万卡就高兴家里现在乱糟糟的,我再也不给黍米了:也许他想这样就可以浑水摸鱼了。不,凡是主人的财产,我都不会马马虎虎。谁见过这样的事啊?要八磅!”

“怎么办呢?他说都用完了。”

“哦,好吧,在这儿,拿去!给他吧!”

她从同我谈话时那样令人感动的样子转变到埋怨唠叨和斤斤计较,当时使我大为吃惊。以后我考虑这一点时,才理解到,不管她心里多么难受,她还有足够的精力去料理自己的事务,习惯的力量使她去完成日常的工作。悲哀对她产生那么强烈的影响,使她不觉得有必要来掩饰她能从事其他事情的事实;她甚至不会理解,怎么有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虚荣心同真正的悲哀是完全矛盾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在人类天性中是那么根深蒂固,连最沉痛的悲哀都难得把它排除掉。在悲哀的时刻,虚荣心表现为希望显得伤心、不幸、或者坚强;我们并不承认这种卑鄙的愿望,但是它们从来,甚至在最沉痛的悲哀中,也不离开我们,它削弱了悲哀的力量、美德和真诚。但是纳塔利娅·萨维什娜遭到的不幸使她悲痛万分,所以她的心灵中没有剩下半点私心杂念,她只是照习惯行事。

给了福卡所要的粮食,又提醒他要做馅饼来款待神父以后,她就把他打发走,自己拿起编织的袜子,又在我旁边坐下来。

我们又谈起那些事情来,又哭了一阵,又擦眼抹泪。

我同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的谈话每天都要重复;她那沉静的眼泪和温和而虔诚的言语,使我得到安慰,使我轻松。

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离别了。丧礼后三天,我们全家搬到莫斯科,我注定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们到了莫斯科,外祖母才得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她悲痛欲绝。我们不能去见她,因为她整整一个星期都人事不省;医生们为她的生命担忧,尤其是因为她不但不肯服药,而且不同任何人讲话,不睡觉,不吃任何东西。有时候,她孤单单地坐在房里的安乐椅上,突然笑起来,随后又干哭一阵,她抽风,用疯狂的声音喊出一些荒谬或者可怕的话。这是损害了她的健康的第一个巨大的悲哀,这种悲哀使她陷入绝望。为了自己的不幸她需要把气出在别人身上,于是就说些吓人的话,异常严厉地恐吓什么人,从椅子上跳起来,迅速地迈着大步在房里踱来踱去,随后就昏倒在地上。

有一次我到她的房里去,见她像往常一样坐在安乐椅上,显得很平静;但是,她的眼神使我大吃一惊。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茫然若失,毫无生气:她直勾勾地凝视着我,然而大概并没有看见我。她的嘴唇慢慢露出一丝微笑,她用动人的、温柔的声调说:“到这儿来,我的好孩子;来呀,我的宝贝!”我以为她是对我说的,于是走近些,但是她并不望着我。“啊,要是你知道,我的心肝,我有多么痛苦,现在你来了我又多么高兴……”我明白她是在想象中见到了妈妈,于是我停住了。“人家对我说你不在了,”她接着说,皱皱眉头,“简直是胡说!难道你会死在我前头吗?”于是她又发出可怕的、歇斯底里的大笑声来。

只有会爱得强烈的人们,才能体会到强烈的痛苦;但是,那种对于爱的强烈要求正可以用作她们抵抗悲伤的药剂,可以治愈他们。因此,人的精神力量比体力更富于生命力。悲伤从来也折磨不死人。

过了一个星期,外祖母能哭出来了,好些了。她清醒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她对我们更加慈爱了。我们一直不离开她的安乐椅;她轻轻地哭泣,谈着妈妈的事情,温存地爱抚我们。

看见外祖母这么伤心,没有人会认为她是夸大了她的悲伤,那种悲伤的表现是猛烈而动人的;但是我,不知什么缘故,却更同情纳塔利娅·萨维什娜,我至今依然确信,没有人像那个心地纯洁、富于感情的人那样真挚而朴实地爱着妈妈,那么沉痛地哀悼她。

随着妈妈的逝世,我的幸福的童年也就结束了,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少年时期;但是由于我对纳塔利娅·萨维什娜——我再也见不到她,她对我的个性和感情的发展和方向有过那么强有力的好影响——的回忆是属于第一个时期的,关于她和她的逝世我想再说几句。

我们离开以后,后来听留在乡下的人们对我讲,她因为没有事干,感到十分寂寞。虽然所有的箱子还由她掌管,她不断地翻箱倒柜,清理,晾晒,放好;但是她觉得缺少了她从小就习惯的、老爷们的乡间宅邸里的那种喧哗和忙乱。悲伤,生活方式的改变,没有事干,不久就发展成一种在她身上早有苗头的老年病。我母亲死后整整一年,她就得了水肿病,卧床不起了。

