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更有一特色焉,曰“交利主义”。儒家(就中孟子尤甚)以义与利为极端不相容的两个概念,墨家正相反,认两者为一。《墨经》云:

义,利也。(《经上》)

又云:“忠,以为利而强君也。”“孝,利亲也。”其意谓道德与实利不能相离,利不利即善不善的标准。若此,吾得名之曰“义利一致观念”。墨子书中,恒以爱利并举,如“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中、下),“爱利万民”、“兼而爱之,从而利之”(俱《尚贤中》),“众利之所生,从爱人利人生”(《兼爱下》),“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兼爱中》),“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法仪》),“若见爱利国者必以告,亦犹爱利国者也”(《尚同下》)。诸如此类,不可枚举。然则彼所谓利者究作何解耶?吾侪不妨以互训明之,曰“利,义也”,兼相爱即仁,交相利即义,义者宜也,宜于人也。曷为宜于人?以其合于人用也。墨家以为凡善未有不可用者,故义即利,惟可用故谓之善。故利即义,其所谓利者,决非个人私利之谓,墨子常言:

中国家百姓万民之利。(《非命》上、中、下)

反中民之利。(《非乐上》、《非攻下》)

可见彼所谓利,实指一社会或人类全体之利益而言。然则彼曷为不曰“中义”而曰“中利”耶?彼殆以为非以利定义之范围,则观念不能明确,儒家无义战,墨家非攻,其致一也。然宋牼欲以不利说秦楚罢兵,孟子以为不可,宋牼固墨者也。墨家以不利故非攻,其言曰:

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两不利也。(《贵义》)

彼更为妙喻以明之曰:

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今大国之攻小国,攻者(即所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耕柱》)

以俗语释之,则“彼此不上算”而已。彼固屡言“大为攻国”者之“不义”也。何以明其不义?彼以不上算之故,明其不义。大抵凡墨家所谓利,皆含有“两利”的意思,故曰“交相利”。社会人人交相利,即社会总体之利也,彼曷为常以利为教耶?墨子曰:

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厌。(《节用中》)

《墨经》又云:“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彼盖深察夫人情欲恶之微,而思以此为之导。质言之,则利用人类“有所为而为”之本能,而与儒道两家之“无所为而为主义”恰相反也。

墨家所谓利之观念,自然不限于物质的,然不能蔑弃物质以言利,抑甚章章矣。故墨家之政治论,极注重生计问题,其论生计也,以劳力为唯一之生产要素,其言曰:

人固与禽兽糜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同虽)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非乐上》)

墨家以为人类既非劳作不能生存,则人人皆必须以劳作之义务偿其生存之权利,而且劳作要极其量。庄子称述之曰:

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通……九州也……禹亲自操橐耜……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天下》篇)

其奖厉劳作之程度,至于“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真可谓过量的承当矣。然而墨家并非如许行之流,专重筋肉劳力而屏其他。(现俄国劳农政府之见解即如此。)彼承认分业之原则,以为当

各从事其所能。(《节用中》)

各因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公孟》)

墨子设喻曰:

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同掀),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耕柱》)

故彼常言“竭股肱之力,亶(亶同殚。弹,尽也)其思虑之智”。此与孟子言“或劳心或劳力”正同。不问筋力劳作脑力劳作,要之,凡劳作皆神圣也。只要能吃苦能为社会服务,皆是禹之道,皆可谓“墨”。惟“贪于饮食惰于从事”之人,则为“罢(同疲)不肖”(《非命上》),墨家所决不容许也。

墨家常计算劳力所生结果之多寡以审劳力之价值,而判其宜用不宜用。彼有一极要之公例,曰:

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圣王弗为。(《节用中》)

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辞过》)

此义云何?彼举其例曰:

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锦绣文采靡曼之衣,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单(同殚,尽也)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辞过》)

其意以为衣服之用,取暖而已。帛视布不加暖,故制帛事业,即“加费不加利于民”,其劳力为枉耗也。就此点论,墨家亦可谓为“效率主义”或“能率主义”。只要能“加利”,则劳费非所惜,下而机器,上而社会组织等,但使有用于人生,则虽出极重之代价亦所不辞。反之若不加利,则虽小劳小费,亦所反对。最不加利者维何?则个人或特别阶级所用之奢侈品是也。墨家以为无论何人,其物质的享用,只以能维持生命为最高限度(以最低限度为最高限度),逾此限者谓之奢侈,奢侈者则为

亏夺民衣食之财。(《非乐上》)

彼宗所以特标节用、节葬、非乐、非攻诸教条者,其精神皆根本于此。然则各人劳力所出,除足以维持自己生命外即可自逸耶?墨家于此有最精要之一道德公例焉,曰:

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尚同上》)

此二语墨子书中屡见不一见。(《天志》、《辞过》、《兼爱》诸篇皆有。)彼所谓“交相利”者,其内容盖如是。余力相劳,即“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余财相分,即“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就此点论,可谓儒墨一致。

