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之内容,从所表现的对象观察,可分为二类:一曰纯理,二曰应用。纯理者,从理论上悬一至善之鹄,研究国家当用何种组织,施政当采何种方针,等等。应用者,从实际上校其效率,研究某种组织某种方针,等等如何始能实现。此两者虽有区别,然常为连锁的关系。纯理必藉应用而始圆满,应用必以纯理为其基据。

从能表现之主格观察,亦可分为二类:一曰个人的思想,二曰时代的思想。个人的思想,为大学者或大政治家脑力所产物,其性质为有意识的创造;时代的思想,由遗传共业及社会现行习俗制度混织而成,其性质为无意识的演进。两者亦常有交光的关系,个人能开拓时代,时代亦孕育个人。

吾侪欲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其资料当求诸何处耶?以吾所见,区为四类:

第一类,学者之著述及言论。此为个人创造力之完全表现,例如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尹文孟子、荀卿、韩非贾谊董仲舒仲长统桓宽司马迁杜佑司马光郑樵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戴震谭嗣同等,皆有著述传后。吾侪将其著述爬梳整理,可以察其思想之脉络焉。此外或无著述或虽有而已佚者,则从别人所征引彼之言论以窥其思想之一斑。此惟先秦时代为较多,例如邓析思想,见于《吕氏春秋》;许行思想,见于《孟子》;惠施思想,见于《庄子》;宋钘思想,见于《孟子》、《荀子》之类是也。

第二类,政治家活动之遗迹。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不同,哲学思想为学者所独有,其发表之形式专恃著述,政治思想什九与实际问题相接触,一有机会,则不惟坐而言,直将起而行。故凡属有主张有设施之政治家,例如周公、管仲、子产、孔子、商鞅李斯、汉高祖、汉武帝、王莽、诸葛亮、崔浩、苏绰、唐太宗、刘晏、陆贽王安石明太祖张居正清圣祖曾国藩之流,无论其人为贤为不肖,其事业为成为败,要之其关于政治上之设施,皆其思想之现于实者也。故此等人之传记,实斯学主要资料之一种。

第三类,法典及其他制度。政治思想之实现,恒结晶以变为成文之法典及其他单行制度,例如《周官》、《法经》、《汉律》、《汉官》、《唐律》、《唐开元礼》、《元典章》、《明会典》、《清律例》、《清会典》,乃至如《通典》、《文献通考》等类之政书,与夫历代诏令奏议,凡此类法制之书,虽大半递相沿袭,而其间有所损益,恒必与其时代之要求相应,此即彼时代政治思想之表现也。至于立法时赞成、反对之意见表于言论者,尤足为时代思想之徽帜,自无待言。

第四类,历史及其他著述之可以证察时代背景及时代意识者。凡思想皆应时代之要求而发生,不察其过去及当时之社会状况,则无以见思想之来源。凡一思想之传播,影响必及于社会,不察其后此之社会状况,则无以定思想之评价。故欲治政治思想史,必须对于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风俗史等有相当之准备,然后其研究不至歧误。又各时代中一般人(指学者及政治家以外之人)之言论,往往有单辞片语,优足为当时多数人意识之代表,非博观而约取之,不足以觇时代思想之全内容。此种资料,既无完善之成书可供采择,则亦惟泛求诸群籍而已。

上四类,前二类为研究个人思想之资料,后二类为研究时代思想之资料。其实两者有交光的关系既如前述,则此种界限,殊无取细分也。以吾所见,中国政治思想史现存之资料,可谓极丰富,独惜散在群籍,非费极大之劳力,不能搜集完备,且非有锐敏的观察力,时复交臂失之。此则凡治国故者所共感之苦痛,不徒本问题为然耳。

资料审择,又为治国故者一种困难之业。因古来伪书甚多,若不细加甄别,必致滥引而失真。例如以《内经》均黄帝思想,以《阴符》为太公思想,以《周礼》为周公思想,以《家语》、《孔丛子》所记为孔子思想,以《列子》、《关尹子》、《鬼谷子》等书各为其本人思想,乃至以《伪古文尚书》为三代时思想,杂谶纬诸书为邃古时思想,如是必至时代背景与思想系统完全混乱,而史之作用全失。

不惟伪书而已,即真书中所记古事古言,亦当分别观之。盖古代著述家,每将其理想托诸古人以自重。孟子称“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岂惟许行,实亦可谓有为尧舜之言者孔丘孟轲;有为大禹之言者墨翟;有为黄帝之言者庄周也。(《韩非子·显学》篇云:“孔子墨子同道尧舜,而趋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可复生,谁与辩儒墨之诚乎?”此语最能道出先秦诸子托古之真相。)故虽以此等大哲之著书确实可信者,其所述先代之事迹及言论,大半只能认为著书者之思想,而不能尽认为所指述之人之思想。又不惟专家著述为然,即诸经诸史中资料,亦当加审慎。孟子论治《诗》也,谓当“不以辞害意”;其论治《书》也,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盖史迹由后人追述,如水经沙滤,必变其质。重以文章家善为恢诡詄荡之辞,失真愈甚。吾侪既不能吐弃此等书以孤求史迹,而其所记载又玉石混淆,则惟有参征他种资料,略规定各时代背景之标准,其不大缪于此标准者则信之而已。此则治一般史之通例,其方法非本书所能胪述也。

辨别伪书,凡以求时代之正确而已,不能因其伪而径行抛弃。例如谓《管子》为管仲作,《商君书》为商鞅作,则诚伪也。然当作战国末法家言读之,则为绝好资料。谓《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书,则诚伪也。然其中或有一小部分为西周遗制,其大部分亦足表现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之交之时代背景,则固可宝也。又如《内经》决非黄帝时代书,自无待言,然其书实战国末阴阳家言所荟萃,阴阳家如邹衍之徒著述已佚,此书即其绝好之代表品也。《列子》非列御寇作而为晋人伪撰,亦略有定评,然晋人学说,传今无几,即以此书觇当时时代意识之一斑,计亦良得也。

尤有一类资料决当拣弃者。汉代策问郡国所贡士,已开奖借空言之渐,唐宋以还,斯风弥扇。如韩愈杜牧苏洵、轼、辙父子兄弟之徒,多以好为肤廓之政论,滥博盛名。明清末流,帖括播毒,谈政本必“危微精一”,论政制必“封建井田”,尘土羹饭,屡嚼而秽不惭,优孟衣冠,久假而归无日。凡兹谰言,概宜芟汰。要之学者之学说,当以有无创造力为价值标准;政治家之绩业,当以有无责任心为价值标准。合此标准,可以厕诸思想之林,否则毋慁我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