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政治哲学之根本观念,略已说明,今当进观其对于政治组织之见解何如。墨家论社会起原,有极精到之处,而与儒家(荀子)所论微有不同。其言曰: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同滋,益也)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焉。……(《尚同上》)

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既以(同已)立矣,以为唯其耳目之请(毕沅云:请当为情),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是故选择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尚同中》)

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是以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尚同下》)

此与荀子《礼论》、《王制》诸篇所言略同。而有异者,荀子从物的方面观察以为非组织社会无以剂物之不赡;墨子从心的方面观察,以为非组织社会无以齐义之不同。墨子所说,与欧洲初期之“民约论”酷相类。民约论虽大成于法之卢梭,实发源于英之霍布士及陆克。彼辈之意,皆以为人类未建国以前,人人的野蛮自由,漫无限制,不得已乃相聚胥谋,立一首长。此即国家产生之动机也。其说是否正当,自属别问题,而中国二千年前之墨子,正与彼辈同一见解。墨子言:“明乎天下之乱生于无正长故选择贤圣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孰明之?自然是人民明。孰选择之?自然是人民选择。孰立之孰使之?自然是人民立人民使。此其义,与主张“天生民而立之君”的一派神权起原说,及主张“国之本在家”的一派家族起原说,皆不同。彼以为国家由人民同意所造成,正与民约论同一立脚点,《墨经》云:

君臣萌,通约也。(《经上》)

即是此意。

国家成立后又如何?墨家所主张,殊不能令吾侪满志,盖其结果乃流于专制。彼之言曰:

正长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尚同上》)

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尚同中》)

篇名《尚同》,尚即上字。凡以发明“上同于天子”之一义而已。以俗语释之,则“叫人民都跟著皇帝走”也。就此点论,与霍布士辈所说,真乃不谋而合。霍氏既发明民约原理,却以为既成国以后,人人便将固有之自由权抛却,全听君主指挥。后此卢梭派之新民约论,所批评修正者即在此点。墨家却纯属霍氏一流论调,而意态之横厉又过之。彼盖主张绝对的干涉政治,非惟不许人民行动言论之自由,乃并其意念之自由而干涉之,夫至人人皆以上之所是非为是非,则人类之个性,虽有存焉者寡矣。此墨家最奇特之结论也。

墨家何故信任天子至如此程度耶?彼之言曰:

天子之视听也神……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尚同下》)

然则天子又何故能如此耶?彼宗盖更有“尚贤”之义在。道家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墨家正相反,其言曰:

何以知尚贤为政之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尚贤中》)

……且夫王公大人……不察其知而以其爱,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夫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则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将以日治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修;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此则治其一而弃其九也。……(《尚贤中》)

此论盖针对当时贵族政治及私幸政治而言,其陈义确含真理。若今之中国,真所谓“以愚者为政于智者”,“不能治千人而使处乎万人之官”也。墨家以尚贤尚同两义相结合,其所形成之理想的贤人政治则如下:

是故里长者里之仁人也。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闻善而(同如,训为或)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汝也)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乡长惟能壹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乡长者乡之仁人也。乡长发政乡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国君。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国君惟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国君发政国之百姓言曰……天子之所是,必皆是之;天子之所非,必皆非之……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尚同上》)

墨家以国君即一国之仁人、乡长即一乡之仁人、里长即一里之仁人为前提,则里人效法里长乃至国人效法国君,诚为最宜。问何以能得一国之仁人为国君乃至得一里之仁人为里长,则又以天子即天下之仁人为前提,国君以下,皆由此天下之仁人所选择,而此天下之仁人固能尚贤者也。然则最后之问题,是要问如何方能使天子必为天下之仁人。以尧舜为父而有丹朱商均,则“大人世及以为礼”,必不能常得仁人,至易见矣。故墨子书中,绝无主张天子世袭之痕迹。彼言“选择贤能圣智辩慧者立以为天子”,则其主张选举甚明,然由谁选耶?以何法选耶?惜墨子未有以语吾侪,吾侪欲观其究竟,须更从别方面研究之。

吾侪须知,墨子非哲学家,非政治家,而宗教家也。墨子有其极崇高极深刻之信仰焉,曰“天”。其言曰:

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杀不辜者谁也?则人也。予之不祥者谁也?则天也。(《天志上》)

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则得祸。(同上)

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然有不为天之所欲而为天之所不欲,则夫天亦且不为人之所欲而为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疾病祸祟是也。(《天志中》)

