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由塞尔马回到柏明汉后，又耽搁了两天，还承R君和两位女士介绍几个前进的工人谈话，这在上次已略为提到。我说“介绍几位前进的工人谈话”，这在诸君听了也许只觉得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介绍几位朋友谈谈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吗？但是在当时却也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形。
美国南方对于黑工是怎样压迫，对于劳工运动是怎样摧残，诸君看过我在以前所谈的，可以想见此中的大概了。正因为在这样的黑暗情况之下，所以凡是在那里努力于劳工运动的人们，在工作的技术上都须十分谨慎，十分小心，否则便要引起许多麻烦，甚至危险。例如我所谈起的R君，D女士，和M女士，他们虽利用那位同情者会计师的事务所做聚集同志开会的地方，每次开会时间却只半小时，因为怕久了要被侦探知道。倘若所商量的事情还未解决，他们也要再掉换一个地方去另开一个会，开会的时间仍是这样短的。他们已在柏明汉组成一个工会，里面黑工就有三千，这在他们那样艰危的环境中，实在可算是一种“奇迹”！他们曾邀我旁听过好几次的这样的干部会议。说来有趣，在柏明汉的街车里，在柏明汉的任何公共场所，白人和黑人总是分开的，彼此总是很隔膜的，白的总是看不起黑的，黑的看见白的总是低头的。但是在这种会议里面，空气却大大的不同，虽大多数是黑同志，但是大家是很和蔼很诚恳，好像弟兄姊妹似的，见时热烈的搀手，谈时愉快的表现，和会外的情形简直好像是两个世界。D女士有一次为着参加这种会议被私家的侦探知道了，由几个打手用一部汽车，在路上把她绑到偏僻的乡间去毒打一顿，打后交给警察局关闭一个月。
我到柏明汉的时候，她刚被放出几天。她使我不得不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以她这样二十来岁的少女，吃着这样的苦头，她并没有丝毫的畏惧心理，也没有丝毫的消极态度。她还是那样谈笑风生，活泼泼的美国典型少女的模样，照旧的努力她的工作。她身上被打的伤痕都已好了，但是有一个臂上还现着一个很大的疤痕，她笑眯眯地拉起袖子，露出那洁白细嫩的健康美的臂膊给我看。她那样“仰头乐干”的精神，不但我觉得万分佩服，我后来到纽约，和几个美国的青年男女朋友谈起这种情形，他们也啧啧称叹，有一位女的听了突然跳起来说，她也要设法到南方去做这类的工作！M女士是个廿一岁的女子，她的工作虽也十分努力，但据她告诉我，她只受过几次虚惊，却未曾被打过。我看她睁着眼睛倾听D女士谈起被打的经过，听得十分出神。当然，我不是说他们都以挨打为荣，他们对于工作是十分讲究技术的，受难是不得已的事情。
这只要看他们对于一切行动的谨慎小心，便知道的。那些来赴会的黑同志们，走到会计师事务所门口时，都先东张西望一下，看见旁边没有人注意他，他才很敏捷地往里面溜，这是我在那里的楼上沿马路的窗口向下遥望看得出的。他们走到了楼上，踏进房门口，把门轻轻关上，轻轻走路，轻声招呼同志们，那种轻手轻脚轻声，以及那面孔上好像表示胜利的微笑，都使我至今每一想起，便为神往！在这种地方，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一方面固然不以遭受着磨难困苦而影响到他们当前的工作，一方面却对于一切工作都小心翼翼，极力避免无谓的牺牲。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精神，可以当得起中国老话所谓“胆大心细”四个大字。
R君谈起他当时刚做了未久的一件得意的事情。柏明汉是美国炼钢工业的一个重要中心，当地支配阶级对于劳工阶级的防备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例如该地的各钢厂，你要想去参观，那真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极力提防有人去煽动他们的工人，周围布满着私家雇用的侦探，一不留神，你便有机会被他们抓去打得遍体鳞伤，无处伸冤！你如一定要去参观，非有当地支配阶级中人做有力的保人，非拿着有力保人的证明信，你休想踏进他们的厂里一步。这种严重的情形，是我在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里所从未见过的。在这样严重形势之下，R君和他的一班同志竟能组织成功一个已有工人三千做会员的工会，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奇迹”。
