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某君谈起他有亲戚某甲最近乘沪宁车到沪,所乘的是三等车,上车时乘客拥挤,座位上都坐得满满的,他只得立着,后来立得腿酸腰痛,东张西望,无意中瞥见有乘客某乙自己坐着了一个座位,身边又放着一件行李,也占去了一个人的座位。某甲便请他把那件行李拿下来,让他坐坐。不料某乙竟不肯让,某甲和他大办交涉:“你买了一张票,我也买了一张票的……”某乙很顽强的怒斥他:“谁来管你买票不买票!”某甲更冒起了火,愈严厉的提出抗议,某乙却妙得很,把本来挂在胸前衣服里面的一个徽章,特为抽出来拖露于衣外,表示他是机关里的职员,也许还是一个什么官儿。可是某甲仍“弗识相”,反大讲其理由,说什么“现在的政府是民治的政府,铁路既是国家的,便是国民所得共享的……”某乙听了说得更妙,他正而经之的愤然驳他道:“我就是国家的,我的行李就是国家的。”理由多么充足!法国的专制皇帝路易十四所说“朕即国家”的话,不能专美于前矣!他的意思大概是说他既做了公务人员,国家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国家的,所以他可以随意享用,乃至于他的行李也有享用火车上座位的特别权利!我却笑语某君:“他的行李既然是国家的,即不是私人的,公物公用,便不应给他私有,应该充公才是!”

这位用徽章来吓人的仁兄诚然憨态可掬,憨语可哂,但也未尝不是有人—比他显赫的—拿机关或官吏的威权来“侵略”我们老百姓,这种好榜样给了他暗示,他不过是做得憨些说得憨些而已。当时全车的其他乘客都作壁上观,某甲虽继续的抗议,只好像中国人在租界里的抗议,都是白说的,竟一路叽哩咕噜的立到上海。

我记得《西滢闲话》的著者说过这样的几句话:“有一次我立在伦敦一条街上,候着看新市长就职的行列。大约立了一点钟,我身后的人已有数重,忽然一个中年妇人突来站在我的面前,我自然一声不响的退让了。我两旁的不认识的女子却抱了不平。她们说我站了一点多钟,那妇人不应当抢我的地位。中年妇人听了她们的批评,面红耳热的逡巡自去,她去后我两旁的人还愤愤的说她无礼。这种在中国会有吗?谁肯这样无故的开罪他人,何况为了不认识的外国人?然而这样的傻子我自己在英国遇见就不止一次。”

老实说,我国敢于凌轹法律而专姿横行肆无忌惮者之所以多,就是一般国民中“傻子”太少而社会制裁力太薄弱的缘故。我国的那个“某乙”所以敢于无理“顽强”,英国的那个“中年妇人”所以不得不“面红耳热的逡巡自去”,并不是她比他特别好,是因为她的国里“傻子”多而社会制裁力强;他的国里“傻子”少而几至于无,社会制裁力弱而几等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