篇中此类语极多。要而论之,墨家所谓天,与孔老所谓天完全不同。墨家之天,纯为一“人格神”。有意识,有感觉,有情操,有行为,故名之曰“天志”。其言曰:

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天志上》)

墨家既以天的意志为衡量一切事物之标准,而极敬虔以事之,因此创为一种宗教,其性质与基督教最相逼近,其所以能有绝大之牺牲精神者全恃此。

明乎此义,则其政治上最高组织之从何出?可得而推也。墨家既为一个宗教,则所谓“贤良圣智辩慧”之人,惟教主足以当之。教主死后,承袭教主道统者,亦即天下最仁贤之人。墨家有一极奇异之制度焉,墨子既卒,全国“墨者”中盖公立一墨教总统,名曰“巨子”,《庄子·天下》篇云:

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于今不绝。

吾侪从先秦著述中,墨家巨子之名可考见者尚三人。(孟胜、田襄子、腹䵍。)盖其制度与基督教之罗马法王极相类。所异者,罗马法王由教会公举,墨家巨子则由前任巨子指定传授于后任者。又颇似禅宗之传衣钵也。(看《吕氏春秋·去私》篇)由此推之,巨子即墨家所公认为天下最贤能圣智辩慧之人。所谓“立以为天子”者,宜非此莫属矣。故墨教若行,其势且成为欧洲中世之教会政治,此足为理想的政治组织耶?是殆不烦言而决矣。

墨家思想之俊伟而深挚,吾侪诚无间然。但对于个人生活方面,所谓“其道大觳天下不堪”,此其所短也。对于社会组织方面,必使人以上所是非为是非,亦其所短也。要而论之,墨家只承认社会,不承认个人。据彼宗所见,则个人惟以“组成社会一分子”之资格而存在耳。离却社会,则其存在更无何等意义。此义也,不能不谓含有一部真理。然彼宗太趋极端,诚有如庄子所谓“为之太过已之太顺”者。(《天下》篇评墨家语)结果能令个人全为社会所吞没。个性消尽,千人万人同铸一型,此又得为社会之福矣乎?荀子讥其“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见上),盖谓此也。

最后于墨家后学当附论数言。战国中叶以后,儒墨并称,其学派传播之广可想。其最著者,则有惠施、公孙龙一派。世称之曰“别墨”。盖专从知识论方面发展,与政治较为缘远。然惠施言“泛爱万物天地一体”(见《庄子·天下》篇),公孙龙曾与赵惠王燕昭王论偃兵,是皆能忠于其教者。

次则有宋钘、尹文一派。宋钘即《孟子》之宋牼(或亦即《庄子》之宋荣子),其欲以“非攻”、“不利”之说说秦楚罢兵,孟子尝与之上下其议论。尹文子有著书,今存。《汉书·艺文志》列诸名家。《庄子·天下》篇以二人合论,则其学派相同可想。盖皆墨家之流裔也。《天下》篇云: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说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

观此则两人学风及其人格的活动,殆全与墨子同。“非攻寝兵”、“虽饥不忘天下”,此其最显著者矣。“无益于天下者,则以为明之不如已”,此亦实用主义之一征也。内中宋钘之特别功绩,则在其能使墨家学说得有主观的新生命。荀子尝记其言曰:

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也。知见侮之为不辱,则不斗矣。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之欲寡也。(《正论》篇)

墨家固常劝人勿斗。然大率言斗之两不利,是属客观计较之论也。宋子推原人何以有斗?皆因以见侮为辱而起,故极力陈说见侮之并不足为辱,使之释然。此以理性的解剖改变人之心理作用以塞斗之源也。墨家教人以自苦为极,是纯以义务观念相绳而已。宋子则以为人之性本来不欲多得而欲寡得,然则“五升之饭不得饱”,适如我所欲,非苦也而乐矣。此又以理性的解剖改变人之心理作用使共安于“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也。庄子称之曰:“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谓其专就人之心理状态立论,而一切实践道德,皆指为内心所表现之行为也。盖墨家唯物论色彩太重,宋子宗其说而加以唯心论的修正。墨家以社会吞灭个性,宋子则将被吞之个性,从新提絜出来作社会基础。故《天下》篇以彼为崛起于墨翟、禽滑釐之外而别树一宗也。

尹文子则墨法两家沟通之枢纽,其详当于次节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