在这样严重形势之下，他还能时时按着规定的程序开秘密会议，训练工会的干部人物，好像老鼠搬场似的，东奔西窜，津津有味，排除万难地干着，我实在不能自禁地佩服他，深信M女士称他是一个最精明干练的组织者，是完全对的。我生平最最愉快的一件事，便是无意中得到机会和这位青年组织者（他的年龄不过二十几岁），并且得到机会旁听他和他的朋友们在那样严重形势之下开着的秘密干部会议，这是我此生永远不能忘却的万分惊奇的经历，尤其是因为我自己直到现在是一个未曾加入任何政治党派的工作者，向来做的是明张旗鼓的公开工作，从未尝过秘密工作的滋味，这次竟无意中在纽约得到一位热心的美国朋友的介绍信，无意中到美国南方看到这样紧张的“地下”工作，虽则只是他们所干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已经够我的兴奋了！我知道世界上这样努力于人类公共福利的工作者已在渐渐的多起来。
这是未来的光明灿烂的世界所放出的一线曙光！我要馨香膜拜迎接这一线的曙光！尤其使我感喟不置的，是这班朋友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都具有万分的热忱。他们向我问起中国的男女青年对于民族解放斗争的艰苦英勇，问得非常详细，表示非常浓厚的兴趣和同情。
和诸君随意纵谈，越谈越远了，现在还是让我们回转来谈谈R君所干的那件得意事情吧。那是在当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不是已经说过吗？他们已组织成了一个很健全的工会，已有工人三千的会员。说来令人难于相信，R君和他的同志们竟在那样艰危的环境中，在“五一”那一天，开个公开的全体大会！这又一“奇迹”的经过是这样：他们在事前已有很秘密的规划和很周到的布置，到了那一天，工人们在工余回家的当儿，先有一部分人到本城公共体育场去比赛足球。美国人对于体育运动是毫无足奇的，所以有一部分工人到那里去比赛足球，并不致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随着有许多工人在很短的时间内陆续溜进去，去看足球比赛！看足球比赛和比赛足球同样的不致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等到“人马”到齐，一声警号，倏忽间变成数千人的露天大会的方式。领袖们的“短小精悍”的演词当然是充分预备好的，群众们倾听的耳朵当然是充分准备好的，于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五一”劳动节大会竟得如愿开成了。首尾只开二十分钟，便用极迅速的方法分散，等到侦探们“惊悉”，大批警察乘着机器脚踏车狂奔而来的时候，群众已散得精光，支配阶级的爪牙们已到了英雄无用武的境地。美中不足的是R君自己因做主席，主持一切，走得最后，竟在会场附近被若干私家侦探绑去，他们因为大会暗中开成，使他们对主子难于交代，老羞成怒，全在R君一人身上发泄，把R君绑上汽车，到偏僻乡间去挨了一顿打，打后也交给警察局关了一个月。R君对我说，他的身体很好，所以不怕打！我望望他的身体，全身都有着健康的肌肉，尤其是两个壮健的臂膊，和一个厚厚的胸部，令人一望而知他是一个健康的青年。我问他被打的时候，他还手没有。他说靠他自己的膂力过人，也还手打他们，不过他们人数多，他一个人最后还是吃亏的。我看他的神气，只对于那次大会的成功，眉飞色舞，愉快非常，至于他个人的被打，并不觉得怎样的重要。
谈了这种情形之后，请再说明R君等怎样介绍几个前进的工人和我谈话。那几个工人都住在郊外，他们带我去访问的时候，都是下午工作时间之后。他们自己平日每次赴约，都是分开走，避免别人注目，尤其是随处可以遇到的私家侦探。因为我不认得路，他们有好几次都公决叫M女士陪我。陪的时候很别致。我和她彼此都装做一点不认识的模样。我稍远地跟在她的后面走。等到她要上街车的时候，我才紧凑上去，也踏上街车。在车里我们俩有意分开坐，彼此仍是装做不睬的样子，各付各的车费（依常例男友往往要替女友付车费）。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把戏，坐在车里不免独自一人失笑转着眼珠偷看M女士，看见她却行所无事，很严肃的坐着，我知道她对于这类事是很有经验的，不像我那样大惊小怪。那街车的去路是很远的，我恐怕一不留神，M女士走了，我还坐在车里，路途一点不知道，那岂不糟糕。所以我在表面上虽装做一点不认识她的样子，而心里却在提心吊胆，常常转着眼珠偷看着她，等到她的身体一动，我也拔起脚来就走。离开了街车，走进了乡间的幽径静悄悄地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而且天也渐渐地暗了下来，我们才并肩走。到了这个时候，我每每不由自禁地失声而笑，她嫣然问我为什么这样好笑，我说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大家很熟悉的朋友，在表面一定要装做陌生人，这是很可笑的。她被我这样提醒了，也觉得好笑。
