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间大屋子里有个留着红胡子、身材不高、体格健壮的人坐在小桌旁吃东西。他身边坐着一个高高大大、黑头发、没有胡子的人。他们在说法语。他们的眼神虽然使我很窘,但是我仍旧决定在他们面前的蜡烛上点着香烟。为了不同他们的视线接触,我就眼望着旁边,走到桌子跟前,开始点烟。香烟点着后,我忍不住看了那位吃午饭的先生一眼。他那双灰色的眼睛正充满敌意盯着我。我刚要扭过身去,他的红胡子就微微抖动起来,他用法语说:

“我吃饭的时候,不喜欢人抽烟,先生!”

我嘟囔了几句难以理解的话。

“不,我不喜欢,”那个留小胡子的人正颜厉色地接着说,飞快扫了那个没有胡子的人一眼,仿佛请他看看他怎样申斥我,“先生,我也不喜欢那些无礼到竟然到我的鼻子底下来抽烟的人,我也不喜欢那些人。”我立即恍然大悟,这个人是在骂我。但是一开始我还对他怀着歉意哩。

“我没有想到这会打扰您。”我说。

“啊,您没有想到您是个粗野的人,但是我可想到了。”那个人大喊起来。

“您有什么权利这样喊叫?”我说,感到他是在侮辱我,我自己冒起火来。

“是这样一种权利,就是我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轻视我,对像您这样的家伙,我总要教训一顿。您姓什么,先生?您住在哪儿?”

我气得了不得,我的嘴唇发抖,喘不过气来。但是我还是感到自己不对,大概因为香槟酒喝多了,我没有对那位先生说一句粗鲁的话,我的嘴唇反而很温顺地对他说出了我的姓名、住址。

“我姓科尔皮科夫,先生,您以后要客气些。我们后会有期(Vous aurez de mes nouvelles[25])。”他结束说,因为全部谈话都是用的法语。

我只说了一句:“非常荣幸”,拼命使自己的声音尽量坚决,随后扭过身子,拿着那支已经熄灭的香烟回到我们的房间里去。

我既没有对我哥哥,也没有对我的朋友们讲出刚才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因为他们正在热烈地讨论;我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开始思量这件怪事。“您是个粗野的人,先生(un mal élevé,monsieur)[26]!”这句话不住地在我耳朵里鸣响,使我越来越愤慨。我的酒意完全消失了。当我考虑我在这件事上采取的行动时,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我的心头,我觉得自己的举动像个懦夫。“他有什么权利攻击我?他为什么不干脆对我说,我妨碍了他?可见是他错了?他管我叫粗野的人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对他说:先生,粗野的人就是准许自己撒野的人呢?或者,我为什么不索性呵斥他说:住嘴!那样就妙极了。我为什么不要求他决斗呢?唉,我没有这样做,却像个卑鄙的懦夫一样忍气吞声。”“您是个粗野的人,先生!”这句话不住地刺痛我的耳鼓。“不,不能这样善罢甘休!”我暗自思量,于是站起身来,决心再去找那位先生,对他讲几句厉害话,如果迫不得已,甚至可以用烛台砸他的脑袋。我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想到最后这个主意,但是当我又回到大房间的时候,心里却也相当害怕。幸亏科尔皮科夫先生已经不在那里了,大房间里只有一个侍者在拾掇桌子。我想告诉侍者出了什么事,向他解释这一点也不怪我,但是不知怎地我改变了主意,又怀着郁郁不乐的心情回到我们的房间里。

“我们的外交家出了什么事?”杜布科夫说,“他大概在决定欧洲的命运。”

“口欧,让我安静一会儿吧!”我无精打采地说着,扭过身去。这以后,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知怎地我开始思考杜布科夫根本不是个好人。“为什么他老开玩笑,叫我‘外交家’?这里面没有含着什么好意。他只想赢沃洛佳的钱,到什么姑母家去逛逛……他身上没有一点招人喜欢的地方。他说的都是谎话,要不就是庸俗不堪的言语,而且他老想取笑我。我觉得他简直笨极了,而且还是个坏人。”我这样思考了五分钟左右,不知为什么对杜布科夫越来越怀着敌意。杜布科夫却不睬我,这使我更恼怒了。我看见沃洛佳和德米特里同他谈话,甚至生起他们俩的气来。

“听我说,诸位,得给外交家泼点冷水了。”杜布科夫突然说道,含着微笑瞅了我一眼。我觉得这种微笑是讥笑人的,甚至是阴险的。“他很不好!真的,他很不好!”