墨家此种交利主义,名义上颇易与英美流(就中边沁一派)之功利主义相混。然有大不同者,彼辈以“一个人”利益为立脚点,更进则为“各个人”利益之相加而已。(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墨家全不从一个人或各个人著想,其所谓利,属于人类总体,必各个人牺牲其私利,然后总体之利乃得见。《墨经》云:

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经上》)

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经说上》)

“害,所得而恶也。”(见上)为身之所恶,即是对于己身取害不取利,故曰“损己”。何故损己?盖有其所为。(读去声。)何为?为人。非为一人,为全人也。墨家交利主义,所以能在人生哲学中有重大意义者在此。

墨家与儒家最相反之一点曰“非乐”。非乐者,质言之,则反对娱乐而已。孔子言“智者乐”,言“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言“乐以忘忧”,言“不改其乐”。《大学》言“乐其乐而利其利”,孟子言“君子有三乐”,言“尊德乐道”,荀子言“美善相乐”,诸如此类,更仆难数。彼宗盖以为娱乐之在人生有莫大价值。故礼乐并重,乐即所以为娱乐,《戴记》中《乐记》及荀子《乐论》言之详矣。墨家宗旨,“以自苦为极”,其非乐论,排斥音乐固矣。实则凡百快乐之具,悉皆“非”之。观《非乐》篇发端历举“钟鼓琴瑟竽笙之声,刻镂文章之色,刍豢煎炙之味,高台厚榭邃野之居”可见也,然则其“非乐”之理由安在?彼之言曰:

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同已)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恶许犹言何许,言吾将何所用之也。)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去声)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非乐上》)

此言乐器之为物,“加费不加利于民”,所以可“非”。全篇之意,或言听乐废时旷事,或言奏乐劳民耗财,其大旨皆同归于此一点。质言之,仍是“上算不上算”之问题而已。吾侪于此发见墨家学说一大缺点焉。彼似只见人生之一面而不见其他一面,故立义不免矛盾,谓彼贱精神尊物质耶?是决不然。彼固明明为有最高精神生活之人,而且常以此导人者也。虽然,其以计算效率法语生活之实际也,则专以物质为其计算之范围,如何而“农夫蚤出暮入耕稼树艺”以供食,如何而“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纴”以给衣(《非乐上》),如何而“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以繁生殖(《节用上》),凡有妨害此等事者举皆“非”之。一若人所以能生活仅恃此者然,墨子殆万不得已姑承认人类之有睡眠耳。苟有一线之路可以不承认,恐彼行将“非”之。何也?二十四小时中睡去八小时,则全人类劳作之产品已减其三分之一,“不上算”莫甚焉。彼之非乐论,其出发点,正类此也。“劳作能率”之说,在现代已为科学的证明,故即就上算不上算论,谓废娱乐可以增加劳作,亦既言之不能成理。老子曰: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墨子之非乐(反对娱乐)是仅见有之之利,而不见无之之用也。是犹筑室者以室中空虚之地为可惜,而必欲更辇瓴甓以实之也。故荀子评之曰:

墨子蔽于实而不知文。(《正论》篇)

盖极端的实用主义,其蔽必至如是也。程繁亦难墨子曰:

昔者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息于瓴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能至耶。(《三辩》)

庄子亦痛论之曰:

……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天下》篇)

庄子此论,可谓最公平最透彻。盖欲以此为社会教育上或政治上之轨则,其不可行正与道家“小国寡民……”云云者同。何也?皆“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也。

抑吾侪所不慊于墨家者犹不止此,吾侪以为墨家计算效用之观念,根本已自不了解人生之为何,墨家尝难儒家曰:

子墨子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公孟》)

尊实利主义者,或引此以为墨优于儒之证。谓儒家只会说个“什么”,墨家凡事总要问个“为什么”,吾畴昔亦颇喜其说,细而思之,实乃不然。人类生活事项中,固有一小部分可以回答出个“为什么”者,却有一大部分回答不出个“为什么”者。“什么都不为”,正人生妙味之所存也。为娱乐而娱乐,为劳作而劳作,为学问而学问,为慈善而慈善……凡此皆“乐以为乐”之说也。大抵物质生活——如为得饱而食为得暖而衣,皆可以回答个“为什么”。若精神生活,则全部皆“不为什么”者也。试还用墨子之例以诘之曰:“何故为生活?”墨家如用彼“所以为室”一类之答案,吾敢断其无一而可。最善之答案,则亦曰“生以为生”而已矣。墨家惟无见于此。此其所以“不足为圣王之道”也。

虽然,墨子固自有其最高之精神生活存,彼固以彼之自由意志力,遏其物质生活几至于零度以求完成其精神生活者也。古今中外哲人中,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善夫庄子之言曰:

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天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