我所见到的几个工人，以到那个铁路工人S君的家里为最有趣。M女士就是寄居在S君家里的。据她说，她为着便于工作起见，就是住的地方，都要特别谨慎，不是随便可以租住人家的房屋，以免受人陷害；S君是他们最忠实的同志里面的一个，所以她就寄居在他的家里。S君是白工，年龄大概有四十岁左右，一妻，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他的妻的年龄约三十岁，女儿四五岁，大儿子七岁。小儿子才一岁，那天生病，已送到医院里去，他的母亲刚从医院里回来，很忧虑似的。S君是铁路上的一个熟练工人，是工会里的一个重要分子。这前进工人的家庭的确有它的特色，例如他的夫人在谈话间，对我们中国民族的解放斗争，就知道了许多事实，她所表示的同情心，和她的那个前进的丈夫一样，都是和蔼诚恳得动人。据S君说，他们所住的那个小小的平房，原来是他用平日积蓄的钱向地产公司买的。
他当然没有力量一下买来，是用美国所盛行的分期付款（Installment）的法子。他已付过了四分之三的价值，但是后来因为经济恐慌日甚，一次他失了业，不能继续付款了。那地产公司真厉害，就没收了他们的这所房屋，把他以前所付过的款子也一点不顾！所以他现在住在那个屋子里，是要依常例付屋租的。他不但失去了那所房屋，而且在失业的时期里，将所有的储蓄都用光了。他谈到这里，和他共患难的那位夫人更是追想往事悲愤填膺，气得什么似的，特提高着嗓子对我喊道：“我真气死！你想在这样的社会里能不能做人！”她把依偎在她身边的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儿吓得一跳！S君在最近半年内（指当时说）才又得到铁路上一个位置。
我仔细看看他们屋里的情形，有客厅，有卧室，有餐室，有舒适的梭化，有无线电收音机，有鲜花，简单说一句，我们中国的工人固然梦想不到有这样屋子住，就是我所认识的中国的小有产者阶层，也很少很少有这样的屋子住。他们因为谈得很有劲儿，还留我一同吃晚饭。同桌的有他们两夫妇，一个女儿，一个儿子，M女士和我。桌上铺着雪白的平伏的台布，吃的东西在我看来也是很够好的了。他的那个七岁的儿子常常钉住我看，M女士问他有什么好看，他说我不像“材纳门”。我问什么缘故，他说：“你的眼睛不像材纳门！”我问：“你以前曾经看见过材纳门吗？”他说：“没有，不过在学校的书本上看见所画的材纳门，眼睛总是往上吊的，怪可怕，你的眼睛和我们的一样，所以我说你的眼睛不像材纳门。”
原来外国报或外国刊物上画中国人，总喜欢把眼角画得吊起来，好像我们在中国戏台上所看到的一样，无论花旦小生，总把眼角弄得吊起来，大花脸就更不消说了。因此，外国有许多人以为中国人的眼睛是三角形竖立起来的样子，是怪可怕的。这倒不仅这个七岁的孩子单独的意见。我把这种误会所由来的原因告诉了他，他似乎也听得懂。当S君和我谈起黑人的苦况和他们的孩子受不到教育的可怜情形，这七岁的孩子又惊奇地问着他的父亲，为什么黑人的孩子受不到教育？他的父亲向他解释道：“黑人的孩子并不比你的聪明差些，他受不到教育，是因为他的爸爸穷，受压迫。你的爸爸失了业，穷起来，你也和他一样要受不到教育的。”那孩子听了默然若有所思。我想他也许知道什么是穷，因为他亲眼看见过他的父亲过了一个时期的穷生活；但是什么是压迫，被压迫的滋味怎样，恐怕就不是他所能领会的了。
晚餐后，我们离开餐室，又同到客厅去畅谈。等一会儿，有一个铁路上的工人来访问S君，他大概是刚下工的，身上还穿着蓝布的工衣，一双手还是很脏的。S君替我们介绍之后，才知道他是生平第一次和中国人谈话。我从S君和他的谈话里，知道他的意识远不及S君的清楚；他提出了许多问题，S君都不惮烦地替他一一解释。我知道S君是在那里执行教育的任务，是要把他引到进步的路上来，以便加入一条阵线上共同奋斗。这种地方也可以看得出前进工人对于教育大众所担负的教育任务。广义的教育是超越于学校里的授课的方式，是随时随地可以执行这种任务的。我看到S君对于家人的态度，对于工伴的态度，更觉得他的确不愧是个前进的工人。我们谈到深夜，才殷勤握手而别，S君还亲自陪送我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