我想,纳塔利娅·萨维什娜孤零零地、举目无亲地生活在彼得罗夫斯科耶那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固然很难过,而在那里死去就会更加难过了。家里的人都很敬爱纳塔利娅·萨维什娜,但是她同任何人都没有交情,而且以此自豪。她认为,以她这种管家的地位,享有主人的信任,掌管着那么多装满各种各样物品的箱子,如果同任何人有交情,一定会使她徇私,迁就姑息,为了这个缘故,或者因为她同其他的仆人们毫无共同之处,她避开所有的人,总说她在家里跟谁都不沾亲带故,为了主人的财物她对谁都是铁面无私。

她用热诚的祈祷向上帝述说自己的感情,从中寻求,并且找到了安慰;但是有时,在我们大家都容易遇到的感情脆弱的时刻,生物的眼泪和同情能令人获得最好的慰藉,她就把她的小哈巴狗放到床上(它的黄眼睛盯着她,舐她的手),跟它说话,一边爱抚它,一边轻轻地哭泣。当那只哈巴狗可怜地吠叫时,她就极力使它平静下来,说:“够了,不用你叫,我也知道我快死了!”

她临死前一个月,从自己的箱子里取出了些白棉布、白纱布和粉红丝带;靠着她的使女的帮助,给自己做了一件白衣服和一顶白帽子,把她丧礼上需要的一切最细小的东西都准备好。她把主人的箱子也都清理好,一丝不苟地照着清单点交给管家的妻子。随后,她拿出以前我外祖母给她的两件绸衣服、一条古色古香的披巾,还有一件我外祖父的绣金军服,也是交给她随意处置的。由于她小心保存,军服上的绣花和金带仍旧是崭新的,呢子也没有被虫蛀。

临死前她表示了这样一个愿望:把这些衣服中的一件,粉红色的那件,给沃洛佳做睡衣或者棉袄;另一件,棕色方格的,给我派作同样用场;披巾给柳博奇卡。我们中间谁先做了军官,她就把那件军服遗赠给哪个。她的其余的东西和金钱,除了四十卢布留作她的丧礼和超度灵魂之用外,她都给了自己的弟弟。她弟弟是个早就被解放了的农奴,住在一个遥远的省份里,生活十分放荡,因此她活着的时候同他一直没有任何来往。

当纳塔利娅·萨维什娜的弟弟来接受遗产时,结果死者的全部财产只值二十五个卢布票,他不相信这点,而且说,一个老太婆在有钱人家待了六十年,而且掌管着一切,省吃俭用了一辈子,连破布烂片都爱惜,居然什么也没有留下,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被病魔缠磨了两个月,她以真正基督徒的忍耐精神忍受着痛苦,既不抱怨,也不诉苦,仅仅按照她的习惯,不住地呼唤上帝。在临死前一个钟头,她怀着平静的喜悦心情做了忏悔,领了圣餐,举行了临终涂油礼。

她请求家里所有的人饶恕她可能使他们受到的委屈,请求接受她忏悔的瓦西里神父转告我们大家,说她不知道如何感激我们的恩典,并且说,如果由于她愚昧无知得罪了什么人的话,请求我们饶恕她。“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贼,我敢说,我从来没有偷过我主人一针一线!”这是她最重视的自己身上的美德。

她穿戴上她准备好的衣服和帽子,把胳膊肘支在枕头上,同神父一直谈到最后,当她想到她没有给穷人留下什么的时候,她掏出十个卢布,请求神父在教区分给他们;随后她画了个十字,躺下来,最后又长叹了一声,带着愉快的笑容,呼唤了一声上帝。

她毫无悔恨地离开了人间,她不怕死,把死当作一种天惠。人们常常这么说,但是实际上这么想的却是多么少啊!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能够不怕死,是因为她是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完成了福音书上的训诫死去的。她一生都怀着纯洁、无私的爱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如果她的信念能够更高尚,她的生命能够献给更远大的目标,结果会怎样呢?难道这个纯洁的灵魂就因此受到较少的敬爱和赞美吗?

她在这一生完成了最美好、最伟大的事业,毫无悔恨、毫无畏惧地死去了。

遵照她的遗愿,她被埋葬在离我母亲坟墓前的小礼拜堂不远的地方。她长眠在一个长满荨麻和荆棘的小土墩下,四周围着黑色栏杆。当我走出小礼拜堂的时候,我从来不忘记走到栏杆跟前,叩个头。

有时我在小礼拜堂和黑栏杆之间默默地站着。沉痛的回忆突然涌上我的心头。我想:难道上天把我同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就是为了使我终身为她们惋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