“也得给您泼点冷水,您自己也不好!”我恶意地微笑着,回嘴道,甚至忘了曾经跟他你我相称。

这种回答想必使杜布科夫大吃一惊,但是他满不在乎地扭过身去,同沃洛佳和德米特里接着谈下去。

我想参加他们的谈话,但是又感到我绝对不会作假,于是又躲到自己的角落里,在那儿一直待到离开饭店为止。

我们付了账,开始穿大衣的时候,杜布科夫对德米特里说:

“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27]到哪里去呀?大概是回家去谈情说爱吧。我们不干这个,我们要去拜访亲爱的姑母,这比你们酸溜溜的友谊强。”

“您怎么敢这么说话,敢嘲笑我们?”我突然脱口而出,走到他跟前,挥舞着胳膊,“您怎么敢嘲笑您不了解的感情?我不允许您这样!住嘴!”我大叫道,接着又不响了,不知道往下再说什么,激动得透不过气来。杜布科夫最初非常惊讶,后来想把它当作玩笑一笑置之,但是最后他竟恐慌起来,垂下眼睛,这使我大为惊讶。

“我根本没有敢嘲笑你们,也没有嘲笑你们的感情。我只是说……”他支支吾吾地说。

“问题就在这里!”我喊道,但是就在这时,我为自己感到惭愧,又可怜起杜布科夫来,他那通红的、惊慌的脸上流露出真正的痛苦。

“你怎么啦?”沃洛佳和德米特里异口同声地说,“没有人想要欺负你。”

“不,他想侮辱我。”

“你弟弟是个不顾死活的人!”杜布科夫说这话时已经走出门口,因此他没能听到我反驳的话。

我很想追上他,再对他说些难听的话,但是正在这时,我与科尔皮科夫发生冲突时在场的那个侍者把大衣递给我,我立刻平静下来,仅仅在德米特里面前装出一脸怒气,免得他看见我突然息怒而感到奇怪。第二天,我和杜布科夫在沃洛佳的房间里碰见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提起这件事,但是却疏远多了,而且彼此连看上一眼都觉得很困难了。

科尔皮科夫在第二天以及后来都没有把de ses nouvelles[28]告诉我。多少年来,我始终非常真切地记得同他的口角,而且感到十分痛苦。在事情发生以后的五六年里,每逢我想到没有雪耻,就浑身战栗,大声喊叫,但可以自慰的是,我回忆起在同杜布科夫的冲突中自己是个怎样的英雄好汉,很是得意。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开始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个事件,怀着好笑的心情追忆我和科尔皮科夫的口角,并且后悔我不该迁怒于人,使好人杜布科夫平白无故受到侮辱。

当天晚上我把我同科尔皮科夫(我把他的相貌详尽地描绘了一番)的纠纷告诉德米特里时,他大吃一惊。

“就是那个家伙呀!”他说,“你想想看,这个科尔皮科夫是个出名的坏蛋、骗子手,尤其是个胆小鬼,他被同伴们从联队里赶了出来,因为他挨了耳光,又不愿意决斗。他是哪儿来的这份胆量?”他补充一句说,带着和蔼的笑容望着我,“但是,他没有说过比‘粗野的人’更重的字眼吧?”

“没有。”我回答说,脸红了。

“这件事很不好,不过还没有多大关系!”德米特里安慰我说。

很久以后,当我已经平心静气地思索当时情景的时候,我才作出相当合乎情理的结论,就是:科尔皮科夫大概觉得可以拿我来泄愤,当着那个黑头发、没有胡子的人的面,来报复他多年以前挨的那记耳光,就像他叫我“粗野的人”,而我马上在无辜的杜布科夫身上发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