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此百家所同也。“天下”云者,即人类全体之谓,当时所谓全体者未必即为全体,固无待言,但其彀的常向于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以行,而不以一部分自画。此即世界主义之真精神也。先秦学者,生当诸国并立之时,其环境与世界主义似相反,然其学说皆共向此鹄无异同,而且积极的各发表其学理上之意见,成为一种“时代的运动”。其在儒家,孔子作《春秋》,第一句曰“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云: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纪年以鲁国,因时俗之国家观念也。而正月上冠以一“王”字,即表示“超国家的”意味。《春秋》之微言大义,分“三世”以明进化轨迹。第一“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第二“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第三“太平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夷狄进至于爵”。(《公羊传》注哀十四年)盖谓国家观念,仅为据乱时所宜有,据乱云者,谓根据其时之乱世为出发点而施之以治也,治之目的在平天下。故渐进则由乱而“升”至于平,更进则为“太平”,太犹大也。太平之世,非惟无复国家之见存,抑亦无复种族之见存,故《论语》云: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将自己所有文化,扩大之以被于全人类,而共立于平等的地位,此吾先民最高理想也。故《论语》又云: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中庸》亦云:

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

即此数语,其气象如何伟大,理想如何崇高,已可概见。至孟子时,列国对抗之形势更显著,而其排斥国家主义也亦更力。其言曰:

天下恶乎定?定于一。

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孟子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无已,则王乎。”凡儒家王霸之辨,皆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辨也。所不慊于齐桓晋文者,为其专以己国为本位而已。

道家以自然为宗,其气象博大,亦不下于儒家。《老子》书中言“以天下观天下”、“以无事治天下”、“抱一为天下式”。诸如此者不一而足,其为超国家主义甚明。

墨家言兼爱,言尚同,其为超国家主义也更明。抑彼宗之世界主义,尤有一极强之根据焉,曰“天志”。彼之言曰:

何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墨子·天志上》)

且夫天之有天下也,辟(同譬)之无以异乎国君诸侯之有四境之内也。今国君诸侯之有四境之内也,夫岂欲其臣……民之相为不利哉。今若……处大家则乱小家,欲以此求赏誉,终不可得,诛罚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将无己(同以)异此。今若处大国则攻小国……欲以此求福禄于天,福禄终不得,而祸祟必至矣。(《墨子·天志中》)

天之视万国兆民其爱之如一,利之如一。故凡人类之受覆育于天者,皆当体天之志以兼相爱而交相利。故曰:

视人之国若其国。

如此,则国家观念,直根本消灭耳。《尚同》篇言以“天子壹同天下之义”,其世界主义的色彩,最明了矣。

法家本从儒道墨一转手,其世界观念,亦多袭三家。但彼最晚出,正当列强对抗竞争极剧之时,故其中一派以“富国强兵”为职志,其臭味确与近世欧美所谓国家主义者相类,无庸为讳也。显然,彼辈之渴望统一,与余宗同,特所用手段异耳。勉以今语比附之,则儒墨可谓主张联邦的统一,平和的统一;法家可谓主张帝国的统一,武力的统一也。其后秦卒以后者之手段完成斯业,然而不能守也。汉承其绪,参用前者之精神,而所谓“定于一”者乃终实现焉。

当时人士,异国间互相仕宦,视为固然,不徒纵横家之朝秦暮楚而已。虽以孔墨大圣,亦周历诸侯,无所私于其国。若以今世欧洲之道德律之,则皆不爱国之尤者,然而吾先民不以为病,彼盖自觉其人为天下之人,非一国之人,其所任者乃天下之事,非一国之事也。

欧洲幅员,不当我半,而大小国数十。二千年来,统一运动虽间起,卒无成效。德法夹莱因河而国,世为仇雠,麋烂其民而战,若草芥然。巴尔干区区半岛,不当我一大郡,而建国四五,无岁无战。我国则秦汉以降,以统一为常轨,而分裂为变态,虽曰干戈涂炭之苦亦所不免乎,然视彼固有间矣。谓彼由民族异性各不相下耶,我之民族,亦曷尝不复杂,而终能冶为一体,则又何也?我之统一,虽物质上环境促成之者亦与有力,然其最主要之原因,则圣哲学说能变化多数人心理,抟之以为一也,吾固言之矣。同类意识,宜扩大不宜缩小。使吾先民常以秦人爱秦越人爱越为教,则秦、越民族性之异,又宁让德法!吾惟务滋长吾同类意识,故由异趋同;彼惟务奖借其异类意识,故异者益异。呜呼!心理之几至微,而末流乃滔天而不可御。吾侪诚欲抱吾卞和之璞以献彼都,不审竟遭刖焉否耳。